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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文网17日刊载长篇报道，详细叙述了首位惨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杀害的美国人詹姆斯·弗利生前最后的时光。近期，伊斯兰国又杀害了另一名美国人质卡西格。迄今为止，已有总共五名西方人质遭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杀害，其中三名为美国人。】这些人质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出了牢房。在密室里，抓捕他们的人问了每人三个很私密的问题，这是绑架谈判中的一种常规手法，用来证明人质仍然活着。詹姆斯·弗利(James Foley)回到牢房后喜极而泣，接着瘫倒在地。与他关在同一间牢房的，还有另外20多名西方人质。绑架他的人问的问题十分私密：“谁在你兄弟的婚礼上哭了？”“你高中足球队的队长是谁？”他知道，绑架者终于和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这是2013年12月的一天，弗利在叙利亚北部的一条公路上失踪后，已经过了一年。他告诉狱友，忧心忡忡的父母终于可以知道他还活着，他相信，他的政府就会启动谈判，设法让他获释。表面看来仿佛是转折点，但对于40岁的记者弗利来说，这却是一段下坡路的起点。他的这段惨痛经历止于8月，那一刻，他被迫跪在叙利亚一个荒芜的山坡上，在摄像机的记录下被人斩首。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分子于8月将詹姆斯·弗利斩首杀害他的死亡视频被公之于众，以非常高调的方式，为一段隐秘的磨难画上了句号。在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叙利亚地下监狱网络所发生的故事极其残酷。弗利和其他人质经常遭到殴打并被施以水刑。连续几个月，一群武装人员让他们挨饿，还威胁要对他们处以死刑，之后他们被交给了另一群人，这些人给他们带来甜食，还曾考虑释放他们。囚犯曾团结在一起，用游戏来打发无穷无尽的时间。但是，随着情况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他们开始攻击彼此。包括弗利在内的一些人开始从他们的抓捕者的信仰中寻求安慰，接受伊斯兰教，还起了穆斯林名字。恐怖分子们还斩首了（左起）英国出租车司机艾伦·亨宁；美国记者史蒂芬·J·索特洛夫（头戴黑头盔）；以及英国义工戴维·考索恩·海恩斯在他们被监禁期间，一个后来以伊斯兰国为名的组织开始在叙利亚内战的乱局中崛起。弗利被绑架时，这个组织还不存在，但它后来却慢慢变成了该地区一个力量强大且令人畏惧的反叛运动。在弗利被关押的第二年，该组织一共获得了20多名人质，并制定了一个用他们来换取赎金的策略。武装分子还扣押了三名人质：其中包括，英国摄影记者约翰·坎特利（图左）、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美国紧急医疗技师皮特·卡西格（图右）正是那时，这些人质此前大同小异的道路，开始变得不同，一切只因为数千英里之外（华盛顿、巴黎、马德里、罗马以及其他地方）的不同举措。至少23名西方人质被关押，来自12个国家，弗利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欧洲国家的公民，其政府有支付赎金的历史。现在，他们为求生所做的努力第一次被公之于众。这些故事是根据对不同人士的采访拼凑起来的，这些人包括五名曾被关押的人质、见证了他们如何被对待的当地人、俘虏的亲属和同事，以及一小拨前往当地希望能为他们争取自由的顾问。一名前伊斯兰国（又称ISIS）成员证实了关键事实。此人最初在弗利被关押的监狱工作，他提供了一些关于弗利在狱中的不为人知细节。在其政府支付赎金后，多名欧洲国家人质获释。其中有西班牙的哈维·埃斯皮诺萨（图左），回国的他拥抱儿子。还有来自法国的爱德华·伊利亚斯，迪迪埃·弗朗索瓦，尼古拉斯·海宁，皮埃尔·托雷斯（图中）。还有比利时人杰约恩·邦廷克（图右），他加入了伊斯兰国，后与该组织不合。由于武装分子警告人质家属不要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威胁称如果他们接受了采访就杀死他们挚爱的亲人，他们经历的苦难基本上不为外人所知。《纽约时报》只提到了那些伊斯兰国公开确认的人质的姓名。美国官员表示，他们竭尽所能解救弗利和其他人，比如，实施救援行动，但最终失败。他们辩称，从长远来看，美国不缴纳赎金解救美国人质的政策使得美国人成为吸引力较小的绑架目标，从而会拯救生命。在混凝土的牢房内，人质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或政府在为他们做什么。他们慢慢利用他们仅有的信息进行拼凑：与警卫的交流、彼此之间的交流。他们通常饱受痛苦，等待可能逃出生天的任何迹象。在叙利亚这间20平方米的牢房中，至少关押了20多名西方人质。他们用废纸做了一副国际象棋棋子。抓捕到土耳其边境只有40分钟的路程，但弗利决定最后一次停车休息。两年前，在叙利亚的比尼希镇，弗利和旅伴——英国摄影记者约翰·坎特利(John Cantlie)开车来到一家网吧，发送工作内容。两人对在叙利亚开展新闻报道的危险性并不陌生。几个月前，坎特利在距离比尼希镇几十英里远的地方遭到绑架。他曾试图逃跑，赤脚、戴着手铐的坎特利在子弹激起的尘土中拼命奔跑，但最后还是被抓住了。通过温和派反叛分子的干预，一周之后，坎特利获释。 2012年11月，被绑架两周前，詹姆斯·弗利在叙利亚阿勒颇编辑视频当一名男子走入网吧时，他们正在上传照片。 “他满脸胡子，”两人的叙利亚翻译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Ali)说。“他不笑，也不说话。看着我们，目露凶光。”阿里详细描述了与他们在一起的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这名男子“走到电脑前，只坐了一分钟，然后直接走开了，”阿里说。“他不是叙利亚人。他看起来像是来自海湾地区。” 阿里称，美国自由撰稿记者弗利正在给《环球邮报》(GlobalPost)和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 发送报道，英国报纸的摄影师坎特利则继续传送视频。两人向在土耳其等待的同事发送的邮件证实了阿里的说法。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25英里外的土耳其。但他们没有到达边境。加速追赶出租车的持枪人员没有称自己是伊斯兰国，因为在2012年11月22日，也就是两人被抓的那天，该组织还不存在。