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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红五号海洋科学调查船由波兰巴黎公社船厂建造，1966年下水。1970年作为718工程（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工程）的一部分开工改造为海洋科学考察船。在她的调查船生涯中，为中国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原文配图：“向阳红五号”船。 [提要]　　从1976年起，我们一进入南太平洋海域，美国就派反潜侦察飞机跟踪。有时一天三、五架次，不打招呼，飞得很低空，连飞行员的头发都能看得清。当时中国总指挥张瑞禧忍不下这口气，下令掀掉船头船艉两支高射机枪的枪衣，准备射击。 976年2月，一项由毛泽东主席圈阅批准的大洋考察计划，通过国务院、国防科工委、海军、国家海洋局，一路秘传到位于广州的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这是国家“两弹一星”工程中惟一一个要在本土以外的大洋上实施的计划，也是中国海军、新成立的国家海洋局跨越式远航的第一个海洋梦。——题记圆梦，从这里起航 1976年春天，广州的红棉花正开得火红。红棉花，广州又称“英雄花”，红棉树，称为“英难树”。 3月30日凌晨，珠江干流刚刚在“小筏子”吱吱吱的桨声中苏醒。突然，滴滴滴……一串激越响亮的铃声在“向阳红五号”船的船舱内响起。船员们惊醒了，他们熟悉这铃声，这是船长呼唤他们起床、备车、起锚、解缆、进车，向大海的深处挺进。一会儿，船舱里，甲板上，年轻的脚步跑动起来。这是共和国积聚了多年的一次远征。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伟大航程的开始！中国当年面对美苏两霸，必须还有导弹的洲际攻击能力，1968年6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将实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试验工程，这项工程的代号为“718工程”，试验洲际导弹的名字为“东风五号”。央视截屏图：《军事纪实》节目曝光的潜射洲际导弹水下试射试验。国家海洋局“向阳红五号”船常年停泊的黄埔一号锚地，正好在黄埔军校旧址旁边，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铜像的注视之下。这无疑是一个锻造英雄史诗的地方。我的梦，那一代中国人的国防梦，也从这里起航。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有这样的幸运，也没几个中国人的背负如此沉重。秘密赶来送行的海军司令员甚至把“海上先锋”的锦旗慷慨地授给了这支没有番号也不着军装的部队。长洲岛、黄埔港依然很静。没一个船员知道为何要在凌晨起航，也不知道出海执行什么任务，只知道“任务很光荣，去很远……” 起航前一天下午最后一班交通船离船的时候，我托他们向远在湖南的父母又补发了一封信，核心内容是：我有很长时间不在广州，不要挂念。前几天发信的内容主要是：可能有大任务要执行。身为“向阳红五号”船的一员，写家信、友人之间交流，是有严格保密规定的，能说一声“将去执行任务了”就是允许的极限。微明的水面上，撒黑豆般地布满了早起的“小筏子”。它们很小，但他们是中国最后的疍民，是中国海洋民族大家庭中的“活化石”。他们每天都很早划着“小筏子”来到这里，摇着桨，撒开网，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捕获一家人一天的生计。 “小筏子”们得到船长鸣笛的“提醒”让开了，面对“向阳红五号”高大的船舷，收起网，定住神，排成一列，作为我们离开祖国奔赴远方的最后的送别者，目送着这个庞然大物缓缓地启动、加速，向珠江口驶去。东方的天际放出一抹红霞，侧面染向了船员们年轻而庄严的脸，过黄埔水道、过大濠洲水道、过虎门水道，一路向南，出珠江口，进入波涛汹涌的南海。 “小筏子”们每天都在这些大船身边捕捞、游弋，迎进送出，暑往寒来……他们一定以为，他们面前的大船，这一次的航行，也如同以往多次他们见到的远行一样，是到南海去，是一次无关他们未来的航行，十天、二十天就又回来了。可是，这一次，他们面前的大船却要走得很远很远。