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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社会关注的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今天（10月11日）上午10时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这也是余华英第二次在这里接受审判。2023年9月18日，贵阳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漏罪重审被拐儿童从11名增至17名据记者了解，法院所说的原判漏罪，指的是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 11人增加到17人。记者独家获取了之前一审、二审的庭审画面，庭审中，余华英拐卖儿童的犯罪过程被详细披露。应该很难会想到，余华英贩卖的第一个孩子竟然是她的亲生儿子。余华英，1963年出生于云南，21岁时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后生下一女。1992年，王加文涉嫌盗窃被抓后，余华英开始外出打工，并结识了龚显良。两人同居期间，余华英生下一个男孩。而就是这个她的亲生骨肉，竟成了她和龚显良面对生活拮据时贩卖的第一个孩子。辩护人：抱去邯郸的是哪个小孩？被告人余华英：第一次就是我自己生那个娃娃。辩护人：你自己的儿子也抱去了邯郸。被告人余华英：是的。检察员：这个小孩你后来见到过没有？被告人余华英：没有见过。检察员：知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被告人余华英：不知道，因为当时人家来抱的时候，也不讲是哪里的，他们是什么家庭也没有讲。就这样，通过中间人，他们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到了河北邯郸，换得了五千元报酬，也开启了他们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罪恶之旅。审判长：你们是怎么商量要找小孩的，由谁去找？被告人余华英：龚显良负责找。审判长：他负责找，你呢？被告人余华英：路上带，小娃娃哭喊我哄。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余华英和龚显良、王加文多次前往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他们往往会选择在一个城市租房住一段时间，然后混入当地社会圈子，物色潜在目标。贵州省都匀市的这座百子桥有着200多年的历史，是当地人祈福求子的地方，可就是在这座象征好运的桥边，余华英和龚显良拐走了当地人陈丙连的儿子。用一根冰棒骗走5岁男孩令其家庭破碎陈丙连：当年小儿子就是在这里，这个亭子里面走丢的。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因无人在家，她11岁的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百子桥附近玩耍，这时突然出现了三个陌生人，热情地递给孩子冰棒。陈丙连：买冰棒给他吃，就拐走了。几分钟的时间, 陈丙连的小儿子就被一根冰棒拐走了。陈丙连：到处发寻人启事，车站发得多，火车站、汽车站到处去发。当时我才三十几岁，我儿子丢了三天，我头发全白完了。此后二十余年，夫妻俩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寻找儿子，辗转福建、山东、广东多地，他们还将儿子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只为能有一丁点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信。陈丙连：我在这里看，我们同行的马上把我叫住，他说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你大儿子怎么办？你坚决不能死。二十余年漫漫寻子路男孩父亲抱憾离世一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儿子需要照顾，陈丙连放弃了轻生的想法。从此，夫妻俩一边照顾大儿子，一边寻找小儿子，在漫漫寻亲路上，陈丙连的丈夫遗憾离世。陈丙连：我还有一个儿子找不着，我老头子死的时候都在心里不好受。我说你想不想小儿子，他说想有什么办法，我当然想了。他说你要慢慢地把小儿子叫小俊，把小俊找回来，我说好。有5个家庭是两个孩子一起被拐走一边是被拐走孩子的家庭陷入无尽的痛苦，另一边余华英和龚显良开始更加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犯案。在他们拐卖的儿童中，有高达5对是兄弟或者兄妹一起被拐走的。