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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难求。在刚刚落幕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黑箱日记》无疑是最热门的纪录片之一。为了看到它，我不得不放弃更多展映影片，从三亚乘坐2个小时高铁赶去海口，抢夺只剩边角的寥寥几个座位。好在片子值得，没有故意催泪的桥段，甚至刻意诙谐，全场观众却哭作一片，中途几度掌声雷动。在一年即将结束之际，可以放心地说，这就是今年最好看的女性主义纪录片。一切始于一次无耻的性侵。 2015年，刚刚踏入新闻行业的实习记者伊藤诗织被山口敬之迷奸。在身下的剧痛中醒来时，她发现那位时任TBS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德高望重的日本知名电视记者正在她的身体上奋力起伏，他说：“你合格了。” ——这一天，伊藤面见山口，原本是想讨论邮件中提到的TBS求职事宜。但几杯酒落肚，酒量颇佳的她就失去了意识。 5天后，伊藤诗织选择报警，警方几番推脱，终于在伊藤提交足够证据后受理。然而就在警察埋伏在机场准备逮捕山口时，一通上峰电话打来，逮捕行动叫停。几天后，安倍晋三传记《总理》出版，作者正是安倍的亲密友人山口敬之。翌年夏天，日本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对山口提起刑事诉讼。处理该事件的调查员被调离，不同调查员和警员数次私下劝告伊藤：别告了，赢不了。 2017年，别无他法的伊藤决定把一切公之于众，同时请求检方复议撤销该案的决定。 “我认为我已经试过了一切我能走过的路，公之于众是我最后的选择。” 这一天，记者会上不停歇的闪光灯下，她成为日本第一个主动向公众公开面容的性侵受害女性。她说：“我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强暴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对今后的人生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然而即便把私事变为公事，在舆论压力的监督下，伊藤也没能赢。最终检方决定维持意见，不予起诉。因为伊藤始终无法回忆起失去意识时，在酒店中发生的具体情形，也错过了第一时间报警留证的窗口期，她没有足以定罪的决定性证据。与此同时，针对伊藤的恶意汹涌而来：人们称她生性放荡、咎由自取，因为在记者会上，她的衬衣少扣了一枚纽扣。谩骂与死亡威胁接踵而至，楼下甚至开始出现跟踪车辆，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公寓，到朋友家暂住。最令人难过的是，这些仇恨信件中，很多来自同性别的女性。她们指责伊藤不知检点，“自己也有责任”，把这样的丑事到处宣扬，丢尽了日本和女人的脸。当第一位把性侵拿上公共议题台面的女人出现，人们才能切实地感觉到，在日本，这是何等越轨的行径——就连承认和谈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十足可耻的。得知检方决定的那一天，伊藤给母亲打去电话，在母亲看不见的这头，强撑出一抹微笑： “妈妈，他们决定不起诉。” “什么？真是不甘心啊。” 听到电话那头母亲惊愕的回应，一直强忍的泪水簌簌滑落。检方不予起诉，意味着事件不再能作为刑事案件解决。伊藤只剩下一条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不需要刑事诉讼中严苛的铁证，刑事诉讼要遵循“疑罪从无”原则。而在民法中，原告只要能在“普通人不会质疑的范围内证明了事实”，法官就可以认定该事实发生。许多新证据在上诉的几年中奇迹般地出现。伊藤找到当晚搭载二人的出租车司机、接待二人的酒店门童、酒店监控，证实抵达事发酒店途中，山口存在强迫行为。有可能赢，而这一次，她真的赢了。 2019年12月18日，漫长的审理后，法院宣判，伊藤诗织胜诉。那一天，法院外、人群中，伊藤诗织举起“胜诉”条幅的照片成为当年最经典的影像。她的眼睛平静而明亮，小小的脸颊藏在温暖厚实的格子围巾中，从26岁到30岁，她用青春最美好的四年换来一个迟来的公道。因为这四年坚持不懈的勇敢战斗，伊藤诗织获得“斗士”的美誉，在日本说起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除了上野千鹤子，就要数这位。由于和国际上爱泼斯坦事件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她的行动也被视为同一场运动在日本的延伸，无数国际报道复诵着她的战绩。