越过珠江，越过南海，越过赤道，越过所罗门群岛……等到这艘大船真正凯旋时，中国的洲际导弹就完成了试验，中国的防御能力可以超过本土以外10000公里了，他们的生活，和全中国人的生活，也会悄然改变。东风五号是洲际导弹，试验区间的距离最少也得超过9000公里，而中国的幅员虽然辽阔，却无论在哪个地点量起，也没有达到9000公里以上空间跨距的。当时中央专委决定，往南太平洋打一颗试验弹头，成功了才算拥有了战略武器。资料图：巨浪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模拟弹出水试验现场。我们的航行，特别而隐秘。编队出珠江口以后，新华社通过文传电讯，向全世界公布：1976年3月30日，中国国家海洋局派出向阳红远洋考察编队，赴太平洋某特定海域进行科学考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国内、国际两个频道全文播发。这里的潜台词是：一支科学考察队的海洋考察活动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因而也不应该受到其他武装势力侵扰或袭击。在向阳红船编队航行所航经的国家和地区，外交部已派出使节和保障人员，随时应对远航编队突如其来的呼救。为了让“向阳红五号”的远行“有个伴儿”，交通部一夜之间就把一条商船“无锡”号改装成“向阳红十一号”，与之同行。航路，穿越台风和赤道珠江“小筏子”吱吱的桨声远去了，越过南海，越过巴布延海峡、民都乐海峡，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大洋——太平洋。台风来了，预想的灾害考验如期而至。总指挥员高文府与船长一脸的严肃。台风报告是气象分队长梁风森送上指挥台的。这位从新疆和田基地抽调过来的气象站长，第一次到西太平洋就没让他好过。雷达测到在距离100多海里的洋面上，生成了一个热带低压。那个海域正位于美国关岛以南。两天后，这个热带低压将加强为台风与“向阳红”船编队正面相遇。在20世纪70年代，台风对任何船都将是一场噩梦。“向阳红五号”船在1974年南海训练时，遇到一场十一级的南海“土台风”，左右摇摆达42度，险些翻沉。抗台，成为了“向阳红”船编队远航的第一个战役。船长下令“把每个可移动的物品都固定、绑紧”！300多人3个月在海上的吃、喝、用和多数只适应于陆地用的试验仪器和设备，全部要用麻绳、铁丝、纸屑固定。一场连厨房里的锅碗瓢勺都不放过的固定战，全船人打了整整一天。船长还请示总指挥同意修改了一下预定航向，避免与台风正面相遇。风越来越大，驾驶台的天遮被吹得达达直响，锚链舱内的锚链滚动着碰击船体，发出恐怖的“咣咣”声。海天在摇晃，洋面巨浪排空，人要行走必须双手扶栏，要吃食物只能抓着送进口中。一天一夜的抗台风，厨房只能用蒸汽锅煮出茶盐蛋，只能用大刀开出咸菜块供值班人员果腹。船舱里，早已有人吐得死去活来。炎炎夏日，没人顾得上洗澡，几个从西北试验基地来的汉子，经这一天一夜的折腾就像是腌制的咸菜，无精打采。可驾驶员还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看雷达，看海面、看卫导，进行艰苦的海图作业，把船驶出台风区。轮机部还得保证动力的正常以及电力、水和空调的供应，否则所有的仪器设备都会因高温而“罢课”。 “坚持，坚持！”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几乎是爬到各个战位和岗位，给同志们打气，鼓劲。“大敌”当前，无线电处于“静默”状态，遇到大台风仍坚持不给国内发报，以不过早向外界暴露编队的行踪。其实总指挥和政委比谁都晕得厉害，只是因为他们有更重的责任，有更强的毅力，要带出别样的队伍，完成别样的任务。一天一夜之后，台风直扑美军基地关岛了，大洋恢复了平静。许多“旱鸭子”也“活”过来了。驾驶员通过卫星导航设备告诉全船人一个惊喜，编队已经进入印度尼西亚北部海域，向东南航行，快过赤道了。赤道两侧是终年无风带，人类海洋活动的天堂。海面上空无一船，也空无一物。没有任何标志性的建筑可以识别船的方位。船长马荣典健步跨入驾驶台，习惯性地从窗台上拿起望远镜，环视了一周海面，告诉大家：“要过赤道啦！” 马荣典是解放战争中进军大别山时的小号兵，1964年海军大比武训练时他是登陆舰的优秀舰长。正因为他有开大船的经验，被选中为“向阳红五号”船首任船长。他说话的声音很宏亮，很提气。此刻，他正凝视着海面，航海长则看着卫星导航仪的数字说，还有一分钟就过了。这时，整个“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十一号”船的驾驶台一片肃静。有什么感觉吗？我想。