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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7日访问印度，然而在抵达印度的前一天9月16日，他紧急撤换了驻印度大使。中国外交部官方信息显示习近平根据人大决定免去魏苇的驻印度大使职务，任命乐玉成为中国驻印度大使。从年龄来说，魏苇现年58岁，还未达到中国公职人员退休的年龄，不属于超期服役被撤换；从任期来说，中国历届驻印度大使的任期一般为3年到5年、6年不等。魏苇2013年1月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迄今为止上任不足两年，他的去职不符合惯例。且乐玉成2013年8月才被任命为驻哈萨克斯坦大使，任职刚满一年，此番再次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实际上是临时上任。与习近平此轮大规模出访几乎同时，乐玉成9月10日抵达印度，9月12日匆忙向印度总统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递交国书后就开始履行职务。9月13日乐玉成赴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甘地那加为习近平访问印度的首站打前站。中国为何在习近平到访印度之前紧急撤换驻印度大使？这意味着习近平怎样的外交考量？习近平到底是如何看待莫迪的？分析人士认为，首先这体现了中国对印度的重视。从级别上来讲，乐玉成出任驻印度大使属于高配。中国驻外大使一般分为五个等级，一级为副部级大使，二级为正司级别大使，三、四级为副司级别或领事，五级为处级大使或领事。魏苇曾在2006年至2010担任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赴任印度之前曾出任驻新加坡大使，属于正司级别大使。而乐玉成早在2009年至2011年担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2011年11月到2013年8月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已经从正司级别升任副部长级别，此番赴任印度属于副部级大使。印度政府换届之后，虽然一开始中国对印度新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持观望态度，中国领导人无论是向莫迪发贺电还是打电话都晚于美日领导人。但在中国总理李克强与莫迪通话后，北京开始后发制人，习近平特使王毅6月8日访问印度，习近平更成为莫迪上台以来首个访问印度的大国领导人。在江胡时期中印元首进行国事访问一直停留在10年一次的频率，江泽民1996年开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的先例后，胡锦涛在2006年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同样印度时任总统纳拉亚南2000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2010年印度时任总统莫吉克才访问中国。此次习近平访问印度是8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实际上是将中国国家元首访问印度的频率增加了。此前，李克强在2013年5月首访印度也打破了中国总理访问印度的时间惯例。温家宝第一任期在上位2年后的2005年访问了印度，第二任期在上任3年后的2010年访问了印度。然而李克强在上任第一年的首访对象就选择了新德里，印度在中国外交中国的地位重要性陡然猛升。此番高级别的乐玉成在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临时走马上任体现了中国对印度的高度重视。习近平访印的第一站选择了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而这一天是莫迪的生日。据印度媒体称，习近平和莫迪将在萨巴尔马提河沿岸的河边公园见面、用餐，并在河边漫步。这些细节的安排也说明习近平旨在与莫迪建立起紧密的私人友谊。不过，撤换驻印度大使也说明中国对印度关系进行了最新定位。中国重视印度但印度其实只是中国周边国家的一部分。莫迪领导的印度真的配做大国吗？从任职背景看，乐玉成此前在哈萨克斯坦履职，近一年来，哈萨克斯坦无论是是在参加亚信峰会上，还是在上合组织，抑或是支持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都走在前列。哈萨克斯坦是支持中国丝绸之路建设、支持中国中亚战略的有力一方。乐玉成出任印度大使说明在习近平的规划中，印度的角色应该与中亚一样是中国周边战略的一部分。去年5月李克强访问印度时中国官方的定调是三对世界级的关系。李克强访问印度时曾指出中印要增进深入了解，构筑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2013年3月会见辛格时也曾指出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这显然是将印度和美国、俄罗斯等中国经常运用新型大国关系词汇形容的国家并列。习近平李克强在会见周边国家领导人时都曾提到“亲、诚、荣、惠”的睦邻政策，但无论是2013年3月习近平在南非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时任总理辛格，还是2013年5月李克强访问印度，抑或2013年10月辛格回访中国，中国领导人都未提到“亲、诚、荣、惠”的外交理念适用于印度。