然而在这些越来越加神话的、鼓舞人心的报道中，始终缺少口号之外的一角：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天生的女斗士，伊藤诗织是否也曾无力，是否还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黑箱日记》，补上的正是这块至关重要的人性碎片。《黑箱日记》实在是太特别了，此前没有，此后世界上可能也很难再有这样一部纪录片。它的导演和事件主角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恰好是一名记者。它不是第一部关于此事的纪录片，BBC早在2018年就拍摄过《日本之耻》，直指事件背后日本司法执法的系统性问题。但它是第一部由受害人伊藤诗织亲自导演的纪录片，资料也由伊藤亲手收集，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从事件伊始，她就刻意积累了大量录音、录像素材。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一部完全由过去真实资料所组成的“视频日记”，既有导演的第三者客观视角，也有亲历者的第一者主观视角，它的镜头拉得是如此抵近，以至于那些干巴巴的事件都施展开了充沛的戏剧感。女战士也不总是一把锋锐的剑，镜头前的坚强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崩溃瞬间。 “我绝对不会自杀的。” 决定把事件公之于众时，伊藤诗织曾录下一段视频。视频中她强调，自己绝对不会自杀，如果她死于任何看似自杀的方式，那么请立刻报警。彼时她无比笃信，不论未来如何，她都将坚强面对。但几年后，伊藤自杀了。在留下的视频遗书中，她哭着向父母道歉，抱歉再也撑不下去。长期的压力和压抑导致伊藤诗织精神陷入抑郁，所幸被及时发现救回。战斗的代价，远远不只是面对权贵的威胁，毋宁说，那是所有代价中最不痛的一点。因为我们会明确的知道，伤害来自敌人，面对敌人，自然有使不尽的勇气。然而更多的伤害，可能并非来自敌人。实际上，当伊藤决定公开事件时，第一个站出来阻拦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说客，而是最亲密的家人。妹妹担心，姐姐选择出头会招致谩骂与报复，她说道：“姐姐，我不希望你公之于众。” 在《黑箱日记》中，伊藤诗织选择用这句话作为全片的开头，背景画面，是一条漫长无尽的黑色隧道。妹妹、爸爸，老实本分的家人希望伊藤就像千千万日本女人一样，忍一时风平浪静。可她不甘心：“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于是，第一场战斗就是对家人意愿的背叛。伊藤或许预料到了事情的后续发展，或许没有，记者会后，闻风而来的各路小报把伊藤家调查了个底儿掉，妹妹弟弟的照片都被公布在了互联网上。在战斗的路上，有太多可能伤害友善之人的两难境地。调查员A，事件前期至关重要的“泄密人”，他在被调离现场后，向伊藤透露，在机场针对山口的抓捕行动是被临时叫停的。他所透露的信息帮助伊藤窥看到了黑箱中齿轮搅动的一角。但如果伊藤在诉讼、报道和出版物中引用他的信息，却很可能导致他在工作系统中被霸凌和排挤。究竟是用，还是不用，此时成了一道道德难题。幸运的是，最终证人们几乎都主动同意为伊藤作证，但在《黑箱日记》中我们能看出，伊藤也做好了为了夺取胜利，背叛这些朋友的准备。她无意也无瑕去做一位绝对纯白的正义战神，当需要冷酷决断时，“记者”的职业天性将会占据上风。正如在《黑箱日记》中未取得同意而擅自使用酒店监控和律师谈话，她的时任律师西广阳子曾坚决反对，指出这种做法将导致日后的受害人更难获得酒店监控，但她决定依然故我。有时，友善之人的态度也夹杂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同意为伊藤作证的当晚，调查员A趁着酒意在电话中对伊藤说，要是为此丢了工作，伊藤最好“嫁给他”。没有人知道，这玩笑的醉话下有几分真心。但电话另一端，伊藤原本兴奋感激的神情骤然凝固，肢体无措地僵硬起来。即使是正义的伙伴，也可能如此轻易地冒犯，善恶交织，这就是现实世界中最真实的混沌。或许是得益于从小有主见——9岁开始当模特赚钱，高中自己联络、自费前往美国留学，打工赚取学费，实习中前往各危险地区进行采访——伊藤诗织在磨人的漫长诉讼后，依然还是一位活人。她依旧爱笑，在事情进展顺利时跳起雨中曲的俏皮舞步，晚上和朋友分享廉价的盒装白葡萄酒。甚至抽空做了几部纪录片：《老年公寓清洁队》《女性割礼》。以至于据日媒报道，山口敬之私下抱怨，光看伊藤诗织的精神状态，也不会相信她是被强暴过的人：“被强暴过的人哪能有那样的笑容？” 