但在由叙利亚叛乱分子控制的地区，人们已经明显感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一些新闻机构开始撤离。四处弥漫着危险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国作战人员涌入叙利亚，梦想着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圣战主义者中有很多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机构的资深成员，他们的样貌与行为与温和派反叛分子不同。他们蓄着长须。他们来自波斯湾、北非、欧洲及更远的地方，说话带着外国口音。一辆面包车在出租车的左侧加速，拦住了它。蒙面武装人员跳了出来。他们用带有外国口音的阿拉伯语尖声叫喊，让记者们躺在路上。这些人铐住记者，把他们扔进了面包车。他们把阿里留在路边，对他说，“如果跟过来，我们就杀了你。” 在接下来的14个月当中，至少有23名外国人——其中大多是自由撰稿记者和救援工作者——会掉入类似圈套。袭击者认出了被记者雇来当帮手的当地人，比如阿里和叙利亚翻译优素福·阿博巴克尔(Yosef Abobaker)。2013年8月4日，开车把美国自由撰稿记者史蒂芬·J·索特洛夫(Steven J. Sotloff)送入叙利亚的正是阿博巴克尔。 “当我看到三辆车停在前面时，我们才出发了20分钟，”他说。“他们肯定在边境安排了间谍，这个间谍看到了我的车，并告诉他们我来了。” 绑架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它们的实施者是在叙利亚争夺影响力和领土的不同武装组织。2013年6月，四名法国记者被捕。9月，这些武装人员又绑架了三名西班牙记者。检查站变成了抓人的网络。去年10月，武装人员在一个检查站等候25岁的彼得·卡西格(Peter Kassig)，他是一名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急救医务人员，当时正在运输医疗物资。12月，英国出租车司机艾伦·亨宁(Alan Henning)在另一个检查站失踪。艾伦用他的存款买了一辆二手救护车，希望能跟随一个救援队进入叙利亚。他在进入叙利亚30分钟后被绑架。最后一批消失的是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五名救援工作者。1月，他们突然被人从他们一直工作的位于叙利亚农村地区的战地医院带走。审讯被枪口指着的索特洛夫和阿博巴克尔被带到了位于叙利亚阿勒颇之外的一个村庄纺织厂，然后被关进了不同的牢房。阿博巴克尔在两周后获释，他听到抓捕他们的人把索特洛夫带到了旁边的房间。然后他听到讲阿拉伯语的审讯者用英语说：“密码。” 这个过程也发生在了其他几名人质身上。绑架他们的人拿走了他们的电脑、手机和相机，要求他们提供账户密码。这些人查看了他们的Facebook时间轴、Skype聊天记录、图片库和电子邮件，以了解是否有证据证明他们曾与西方间谍机构和军方进行合作。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专门用来审讯的建筑物里，”37岁的波兰摄影记者马尔钦·祖德尔(Marcin Suder)说。他于2013年7月在叙利亚萨拉齐布(Saraqib)被绑架。众所周知，圣战主义者在那里活动。他被几个组织移交来移交去，最终在四个月后成功逃脱。正是在这一系列审讯过程中，圣战主义者在弗利的电脑里发现了美国军事人员的照片，这些是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工作时拍摄的。 “在他个人拍摄的图片库里，有些图片对美国战士进行了美化，”他们在弗利死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为詹姆斯感到遗憾，在他被逮捕时，他身上带着这个图片库。” 英国人质戴维·考索恩·海恩斯(David Cawthorne Haines)被迫承认自己曾做过军事工作：这是列在他的领英(LinkedIn)个人资料中的。武装分子还发现，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援助工作者卡西格曾在美国陆军游骑兵团服役，是一名伊拉克战争的老兵。这两个事实都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因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卡西格被抓前曾高调报道过他的人道主义工作。对任何被认为是过错行为的惩罚，是酷刑。 “你可以看到他脚踝上的伤痕，”19岁的比利时人杰约恩·邦廷克(Jejoen Bontinck)提到弗利时说，这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年轻人在2013年夏天曾和弗利在同一个牢房中度过三个星期。“他告诉我，他们怎样把他的双脚锁在一个铁棍上，然后把铁棍挂起来，让他头朝下倒挂在天花板上。然后就不管他了。” 邦廷克在去年年底获释，他在这篇报道中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现在家乡安特卫普，那里的法院正在审理一个针对46名比利时青年的案子，他是其中之一，他们被指控属于一个恐怖组织。起初，这种折磨似乎并没有更大的目的。圣战分子似乎对他们抓来的越来越多的人质也没有什么打算。邦廷克说，弗利和坎特利先是被附属基地组织的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关押。他们给看管自己的人起了“披头士”的外号，那三个看管者会说英语，似乎从针对被关押者的暴力行为中得到乐趣。后来，他们被移交给一个由讲法语的人领导的、名为圣战领导委员会(Mujahedeen Shura Council)的团伙。在被关进位于阿勒颇一家儿童医院地下的监狱之前，弗利和坎特利至少被转移过三次。一个叫哈姆扎的美国人邦廷克说，弗利在被抓后不久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开始用阿布·哈姆扎(Abu Hamza)这个名字。（他的皈依得到其他三位最近获释的人质的证实，也得到了他前雇主的证实。）邦廷克说，“我曾和他一起背诵《可兰经》。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皈依吧，这样他们会对我们好点。’但就他来说，我觉得那是诚心诚意的。” 前人质说，大多数西方囚犯在被监禁的困难时刻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包括卡西格，他改用了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Rahman)这个名字，据他的家人说，他的家人在从狱中偷运出来的信中得知了他的皈依。