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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公司的工人正在组装汽车。Associated Press 　　美国公司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规模正在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这是因为这种结算方式相对使用美元结算具有成本优势。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325812829421-1'); }); 　　据监控国际货币流动情况的金融服务公司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系统(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简称：Swift)，过去一年，包括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和小型服装进口商在内的美国企业用人民币支付的规模增长了三倍，在全球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中的占比达到了创纪录的2.6%。　　据Swift，最近美国超过台湾，成为排在香港、新加坡和英国之后，中国大陆之外第四大人民币交易中心。　　目前人民币受到美国企业青睐的原因在于，用人民币进行支付更加节约成本。如果美国进口商同意用人民币购买商品，他们经常可以与中方的供货商协商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如果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中国公司通常会提高价格，以抵消潜在的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　　不过，在每年高达5,000多亿美元的中美双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依旧只占据了很小一部分比例。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公司和银行均表示，人民币正开始在美国占据一席之地，这种情况还是自中国2009年放松对境外人民币交易的限制以来首次出现。　　福特汽车驻上海的亚太区司库赫什伯格(Ryan Hershberger)称，由于人民币支付更方便了，该公司将有更多的支付改用人民币来进行。他表示，福特汽车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做的好处会越来越多。　　周三，在北京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时，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就向中国施压，要求进一步放开人民币汇率。美国的官员们一直指责中国为扶持国内出口商而压低人民币汇率。　　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在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美国企业大规模使用人民币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政府增强市场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长期目标之一，其目的是将世界金融的重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学家、现在任教于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的伍人英(Mark Wu)称，如果从长期而言，中国希望人民币挑战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那么考虑到美国经济的体量，美国的企业必须加入进来。　　美国企业需要使用人民币的理由有很多，包括支付进口中国产品的货款，或是避免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如果这些企业在中国开设办事处，它们还需要进行人民币交易，用人民币支付薪水和购买办公用品等等。　　北京2005年放松了对人民币的管制，当时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美元，但人民币仍然只能在政府每日设置的狭窄区间内波动。四年后，中国开展了一项试点计划，允许一些中国企业以人民币结算贸易。自那时以来，该项目已经扩展到几乎涉及大陆所有企业。中国政府也已经简化了人民币结算的批准流程。　　人民币的使用正在全球流行起来。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td., 简称：中国银行)的数据，现在，中国全部贸易中有超过18%的比例使用人民币结算，远远超过五年前的不足1%。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去年报道称，人民币目前是全球第九大交投最活跃币种。　　比起欧洲、亚洲的公司，美国企业接受人民币的速度则要慢得多。