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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考消息网11月19日报道，美媒称，冷战期间曾在中国监狱服刑20多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特工、后来成为康涅狄格州法官的约翰·唐奈17日去世，终年84岁。据美联社11月17日报道，唐奈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一年后，也就是1952年11月，他在乘飞机进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时被击落。此后，他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了超过20年的时间。在尼克松访华后，约翰·唐奈于1973年3月被释放。资料图：1973年3月12日，唐奈获释后经由香港返回美国。回到美国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并从那里毕业。当时，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约翰·唐奈和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名特工、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理查德·G·费克图乘机执行海外任务，结果中了中国的埋伏，被从空中击落。两人都幸存下来，费克图被监禁了19年。被释放后，唐奈成为康涅狄格州一位知名的少年犯罪问题专家，并很快再婚。有意思的是，他的第二任新娘出生在中国东北，姑娘的老家就在他乘坐的间谍飞机被击落的地点附近。这次秘密行动因美国政府的否认而被尘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情况被零星披露出来。唐奈等人执行的任务是接应一名在中国东北地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间谍。但他们所要接应的这名间谍出卖了美国人。 2013年，约翰·唐奈（右）和理查德·费克图在CIA总部领取“卓越情报工作十字勋章”。 1952年11月29日，新中国刚过完3岁生日。唐奈与费克图等四人乘坐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C-47型间谍机飞往中国吉林，其任务是用空取器接回一名此前被空投到该处的特务，以便了解当地情况，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大批特务。在当天的分工中，唐奈负责操纵杆子，费克图则充当“绞盘手”。就在他们所乘坐的间谍机在事先约定的空中盘旋时，被提前埋伏的人民解放军击落并爆炸，两名美国驾驶员当场死亡，唐、费二人在跳伞后被活捉。约翰·托马斯·唐奈1951年6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同年12月被美国中情局派至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在日本茅崎附近的秘密营房，担负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空投特务的任务。训练内容包括：教特务地下作战如何建立交通线、如何在交通线上刺探情报、如何救护被击落的美国空军人员、如何徒手自卫等。一间谍两年后被判无期徒刑美国间谍案惊动世界缘于两年后的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两起美国间谍案，控诉包括11名美国人在内的22名罪犯。当天，首都各界的数百名群众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上旁听，罪犯的罪证陈列在一边，手枪、冲锋枪、卡宾枪、收发报机、空取器等赫然在目。审判长贾潜宣布开庭后，首先受审的是唐奈、费克图的间谍案。11名身穿黑色棉袄、剃着光头的嫌犯在解放军战士的押解下进入法庭，在审判席对面一字排开。审判长一一传讯了各被告的姓名、年龄、国籍、籍贯。通过军事检察员姚伦宣读起诉书，得知： 1952年11月29日夜里，一架美国中央情报局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国驻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小心地绕过地面高射炮防空火力网，趁着夜色越过鸭绿江，偷偷进入中国领空，向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方向飞去。为掩人耳目，飞机上没有任何标志，机内除两名飞行人员之外，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24岁的约翰·托马斯·唐奈和27 岁的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他们此行的任务极为机密，就是要用空取器接回以前被他们空投到中国东北的间谍李军英，以便从李那里取得所搜集的情报，并听取间谍活动的情况汇报，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更多的特务。深夜，飞机飞抵预定地点吉林省安图县境内，并在上空盘旋，驾驶员在搜寻地上目标，唐奈和费克图则准备操作空取器。所谓空取器实际就是一个升降装置，在飞机不着陆的情况下，利用它可以把地面上的人或物资拉到飞机上。找到目标后，唐奈正准备放下空取器，忽然密集的炮火从地面发射过来，飞机来不及逃跑，已被炮火击中，晃晃悠悠地朝地面扎去。唐奈和费克图见情况不妙，紧急跳伞逃生。随着巨大的爆炸声，飞机落地，两名驾驶员同飞机一起葬身火海。唐奈和费克图捡了条性命，被我公安部队活捉。在打扫战场时，解放军战士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卡宾枪、冲锋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审讯时，他们两人承认，此次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要从空中接走李军英，获取他在中国搜集的情报。