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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这条路总是出乎意料：有时你以为自己已到达终点，却没想到是另一场接力赛的开始。” 澳洲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海边的两只企鹅雕塑。澳洲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海边的两只企鹅雕塑。摄：Martin Passingham/Reuters/达志影像澳大利亚东南角外海，海岛州塔斯曼尼亚（Tasmania）的首都霍巴特（Hobart），朱利安正开著车，一边看著导航，一边熟练从一条单行道拐进另一条单行道。虽然才从中国移民来霍巴特半年，但朱利安对霍巴特的路已烂熟于心。“学开车这回事儿，比熟路更重要的是你懂得当地的社会规则，”他笑著说，缓缓将车停下，示意一旁的行人先走。怎样学到当地的社会规则？“被人竖几次中指，你就学会了，”朱利安笑说。南半球的冬季，霍巴特寒风习习，日落也早，才刚过六点，天空已是一片灿烂的橙。这座地广人稀的小岛，也告别了白天的平静，迎来傍晚归家的车流。霍巴特的其中一条主路近海，一路驶过去，可以看到渔船与渡轮停泊在码头，听见海鸟站在栏杆上高唱。这条主干道是条上坡路，一直向前开，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坡逐渐亮起金色的灯，那是居民区夜晚的颜色。朱利安的车也没入车流，在一家泰国餐厅外停下。他今年38岁，看上去还是二十出头模样，穿著一双皮靴，皮衣外套放在车后座，扎起长发，还画了眼妆，一副随时潇洒走江湖的模样。他也的确很潇洒：32岁时，来自中国中部城市的他毅然辞去体制内的工作，一心准备“润”，却遇上疫情，移民计划被拖延，6年了，直到2022年年初，才通过学生签证才成功“润”到塔斯曼尼亚。相比起澳大利亚其他主要城市，霍巴特并不是一个“常规”目的地：不仅当地亚裔人口较少，而且比起“城市”，更像是“乡下”，公共交通少，坡路多，当地人出行都是靠开车。然而，相比其他省份，塔斯曼尼亚也长期被视为“最轻松”的移民选项。尽管在政策上属于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但坦斯曼尼亚政府近年推出宽松的技术移民政策，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才落户，让许多在悉尼和墨尔本等大城市苦等名额的技术移民申请人将塔斯曼尼亚看成移民之路的“垫脚石”，搬到千里外的塔斯曼尼亚寻求永久居留身份。不过，移民这条路总是出乎意料：有时你以为自己已到达终点，却没想到是另一场接力赛的开始。朱利安移民到塔斯曼尼亚之后，开始明白这个道理。被体制打了一巴掌后，他“润”到了孤岛上从老家出发到达霍伯特，朱利安要先到上海，然后坐11小时的飞机到新西兰，再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最后坐两小时飞机到霍巴特。整个霍巴特机场甚至不比港澳码头大，只有一两个登机口。出了机场，朱利安还得先上机场巴士，大概20分钟左右的车程才到达市中心。从机场到市中心的沿路是连绵不断的山，山的尽头是海，海的那边是霍巴特市中心，连结两边的是长达1.3千米的塔斯曼大桥。在桥上透过巴士的窗户外看，朱利安可以看到靠在码头的渔船和游艇。这便是他“润”的目的地了。这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孤岛：塔斯曼尼亚仅有55万人口，是澳门的八成人口，面积却是澳门的549倍。最新人口调查显示，当地有11万在海外出生的居民——每5名塔斯曼尼亚居民中，就有1人是海外移民。就像澳大利亚其他地方，农业和矿业也是该岛重要支撑，但这座孤岛又与澳大利亚大陆格格不入：在经济和教育发达的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的功能性文盲率却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出了机场，朱利安下车的地方是一处靠近码头的酒店，那一块区域属于“旅游区”，既有宜人的渔港景色，又有保留完好的18世纪欧洲民居建筑群，还不乏美味好评的“鱼与薯条”餐厅，每逢周六，当地甚至会有极具特色的跳蚤市场，好不热闹。