然而，此次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吹风会上却首先表示习近平对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是今年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向周边的又一重大外交行动。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习近平将在新德里就中印关系及中国对南亚政策发表演讲，并同印度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紧急走马上任的乐玉成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强调去年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今后5至10年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和总体布局。今年亚信峰会又提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习近平此次访印，就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为未来5至10年的中印务实合作作出规划，将中印友好相处之道打造成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楷模。从习近平访问前夕，中国首度多次将印度放在中国周边外交的位置上论述看，习近平上任两年来，中国的对印度外交进行了最新定位。此前中国对上合组织扩容持有异议，对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更是迟迟不同意，然而9月11日在最新一次的上合峰会上，上合各国通过了扩容的法律文件，印度加入上合将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这说明在中国看来，印度是与中亚国家一样的中国周边邻国，是能够团结，可以稳住的周边伙伴。中国新一届政府的经济动向主要体现为“一路一带”西进战略。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南亚的大部分国家，习近平对先后访华的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和总统使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词汇；对阿富汗总统则是一道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斯里兰卡总统提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在2013年10月23日会见到访的印度时任总理辛格时，只是表示“把中国向西开放同印度‘东向政策’结合起来，实现互利共赢”，并没有提及“一带一路”。李克强去年10月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想，目前已知的消息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于明年成立，将有包括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在内的15个国家参加。而一直以来倡导建设南亚经济一体化的印度被排除在外。但是今年7月在金砖国家峰会上首次会晤莫迪时习近平破例邀请印度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此次访问印度，习近平的重要任务还有就中印建设“一路一带”合作进行磋商。中国在经济上对印度放下戒心意味着，中国将印度放在了可以合作必须惠及的周边国家行列。印度是大国，但首先是邻国。与美日展开对印度的拉拢，试图将印度打造成为中国周边的反对派不同，中国在观望之后，并没有展开对莫迪的争夺，也不再将印度上升为必须团结的大国高度，而是在邻国外交的基础上迈出了对印度友好大的步伐，与印度坦诚相待。在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印度总理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访问中国示好的同时，印度环境部长贾瓦德卡(Prakash Javadekar)对媒体表示将大幅开发与中国存争议边境地区阿鲁纳恰尔邦地区（Arunachal Pradesh），正在越南访问的印度总统慕克吉（Pranab Kumar Mukherjee）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共同主持签署7份协议，其中包括扩大在南海的石油开采合作，越南将外包另外两块南海油气田给印度公司开采。，印度外长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甚至宣称印度承认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应先重申“一个印度”政策。与一边同安倍晋三、达赖喇嘛亲密互动，一边又邀请中国元首访印，强调要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一样，莫迪深谙“投机主义”之道，左右逢源的太极外交功力非同寻常。一个中国政策、西藏问题是中国不能让步的核心利益问题，印度是否值得中国以大国相待，还要看印度是否具有大国的担当，以及莫迪是否具有大国领导人的决断，毕竟在大国间谋利只是小国角色。

