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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月3日下午，在午后小憩时，一场心脏病突发将好莱坞演员黄柳霜的生命定格在了56岁。在此之前，她中过风，又饱受肝病困扰。“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她逐渐从影坛淡出。直到去世前一年职业生涯又有了起色，她宣布复出，饰演了一些小角色，并着手洽谈更大的项目。但糟糕的身体，没有让她等到银幕上的“第二春”，而早先那些曾名噪一时的作品，也渐渐被淡忘了。 61年后，2022年10月25日，印着黄柳霜头像的25美分硬币在美国发行，美国硬币上首次出现了亚裔面孔。这套硬币属于“美国女性铸币项目”，该项目将从2022年至2025年发行一套25美分纪念币，每年设计五款，共选择20位对美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性。硬币上的黄柳霜头像。硬币的浮雕上，大眼睛、柳叶眉的黄柳霜梳着标志性的齐刘海，细长的手伸展开来，衬着下颌——她的手曾被誉为好莱坞最美的手。这位华裔女性先驱曾几乎被遗忘。她令人绝倒的神韵、无法被压制的才华，以及一生所遭受的累累污名，在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终于被重新想起。最重要的华裔女演员 2020年，流媒体平台网飞制作了一部电视剧《好莱坞》，这绝对不是一封写给好莱坞的情书，而是一纸揭露好莱坞不堪历史的诉状。这部剧提到的一系列早期好莱坞影人，很多因为种族、性别等原因遭遇过不公。《好莱坞》用虚构过去的方式为他们鸣不平，其中一集以黄柳霜为主人公，为了弥补她未被重视的遗憾，编剧给她安排了一座她从未真正获得过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小金人。在真实的历史中，黄柳霜出演的50余部电影，为她带来过享誉全球的声誉，但她饰演的大多数角色，光芒掩映在白人演员之下。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不是妓女、舞女就是蛇蝎女人，常常需要出卖自己的性感身材。《好莱坞》的反讽之举，恰恰折射了早期好莱坞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在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中，各类少数群体以一生的努力和天赋，也只能沦为背景与反衬。黄柳霜正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黄柳霜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并不为中国人所知，但事实是，在所有时代中，黄柳霜是在好莱坞乃至全球获得过最大成功的华裔女演员。她出演的电影，常常是当年最卖座的，并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有所斩获。 “几十年来，黄柳霜一直是最重要的华裔女演员，”《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作者、美国科尔盖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郝吉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强大的时尚品位仍然有影响力，她的世界主义观念仍然无与伦比。不论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她都轻松自如。” 在黄柳霜之后，只有1960年代之前的杨秀和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关南施，在声望和名气上与她相差无几。如今，在一大批华裔美国演员中，最著名的是刘玉玲、杨紫琼、奥卡菲娜（《别告诉她》主演）和吴恬敏（《摘金奇缘》主演）。“她们从她身上继承的职业精神，帮助她们解决遇到的问题，包括刻板印象的角色、对才能的限制、种族主义，以及不公的低薪。”郝吉思说。阴影中的好莱坞明星黄柳霜是第三代华人移民，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最早于19世纪50年代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她的父亲在洛杉矶开了一家洗衣店——这是当时美国华人最常见的营生。黄柳霜在童年时期就遇见了电影。9岁那年，她拿着为家族洗衣房送衣服得到的小费，第一次买票进影院，从此痴迷。