从码头往内大概20分钟，就是霍巴特的市中心，也是在这里，外来的人们才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孤僻”。尽管该有的大型百货商店、超市、购物街都有，但从外观上看，像是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医院、警察局、法院和临时拘留所在都在同一条路段上，因而常能看见警车停在医院对面。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市内的一个市集。摄：Martin Passingham/Reuters/达志影像在市中心也常能看见朱利安就读的塔斯曼尼亚大学的建筑，这是因为塔斯马尼亚是全省唯一一座大学，因此在全省开遍校区。朱利安就读的学院在主校区，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山上，当地学生想从主校区的教学楼走到图书馆，哪怕导航上标示只有几百米，都是开车去，不然要花上好长一段时间走山路。然而，初到塔斯曼尼亚的朱利安并不知道这些。他搜索学生宿舍的位置，看见只是3.6公里的路，就决定推著行李走到目的地。那时正值下午，他走著上坡路，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四十分钟过去了，但朱利安还没走到宿舍。不少路人看见狼狈的朱利安，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但朱利安谢绝了：“我当时感觉快走到了，还差一小段，就想很有仪式感地去体验这个肉身翻墙的艰辛。”于是他又走了一小段。最终，朱利安还是接受了本地人的帮助：一位印度裔大叔将车停在路对面，向他跑过来，拿过他的行李就往他的车方向走，并对他说：“我都走这条路两趟了，你还没走到终点，你肯定需要帮助！” 于是朱利安跟著大叔上了车，大叔问他地址。“我告诉他我的学生宿舍的地址，还跟他说‘很近’。”大叔看了他一眼，对他说：“不近！” 等大叔把车开到学生宿舍，朱利安顿时明白大叔的反应了：尽管距离他上车的地方只有1.6公里，但是学生宿舍是在另外一个山坡上。“我就跟他说，‘幸好你救了我！’”朱利安大笑。朱利安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纪录了这一刻。在“润学”流行之前，朱利安就常在社交媒体上鼓励别人“润”。尽管如此，朱利安却没想著自己要“润”：他已是中年，在体制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尽管对当下现状心有不满，但他还没打算要打破这份稳定。直到2019年，离他千里之外的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他改变了主意。那年“721”，元朗地铁站发生白衣人袭击市民事件，朱利安在推特上转发了相关贴文，过了几天被当地派出所“请喝茶”。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到他单位约他，和他“聊”了几小时后，就放他走了；但与朱利安同城的朋友却没那么幸运，关了两天才放出来。被请喝茶之前的两周，朱利安正忙得手忙脚乱。早前单位人事调整，他换了一个部门，从此没了假期；单位布置了一份标案任务，领导迟迟拖到最后一个月才开始让他们部门接手，最后又成了朱利安一个人的活。连续熬夜加班多天后，标案成功，单位开表彰会，夸遍了朱利安单位的每个人，却唯独没有他的部门；作为标案的核心工作人员，他却坐在会议桌的最外缘，听著标准。那一刻，朱利安像是被体制打了一巴掌，彻底醒了过来，再加上后来的喝茶事件，他毫不犹豫地递交辞呈，著手研究移民。“如果我不换单位的话，我在这样的部门做一辈子，工作做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想我的人生混成这样，我要出去。”他说。在孤岛上的爱国留学生与“恨国党” 朱利安开始在家查找资料，最终决定走学生签证这条移民路。他清楚自己的优劣：独身，中年，普通家庭出身，因此他认为，通过学生签证走技术移民获得永居，这是他的最佳选择。 