贵州都匀的修鞋匠罗兴珍的一双儿女——华兰和华白就是其中一对。罗兴珍：余华英说的是华白卖了6000元，华兰卖了3000元。公诉人：你有没有从都匀，将两姐弟带到邯郸去卖掉。被告人余华英：有。公诉人：你将他们带到邯郸后，是找谁介绍出来卖的？被告人余华英：在喜娘家，小的在不在我不清楚，姐姐是通过喜娘介绍给她本村的一个亲戚。罗兴珍：27年了，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这儿。我的广告牌都烂了几张了。 27年里，罗兴珍为了等待自己的孩子回家，在都匀市长途客运站门口竖起寻亲的牌子，摆摊修鞋。而如今，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找到了华兰与华白。而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每次实施拐卖儿童活动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利用孩子之间天然亲近感，拉近与被害人的关系。检察员：余华英作案时还带着自己年幼的女儿，降低被拐儿童及亲属心理防备，为其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利用孩子之间天然亲近感，以一起玩为由将被害人拐走，利用年幼的女儿作为犯罪工具足见其险恶用心。当年被拐卖儿童亲手将“恶魔”送上法庭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他们每次作案时，瞄准的大多是父母整日在外工作，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而这其中就包括杨妞花。杨妞花：余华英，你还认识我吗？余华英：我认识。杨妞花：你叫余华英，我整整记了26年，我一直都记得的。 1990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杨妞花，家里有父母、姐姐共四口人。在她5岁时，父母为了让她和姐姐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举家搬到了贵阳，却没成想在贵阳遇到了人贩子余华英，毁了原本幸福的一家人。 1995年冬天，杨妞花家隔壁搬来了一对母女，阿姨说话很温柔，她的女儿年纪也和杨妞花相仿。这位阿姨经常趁杨妞花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带着女儿找她来玩。而这位看似温柔的阿姨正是余华英。杨妞花：她一直温柔地问我想要什么东西，想不想要吃的用的，问了好多。最后她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最需要的是织毛衣的签子。随后的十几天时间里，余华英和杨妞花一家迅速熟络起来。一天余华英提出要带杨妞花去买织毛衣的签子。杨妞花没有多想，就跟随余华英一起坐车外出。而等俩人上车之后，曾经温柔的阿姨却忽然换了另外一副面孔。杨妞花：她瞪着我，她的三角眼能把黑眼珠盖上，尤其是她用大的声音恐吓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怖，所以我记住了她的长相。 1995年冬天，余华英以3500元钱的价格，通过中间人把杨妞花卖给了河北邯郸一户姓李的人家。但她一直记得在贵州的父母和姐姐，以及曾经的那些温暖记忆。 22岁时，杨妞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生了三个可爱的儿女，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深刻体会到了为人父母对子女深沉的爱，也再次唤起了杨妞花寻找父母的渴望。2012年，她决定寻找家人，联系志愿者、发布寻亲信息、采血入DNA库。 2021年3月，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寻亲视频，被堂妹和表姐刷到，也终于联系上了自己的亲姐姐。杨妞花：本来我计划了好多，如果我能找到家，我回去是什么样的。我在没有找家的时候，我还跟我老公说了，如果说我家经济不好，我找到家要把父母接到我们这儿住。我还想着，我回去了，我要给我妈妈拉一箱的护肤品，然后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而，正当杨妞花满怀期待准备回家认亲时，姐姐却告诉她，在她被拐走后一年，父亲就积郁成疾去世了，1998年，精神备受打击的母亲也去世了。杨妞花：姐姐说爸爸妈妈去世了，挂完电话我就一直在那，手是抖的。我又听我家人描述，我丢了之后，他们背着棉被住在火车站、汽车站，然后一直在找我，从来没放弃过找我。我爸爸天天就是找不到我，他也不工作了，他回去天天喝酒，又爱喝酒又爱算卦。他只要去算卦，他就问，你帮我看看我们家妞花在哪。妈妈精神不正常了，有的时候吃饭她会多放一双筷子和碗。