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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运动下的放荡美国人美国女大学生在情感和事业上面临一种矛盾境地，在大学谈恋爱处男友的人数减少，但由此带来了具体问题，这性生活如何解决。最近美国各主流媒体突然对女大学生的性生活情有独钟，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CNN、今日美国等媒体纷纷发文介绍和探讨美国女大学生不谈恋爱而又要享受性福的文化。原来美国越来越多的女大学生加入"勾搭文化"的列车，与男人只做爱不谈情。在美国人眼里，一个女人在没有结婚前和多少个男人上床是她个人的事，不会被社会看作是伤风败俗或者被人看成道德败坏。而一个人结婚之后再搞婚外情，那就是问题了。大学生已是成年人，男欢女爱属于正常，但现在女大学生反而不正常了。纽约时报记者用了一个学年的时间对超过60名美国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女学生做了深入的跟踪访谈。记者的研究表明，比起她们的母亲一代来说，这一代的年轻女性面临着更宽广的社会机会和更加沉重的社会压力，而这些都会影响和塑造她们在大学阶段对于感情与性的理解和认知。稳定牢固的恋爱关系日渐式微，现在西方校园流行"勾搭"。这是耍流氓，还是闹两性革命？勾搭，让女人陷入感情危机，还是让女人前途更光明？今天，就给大家解读这种"勾搭文化"！神马是“勾搭文化” 所谓的"勾搭"文化与一夜情的含义有所不同，也不是好色女人的代名词。它是一个含义丰富，包括了从接吻到性爱之间各种两性接触的词汇。但无论具体行为是什么，勾搭的双方之间不会产生任何情感纠葛，换句话说就是有性无爱。调查显示，如今年轻女大学生为勾搭文化的崛起撑起了半边天。应当看到，女大学生加入勾搭文化，是她们面对工作生活采取的一种权宜之策，因为她们一方面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学术和职业追求中，同时却依然渴望愉悦身心的性生活。 "勾搭"来了微信、陌陌、米聊……这一串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有点暧昧的交友软件的名字，表面上五花八门，骨子里全指向一个动词：勾搭！这样的勾搭文化并非国产，如今在西方的大学校园里正流行男女"勾搭"(Hookup)。"勾搭"关系定义模糊，内容简单，勾搭中的男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女朋友，没有承诺，但有性。勾搭的方式多种多样，通过社交软件就是其中一种。据英国媒体报道，Facebook等社交网站崛起之后，英国的梅毒病例增加了4倍，其中好些就是通过社交网站"勾搭"引起的。以往美国大学男女关系的主流是约会文化，约会文化定位明确含义丰富，男朋友就是男朋友，女朋友就是女朋友，不容他人插足。约会一定要有承诺，即便不是婚姻的承诺，起码有感情的承诺。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男女选择不在大学里谈恋爱，而选择勾搭一夜情或者多夜情，或者只是游戏似的恋爱。勾搭文化：危险游戏还是女权潮流？勾搭文化的流行引发了不少争议，很多人指责这是社会道德滑坡的表现，是对女性的又一次压迫。但也有些年轻人和学者认为，勾搭文化解放了女性。主流的社会道德主张一夫一妻，对婚姻外的任何不正当男女关系，都抱有严厉的批判态度。一夫一妻是对一夫多妻制的超越，它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恋爱是婚姻的准备阶段，适用于同样的道德准则。所以更多的人认为，恋爱中混乱的男女关系是在毒害女性，她们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最终会使女性重新沦为男性的附庸。美国女作家凯特琳·弗拉纳根在《女孩园地》一书中写到：性解放主要解放了男性，让他们以女性取乐而不必承担由自己行为带来的感情负担，而女性只能承受，因为她们别无选择。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汉娜·罗辛的观点却与此截然相反。她撰文指出：现在的女权主义进步主要依赖于勾搭文化的存在！而推动这种文化的是女性而非男性，尤其是在校园中。她提醒现在的大学女生，拥有一个过分认真的追求者就像19世纪女性意外怀孕一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个危险，以防将来影响前途。