【东日本大地震距今已有3年半，但随后引发的福岛核灾难仍在持续，“附带影响还在不断制造更多受害者”。《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探访了事故现场及周边村镇，记录了当地人的现状与心境。】我们头戴安全帽，脸罩防毒面具，手上套了三双手套，还缠了胶带确保安全，脚上穿了两双袜子外加塑胶靴子，身上裹着防护服，全身被聚乙烯包住。虽然有冰袋降温，但摄影师、记者和我还是开始出汗。可能是因为紧张，也可能缘于日本夏天湿热的天气。很快，我们抵达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切尔诺贝利（1986年）之后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地。脖子上套着的放射量测定器记录下了我们所暴露于的辐射水平。2011年3月11日9.0级地震及随后的海啸发生以后，日本东北部海岸这座老化的核电站曾经完全断电，导致冷却系统关闭。核电站3处核反应堆堆芯过热，一波波核辐射传到平静的渔村、稻田和牧场。（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共有6个反应堆，其中2个在事故发生时处于冷关闭状态，1个被解除燃料的反应堆爆炸了。）我们套着笨重的行头，像B级片临时演员一样在核电站移动时，被告知身上包了这么多层也不能完全防辐射。东京电力公司（下面也称“东电”）的官员告诉我们，不要担心。核电站某些区域的辐射水平实际上比福岛县很多居民区还要低。此后，我坐在核电站综合设施一个未来派风格的格子间里，接受全身内部辐射检测时，听到背景录音再次强调了东京电力公司的安慰性讯息，还引用歌词，清脆甜美地说道“上帝与你同在”。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发生至今，三年半已经过去，福岛第一核电站仍然处于危机之中。约6000名工人不得不一次次穿着令人窒息的防护服，努力控制核泄漏的危害——一穿就是几个小时。但还是有大量核辐射涌动于破损的核反应堆堆芯之中，没人能够真正靠近现场去确定损坏程度。每隔两天半，工人就放一个大储罐盛放射性水，那些水因为流经损毁的反应堆而受到污染。我们走过一片放置了1300个储罐的地方，每一个储罐中都有1000吨受污染的水，其中一些被用来冷却反应堆。核泄漏殃及整个地区。2月，辐射水平超出安全标准数百万倍的受污染水从一个储罐中喷溢而出，事发地就在太平洋沿岸地区。东京电力公司表示，这些辐射水不太可能流入太平洋，但有内部工作人员就没有这么确定。问题是，一旦——而不是“如果”——再发生一起大地震，该怎么办？东京电力公司——日本最大的电力供应商——的最新计划是，修建冻土围墙，将受损反应堆及其他高辐射区域围起来，以防辐射外渗。但即使诸多技术修补措施成功了，政府估计，还需要至少30年时间才能彻底消除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辐射危险。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关闭了国内其他所有48座核电站。不过，首相安倍晋三却不顾公众反对，想要重启部分核电站。 1971年投入运转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早该退役或者接受改造，而不应该等到14米高的海啸袭来。我绕游这座核电站，对至今仍遗留的损害状况感到震惊。这里，危险不只隐存于看不见的核燃料棒；损毁的核反应堆残骸本身所暴露于的地方，仍然保持着堆芯熔毁导致氢气爆炸所留下的烟熏痕迹。我们走进一栋建筑，1号、2号反应堆机组的控制室就在里面，在这里，12名工作人员曾因断电突然陷入黑暗，不得不依靠手电筒的光亮实现冷停（即用于冷却核燃料棒的水温低于沸点，可阻止燃料棒再度升温——观察者网注）。在控制室内，一排排显示器和仪表板之间金属部分贴满的潦草计算，昭示着无法阻止堆芯熔毁的工程师们曾多么绝望。电力直到3月24日才恢复，这时距海啸发生几乎已过去两个星期。负责重组公司的东电执行总裁Takafumi Anegawa表示：“我们必须诚实地、深刻地反思事故”。他指责公司与监管方关系暧昧，对待安全问题漫不经心。而福岛第一核电站生产主管Akira Ono对国家的核未来也同样坦率直言，他说：“我们应该重置目标到最高标准。如果我们因为能力或文化原因无法达到这一标准，那就说明我们不合格”；“因为在我国，核能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毫无疑问，福岛第一核电站是对东电及日本的巨大考验。而被毁的核电站看起来空荡没有活力，犹如一座好莱坞式的核废墟。这里登记在册的工人也许多达数千，但目之所及却寥寥无几。厚重的防护服拖慢了所有人的节奏，模煳了任何意义上的紧急情况。而在这些被毁反应堆之外，一大片被宣布已不适宜人居的空地上，杜鹃花却正盛开。一只兔子蹦蹦跳跳穿过马路——我想知道，在这片被毁之地上，它要去哪儿？热情熄灭可以不厌其烦地说：日本大概是世界上最具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但当人际信任彻底崩塌，又会怎样？对于这个长期、频繁遭遇海陆灾难的国家，福岛事故不仅是日本所经历的又一次大规模自然灾难，也是一场人为危机，源于政治自以为是、企业玩忽职守，以及（日本人）遮掩最丑陋痼疾的本能。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可能推崇精确、细节和安全，但福岛事故却证明，无论日本的公司制造出多少酷炫的发明，缺乏勘漏和应急主动性都是致命错误。你可能会想，一个被列为世界上地震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在太平洋沿岸建造核电站时一定会多加小心。