太多日本人无法理解，为何伊藤诗织不感到羞耻、不蓬头垢面、不以泪洗面，一点都不像一个传统苦主。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她是一位"讲英语的日本女人"。在和同事聊起日本时，我们常常生起一个疑惑：为什么日本能孕育出上野千鹤子，却没有什么像样的女性运动？它同时拥有东亚最犀利的女性主义理论，和东亚最温驯的女人。直到看到《黑箱日记》，我才开始理解，因为日本缺少“讲英语的日本女人”。强奸案报案率之低，或许是日本和其他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之一。在伊藤事件发生时期，2016年，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日本警方收到989起强奸案报案，也就是每10万名女性中有1.5起强奸案，而同时期的美国，每10万名女性中会发现41起强奸案。这当然不是因为日本民风淳朴，人皆圣贤，而是日本女性遭遇性侵后很少向警方报案。为何如此？伊藤诗织的经历生动地解释了原因：遭遇侵害后，她首先拨通东京郊区一家强暴危机中心的电话，询问该如何处理。然而对方表示，不能在电话中提供任何建议，除非她亲自前来面谈。彼时在强暴中收到巨大伤害的伊藤连下床都很困难，于是没能在危机中心得到建议。 5天后，当她终于攒足力气来到警局报案，发现警方根本没有对应的女性警员。在她的强烈要求下，一名女性警员听她述说了几个小时，最后抱歉地表示，自己只是临时被调来的交通部门职员，真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和男警员谈。更令日本女性闻之色变的，是使用“调查假人”的犯罪调查方式。在3名男性警员的围观和拍照下，伊藤不得不躺在一张蓝色的垫子上，任由警员把真人等比的沉重假人放在身上，摆弄成各种姿势，并不断询问：当时是这样吗？还是那样？羞耻、恐惧、无力，这样的犯罪现场复现方式如同恐怖的二次伤害。不报警，就无法获得收集体液等证据所需的工具套装，而报警，就要承受如此毫无尊严的调查取证。很多女性就在犹豫中错失了取证的黄金时间，从而使得定罪更加艰难。内阁办公室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只有4%的性犯罪受害人曾向警方报案。即便成功报案，成功取证，性价比也很低。因为在2017年前的日本，关于性犯罪的法律，使用的还是110年前的定义。性犯罪的发生频繁到，即使是女性也经常不当回事。根据这份陈旧的法律，没有现代法律中最关键的“同意”要素，不管女性是否明确表示不同意，通常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有暴力和胁迫行为的情况下才会追究其责任，并且如果受害人饮酒，那么警方则不鼓励报案。 2017年，东京和横滨的多名大学生，就因受害人醉酒而免于轮奸指控，获得无罪释放。据统计，当时有超过十分之一性犯罪者获刑后可以获得缓刑，性犯罪的最低量刑比盗窃罪还低。伊藤诗织胜诉后，山口敬之只需要支付不足16万人民币的赔偿金。裁判后，他依旧过着受人尊敬的优渥生活，参加电视节目、交游权贵，在众人附和下抱怨醉酒的女人最是惹人生厌。他的密友安倍晋三遇刺身亡，还是他最先在网络上发布的内部消息。相比于其他方面，日本人对于性侵害的认知程度，实在简单到令人心惊。全世界报告强奸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瑞典，每10万人报告件数高达85.59起。因为瑞典法律判定性侵害的法律门槛更低，即严格的自愿原则“积极同意权”，只要受害人在性行为前没有明确同意，即可控告对方强奸。而对于日本人来说，理解“不就是不”，似乎天然就有一道巨大的门槛。在所有色情作品中，“不”几乎是“欲拒还迎”的代名词，“雅蠛蝶”俨然已经是一种情趣。所以当女性用日语说出拒绝的时候，很多男性会直接理解为“同意”，从而更加为所欲为。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生也不能免俗。一项大学课堂的随机调查发现，日本大学生中，有40%认为醉酒就是性同意，曾经接吻更是明确的性同意信号。然而实际上，在更多国家，即使是一张床上的夫妻，在妻子明确表达不同意后，丈夫如果依旧强制性交，那么也构成婚内强奸。当在酒店醒来发现山口敬之正在施暴时，伊藤诗织首先惊慌失措地用日语要求停止。然而她发现，“当我用日语说拜托请停下时，他反而更受用了”。于是她改用英语破口大骂：“fuck off！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滚开！你他妈在干嘛？）” 曾经，伊藤诗织为日语中没有肮脏的骂人词汇而感到自豪，而这一刻，她无比庆幸自己是一个会讲英语的日本女人。