勾搭利好？资深编辑罗辛2011年采访了一些耶鲁大学女学生。当罗辛问她们是否希望勾搭文化消失，是否希望回到早年有正式约会及更明显的规则的时期时，女大学生们表现出了惊恐的表情。她们或许同意改良这个文化，但结束它？不行。可见美国的女大学生们不少是赞成勾搭的，并且认为必须勾搭。针对勾搭文化的最全面细致的调查显示：就长远来看，女性从中受益很大。她们无需受承诺或羞愧之累，可以进行冒险，她们还能尝试短暂的恋情，而不必担心妨碍将来的成功。相比以前，现在的性文化更粗野，但年轻女性们似乎已经能够自如地去应付它了，因为她们脑中有更重要的事情，如好成绩、实习工作、面试和自己的经济前景，并不会受累于勾搭。所以，勾搭文化对女性而言，也是一种利好潮流。在过去，女人陷入一种生物学的陷阱，是其性别的牺牲品，专事繁衍，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女性被典型地社会化，相对于自己，她们更关心别人的需要。如果她们在性中占主导，她们也会被负面地看待。女权主义旗手波伏娃认为：女人低人一等是文化造成的，社会必须超越两性区别的成见，才能发展女性事业。勾搭文化的流行反映出女人已经逐渐从生物学的陷阱中跳了出来，在两性问题上已经不再被动。数据能够说明问题，美国女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已经赶超了男性。1971年以来，二十五到三十四岁的男性收入下降了20%，大学里的男生比例只有43%，去年美国就业人口中女性首次超过男性。22岁的美国优异青年，女生占63%，男生才37%。女人在男女关系中有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她们不再把感情问题看成天大的事，相对于轰轰烈烈的爱情，她们更倾心于红红火火的事业。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女性正在突破成见，追求自己的价值。有一个典型的大学生勾搭文化的例子，一个大三美女在完成作业后掏出手机，给一个从没约会过的男生发了条短信。"干嘛呢？""过来吧。"她于是过去了。俩人一起看了会儿电视，然后上床做爱、睡觉，第二天两人又各忙各的了。对于校园的勾搭文化，一位女大学生表示，十年之后回头看，没有人会记得，甚至我自己都不会记得我到底睡过了哪些男人。但是我会记得我的毕业总成绩，因为成绩单就在那儿摆着。我会记得我曾经参与过的活动，做过的项目。我会记得我的各种成就，因为我的名字将会被悬挂在校园里的某个角落。由于勾搭文化在美国大学校园的流行，一些学者认为，勾搭文化正在引导不幸福、缺少责任和困惑的美国一代，因为这种性爱只是填补和满足肉体上和情绪上空缺。有学者曾对2500名大学生做过勾搭文化的调查，其中41%的人对这样的有性无爱的一夜情感到后悔甚至有些反感。深度勾搭勾搭其实只是女生情爱史上的过渡岁月，在此期间，女性对自己的行为和胃口的控制力也比人们认为的强得多。纽约大学社会学家宝拉·英格兰针对2万人的在线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4年平均勾搭做爱7.9次，25%的大学生和勾搭文化绝缘，另有相似比例的人热情参与。更重要的是，勾搭并没有毁灭人们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英格兰的调查中，74%的女性和相同数量的男性说自己在大学里有过最少持续了半年的恋情，约90%的大学生说自己想结婚。一名耶鲁学生说，我们需要时间，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2004年起，社会学家阿姆斯特朗和研究生劳拉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校园里跟踪记录了53名女学生的勾搭史，开始了一项长达4年的研究。阿姆斯特朗和劳拉采访的几乎所有曾勾搭过的女生都认为自己将结婚，并期待结婚。这实际上已进入深度勾搭期了，而所谓深度勾搭，就可能是获得走向稳定的长期性关系，很可能是勾搭的升级版——这就是爱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17日刊载长篇报道，详细叙述了首位惨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杀害的美国人詹姆斯·弗利生前最后的时光。近期，伊斯兰国又杀害了另一名美国人质卡西格。