有一次晚上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妈妈了，等大家找到她的时候，她在山上。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妈妈为什么会跑到山上，然后姐姐就哭了，姐姐说因为妈妈说，她听到你在山上喊她。杨妞花的姐姐小学四年级就辍学被寄养在奶奶家，很小的年纪就外出打工，连她们老家的房子都因为年久失修被风吹塌了。杨妞花发誓，一定要找到当年拐卖她的人，让她受到法律的制裁。 2022年6月，杨妞花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报案，警方随后立案进行侦查。根据杨妞花提供的线索，贵阳警方在邯郸找到了曾经拐卖杨妞花时的中间人王某，王某供述了有关余华英的线索，并交代了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的情况。2022年6月29日，贵阳警方对余华英开展网上追逃，同年6月30日，余华英在重庆市大足区被当地警方抓获。杨妞花：我清楚地记得余华英打我，她在哪个角落打的，怎么打的我都清楚记得，我永远都不会记错的，我为什么能记住她的长相，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她好像低估了我一个5岁孩子的记忆，我记得她的长相，并且记着她的名字。正义虽迟但到被捕后更多犯罪细节曝光 2022年余华英落网时，她的同伙龚显良已于2002年去世，然而公安机关发现，龚显良的去世并没有让余华英收手。2004年，她在云南再次拐卖儿童作案时被抓，但当时她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审判长：你被抓的时候用的张芸的名字，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真实的名字？余华英：自己有点害怕，就用的假名字。审判长：自己怕什么？余华英：我也说不清自己怕什么，反正有点怕那种感觉。 2022年余华英再次被捕，她罪恶的过往也不断被揭开。罗兴珍：你要把孩子拿去赚钱，搞得别人家破人亡，有些气得疯疯癫癫的。杨妞花：我们全村人见证了我们家从一个幸福的家庭到落魄到房屋倒塌家破人亡。检察员：何长洪的父母为了寻找孩子20多年颠沛流离、倾家荡产；胡华北的母亲为等待寻找孩子苦守修鞋摊27年，盼望奇迹出现；杨妞花的父母在孩子被拐后不到三年就相继含恨去世。对被拐儿童来说也是一生的噩梦，他们在幼小的年龄就被迫离开亲人的怀抱，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分离，成为一生都无法治愈的创伤。 2023年9月18日，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余华英认为量刑过重，当庭表示上诉。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余华英：请法院允许我在此处对受害人做出一个深深的歉意，我可以站起来鞠个躬吗？审判员：可以。余华英：对不起。杨妞花：我不需要余华英的道歉。我1990年出生，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拐卖到河北邯郸，我13岁辍学，13岁出去打工，现在60岁的余华英依然可以拿出纸，在上面清楚地念出她自己的诉求。但是因为余华英拐走了我，导致我小学六年级没有毕业，我的姐姐现在她连所有的字都认不全，这都是余华英一手造成的。能不能把我父母的生命还给我？所以我恳求一定要严判余华英，还我和我们台下所有受害家庭一个公道。在司法审判的同时，公安机关始终没有停止对余华英的调查。就在二审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又发现了余华英在云南省还涉嫌拐卖其他儿童的犯罪事实。2024年1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重审余华英拐卖儿童案 “罪无遗漏”体现司法公正重审是一个怎样的法律程序？会不会对余华英的量刑造成影响？如果不发回重审，而是直接二审中对新发现的犯罪事实进行审判，可以吗？对于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发回重审从名字上大家都能听出来，它是一个重新审判的过程。是又出现了新的事实，比如说她到底是拐卖了17名儿童，还是只拐卖11名儿童？在事实上是有争议的，需要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重新去查明。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案件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形，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那发回重审后，案件将经历怎样的法律程序呢？