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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市新政和股市涨潮的刺激下，尽管“亏了小一百万”，一些卖房人终于成功“解套”，卖掉了房子。手持现金，重新投入房地产市场之前，他们更加谨慎，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刚需”不再需要被其他人定义，曾经和房子绑定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也在慢慢松动。有人感慨：“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终于卖掉了整个国庆，孙璐都待在南京家里，卖房。她要卖的房子是自己的婚房，2019年买下的一套两居室。今年房子满五，可以出手。挂牌价是260万元，比买来时的317万已经降价了将近50万。虽然要亏，但想置换的房子也降了价，孙璐觉得，“这是置换的好机会”。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紧接着，10月29和10月30日，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四个一线城市和央行同时发布楼市刺激政策，对贷款利率、限购数量、首付比例、购房资格等各方面做出调整。孙璐关注的置换房所在的小区，有业主立刻把房价回拨了三四十万元。孙璐的目光放在“止跌回稳”这四个字上面，她把这四个字拆来开解读——“止跌”，意思就是努力让房价不再跌了；“回稳”，意思就是努力稳住房价，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大的波动。这成了她国庆认真卖房的强心剂。好消息还来自股市。国庆前期，股市一路飞涨。9月30日，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次开盘，全市场超5000只股上涨，各板块普涨。孙璐虽然不炒股，但她知道，股市好的话，买房的人的预算就多，有钱买房上车的人也会多起来——再往好一点想，看她房子的人多了，她卖出去的成功率就高了。她退掉了湖州的民宿，放弃了全家去旅游的计划，把家里打扫干净，每天拭目以待，准备迎接踏进家门的看房人。 ▲图/ 《卖房子的女人》剧照假期头两天，看房的人果真多了。每天都有几波人上门，她一一介绍房子的优点：次顶楼，有落地窗，光照充足；小区环境优美，绿植丰富，从家里能眺望长江大桥；她给全屋铺装了地暖，在没有暖气的南京过冬很是方便…… 然而，过了头两天，便没什么人来看房了。孙璐问中介，对方说，新房的开发商为了吸引买家，简直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促销、赠送家电，“都被吸引去看新房了”。新闻里各地看房人挤爆售楼处的热闹与她无关。好几天时间，她专门在家等待，却门庭冷落，只能不停地在网上刷帖子。各种观点被精准推送到她的页面，“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开始混乱，有人觉得价格要上调了，有人觉得还是不会，有人觉得会更稳，不上不下。”但“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对我们心理也会有影响。至少不会担心，房价会在短时间内再降个10万、8万了。” 国庆节后，房子突然卖掉了。10月12日，一对想买房给女儿上学陪读的夫妻来看房，很快又带着妈妈再看了一次。 ▲买房的一家人。图 / 视觉中国孙璐熟悉这个家庭配置，针对性地介绍起来：两个朝南的房间都是落地窗，采光特别好；装修非常新，2020年刚做的，保养得也好。重点是，有地暖，“有老人小孩的，都会很在意地暖这个事”。之前来看两次的访客不是没有，但孙璐依稀感觉到，这家人是真的对她的房子产生了兴趣：“她们会问地暖花费多少钱装的，柜子是不是钉在墙上搬不走的。真对你这个房子感兴趣的人，才会去想这些事情。” 双方很快坐到谈判桌上。孙璐报出的底价是245万元，为表达诚意，又让步了5万元，降到240万元。谈判中，孙璐讲究的方法是，一点一点地让步，“不能让对方感觉到你着急，否则很容易被对方拿捏”。谈到细节部分，对方表示可以让孙璐把家具全部拿走，出价230万元。看孙璐不满意，提出再加五千元，她当即拿出手机，准备打车走人：“五千元有什么好谈的？” 她死咬着价格不放，除了新政给了她一些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卖家少给一万元，她购买置换房子的首付就少一万元，贷款和利息就因此多一笔。