但船长仿佛是找到“感觉”了，只见他猛然一步，跨到驾驶台的中部，大手挽住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一个拉环，用力拉下来，“哞~~~~”震耳的一声长笛，响遍全船，惊起洋面上无数飞鱼掠过。这就是过赤道。过赤道，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海军来说，不失为无比自豪的经历。海军司令部为了让作战部队早日体验过赤道的感受，派出作战部副部长肖得万带着3个舰队的3个航海参谋一同跟随“向阳红”船编队出海。此刻，这4个由“海司”来的军官正站在马船长身边，庄严地分享这个幸福的瞬间。 “进南纬了，纬度改‘s’。”肖得万像是提醒。他的3个航海参谋和航海长李胜贵在“向阳红五号”船的航海日志上记下：“1976年4月12日，“向阳红五号”船代表中国海军建制的第一艘船第一次从东经170度处跨过赤道”。一天后，一周一期的《远洋小报》也把这个时刻船长和航海长特殊豪迈的纪念活动报道了出来。赤道无形人有形，柔水无边天作岸。“向阳红”船编队成单纵队航行，浩瀚的大洋上展荡出两行人字形波澜。远离祖国的大洋生活给这一队中国海军的“海上先锋”带来的不是寂寥、孤独和风险，而是一种充满荣耀的心理满足。台风都可以战胜，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政委刘延青如是说。当然，过赤道也不是“向阳红”船编队远航的终点。我们继续向东南航行。穿过赤道后，方位概念改变了。在海图上作船位图的时候，记航海日志的时候，纬度标示的后缀不再是代表北半球的“N”，而是代表南半球的“S”。季节也改变了，当北半球是春天的时候，南半球正是秋天。一分钟的工夫，向阳红编队400多名远洋考察队员跨过了两个季节。我们的船还在向东南航行。4月13日上午，我们跨过了日界线。这也是只有在卫星导航仪的监视器里才能观察到的变化。到达西半球不是我们远行的终点。我们还在往南、往西，驾驶台是编队远征的大脑，海图、罗经(陀螺仪)、六分仪、卫星导航定位仪等，是精确确定船舶在大海中航行地理位置的神经元。终于到了这片海，南纬11°~ 14°，西经175°~东经175°。斐济群岛以北，萨摩亚群岛以东，距我们的祖国约10000公里。唐朝宰相李德裕写过一首悲怆绝望的诗：“一去一万里，千之不千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古代从长安到崖州无论怎么走也没有一万公里，一万华里也没有，李德裕就觉得很远了，发出了“鸟飞犹是半年程”感叹。可是从祖国大陆到太平洋的那一片海，直线距离就有一万公里。真正是“鸟飞犹是半年程”。但现代远洋科学考察，不是贬臣的迁谪，李德裕不回到唐宣宗的朝廷，却有的是人去顶替他当宰相。“向阳红五号”船一去一万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没有第二批科学家也没第二条船顶替。国家已把最好的仪器，最优秀的专家、干部，许多都是唯一的“家当”安装在了“向阳红五号”船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向阳红”船编队在太平洋的进行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当时中国国防重器——洲际导弹的研制速度。海上靶场没有选定，就无法验证洲际导弹的洲际运载能力和命中率。没有洲际运载能力的原子弹、氢弹，爆炸能力再强，也等于光有子弹没有枪，起不到反威慑的作用。美国和苏联的洲际导弹全程试验也都在大洋进行，或岛礁间，或大洋面，但环境资料的收集判断，是不可省略的阶段。钱学森等人把洲际导弹的靶场选在南太平洋，满足了洲际导弹最低射程的需要，剩下的就是要考察靶场的环境条件了。从30000米以上的高空到5000米以下的海底，20多个学科的海洋环境资料都得收集整理分析判断。这是我所在的向阳红编队“一去一万里”的“天”字号重任。大洋，道是无奇却有奇开始作业了。我们把科学考察的海域称做“作业区”，把专业的海洋科学考察称做“作业”。这也的确是科学家“老师们”为我们这些“学生”布置的“作业”。在这片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每隔5海里就布一条测线，一条测线的长度是200海里~300海里。“向阳红五号”船的舱内装有1600吨轻质柴油，够机器全时全负荷运转66天24000海里，可绕地球一圈还多。科学家们就倚仗着这个“肚量”每天都不停地“作业”。这里水深最浅是4000米，处在太平洋盆地西南边缘。一个深海取样器下潜到海底要1个小时。一个控空汽球飞到30000米以上的高空，大概是半小时。