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电影工业的中心从纽约转移到洛杉矶。在唐人街的大街小巷，常常能见到电影拍摄现场，围观的人群里经常有她的身影。上世纪初，以华人为主题的电影成为美国电影中一个颇受欢迎的类型。这是由于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以及持续数十年的排华风潮，激发了美国人对于华人群体的好奇，当时甚至出现了游览唐人街的巴士观光项目。彼时的华人电影充满了猎奇的眼光，华人演员大多只能出演次要或反面角色，主角多数由白人扮演——他们涂上黄色的粉底，穿上中国的布衣，怪异地扮演中国人。 1934年，黄柳霜为电影《莱姆豪斯蓝调》拍摄的宣传照。图/IC 最初，对于华人在美国电影体系中被贬低的处境，黄柳霜并没有太多领会。她的目光完全被电影的神奇和光芒万丈的明星所吸引，幻想着成为女明星。她不会想到，黄皮肤黑眼睛的她，在这条貌似鲜花铺成的路上会遇到多少荆棘。 1919年，在一位常常向好莱坞制片人推荐华人临时演员的浸礼会牧师举荐下，14岁的黄柳霜在电影《红灯笼》中得到了平生第一个角色：一名一闪而过的群演。1920年，她在《小丁》中饰演了一个戏份更多的报童。随着《小丁》在美国和欧洲大获成功，黄柳霜也获得了更多影迷。1921年，她在电影《人生》中第一次担当主角，饰演一名华人鸦片馆老板的妻子，常常受到丈夫的殴打。这个角色反映了当时华裔女演员的普遍处境。由于美国法律禁止白人的跨种族婚姻，电影审查法规《海斯法典》也要求，影片中异族不得通婚，白人演员也不能与异族演员接吻。如果华裔演员在戏中与白人演员有感情戏，最终都会以死亡告终。多年后，黄柳霜曾悲凉地说，自己死了一千次，“可怜巴巴地死去好像已经成了我的绝活。” 1922年的《海逝》是她早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美国人卡弗在香港附近坠海，被黄柳霜饰演的莲花救起，在莲花照料卡弗的日子里，两人坠入爱河。一年后，卡弗在家庭的催促下只身返美。痛苦的莲花独自生下了卡弗的儿子，年复一年等待卡弗归来。数年后卡弗终于归来，却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美国妻子。得知真相后，莲花将儿子交给卡弗，跳海而亡。她在《海逝》中展现出的精湛演技为事业点燃了引擎。她让演对手戏的男演员相形见绌，尤其是真挚的哭戏让观众动容。她红透了好莱坞，《纽约时报》呼吁应该给她更多演出机会，英国影评人称其“达到了大师水准”。人们已经知道，只要给她机会，这个17岁的华裔女孩将会带来更多惊喜。她的表演得到了好莱坞巨星老道格拉斯·范朋克的注意，范朋克当时的声望与票房吸引力，无异于布拉德·皮特、小罗伯特·唐尼等人的巅峰时期。1923年，范朋克邀请黄柳霜在年度巨制《巴格达窃贼》中饰演一名蒙古女奴，这部电影成为当年美国票房冠军，并且火遍全球，包括上海和香港。黄柳霜饰演的虽是个小角色，但她裸露双腿和大部分躯干的表演，让观众印象深刻。此时，她在欧洲也已经火了，欧洲媒体报道《巴格达窃贼》时，将她当作最大的新闻点，印上电影杂志的封面。有人感到，黄柳霜不多的出场镜头，已然抢走了范朋克的风头。然而，这些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当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俯瞰她的履历，这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则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海逝》中，莲花这个委身于白人的牺牲品角色，让她受到华人的批判，他们不满于电影背后潜藏的种族征服意味。《巴格达窃贼》中，她出演的蒙古女奴和内奸是个反面角色，宣传海报之所以选择范朋克用短剑抵着她后背的画面，无疑是因为性与暴力的噱头。在《唐人街繁华梦》的夜总会里，她穿戴着奇异的中国佩饰扭动腰肢跳舞，用异域风情投喂着夜总会的顾客和银幕前的西方观众。到了《龙女》里，她再次扮演舞女，白人男主角惊叹道:“我希望我能找到词汇来形容她，异国情调，就是这个词。” 在《上海快车》这个职业生涯巅峰的作品中，黄柳霜饰演的仍是一名妓女。德籍导演冯·斯登堡在这部电影里塑造了两名妓女，一个是玛琳·黛德丽饰演的西方妓女，一个是黄柳霜饰演的东方妓女，同时用东西方情调挑逗银幕外的白人男性。西方对她的恶意从未停止。在她走红后，电影媒体以《黄祸——中国人杀入演艺圈》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挑拨观众的情绪。此时她已不是那个单纯迷恋电影的小女孩，好莱坞让她遍体鳞伤，她对媒体控诉：“为什么银幕上的华人几乎总是反派——滥杀无辜、背信弃义、阴险狡诈，我们不是那样的人。” 即便她的演技和东方神韵得到再多赞赏，也无助于使她突破好莱坞种族歧视的铜墙铁壁。她依然无法在银幕上与异族接吻，意味着她无法上升为主打演员，只能看着那些资质平平的白人演员出尽风头。