2019年底，朱利安报读了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并飞往当地上课。然而没上几天，武汉爆发疫情，很快菲律宾也出现冠状疫情确诊案例，朱利安当机立断，买了飞往日本的机票，刚落地就被宣布是日本最后一批外国游客。他后来得知，在他走后，他的语言学校封校，有同学在校园内被困多月。在日本待了一年后，朱利安回家准备学生签证，并搬回老家与父母同住，住的是他小时候的房间——“这么多年，竟然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19年之前，我在国内混得很好，因为体制砸不到我，19年辞职之后，我在日本很开心。比较难的是2021年，我以为新西兰要开，就回国准备学签，整个21年就是⋯⋯”他停顿了一下，“最大的恐惧不是我润不出来，而是我消耗了一整年无所事事。” 朱利安每天在家就是写学校申请、准备考试，中途有空就出去旅游。他原本想去新西兰，结果新西兰当时国门不开，于是他转去准备加拿大的签证，结果被拒了两次，最后转战澳大利亚，成功下签。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的海湾袋鼠湾。摄：David Gray/Reuters/达志影像终于到了今年年初，朱利安来到霍巴特，在阔别大学十多年后，重返课堂。他学的是旅游和文化遗产管理专业，这一专业在塔斯曼尼亚的技术移民职业清单上。朱利安本身就是个喜欢到处走的人，多年旅游积累下来的经验和见解，让他很快就适应了大学学习生活，甚至常参与课堂上的讨论。成绩好的他也成了其他年轻中国留学生眼中的“学霸”，他们经常会打电话向朱利安请教课堂上的问题。刚到塔斯曼尼亚的“徒步”经历，让朱利安决心买车，而且越早越好。他先是向在车行工作的朋友请教鉴定二手车的方法，然后开始在脸书的二手市场看广告。他看中了一辆价格便宜的银色小车，和卖家约好第二天见面验车。卖家是个中东人，载著朱利安试了一圈车后，两人就去银行交易，还约了时间一起去路局做车辆所属更换的手续。朱利安也知道了对方急著卖车的目的：这位中东小哥准备回家，然后再也不回澳大利亚了。开著车，朱利安游遍塔斯曼尼亚，上学下课，购置日常用品，还将家从暂住的宿舍搬到山上的公寓，每到傍晚，他就会眺望窗外的天空，看风平浪静的海面。他也笑言，自己已成霍巴特的“活点地图”，并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你只要想通一件事情：不管你在哪儿生活，那都是生活。我有同学刚来，他们可能很有顾虑，但我是这样的，只要我觉得要去做、我就去做，不会顾虑这么多。” 但是，朱利安大胆的性格，有时还是会给他招来麻烦。一次，他在学校论坛上回复一名本地同学的留言时，带了几句对中国的批评，过了一会就收到一位中国同学对他的指责，对方甚至还打电话找他。“幸好我那时没接，”他回忆。朱利安发现，即使跑到地球另一端的孤岛，他与“祖国”的联系仍然藕断丝连。由于移民政策优势，塔斯曼尼亚近年吸引了不少中国移民，最新人口调查显示，当地在中国出生的移民有超过六千人，比2016年要翻了一倍。作为社交媒体上知名的“恨国党”，朱利安一开始不打算与当地华人社区有过多交集。他看塔斯曼尼亚当地的微信公众号，就有华人社团组织红歌联唱比赛。日常生活中，他也尽量避开用微信。“我最早也不用微信二手群那些去买东西，都是直接用脸书的，然后开车开很远去买。” 不久，朱利安打算搬出学生宿舍，在当地租房仲介找房子，然而当地的房屋租赁系统是为当地人而建的，要求朱利安出示在当地的收入依据，以此证明他可以承担房租。最终，朱利安还是在一个微信群中找到了现在住的房子，房东都是移民，理解留学生租房的难处，就没有设那么多条条框框。朱利安突然想通了：坚持自己是“恨国党”的想法，和在海外与当地华人来往这两件事，其实并不冲突；为了“恨国”而不和同是移民的华人社区接触，最终麻烦到的是自己。“你把自己搞得这么难，没必要。” 尽管朱利安积极和本地同学老师交往，但作为留学生，他就是异乡人，就连租房的系统也不是为他而设的。他讨厌的中国，却成了当地人认识他的第一个身份。 “说白了，你和一个陌生人攀谈，前三个问题是一定跑不掉这个的了：where are you from？如果你不撒谎的话，你的这个原始烙印是跑不掉的，”他说。