我们测量地球物理指标的重力仪和万米测深仪在不停地记录着海底的数据，接收的脉冲信号纸带放满一箱又一箱，叠起一摞又一摞，。我们就这样的“作业”着。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连续3年，去了又回了，回了又去了。航次编队总指挥换了3任，船长换了两任，政委换了两任，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一批又一批地接力远航。作业海区也“更新换代”了，最初是斐济群岛西部的那一片海，换成了图瓦卢共和国西面的那一片海，还有一片在夏威夷南面的海作备用。太平洋是冷战时期美苏战略博弈战场。中国洲际导弹的试验场放在太平洋，是我国准确地把握了一个战略机遇，即与美国修好，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和联合国恢复中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战术上，美苏两国的洲际导弹试验都放在太平洋，中国不过是依葫芦画瓢，顺理成章而已，不会引起美苏的过分干扰或阻挠。但是，“太平洋上不太平”，美苏的冷战并没有放任中国人的进入，谁都知道中国人要进行的试验是关乎中国大国地位的国之“重鼎”，不阻止但干扰，遏制并接触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从1976年起，我们一进入南太平洋海域，美国就派反潜侦察飞机跟踪。有时一天三、五架次，不打招呼，飞得很低空，连飞行员的头发都能看得清，不明显带武器，转几圈就走；有时转几圈丢下一些声呐浮标，晚上则打开强光探照灯，直射到甲板和作业区域，以观察究竟，照得作业人员连眼都睁不开。这已经是挑衅了。总指挥张瑞禧忍不下这口气，下令掀掉船头船艉两支高射机枪的枪衣，准备射击，同时也打开我们的探照灯“回应”挑衅。这对美国侦察机来讲，是很有威慑力的两招，不得不服软。但美国人会不会派轰炸机来寻机报复，也是值得预防的事。苏联在南太平洋没有航空基地，航母也不常来，但会派电子侦察船跟踪。这种船吨位不大，一两千吨的样子，全天候跟着我们。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它也停，像个跟屁虫似的。它的续航力不如我们大，跟随我们半个月就必须返航，然后又换一条，还是你走它走、你停它停。阴雨，为准时发射让路 1980年5月9日，我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00′、东经171°30′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海军第一副司令刘道生和副司令杨国宇带着全体海上行动指挥人员来到“向阳红五号”船上，坐镇指挥中国向太平洋特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的惊世战役。试验开始了。18艘船，有12艘海军的驱逐舰、打捞舰、补给舰，还有“远望1”号、“远望2”号测量船编队，有“向阳红”水文气象保障船编队，有直升机群、小艇群，有拖轮和海上总指挥船。出航船舶总吨位相当于当年中国一个海军舰队船舶的总吨位。在距离发射时间还有12小时时，落区突然下起雨来。“向阳红五号”船作为全试验落区的气象中心正在作发射前12小时的气象预报。甲板上的滂沱大雨，给气象分队的预报员增加了心里压力。有4名气象预报员认为靶场上空可能有雨，视距不符合回收数据舱的要求，需改时发射；另外4名预报员分析12小时后没有雨，能见度也好，可以按原预定时间发射。一半对一半，争论不休。天气预报像太平洋黑压压的云层一样，压迫着从发射基地到太平洋落区一万多名参试者，也直接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轮到气象预报员出身的气象分队长许经林表态了。他综合分析了天气图和相关资料后，赞成后4名预报员的分析。同意按预定时间发射。在大雨哗哗声中，签发了他平生最大分量也是最冒风险的一份预报单。临发射前8个小时，天空终于开了一个缝，雨停了，大洋在苏醒。临发射前6个小时太阳出来了，太平洋的这一片海洋波澜不惊。太平洋当地时间下午2时整(北京时间上午10时整)。酒泉发射中心运载火箭冲天而起，飞向太平洋。约20多分钟后，远望号测量船、遥测直升机、雷达，测到了来自酒泉的“光点”，这个“光点”越来越大，速度越堕越快，紧接着，“咣”地堕入深深的大洋里。数据舱在弹头堕落海域前弹射出来，缓缓地落在海面，喷洒出一片橘黄色的烟雾。14分钟后，数据舱回收到打捞船的甲板上，中国第一次在本土之外的太平洋上回收了运载火箭的“数据舱”。10分钟后，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播发了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的消息。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我国以DF-5作为国家重器定型生产，防御范围扩大到本土以外一万公里以上。正因为有了这个战略防御的“定心丸”，中国人民从此坚定地迈开了走向海洋，振兴中华的新步伐！

