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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我此生第一次感到彻底与世界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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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我此生第一次感到彻底与世界失联。那一年,我21岁。 从病床上爬起、坐进计程车、忍着伤口撕裂的剧痛去完成生活里每一个小动作——这一切,如今都历历在目。脚踝缝着针,肿胀如鼓,每次走动都像踩在刀尖上。上厕所时,我必须拄着拐杖缓慢挪动;若有人敲门,我只能无声地跪在地毯上,爬着去开门。那是一种没有尊严、没有底线的求生。

那时我们刚换了新房,每月月供像刀子一样压在家里。我知道车祸带来的不仅是医疗费和休学风险,更是对母亲和家庭经济的一场重创。而我能做的,就是把眼泪吞回喉咙,把痛感藏在身体里,把每一声呻吟都压成一粒止痛药。

不是父母不爱我,不是弟弟冷漠。 而是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扛起这个家中不该属于孩子的重担。

有一天下午,弟弟随口的一句无心之语,像利箭一样刺入我胸口。我知道他不是有意的。可那一刻,我还是选择闭上嘴巴,把眼泪咽进胃里。我们这个家,除了母亲之外,只剩我这个“无证的小大人”在默默撑着。

每天生活在四面皆墙的环境里。楼梯一层层地爬,我用膝盖撑着地面,一步步跪下去。那些夜晚,我常常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眼睁睁看着天花板,想哭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我像个木偶一样活着,像是魂魄从身体中剥离,只剩下一个外壳在日复一日地走完生命的流程。

我那时甚至不敢喊疼,不敢哭出声。 因为父亲远在中国,电话永远是沉默或催促;母亲加班回来已是深夜,脚肿手肿,却还要为我们做饭。 这世上没人有空倾听我的崩溃。

我用手摸着床头的数学书本,指尖扫过每一页的公式与英文笔记,心里一遍遍默念着:我要活下去,我还没站上毕业典礼的讲台。

那是我和小时候最好的朋友的约定:有一天,我要站在UBC或SFU的毕业典礼上,我们都要在海外站稳脚跟,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可命运比我想象得更无情。

它不光剥夺了我正常行走的能力,还摧毁了我刚刚燃起的信念。 它不再用暴风骤雨,而是以沉默和延迟的方式,一点点把我推向边缘。

我试图继续去学校上课,一瘸一拐地拄着拐杖回到讲堂,头痛、胸口痛像潮水一阵阵袭来。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手指发抖,眼前的公式开始扭曲。我告诉自己:撑下去。再撑下去一点,也许就能熬过去。

但我从未告诉任何人,那些夜晚,我在心里一遍遍对神祈祷: “求你了,让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曾以为我撑不过2013年。 可现在想来,它没有杀死我。 它只是像铁一样烧红了我的骨头,把我锻造成了另一个人——不是更强,而是更清醒。

我从那一年开始知道: 有时候,痛不是用来治愈的,而是用来记住的; 有些人,不在你最痛时握住你的手,那你也不用再记住他的脸; 而有些誓言,比如“毕业那天站在讲台上”,哪怕走得慢、拄着拐,也依然可以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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