审判长询问之后辩护人发言，为唐奈和费克图担任辩护人的是公设辩护人赵希伦。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刘度、吴英、马骏三位教师为其他被告担任辩护。辩护人说：美国侵略集团是专门从事侵略的，被告在这个集团统治下受了反动教育，以至做了特务，许多被告年纪还很轻。被告犯的罪行除被告自己应负的责任外，还应归罪于美国的侵略集团。因而，这些情况请审判长在量刑时参考。审判长经综合审理，最后宣判，唐奈、费克图两人训练、组织特务搜集我国国防设备、工业地区目标和气象情报，救护入侵的美国空军被击落人员和搜罗蒋介石卖国集团残余分子进行武装暴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分别判决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有期徒刑20年。美国政府借联合国对中国施压 1954年11月24日，中国媒体将审判美国间谍的消息发出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声明说：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雇佣的“文职人员”，美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他们如何落入中共手中，美国是不知道的……今天北京的广播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被中共拘留着。接着，美国国务院指令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口头抗议。当时，美国政府一直坚持不跟中国直接接触，但为了被拘留的美国人，他们不得不破例约见我领事人员。同时，美国人又请英国政府出面帮忙。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我外交部，声称：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判处11名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及陆军部雇佣的两名美国平民徒刑与道义不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美国人还在照会的最后发出威胁道：中共当局应当记住，美国人民迄今一直自制地忍受着中共对美国国民所犯的一大串暴行。其实，真正制造事端的是美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间，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共向中国大陆派遣了230多名特务，空投各种轻重武器上千件，弹药十几万发。接下来，美国各方纷纷狡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说，阿诺德等“从来不曾飞到对方的领土上空”，说他们当时的飞行是“去北朝鲜上空执行散发传单的任务”。至于唐奈和费克图，这个发言人干脆说，“这两人偷乘了一架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在1952年12月2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上空神秘地失踪了”。这些人狡辩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否认美国人曾进入过中国的领空。二是说唐奈、费克图等是“平民”，不是特务。不过，唐奈和费克图被俘之后，从他们身上缴获了一张地图，这是一幅美国军方航空测绘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地图。在地图上面还标有一个箭头，指向安图县老岭区，这正是他们被击落被俘的地方。唐奈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预定接头的地点。至于唐奈的身份，他自己则供认，他是1951年6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的，当年12月被美国中情局派至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担负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空投特务的任务。美国人最后知道，他们的所谓“抗议”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们的威胁也绝吓不倒中国人。于是，变换手法，准备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来对中国实施压力。美国国务院的计划是通过联合国这个舞台，把间谍案炒作弄大。他们恬不知耻地把这两起间谍案同朝鲜问题、战俘问题扯到一起，然后联络跟美国立场相同的国家，在联合国大闹，提请联合国大会讨论。于是，美国国务院将其抗议照会的副本递交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他向其他会员国散发。美国国防部也发表声明，声称被中方判决的11名美国人“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所规定的战俘身份”，“扣留他们的做法是显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针对美国在联合国的炒作，12月1日，我外交部国际司提出了回应美国的意见，周恩来看后指示：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对危害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国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另行对待。