只有少数人质坚持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比如当时30岁的索特洛夫，他是个守教规的犹太人。在犹太教的赎罪日，他告诉看守他的人，自己身体不适，拒绝进食，这样他可以在暗地里恪守传统的禁食，一位目击者说。那些最近获释的人质说，大多数外国人是被迫皈依的，但弗利是受到伊斯兰教吸引的。一位前人质说，当警卫给了他们一本英文版的《可兰经》后，那些假装成为穆斯林的人只是拿起翻了翻。弗利则花了很长的时间阅读它。一个恐怖分子的国家最早由世俗叛乱分子和少数相互竞争的圣战组织主导的叙利亚内战在迅速发生变化，一个新的极端组织开始占上风。在去年的某个时刻，看守阿勒颇医院监狱的队伍宣誓效忠当时名为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的组织。其他派别的战士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其行为非常极端，以至于基地组织将其从恐怖网络中开除出去。该组织的野心远远超出了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去年年底，这些圣战分子开始把他们的囚犯集中起来，把他们到关到了医院地下的同一个监狱。截至今年1月，至少有19个男子被关在一间20平方米的牢房中，隔壁牢房中还关了4个女子。除一人外，他们都是欧洲或北美人。弗利和坎特利曾享有的相对自由突然消失了。每个囚犯都被用手铐与另一个囚犯锁在一起。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说法语的警卫被讲英语的人替换了。弗利认出了他们，这令他恐惧。他们是在对他施毒刑时说他“不听话”的那些人。他们是被人质起绰号叫“披头士”的那些人。他们给人质制定了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一位最近获释的欧洲人质说，“披头士接手后，他们想在人质中建立某种程度的秩序。” 这些圣战分子已从默默无闻者变为管理他们称之为国家的人。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他们设立了复杂的官僚体系，包括法庭和警察，甚至还有一个消费者保护办公室，迫使出售劣质产品的烤肉商贩停业。对秩序的关注也延伸到人质身上。在关押了他们好几个月，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之后，圣战分子突然想出了一个用他们勒索赎金的计划。从去年11月起，他们叫每个囚犯交出一个亲属的电子邮件地址。弗利给出了弟弟的地址。这个团伙闪电般地向人质的家人发了一批电子邮件。把这些电子邮件放在一起来读的人可以看出，它们是用同一个模板剪贴出来的。确定优先次序到了12月，武装分子已经与弗利的家人来往发送了几封电子邮件，也与其他人质的家属进行了邮件沟通。第一轮证明人还活着的问题之后，弗利有了能很快回家的希望。随着他远离家乡的第二个圣诞节的临近，他开始全力投入到组织一次监狱版本的神秘圣诞老人的活动，这是弗利家的节日传统。每个被关押者为他人制作了一个礼物，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用垃圾。弗利的秘密圣诞老人给他的礼物，是用废弃蜡烛的蜡制成的小圆圈，当他在硬地面上叩拜祈祷时，可以用来垫额头。几周过去了，其间弗利注意到，他的欧洲狱友一次又一次地被叫出去回答问题。却没人叫他，也没有叫其他美国人、或英国人。很快，这些人质意识到，他们的绑架者已确定哪些国家最有可能支付赎金，一位前人质说，这是5位讲述了他们在伊斯兰国监狱网络的情况的人之一，他们都要求匿名。一位人质说，“绑架者知道哪些国家最可能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按照他们认为的谈判难易程度，编了一个名单。从西班牙开始。” 一天，警卫走了进来，指着三个西班牙人质。他们说，他们知道，西班牙政府已为几名被一个毛里塔尼亚基地组织绑架的救援工作者支付了600万欧元(约合463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那个钱数可以在网上关于绑架事件的文章中找到。随着针对西班牙人质的谈判取得迅速进展，（第一位人质在被抓六个月后，于今年三月获释）武装分子将目标转到四名被关押的法国记者身上。这些欧洲囚犯从回答更多的个人问题转为拍摄视频，以发给其家人或政府。为了迫使他们的国家拿出赎金，视频中的情形变得越来越紧迫，最终包括死亡威胁和被处死的期限。随着时间的流逝，23名人质被分为两组。三名美国男子和三名英国人质被挑出来接受最恶虐的暴行，因为武装分子向他们发泄了针对其国家的不满，也因为他们的政府不谈判，据几位熟悉情况的人说。其中一人说，“这个团伙的DNA中就有仇恨美国的成分。而且他们还意识到，美国和英国最不可能付出赎金。” 前人质说，在被单独挑出来的这些人中，遭受了最残酷待遇的是弗利。除了被长时间毒打外，他经历了多次模拟处决，还反复被施以水刑。水刑是对溺水状态的模拟，该方法会导致受害人失去知觉。当一个囚犯被带出去后，如果他血迹斑斑地回来了，其他人都会松口气。一名前狱友说，“如果没有流血，我们就知道他遭受了更糟糕的事情。” 随着谈判的拖延，监狱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人质每天只得到一份相当于茶杯大小的食物。死刑期限到今年四月，已有将近一半的人质被释放。但是，圣战分子就美国和英国人质提出的赎金要求一直没有进展。在确定优先次序阶段，看押者确定了人质中唯一的俄罗斯人是最没销路的货品，其他人叫他谢尔盖。俄罗斯新闻媒体给出的名字是谢尔盖·戈尔布诺夫(Sergey Gorbunov)，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13年10月的一段录像中，他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俄罗斯不能满足绑架者的要求，他将会被杀死。今年春天的某个时刻，蒙面人冲着他来了。他们把这名惊恐的囚犯拖到外面，开枪打死了他。他们拍摄了他尸体的片子。然后拿回狱中，播放给活着的人质看。他们说，“如果你们的政府不掏钱，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告别弗利看着他的狱友们一个个地被释放，间隔差不多是两周一次。随着拉卡的这间20平方米牢房中的人数减少，保持乐观情绪也就更难了。然而，曾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效力的弗利仍然相信，他的政府会救他，他的家人说，他们从最近获释的人质那里了解到这一点。到了六月，曾至少关押了23人的囚室区只剩下7个人。其中4名是美国人，3名是英国人，都是政府拒绝支付赎金的国家的公民。最近发表在伊斯兰国一份官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圣战者把8月份开始的、美国领导的空袭描述为给那些人质的棺材钉上了钉子。