就算在拍摄时表演过一些展现其魅力的激情戏份，上映前也会被无情地剪掉，使她的银幕表现大打折扣。更多时候，她只能出演妓女、鸦片贩子，或者作为一个工具人，为电影增添一抹中国色彩。这样的限制让她日渐难以忍受。1928年，23岁的她去往对华人更为宽容的欧洲，寻找新的机会。在东西方的夹缝中黄柳霜从美国向欧洲的一跃，也是朝向世界的一次冒险。这个选择让《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作者、美国科尔盖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郝吉思十分佩服，他认为黄柳霜前往德国、法国和英国，让她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明星。1928年至1937年间，她多次前往欧洲拍电影，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说台词。“她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结交整个大陆的朋友，然后带着牛津口音回到美国，简历上写满了主演和多项成就，展示了她独特的世界主义。”郝吉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时不过二十出头的黄柳霜，已经是一个落落大方、谈吐优雅的文化名人。在柏林，她接受了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采访，他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聊了一晚上。本雅明几乎倾倒于黄柳霜的美丽和谈吐，在给杂志写的文章里，他不吝赞美之词，称其“开朗豁达的翩翩风度毫不造作……”法国人更为其着迷，在法国人眼中，黄柳霜美丽、睿智、优雅，她靠着自己的公共形象改善了华人在欧洲的形象。然而在中国，她的同胞对待她的态度始终矛盾。黄柳霜在全球的成功让中国人与有荣焉，《良友》和《生活》等杂志的报道，以“我国旅美明星黄柳霜”的口吻拉近关系。可是很多中国人又觉得，她的作品让中国蒙羞。一位民国政府驻美国副领事曾对米高梅公司高层说，黄柳霜每参演一部电影，就丢一次中国的脸。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断裂，终其一生伴随着她。在她演艺事业蒸蒸日上的那些年，家庭的反对声也从未停止。像很多华人移民家庭一样，黄柳霜的家庭就像一块传统中国植入洛杉矶的精神飞地。黄家在洛杉矶虽已繁衍到第三代，但从未切断与故土的联系。然而，在洛杉矶街头长大的黄柳霜，从思想到行为习惯已经彻底美国化。她精通英语，除了广东话，几乎不会读写中文。她在电影里将旗袍穿得魅力四射，而银幕下是个摩登女郎，常常穿着巴黎式的时装登上时尚杂志，还给自己买了一辆颇为新潮的威利斯骑士六缸汽车。刨除那些令她苦恼的来自中国传统观念的枷锁，她对中国始终怀有内心的归属感。从20年代起，她就有了回到中国的念头，最终于1936年成行。那一年，米高梅公司筹备将赛珍珠的普利策奖小说《大地》搬上银幕，故事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灵感来自于赛珍珠在江苏和安徽农村生活的经历。这将是好莱坞为数不多正面描绘现实中国的作品，黄柳霜渴望扮演女主角阿兰。即便报界和很多观众都在为她呼吁，但最终，米高梅公司还是选择让两位白人演员化妆成中国人，出演男女主角。黄柳霜愤愤不平，决定离开好莱坞访问中国。九个月的中国之行中虽难免有杂音，但中国人给予她的热情接纳令她终生难忘。她广泛结交中国名流，包括顾维钧、梅兰芳、林语堂等人，人们盼望着黄柳霜与胡蝶这两位最红的女明星相遇，她们也满足了公众的期待，在上海留下了著名的合影。 1931年电影《龙女》剧照。从后来的行动来看，1936年的寻根之旅毫无疑问加深了黄柳霜对中国的感情。次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对角色的选择发生了变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正面，以呈现真正的中国人形象。因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美国上下对中国的态度当时也趋向友善。1937年的《上海女儿》中，她饰演了一位勇敢揭露非法走私的华裔妇女；1942年的《重庆来的女士》中，她出演了一位指挥游击战的女战士。访问澳大利亚时，她专门排演了一场舞台表演，控诉日本人对天津租界侨民和中国人的迫害。她不仅拍摄支持抗日的电影，还将大量时间用在美国援华联合会、红十字会等机构的活动中。她拍卖自己收藏的旗袍为中国捐款，筹款捐献中国紧缺的药品，得到李宗仁的致函感谢。不过，她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肯定。 1942年至1943年，宋美龄访美作政治宣传，在好莱坞也受到热烈欢迎。宋美龄与英格玛·褒曼等最当红的女明星一起出席活动，但作为华裔的黄柳霜却没有受到邀请。在活动筹备时，中方代表团就专门交代，不要邀请她。宋美龄所代表的中国精英阶层的态度，影响了美国人对黄柳霜的看法。郝吉思认为，他们对黄柳霜的抵触，后来被美国左翼学者吸收，很大程度上是她在美国名声恶化的主要原因。直到数十年后，她承受的恶名才被时间洗刷，她对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应当被铭记。