和之前的一审是否有区别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重审后案子又回到了一审的过程，一审结束以后被告人还有上诉的权利，检察机关有抗诉的权利。又重新开始了这么一次过程。重新审判，一审法院应该更换合议庭，原来的审判人员都不能参加新的合议庭。有网友提到，新发现的犯罪事实直接在二审中进行审理，是否可以呢？是否不用发回重审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二审法院它要考虑到如果不发回重审，在二审当中可以把这个案子了结了。但是其实对被告人而言的话，对新的事实她实际上没有上诉权了，也就剥夺了她的上诉权，所以发回重审对查明事实和保障被告人她的上诉权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发回重审后，对被告人的量刑是否有影响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取决于法庭的证据的调查和法律的适用，不排除这种最后的定罪量刑的刑期发生变化。但是总体上看这个案子，其实已经用到了最高刑，然后附加刑也是没收个人财产，其实已经是顶格在适用了。另外，还有网友提到，余华英一审已经被判处死刑，这已经是最高刑罚了，还有必要发回重审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种案子都已经顶格适用法定刑了，为什么因为发现了新的事实要重审？其实一次审判不仅是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宣判，也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一种抚慰和补偿。第一次审判的时候，只对11名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了抚慰和救济。但是又发现了6名被拐卖的儿童，这6名被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他们因为犯罪遭受的损害也应该进行补偿和救济。所以这次新的审判把他们追加进来，使他们实现公正，所有的被害人及其家庭都应该从审判当中获得正义。能够救济更多的被害人受到的损害和权利受到的侵害，然后让更多被害家庭受到的冤屈得到伸张，也更加严格地遵循了我们的法定程序原则。

2001年9月12日凌晨4点，鲁豫的电话铃声持续不断地响起，十分钟后，她气喘吁吁地冲进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化妆间。鲁豫曾和同事开玩笑：“如果你在不该看到我的时间在公司看到我，一定不是好事。这说明不知道什么地方又有天灾人祸发生了。” 预言不幸应验。那个清晨，美国纽约空中平稳飞行的飞机，义无反顾地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很快，鲁豫顶着一头略显蓬乱的头发坐上主播台。千禧年前后发生过许多重大新闻事件，香港澳门回归、戴安娜王妃葬礼、美国总统大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等，每一次坐在直播前的，都是鲁豫。她能和国王对谈，获得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长盖特纳的唯一专访权，甚至革新了国内的新闻播报模式。可入行20多年，采访了10000多人后，她被和“尬聊”“没情商”“划等号，网友开始问：“为什么鲁豫的采访技巧很糟糕，但是她就是很火？” 1992年春天，大学还未毕业的鲁豫，即将创造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采访“冥”场面。那是一个四月的周六，天气渐暖。她收到通知，前往学校电视系演播室，参加中央台一档新栏目主持人的试镜。她忙着刷题，忘记时间，差点迟到。入场后才发现，试镜女生都来自播音系，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修长的身材和飘逸的长发，只有她是个例外，圆脸娃娃头，还来自另一个专业。院长进屋后，一只手远远地指向藏在最后一排的鲁豫。 “这些都是播音系88、89级的学生，哦，还有一个88级外语系同学，陈鲁豫。她刚获得了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 那年演讲比赛，她作为唯一一名闯入决赛圈的非北外学生夺冠。院长的关注和隆重介绍理由很简单：外语系的陈鲁豫英语讲得那么好，上电视说中文会差吗? 冠军的称号让她收获了全场的目光，却未受到任何优待。现场二三十人，鲁豫排在最后一个。试镜要求每一位候选人要做一段现场采访，被访者就是张晓海，采访内容不限，可以把张晓海假设成任何一个人。鲁豫试镜时，张晓海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 “我就采访你。” 