迄今为止，已有总共五名西方人质遭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杀害，其中三名为美国人。】这些人质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出了牢房。在密室里，抓捕他们的人问了每人三个很私密的问题，这是绑架谈判中的一种常规手法，用来证明人质仍然活着。詹姆斯·弗利(James Foley)回到牢房后喜极而泣，接着瘫倒在地。与他关在同一间牢房的，还有另外20多名西方人质。绑架他的人问的问题十分私密：“谁在你兄弟的婚礼上哭了？”“你高中足球队的队长是谁？”他知道，绑架者终于和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这是2013年12月的一天，弗利在叙利亚北部的一条公路上失踪后，已经过了一年。他告诉狱友，忧心忡忡的父母终于可以知道他还活着，他相信，他的政府就会启动谈判，设法让他获释。表面看来仿佛是转折点，但对于40岁的记者弗利来说，这却是一段下坡路的起点。他的这段惨痛经历止于8月，那一刻，他被迫跪在叙利亚一个荒芜的山坡上，在摄像机的记录下被人斩首。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分子于8月将詹姆斯·弗利斩首杀害他的死亡视频被公之于众，以非常高调的方式，为一段隐秘的磨难画上了句号。在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叙利亚地下监狱网络所发生的故事极其残酷。弗利和其他人质经常遭到殴打并被施以水刑。连续几个月，一群武装人员让他们挨饿，还威胁要对他们处以死刑，之后他们被交给了另一群人，这些人给他们带来甜食，还曾考虑释放他们。囚犯曾团结在一起，用游戏来打发无穷无尽的时间。但是，随着情况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他们开始攻击彼此。包括弗利在内的一些人开始从他们的抓捕者的信仰中寻求安慰，接受伊斯兰教，还起了穆斯林名字。恐怖分子们还斩首了（左起）英国出租车司机艾伦·亨宁；美国记者史蒂芬·J·索特洛夫（头戴黑头盔）；以及英国义工戴维·考索恩·海恩斯在他们被监禁期间，一个后来以伊斯兰国为名的组织开始在叙利亚内战的乱局中崛起。弗利被绑架时，这个组织还不存在，但它后来却慢慢变成了该地区一个力量强大且令人畏惧的反叛运动。在弗利被关押的第二年，该组织一共获得了20多名人质，并制定了一个用他们来换取赎金的策略。武装分子还扣押了三名人质：其中包括，英国摄影记者约翰·坎特利（图左）、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美国紧急医疗技师皮特·卡西格（图右）正是那时，这些人质此前大同小异的道路，开始变得不同，一切只因为数千英里之外（华盛顿、巴黎、马德里、罗马以及其他地方）的不同举措。至少23名西方人质被关押，来自12个国家，弗利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欧洲国家的公民，其政府有支付赎金的历史。现在，他们为求生所做的努力第一次被公之于众。这些故事是根据对不同人士的采访拼凑起来的，这些人包括五名曾被关押的人质、见证了他们如何被对待的当地人、俘虏的亲属和同事，以及一小拨前往当地希望能为他们争取自由的顾问。一名前伊斯兰国（又称ISIS）成员证实了关键事实。此人最初在弗利被关押的监狱工作，他提供了一些关于弗利在狱中的不为人知细节。在其政府支付赎金后，多名欧洲国家人质获释。其中有西班牙的哈维·埃斯皮诺萨（图左），回国的他拥抱儿子。还有来自法国的爱德华·伊利亚斯，迪迪埃·弗朗索瓦，尼古拉斯·海宁，皮埃尔·托雷斯（图中）。还有比利时人杰约恩·邦廷克（图右），他加入了伊斯兰国，后与该组织不合。由于武装分子警告人质家属不要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威胁称如果他们接受了采访就杀死他们挚爱的亲人，他们经历的苦难基本上不为外人所知。《纽约时报》只提到了那些伊斯兰国公开确认的人质的姓名。美国官员表示，他们竭尽所能解救弗利和其他人，比如，实施救援行动，但最终失败。他们辩称，从长远来看，美国不缴纳赎金解救美国人质的政策使得美国人成为吸引力较小的绑架目标，从而会拯救生命。在混凝土的牢房内，人质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或政府在为他们做什么。他们慢慢利用他们仅有的信息进行拼凑：与警卫的交流、彼此之间的交流。他们通常饱受痛苦，等待可能逃出生天的任何迹象。