她希望手上能多拿到一些现金，但对买家来说，多掏现金买房也是不容易的。一番来回之后，买家提出233万元，同意孙璐在房子里免费住到明年三月份，省下租房、搬家的费用。最后各让一步，房子以233.5万元成交。为争取多卖几千元，谈判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过程虽然很消耗人，但成功卖掉房子后，孙璐有一种短暂的愉悦，上个月也曾有买家出价，她选择等一等，多卖了8万元。她赌对了。孙璐挂牌40天就卖掉房子的事很快在同事中传开，“他们都非常地惊讶，问我怎么做的，说我也好想卖掉，大家真的很想把房子卖出去。” 北京的江敏，也在10 月6日卖掉了房子。2018年，她花310万元购入了北京朝阳区一套 6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花了20多万装修，最终以265万元的价格成交了。“加上这些年还的利息，亏了小一百万。但总算卖出去了。” 因为是1998年的老房子，江敏不想把价格捏得太紧，最初挂牌288万元，国庆前夕她降到268万元，果然吸引了更多人看房。“以前是一周两三个人，现在一天就能有两三个人”。虽然亏了钱，房子很快卖掉，没有经历太多波折，江敏感觉特别开心。曾经作为北漂能力证明和安全感来源的房子，一度变成了“累赘”。终于出手，也不用背负房贷了，她甚至感到摆脱了束缚：“如果我想离开北京，我也随时可以离开北京了，对吧？比如去别的地方，如果想回来再买呗，反正房子涨也涨不到哪去了。就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看房量刺激了成交量。根据北京链家数据，十一期间二手房成交热度较高，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数量增长近两倍。 58安居客研究院数据也显示，国庆长假期间，日均新房找房热度较9月份日均热度上升约8%，二手房重点监测百城中，有83个城市的找房热度有所上升，其中38个城市的涨幅超过10%。 ▲国庆楼市报告。图 / 58安居客研究院 40多岁的姜维，要卖一套位于朝阳区东五环的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三个月前以830万元挂上网，一直没卖出去，终于赶在假期最后一天出售。姜维的房子无论小区还是户型都比较“抗跌”，在房价下行时期也是抢手房源，卖不出去，只是因为买方在等一个更低的价格。 10月5日至10月7日那几天，基本上每天五六波看房的，报价基本在750万元以下。到第6个报价的时候，谈了三四十分钟就成交了，卖出了760万元。虽然低于心理预期十几万元，但是买了一个“确定性”。“如果继续拉长周期，有可能出现报价更理想的买家，但也可能不出现，早早收获了一个确定性，很重要。” “确实是托新政的福，要不然可能纠结到11月、12月份去了，太磨人。” 柳薇是在新政出来前卖掉了自己位于北京鸟巢附近的70平方米小两居。2019年430万元购入的房子，挂牌398万元，最终370万元卖出去了。卖房是为了置换更大的房子，因为生了小孩，结婚时买的房不够住了。眼看着房价一路走低，她认为到了置换的好时机。 “我们这个房子跌了，但是我们想买的大房子也跌，大家如果跌同样的单价的话，其实他那边跌得更多。”柳薇一直看好的一套海淀的房子就跌了不少。去年4月份的成交价是780万元，今年的5月成交了一套一模一样的户型，580万元，足足跌了200万元。“到了下半年，现在580万肯定都卖不上了。” 这么一比，柳薇调整了心态，一旦遇到有缘的买房人，就果断快速出手了房子。她有些庆幸，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她和老公凑出了100来万元，找亲戚朋友借了几十多万元，首付和房贷几乎是1:1，没有加更高杠杆买更大面积，“否则亏得更多”。卖房之后的国庆节，趁着假期，她不停地跑楼盘挑选置换房。她发现，她看过的新盘里，没有一个不打折。 “丰台有个楼盘，开盘时定价一平方米4万9，因低于政府指导价被约谈，后来调整到6万多块，但实际上通过返佣的形式，还是5万多块在卖。” 除了打折降价促销，精装修也被开发商卷成了基本配置。柳薇看的楼盘里，许多新盘是五恒系统的科技住宅，不仅科技拉满，家具也给安排妥当，“冰箱、洗衣机、洗碗机全部配好，直接可以拎包入住”。 ▲今年国庆期间，北京某售楼处看房、买房的人明显增多。图 / 视觉中国卖房方法论在过去这几个月，每个想要卖房的人，都成了卖房专家，形成了自己的卖房方法论。房价上涨、还是卖方市场的时候，卖房人只需挂牌到网上，然后等着看房人踏进门槛就可以。如今，每个人都要为卖房付出更多努力。孙璐虽然卖房时间不算久，但经历的心理冲击不小。今年9月3日，孙璐第一次将房子挂牌。挂牌之初，看客寥寥。