张晓海点点头，眼神透着不耐。 “为什么文艺部的导演都留大胡子?你、赵安、张子扬。你们3个人是中央台最年轻有为的导演，你们之间的竞争厉害吗?” 一条条问题砸过来，张晓海无处躲藏，难以回答，念念不忘多年。看似无厘头的问题背后，藏着层层采访技巧：第一个问题是关键，让对方明白，你对他很了解；问题要尖锐、要抓住漏洞穷追不舍。鲁豫后来回忆，试镜前，她其实只知道对方毕业于广院，是中央台文艺部最有潜质的年轻导演之一。问题锋芒毕露，《艺苑风景线》的主持人，此刻有了决断。 25年后，马未都在《圆桌派》里还能立刻记起那档节目的名字和鲁豫的状态。那个时代的主持人在镜头前如同木偶，只有鲁豫是不同的，松弛而聪明。没有央视编制，没有签约，没有讨价还价，她毕业前每集可以赚到150元，毕业后片酬翻倍。节目两周一集，一个月的收入只有600块。 1994年，24岁的鲁豫凭《艺苑风景线》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主持人”。同年年底，她心生退意，前往美国。毕业前，在中央电视台实习，她每天最期待的便是深夜。那是英语新闻的播放时间，最后的结束语是：Chen Luyu for CCTV News.(中央电视台陈鲁豫报道)。可眼前的工作如一潭死水，无波澜，无期待。她不满足于做一个清新活泼的主持人，体内蕴含的力量无处释放。 1996年，鲁豫回北京不久，大学演播室里郑重推介过她的院长，又一次找到了她。在凤凰会馆，老师语调激昂地描绘出尚未创立凤凰卫视的宏伟蓝图。那一天，鲁豫决定放弃赴美留学的念头。留下来的第三年起，鲁豫的工作时间提前到每天早上4:30开始。 1998年，曾经的院长，如今的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第三次找到主持《音乐无限》的鲁豫。台里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她是最佳主持人选。鲁豫只有一个要求，主持过程中不念稿子，把新闻直接说出来。老板还有另一个要求，融合十几份早报上的新闻资讯。首播前，他们进行过两轮排演。第一次演练，鲁豫对着镜头张口结舌。第二次，鲁豫背下了每一家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逐字背诵，严重超时。首播定在愚人节的前一天。鲁豫走进演播室时，已无暇再回应前来打气的领导的任何一句话。 7∶30分，《凤凰早班车》准时开播。半小时后，直播结束，总裁刘长乐笑着在大会上说了三句话至今为止被引用过无数次的话：“《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鲁豫，就这么做!” 每天5：3O一6：30 的准备时间，她会在一打A4纸上记下当天早报的所有关键信息，新闻奥斯卡影帝陨落对应着高利·派克 6、12、84、2 (格里高利于 2003年 6月 12日去世，终年 84岁，他一共获得过两次奥斯卡奖)，几乎包含了所有需要的信息。当直播开始，所有枯燥的数字、新闻便会转化为最家常的故事，谈笑而过。报道拳王泰森被起诉时，她说：“泰森这个人与法庭很有缘，不是他告别人，就是别人告他。” 非黄金时段的早间新闻，被鲁豫“说”成了凤凰卫视广告价格最昂贵的节目时段之一。业界还引发了一场关于“说新闻”和“播新闻”的讨论。各大卫视各类主持人“说”新闻甚至天气预报的节目，由鲁豫开启。新闻播了半年，公寓保安掩盖不住担心的表情，忍不住上前打听鲁豫的工作。鲁豫了然，她每天天还不亮就披头散发地出门，上午九点的正常上班时间，就浓妆艳抹地回家，难怪被人误会。做晨间新闻的那些年，她每天睡不足五小时。凌晨4点出门，7点多晨间新闻结束后，再过4小时，就是午间新闻的录制时间。无论几点，深夜只要电话铃响起，她就会如同9.11直播一样，以最快速度出现在演播室现场。香港澳门回归、戴安娜王妃葬礼、千禧之旅、美国总统大选、阿富汗战争新闻直播，鲁豫无一缺席。上班路上偶遇台风，她怕被风吹走导致迟到，纤细的身体紧紧抱住触手可及的大树。狂风中的大树，一如作为媒体新人难得的机会，稍纵即逝，必须紧紧抓住。 20年后，鲁豫还能清楚记起当年早起赶路的那些清晨： “我太知道凌晨四点的香港的呼吸和味道了，微咸而黏的海风，静谧的街道只有我和我的脚步声。无数个凌晨四点，我匆匆赶往演播室，去准备清晨七点的新闻直播。好奇怪，那时候心里从来不觉得凄苦、孤独，仿佛一切理所应当。” 在此之前，鲁豫的人生一路顺风，几乎从不需要刻苦。她名中的“鲁”“豫”取自父母的祖籍，母亲是山东人，家里女士优先，故为“鲁豫”。她的爸爸学斯瓦西里语，妈妈学孟加拉语，且都是国际广播电台的小语种播音员。爸爸希望她子承父业，教她英语时，一年级的小鲁豫已经可以坚定说不。 “你中学学俄语，大学学斯瓦西里语，你的英语有口音。我要么不学，要学就学最标准的英语。” 不肯和父亲学习的鲁豫，某一天突然对英语开了窍。英语课上，她是英语老师能提问的最后一人，上海的英语角，她的周围永远挤满了练口语的人。大学、志愿、工作或辞职，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央视的工作、凤凰卫视的机会，一切都触手可及。