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心中萌生了做医生的梦想。只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两个小孩溺水，大家手忙脚乱地把孩子们拖上岸，却不知如何施救。直到医生赶来，众人才松了一口气。那一刻，人们满怀希望地看着医生的眼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我心目中显得格外伟大而神秘。或许从那时起，治病救人就成了我梦想的职业。
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毕业时年仅15岁，填报志愿全凭老师和父母的安排。最终，我被师范学院录取。读了一年多后，我心中对医学依然有强烈的渴望，于是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希望能考上医学院。然而，命运再次捉弄了我：老师擅自在我的志愿表上加上了“服从安排”的选项，结果我被农业大学录取。拿到通知书后，我并不甘心，但在父亲和他那些农业大学毕业、如今在县城任职的同学朋友的劝说下，我最终还是扛不住压力，前往农业大学报到。
尽管我争取到了第二次高考的机会，命运却似乎不肯让我踏入医学院的大门。
当医生的梦想看似不可能了，但它始终深藏在我心底。
有一天，我从农业大学沿着山路散步，经过泰山医学院门口，又在医学院旁的冯玉祥墓前练了一会儿武术。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如果能转到泰山医学院上学，既能实现当医生的梦想，又能在这片地方练武，岂不是两全其美？然而，在80年代初期，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尤其是跨专业转学，简直是闻所未闻。当时，农大曾有一名学生因试图从畜牧专业转到园林专业，被学校以“不热爱本专业”为由开除。
貌似不可能的事，但是不试怎能甘心？我天性敢想敢干，想到就要去做。
于是，我开始四处奔走：去两所学校的教授和领导那里游说，去省教委争取支持，甚至回到老家枣庄市教育局寻求帮助。幸运的是，父亲没有责备我“瞎折腾”，反而帮我四处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成功获得了转学许可。唯一的条件是，我需要先跟着83级学生上一个学期，等到84级学生入学时，再与他们一起完成学业。这意味着我要多花一年时间，再加上医学院本身就是五年学制，我将比原来的大学同学晚两年毕业。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终于，我踏上了实现梦想的道路。刚到医学院报到，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白大褂，在校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心中充满自豪。后来，去医院见习时，我甚至在回校的路上也舍不得脱下白大褂，仿佛要用这身装束向世界宣告：我是一名医生。
从进入第一所大学到医学院毕业，我整整花了八年！别人八年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而我才刚刚完成本科，拿到一个学士学位。
然而，我从未后悔，反而很庆幸自己终于踏上了从医的道路。
1989年，医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我又萌生了一个更大的梦想： 去医学最发达的美国，成为世界一流的医生。怀揣着这份憧憬，我历经波折，自费来到美国。然而，那时的我对如何在美国成为医生一无所知，甚至连考USMLE这条路都不知道。我曾向人倾诉自己的理想，却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爷爷更是直言不讳地泼了一盆冷水：“你痴心妄想！在美国上医学院的，都是最聪明的美国学生，而且家里要有钱。你有什么？”
是啊，我确实什么都没有——不聪明、没钱，还有语言障碍。
当医生的梦想，再次变得遥不可及。
那时，计算机专业被认为是一条短平快的路。通常只需两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而且就业前景很好。我叔叔正好是计算机系教授，还能给予我很多帮助。在亲戚们的建议下，我决定暂时放下医学梦，先转读计算机，希望先尽快实现经济独立，再谋后路。
我的数学基础好，又有叔叔和他的博士研究生们随时指点，因此学习计算机相当轻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未来的职业发展也十分光明。与此同时，刚到美国一个月，我便开始教授武术。起初是在芝加哥市区的武馆任教，后来自己在郊区开办武馆，生意蒸蒸日上。凭借计算机工作和武馆收入，按部就班，短短几年我便可以实现经济独立。
按理说，这是一条轻松而且稳妥的道路。然而，我的内心却始终无法感到真正的快乐。因为我来到美国的初衷，不是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而是要成为一名医生，而且是一流的医生。
眼下这条路虽然顺遂，却与我的梦想渐行渐远。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再读一年就能拿到的计算机硕士学位，放弃自己辛辛苦苦闯下的蒸蒸日上的武馆，毅然前往达特茅斯大学（Dartmouth）攻读药理学博士。尽管药理学博士与成为医生仍相隔甚远，但相比计算机专业，毕竟更接近医学这条道路。
在博士学业稳定后，我开始着手备考美国医生执照考试(USMLE），通过考试后便可直接申请住院医生职位。当时恰逢达特茅斯医学院新开设了一个MD/PhD双博士学位项目，我意识到，若能拿到达特茅斯的医学博士（MD）和哲学博士（PhD）学位，不仅能进入更好的医院接受培训，也更有机会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实现成为一流医生的梦想。
然而，这种双博连读项目竞争极为激烈，录取要求异常严苛，基本上只招收最优秀的美国学生。达特茅斯医学院每年仅录取1-2人，而我，一个国际学生，几乎毫无胜算。这个目标，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我始终坚信，凡事只要想到了，就应该去放手一搏。
于是，我鼓起勇气，直接去找了当时达特茅斯医学院的院长: Dean Andrew Wallace。是的，他的名字，至今刻在我的脑海中。面对这位医学院掌舵人，我毫无保留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我要加入这个项目？为什么我要再上一遍医学院？我希望将东西方医学理念相融合，把基础医学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让临床为基础医学指引方向，让基础医学推动临床发展。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全面、更加优秀，成为最好的医生。
我的执着和理念，最终打动了院长。他认可了我的想法，也认为我完全有资格进入这个项目。就这样，我成功获得了录取资格，踏上了这条更加艰辛却也更接近梦想的道路。
又是整整八年，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下来，最终拿到了MD和PhD双博士学位，终于成为了一名美国执业医生。
医学院毕业时，Dean Wallace和当时的内科系主任都鼓励我不要留在本院，而是去更广阔的世界施展抱负。内科系主任更是充满信心地鼓励我：“你以后一定会进入全美前五的顶级医院工作。”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终于感受到，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后来，我在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完成住院医培训，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完成肿瘤内科专科训练，随后在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担任专科医生和助理教授，并领导“消化道肿瘤免疫疗法实验室”。
这些医院，都是世界顶级的医学殿堂。在这条路上，我一步一步，接受了最顶尖的训练，最终成为了一名一流的肿瘤专科医生，实现了我一生的梦想。
回首这一路，从一个鲁南山村穷孩子到一流的美国执业医生，我到底付出了多少？
在国内，我辗转三所大学8年才拿到医学学士学位；在美国，我又用了整整 15年，拿到了 MD/PhD 双博士学位，并完成住院医及专科医生训练。为了这个梦想，我足足付出了 23年的青春年华。
23年，值得吗？
人生能有多少个23年？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去追逐梦想，是不是太固执？或许是的，但我从未后悔。
年轻时，我曾总结自己的性格：“做梦且追梦，求缘但随缘。” 如今回望，这对我依然是个精准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