盘点2017年全球经济：靓丽背后的松紧游戏

201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十年来首次实现同步增长，国际贸易也因全球需求改善而进一步复苏。全球货币政策整体上来看正由极度宽松转为逐渐收紧，但路径选择仍有分歧。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全球经济在2017年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主要经济体同步增长，国际贸易也因全球需求改善而进一步复苏。随着经济周期性转好，全球货币政策整体上来看正由极度宽松转为逐渐收紧，但各经济体央行的路径选择仍有分歧。而由于此轮经济复苏与历史相比仍然偏弱，许多国家继续在财政政策上发力，继续实施减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刺激措施。在发达经济体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或松或紧的冲击下，中国该如何应对？

全球主要经济体十年来首次同步增长

全球经济在2017年获得较为强劲的周期性增长，投资、贸易、工业生产、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均得到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多次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10月的报告中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7月的3.5%上调至3.6%。

此外，今年全球主要国家十年来首次出现同步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追踪的所有45个国家今年料都将录得增长，这是2007年以来的首次，其中33个国家预期将比上一年加速增长。

在较为有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势头料将持续，且范围会覆盖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10月，IMF预计2018年全球GDP增速将从2017年的3.6%上升至3.7%，摩根士丹利预计明年全球GDP增速将达到3.8%，高盛则将其上调为4%。尽管如此，朝核问题、意大利大选，以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短期内仍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不确定性。

保护主义挡不住全球贸易和FDI复苏

2017年全球贸易在逆全球化的阻力下复苏，料将收获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增长，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预期也将反弹。

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年9月将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预期从4月的2.4%上调至3.6%，这远高于2016年1.3%的增速。2012年以来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的局面有望终结，今年贸易增速与全球GDP增速之间的比率有望回升到1.3:1，这一比率传统上一直处在2:1，但金融危机后的10年里下降为1:1。

在经历了2015年的增长后，因经济增长疲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去年下降了2%，至1.75万亿美元，但2017年全球FDI将温和反弹，这主要是因为，制造业和贸易改善预期使发达经济体增速加快，而大宗商品价格反弹预期也推动新兴经济体复苏，全球主要地区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改善增强了企业信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今年6月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称，2017年全球FDI预期将小幅增加5%，至约1.8万亿美元，2018年将继续增加至1.85万亿美元左右，但仍低于2007年1.9 万亿美元的峰值。

尽管全球贸易和投资今年明显复苏，但威胁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依然存在，并可能削弱未来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这些风险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由言语化为实际行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

WTO也预计，2018年全球贸易增长将不可能维持今年这样快的增速，第一，2017年的基数较大；第二，发达市场的货币政策预期将收紧；第三，中国的财政扩张和宽信贷将得到控制，以防止经济过热。鉴于这三个原因，WTO预期2018年全球贸易将增长3.2%，预期区间为1.4%-4.4%。

全球央行政策分歧增加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纷纷祭出量化宽松（QE）、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稳步复苏，主要央行也随之开启或继续其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不过，由于各经济体复苏情况不一，全球货币政策分歧增加。

因美国经济复苏较为强劲，劳动力市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充分就业，美联储今年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分别在3月、6月和12月各加息25个基点，此外，还从10月开始逐渐缩减其规模达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不过，目前通胀持续达不到2%的目标是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面临的最大“麻烦”。尽管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至4.1%的历史低位，但劳动力市场供给趋紧尚未反映到薪资和物价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孙树强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在不出现大的负面冲击的情况下，2018年美联储将会继续推进加息和缩表，但节奏将会视实际经济情况和通货膨胀是否达到目标而定。“参议院已通过特朗普税改方案，如果未来税改对美国经济起到一定提振作用，通货膨胀达到美联储的目标，那么货币政策将会加快紧缩节奏。”他说。

高层人事变动也给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决策增加了不确定性。现任理事鲍威尔将在明年2月接替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预计将继续耶伦时代的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今年11月提名了被认为偏“鹰派”的康奈尔大学教授古德弗兰德（Marvin Goodfriend）任美联储理事，此外，倾向于支持放松对华尔街金融机构监管的夸尔斯也在早些时候被任命为理事。美联储理事拥有货币政策投票权，这些“新面孔”势必使得美联储未来的政策决策与此前有所不同。

面对美联储的货币紧缩，其他主要央行则“有所为有所不为”。由于担心通胀上升，加拿大央行今年7月上调基准利率，成为发达市场央行中首个追随美联储加息的央行。因为经济数据强于预期，加拿大央行9月再次加息。

因脱欧导致英镑走软进而推高了进口商品价格和通胀，今年11月，英国央行时隔10年首次上调基准利率。不过，英国央行目前面临的情况非常棘手，一方面，英国经济在脱欧阴影下面临下行压力，另一方面，英国11月通胀同比增速已达3.1%，如果为对抗通胀而再次加息，经济下行的风险就会增加。

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则对收紧货币政策持谨慎态度。尽管欧洲央行已经将2018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从9月的1.8%上调至2.3%，但依然对欧元区经济复苏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并表示不急于跟随美联储加息。欧洲央行认为，欧元区通胀在2018年和2019年会低于2%的目标。