从12月2日开始，美国同其他15个“联合国军”成员国多次商谈，两天后，美国代表正式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十一名官兵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在美国的操纵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对美国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以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的提案。接下来，美国就借此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联合国秘书长连发三封电报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案后的当天下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三封电报给周恩来总理，第一封电报说：联合国大会请我设法使1953年1月12 日被中国部队俘获的11名联合国军人员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考虑到一切事实和情况，在此事上秘书长必须亲自担负起特别的责任。鉴于我对此事的关心，我将欣赏获得机会亲自同您商谈此事。为此理由，我愿意请问，您是否能在北京接见我。我愿建议在12月26日之后不久作一次访问。如您接受我的建议，我愿请问，在哪个时候左右的哪一个日期对您是合适的。这封电报表示了他急切想来中国跟周恩来总理会晤的愿望。他接着发的第二封电报的意思是试探周恩来，因为他对周恩来是否会很快给予答复心里没底。第三封电报，是想促周恩来尽快答复。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想让哈马舍尔德来北京，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希望利用哈氏的地位和影响，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美国间谍，这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其次，美国人知道，由他们直接出面跟中国政府闹，恐怕闹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把球踢给联合国，使这个问题国际化，同时也可以借此缓解国内各方对政府的压力。第三，如果哈马舍尔德北京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那么，这也可以成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借口，同时，也可以压英国、法国等跟它采取一致行动。周恩来看过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后，口述了一份指示给乔冠华，要他起草一个回电，阐明中方在美国间谍问题上的立场。在电报中要指出：美国间谍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奇怪联合国为什么不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特务间谍到中国做坏事，反而帮助美国索回它的间谍?! 联合国这样做使联合国的权威地位更加丧失殆尽。为了澄清间谍案的真相，周恩来强调，要把事件再叙述一遍，并且把其他许多美国间谍对我国进行的破坏活动也列上去。周恩来同时指出，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不能因为空投下来的是穿联合国军军服的特务，就把间谍案与战俘混淆。几年来我们多次发现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难道任何一架飞机都跟联合国有关? 如果你作为主持和平正义的联合国秘书长，你一定能了解我们的愤慨的正义性和理直气壮，你一定不会认为此时来中国和我们谈判此事是适当的。如果你另外表示愿来访问中国，那么我们表示欢迎。周恩来让乔冠华根据上述意思拟一个电报稿，乔冠华起草好电报稿后让周恩来看。周恩来看过后，斟酌再三，没有立即发出。中方没有立即回音。对于中方是否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不仅哈马舍尔德自己心里没底，美英等国也没底。当时，周恩来认为，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主意，他来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国人的授意，替美国人说话。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联合国秘书长来中国，对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直接地揭露美国的反华罪行，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可以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指示乔冠华重新起草两个电报，一个如前面所说的，阐述中国的立场，并要求哈马舍尔德将这份电报转发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以外的其他各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另一个电报写三句话：一、收到了你要来中国的电报，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首都接待你，和你谈有关中国的和平问题。二、关于你来电所提的美国间谍案，我们的立场已详见另电。三、你何时来中国?我们表示欢迎。哈马舍尔德当天就给周恩来回电，表示“我欣待着同您会晤的机会”，并说正将周恩来的电报分发给各国代表。中方同意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哈马舍尔德心里踏实下来。