回忆起儿子的时候，李蓉的眼睛会亮起来，话也绵密得多，就像“在数身上的珍珠”。过去十几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品尝过生活的百般滋味，但留在心里的，还是那些跟孩子相处的，日常而细碎的时刻——比如儿子发蒙时，她曾指着路边的椅子，教他什么是长，什么是宽；母子逛超市时，她试着让儿子算数结账；他们一同看世界地图，看中国以外，那么多不同形状、地理、气候的国家……后来，儿子长成了“别人家的孩子”，算数学到了统计学，从乐山走到了香港，又去到了美国。可她从来没有出过国。第一次坐飞机出去，是在去年，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而是赶赴他的葬礼。2021年11月9日，李蓉24岁的儿子郑少雄，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附近人行道上，被一名18岁的嫌犯枪杀。嫌犯抢走了他的手机和电脑，卖了100美元，次日被逮捕。那是李蓉不愿触碰的部分。她57岁，曾独身料理父母的丧事，离了婚，儿子又走后，生活好似坍塌下来，没有了寄托。后来，支撑起她的还是儿子：他一定希望她“健康快乐、过得好一点”。今年10月，我们在四川乐山见到李蓉时，她正在努力地学钢琴，练习瑜伽，上老年大学。李蓉说，她喜欢罗曼·罗兰那句知名的话，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郑少雄一周年忌日的时候，李蓉发的朋友圈。以下为李蓉的口述1我就觉得，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没有离开，“不思量，自难忘”。这24年，所有美好的回忆，像一颗一颗的珍珠，嵌在我心里，挂在我胸前，任何时候想起，随手一捏，就是一个故事。我有那么多宝贵的回忆，我就觉得我很富有，很幸福。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7岁跟着父母从成都来到乐山生活。毕业后一直在医院做财务工作。生同同时我33岁了。同同一岁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分开了。那时候我就想，我必须强大起来，为儿子撑起一片天。同同很小的时候，上街看到路边的椅子，我会教他什么是长、宽，他跑过去拿卷尺量；街道施工，我会带他去看井盖，让他知道井盖是做什么的。我还会带他到桥上看汽车，记车牌、车号，跟他讲不同车子的价格、特点。郑少雄小时候。郑少雄和妈妈在一起。他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去逛超市，给他10块钱买东西，通过计算价格学习加减法。我也会带他去看家电，告诉他热水器、锅是哪个国家的，回来后看世界地图、翻书，了解这些国家在哪，人口、气候怎么样。慢慢的，他就觉得很有趣，小学考常识，他每次都考得很好。书法、钢琴、素描、跆拳道、街舞，他喜欢什么，我都让他学。我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别的小朋友都在家睡懒觉，他到街上为人家写春联。还有一年夏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他一个人在弹钢琴，背上全是汗。问他怎么不吹空调，他说一个人吹有点奢侈，吹风扇，谱子又全吹跑了。他干脆都不开，就在旁边放条毛巾，手汗湿了就擦一下。那时候，一到周末，我骑着摩托车送他上各个补习班。他上课的时候，我就在路边看书。他每次都最后下来。后来听老师说，其他同学上完课就跑了，他每次帮忙把桌子凳子放好才走。一个人带孩子，有时候也很心酸。别人都是父母接送，我就一个人骑个摩托车，下大雨的时候，两个人全身都淋湿了。同同比较早熟，很小就会做饭、扫地，照顾自己。我经常跟他讲，小时候妈妈保护你，慢慢的，妈妈能力差了，你要学会保护妈妈。2小升初的时候，同同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乐山外国语学校，费用全免，但是要住读，我怕他会养成不好的习惯，给他选了另一所走读的学校。学校离家骑车要40分钟，为了让他早上多睡会儿，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每天下班了赶过去做饭，第二天再赶去上班。