美元是全球贸易的通行货币，因此美国企业在与外国供应商、客户打交道时并没有那么强的使用其他货币的动机。　　纽约汇市周三尾盘，美元报人民币6.2元，接近三个月高点。之前从2010年起不停升值的人民币，今年迄今为止已经累计下跌了2.4%。　　中国官员承认，要想成为全球各国政府接纳的储备货币、成为雨天基金的保值币种，人民币在与美元相抗衡的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人民币在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中国政府尚未就此给出时间表。周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表示，对于经济改革的速度，中国需要找到合理平衡点。　　他说，如果改革太快，容易被细节的魔鬼左右，导致出现颠覆性错误。　　Swift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人民币支付额占全球人民币支付额的2.6%，伦敦占5.9%，新加坡占6.8%。香港的份额最高，为71%。　　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驻北京的分析师李建军称，人民币在美国的使用量上升显示出人民币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表示，与此同时，也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因为这一增幅是在低基数上取得的。　　福特汽车称，公司从19个月之前开始用人民币支付向中国供应商购买汽车配件的货款，之前中国政府在2012年通过立法，取消了许多外国公司进行人民币支付所需的文书和文件。　　福特汽车亚太地区司库赫什伯格称，虽然这种转变还没有为福特公司带来任何显着的成本节约效果，但公司预计未来将使用人民币支付的形式和中国的供应商谈判降低价格。　　位于新泽西州爱迪森市的纺织品进口商Victoria Classics从去年年中开始向中国的供货商支付人民币，该公司从中国进口产品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直到去年，该公司位于中国的工厂才开始愿意接受人民币付款，因为中国政府简化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程序。Victoria Classics首席执行长科恩(Joe Cohen)称，公司转为以人民币付款后节省了大约20万美元。他表示，如果美国公司看到其中的益处，他们将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对于中国的出口商来说，今年的汇率风险有所加大。过去四年，人民币兑美元一直稳步持续升值，这使得中资公司在对汇率波动做预期以及防范风险时比较容易。然而从今年年初开始，为了驱散押注人民币只升不降的投机者，中国扩大了人民币的交易区间，同时对汇市进行干预引导人民币走低。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导致中资公司更愿意选择持有人民币，避免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　　杜寒冰（音）在深圳经营一家生产模压加工机器的企业，产品销往美国和加拿大，他说，自己已经习惯接受美元付款，但人民币结算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因为可以降低汇率风险。杜寒冰表示自己直到最近几周才在考虑接受人民币付款。

向阳红五号海洋科学调查船由波兰巴黎公社船厂建造，1966年下水。1970年作为718工程（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工程）的一部分开工改造为海洋科学考察船。在她的调查船生涯中，为中国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原文配图：“向阳红五号”船。 [提要]　　从1976年起，我们一进入南太平洋海域，美国就派反潜侦察飞机跟踪。有时一天三、五架次，不打招呼，飞得很低空，连飞行员的头发都能看得清。当时中国总指挥张瑞禧忍不下这口气，下令掀掉船头船艉两支高射机枪的枪衣，准备射击。 976年2月，一项由毛泽东主席圈阅批准的大洋考察计划，通过国务院、国防科工委、海军、国家海洋局，一路秘传到位于广州的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这是国家“两弹一星”工程中惟一一个要在本土以外的大洋上实施的计划，也是中国海军、新成立的国家海洋局跨越式远航的第一个海洋梦。——题记圆梦，从这里起航 1976年春天，广州的红棉花正开得火红。红棉花，广州又称“英雄花”，红棉树，称为“英难树”。 3月30日凌晨，珠江干流刚刚在“小筏子”吱吱吱的桨声中苏醒。突然，滴滴滴……一串激越响亮的铃声在“向阳红五号”船的船舱内响起。船员们惊醒了，他们熟悉这铃声，这是船长呼唤他们起床、备车、起锚、解缆、进车，向大海的深处挺进。一会儿，船舱里，甲板上，年轻的脚步跑动起来。这是共和国积聚了多年的一次远征。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伟大航程的开始！