朱利安也发现，要让自己完全融入本地社区，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可能你说你来得早、十几岁就到澳大利亚的话，那你可能很容易就会适应这个地方，你就会能跟本地人完全一样，我也有本地朋友，他们也给我发邮件，给我发消息，但我有时会忽然觉得，跟他们社交很累，”朱利安说著，停顿了一下。“但这可能也有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在国内也是不太喜欢闲聊。” “你为了打进一个圈子，你非要从零开始，从社交开始慢慢来，我觉得太累了。” 无法“落地生根”的华人社区如今，朱利安有了一群熟络的华人同学，大家每逢放假就会一起开车去玩，朱利安当领队，准备好行程，朋友们都信赖他这个朋友。他也逐渐发现，虽然在学校论坛上遇到了“小粉红”，但此外，他没怎么遇到过有类似意见的华人。 “可能是因为到塔州的人，主要是为了移民。为了移民的人，他可能多多少少没有那么（爱国），真的移不了又爱国的那些人，可能他就回去了。” 凭著政策优势，塔斯曼尼亚吸引了大量高学历的年轻华人移民前来居住，但选择在塔斯曼尼亚生根的华人，却少之又少。尽管早在1870年就有华人移民到塔斯曼尼亚，但由于多年来华人社区规模小，因此单从城市街道来看，很难看出华人社区对当地的影响。比如，同是州首府，华人社区繁荣的墨尔本市中心有一条完整的唐人街，唐人街之外有著各式各样的亚洲餐厅与商店；相比之下，霍巴特市中心仅有少量的、还是遵循上世纪的快餐式中餐厅，卖的是迎合白人口味的“咕噜肉”和炸云吞，只有稍微靠近大学校区，才偶尔出现零星的、迎合亚裔口味的餐厅。在墨尔本开了近三年已久的某台湾知名手摇店，在今年六月才进驻霍巴特。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城市斯坦利，一名食客在餐厅里喝咖啡。摄：David Goldman/AP/达志影像塔斯曼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教授James Chin认为，塔斯曼尼亚近年的华人社区得到发展，靠的是那些到塔斯曼尼亚等签证的华人移民，但这些移民终究会离开，因为塔斯曼尼亚当地的产业与经济留不住他们。无法为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 “塔斯曼尼亚没什么私营企业，一个非常准确的例子是，假如你是一个符合资格的律师，你能在塔斯曼尼亚工作的法律事务所数量非常少，除非你是班上前百分之十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法律系毕业生会前往新南威尔士州找工作，在那里考执业试，在那里开始事业。” 此外，疫情导致签证审理时间延长，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也越来越多。到2022年3月为止，内政部表示还有超过1万6千宗技术移民申请尚未处理完毕，而澳大利亚媒体也报道，有多名技术移民申请人士等待两年已久，却仍未获得签证。上周，联邦政府举办工作技能峰会，宣布将会增加3万技术移民配额，相关团体表示欢迎举措，却担心这会引来更多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这股等待签证的焦虑在塔斯曼尼亚华人社区中悄然蔓延。25岁的凯蒂在塔斯曼尼亚大学就读社工专业，她两年前从墨尔本的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塔斯曼尼亚，又重新读了一个硕士学位，只为获得技术移民资格。“这里的华人圈有一股怨气和焦躁，”她说。“大家来霍巴特都是为了签证来的，拿到身份就走了，跟墨尔本的不一样，”她说，指墨尔本的华人社区已扎根当地，但霍巴特的华人圈却还有漂浮之感。朱利安也隐约感受到这股焦躁。他所读的专业，只有他和另外一个香港学生是第一年来的澳大利亚，其余好几个中国同学都是在澳大利亚大陆读了硕士之后，又为了移民跑来塔斯曼尼亚读硕士。尽管朱利安的学生签证还有两年，但他已经开始考虑后续签证的问题了。如果顺利的话，他在毕业后找到旅游管理相关的工作，积累工作经验，就可以获得技术移民签证的资格；他也在联络了一家日本的公司，希望对方能赞助他一个工作签证。“如果我觉得毕业以后，澳大利亚实在不好呆的话，我就跑到日本去。” 