美国人也高兴，杜勒斯对联合国的同伙们说，大家可以暂时“保持缄默”，给秘书长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 49岁的哈马舍尔德出生于瑞典贵族家庭，1953年3月25日，法国代表提名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为57票赞成，1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在国际事务方面，哈马舍尔德标榜“中立”，表示愿意“充当两大势力间的桥梁”。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原则上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在联合国有不少雇员，有的已到退休年龄，哈马舍尔德表示不再从台湾征聘，以便给以后的中国大陆留有位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当局投他的反对票的原因。日内瓦会议之后，他曾说：“亚洲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是一种反常现象，这是一个弱点。” 但同时，他又强调，即使恢复中国的席位，也不能给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哈马舍尔德在京斡旋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下午4点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章汉夫、乔冠华等外交部人员陪同会见。会谈中，哈马舍尔德很会说话，他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敬意，感谢对他的邀请和接待。接着说，由于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他很久以来就想跟周恩来建立个人联系。虽然他这次来包含一些复杂的情况，但他深信会谈是会有成效的。周恩来对哈氏的来访表示欢迎，称他为中国人民的新朋友。哈氏听了非常高兴。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双方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正式会谈，双方一共举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当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在处理美国间谍案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所谓决议案中国是决不能接受的。周恩来指出，双方应该把会谈的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从政治上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和措施。他同时谈了台湾问题，揭露了美国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图谋，指出联合国在朝鲜问题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哈马舍尔德一边为美国人辩解，一边打着联合国宪章的招牌，拐弯抹角地想把美国间谍案同联合国扯到一起。双方围绕各自的立场你来我往，意见分歧很大，以至于使周恩来在一次会谈时说：“我认为遗憾的是，我们共同的见解竟如此少，不同的意见却比较多。” 1月10日下午双方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同前面相比，这次会谈的气氛显得融洽一些。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可以允许美国犯罪分子的家属来中国探望，具体做法可以交给中美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去谈。哈马舍尔德提出中方是否可以提供美国间谍的生活照片。周恩来答应可以，因为时间关系，只能交给瑞典驻华使馆，由其转交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有了这个结果，也算不虚此行。 1月11日上午，哈马舍尔德一行乘专机离开北京。哈马舍尔德返回美国后，斡旋活动仍没有停止。4月26日，瑞典驻华大使转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仍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在押美国间谍。随信还附了12封美国在华罪犯家属给周恩来的信。这些信实际上是在美国政府的策动下写的。当时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时也希望通过让这些罪犯家属亲眼看看我人民政府对美国罪犯的教育改造，揭穿美国政府所谓中国政府虐待美国囚犯的谎言，所以，同意家属来华探视。美国政府当然不希望这些家属到中国来。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写信给每个美国间谍家属，不允许他们到中国去。在美国政府的蒙蔽、压力下，一些原本希望来中国探视的家属改变了计划。在这些信里，美国罪犯的家属一方面感谢中国政府对在押犯人道主义的对待，另一方面，则恳请中国政府能够将他们尽早释放。信中说：感谢中国政府同意犯人家属来华探访，但来华路途遥远，在监狱会见亲人徒增悲痛，不如把他们早日释放。中国政府完全看透了美国政府的用意，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给他们回信，信中说：收到你们经哈马舍尔德先生转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周恩来总理对于你和你的家庭困难处境深表同情。你们不能到我国来探访你的儿子(丈夫)，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是无论你在什么时候能够前来，中国红十字会总是准备帮助你的。