同时，他们还解释了欧洲和美国的赎金政策在他们杀死弗利的决定上所起的作用。他们在官方杂志Dabiq上写道，“随着美国政府一拖再拖，不愿拯救詹姆斯的生命，与几个欧洲政府就囚犯展开的谈判已有了结果，在伊斯兰国的要求得到满足后，十几名欧洲囚犯已被释放。” 前人质及熟悉他们的人说，有15名人质在三月到六月间被释放，为他们支付的赎金平均超过200万欧元。最后获释的人中有一位是25岁的丹麦摄影记者丹尼尔·拉伊·奥托森(Daniel Rye Ottosen)，据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说，他的家人凑出几百万欧元的赎金之后，他在六月获释。他是在离开时把狱友的信偷偷带出来的人质之一。 “很明显，我害怕死去，”卡西格在他的家人最近公开的一封信中写道。“最难的是，不知道是否有生的希望，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有那种希望。” 弗利似乎感觉到末日即将来临。在他的信中，除了表达对家人的爱，他还留了一句话，指示家人如何处理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今年八月，当武装分子冲着他来时，他们让他穿上一双塑料凉鞋。他们用车把他运到拉卡外一个裸露山丘。他们让他跪下。他面带不屈的表情，直视镜头。然后他们切开了他的喉咙。两周后，一个类似的视频在YouTube上出现，上面记录了索特洛夫的死亡。9月，武装分子把处死海恩斯的录像上传到网上。10月，他们杀了亨宁。当初的23名人质中只剩下了三人：两名美国人：卡西格和一位尚未确定姓名的女子，再就是英国人坎特利。武装分子已经宣布，他们下一个要杀死的是卡西格。（11月16日，ISIS组织公布视频声称卡西格已经被斩首——编注）在欧洲各国，那些活下来的人质看到自己的狱友死亡的情景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散落在弗利尸体旁的米黄色廉价塑料拖鞋，正是这些囚犯曾经共用的那一双。他们都曾穿着那双拖鞋去厕所。那些活下来的人和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都穿了同一双鞋，走过一段道路。

据参考消息网11月19日报道，美媒称，冷战期间曾在中国监狱服刑20多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特工、后来成为康涅狄格州法官的约翰·唐奈17日去世，终年84岁。据美联社11月17日报道，唐奈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一年后，也就是1952年11月，他在乘飞机进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时被击落。此后，他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了超过20年的时间。在尼克松访华后，约翰·唐奈于1973年3月被释放。资料图：1973年3月12日，唐奈获释后经由香港返回美国。回到美国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并从那里毕业。当时，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约翰·唐奈和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名特工、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理查德·G·费克图乘机执行海外任务，结果中了中国的埋伏，被从空中击落。两人都幸存下来，费克图被监禁了19年。被释放后，唐奈成为康涅狄格州一位知名的少年犯罪问题专家，并很快再婚。有意思的是，他的第二任新娘出生在中国东北，姑娘的老家就在他乘坐的间谍飞机被击落的地点附近。这次秘密行动因美国政府的否认而被尘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情况被零星披露出来。唐奈等人执行的任务是接应一名在中国东北地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间谍。但他们所要接应的这名间谍出卖了美国人。 2013年，约翰·唐奈（右）和理查德·费克图在CIA总部领取“卓越情报工作十字勋章”。 1952年11月29日，新中国刚过完3岁生日。唐奈与费克图等四人乘坐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C-47型间谍机飞往中国吉林，其任务是用空取器接回一名此前被空投到该处的特务，以便了解当地情况，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大批特务。在当天的分工中，唐奈负责操纵杆子，费克图则充当“绞盘手”。就在他们所乘坐的间谍机在事先约定的空中盘旋时，被提前埋伏的人民解放军击落并爆炸，两名美国驾驶员当场死亡，唐、费二人在跳伞后被活捉。约翰·托马斯·唐奈1951年6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同年12月被美国中情局派至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在日本茅崎附近的秘密营房，担负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空投特务的任务。训练内容包括：教特务地下作战如何建立交通线、如何在交通线上刺探情报、如何救护被击落的美国空军人员、如何徒手自卫等。一间谍两年后被判无期徒刑美国间谍案惊动世界缘于两年后的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两起美国间谍案，控诉包括11名美国人在内的22名罪犯。当天，首都各界的数百名群众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上旁听，罪犯的罪证陈列在一边，手枪、冲锋枪、卡宾枪、收发报机、空取器等赫然在目。审判长贾潜宣布开庭后，首先受审的是唐奈、费克图的间谍案。11名身穿黑色棉袄、剃着光头的嫌犯在解放军战士的押解下进入法庭，在审判席对面一字排开。审判长一一传讯了各被告的姓名、年龄、国籍、籍贯。通过军事检察员姚伦宣读起诉书，得知： 1952年11月29日夜里，一架美国中央情报局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国驻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小心地绕过地面高射炮防空火力网，趁着夜色越过鸭绿江，偷偷进入中国领空，向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方向飞去。