中国当年面对美苏两霸，必须还有导弹的洲际攻击能力，1968年6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将实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试验工程，这项工程的代号为“718工程”，试验洲际导弹的名字为“东风五号”。央视截屏图：《军事纪实》节目曝光的潜射洲际导弹水下试射试验。国家海洋局“向阳红五号”船常年停泊的黄埔一号锚地，正好在黄埔军校旧址旁边，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铜像的注视之下。这无疑是一个锻造英雄史诗的地方。我的梦，那一代中国人的国防梦，也从这里起航。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有这样的幸运，也没几个中国人的背负如此沉重。秘密赶来送行的海军司令员甚至把“海上先锋”的锦旗慷慨地授给了这支没有番号也不着军装的部队。长洲岛、黄埔港依然很静。没一个船员知道为何要在凌晨起航，也不知道出海执行什么任务，只知道“任务很光荣，去很远……” 起航前一天下午最后一班交通船离船的时候，我托他们向远在湖南的父母又补发了一封信，核心内容是：我有很长时间不在广州，不要挂念。前几天发信的内容主要是：可能有大任务要执行。身为“向阳红五号”船的一员，写家信、友人之间交流，是有严格保密规定的，能说一声“将去执行任务了”就是允许的极限。微明的水面上，撒黑豆般地布满了早起的“小筏子”。它们很小，但他们是中国最后的疍民，是中国海洋民族大家庭中的“活化石”。他们每天都很早划着“小筏子”来到这里，摇着桨，撒开网，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捕获一家人一天的生计。 “小筏子”们得到船长鸣笛的“提醒”让开了，面对“向阳红五号”高大的船舷，收起网，定住神，排成一列，作为我们离开祖国奔赴远方的最后的送别者，目送着这个庞然大物缓缓地启动、加速，向珠江口驶去。东方的天际放出一抹红霞，侧面染向了船员们年轻而庄严的脸，过黄埔水道、过大濠洲水道、过虎门水道，一路向南，出珠江口，进入波涛汹涌的南海。 “小筏子”们每天都在这些大船身边捕捞、游弋，迎进送出，暑往寒来……他们一定以为，他们面前的大船，这一次的航行，也如同以往多次他们见到的远行一样，是到南海去，是一次无关他们未来的航行，十天、二十天就又回来了。可是，这一次，他们面前的大船却要走得很远很远。越过珠江，越过南海，越过赤道，越过所罗门群岛……等到这艘大船真正凯旋时，中国的洲际导弹就完成了试验，中国的防御能力可以超过本土以外10000公里了，他们的生活，和全中国人的生活，也会悄然改变。东风五号是洲际导弹，试验区间的距离最少也得超过9000公里，而中国的幅员虽然辽阔，却无论在哪个地点量起，也没有达到9000公里以上空间跨距的。当时中央专委决定，往南太平洋打一颗试验弹头，成功了才算拥有了战略武器。资料图：巨浪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模拟弹出水试验现场。我们的航行，特别而隐秘。编队出珠江口以后，新华社通过文传电讯，向全世界公布：1976年3月30日，中国国家海洋局派出向阳红远洋考察编队，赴太平洋某特定海域进行科学考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国内、国际两个频道全文播发。这里的潜台词是：一支科学考察队的海洋考察活动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因而也不应该受到其他武装势力侵扰或袭击。在向阳红船编队航行所航经的国家和地区，外交部已派出使节和保障人员，随时应对远航编队突如其来的呼救。为了让“向阳红五号”的远行“有个伴儿”，交通部一夜之间就把一条商船“无锡”号改装成“向阳红十一号”，与之同行。航路，穿越台风和赤道珠江“小筏子”吱吱的桨声远去了，越过南海，越过巴布延海峡、民都乐海峡，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大洋——太平洋。台风来了，预想的灾害考验如期而至。总指挥员高文府与船长一脸的严肃。台风报告是气象分队长梁风森送上指挥台的。这位从新疆和田基地抽调过来的气象站长，第一次到西太平洋就没让他好过。雷达测到在距离100多海里的洋面上，生成了一个热带低压。那个海域正位于美国关岛以南。两天后，这个热带低压将加强为台风与“向阳红”船编队正面相遇。在20世纪70年代，台风对任何船都将是一场噩梦。“向阳红五号”船在1974年南海训练时，遇到一场十一级的南海“土台风”，左右摇摆达42度，险些翻沉。抗台，成为了“向阳红”船编队远航的第一个战役。船长下令“把每个可移动的物品都固定、绑紧”！300多人3个月在海上的吃、喝、用和多数只适应于陆地用的试验仪器和设备，全部要用麻绳、铁丝、纸屑固定。一场连厨房里的锅碗瓢勺都不放过的固定战，全船人打了整整一天。船长还请示总指挥同意修改了一下预定航向，避免与台风正面相遇。风越来越大，驾驶台的天遮被吹得达达直响，锚链舱内的锚链滚动着碰击船体，发出恐怖的“咣咣”声。海天在摇晃，洋面巨浪排空，人要行走必须双手扶栏，要吃食物只能抓着送进口中。一天一夜的抗台风，厨房只能用蒸汽锅煮出茶盐蛋，只能用大刀开出咸菜块供值班人员果腹。船舱里，早已有人吐得死去活来。炎炎夏日，没人顾得上洗澡，几个从西北试验基地来的汉子，经这一天一夜的折腾就像是腌制的咸菜，无精打采。可驾驶员还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看雷达，看海面、看卫导，进行艰苦的海图作业，把船驶出台风区。轮机部还得保证动力的正常以及电力、水和空调的供应，否则所有的仪器设备都会因高温而“罢课”。 “坚持，坚持！”