她有些着急，眼看着自己看中的房子一个夏天内降价了四五十万元，“觉得会继续跌，而且速度很快，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焦虑的心情迫使她不得不马上降价，从260万元降到了252万元。降价吸引了看客，但无一例外，都带着大砍刀，“上来就是只出220万”，这远远低于孙璐的预期，“我没同意，全部都没谈”。 9月底，有一个住在同小区、手里有闲钱的男士来谈过价。那时正逢股市大涨，买家多出了几万块，报价228万元。他买房仅为归置闲钱，因此态度随意，在价格上不肯让步，“一分钱都不肯加”。孙璐主要是被买家的态度气到了。这位男士在小区里看了好几个月了，平时遛遛弯就能看个房子，他的心态是，未来三四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房价还会持续下降，“你们的房子反正要降价，不如现在便宜点卖给我”。新政出了以后，他可能在股市挣了不少钱，又愿意加一点钱，但孙璐还是觉得不舒服，“我们是诚心卖房，又不是着急还钱，这么卖了感觉是被人捡漏了，可能还真挺难受的。” 中介劝说：“现在遇到客户不容易，不卖的话不知道下一个买家什么时候来。”出面谈价的丈夫态度坚定，扭头就走。孙璐得知后有些惋惜：“如果这个时候不卖，继续降到年底，谁知道要降到什么程度？” 毕竟，社交平台上都写着：“一定要珍惜第一个给你出价的人。” 卖房一个月，孙璐“把能做的都做了”。她跟卖房平台签了好赞协议（签署后，房子会获得更多曝光），自己在小红书发了帖子，每天都在有意向买房的帖子下留言，甚至想过去找抖音的看房博主来家里拍视频。最终总算没有跌出心理价位。 ▲孙璐家中的书柜。图 /讲述者提供柳薇真找了大V推流。她先是找中介做了一个商圈推广，聚焦房子“精装修”“大露台”卖点，热度在链家被炒得很高。除此之外，她还联系了一个有8万多粉丝的大V到家里拍视频，寻找目标用户。在卖房之前，她曾精准定位了“下家”的画像：“能买我们这个房子的，一定是个年轻人，而且一定是第一次买房。他看上的一定会是我家的这个露台和精装修。” ▲柳薇家中的露台。图 / 讲述者提供他大概率是小地方来的，手里大概能有个百八十万元的首付。父母无法提供资金支持，也没有话语权。“凡是跟着父母来看的，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个露台没有什么用，他们不会为了这个露台去溢价的。只有那种自己挣钱的年轻人，他自己能做主，喜欢这个露台，喜欢这个房子，就买了。” 对方甚至不可能是二线城市或者省会城市的人群，因为来自这些地方的年轻人，父母多支援点，就没必要买小两居室，可以直接去买三居室了。而最后的成交人，基本上和她的想象一致：他是一位来自广西农村的年轻男性，在北京从事程序员工作，看房的当天就自己拍板做了决定。手里有个七八十万元，然后找家里支援了个二三十万元，买这房子是结婚用的。即使是独立买房，对方也没有把杠杆加到最大，拿出100多万元，作为将近三成的首付。谈判很爽快，男生中午来了一趟，晚上来看了下夜景，十分钟后就约去交易室了。谈价的时候，她说了一句：“从此你再也不用搬家了。”她清晰地感到，这句话戳进了对方的心底，为这笔买卖一锤定音。看到年轻人憧憬未来的表情时，柳薇不禁有些感慨，五年前，她和丈夫也是这样买下了上一个房东的房子。当时的房东也是三十来岁，孩子一岁多，打算卖了房去海淀，如今他们如出一辙。房子作为载体，见证了一轮轮年轻人在这个城市的打拼、憧憬，而房价的涨跌则左右着他们的资产变化、希望和失望，她仿佛看到命运的齿轮在面前转动。 ▲图 / 视觉中国解套之后经过房价的洗礼，终于“解套”的卖房人，人生观也仿佛被洗礼了。柳薇对“卷”的终点产生了怀疑。她和丈夫都是小镇做题家，从山东山西两个高考大省卷出来，考入北京大学，进入稳定单位工作，可谓“卷到了极致”。如今收入预期可观，并不存在裁员、房贷断供的问题，却依然保守谨慎，对置换房子的首付与房贷配置，柳薇的打算依然是五五开，“不背太多债，十年内还清”。虽然现在北京的首套房首付比例降到了15%，首付少了，但杠杆大了，“我这样的家庭都不敢这样去操作”。刚刚卖掉的70平方米的小房子曾承载着她和丈夫的青春记忆，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女，还收养过一只流浪狗。以前不忙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露台上聊聊天，吹吹风，看春花赏冬雪。可随着工作变忙和孩子出生，回到家就是看孩子睡觉，起床就收拾孩子然后去上班，露台变成无用的闲置空地了，“没有时间打理了”。露台这种“无用”的东西，在有余裕时，是希望和美好的象征，在紧缩时期，也可能沦为生活的鸡肋。