幻灯片：显赫一时的底特律啤酒豪门：施特罗家族和美国的很多富豪家族一样，施特罗家族的故事也是从一位移民开始：1850年，伯恩哈德·施特罗（Bernhard Stroh）带着150美元和令人垂涎的家传啤酒酿造配方从德国来到底特律。他推着独轮车挨家挨户推销他的啤酒。到了1890年的时候，他的儿子朱利叶斯和小伯恩哈德已经把啤酒卖到了五大湖周边地区。后来，朱利叶斯把啤酒厂改造成冰淇淋和麦芽糖浆生产厂，让全家撑过了禁酒时期。上世纪80年代，施特罗啤酒公司迎来大发展，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公司之一，同时也是美国第三大啤酒公司，仅次于上市巨头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和米勒（Miller）。施特罗家族拥有该公司全部股份，当时《福布斯》估计这笔财富至少价值7亿美元。如果走势与标普500指数一致，那么该家族现在应该拥有大约90亿美元财富。但如今，无论是作为家族企业还是集体财务实体，施特罗啤酒公司都已不复存在。该公司已经被拆分出售。信托基金把最后一分钱都发给了股东。虽然还有足够多的钱供第五代家族成员过上很多年的舒适生活，但该家族似乎注定富不过六代。 “我们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决定向全国扩张。”家族第五代成员、前施特罗啤酒公司员工格雷格·施特罗（Greg Stroh）叹道，“这就像是拿着大刀片参加枪战。一点赢面都没有。”按照他的说法，一切均属必然，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地区性家族企业型啤酒公司至今仍然兴盛，例如英格灵（Yuengling）和舍尔（Schell），而其他的，比如奥林匹亚（Olympia）和哈姆（Hamm）家族的公司已经被售出。施特罗家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大竞争对手库尔斯（Coors）家族在当时也渴望把他们的地区性平价啤酒变成全国著名品牌，但现在他们依然位列福布斯美国富豪家族榜前100名。施特罗家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故事令人警醒：打造长久不衰的家族企业非常困难，由盛入衰却惊人地容易。在成立后的头100年时间里，总部位于底特律的施特罗啤酒公司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尊重客户，尊重员工。前者意味着以工人阶级的价格迎合美国中西部工人阶级的口味（二战期间啤酒花和小麦的短缺使美国人习惯于喝口味更淡的啤酒，于是施特罗家族掺水冲淡了伯恩哈德·施特罗的珍贵配方），后者意味着把每位员工当成家族荣誉成员来对待。约翰·施特罗（John Stroh）曾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带领公司实现了销售迅猛增长，他的侄孙格雷格回忆说：“他因为经常在啤酒厂里走动而出名，他记得住所有人的名字。那时员工们愿意为这个家族赴汤蹈火。”仿佛是为了将顾客与公司联系起来，每个啤酒瓶上都有施特罗的签名，上方是狮子形象的家族徽章。公司销售量随着战后底特律的发展而飙升，从1950年的50万桶一下增长到1956年的270万桶。巨大的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来临。约翰·施特罗在1967年改任董事长，把啤酒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了他的侄子彼得，后者在1980年就任公司CEO。和约翰一样，彼得也有一个发展计划，但并不是渐进式的：他试图通过收购来实现发展。1981年，彼得收购了纽约的啤酒酿造商F&M Schaefer。