在叙利亚这间20平方米的牢房中，至少关押了20多名西方人质。他们用废纸做了一副国际象棋棋子。抓捕到土耳其边境只有40分钟的路程，但弗利决定最后一次停车休息。两年前，在叙利亚的比尼希镇，弗利和旅伴——英国摄影记者约翰·坎特利(John Cantlie)开车来到一家网吧，发送工作内容。两人对在叙利亚开展新闻报道的危险性并不陌生。几个月前，坎特利在距离比尼希镇几十英里远的地方遭到绑架。他曾试图逃跑，赤脚、戴着手铐的坎特利在子弹激起的尘土中拼命奔跑，但最后还是被抓住了。通过温和派反叛分子的干预，一周之后，坎特利获释。 2012年11月，被绑架两周前，詹姆斯·弗利在叙利亚阿勒颇编辑视频当一名男子走入网吧时，他们正在上传照片。 “他满脸胡子，”两人的叙利亚翻译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Ali)说。“他不笑，也不说话。看着我们，目露凶光。”阿里详细描述了与他们在一起的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这名男子“走到电脑前，只坐了一分钟，然后直接走开了，”阿里说。“他不是叙利亚人。他看起来像是来自海湾地区。” 阿里称，美国自由撰稿记者弗利正在给《环球邮报》(GlobalPost)和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 发送报道，英国报纸的摄影师坎特利则继续传送视频。两人向在土耳其等待的同事发送的邮件证实了阿里的说法。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25英里外的土耳其。但他们没有到达边境。加速追赶出租车的持枪人员没有称自己是伊斯兰国，因为在2012年11月22日，也就是两人被抓的那天，该组织还不存在。但在由叙利亚叛乱分子控制的地区，人们已经明显感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一些新闻机构开始撤离。四处弥漫着危险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国作战人员涌入叙利亚，梦想着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圣战主义者中有很多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机构的资深成员，他们的样貌与行为与温和派反叛分子不同。他们蓄着长须。他们来自波斯湾、北非、欧洲及更远的地方，说话带着外国口音。一辆面包车在出租车的左侧加速，拦住了它。蒙面武装人员跳了出来。他们用带有外国口音的阿拉伯语尖声叫喊，让记者们躺在路上。这些人铐住记者，把他们扔进了面包车。他们把阿里留在路边，对他说，“如果跟过来，我们就杀了你。” 在接下来的14个月当中，至少有23名外国人——其中大多是自由撰稿记者和救援工作者——会掉入类似圈套。袭击者认出了被记者雇来当帮手的当地人，比如阿里和叙利亚翻译优素福·阿博巴克尔(Yosef Abobaker)。2013年8月4日，开车把美国自由撰稿记者史蒂芬·J·索特洛夫(Steven J. Sotloff)送入叙利亚的正是阿博巴克尔。 “当我看到三辆车停在前面时，我们才出发了20分钟，”他说。“他们肯定在边境安排了间谍，这个间谍看到了我的车，并告诉他们我来了。” 绑架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它们的实施者是在叙利亚争夺影响力和领土的不同武装组织。2013年6月，四名法国记者被捕。9月，这些武装人员又绑架了三名西班牙记者。检查站变成了抓人的网络。去年10月，武装人员在一个检查站等候25岁的彼得·卡西格(Peter Kassig)，他是一名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急救医务人员，当时正在运输医疗物资。12月，英国出租车司机艾伦·亨宁(Alan Henning)在另一个检查站失踪。艾伦用他的存款买了一辆二手救护车，希望能跟随一个救援队进入叙利亚。他在进入叙利亚30分钟后被绑架。最后一批消失的是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五名救援工作者。1月，他们突然被人从他们一直工作的位于叙利亚农村地区的战地医院带走。审讯被枪口指着的索特洛夫和阿博巴克尔被带到了位于叙利亚阿勒颇之外的一个村庄纺织厂，然后被关进了不同的牢房。阿博巴克尔在两周后获释，他听到抓捕他们的人把索特洛夫带到了旁边的房间。