对露台的态度也投射了柳薇这些年越来越务实的改变：年轻的时候还“很有理想，觉得要做出什么让世界震惊的东西”，现在想的是“能住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让孩子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起点，老了也能安安稳稳地退休，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愿望”。她记得2014年刚工作时，一个月挣几千块，就敢买大牌，如今收入高了，却习惯了用国产化妆品，在闲鱼上跟人拼单，在李佳琦直播间瓜分赠品。江敏卖掉住了五年的房子后，本意也是置换，但在等待买家、选择新房的过程中，她算了一笔账：上万元的房贷，依然无法住进理想的住所，“不如花同样的价格在西大望路这边租珠江帝景的房子”。 ▲北京珠江帝景小区。图 / 视觉中国江敏买房的2018年，正是全国房地产的上升期，那时候身边人都在买房，“你会觉得房子能给你一种安全感，它不止代表住所，也代表一种收益很大的投资”。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是一件说出去面上颇有光彩的事情。时过境迁，江敏不再需要通过“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房产”来证明自己，“现在大家觉得手上拿着现金才是王道”。 “你买了房，等于把钱又给了别人，那这份钱最后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谁能知道？”楼市跟时代与政策息息相关，作为普通人，江敏觉得自己参不透，再也不想为所谓的安全感付出巨额利息了。 “我拿着比较少的首付，贷款去买一套房子，不如多花几年攒点钱，提高首付款的比例，相对应地，未来要还的贷款就少了。” 尽量减少身上的负债，正在成为共识。江敏决定暂时搁置买房计划，租房生活。不过，房子之外，似乎也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投资。国庆前和10月8日开盘当天，江敏都加仓了股票，“现在还亏着呢”。还愿意买房的人，多数是刚需。要么是想买人生第一套房刚需上车，要么是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进行置换，无论哪一种，房子的属性中，自住占据了主要成分，而过去房子作为不动产被市场赋予的投资属性，渐渐此消彼长。从准备卖房开始，柳薇观察小区内的出售情况，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老破小跌得特别惨，现在比较抗跌的是刚需三居”。她家所在的小区位于配套成熟的社区，出门就是地铁，医院、学院、商场都在附近，一年的带看量达到8000多次，每个月能成交十几套房。过去，小区二手房最高成单价来自于67平方米的一居室，但现在一居室的单价已经是小区里最低的，“已经从420万元跌到295万元”。后来者居上的是三居室，虽然已经从过去的730-780万元的区间跌到600-630万元，跌幅超过100多万元，但由于面积较大，折到单价里，跌幅比一居室小得多。此外，每卖一套房，挂牌价都要往下再跌一点已经成为趋势。柳薇观察到，自从八月份小区里出现一个295万元成交的一居室，后面的挂牌价再也没有超过300万元。而如今“刚需”也变得不那么牢靠。柳薇一直在关注学区房动向，国庆期间，被称为“神盘”的蜂鸟家园小区成交了一套370万元的房子，那个房型高点时曾卖到过近千万元的总价。 ▲蜂鸟家园小区成交记录。图 / 网络 5月份，她曾关注到蜂鸟家园的业主联合起来，声称“一定要守住600万元大关”，“现在300多万元就卖了，早就破了，可能是业主急需用钱。” 所以她不打算上车“学区房”，而是想先在五环外买一个大房子自住，改善生活。柳薇目前考虑的置换房子，一个是新楼盘，一个是几百米外的2009年的别墅区，两者是同样的价格。令柳薇纠结的地方在于，别墅区的房子已经较老，本身地段不占优势，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在看这些房子时，她也不禁感慨房价下跌的“好处”，这些房子是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存在，“可能要到退休才能买得起”。姜维在置换过程中选择了先买后卖，也因此差点遭遇财务危机和家庭危机。他看中的房子价格在1600万元左右，希望自己的房子可以卖上800万元，再凑个两三百万元，把首付交多一些。他的房子地段优良，2008年的次新房，户型属小区里的稀缺型，挂牌没多久就上了平台的必看好房榜单。