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几乎是爬到各个战位和岗位，给同志们打气，鼓劲。“大敌”当前，无线电处于“静默”状态，遇到大台风仍坚持不给国内发报，以不过早向外界暴露编队的行踪。其实总指挥和政委比谁都晕得厉害，只是因为他们有更重的责任，有更强的毅力，要带出别样的队伍，完成别样的任务。一天一夜之后，台风直扑美军基地关岛了，大洋恢复了平静。许多“旱鸭子”也“活”过来了。驾驶员通过卫星导航设备告诉全船人一个惊喜，编队已经进入印度尼西亚北部海域，向东南航行，快过赤道了。赤道两侧是终年无风带，人类海洋活动的天堂。海面上空无一船，也空无一物。没有任何标志性的建筑可以识别船的方位。船长马荣典健步跨入驾驶台，习惯性地从窗台上拿起望远镜，环视了一周海面，告诉大家：“要过赤道啦！” 马荣典是解放战争中进军大别山时的小号兵，1964年海军大比武训练时他是登陆舰的优秀舰长。正因为他有开大船的经验，被选中为“向阳红五号”船首任船长。他说话的声音很宏亮，很提气。此刻，他正凝视着海面，航海长则看着卫星导航仪的数字说，还有一分钟就过了。这时，整个“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十一号”船的驾驶台一片肃静。有什么感觉吗？我想。但船长仿佛是找到“感觉”了，只见他猛然一步，跨到驾驶台的中部，大手挽住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一个拉环，用力拉下来，“哞~~~~”震耳的一声长笛，响遍全船，惊起洋面上无数飞鱼掠过。这就是过赤道。过赤道，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海军来说，不失为无比自豪的经历。海军司令部为了让作战部队早日体验过赤道的感受，派出作战部副部长肖得万带着3个舰队的3个航海参谋一同跟随“向阳红”船编队出海。此刻，这4个由“海司”来的军官正站在马船长身边，庄严地分享这个幸福的瞬间。 “进南纬了，纬度改‘s’。”肖得万像是提醒。他的3个航海参谋和航海长李胜贵在“向阳红五号”船的航海日志上记下：“1976年4月12日，“向阳红五号”船代表中国海军建制的第一艘船第一次从东经170度处跨过赤道”。一天后，一周一期的《远洋小报》也把这个时刻船长和航海长特殊豪迈的纪念活动报道了出来。赤道无形人有形，柔水无边天作岸。“向阳红”船编队成单纵队航行，浩瀚的大洋上展荡出两行人字形波澜。远离祖国的大洋生活给这一队中国海军的“海上先锋”带来的不是寂寥、孤独和风险，而是一种充满荣耀的心理满足。台风都可以战胜，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政委刘延青如是说。当然，过赤道也不是“向阳红”船编队远航的终点。我们继续向东南航行。穿过赤道后，方位概念改变了。在海图上作船位图的时候，记航海日志的时候，纬度标示的后缀不再是代表北半球的“N”，而是代表南半球的“S”。季节也改变了，当北半球是春天的时候，南半球正是秋天。一分钟的工夫，向阳红编队400多名远洋考察队员跨过了两个季节。我们的船还在向东南航行。4月13日上午，我们跨过了日界线。这也是只有在卫星导航仪的监视器里才能观察到的变化。到达西半球不是我们远行的终点。我们还在往南、往西，驾驶台是编队远征的大脑，海图、罗经(陀螺仪)、六分仪、卫星导航定位仪等，是精确确定船舶在大海中航行地理位置的神经元。终于到了这片海，南纬11°~ 14°，西经175°~东经175°。斐济群岛以北，萨摩亚群岛以东，距我们的祖国约10000公里。唐朝宰相李德裕写过一首悲怆绝望的诗：“一去一万里，千之不千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古代从长安到崖州无论怎么走也没有一万公里，一万华里也没有，李德裕就觉得很远了，发出了“鸟飞犹是半年程”感叹。可是从祖国大陆到太平洋的那一片海，直线距离就有一万公里。真正是“鸟飞犹是半年程”。但现代远洋科学考察，不是贬臣的迁谪，李德裕不回到唐宣宗的朝廷，却有的是人去顶替他当宰相。“向阳红五号”船一去一万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没有第二批科学家也没第二条船顶替。国家已把最好的仪器，最优秀的专家、干部，许多都是唯一的“家当”安装在了“向阳红五号”船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向阳红”船编队在太平洋的进行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当时中国国防重器——洲际导弹的研制速度。海上靶场没有选定，就无法验证洲际导弹的洲际运载能力和命中率。没有洲际运载能力的原子弹、氢弹，爆炸能力再强，也等于光有子弹没有枪，起不到反威慑的作用。美国和苏联的洲际导弹全程试验也都在大洋进行，或岛礁间，或大洋面，但环境资料的收集判断，是不可省略的阶段。钱学森等人把洲际导弹的靶场选在南太平洋，满足了洲际导弹最低射程的需要，剩下的就是要考察靶场的环境条件了。从30000米以上的高空到5000米以下的海底，20多个学科的海洋环境资料都得收集整理分析判断。这是我所在的向阳红编队“一去一万里”的“天”字号重任。大洋，道是无奇却有奇开始作业了。我们把科学考察的海域称做“作业区”，把专业的海洋科学考察称做“作业”。这也的确是科学家“老师们”为我们这些“学生”布置的“作业”。在这片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每隔5海里就布一条测线，一条测线的长度是200海里~300海里。