但事实上，东电的灾难处置计划和事故后协调行动却实在可悲。它忽略了政府和电站此前对海啸可能性的研究报告。东电的顾问团队被太多退休人员所拖累。过错绝不仅限于一家电力公司。日本国会授权的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其2012年针对本次核泄漏事故的报告中批评道：“必须——非常痛苦地——承认的是，这是一场‘日本制造’的灾难。其根本原因存在于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传统之中：我们的自发性顺从、我们对权威的不愿质疑、我们的全身心‘遵守程序’、我们的团体主义，以及我们的岛国根性。”由日本科学家、医生及工程师组成的该委员会继续直言不讳地表示，“福岛事故中，疏忽所致后果以其灾难性引发关注，但孕育灾难的思维定式却贯穿日本全国。” 然而，希望日本本次核危机引发全国整顿的期待未获实现。“3·11”核泄漏是广岛、长崎原爆以来，日本国土上发生的单次伤亡人数最大的一次灾难。不过，日本在70年前的灾难后重生了，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从战败和被毁建筑的废墟中崛起了一座经济动力房，其三分之一的能源来自核能。而这一次，凤凰涅槃却没有发生。日本公众因为这场灾难，失去了对政府保障安全、处置危机的信心，而福岛事故却没能激发足以自夸成就的新环境或民间团体运动。日本商业联合会21世纪公众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泽圭太田昭宏（Akihiro Sawa，音译）说，“惰性还是非常强大”。与此同时，福岛事故的附带影响还在不断制造更多受害者。近2万人——大部分在岩手和宫城县，福岛县也有——死于地震和海啸。但只有在福岛——核灾难发生的中心地点，日本政府声称，这次自然灾害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最初的灾害死亡人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导致死亡率上升。福岛大约12.5万居民——其中大部分居住于核电站周边30公里半径内——还在以避难者的身份生活，因为他们的家园位于政府划定的隔离区内。他们中有些人住在活动房里，这些地方让人更容易想起第三世界国家而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灾区。6月，日本环境部长承认，受灾核电站附近部分县镇的污染消除努力失败了；居民即使愿意，也无法回家。在附近其他地区，恐惧则开始蔓延，海啸来袭之后，父母担心被毁核反应堆释放出的辐射云会给他们的孩子造成伤害。而在废弃的核电站内，很多富有经验的工人已经达到了官方设定的最大可接受辐射量极限——重要的工作只能留给没有那么富有经验的工人去做。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向世界传达了这样的讯息：请相信我们。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视察福岛，咧嘴而笑并咬了一口当地种植的桃子，以此证明这里生产的食物可以安全食用。水果品尝之行过后不久，安倍出访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发表演讲，宣传东京成功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我向你们保证，局势得到了控制”，他说。但情况果真如此吗？日本核问题最著名的电视评论员仓泽治雄（Haruo Kurasawa，音译）表示，“这是一次重大的事故，其中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没有人被关进监狱，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所有人都还在避左右而言他。没有什么真正改变”。高危地带通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路上一派日本小镇风景：柜台上摆放着筷子和调味品的面馆、木瓦屋顶的农舍，挂着钩子的吊车……还有写着快餐店、保龄球场和温泉度假胜地名字的广告牌。但是，没有人在这儿居住。自从2011年3月12日，第一座核反应堆爆炸，附近所有小镇沦为放射性黄色危险区域之时，这里就成了被遗弃之地。由纪惠生活在整洁的小镇双叶。这里很多居民都在附近的核电站上班。随着老龄化及年轻一代涌向大城市，日本其他地区乡村人口在逐渐减少，但双叶因为有核电站得以幸免。由纪惠的家族历史可以说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她的奶奶在后来被建成核电站的一片农田上长大，她本人和一个核电站的工人走入了包办婚姻（由纪惠的丈夫仍在核电站工作，所以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全名）。“我们是东电家庭”，由纪惠说。疏散命令下达时，由纪惠和家人跑回家——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3.2公里——抓了几件生活必需品，有毯子还有给女儿用的尿布，然后就挤进一辆车，向西北开去。然而他们不知道，当时风正是把核辐射吹向了同一个方向。从那以后，由纪惠和她的家人搬了10次家，从一套狭小的公寓搬到另一套。而无形无味的辐射幽灵一直跟着他们。33岁的由纪惠和她的两个孩子，现在被困在磐城市郊的禁闭房里。磐城是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最大的城市，距核电站40公里。