这给了他率先买房的信心，却也成为谈价途中的阻碍，甚至在家庭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他倾向“赶紧出手”，而妻子却想“再等来一个好价格”，以至错失了出价最高的买家，报价从770万元上下一路跌到730万元。“说不后悔是假的。”但在姜维看来，卖房一事，需要家庭拧成一股绳，“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因为卖房是大事，需要家庭的一致性，不允许单打独斗”。幸运的是，两人最终拧成了一股绳，而不像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讨论中那样，因为房价下跌闹到离婚、家庭破裂。两人偶尔也会调侃，一次犹豫，少卖几十万元。最坏的时候，他衡量了卖不出房子、无法凑出首付的后果，“需要支付将近100万元的违约金”。他试着做风险预案，实在卖不掉，“就把北京和外地的房产做抵押贷款，等回暖之后慢慢解押”。国庆已经过去三周，楼市的余温还在持续。麟评居住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10月14日-20日，重点10城二手住宅成交量20724套，环比升20.01%，同比升35.9%；新房成交继续放量，重点15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24287套，环比升12.39%，同比升23.82%。江敏听中介说，国庆的热潮过去之后，许多人把卖房变成了一件朝九晚五的事，“每天来公司看看，像上班似的，天天就坐在那儿，看你有没有把我的房子卖掉”。 “像段子似的。” ▲房屋中介带客户看房。图 / 视觉中国

1. 近日，因“红斑狼疮导致肾衰竭”的上海姑娘沙白备受关注。当地时间10月24日下午4点，她选择在父亲陪伴下，在瑞士最大的安乐死机构dignitas（尊严），进行安乐死。2. 在瑞士，个人的自由权利被看得很重要，所以“协助安乐死”行为能够被广泛接受。20世纪40年代以来，“协助自杀”在瑞士就一直是合法的。瑞士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以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但做出安乐死的选择必须是个人自愿行为，必须由本人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3. 不管在哪个机构实施安乐死，首先都要成为该协会会员，需要缴纳年费，情况符合并提供材料后便可预约日期。申请过程中可重新考虑，撤销申请。辅助安乐死的收费一般会按照过程消耗的时间和劳力进行计算。不过这些机构对于经济条件好的成员会收取更高的费用，让人怀疑“协助自杀”变成了赚钱的生意。上海姑娘沙白因“红斑狼疮导致肾衰竭”，而选择在瑞士安乐死一场事先预告的“赴瑞士安乐死”直播，上了热搜！10月24日下午4点，一位因“红斑狼疮导致肾衰竭”的上海姑娘沙白，在父亲的陪伴下，在瑞士最大的安乐死机构：dignitas（尊严），选择了安乐死。20岁时，她不幸罹患红斑狼疮，又在今年引发了严重的肾炎，导致肾衰竭，无法进行肾移植，只能靠透析维持。反复咨询多家医院的医生后，她确定没有康复可能，在痛苦与绝望中，选择了安乐死。 ▎据沙白个人所发布视频，这是她选择安乐死的房屋，前面有一个小池塘。 ▎苏黎世附近的 Dignitas 之家，人们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令人震撼的是，在前往瑞士之前，沙白连续发布了数十个视频，分享她为何会选择安乐死、以及自己生病的感受、对于死亡的认知与解读，包括自己决定放弃生命，联系瑞士安乐死机构，以及如何申请的全过程等。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体育主持人傅达仁于2018年6月在瑞士执行安乐死，并公开了安乐死的全过程。据不完全了解，前往瑞士安乐死机构“尊严”注册为新会员的华人显著激增：截至2018年底，共有43名中国大陆人、24名中国台湾人、36名中国香港人加入“尊严”协助自杀组织。据称，排队寻求帮助安乐死的两岸三地的华人，至少还有三十多位。但上海姑娘沙白，应当是首位公开获批在瑞士安乐死的中国内地华人。他们为何选择在瑞士结束自己的生命？所谓的安乐死中的“协助死亡”是否是自杀行为？真正的“安乐死”是什么？安乐死需要的巨额费用以及国人对于“死不起”的叹息，引发了公众对瑞士“协助死亡”的诸多想象与争议。 “死亡旅游”目的国与“协助自杀的生意”作为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比如拥有医疗证明）协助实现安乐死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协助自杀在瑞士就一直是合法的。