和施特罗啤酒公司一样，F&M Schaefer由一位德国移民在19世纪中期创建，也是向地区性顾客出售低价啤酒（该公司的著名广告语：“当你面对不止一种啤酒的时候，Schaefer就是你的选择。”）。次年，在被家族成员形容为“蛇吞象”的收购交易中，彼得押上整个家族企业，借款5亿美元（当时施特罗啤酒公司的账面价值只有1亿美元）收购了密尔沃基的约瑟夫-施利茨啤酒公司（Joseph Schlitz Brewing）。一夜之间，施特罗啤酒公司成为了美国第三大啤酒商，拥有七间啤酒厂，业务遍布全国，媒体也给予了高度关注。1988年，《福布斯》估计该公司价值7亿美元，并将施特罗家族列为当时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由30位家族成员共享这笔巨额财富。彼得希望把施特罗啤酒公司打造成蒸蒸日上的全国性啤酒酿造商，但他的宏伟理想未能实现。该公司错过了那个时代最大的行业趋势：轻啤。施特罗啤酒公司的核心产品——价格便宜、口味清淡、富含卡路里的啤酒虽然很不错，但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该公司的广告支出无法与更庞大的竞争对手安海斯-布希和米勒相比。既然不能通过广告宣传来刺激需求，施特罗便把目光对准了价格，15罐装只要12罐的价钱，30罐装只要24罐的价钱。虽然后者卖得很好，但不足以挽救利润率的下滑。同时，科罗拉多州一个野心勃勃的家族开始闯入施特罗啤酒公司的市场。“施特罗和康胜啤酒公司（Coors）成为了竞争对手，”曾在特罗啤酒公司工作了12年的前主管级员工斯科特·罗泽克（Scott Rozek）说，“那时，在由三家啤酒公司把持的行业里出现了四家大型啤酒酿造商，但市场确实只容得下三家。”到上世纪80年代末，康胜超越施特罗成为美国第三大啤酒公司。 1989年8月，施特罗啤酒公司开始裁员。这家曾把员工当成家人对待的公司解雇了300人，占到其白领员工的五分之一。“我不得不放弃了营销研究部门五分之四的员工。这真是令人心碎。”该公司营销研究部前主管埃德·本菲尔德（Ed Benfeld）回忆说。次月，彼得·施特罗（卒于2002年）同意以4.25亿美元的价格，将家族企业出售给康胜。但康胜临阵退缩，在几个月后取消了这笔交易。“这与尽职调查和比尔·库尔斯（Bill Coors）个人决定有关。”业内刊物《啤酒营销者观察》（Beer Marketer's Insights）的资深编辑本杰明·斯坦曼（Benjamin Steinman）说，“背后有很多故事。” 彼得·施特罗孤注一掷，聘请著名高管哈尔·赖利（Hal Riney）赋予施特罗品牌更加高档的外观和定位。结果，珍贵的施特罗签名被版画所取代，价格也有所提高，15罐装和30罐装停售。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决定了。然而，产品本身并没有变化，顾客也不是傻瓜。在一年时间里，施特罗牌啤酒的销售就下滑逾40%。“这是啤酒业史上最严重的销售滑坡。”本菲尔德说。施特罗牌啤酒以及其收购的Schaefer、Schlitz和Old Milwaukee等啤酒品牌的市场份额从1983年的13%降至1991年的7.6%。就连CEO彼得·施特罗都承认公司遇到了麻烦。“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他在1992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说，“我们做过了头。” 但他们并未就此打住。1996年，彼得重蹈覆辙，再次举债，斥资3亿美元收购了陷入困境的G. Heileman啤酒公司。此次收购彻底失败。Heileman在西雅图和波特兰等城市拥有啤酒厂，填补了施特罗牌啤酒公司的市场空白，但Heileman缺乏强有力的啤酒品牌。一位业内分析师回忆说，这次收购被戏称为“两只瘟鸡的结合——一起倒下”。彼得·施特罗又投资了生物科技和底特律房地产市场，试图让公司业务多样化。这使公司的状况雪上加霜。上述两项投资与该家族的核心能力相距甚远，导致他们亏损了几百万美元。1998年，堂兄弟约翰·施特罗三世（John Stroh III）接掌施特罗啤酒公司的母公司施特罗企业（Stroh Cos.）。施特罗啤酒公司开始为包括Sam Adams在内的其他啤酒公司酿造啤酒，以此弥补自身销售的严重下滑，但在1998年，该公司失去了Pabst牌啤酒的合同，遭到致命打击。一位前高管说，到1999年，公司内部出现了是否有钱支付债务利息的担忧。