上初中后，同同开始在学校比较出名，他成绩好，字写得好，又有才艺，同学都叫他“老大”、“学神”。2011年10月，郑少雄代表学校到法国巴黎访问。有一次放学后，他和同学在操场打球，有个同学说，谁帮他上楼拿书包，给谁5块钱。同同说他去拿。第二天，老师表扬那个同学，说他给班里捐了5块钱。那个同学还愕然，后来才知道是同同以他的名义捐的。初二的时候，同同代表学校到法国巴黎访问，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回来的时候给每个老师带了香水，给同学带了纪念品。给我和我的闺蜜也带了香水，我一直没舍得用。同同的叛逆期也是在初中，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只要在原则范围内，我都答应。那时候他打游戏上瘾，我跟他约定，每天只能打半个小时。有时候时间到了，他一局没打完，要求加时，把第二天的时间用了。加了10分钟，没过完瘾，又加10分钟。等过完瘾再去做作业，效率特别高。第二天我特意早点回家，看他是不是在打游戏。一推他的门，他在写作业。我说你今天没打啊，他说，我昨天打了，今天就算了吧。他的自律就是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学校很多女生喜欢他，送他礼物。我说这些都是人家对你的情谊，你要珍惜。我还给他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引导他，“青春期对某个人有好感是很正常的，但是要以学习为重。”中考的时候，同同考上了成都七中，当年整个乐山只有4个人考上。为了方便照顾他，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我每周五一下班，坐两小时汽车到成都。到的时候晚上九点了，他刚好下晚自习，我拎着吃的去接他，他特别开心。周日再赶最后一班车回乐山。那三年，每周如此，来回的车票攒了一大堆。郑少雄读高中时，李蓉每周往返成都和乐山，攒下一大堆车票。在成都七中，他被评为了形象大使。生活中，我们像朋友一样，他有什么都会跟我说。我工作遇到压力，和同事有摩擦，也讲给他听。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各自陈述理由，再一起分析。我很赞同刘瑜说的，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只是借助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帮你完成做母亲的梦。爱他，就让他轻松快乐，成全他的梦想。那些年，我所有精力都放在父亲和儿子身上。我妈在同同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爸爸2012年过世。去世前，我在他床边守了三天三夜。他弥留之际，我把儿子也叫来了，想让他知道生死是怎么回事。离婚后，有很多人追求我，条件也不错，但我要照顾父亲和儿子，没有精力。我就想着，等以后把儿子供出来了再说。32015年，同同以651分被香港大学统计与财经系录取。港大学费生活费一年二三十万，我每个月工资才几千块。为了供他上学，我把我爸留的房子卖了，公积金全部取出来，倾其所有供他读书。那几年，家里常年只开一盏灯。我擦脸就用大宝，不舍得买护肤品。买衣服稍微贵一点，我就有犯罪感，觉得还不如给儿子，让他吃好点。我其实也是个爱美的人，看人家穿漂漂亮亮的，我也羡慕。但我觉得，把儿子培养好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我就要全力以赴去支持他，其他的我可以牺牲掉。李蓉和儿子的对话同同很懂事，我每学期一次性给他生活费，他从不乱花。平时也很节俭，香港西瓜太贵，他没舍得吃，每次回家才吃。他还申请了宋庆龄基金会的奖学金，去当助教、做家教，补贴生活费。我总觉得惭愧。我跟他说，妈妈提供给你的太少了，你做我的儿子挺委屈的。他安慰我，妈妈，你已经给我你能提供的最好的，我已经很感激了。去港大第一年，同同评上了香港大学学生大使，负责接待来港大访问的人。郑少雄作为学生大使，出现在2017年香港大学杂志封面上。当学生大使后，学校每年奖励他免费旅游，他去了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给我寄明信片，带小礼物，拍照发给我看，我就感觉他在带着我看世界。同同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三年，五年，要怎么做。他也很努力，坐高铁，等车，出去吃饭，随时都在学习。才20岁，就和学姐合作出了本书《做事的逻辑》，还连续三年入选港大“院长优异生名单”。郑少雄给自己出版的书签名。在香港的经历，对他的帮助很大。