经过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实践，瑞士在安乐死领域已经走得很远，已有五个以上的机构可以协助由自己来选择死亡时间的人。并且，瑞士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许多外国病人也把瑞士作为了自己选择安乐死的首选之地。 ▎瑞士最大的安乐死机构：“尊严”的网页。安乐死（Euthanasia）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显然，瑞士的所谓“安乐死”是“协助致死术”。协助沙白驾鹤西归的组织叫Dignitas “尊严”。这是瑞士“协助自杀”的最大组织，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早在35年前左右，第一批支持人们行使“死亡权”的机构就在瑞士成立。如今，除了Dignitas“尊严”外，瑞士这类机构还有Exit“解脱”，Eternal Spirit“精神永生”，Ex International“前度国际”和Life Cycle“生命周期”等共计五家机构。“尊严”和“解脱”是最主要的两个机构。 ▎截至2017年12月底，EXIT“解脱”在瑞士德语区和提契诺州拥有110391名成员，当年度有700多名会员选择了安乐死。其中，“解脱”只支持瑞士的公民或永久居民自杀，“尊严”、“生命周期”和“前度国际”为外国人提供安乐死服务。这些协助外国人自杀的机构的客源起初主要来自有关法律严格的英国和德国，也正是这个服务外国人的机构生意最为红火，从而促成了“死亡旅游”的火爆。该机构承认已帮助800多名外国人实施了安乐死。最初这些机构都设在公寓楼里，但居民无法忍受经常有尸体从自己家门口抬出去，于是这些机构被撵了出来。后来它们寄身的旅馆也下了逐客令，媒体甚至认为“死亡旅游”已变成了一种产业。2009年，因为一起协助自杀中出现的丑闻引起的诉讼，在瑞士掀起了好几场媒体大讨论，许多瑞士人担心“死亡旅游”会变成瑞士的一张名片，使国家形象受损，在道德上蒙羞。瑞士在当年10月宣布将严格打击“死亡旅行”现象，司法部长称正在重新审查与协助自杀相关的法律，并称可能关闭瑞士最大的安乐死组织Dignitas（尊严）。在瑞士国家基金会（SNF）的帮助下，一项针对瑞士两家最大的安乐死组织Exit（解脱）和Dignitas（尊严）的名为《最后的选择-辅助自杀和瑞士死亡旅游业》的调查结论认为，“Exit” 96.6%的顾客来自瑞士境内；“Dignitas” 90%的顾客来自国外，即“死亡游客”，Dignitas每年协助死亡的人数比Exit多一倍，这个调查提议对协助自杀增加限制条款。Dignitas的创始人路德维希·米内利（Ludwig Minelli）对此方案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协助自杀增加限制条款并不会减低自杀数字，因为会有很多人转而选择暴力自杀。目前至少有119名英国人在Dignitas结束了生命，但仍有800多名在协助自杀的等待名单中排队等待死亡。 ▎许多重疾患者，他们不愿意用跳楼、上吊那种丑陋、尊严丧尽的方法离世，又承受不了疾病的折磨，所以去瑞士合法接受安乐死，成了他们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寻求安乐死者：你会得到一杯剧毒巴比妥酸盐瑞士是全球富裕程度极高的国家之一。与很多国家相比，瑞士患抑郁症人群比例很高，自杀率长期高企不下。比如，卧轨自杀方式在瑞士的上演率就极高，达到全国范围内平均每三天上演一宗的状况，形成了一个让人谈之哀伤的社会现象。从生命意义的角度看来，生活的安逸和稳定性也许是瑞士自杀率高企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以人为本的瑞士社会，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称得上是整个国家的最高原则。所以，从整体上说，协助安乐死行为在瑞士得以被广泛接受。人具有选择死亡的权利是大多数瑞士公民的共识。不难看出，这种独特的社会性不仅使瑞士的民间衍生出各类相应的社团，帮助人们去更好地了解和面对生死，同时，经验的实践与积累也使其发展出比其他国家相对成熟的死亡文化与生死经验。瑞士法律赋予人民这种权利，前提是，这种选择必须是自愿行为。当患者选择死亡是自愿且协助者对其死亡没有既得利益时，瑞士法律允许协助自杀，强加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由本人亲手执行结束生命。