他也忍不住叹气：“签证这个事儿，真的没法讲。” 尾声两年后的签证阴影笼罩著朱利安，但是，当下他只想著两件事情：找工作以及保持好成绩。他买车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能尽快找到工作：“毕竟我一年没有收入了。”读书方面，一直名列前茅的他，却在一门讲危机管理的课上低分飘过，他认为是老师教学和评分有问题，想去申诉，却被别的老师劝下，最终决定还是先专注其他科目。朱利安经常收到来自陌生网友的私信，“说想润、找我咨询润的，好歹也有一百多个，但最终润成功的，就只有十来个。”他分析大部分人“润”不成功的原因：“首先能跟我在同一个频道上的，年纪也都差不多，要考虑的太多了，而且什么都得重新开始。” 朱利安对过往没有留恋。他知道自己是个经常往外走的人，也知道自己一定会“润”出去。“我爸妈一直知道我是想移民的，但可能到下签的那一刻，我爸才意识到我是真的要走。”他回忆父亲开始旁敲侧击，问他在外国是否容易找工作，并假装不经意地评论：“如果难的话，你要不在国内工作几年再去？” 在老家准备“润”的期间，朱利安与父母也发生了不少冲突。“我妈是属于那种她做完饭，你就要马上吃的那种，但我早上有时起得晚，我就不吃饭，穿著睡衣在家里，她就生气，”他说。“后来我就坐下来和她聊了两个小时，我跟他说，你不要做我的饭，也不要管我，后来就好些了。我妈脾气暴躁，我脾气也暴躁，但聊了之后就好很多了。” “我现在出来第一年，回头看回去这段经历，虽然我可能还是不喜欢和他们住，但也许可以和谐共处，但这都是事后诸葛亮了。”被问到是否想家，朱利安停了停。“现在肯定不想，但到了明年后年，想到父母年纪也老了，这么久不见面，也会想吧。” 朱利安踩下油门，发动汽车。他的车在行驶的这条车道，是去往大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的商店关了门，偶尔有一两家亚洲餐厅仍在经营。朱利安一边开车，一边说著自己对未来的计划。来塔斯曼尼亚之前，朱利安运营著自己的旅游个人公号，偶尔会组团和网友一同去旅游。他打算重拾他打算趁著学校放假的时间，重拾“旧业”，自己租一个旅游小巴，自己排行程，身兼导游与司机带人游玩。朱利安开心地说著自己的计划，嘴角上扬，眼里似乎闪著光。黑夜安静，在两旁路灯的注视下，朱利安的车一路向前，向著目的地。

近期，福布斯发布了 2022 年新加坡富豪榜。榜单前十名中，除了 Meta 联合创始人爱德华 · 萨维尔林是犹太裔企业家，其余九名都是华裔，其中包括一位新上榜的企业家：廖凯原（Leo KoGuan），他以 7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542 亿元）身家位居第七，仅比海底捞创始人张勇、舒萍夫妇身家少 1 亿美元。廖凯原何许人也？在福布斯的榜单说明中，他是 IT 供应商美国国际软件屋公司（SHI International）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也是特斯拉的第三大个人股东。今年 5 月份，廖凯原还曾公开在 Twitter 上提议，让特斯拉拿出 150 亿美元回购股票。他从不遮掩自己对特斯拉和马斯克的欣赏，接受采访时直言，两人会面聊的不是商业而是物理学，马斯克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尊重的人。 // 而在中国，廖凯原拥有一连串听起来重量十足的名头：北京大学名誉校董、清华大学名誉校董、上海交通大学名誉校董、复旦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 …… 这四所名校的校园里，至今仍矗立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楼，许多学生也接受过来自“美国廖凯原基金会”捐赠的奖学金。然而在社交媒体上有一条关于他的高赞评论这么说道：“他以一己之力扯下了中国四所顶级高校的底裤。” 廖凯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01 廖教授的创世之道圆脸、浓眉、微胖，永远神采奕奕，这是廖凯原留给外界眼中的一贯形象。廖凯原今年 67 岁，在社交媒体上依然非常活跃。