然后他听到讲阿拉伯语的审讯者用英语说：“密码。” 这个过程也发生在了其他几名人质身上。绑架他们的人拿走了他们的电脑、手机和相机，要求他们提供账户密码。这些人查看了他们的Facebook时间轴、Skype聊天记录、图片库和电子邮件，以了解是否有证据证明他们曾与西方间谍机构和军方进行合作。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专门用来审讯的建筑物里，”37岁的波兰摄影记者马尔钦·祖德尔(Marcin Suder)说。他于2013年7月在叙利亚萨拉齐布(Saraqib)被绑架。众所周知，圣战主义者在那里活动。他被几个组织移交来移交去，最终在四个月后成功逃脱。正是在这一系列审讯过程中，圣战主义者在弗利的电脑里发现了美国军事人员的照片，这些是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工作时拍摄的。 “在他个人拍摄的图片库里，有些图片对美国战士进行了美化，”他们在弗利死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为詹姆斯感到遗憾，在他被逮捕时，他身上带着这个图片库。” 英国人质戴维·考索恩·海恩斯(David Cawthorne Haines)被迫承认自己曾做过军事工作：这是列在他的领英(LinkedIn)个人资料中的。武装分子还发现，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援助工作者卡西格曾在美国陆军游骑兵团服役，是一名伊拉克战争的老兵。这两个事实都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因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卡西格被抓前曾高调报道过他的人道主义工作。对任何被认为是过错行为的惩罚，是酷刑。 “你可以看到他脚踝上的伤痕，”19岁的比利时人杰约恩·邦廷克(Jejoen Bontinck)提到弗利时说，这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年轻人在2013年夏天曾和弗利在同一个牢房中度过三个星期。“他告诉我，他们怎样把他的双脚锁在一个铁棍上，然后把铁棍挂起来，让他头朝下倒挂在天花板上。然后就不管他了。” 邦廷克在去年年底获释，他在这篇报道中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现在家乡安特卫普，那里的法院正在审理一个针对46名比利时青年的案子，他是其中之一，他们被指控属于一个恐怖组织。起初，这种折磨似乎并没有更大的目的。圣战分子似乎对他们抓来的越来越多的人质也没有什么打算。邦廷克说，弗利和坎特利先是被附属基地组织的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关押。他们给看管自己的人起了“披头士”的外号，那三个看管者会说英语，似乎从针对被关押者的暴力行为中得到乐趣。后来，他们被移交给一个由讲法语的人领导的、名为圣战领导委员会(Mujahedeen Shura Council)的团伙。在被关进位于阿勒颇一家儿童医院地下的监狱之前，弗利和坎特利至少被转移过三次。一个叫哈姆扎的美国人邦廷克说，弗利在被抓后不久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开始用阿布·哈姆扎(Abu Hamza)这个名字。（他的皈依得到其他三位最近获释的人质的证实，也得到了他前雇主的证实。）邦廷克说，“我曾和他一起背诵《可兰经》。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皈依吧，这样他们会对我们好点。’但就他来说，我觉得那是诚心诚意的。” 前人质说，大多数西方囚犯在被监禁的困难时刻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包括卡西格，他改用了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Rahman)这个名字，据他的家人说，他的家人在从狱中偷运出来的信中得知了他的皈依。只有少数人质坚持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比如当时30岁的索特洛夫，他是个守教规的犹太人。在犹太教的赎罪日，他告诉看守他的人，自己身体不适，拒绝进食，这样他可以在暗地里恪守传统的禁食，一位目击者说。