在今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欧洲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00%不变，并预期利率将在较长时间里保持在当前水平上。此外，欧洲央行还计划从明年1-9月每月减半购买300亿欧元资产，若有需要将延长，这与该行10月议息会议上的决定一致。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在完全停止购债后才会加息，即在2019年末。不过，如果通胀加速上升，欧洲央行可能会加速退出资产购买。

日本经济今年温和扩张，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日本经济已经实现连续七个季度增长。尽管如此，通胀依然远远低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在12月21日的议息会议上，日本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1%不变，并决定继续购买日本政府债券，购债规模维持在目前的每月80万亿日元，以使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近零附近。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日本央行不着急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他还表示，如果通胀达到2%的势头减弱，日本央行将考虑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央行间的货币政策分歧似乎更大。在美联储12月13日加息后，中国人民银行将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利率小幅上调5个基点，土耳其央行也将借贷利率上调50个基点。

不过，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央行则逆美联储而行。俄罗斯央行本月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降幅超出此前预期的25个基点，这已经是俄罗斯央行今年内第六次降息。为刺激经济复苏，巴西央行本月也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这是巴西央行连续第10次降息。

美国“减税大礼包”冲击全球

尽管货币政策正常化是过去一年市场关注的焦点，但全球财政政策也因为美国的“大动作”而吸引了全球目光。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除了可能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外，美国税改也会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可能引发全球减税潮，并改变全球资本流动格局。

有关大幅削减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还存在争议。有经济学家表示，在目前美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实施减税对其经济增长意义不大。美国经济复苏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实际GDP也首次追赶上了潜在GDP，此时实施财政刺激可能并不会得到特朗普政府预期的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效果。

不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微小，经济学家认为减税还会给美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除了使美国联邦赤字在未来10年增加约1.5万亿美元外，减税还会给美国带来通胀上升、利率上行、贸易赤字扩大的风险，此外，还会大幅减少美国未来实施财政政策的空间，因为，在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已然高企的情况下，这次减税意味着下一次危机到来时政府实施财政刺激的空间减小。

美国税改之所以为引发全球关注，是因为大幅削减企业税以及对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减税将在全球产生外溢效应。减税法案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将企业税从此前的35%大幅削减至21%，这意味着美国从OECD中企业税最高的国家变为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将帮助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改善美国的营商环境，从而为其他国家造成减税压力，进一步推动已经开启的全球减税潮。

例如，日本政府在美国参议院通过税改法案后表示，正在讨论一项鼓励公司加薪和投资以提高生产率的政策，途径是将相关公司的税率最低减少至20%。自安倍晋三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至今，日本企业整体实际税率已经从37%下降到了29.97%。在从明年4月开始的2018财年，该税率预计将继续下降至29.74%。

实际上，为刺激经济增长，最近几年许多国家都在酝酿减税。根据OECD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2016年，在OECD 35国再加上南非、阿根廷这37个国家中，共有12个国家降低了企业税，或者通过减税法案，其中很多减税是作为其长达数年税改的一部分。持续削减企业税使得OECD 35国的平均企业税率从2000年的32.2%下降到2016年的24.7%。

报告还指出，2017年，共有8个国家实施了减税，平均减税幅度达到2.7个百分点，其中，匈牙利的减税幅度最大，企业税率从接近20%大幅降低至9%。

美国税改中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将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纳税转为“属地制”。这一规定叠加削减企业税，可能对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对界面新闻表示，美国减税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将在中期内提振美国国内的投资回报率，从而促进其他国家的资本从美国流动。

中国该如何应对“特朗普新政”？

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离不开中国经济的贡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9%，结束了去年的下降态势。不过，第三季度GDP增速微幅放缓至6.8%，并且，经济学家预期这种趋势很可能在四季度延续。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额有望取得两位数的增长，这将扭转2015与2016年对外贸易额下滑的势头。不过，由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特朗普上台后将贸易保护主义“大棒”频频挥向中国，不仅对进口自中国的钢板征收“双反”关税，还对中国知识产权发起“301调查”。此外，特朗普还在其任期内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对手，指责中国实行旨在削弱美国的经济侵略政策，并提出要加强在经贸和投资方面对美国经济利益的保护。

对外经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对界面新闻表示，特朗普当政期间以及今后，中美贸易摩擦都可能增多。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回归，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呈现横向化趋势，相互竞争的产业增多，出现贸易摩擦难以避免。

但是，双方政府都有责任管控摩擦，使得中美经贸关系能够维持大体平稳发展。中美之间经济合作的空间非常大。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进一步开放，今年已经下调了很多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今后还可能逐步降低汽车关税。同时中国已经公布了金融、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投资开放时间表。

“中国愿意向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迅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但是，中国也希望美国遵守WTO承诺，对于违反WTO承诺的行为以及单边主义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并对违规行为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崔凡称。

对于美国大幅削减企业税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张明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从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减税的确有可能导致中国的资本外流加剧，并进而造成人民币贬值压力。

他认为，要应对美国减税，中国可采取的措施，一是也进行减税，二是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国内的投资回报率，三是在短期内通过加强资本外流管制来防范资本大规模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