最近他去了巴厘岛度假，像许多不善于摆 Pose 的中老年人那样，拍照时手里总得扶着什么，哪怕一片树叶。配着一张普普通通的游客照，他开始抒发感慨：“多么美丽的沙滩！巴厘岛沙努尔沙滩。巴厘岛和我是一体的，我们是根据 KQID 时间引擎同时诞生的。” 没有豪华游艇，没有佳丽陪伴，这位新晋富豪榜成员穿着灰色短袖、黄色沙滩裤和一双人字拖，开始向他的 2.5 万名 Twitter 粉丝介绍自己的 KQID 引擎以及轩辕反熵运行体系 2.0 理论。这就是廖凯原的日常，也是迄今为止让他非议缠身的来源。公开宣传自己的理论之前，廖凯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从不接受采访，也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往。他旗下有一个“美国廖凯原基金会”，创立于 2003 年，曾赞助过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 2005 年海南年会，2007 年起，开始在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奖励本科生和研究生，每人 2 万元人民币，每年奖励 168 人。但自从他全身心投入到对生命最终意义的追寻后，他的一举一动，在外界看来都有了别样意味。 2010 年，廖凯原与清华签约，捐资 1 亿元人民币，支持清华大学建设新法学院大楼——廖凯原楼，设立“凯原中国法治与礼治研究中心”和“凯原法哲学研究所”。同样的操作，后来在北大、复旦、上海交大都复制了一遍，为了这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楼，廖凯原至少付出了 6.3 亿元人民币，其中还不包括每年必须支出的奖学金、奖教金等。 2011 年，廖凯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首次将自己脑海中的“凯原道”概念化后，便开始在清华大学开设选修课《中国法律思想史专题：在法制和天命的框架下》/《法治和天命科学框架下的天命人》，在北京大学开设公选课《法治和礼治：中国政法传统研究》/《法治和天命科学框架下的天命人》，课程持续了 3 个学期。据美国廖凯原基金会公开发布的声明称，每次选课，报名人数远大于限选人数，因此必须通过选拔面试，最后的入选者都是各学院极为优秀的学生。据另一份网上流传的选课截图显示，如若在廖凯原开设的课程中取得前五名，将自动获得廖凯原奖学金一年。 “创作家、科学家、慈善家、企业家”，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在“廖凯原教授简介”里给他的定义。时至今日，在“美国廖凯原基金会”的官网，廖凯原给自己的头衔都是：廖凯原教授。那么，廖教授到底提出了怎样的理论呢？如果仔细看他开设的课程名称，会发现里面有一个神奇的词汇：天命人。别慌，虽然看起来非常高深，但在廖教授的解释下，天命人可以非常直白：原生孙悟空，他的理论也可以用以下这张图全部概括—— 在这个充满对称性、律动感的图像里，数学、量子物理、伏羲八卦紧密结合，共同解释了廖教授提出的由 KQID 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 2.0。如果没看懂，廖教授还贴心地给出了详细解释—— 根据廖教授公开的《轩辕召唤》（《轩辕 4712 中华共识》拟稿），这个神秘的理论横跨中西，除各种数字符号之外，要点如下： 1. 轩辕是人类首位领袖、首位科学家、首位全科医学家、首位环境学家、首位人权律师。轩辕是宇宙中所有华人之父，应设立父亲节，作为国家假日，定于农历三月三日，纪念轩辕诞辰；嫘祖是宇宙中所有华人之母，应设立母亲节，作为国家假日，定于农历六月六日，纪念嫘祖与轩辕成婚之日。 2. 设立新的全国仪式：每位有能力的华人一生中至少应该在农历三月三前往圣城新郑朝拜一次；任何新任的国家首领必须在新选出后 8 日内前往新郑，身穿汉服，向轩辕致敬并祈福。 3. 男婴随父姓，女婴随母姓。 4. 恢复并重新设立国际轩辕纪年，例如公元 2022 年 9 月 27 日，应是轩辕 4719XY9 月 27 日。