为掩人耳目，飞机上没有任何标志，机内除两名飞行人员之外，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24岁的约翰·托马斯·唐奈和27 岁的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他们此行的任务极为机密，就是要用空取器接回以前被他们空投到中国东北的间谍李军英，以便从李那里取得所搜集的情报，并听取间谍活动的情况汇报，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更多的特务。深夜，飞机飞抵预定地点吉林省安图县境内，并在上空盘旋，驾驶员在搜寻地上目标，唐奈和费克图则准备操作空取器。所谓空取器实际就是一个升降装置，在飞机不着陆的情况下，利用它可以把地面上的人或物资拉到飞机上。找到目标后，唐奈正准备放下空取器，忽然密集的炮火从地面发射过来，飞机来不及逃跑，已被炮火击中，晃晃悠悠地朝地面扎去。唐奈和费克图见情况不妙，紧急跳伞逃生。随着巨大的爆炸声，飞机落地，两名驾驶员同飞机一起葬身火海。唐奈和费克图捡了条性命，被我公安部队活捉。在打扫战场时，解放军战士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卡宾枪、冲锋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审讯时，他们两人承认，此次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要从空中接走李军英，获取他在中国搜集的情报。审判长询问之后辩护人发言，为唐奈和费克图担任辩护人的是公设辩护人赵希伦。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刘度、吴英、马骏三位教师为其他被告担任辩护。辩护人说：美国侵略集团是专门从事侵略的，被告在这个集团统治下受了反动教育，以至做了特务，许多被告年纪还很轻。被告犯的罪行除被告自己应负的责任外，还应归罪于美国的侵略集团。因而，这些情况请审判长在量刑时参考。审判长经综合审理，最后宣判，唐奈、费克图两人训练、组织特务搜集我国国防设备、工业地区目标和气象情报，救护入侵的美国空军被击落人员和搜罗蒋介石卖国集团残余分子进行武装暴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分别判决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有期徒刑20年。美国政府借联合国对中国施压 1954年11月24日，中国媒体将审判美国间谍的消息发出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声明说：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雇佣的“文职人员”，美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他们如何落入中共手中，美国是不知道的……今天北京的广播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被中共拘留着。接着，美国国务院指令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口头抗议。当时，美国政府一直坚持不跟中国直接接触，但为了被拘留的美国人，他们不得不破例约见我领事人员。同时，美国人又请英国政府出面帮忙。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我外交部，声称：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判处11名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及陆军部雇佣的两名美国平民徒刑与道义不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美国人还在照会的最后发出威胁道：中共当局应当记住，美国人民迄今一直自制地忍受着中共对美国国民所犯的一大串暴行。其实，真正制造事端的是美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间，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共向中国大陆派遣了230多名特务，空投各种轻重武器上千件，弹药十几万发。接下来，美国各方纷纷狡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说，阿诺德等“从来不曾飞到对方的领土上空”，说他们当时的飞行是“去北朝鲜上空执行散发传单的任务”。至于唐奈和费克图，这个发言人干脆说，“这两人偷乘了一架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在1952年12月2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上空神秘地失踪了”。这些人狡辩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否认美国人曾进入过中国的领空。二是说唐奈、费克图等是“平民”，不是特务。不过，唐奈和费克图被俘之后，从他们身上缴获了一张地图，这是一幅美国军方航空测绘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地图。在地图上面还标有一个箭头，指向安图县老岭区，这正是他们被击落被俘的地方。唐奈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预定接头的地点。至于唐奈的身份，他自己则供认，他是1951年6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的，当年12月被美国中情局派至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担负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空投特务的任务。美国人最后知道，他们的所谓“抗议”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们的威胁也绝吓不倒中国人。于是，变换手法，准备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来对中国实施压力。美国国务院的计划是通过联合国这个舞台，把间谍案炒作弄大。他们恬不知耻地把这两起间谍案同朝鲜问题、战俘问题扯到一起，然后联络跟美国立场相同的国家，在联合国大闹，提请联合国大会讨论。