瑞士联邦法院（Swiss Federal Court）2006号决定明确规定，凡是具有健全判断能力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患有脑部疾病，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死亡的方式。不过，瑞士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的自主权利很大。因此，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甚至从一个医院或养老院，具体执行情况都可以各不相同。目前瑞士的情况是，各州对待安乐死的态度不完全一致，但是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护理院对安乐死趋于宽容的态度，而申请协助自杀的人数也正在增加。从瑞士最大的帮助自杀组织“解脱”提供的最近几年的数据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报名申请协助自杀，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成为机构成员。2017年计有10078名注册成为了新会员，其中60%为女性，平均年龄为78.1岁，这个上升趋势也跟瑞士社会老龄化密不可分。尽管如此，根据“解脱”组织发言人阐述，辅助自杀从整体上看仍属个别现象。按照瑞士每年死亡人数66000人计算，自尽情况仅占1.5％左右。目前通过“解脱”组织寻求自尽的大多数患者均是来自该组织所在的苏黎世地区以及邻近的瑞士德语地区人士。协助自杀必须是决定自尽的人自己亲手操作，通过胃管注射或饮用有医生处方的一定剂量致命的巴比妥酸盐进行。巴比妥酸盐是一种剧毒的镇静剂。安乐死的程序与费用在瑞士最大的协助自杀组织“尊严”的官方网站主页上，标示着一句：“尊严：生有尊严，死有尊严”的所谓标志语。作为瑞士国土上协助自尽的重要机构，它透视了瑞士协助自杀组织的核心哲学，那就是，当一个人再也无法承受活着的重荷时，应该获得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换句话说，死亡，应该享有与活着同样的尊严。这种核心观念透视了瑞士人以及协助自杀机构对自由的高度追求，并将此自由视作“最后的人权”。目前，寻求自杀协助最常见的情况是癌症，以及与年龄相关的多种疾病和慢性疼痛。在他们具备满足申请标准的条件下，会员就可以决定结束生命的时间并获得该组织提供的服务。那么，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获得协助自杀呢？据“尊严”（Dignitas international）机构提供的流程与相关资料，有意愿实施安乐死的人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确认不是凭冲动行事，不受第三方的影响，自行实施生命终结。满足以上几个条件后，才有可能得到协助，如果不符合标准，即使你是亿万富翁，仍法无法得到那杯致命的巴比妥酸盐剧毒镇静剂。但死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接下来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关于安乐死的程序与费用了。不管是在“尊严”或“解脱”这两个任一机构实施安乐死，首先要获得相关资料成为该协会会员，签字成为会员后便可开始进入安乐死的程序准备了。在情况符合的情况下，申请者将获得“初步通过安乐死”的书面通知，并需提供在瑞士获得死亡证明所需的居住地户籍材料，期限是不超过实施安乐死日期当日的六个月。一般在材料收集齐备后便可预约实施日期，实施死亡。申请过程中，若申请者有任何反悔或犹豫之意，均可重新考虑，撤销申请。 ▎ 解脱国际（Exit International）协助自杀网站报道了法国导演戈达尔的安乐死过程申请成员后，“尊严”收取最低年费80瑞郎，约550元人民币；“解脱”45瑞郎，约300元人民币，而辅助安乐死的收费一般会按照过程消耗的时间和劳力进行计算。对于经济条件欠佳的会员，机构甚至会酌情给予免费服务，而经济条件好的成员则多付一些，形成一种绝对人道的运作模式。但近年来，对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收取1万瑞郎（约7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使人们一直对其充满了怀疑。