这也是伊藤诗织之所以成为伊藤诗织的原因：她的思维中，有一半串流着迥异于日本的价值观。她也许未曾拜读过上野千鹤子，不晓得男权社会是如何结构性压迫女性，但她清楚知道，受到未经同意的性侵就是强奸，被强奸就该诉诸法律，法律就该给予正确的处分。没有日本式的忖度，不会因为害怕暴露“被玷污”而选择粉饰太平，她以一种英语式的横冲直撞，掀开了笼罩日本110多年的黑箱。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带来了些许阳光。 2017年，受伊藤诗织案影响，日本110年来首次修改了性犯罪法。该次修改扩大了强奸的定义，将肛交和口交纳入范围，并将男性列为潜在受害者，延长了最低刑期。 2023年，法律进一步改进，将“强制性交等罪”修改为“不同意性交罪”。明确规定，只要一方显露出不同意的倾向、表达出不同意的意愿，或者处于难以表达是否同意的状态下，那么此时发生的性交行为都构成违法犯罪。这一次，日本终于在性犯罪法上实现了与国际接轨。这是书本与口号之外的，另一种女性主义。更加强悍，更加坚韧，野草般涨满生命力。事件发生至今整整9年，它的余波依然在影响着35岁的伊藤诗织，但这一次，她想真正的与过去做个告别。《黑箱日记》今年已经在全球50多个电影节放映，并将在欧美多地院线公映。映后交流，人们总爱向伊藤诗织提出一个问题：“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 伊藤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她烦透了这个问题： “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呢？” 她反问道。 “你看过了（我的影片），现在它在你的手里，我已尽我所能，轮到你来做决定了。”

前几天，美国那个当街刺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CEO的凶手路易吉·曼吉奥内在麦当劳被抓。但美国人民的普遍情绪不是罪犯被绳之以法的喜悦，而是为“CEO刺客”叫好，痛骂那家麦当劳把刺客出卖给了警方。美国人有多讨厌保险公司，从这件事情上就可见一斑。而且最有趣的是，这位“CEO刺客”还不是一般平民，是个能上宾大的标准富家子弟，亲戚中还有议员。他宣称刺杀保险公司CEO是出于纯粹的义愤，因为他见证过太多保险公司拒赔造成的悲剧，控诉保险公司对美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据说刺客母亲在患上腰椎问题之后也被拒赔了，可能这也是个直接原因。但从他的过往记录看，他很早就已经在频繁批判资本主义对美国人造成的苦难了。他在麦当劳轻易被抓，一方面可能也没怎么想逃，另一方面可能也没想到这次警察效率这么高，直接给了6万美元的悬赏来抓捕他。结果麦当劳的雇员真为了这6万美元向警方告密了，不过钱能不能拿着据说还不知道，但对这个雇员的网暴倒是已经开始了。富人为了穷人去杀另一个富人，穷人为了钱把刺客出卖了还不一定拿到钱，这很资本主义。对于保险公司为什么招人恨，我倒有一点亲身经历，虽然不全是医保公司。之前我发过一个帖子，讲过自己2018年在美国差点被车撞死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我当时在美国住处门口被车撞了，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医院，完全丧失了当天的记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醒来之后警方问我情况，我如实回答自己想不起来，然后警察就再也没来过，直接出了一个调查报告，全盘采信撞我的司机——两个白人小年轻的证词，把责任推到我头上。而汽车保险公司，也就是应当赔偿我的那一方，靠着这个警方调查报告，拒绝赔我一分钱。为了索赔我去找了律师，一些律师事务所不愿意接，最后是学校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接了这个案子。律师一开始觉得这案子问题不大，他走访了事故的目击证人，得到了有利于我的证词，发现出事的原因是司机在转弯处不减速也不看路。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证据了，那里没有摄像头，除了各自的口供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我由于丧失记忆也无法提供别的线索。所以在律师与保险公司扯皮了多年之后，保险公司仍然拒绝赔付，除非法庭上见。