在多个公开场合，廖凯原均曾表露过自己好奇生命的最终意义，自童年时代起便开始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自从创立了这一理论后，他认为“我们如今已经知道了我们是谁、由何组成、如何被创造和分配，以及为何存在。” 经廖教授这一番图文并茂的解说下来，你看懂了吗？清华大学教授徐炳曾担任清华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他承认自己也看不太懂，但他说：“看不懂不能怪别人，你只能怪自己还没到那个程度，是不是？” 02 失败的婚姻，成功的创业在廖凯原的理论里，充斥着量子物理、黄帝四经（没写错）、阴阳八卦、莎士比亚、宇宙学、信息论、科学发展观、杨朱哲学等宏大名词，一番中西合璧、文理兼蓄的组合拳打下来，很容易让人忽略一件事：他本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求学于美国，虽是华裔，却无法流利地听说中文，这一套理论也是先有英文底稿，再由专人翻译为中文的。廖凯原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理论？除了他自己所说的对生命意义的好奇，他没有给出任何别的答案。 1955 年，廖凯原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父母都是华人，后来他留学美国，1982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M.I.A.），1985 年获得纽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J.D.）。关于 1989 年创业之前的经历，廖凯原只透露了这些。相比起来，他的前妻、创业伙伴李泰的简历要丰富得多。李泰是美籍韩裔，1958 年生于泰国曼谷，因此被取名为“泰”。李泰的父亲是一名韩国经济学家，常年在国外教书、做研究，李泰也因此拥有跨文化的童年。1980 年，李泰获得美国阿默思特学院生物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为了筹措继续读书的学费，她回到韩国工作了一段时间。1985 年，李泰拿下哈佛商学院 MBA，成为第一个获此荣誉的韩裔女性。李泰对自己的人生有非常明确的规划：20 多岁积累从商经验，30 岁创业，40 岁生子。为此，她先后在宝洁、美国运通工作过。 1989 年，李泰 31 岁，已和廖凯原结婚，二人拿出全部积蓄，又借下一笔小额贷款，买下了一家濒临破产的 IT 公司，改名为软件屋（Software House），开始了夫妻店创业。廖凯原和李泰两人都不是 IT 专业人士，他们维系这家公司的核心力量并非技术，而是服务。公司刚开始时，员工和客户数量几乎是一样的，只有个位数，但其中包括了几家大公司，廖凯原和李泰采取扁平化管理，要求员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个性化和国际化的服务。这种做法在美国很少见，客户留住了，两人很快度过创业最艰难的时期。 1990 年，公司更名为国际软件屋（SHI International），年收入达到 100 万美元。按照廖凯原的说法，开业以来，公司每个月都有盈利记录，发展过程中没有产生过银行债务，现金流充足，员工个人收入在业内也是最高。事业顺风顺水，廖李二人的婚姻却渐渐走向尽头。 2002 年，廖凯原、李泰离婚，此时二人已育有两个女儿，公司发展也蒸蒸日上，无人知晓这段婚姻破碎的原因，但他们处理得很体面——廖凯原保留公司 40% 的股份，以及董事长的名头，不再实质性参与经营；李泰作为公司大股东，以 CEO 的职位掌管公司。他们仍有默契：无论公司发展得多好，坚决不上市。廖凯原在大洋彼岸潇洒撒币的同一时期，李泰将 SHI 做成了美国顶尖私企：客户留存率达到 99%，处于行业最高水平，在全球开办有 35 个办事处，雇员超过 5000 名，客户既包括波音、强生、AT&T、亚马逊等巨头企业，也有美国海军、美国国防部、 NASA 等政府部门。 2018 年，SHI 年收入跨过 100 亿美元门槛。次年，李泰以 30 亿美元净资产，位列美国白手起家女性富豪榜第五位。据福布斯数据，这一年廖凯原身家为 21 亿美元。廖李二人曾有同样朴素低调的作风：不接受采访，拒绝公司公开上市，但在离婚后，他们之间的言行差别越来越大。