中国政府的策略之举，使美国政府的企图没能实现。那些罪犯家属虽然没能来中国，但是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了赞赏。中国宣布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几乎是同时，中美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关于此事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当中，美国方面竭尽全力施压想使中方释放在中国的美国间谍罪犯，中方则要求美国不得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双方针锋相对，谈判异常艰苦，而由于美国人缺乏诚意，会谈成效甚微。在出席亚非会议，周恩来抵达万隆的同时，中方释放了4名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获的美国飞行员。 4月23日，周恩来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当时中美高度敌对的状态下，周恩来这个出人意料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寻求和平的愿望和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随后也表示，中美坐下来谈判是有可能的。 7月13日，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来到外交部，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递交委任书。在随后的谈话中，欧念儒说，他今天上午接到英国外交部的指令，要他转达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你们和我们在日内瓦的领事代表们曾经在过去一年中对于愿意回到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有过间断的会谈。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失望的。有人建议，如果这些会谈是在更有权力的一级上进行的话，则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也将有利于进一步地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相互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欧念儒转达完口信接着说，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有用的，英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接受这个建议。周恩来表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建议，中方研究之后会通过英国代办处给予回复。7月15日，周恩来召见欧念儒，对美国的建议给予答复，通过英国政府转达给美国政府的口信：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对于美国在华侨民的情况，曾经向你们作了适时的和具体的通知。但是，关于中国在美国的侨民，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和适当的回答。因此，一年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更不能满意的。我们认为你们来函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且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中美将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传出，世界各国媒体十分关注，各报记者纷纷向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和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打探消息。中央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很重视，决定由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担任中方谈判代表。而美国派出的谈判代表则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跟王炳南谈判的那位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外交部还成立了由章汉夫、乔冠华等参加的会谈指导小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会谈方案和对策。当时我方是做好了大使级会谈的基础上，进而举行外长级会谈的准备。为了争取会谈的主动权，中央决定在会谈开始之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但不包括唐奈和费克图。 7月30日，外交部电告王炳南大使，中央决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以服刑期间表现较好为理由，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指示王炳南在第一次跟美方会谈时抢先宣布这一决定。中国释放美国间谍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其中曾参与斡旋的印度、缅甸等国政府，都对中国政府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7月底王炳南抵达日内瓦。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举行。无论是中方代表王炳南，还是美国代表约翰逊，都没有想到这一谈就是9年，没达成任何协议。直到 1971年12月13日，鉴于两人在服刑期间表现尚好，中国政府决定给予他们宽大处理：唐奈改判有期徒刑五年；费克图被提前释放。随着1973年3月14日唐奈被提前释放，轰动一时的“唐奈案”方告一段落。