关键在于如何在风暴中握紧所有机会。中国“入世”双边会谈的关键会议奥克兰APEC峰会上，媒体记者举着话筒围堵在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守株待兔时，鲁豫直接拨通了代表团下榻酒店的总机电话。 “Hello, Mr. Shi Guangsheng please.”(你好，请帮我转石广生先生的房间。)，并因此获得了两天后单独访问的机会。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大酒店宴会厅，鲁豫和窦文涛在没有耳机，听不到切换台导演命令，看不到电视画面的情况下，靠现场同事的手势，完成了北京对决莫斯科的10小时申奥直播，直到说出那句：“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北京!”现场，窦文涛、李玟、周星驰抱在了一起又跳又叫。跨世纪的《千禧之旅》系列节目中，她陪学者余秋雨一起走过约旦、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地区。途经约旦杰拉什，得知国王在当地开会，她反复游说导游，最终借此找到约旦新闻部，进入国王参与的大会，由见一面变为聊五分钟，最终采访了足足半小时，直到护卫的手止不住地摸腰间的手枪才罢休。在伊拉克，鲁豫一度想用出钱的方式采访萨达姆。哪怕对方提出4万美金的数字都不可能，也没让她放弃。鲁豫最终见到了当时的副总统，留下了伊拉克最高层官员第一次面对中国传媒的新闻影像。在女性只能着黑纱盖住头发和身体曲线的伊朗，她扎着淡粉色头巾，身披天蓝大氅，以合规但异类的装扮，抵抗这个国家对女性的不公，也一次次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辩论。伊拉克边境，一行人在沙漠边缘被扣下9小时后，鲁豫冲到最前面勇敢激愤地与当地海关吵架，针锋相对，让对方当场笑着让步，“It s OK, you can go now.”(没事了，你们走吧!) 余秋雨对鲁豫的评价同样是聪明。 “在那些举世公认的尴尬地带，谈一些举世头疼的危险话题。没想到这个小女子来者不拒，哪个题目都能谈得起来，而且三句两句就深入堂奥。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她不欢呼，不感叹，不诅咒，只是面无表情地东看西看，也没见她作思考状，就向我走来，那时她脸上已略带笑意，我知道她可以对谈了。接下来，她表现出另一种能力，那就是语言表达的准确和干净。不像很多人，有了感受就会收不住口，越说越乱。与鲁豫对谈都长不了，几句就解决问题，下一段一定跳跃到另一个意思了，如《世说新语》，如禅宗机锋，正是这种感受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组合。” 但又不只是聪明。千禧之旅中，鲁豫在伊拉克儿童医院和防空洞，一次次因哽咽让采访难以继续。只要涉及到战争、制裁、生命的受虐、文化的破坏，聪明、能干、能闯的鲁豫便处于“失控”的边缘。 2000年，鲁豫30岁，被评为中国电视榜年度最佳女主持人。一年后，《鲁豫有约》开播。在中东控制不住眼泪的鲁豫，在沙发上坐了三个月时间，收到了无数指责的声音，其中的原因便有冷漠、不善良、共情力差。 “鲁豫，我一直最喜欢你，可今后，我再也不看你的节目了!” “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不停地追问人家?” 观众无法理解那些看似冒犯的问题，却乐于一期不落地从《鲁豫有约》中寻找各自想看的名人过往、传闻与他们偶尔袒露的实话。许多心里话，是被鲁豫委婉地“逼”出来的。《鲁豫有约》第一期，毛阿敏正面临税案风波、情变和出走香港一系列焦灼又看似难以追问的坎坷。鲁豫第一个问题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挺担心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那些往事。” 毛阿敏告诉她，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话题就此打开。 “为什么不在一起合作了呢?(指周星驰)只是因为他拍戏拍少了吗？很多人会说你们俩不好了你肯定不会说你们俩不好了，那我要是问你以后你们俩是不是还会再合作，你肯定会说有机会肯定再合作。” 当鲁豫堵死吴孟达所有客套话后，吴孟达下意识说出：“只要我不死，他还没退休，我们还是会合作。” 她设问刘翔，是否想过牺牲在这里，反而就对得起所有人了。镜头捕捉到了刘翔肯定的答案，和瞬间难以掩饰的委屈。郭敬明提到大城市包容的前提是有钱时，鲁豫立刻追问：“小孩会有那种感觉吗？” 于是有了郭敬明相关解说里几乎必备的那句剪辑。 “当你周围的同学永远在用最新款的手机他们都穿名牌的时候，然后你用最老土的手机，什么都不能穿，不能去逛街不能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我。” 