那些最近获释的人质说，大多数外国人是被迫皈依的，但弗利是受到伊斯兰教吸引的。一位前人质说，当警卫给了他们一本英文版的《可兰经》后，那些假装成为穆斯林的人只是拿起翻了翻。弗利则花了很长的时间阅读它。一个恐怖分子的国家最早由世俗叛乱分子和少数相互竞争的圣战组织主导的叙利亚内战在迅速发生变化，一个新的极端组织开始占上风。在去年的某个时刻，看守阿勒颇医院监狱的队伍宣誓效忠当时名为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的组织。其他派别的战士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其行为非常极端，以至于基地组织将其从恐怖网络中开除出去。该组织的野心远远超出了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去年年底，这些圣战分子开始把他们的囚犯集中起来，把他们到关到了医院地下的同一个监狱。截至今年1月，至少有19个男子被关在一间20平方米的牢房中，隔壁牢房中还关了4个女子。除一人外，他们都是欧洲或北美人。弗利和坎特利曾享有的相对自由突然消失了。每个囚犯都被用手铐与另一个囚犯锁在一起。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说法语的警卫被讲英语的人替换了。弗利认出了他们，这令他恐惧。他们是在对他施毒刑时说他“不听话”的那些人。他们是被人质起绰号叫“披头士”的那些人。他们给人质制定了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一位最近获释的欧洲人质说，“披头士接手后，他们想在人质中建立某种程度的秩序。” 这些圣战分子已从默默无闻者变为管理他们称之为国家的人。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他们设立了复杂的官僚体系，包括法庭和警察，甚至还有一个消费者保护办公室，迫使出售劣质产品的烤肉商贩停业。对秩序的关注也延伸到人质身上。在关押了他们好几个月，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之后，圣战分子突然想出了一个用他们勒索赎金的计划。从去年11月起，他们叫每个囚犯交出一个亲属的电子邮件地址。弗利给出了弟弟的地址。这个团伙闪电般地向人质的家人发了一批电子邮件。把这些电子邮件放在一起来读的人可以看出，它们是用同一个模板剪贴出来的。确定优先次序到了12月，武装分子已经与弗利的家人来往发送了几封电子邮件，也与其他人质的家属进行了邮件沟通。第一轮证明人还活着的问题之后，弗利有了能很快回家的希望。随着他远离家乡的第二个圣诞节的临近，他开始全力投入到组织一次监狱版本的神秘圣诞老人的活动，这是弗利家的节日传统。每个被关押者为他人制作了一个礼物，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用垃圾。弗利的秘密圣诞老人给他的礼物，是用废弃蜡烛的蜡制成的小圆圈，当他在硬地面上叩拜祈祷时，可以用来垫额头。几周过去了，其间弗利注意到，他的欧洲狱友一次又一次地被叫出去回答问题。却没人叫他，也没有叫其他美国人、或英国人。很快，这些人质意识到，他们的绑架者已确定哪些国家最有可能支付赎金，一位前人质说，这是5位讲述了他们在伊斯兰国监狱网络的情况的人之一，他们都要求匿名。一位人质说，“绑架者知道哪些国家最可能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按照他们认为的谈判难易程度，编了一个名单。从西班牙开始。” 一天，警卫走了进来，指着三个西班牙人质。他们说，他们知道，西班牙政府已为几名被一个毛里塔尼亚基地组织绑架的救援工作者支付了600万欧元(约合463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那个钱数可以在网上关于绑架事件的文章中找到。随着针对西班牙人质的谈判取得迅速进展，（第一位人质在被抓六个月后，于今年三月获释）武装分子将目标转到四名被关押的法国记者身上。这些欧洲囚犯从回答更多的个人问题转为拍摄视频，以发给其家人或政府。为了迫使他们的国家拿出赎金，视频中的情形变得越来越紧迫，最终包括死亡威胁和被处死的期限。随着时间的流逝，23名人质被分为两组。三名美国男子和三名英国人质被挑出来接受最恶虐的暴行，因为武装分子向他们发泄了针对其国家的不满，也因为他们的政府不谈判，据几位熟悉情况的人说。其中一人说，“这个团伙的DNA中就有仇恨美国的成分。而且他们还意识到，美国和英国最不可能付出赎金。” 