高仓健，这位有着刚毅外表的男人曾经在80年代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时尚符号，也是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所无法害割舍的影像记忆。在中国成名20余载，在日本隐居已有多年，观众心目中永远的“硬汉”高仓健10日因病去世，享年83岁。日本著名男演员高仓健和绝大多数习惯于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的明星不同，高仓健不善言辞，他总是将自己藏得很深，试图躲避一切和他私生活有关的问题。关于他的青少年生活，人们只能从他独白式的随笔和他的老友八森稔等人的回忆录中，捕捉到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断记忆，将这些点滴记忆串接起来，可能会比较真实地勾勒出他早年的生活，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毕竟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这些叙述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传闻色彩。可以确定的是，这位在银幕上以扮演硬汉着称的明星，也曾经只是个弱不禁风的少年，也曾经饱受战争之苦，而饥饿、病痛与磨难，也正造就了他坚强内敛的独特性格，与其说高仓健是在银幕上扮演硬汉，倒不如说，他是在成功地扮演自己。他的父亲小田敏郎是煤矿上的一名普通职员，他的母亲结婚前当过教员，婚后当然和其它日本妇女一样，成了家庭主妇，在家里教育四个孩子。这对夫妇生有两儿两女，高仓健是他们的次子。不过，这个时候他并不叫高仓健，父母给他取的名字是小田敏正，后来曾经一度改名为小田刚一。银屏上的高仓健形象高大健壮，但他在幼年时却出人意料地瘦弱。他在描述自己的童年时，谈起自己如此弱不禁风，“简直就像动物园里囚着的小动物”。生长在战乱年代的他，童年的记忆更多地是与疾病、饥饿或者战争相关的。或许就是出于这种记忆，他才在日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健”。这个瘦小的孩子经常生病，一年到头经常动不动就感冒或者拉肚子。因为身体孱弱，连女孩子都会欺侮他，他还经常为此哭鼻子。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笼罩在战争所带来的物资匮乏的阴影当中，这个在偏远的北九州岛的孩子当然也饱受饥饿的侵袭，他像个小猫似的随便吃别人给他的零食，还为此常常吃坏了肚子，闹到只能生病住院的地步。迫于无奈，他的母亲只能在他的胸前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请不要给这个孩子零食吃！”高仓健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幽默地说，这就像是动物园笼子前常见的告示。身体瘦弱，却没有影响孩子顽皮好动的本性。他留存的最早记忆就是自己在四岁那年，学着抽烟玩，结果被香烟熏得晕了过去，失足掉入了家中庭院的水池里。高仓健上小学以后，他的体质并没有增强，多病的他甚至还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病，不得不休学疗养一年。那个时代的医疗条件仍然相当简陋，肺病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人们都非常忌讳，甚至会厌恶罹患结核病人。父母为了其它孩子的健康，不得不把年幼的高仓健送到了离家不远的伯父家，将他隔离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一个在病痛和孤独中挣扎的孩子，又能在此时做些什么？陪伴他的只有书本和收音机，他日后孤独而又沉默寡言的个性，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幸运的是，高仓健的母亲仍然仍然牵挂着自己病弱的孩子，每天晚上八点半的时候，母亲都会准时来探望他，一边帮他测体温，一边关掉收音机，好让他早点休息。这个孤独的小孩子，已经依恋上了空荡荡的房间里，收音机回响的声音，这声音会让他感觉到一丝温暖，为了多听一会节目，高仓健不时会耍一点小小的伎俩，他回忆说，“可能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撒谎的，有时候甚至谎报体温表的度数，借口今天的状态不错，央求妈妈多让我听一会儿收音机。” 在家人的关爱和照料下，高仓健终于康复了。病愈后的他，只能重读小学一年纪。在与病魔做斗争的一年时间里，他与书本已经非常亲近，养成了热爱读书的好习惯，他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很多，还从书中学到了很多课外知识，因此，他的国语和历史成绩在班里都名列前茅。这个有些刺眼的转校生理所当然地成了众矢之的，他经常遭到欺侮，成为顽童们打斗的对象。可是，昔日那个病弱的男孩已经渐渐变得勇敢起来了，他不甘心受人家欺负，奋起反抗，有时候还能略占上风。在战争年代里，这个煤矿小镇上的学生们穿着都比较破旧，而在这群孩子当中，高仓健打扮却相当时尚，他披着类似军官服的长长的披风，脚蹬着长筒皮靴，喜爱他的父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穿着太破旧，从紧巴巴的家庭开支中节衣缩食，给孩子们留出了不菲的置装费，希望他们在困难时期仍然能体体面面地去上堂。但幼小的高仓健却只能懵懵懂懂地体会到父亲的这番爱心，对于这种与众不同的打扮，高仓健始终感觉很羞愧，他认为“这多难为情啊，真不愿意这样打扮。” 高仓健仍然多灾多难，他虽然侥幸摆脱了病魔之手，却又遇到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有一次，这个顽皮的男孩掉进了洗煤池里，在滑溜溜的煤浆中，他不断挣扎，但是越挣扎越往下陷，最后甚至陷得差点淹没到鼻子，险些送命，幸亏有人及时赶到，他才得以获救。