“向阳红五号”船的舱内装有1600吨轻质柴油，够机器全时全负荷运转66天24000海里，可绕地球一圈还多。科学家们就倚仗着这个“肚量”每天都不停地“作业”。这里水深最浅是4000米，处在太平洋盆地西南边缘。一个深海取样器下潜到海底要1个小时。一个控空汽球飞到30000米以上的高空，大概是半小时。我们测量地球物理指标的重力仪和万米测深仪在不停地记录着海底的数据，接收的脉冲信号纸带放满一箱又一箱，叠起一摞又一摞，。我们就这样的“作业”着。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连续3年，去了又回了，回了又去了。航次编队总指挥换了3任，船长换了两任，政委换了两任，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一批又一批地接力远航。作业海区也“更新换代”了，最初是斐济群岛西部的那一片海，换成了图瓦卢共和国西面的那一片海，还有一片在夏威夷南面的海作备用。太平洋是冷战时期美苏战略博弈战场。中国洲际导弹的试验场放在太平洋，是我国准确地把握了一个战略机遇，即与美国修好，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和联合国恢复中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战术上，美苏两国的洲际导弹试验都放在太平洋，中国不过是依葫芦画瓢，顺理成章而已，不会引起美苏的过分干扰或阻挠。但是，“太平洋上不太平”，美苏的冷战并没有放任中国人的进入，谁都知道中国人要进行的试验是关乎中国大国地位的国之“重鼎”，不阻止但干扰，遏制并接触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从1976年起，我们一进入南太平洋海域，美国就派反潜侦察飞机跟踪。有时一天三、五架次，不打招呼，飞得很低空，连飞行员的头发都能看得清，不明显带武器，转几圈就走；有时转几圈丢下一些声呐浮标，晚上则打开强光探照灯，直射到甲板和作业区域，以观察究竟，照得作业人员连眼都睁不开。这已经是挑衅了。总指挥张瑞禧忍不下这口气，下令掀掉船头船艉两支高射机枪的枪衣，准备射击，同时也打开我们的探照灯“回应”挑衅。这对美国侦察机来讲，是很有威慑力的两招，不得不服软。但美国人会不会派轰炸机来寻机报复，也是值得预防的事。苏联在南太平洋没有航空基地，航母也不常来，但会派电子侦察船跟踪。这种船吨位不大，一两千吨的样子，全天候跟着我们。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它也停，像个跟屁虫似的。它的续航力不如我们大，跟随我们半个月就必须返航，然后又换一条，还是你走它走、你停它停。阴雨，为准时发射让路 1980年5月9日，我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00′、东经171°30′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海军第一副司令刘道生和副司令杨国宇带着全体海上行动指挥人员来到“向阳红五号”船上，坐镇指挥中国向太平洋特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的惊世战役。试验开始了。18艘船，有12艘海军的驱逐舰、打捞舰、补给舰，还有“远望1”号、“远望2”号测量船编队，有“向阳红”水文气象保障船编队，有直升机群、小艇群，有拖轮和海上总指挥船。出航船舶总吨位相当于当年中国一个海军舰队船舶的总吨位。在距离发射时间还有12小时时，落区突然下起雨来。“向阳红五号”船作为全试验落区的气象中心正在作发射前12小时的气象预报。甲板上的滂沱大雨，给气象分队的预报员增加了心里压力。有4名气象预报员认为靶场上空可能有雨，视距不符合回收数据舱的要求，需改时发射；另外4名预报员分析12小时后没有雨，能见度也好，可以按原预定时间发射。一半对一半，争论不休。天气预报像太平洋黑压压的云层一样，压迫着从发射基地到太平洋落区一万多名参试者，也直接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轮到气象预报员出身的气象分队长许经林表态了。他综合分析了天气图和相关资料后，赞成后4名预报员的分析。同意按预定时间发射。在大雨哗哗声中，签发了他平生最大分量也是最冒风险的一份预报单。临发射前8个小时，天空终于开了一个缝，雨停了，大洋在苏醒。临发射前6个小时太阳出来了，太平洋的这一片海洋波澜不惊。太平洋当地时间下午2时整(北京时间上午10时整)。酒泉发射中心运载火箭冲天而起，飞向太平洋。约20多分钟后，远望号测量船、遥测直升机、雷达，测到了来自酒泉的“光点”，这个“光点”越来越大，速度越堕越快，紧接着，“咣”地堕入深深的大洋里。数据舱在弹头堕落海域前弹射出来，缓缓地落在海面，喷洒出一片橘黄色的烟雾。14分钟后，数据舱回收到打捞船的甲板上，中国第一次在本土之外的太平洋上回收了运载火箭的“数据舱”。10分钟后，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播发了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的消息。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我国以DF-5作为国家重器定型生产，防御范围扩大到本土以外一万公里以上。正因为有了这个战略防御的“定心丸”，中国人民从此坚定地迈开了走向海洋，振兴中华的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