于是，美国国务院将其抗议照会的副本递交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他向其他会员国散发。美国国防部也发表声明，声称被中方判决的11名美国人“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所规定的战俘身份”，“扣留他们的做法是显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针对美国在联合国的炒作，12月1日，我外交部国际司提出了回应美国的意见，周恩来看后指示：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对危害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国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另行对待。从12月2日开始，美国同其他15个“联合国军”成员国多次商谈，两天后，美国代表正式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十一名官兵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在美国的操纵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对美国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以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的提案。接下来，美国就借此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联合国秘书长连发三封电报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案后的当天下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三封电报给周恩来总理，第一封电报说：联合国大会请我设法使1953年1月12 日被中国部队俘获的11名联合国军人员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考虑到一切事实和情况，在此事上秘书长必须亲自担负起特别的责任。鉴于我对此事的关心，我将欣赏获得机会亲自同您商谈此事。为此理由，我愿意请问，您是否能在北京接见我。我愿建议在12月26日之后不久作一次访问。如您接受我的建议，我愿请问，在哪个时候左右的哪一个日期对您是合适的。这封电报表示了他急切想来中国跟周恩来总理会晤的愿望。他接着发的第二封电报的意思是试探周恩来，因为他对周恩来是否会很快给予答复心里没底。第三封电报，是想促周恩来尽快答复。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想让哈马舍尔德来北京，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希望利用哈氏的地位和影响，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美国间谍，这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其次，美国人知道，由他们直接出面跟中国政府闹，恐怕闹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把球踢给联合国，使这个问题国际化，同时也可以借此缓解国内各方对政府的压力。第三，如果哈马舍尔德北京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那么，这也可以成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借口，同时，也可以压英国、法国等跟它采取一致行动。周恩来看过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后，口述了一份指示给乔冠华，要他起草一个回电，阐明中方在美国间谍问题上的立场。在电报中要指出：美国间谍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奇怪联合国为什么不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特务间谍到中国做坏事，反而帮助美国索回它的间谍?! 联合国这样做使联合国的权威地位更加丧失殆尽。为了澄清间谍案的真相，周恩来强调，要把事件再叙述一遍，并且把其他许多美国间谍对我国进行的破坏活动也列上去。周恩来同时指出，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不能因为空投下来的是穿联合国军军服的特务，就把间谍案与战俘混淆。几年来我们多次发现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难道任何一架飞机都跟联合国有关? 如果你作为主持和平正义的联合国秘书长，你一定能了解我们的愤慨的正义性和理直气壮，你一定不会认为此时来中国和我们谈判此事是适当的。如果你另外表示愿来访问中国，那么我们表示欢迎。周恩来让乔冠华根据上述意思拟一个电报稿，乔冠华起草好电报稿后让周恩来看。周恩来看过后，斟酌再三，没有立即发出。中方没有立即回音。对于中方是否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不仅哈马舍尔德自己心里没底，美英等国也没底。当时，周恩来认为，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主意，他来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国人的授意，替美国人说话。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联合国秘书长来中国，对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直接地揭露美国的反华罪行，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可以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指示乔冠华重新起草两个电报，一个如前面所说的，阐述中国的立场，并要求哈马舍尔德将这份电报转发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以外的其他各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另一个电报写三句话：一、收到了你要来中国的电报，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首都接待你，和你谈有关中国的和平问题。