回忆起童年的这些轶事，高仓健对慈爱的母亲一直心存感激，“无论如何，(这些事情)可让妈妈担惊受怕了。为了养育我，真不知道让她吃了多少苦。”后来他出演的电视剧《兄长》在电视上播出时，远在家乡的母亲还特意来信，说看到他身体健壮的样子，感到非常高兴。“只要妈妈高兴就好，看来上电视也还是有好处的”，高仓健风趣地说道。是啊，谁能想到电视上高大伟岸、英俊潇洒的这个大男人，当年竟是一个如此单薄纤弱的孩子呢？而一切的转机都出现在他上小学四年纪的时候。1941年正值战事激烈的时期，这些还在上学的孩子们也必须加以疏散，高仓健被转到了香月小学校。这个小学校的孩子们家境更为贫寒，他们都只能手拎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布书包去上学，而高仓健却是惟一一个背着正式的“学生用背包”上学的，多少让别的孩子感到眼红。这个有些刺眼的转校生理所当然地成了众矢之的，他经常遭到欺侮，成为顽童们打斗的对象。可是，昔日那个病弱的男孩已经渐渐变得勇敢起来了，他不甘心受人家欺负，奋起反抗，有时候还能略占上风。逐渐地，经过几番较量，他慢慢制服了那群少年，甚至力挫群雄，成为了孩子们当中颇有威望的头儿。他有时候还带领着自己的哥们儿，打着父亲的旗号去找熟人，免费出入电影院去看电影。纤弱的男孩，慢慢长大成了一个健壮的少年，当年那么喜爱观看电影的他，恐怕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活跃在屏幕上的男影星。 “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养育了我的煤矿附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童年时代我一直这样想着，并且产生了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应该到美国去一趟。” 到中学五年级时，正好赶上日本的学制改革，东筑中学改名为东筑高等学校，高仓健被编入新学制的高中二年级。这一时期的他开始迷上了体育。经过和学校的一番交涉后，他成立了学校的拳击部，作为次轻量级选手，他还获得了七战六胜的好成绩。就在这一时期，美军开始进驻日本，通过参加拳击活动，高仓健结识了一位美国朋友舒尔茨——当时美军驻小仓司令官的儿子，他每个周末都到舒尔茨家中去玩，英语也逐渐变得流利了。这段经历，对后来高仓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与舒尔茨的交往过程中，他产生了对国外生活的向往，随着英语的进步，他甚至决心长大后要当一名从事外贸活动的商人，而他此后的国际视野也与早期的这段经历不无关系。在东筑中学的这段生活中，这位美国朋友确实把很多美国文化带入了高仓健的视野中，喜爱看电影的高仓健成了韦巍安•利和亨利•方达的忠实崇拜者。后来追忆起少年时代的想法，高仓健还说：“(少年时代的我一直认为)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养育了我的煤矿附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童年时代我一直这样想着，并且产生了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应该到美国去一趟。” 高仓健如此憧憬着海外的生活，甚至与密友敷田稔谋划过偷渡过海。高仓健的父亲正好是若松港负责装卸工作的管理员，高仓健试着向父亲的手下探听船只出港的消息，但他们的偷渡行动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工头阻止了，高仓健少年时期的美国梦最终以失败告终。少年时代不切实际的梦想虽然破灭，但高仓健却并没有改变童年时期的志向，他还是决心要当一名贸易商人。1949年，高仓健考入了明治大学商学部商科，而他的朋友敷田稔则考入了九州岛岛岛岛大学法律系，此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昔日企图偷渡的青年，却以留学生身份光明正大地去了自己向往的美国，高仓健提到这段往事，还是感慨万千。来到东京念大学的高仓健，仍然继续着自己对体育的热爱。明治大学相扑部的教练是他的入学保证人，他凭着这层关系参加了相扑部，过上了集体训练的生活。学校的相扑部和大多数日本团体一样，讲究长幼有序、等级森严的辈分关系，学生们被教练用斯巴达式的教学方法进行礼仪和气质毅力的训练，培养他们奋斗的根性。而且，作为后辈的学员，还要给老资格的前辈筹集资金，供他们挥霍生活所用，高仓健当然也无法幸免。他回忆起当时荒诞的生活时，还说:“不管怎么说，那一切实在是太丑陋了。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话，就会遭到同班同学的捉弄。所以，一听到哪里打架，我就会冲在前面。”在相扑部里，不会喝酒的男生，被视为没有男子汉气概，所以，高仓健只好把前辈们故意撒上胡椒面的清酒咕咚咕咚地喝下去，喝醉了之后，竟然还会捏着鼻子满街乱跑。因为这段不那么光彩的记忆，高仓健后来滴酒不沾，回忆起当年，他仍然觉得很羞愧：“那时候我的酒德不好，一发起酒疯来，便乱摔东西。” 在相扑部过了整整一年这样的荒唐生活之后，高仓健决定退出，他搬到永福町的一家公寓寄宿，他精神很空虚，几乎不去学校上课。“明大的小田”以胆大着称，他无所事事地游荡在东京的繁华区涩谷一带，连当地的小流氓都惧怕他几分，他都不知道自己“居然能够毕了业”。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3月，23岁的高仓健终于从明治大学毕业，但他却遇到了非常现实的问题——就业困难。日本经济仍然处在战后的恢复阶段，失业率居高不下，高仓健一直梦想着的从事外贸工作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之后，他开始帮助父亲，从事他父亲所开创的采石业，但只干了半年，他就感到“这样下去就完蛋了”，于是他带着剩下的一点积蓄，径直跳上了火车，不辞而别，再次来到了东京。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一段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