今年早些时候，由纪惠的女儿身上忽然出现了神秘的皮疹。一名出诊医师推测，核辐射是皮疹的诱因（不过其他医生也有不同的判断）。由纪惠则频繁流鼻血，她说在核泄漏事故发生前，自己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病症。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福岛核泄漏与附近居民——甚至是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健康问题存在关联。政府则指出，照X光或搭乘远程航班都会导致身体暴露于特别高的辐射，而人们仍是继续生活不必担心有任何风险。不过，即使科学另有解释，但如福岛核泄漏这样的事故产生的辐射还是让人感觉异样，更加危险。在福岛市经营一家私人诊所的肿瘤学家Sachihiko Fuse就说，“我们有太大的压力，甚至不能提辐射这个词。国家及县政府都说，‘这没什么危险，请照常生活’，但人们却感到担心。” 福岛核事故引发的精神健康危机无疑是真实存在的。没人知道压力究竟会如何体现在身体病痛上，包括流鼻血。有时，其影响还要严重许多。有当地医生表示，很多家庭因害怕蒙羞而没有报告自杀事件，所以真实的死亡人数无法确定。54岁的菅野茂清（Shigekiyo Kanno，音译）没有隐藏自己的感受。菅野是相马市（位于福岛县东北部——观察者网注）一名奶农，因为人们担心他生产的牛奶受辐射污染而失去生计。菅野把自杀遗言写在了牛棚的墙上：“要是能没有核电站该有多好。”他的死亡最初没有被列入福岛核事故的相关统计。核能政治核能在日本政府中的地位根深蒂固。 2009年，现执政党自民党收到的个人政治捐赠中， 70%来自当时或前电力公司高管。自民党支持重启前政府闲置的核电站。日本经济产业省电力供需办公室主管 Toshikazu Okuya就将重启核反应堆描述成，能源资源匮乏下的国家环境和经济需要。2010年到2012 年，随着进口矿物燃料取代了核燃料，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7%。政府估计，关闭核电站的直接经济损失为每年 354亿美元——而这发生在安倍试图重振国民经济的背景下。 Okuy谈到核能时承认，“我们不能说它没有风险”，但是“我们要设法重拾民众信心。” 而在福岛，这要从妈妈——政治上意外地活跃且越来越反核的群体——开始。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桥本佳代子（Kayoko Hashimoto，音译）的女儿按政府的要求，戴着放射量测定器上学。辐射云从此地经过，但民众却被告知当地是安全的。那么她女儿的放射量测定器为什么会录得高水平的放射量？桥本买了一个最好的放射量测定器，开始对女儿上学路上的辐射量进行检测。让她震惊的是，她发现社区存在一些小型高危地点，一个在面包店旁，一个在狗舍旁，还有一个在学校的停车场上。福岛有些镇子因为担心居民过多暴露于辐射下，对室外活动时间有严格限制。桥本发现，这些地方辐射水平甚至比那些小镇还要高。这些高危地点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危害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桥本感到担心，她说，“人们害怕辐射”，“但他们却不愿大惊小怪或吸引外界的注意力。” 桥本也反对在学校操场上存放污染废弃物。福岛到处散落着一堆堆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受辐射污染的地面表层土和草木。但没人愿意在自己身边建正式的垃圾堆积场。即使指定个临时的垃圾堆放点都很困难，学校因此派上了用处。这些塑料袋的寿命虽然可达数年，但其中一些已经被里面的草木和废弃物戳破。核专家仓泽（Kurasawa，音译）说，“把这叫做污染清理是错误的”，“这只是将污染废弃物从一个地点移到另一个”。一些负责清污的工人没受过多少训练，薪资也很低；招聘人员甚至将招聘目标锁定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身上。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部，四分之三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人都是分包工人。3月，核电站一名合同工遭遇意外，耗时1个小时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昵称为Sunny的核电站工人表示，“以前我感到骄傲，因为我认为自己在拯救日本”，“但这里工作时间长，待遇差。新手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媒体报道说我们总是搞砸事情。我已经失去了自豪感。” 而榻榻米垫制造商、前核电站工人Kyoji Konnai就不担心辐射问题。4月，政府在有关清污工作结束后，正式撤消了都路地区的疏散命令。都路与福岛第一核电站仅隔一条山路。Konnai和他所在社区三分之一的其他居民已经返回并清理了家园。Konnai说，“我还是认为核工业很重要”，“没有核电厂，我们就没有工作。”而其他人则无法回家。磐城市郊一片阴冷的金属棚子是为250户双叶家庭提供的最新一批临时住房。77岁的Tatsuko Shiga在她的小小住所前种了几盆花。一个架子搭成了她的家庭祭坛，在这样一个预制小屋里，只能做这些。不过，Shiga还是不愿回到自己在双叶的农房，虽然那是她所在社区少数几座没被海啸吞没的建筑之一。“那个地方完了，” Shiga说，“只适合鬼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