前人质说，在被单独挑出来的这些人中，遭受了最残酷待遇的是弗利。除了被长时间毒打外，他经历了多次模拟处决，还反复被施以水刑。水刑是对溺水状态的模拟，该方法会导致受害人失去知觉。当一个囚犯被带出去后，如果他血迹斑斑地回来了，其他人都会松口气。一名前狱友说，“如果没有流血，我们就知道他遭受了更糟糕的事情。” 随着谈判的拖延，监狱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人质每天只得到一份相当于茶杯大小的食物。死刑期限到今年四月，已有将近一半的人质被释放。但是，圣战分子就美国和英国人质提出的赎金要求一直没有进展。在确定优先次序阶段，看押者确定了人质中唯一的俄罗斯人是最没销路的货品，其他人叫他谢尔盖。俄罗斯新闻媒体给出的名字是谢尔盖·戈尔布诺夫(Sergey Gorbunov)，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13年10月的一段录像中，他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俄罗斯不能满足绑架者的要求，他将会被杀死。今年春天的某个时刻，蒙面人冲着他来了。他们把这名惊恐的囚犯拖到外面，开枪打死了他。他们拍摄了他尸体的片子。然后拿回狱中，播放给活着的人质看。他们说，“如果你们的政府不掏钱，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告别弗利看着他的狱友们一个个地被释放，间隔差不多是两周一次。随着拉卡的这间20平方米牢房中的人数减少，保持乐观情绪也就更难了。然而，曾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效力的弗利仍然相信，他的政府会救他，他的家人说，他们从最近获释的人质那里了解到这一点。到了六月，曾至少关押了23人的囚室区只剩下7个人。其中4名是美国人，3名是英国人，都是政府拒绝支付赎金的国家的公民。最近发表在伊斯兰国一份官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圣战者把8月份开始的、美国领导的空袭描述为给那些人质的棺材钉上了钉子。同时，他们还解释了欧洲和美国的赎金政策在他们杀死弗利的决定上所起的作用。他们在官方杂志Dabiq上写道，“随着美国政府一拖再拖，不愿拯救詹姆斯的生命，与几个欧洲政府就囚犯展开的谈判已有了结果，在伊斯兰国的要求得到满足后，十几名欧洲囚犯已被释放。” 前人质及熟悉他们的人说，有15名人质在三月到六月间被释放，为他们支付的赎金平均超过200万欧元。最后获释的人中有一位是25岁的丹麦摄影记者丹尼尔·拉伊·奥托森(Daniel Rye Ottosen)，据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说，他的家人凑出几百万欧元的赎金之后，他在六月获释。他是在离开时把狱友的信偷偷带出来的人质之一。 “很明显，我害怕死去，”卡西格在他的家人最近公开的一封信中写道。“最难的是，不知道是否有生的希望，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有那种希望。” 弗利似乎感觉到末日即将来临。在他的信中，除了表达对家人的爱，他还留了一句话，指示家人如何处理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今年八月，当武装分子冲着他来时，他们让他穿上一双塑料凉鞋。他们用车把他运到拉卡外一个裸露山丘。他们让他跪下。他面带不屈的表情，直视镜头。然后他们切开了他的喉咙。两周后，一个类似的视频在YouTube上出现，上面记录了索特洛夫的死亡。9月，武装分子把处死海恩斯的录像上传到网上。10月，他们杀了亨宁。当初的23名人质中只剩下了三人：两名美国人：卡西格和一位尚未确定姓名的女子，再就是英国人坎特利。武装分子已经宣布，他们下一个要杀死的是卡西格。（11月16日，ISIS组织公布视频声称卡西格已经被斩首——编注）在欧洲各国，那些活下来的人质看到自己的狱友死亡的情景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散落在弗利尸体旁的米黄色廉价塑料拖鞋，正是这些囚犯曾经共用的那一双。他们都曾穿着那双拖鞋去厕所。那些活下来的人和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都穿了同一双鞋，走过一段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