二、关于你来电所提的美国间谍案，我们的立场已详见另电。三、你何时来中国?我们表示欢迎。哈马舍尔德当天就给周恩来回电，表示“我欣待着同您会晤的机会”，并说正将周恩来的电报分发给各国代表。中方同意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哈马舍尔德心里踏实下来。美国人也高兴，杜勒斯对联合国的同伙们说，大家可以暂时“保持缄默”，给秘书长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 49岁的哈马舍尔德出生于瑞典贵族家庭，1953年3月25日，法国代表提名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为57票赞成，1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在国际事务方面，哈马舍尔德标榜“中立”，表示愿意“充当两大势力间的桥梁”。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原则上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在联合国有不少雇员，有的已到退休年龄，哈马舍尔德表示不再从台湾征聘，以便给以后的中国大陆留有位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当局投他的反对票的原因。日内瓦会议之后，他曾说：“亚洲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是一种反常现象，这是一个弱点。” 但同时，他又强调，即使恢复中国的席位，也不能给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哈马舍尔德在京斡旋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下午4点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章汉夫、乔冠华等外交部人员陪同会见。会谈中，哈马舍尔德很会说话，他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敬意，感谢对他的邀请和接待。接着说，由于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他很久以来就想跟周恩来建立个人联系。虽然他这次来包含一些复杂的情况，但他深信会谈是会有成效的。周恩来对哈氏的来访表示欢迎，称他为中国人民的新朋友。哈氏听了非常高兴。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双方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正式会谈，双方一共举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当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在处理美国间谍案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所谓决议案中国是决不能接受的。周恩来指出，双方应该把会谈的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从政治上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和措施。他同时谈了台湾问题，揭露了美国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图谋，指出联合国在朝鲜问题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哈马舍尔德一边为美国人辩解，一边打着联合国宪章的招牌，拐弯抹角地想把美国间谍案同联合国扯到一起。双方围绕各自的立场你来我往，意见分歧很大，以至于使周恩来在一次会谈时说：“我认为遗憾的是，我们共同的见解竟如此少，不同的意见却比较多。” 1月10日下午双方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同前面相比，这次会谈的气氛显得融洽一些。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可以允许美国犯罪分子的家属来中国探望，具体做法可以交给中美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去谈。哈马舍尔德提出中方是否可以提供美国间谍的生活照片。周恩来答应可以，因为时间关系，只能交给瑞典驻华使馆，由其转交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有了这个结果，也算不虚此行。 1月11日上午，哈马舍尔德一行乘专机离开北京。哈马舍尔德返回美国后，斡旋活动仍没有停止。4月26日，瑞典驻华大使转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仍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在押美国间谍。随信还附了12封美国在华罪犯家属给周恩来的信。这些信实际上是在美国政府的策动下写的。当时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时也希望通过让这些罪犯家属亲眼看看我人民政府对美国罪犯的教育改造，揭穿美国政府所谓中国政府虐待美国囚犯的谎言，所以，同意家属来华探视。美国政府当然不希望这些家属到中国来。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写信给每个美国间谍家属，不允许他们到中国去。在美国政府的蒙蔽、压力下，一些原本希望来中国探视的家属改变了计划。在这些信里，美国罪犯的家属一方面感谢中国政府对在押犯人道主义的对待，另一方面，则恳请中国政府能够将他们尽早释放。信中说：感谢中国政府同意犯人家属来华探访，但来华路途遥远，在监狱会见亲人徒增悲痛，不如把他们早日释放。中国政府完全看透了美国政府的用意，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给他们回信，信中说：收到你们经哈马舍尔德先生转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周恩来总理对于你和你的家庭困难处境深表同情。你们不能到我国来探访你的儿子(丈夫)，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是无论你在什么时候能够前来，中国红十字会总是准备帮助你的。