廖凯原沉迷自创理论，他所做的慈善，大多与高校相关，捐楼捐钱。在他口中，世间一切都能用 KQID 引擎解释。2020 年 10 月，他以 6200 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 3.1 亿元）的价格，从戴森电器创始人詹姆斯 · 戴森手中，买下新加坡最高楼国浩大厦顶层公寓，里面配备了一个可容纳 600 瓶酒的酒窖、一个游泳池，以及一个私家花园。李泰一直兢兢业业管理 SHI，每天自己开车去上班，没有聘请任何行政助理，连出差旅行订票这类小事也亲力亲为。由于父亲罹患癌症去世，母亲也曾身患癌症，她的慈善事业主要围绕教育和癌症研究。在一次面向女性的峰会论坛上，她告诉女性创业者，“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至少在这之前，你要努力做到最好。”她曾透露自己会把佛教教义融入日常生活，“佛教的基本信念是，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苦难。所以，我学会了调整预期，再加上努力工作、不断学习，这样才能更加灵活地应对生活。” 从 2002 年算起，廖李二人离婚已有 20 年。这段婚姻结束了，二人结婚时创办的 SHI 却硕果累累，让他们实现了各自年轻时的理想。 03 马斯克的疯狂粉丝年过六十，除了对外宣传自己艰深难懂的 KQID 理论，廖凯原还做了一件财富自由者常喜欢做的事：炒股。早年间他并不乐意干这件事，他喜欢房地产。 2006 年，上海放出消息，要在新天地附近建造两幢顶级豪华酒店，媲美迪拜七星级帆船酒店。随后廖凯原以上海酒店投资公司的名义，与瑞安集团合作接下这一项目。2008 年，两栋楼均已完成结构封顶却迟迟未按原计划开业，外界纷纷猜测，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导致美资投资方无力完工。直至 2010 年 1 月，瑞安集团才发表声明称，已收购原属于廖凯原的 85% 股权，酒店将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竣工。或许是这次雄心勃勃的计划半途夭折，此后廖凯原做得最多的房地产项目，就是在几大名校留下冠有自己名字的教学楼。直至 2019 年，廖凯原又找到了新的乐趣，开始作为一名散户进行股票投资。出于个人喜好，他选中了几家知名公司，例如百度、蔚来、英伟达。这些中概股、科技股一开始让他尝到了甜头，但随着时势变化，他手中的股票价值一泻千里。于是他卖掉其它所有股票，把全部的钱都压在一只股票上，那就是特斯拉。 2020 年初，廖凯原手中持有 230 万股特斯拉股票。之后他不断加仓，截至今年 9 月 7 日，他手中已经持有 2273.35 万股特斯拉股票，是特斯拉的第三大个人投资者。由于他两年前才开始投资，所以他在股票上花的钱，比特斯拉的前两大个人投资者马斯克和拉里 · 埃里森还多。显然，这两年特斯拉股价疯涨的劲头让廖凯原很满意，他的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在 Twitter 上，他坚称自己会一直买入特斯拉，而马斯克之于他，也从几年前毫无交集的陌生人，摇身一变，升级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尊重的人”。现如今，尽管廖凯原仍然会在 Twitter 上宣传自己的理论，但特斯拉带来的光环已经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提及他，外媒只会说他是那个“疯狂的马斯克粉丝”，而国内选修过他课程的名校学生们也早已毕业走向社会，无人再在论坛上围绕着“中国顶级高校的底裤”破口大骂。那段每周专程乘坐飞机赴京上课，在课堂上激情宣讲的日子，也离廖凯原愈发遥远了。当这位 67 岁的老人待在顶奢公寓里，品着红酒，俯瞰热钱涌动的新加坡时，不知他是否还会想到自己提出的“轩辕大同”——使人人都能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物质财富，且人人都能自由追梦、寻梦、圆梦。现在的他，还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