此次傅达仁公开的自己“协助自杀”过程全程中所花费用达三百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0万。但显然，这还不是最高的费用。一部专门记录瑞士安乐死的纪录片认为，这家组织对于这些寻求死亡的病患，看人下菜，如果你是亿万富翁，显然他们会收取更高的费用，一位来自德国的富翁就被收取了二十多万美金。这家组织的财务不透明与他们收取费用的方式，很难不让人怀疑，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盘赚钱的生意。尽管他们辩解说也会对财务困难的病患给予帮助，但显然，可以“旅游死亡”到贵得让人心惊肉跳的瑞士的病患，没有几个人会付不起这笔死亡费用。为何协助外籍公民实施自杀作为世界上唯一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多年来，瑞士协助自尽的机构也帮助那些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海外患者获得生命最后的尊严，并且分享自己的经验，不断发出相关呼吁，希望政客不再无视患者的痛苦，进一步推进这种人权在更大地域上的实现。迄今为止，前来瑞士寻求帮助结束生命的最大群体来自德国和英国，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一千人选择了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尊严”的官方网站上，一位英国人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他或她的死亡日期和方式。然而不能做到，这让我很愤怒。我认为，‘尊严’具有非常开明的观点，我愿意与之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将继续予以支持。如今其它国家也渐渐地开始改变，我希望有一天，英国也会变得足够开明，允许其公民享有这一权利。”西方曾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生命中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无疑，即便在瑞士，协助自杀一直都是人们围绕宗教、医学、法律和伦理道德领域的基本价值观而展开的激辩话题和长期角力。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有的人主张限制，有的人觉得应予以禁止，有的人则认为只要每个人自己能选择就好。一位英国读者就曾在协助自杀的官方网站上留言：“我是一个五十岁的男性，有两个乖孩子和两个孙子。多年来，我一直患有极度抑郁症，除了弯曲膝盖请求上帝，没有药物和医生能帮助我。这种生活可怕得让我每天每时每刻都有自杀的念头，并且多年来这种感觉一直萦绕着我。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只不过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如果我受到审判并准备离开这个世界，那应该是我的决定。那么我还活着做什么呢？死亡应该是我的权利。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这个悲惨的生活。我正在拼命寻找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一目标的设施。如果有人知道，我会向他们支付数千美元来帮助我过渡。”协助自杀的理念一直难以获得保守宗教组织的认同，这是因为圣经里说，人的生命是上帝的赋予，上帝不赞成自杀。安乐死理念与之背道而驰。去年，逾百岁但并未罹患绝症的澳大利亚知名植物学家及生态学家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前往瑞士，在安乐死机构的协助下终止了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个事件，瑞士巴塞尔的当地天主教主教菲利克斯·格密尔在《瑞士周末报》（Schweiz am Wochenende）上公开予以严词批评。 ▎澳大利亚知名植物学家及生态学家大卫·古道尔他认为安乐死正在演变成一种大肆推销的产品，人们为了寻求自杀而纷纷涌进瑞士，这种日趋商业化无异于“唯利是图、自私自利”之举，是令人愤慨且可耻的。只要安乐死这样的机构存在一天，对于身患绝症的人、每天饱受疼痛煎熬的人，也许这可能是他们通往天堂的捷径，但对于保守的宗教组织与信徒们来说，这里通往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