于是律师的意见就是要不算了，上法庭得花个上万美元，要花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赢。而我当时已经快要毕业了，都不在美国了，还打什么官司啊，那只能算了。我也没有金钱和精力去想这个律师是不是坑我，要不要换个律师试试。我就医是因为车祸，主要牵扯了汽车保险公司，医疗保险公司还没怎么出场，但一般他们也会先甩锅给汽车保险公司来赔。宾州法律规定车祸必须理赔5000美元的医药费，这个数字虽然看起来不少，但是我在ICU呆一晚什么都不做就已经上万美元出去了，这点钱属实是杯水车薪。当然现在我至少还相对健康地活着，医院至少救了我，律师也没有多收我钱，这已经是万幸了。这要是一个穷人被撞了之后落下终身残疾，保险公司又拒绝赔付，那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命运呢？像我一样被拒赔的人在美国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医保领域。调查发现，有18%的美国人在过去一年里经历过拒保。而被杀的CEO所属的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按照美国网上流传的说法，该公司的拒保率高达32%，是全美国拒保率最高的公司。而在一年前，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同时被指控使用AI算法来审查保险，大幅度提高拒保率，而这个AI算法的错误率高达90%。联合健康保险公司被指控使用错误的AI算法来审查，拒绝为老年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险有人可能会问了，被被拒保了可以去投诉，也可以换个保险公司。在这个自由市场，你不是没有选择啊？这就是自由市场的妙处了，选择总是有的，但就好比你去问一个被宰的羔羊，是选择电死还是砍死，又有什么意义呢？你是可以投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精力和金钱，而且大部分投诉最终也还是败诉，还不如直接自己掏钱或者放弃治疗。而所谓的“用脚投票”选择更好的保险公司，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差不多。保险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是要赚钱要去竞争的。一个完全为消费者服务，愿意花费成本认真研究赔付，并且尽心尽力去理赔的公司，你猜能在市场上活多久？所以在美国，不光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遭人恨，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他们的CEO画像这两天也都被贴到电线杆上了，等着下一位“CEO刺客”的出现。当然，保险公司的问题全世界都有，全世界都有人抱怨，但商业保险仍然是经济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为什么就美国的保险公司如此招人恨？这个问题其实还得从医疗系统找。为什么美国人骂完了还要买保险，是因为美国的医疗费是真的高，不买保险你就得倾家荡产。就是在中国，调侃美国医疗费的段子我们都能看到一大堆，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医疗状况的真实反映。和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的一点是，美国政府对医疗系统的干预非常少。在很长一段时间，从医院到医药到医保，整个医疗系统团结起来游说国会，避免政府干预，支持医疗系统的自由市场。这样一来，医药公司和医院可以放心地提价，因为医保会买单。当然，医保也不会白买单，而是把成本转嫁给患者。这套体系在运行的初期还能维持，每一方都有钱赚，而患者的负担在一开始还没有特别重。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价格在各方的甩锅中循环上涨，最终涨到了现在这种人人喊打的局面。结果就是，美国人承担着涨得比通货膨胀还快的医保成本，付着全世界最高的人均医疗成本，其人均预期寿命不光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如今甚至连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也不如了。 2022年，世界主要国家预期寿命与保健支出情况这个发展是非常自然的，当医疗费用高到买了保险也不够花，甚至直接被拒保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治疗，或者从一开始就不去治。