我记得他刚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坐电梯，人特别多，电梯门关不了，他就自己走出去。我说，人家都没出来，你为什么要走出来。他说，算了，大家都这么想，电梯怎么开啊？就这些小事情，我感觉以前是我教育他，现在他反过来教育我了。从他去港大开始，我们每晚都会道晚安，分享彼此的生活。他每次给我发他生活的照片，跟同学出去玩，我就觉得特别幸福，像我自己在读大学一样。我也给他发我做的蛋糕、烙饼。我平时喜欢在生活点点滴滴的小事上花一些小心思。出去吃饭贵，我就请朋友们来家里喝下午茶，自己榨西瓜汁、豆浆，把灯调暗，烛台点起，放上音乐，是不是很有氛围？通过这样子，我也找到了我想要的诗和远方。那时候我经常跟他说，幸福就像一个毛线团，只要露出一点点头，我就会把它扯很长。不一定要在什么高大上的地方，自己也能创造幸福。李蓉母子合照。我们一起走路，要不牵着手，要不挽着。我那些同学都羡慕我，说自己的儿子从来不会这样。我跟闺蜜聚会，也把他叫过去，他知道那些是我的闺蜜，特别懂事，说“谢谢你们，平时我不在的时候，你们陪伴我妈妈”。帮她们拎包、占位置，她们都特别喜欢他。我很幸运，那时候花那么多时间去陪他，不然现在我都没什么可以回忆的。他带给我很多的快乐，让我现在想起他的时候，不那么孤单。儿子出事后，他一个港大的同学给我发消息说：“有一次在香港看海，问他有什么比海更深的爱，他说是母爱。您的爱一直是他的翅膀，给他穿越所有风雨的力量”，“在香港每年的中秋节，和您打完电话，他都会哭好久。”42019年，同同提前一个学期，以一级荣誉从港大毕业，还被评为港大杰出校友。他想继续读研深造。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特别开心，说他被好几个学校录取了。我说你最喜欢哪个，他说芝加哥大学，因为它的经济学非常有名，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很高兴，又发愁学费，他读港大把积蓄花得差不多了，去芝加哥留学，一年费用将近50万。同同担心我压力大，我说，这不是你该发愁的，砸锅卖铁我也要圆你的梦想。我找亲戚、朋友们借钱，他们都很支持。现在想起来，儿子需要钱的时候，我全力以赴给他了，我觉得特别值得。去芝加哥后，同同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单间。刚去的时候，因为疫情，他在家上网课，没人交流，很想家。我就跟他视频，给他看我吃的是什么，还把他喜欢的玩偶摆成一排，说“它们都等着你回来哦”。为了省钱，他经常自己做饭。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看他做得好吃，有时候会去蹭饭。一顿简单的饭，他也会摆盘，拍照发给我看。中秋节，郑少雄自己做月饼。后来疫情好些了，他会跟同学去密歇根湖冲浪、划船，去攀岩，听钢琴音乐会，打乒乓球，把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我们照旧每天分享各自的生活。我有高血压，经常忘记吃药，他就给我买了个带电子钟的药盒。我说长胖了，他就送我体脂秤，一步步教我使用。他去芝加哥后，我的心一直悬着，每天关注芝加哥的新闻，一看到有枪击案发生，就睡不着。他宽慰我，他安装了可以实时标示犯罪事件的软件，晚上不出去，不会有事的。不过有一次，他说半夜听见窗外有枪声，马上翻起来，挨着墙壁站。还有一次，睡梦中听到了警笛声，被惊醒。去年一月，中国留学生范轶然在芝大停车场遭到枪击，对我触动特别大。我记得他的追悼会在学校草坪上举行，黄昏的时候，蜡烛火苗燃着，他爸妈就在晚风中蹲着，很凄凉。我跟儿子说，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我是受不了的哟。他说，没事，你放心。同同的梦想是当数据科学家。2021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他想先在美国找一份数据研究方面的工作，积累些经验。我鼓励他，我们是黎明前的黑暗，等你工作了，我就没什么压力了。他说，等以后挣钱了，每个月给你零花钱，慢慢带你玩带你享福。之后没多久，同同告诉我，他和一个女孩在一起了，我很为他开心。2021年11月7日，我57岁生日那天，同同掐好时间给我寄来一瓶香水。我没有想到，那会是这辈子最后一次收到儿子的礼物。10号（北京时间）上午，我看到网上有消息说，有学生在芝大校外遭到枪击，我赶紧联系儿子，没有回复。我一下慌了，在各个留学群里询问情况。上午11点多，领馆来电话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全身发抖，感受到了什么是骨肉相连，那种无法抑制的痛，还有恐惧、愤怒、迷茫，一下袭来。我痛得站不起来，一直蜷缩着身子。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处理，我要去接儿子回家。11月12号，我飞往上海面签。港大在上海的学生家长，把我接到他们租的民宿。