霍建华第一次聊起和林心如公开当晚，手牵手外出吃火锅的细节；很少接受专访的关之琳在这里回应了小三说，“我没有主动就行了”；王健林那句“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我先挣它1个亿”，也是直播时对鲁豫说的。赌王梁安琪在被追问“你难道真的可以忍受四女共侍一夫，不会吃醋吗？”后，还是认真夸鲁豫真诚。鲁豫真的不会提问吗？她问小女孩，为什么不吃肉？肉很容易坏吗还是什么原因？于是得到了答案，现在肉价太贵了。五婶告诉她的。为什么是五婶不是爸妈？哪怕不再继续追问，观众依旧还有无数可延展空间，可以窥见女孩的家境、生活。如果把这个引导性问题换成，不吃肉是因为穷吗，答案就只剩下一个字，对。看起来傻瓜式的、委婉的、冒犯的问题和我不信，一次次突破采访者的心理防线。从市井民众、少数群体到明星演员、名流商人、国王国务卿，你总能从这里找到访谈，找到有关他生平的一些答案。中国台湾综艺天王张菲说过，最好的主持人，就是用装傻的语气，问出观众最关心的问题，而且让受访嘉宾完全感觉不到被冒犯，放松情况下，不设防地打开话匣，其实非常难。而罗永浩接受采访后评价，录了那么多期节目，只有鲁豫这次全程没有让人感觉到一丝的尴尬。董明珠和她手挽手逛格里，向华强打破了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传统，还在家里向鲁豫展示了让助理录下的《鲁豫有约》全套碟片。从2001年《鲁豫有约》开播，23年时间，她至少采访了10000人以上。被调侃为0号身材的她，将演播厅沙发的固定位置，坐出了一个深坑。《鲁豫有约》被《时代周刊》誉为“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之一”。可没有人记住鲁豫，或者说鲁豫可以让观众都忽略了她，她成功了。鲁豫并非始终藏在后面。 2009年，曾被CNN誉为“中国奥普拉”的鲁豫和奥普拉本尊连线完成了一场奥普拉秀。奥普拉是世界名嘴，早已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符号。鲁豫当年赴美学习时，印象最深的电视节目便是《奥普拉秀》。她接通视讯，笑意盈盈地坐下，对方砸过来的第一个问题却是：你来美国，看了一期我的节目，于是决定开设同类型节目，是吗？面对刁难，她瞬间收起嘴角，没有丝毫卡顿地快速回击。奥普拉全程每一个问题都带着陷阱，鲁豫啧干脆完美地完成了所有作答，又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答案。傻笑着提问“真的吗我不信”的主持人，那一刻机敏又灵活，游刃有余。在约旦河西岸，当听到两个中国外交人员说一个北京姑娘由于一次错误的婚姻在这里陷入深渊，鲁豫第一反应是，千万不要让我看见她，我只要一见，一定留下来想多种办法把她抢出去。旁观了上万个人生悲喜后，她发现听众对人生和具体的故事不再感兴趣，反而更希望听到被访者对于人生的某种看法或类似于金句的表达。积攒了多年的表达欲，在主持之外的地方找出口。鲁豫不再藏起她的锋芒。在脱口秀舞台为数不多的几期，与大部分明星领笑员水土不服不同，她总能几句话指出问题的关键。她去听每一个不知名选手的播客，发自内心地安利；能顺着何广智的眼红段子讲出只有脱口老粉才知道的志胜红绿色盲梗；也能大大方方告诉女孩，拒绝月经羞辱。她点出何广智现在最大的瓶颈是已经不能像之前那样调侃自己小人物的生活了。 Kid的问题是做了PPT，借助额外道具，对其他的演员而言，是一种不公平。她列举了用过类似形式的瑞奇·热维斯，让观众甚至选手都能茅塞顿开。选手张骏感慨：“鲁豫老师的点评精准到可以帮我改稿。” 当鲁豫夸赞演员梓晗的表演和播客，梓晗说听过鲁豫的播客之后感到非常自卑，不想再做播客了。窦文涛调侃：“瞧瞧，这互相吹捧的。” 鲁豫迅速纠正：”这是我们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 之前，她在播客《岩中花述》中说，“男性可以自由生长，女性需要按比例生长”。脱口秀节目中，她不再委婉，将话说得更明白易懂，“女孩不用按尺寸生长，可以按心情生长”。小时候，她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不够瘦。到了一定的年纪后，她欣然接受，“我就是这样的身材、样子、头发，再看发现自己挺舒服的。” 她想起十年前在希腊拍摄时在海边打伞的自己，觉得特别好笑，为防晒错过了太多感受。当窦文涛问起她的年纪，她眼睛都不带眨地回应：“我54岁了，有什么不敢说的。” 54岁的鲁豫，不再害怕什么，她脱下隐身衣，自然而然地抖落那些年的嘲笑和攻击，调整了自己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善于表达跟倾听的确不是由性别来决定的，还是取决于本身的能力、性格，以及个人能够获得怎样的舞台。当这个舞台需要我表达的时候，我可以表达；但当这个舞台需要我更多地倾听的时候，我也能够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