即便国内还有不少人夸赞美国的医疗系统，但不同立场的美国人绝大部分都同意，美国的医疗体系是一个系统性、集体性的失败，只是他们对解决方案也没有共识。有人可能又要问了，美国人为什么不去学习别的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非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呢？然而美国确实有国情在此，这作业不是你想抄就能抄的。由于医疗系统各方的利益集团已经根深蒂固，加上医疗问题永远牵扯到各种意识形态问题，最后还有美国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使得美国的医疗改革难度远高于其他国家。 2010年通过的“奥巴马医改”，即《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当年民主党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刚好能控制参议院的60个席位，避免了党争的干扰。而奥巴马医改很快又遭遇到了共和党的反弹，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反复尝试取消奥巴马医改，但最终未能实现，只能修改其中一些部分。而神奇的是，本来美国人对奥巴马医改其实不怎么支持，特朗普一折腾，支持奥巴马医改的美国人马上变主流了。毕竟奥巴马医保从结果上看，确实让更多人能看得起病了，特别是以前商业保险会收天价保费甚至直接拒绝保险的老弱病残。理论上讲，奥巴马医改很大程度上是去抄其他国家作业，一边是扩大医保范围，强制参保，增加医保资金，让更多健康的人为不健康的人负担保费，毕竟大家都有不健康的时候，这个也算不上不公平；另一边则是对医院、医保和医药这三方分而治之地谈判，来减少医疗成本。但是医疗系统的成本降起来又没那么容易，而更多不健康的人参保，就意味着整体的医疗支出必然又要扩张，于是医保费用自然继续水涨船高。但是只要联邦政府和健康的参保人花钱，这个事情就还能运转下去，人命到底能不能算经济账，这一直是个问题。然后特朗普政府时期，共和党又想换个思路，觉得奥巴马医改太社会主义了，虽然废除不了奥巴马医保，但还是改革了强制参保，应该让人有不参保的选择。于是健康的人不去参保，保险公司只能进一步提升已经参保的人的费用，或者增加拒保率，并且进一步占用相关联邦支出。 2008年-2022年，私人保险（绿色）、医疗保险（浅蓝）和医疗补助（深蓝）的人均参保支出累计增长图当然这里只是把奥巴马医改所引发的矛盾和后果简化了一下，实际上还有很多执行和细节上的问题，使得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医改的人，总是能找到合理的依据。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美国人整体上仍然认为奥巴马医改是好的，但是并没有解决美国医疗系统的问题，不管谁在台上，医疗费用和医保费用都在稳步上升。而且吊诡的是，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没错，保险公司觉得医院和医药公司收太多钱了，让他们不得不提高保费，医院则说医药公司定价太高，他们不得不转移给患者，医药公司又责怪医院过度医疗赚取利润，两党政客互相指责对方的医改思路是错的……最后就是承受一切的患者，只能去指责所有人，直到连富家子弟路易吉·曼吉奥内都看不下去了，觉得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路易吉·曼吉奥内这样的人的出现，就和亚伦·布什内尔一样，说明美国人中还是有些人拥有侠义之心的。当然，他们的结局也都是一样的，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越是出现这样的人，越是说明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靠正常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你不得不去想，一个家境优裕、学业优秀、家里有人从政从商的美国人，在面对美国医疗系统造成的痛苦时，最终能想到的解决方法也只有去当街杀一个CEO……从理智的角度想，我们当然知道这没有用，但如果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件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