进屋脱鞋的时候，我袜子前面有两个洞。他们一下抱着我，说“李姐，你太不容易了”。带我去买袜子，还给我买了件呢子大衣、围巾。一个港大家长还陪着我去芝加哥。飞机上，乘客们都在睡觉，机舱里漆黑一片。我打开座位上的顶灯，开始写追思会上的发言，边写边哭。5飞机抵达芝加哥后，来不及倒时差，芝大为少雄举办的追思会开始了。那天是11月18日（美国时间），洛克菲勒纪念教堂里坐满了人，来了很多官员、市民、学生。还有媒体直播。李蓉在儿子追思会上发言。我上台发言的时候，很多人担心我会失声痛哭，撑不住倒下，给我准备了医生。站在台上，我觉得自己是在和儿子说话：“今天我远渡重洋，来到你身边，我用了你买给我的香水，我相信你能闻到这个味道，闻到妈妈的味道，你知道妈妈来接你回家了……”李蓉在追思会发言的部分内容。台下很多人都哭了，翻译也哽咽了。发言完后，教堂里响起了唱诗班和管风琴演奏的《梦见家和母亲》，哀婉凄美的歌声回荡着，我瞬间泪如雨下。教堂里的人一个个上来和我拥抱。第二天，同同的遗体运回学校，很多老师、学生来送别他。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反复听《好久不见》，常常梦见儿子突然从山上摔下，或是在河里奄奄一息喊“救命”。想到他一个人躺在异国他乡冰冷的街巷，心里愤怒又心疼。他倒下的地方，我去过两三次，地上摆满了鲜花、玩偶和朋友们悼念他的卡片，我把卡片都带回来了。郑少雄遇害的地方，摆满了悼念的鲜花。他的同学陪着我去他住处收拾遗物。那天，一推开门，房间里就一张床，一个小书桌，十来平米，很简陋。我进去的时候，他的书桌干净整洁，衣服整齐地挂在衣柜里，闹钟“滴答滴答”转动着，充电器的灯还亮着，好像在等待主人归来。我把他的东西一样一样收好，书、眼镜、剃胡刀、闹钟、茶杯，还有他喜欢的那些小玩意、贴身衣物，我全都带回了家，就像把他带回家一样。现在，它们被我放在家里，每次用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还在一起的感觉。他的衣服，我有时候会拿出来穿，鞋子，我都刷得亮亮堂堂的。那栋公寓的留学生们，塞给我厚厚一堆卡片，全是写给少雄的，讲他以前怎么帮助他们。我后来才知道，出事那天，同同是要回家帮朋友开洗衣房的门，路上遇害的。那位同学一直自责，后来鼓起勇气来看我，哽咽着给我鞠躬，说同同以前帮他搬家，教他做饭，给了他很多帮助。我拥抱了他，安慰他，途中遇害只是偶然，希望你能释怀，好好生活。芝加哥风很大，我一去就流鼻血，他的同学给我带面霜护手霜，还有各种吃的用的，轮流陪着我。很多人来宾馆看我。我记得有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教授，他说少雄是他的第三代弟子，他看过少雄写的论文，觉得他太可惜了，很心痛，抱着我哭了。在芝加哥待一个半月后，我背着儿子的骨灰盒回国了。他伏在我肩膀上，犹如小时候睡着的模样。62022年春节，我和成都的亲戚一起度过。以前我曾对儿子说，只要空气中弥漫你的气息，屋里回荡你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过年。而今，一切成了永远的痛。2022年4月6日，是同同25岁生日，我在家陪他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我像往常一样给他发微信，说“我没有保护好你，来生妈妈会加倍地爱你。”三天后，同同下葬了。他的墓地，我选在山的最高峰，一天中最早迎来朝阳，四周苍翠葱绿，宁静深邃。墓碑竖碑上刻着“温润如玉君子，出类拔萃人杰”，横碑上写着“You are an angle”（你是一个天使）。我想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告别，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的事。安葬那天，来了很多亲友。大家进墓地的时候，陵园里响起电影《珍珠港》的插曲《Tennessee》，那是同同喜欢的歌。音乐在山间回荡，工人们慢慢把墓地的砖砌好，敷上水泥。同同喜欢的书、魔方、眼镜、玩偶，同学们写给他的纪念卡片，我都放进墓里陪伴他。之后，大家上前献花，音乐换成了大提琴版《送别》，哀而不凄，离而不伤。后来公墓里的人说，我是第一个在墓地放歌曲的。同同安葬后，我发了条朋友圈：“生离是朦胧的日月，死别是憔悴的落花。从此，思念深似海，往事如天远。人间银河，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自他出事后，我一直靠意志强撑着，后事处理完后，身体一下垮了，急性胰腺炎发作，住了一个月院。我请了个护工照顾我，几个闺蜜轮流给我送饭。这些年，我做过五次手术。儿子四年级的时候，我因为气胸，肺压缩了90%，切除了1/3的肺。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一次手术。