于是，伯恩哈德·施特罗的遗产被拆分变卖：当时由菲利浦·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拥有的米勒酿酒公司收购了施特罗的Henry Weinhard’s和Mickeys品牌，而Pabst则收购了该公司的其余品牌以及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附近的啤酒厂。据几位知情人士介绍，收购价在3.5亿美元左右，其中大约2.5亿美元被用来偿还Heileman收购交易所产生的债务。在剩下的1亿美元中，一部分拨给了一个基金，用于支付员工退休金——在出售资产的过程中，施特罗啤酒公司未能把这些债务也卖出去。剩余部分划入家族基金，分期逐次发放，直至2008年彻底耗尽。镀金的回忆：第五代家族成员弗朗西丝·施特罗在位于旧金山的家中。对几代家族成员来说，生长在施特罗家族意味着舒适的生活。“我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住在镀金的气泡里。”弗朗西丝·施特罗（Frances Stroh）说。1985年，她的父亲埃里克与兄弟彼得大吵一架后离开了公司。埃里克本质上是位艺术家，花费数百万美元搜罗各种枪支、相机、吉他等，就放在弗朗西丝从小长大的那所大房子里。弗朗西丝说，存钱不是优先考虑事项。既然能够定期拿到大笔钱财，为什么还要存钱呢？在上世纪80年代，七名第四代家族成员每年可获得80万美元（第三代和第五代里有大约有20人是公司股东，他们得到的金额不同）。这使施特罗家族的几个家庭能够入住底特律的高档城郊社区Grosse Point Farms，在带门禁系统的普罗旺斯路（Provencal Road）上有着富丽堂皇的大宅，有女仆伺候，有厨师做饭，拥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在寄宿学校读书，无需去干朝九晚五的工作。“很多人都靠这个家族企业为生。”现年47岁的格雷格·施特罗说。和很多有钱但迷失方向的家族一样，毒品和酒精随之而来。弗朗西丝·施特罗因为饮酒而被赶出了塔夫特的寄宿学校。她的三个兄弟也被另外的预备学校退学。在弗朗西丝所写的家族回忆录中，她讲述了大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她和她的兄弟们正在位于Grosse Point Farms的家中吸食可卡因，而其他家族成员则在楼下吃圣诞大餐。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一位兄弟查理差点因为在大学里交易可卡因而入狱。他的父母强迫他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的良好表现是他避免被判入狱的关键。然而，毒瘾这个恶魔在20年后再次到来。2003年，查理从得克萨斯州一间酒店的十楼阳台坠楼身亡，因为他用几条床单绑成的绳子断开了，去世时年仅43岁。一篇报道援引警方的说法，说他曾打电话给酒店前台，说了“抢劫银行和其他的胡话”。这些年来，施特罗家族还发生了其他的悲剧。第四代家族成员尼克·施特罗（Nick Stroh）曾在非洲做自由撰稿记者，在1971年被乌干达军队殴打致死，此前他正在为一则有关军队屠杀事件的报道进行调查。彼得的兄弟、曾负责管理施特罗公司冰淇淋部门的加里·施特罗（Gari Stroh Jr.），于1982年在他的农场里从马上跌落，导致四肢瘫痪。诸如此类的悲剧不一而足。这一切使1989年（也就是向康胜公司出售失败的那一年）成为令该家族噩耗连连的一年。公司第一次拿不出钱来派息。“我那一代人可能是在幻想中长大的，以为一切总是一帆风顺的。”格雷格·施特罗说，“我们必须作出调整。” 埃里克·施特罗受到的影响尤其大。他的第一任妻子不得不暂时借钱给他，好让他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2009年，就在家族基金耗尽的几个月后，体重超重、患有糖尿病的埃里克因为腿伤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而孤独离世，他的大部分财产被划入信托基金，用于向他的两位前妻偿还债务（第二任妻子曾和弗朗西丝是中学同学）。弗朗西丝和在世的两位兄弟从该信托基金各自继承了40万美元。她还继承了父亲收藏的古董相机、枪械和吉他，其中一些被发现是赝品，而其他收藏品的价值与当初她父亲购买时支付的价钱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译于波校李其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