中国政府的策略之举，使美国政府的企图没能实现。那些罪犯家属虽然没能来中国，但是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了赞赏。中国宣布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几乎是同时，中美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关于此事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当中，美国方面竭尽全力施压想使中方释放在中国的美国间谍罪犯，中方则要求美国不得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双方针锋相对，谈判异常艰苦，而由于美国人缺乏诚意，会谈成效甚微。在出席亚非会议，周恩来抵达万隆的同时，中方释放了4名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获的美国飞行员。 4月23日，周恩来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当时中美高度敌对的状态下，周恩来这个出人意料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寻求和平的愿望和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随后也表示，中美坐下来谈判是有可能的。 7月13日，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来到外交部，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递交委任书。在随后的谈话中，欧念儒说，他今天上午接到英国外交部的指令，要他转达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你们和我们在日内瓦的领事代表们曾经在过去一年中对于愿意回到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有过间断的会谈。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失望的。有人建议，如果这些会谈是在更有权力的一级上进行的话，则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也将有利于进一步地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相互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欧念儒转达完口信接着说，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有用的，英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接受这个建议。周恩来表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建议，中方研究之后会通过英国代办处给予回复。7月15日，周恩来召见欧念儒，对美国的建议给予答复，通过英国政府转达给美国政府的口信：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对于美国在华侨民的情况，曾经向你们作了适时的和具体的通知。但是，关于中国在美国的侨民，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和适当的回答。因此，一年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更不能满意的。我们认为你们来函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且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中美将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传出，世界各国媒体十分关注，各报记者纷纷向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和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打探消息。中央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很重视，决定由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担任中方谈判代表。而美国派出的谈判代表则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跟王炳南谈判的那位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外交部还成立了由章汉夫、乔冠华等参加的会谈指导小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会谈方案和对策。当时我方是做好了大使级会谈的基础上，进而举行外长级会谈的准备。为了争取会谈的主动权，中央决定在会谈开始之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但不包括唐奈和费克图。 7月30日，外交部电告王炳南大使，中央决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以服刑期间表现较好为理由，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指示王炳南在第一次跟美方会谈时抢先宣布这一决定。中国释放美国间谍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其中曾参与斡旋的印度、缅甸等国政府，都对中国政府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7月底王炳南抵达日内瓦。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举行。无论是中方代表王炳南，还是美国代表约翰逊，都没有想到这一谈就是9年，没达成任何协议。直到 1971年12月13日，鉴于两人在服刑期间表现尚好，中国政府决定给予他们宽大处理：唐奈改判有期徒刑五年；费克图被提前释放。随着1973年3月14日唐奈被提前释放，轰动一时的“唐奈案”方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