同同初一的时候，我下楼梯时摔断了右腿，上了4根钢针、5根螺钉，一直到第二年才取出来。他上大二的时候，我又做了胆囊切除手术，那时他刚好放假，一直守着我。他说，幸好我放假了，不然你一个人太可怜了。身体上的痛，我觉得都可以熬过去。每次面临人生的磨难，我就想，儿子还需要我，我倒下了，没人保护他了。我就是靠这个意念活着。我跟他说，妈妈什么都可以给你，我留一只眼睛就够了，因为我想看你。他在芝加哥的那些同学，好多都有汽车，如果他也有汽车，不是一个人在街上走，是不是就不会遇害？这样想的时候，我就特别自责，恨自己能力太小了。想他的时候，我会写日记，看聊天记录，给他发消息：“……妈妈梦见你了，和小伙伴一起，租的房子大，整洁。妈妈很想念。”到现在，我觉得我的泪已经流干了，但是猛一瞬间想到他，还是会哭。五一那天，我去看望同同，下山时看到一个女孩抱着一束花上去，她说她是少雄的初中同学，想来看看他。我带她过去后，远远看着她跪在墓前和少雄说话。后来女孩告诉我，她暗恋少雄很多年，一直把他当男神，想变得更优秀点再表白，结果他越走越远，自己追不上了。她后来经常找我聊天，每次回乐山都来看我。7同同出事后，芝大给我寄了两本纪念册，写满了网友们对他的祝福；香港大学校长也发来慰问信，给了同同很高的评价。他的很多同学、朋友联系我，跟我分享他的故事。母亲节、我生日的时候，他们代替少雄，给我寄来香水、鲜花、化妆品。李蓉生日那天，收到了很多儿子朋友们送的礼物。我现在感觉，同同换了一种方式来爱我。他帮助过的那些人，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给了我很多温暖和帮助。我也想把这份爱传递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公益机构邀请我去分享教育孩子的经验，我都会去。同同的同学、朋友们有什么困惑或者想倾诉的，我都会认真倾听，开导他们。你采一束野花，回家插起来多漂亮，做了饭，摆个盘，多好看，点点滴滴的小快乐聚在一起，还有什么忧愁啊？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美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开朗起来，走出来看看阳光，多美的天气啊。我的心态也是这些年慢慢磨出来的。我经历过太多磨难。我没有姊妹，父母不在了，儿子没了，老公也没有，没人给你支撑给你归属感，内心掏空的感觉。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儿子希望我健康快乐、过得好一点。现在，我每天过得很充实，学钢琴、瑜伽，报了老年大学学民族舞；还加了读书旅游群，每天分享读的文章。天气好的时候，和朋友去喝茶，出去玩，打麻将，逛街；下小雨的时候，在家放点音乐，看一本喜欢的书；有时边做家务，边听蒋勋讲美术、唐诗宋词。思念一个人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我不喜欢凄凄惨惨，我想有意义地向阳而生。我基本每个月都会去看同同，带上一束鲜花，放一首他喜欢的歌，静静地跟他说说心里话，或者写信烧给他。他的墓地在山巅，要走很长一段路。以后等我老了，走不动了，我就出钱叫人背我上去；实在动不了，我也会双眼看向他的方向，在心里为他祈祷。以前，他总觉得我为他付出了很多，想带我去看世界。以后，我想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带着他去看。同同去世后，我听说，芝加哥大学加大了警力安排和巡逻，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留学生的安全。律师告诉我，案子开过几次庭，目前在调查取证阶段，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因为这个案子，芝加哥专门通过了一项法令，大幅提高买卖盗窃手机商家的罚款与处罚力度，对偷盗手机进行严罚。这些年，我其实也羡慕别人幸福和睦的家，也有很多人给我表白，到了这个年龄，考虑的现实问题比较多。我对爱情的理解是，有人陪你立黄昏，有人为你粥可温。我有时候也会想，以后不能动或者生病了，谁来照顾你？家里那些我喜欢的小玩意，以前舍不得用，想留给儿子，现在留给谁啊？以后老了，看见人家儿孙满堂，一家人其乐融融，就觉得，哎呀，还是有点孤单。想起这些，就觉得特别悲哀，人到末年，悲从心起，你就要去接受一个人的孤独、无助和求人。中秋那天，我和朋友去了峨眉山。清晨，我拍了张月亮的照片，我想象着儿子在另一个世界，和我看相同的月亮，“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今年中秋节，李蓉发的朋友圈。我想起他刚去港大那年，给我寄了一盒美心月饼，自己舍不得吃。后来去了芝加哥，中秋节他给同学做了冰皮月饼，很成功。他说，妈妈，等我回来做给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