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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美国国内的舆情，完全可以用炸开了锅来形容。美国最高法院的两纸判决，点燃了美国人最为关心的持枪权和堕胎权的案子，各种抗议此起彼伏，连拜登都忍不住发牢骚。川普为他埋下的炸弹，终于爆发了。这两个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是近几十年来，对美国社会可能造成最长远影响的判决，如果说美国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是处于左转的状态，那么从现在开始，可以说明确的在右转了。美国最高法院这两纸判决分别是：第一，以6:3的票决，在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Bruen一案中，重申了民众在公众场合有持枪权利。这个判决事实上推翻了一百多年前，1913年纽约州通过的限制隐蔽持枪法案。纽约州一直以来都在限制枪支方面走在前列，当年这个法律规定在公共场合携带隐藏式枪支，民众必须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要说明“正当理由”，证明携带武器有实际需要。最高法院认为纽约州这个百年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规定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换而言之，美国高院认为纽约州限制了公民的持枪权利，违宪了；第二，以5:4的票决，肯定了2018年密西西比州的一项法律合宪——这项法律禁止女性在怀孕15周后进行堕胎手术。这个判决事实推翻了1973年允许女性怀孕24周以前自行决定堕胎的“罗诉韦德案”，等于将裁决权还给了各州。当年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女性只有在生命有危险、或者被性侵的情况下，才能堕胎。该州一名21岁的女子在怀第三胎的时候起诉州政府，要求允许堕胎。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高院以7:2的票决，支持了该女子的诉求，允许女性在怀孕24周之前堕胎。当时高院的根据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认为堕胎是属于女性的隐私权的范畴。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美国高院为什么用一个案子的判决，去推翻另一个案子的判决，而不是直接宣布作废。我们知道英美是“海洋法系”，跟德、法、中等大陆法系不一样，他们执行的是俗称的“判例法”——就是以重要的判例作为通行的法律标准，类似的案子的审理都以此为参考。判例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因时而异，它往往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法律认知和道德标准，所以在某些类似的案件上，前后的判决可能不一致。以前的判决已经生效的，无法更改，但今后的判决，都必须以最新的判例作为标准。这两个最新判决出来后，就有几十个州的法律面临修改。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作为美帝最高的司法机构，它并不是什么案子都审理（比如川普前年关于选举的上诉，它就没有受理）。事实上它是有选择的对申诉的案子进行审理判决，因为具有一锤定音的终极效力，所以它选择的往往都是涉及美国宪法根本权利的一些典型案件，未必是大案要案，但一定是事关宏旨。那么，为什么这两项判决，引发了美帝国内的滔天巨浪？持枪权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在美国是经久不衰的热点，特别是今年刚刚发生了多起恶劣的枪击案，控枪的呼声又一次响起。各州都在倾向于收紧枪支管控的时候，最高法院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推翻了纽约州的百年老法，这个不啻于一记响亮耳光，扭转控枪舆论的意图是明显的；堕胎权这个其实也是老话题了，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难于理解。事实上，近百年以来，堕胎权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难题，一方面是妇女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又是对胎儿作为一个“人”，是否应该具有的同等生命权利的终极拷问。所以不单单是在美国吵得厉害，在其他国家也一样。有些人觉得陌生，只是因为我们对于权利的认知和讨论还没有达到正常的水平罢了。无论是控枪还是堕胎，在法律层面，一直以来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状态，所以短期内即便落锤，也很难平复，汹汹的舆情在美国还会持续很久。美国的国情和我们很不一样，因为是联邦制，所谓的“合众国”，各个州权力很大，有自己的立法权、司法权，只要大的原则上不违反宪法，那么各州都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而你要想推翻这些法律，就必须上诉到最高法院。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纽约1913年控枪法律都执行一个多世纪了，德克萨斯的堕胎案也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为什么这个时候被推翻？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川普埋下的坑。美国最高法院由于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有极为重要的终审权，为了避免法官受到政党和其他利益方的杯葛，美国规定大法官不得从属于任何党派或组织，其任职是终生的。他们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投票确认，一旦上任就可以干一辈子——也就是说只要他不是主动申请退休或者死于任上，谁也管不着，哪怕是提名他的总统，一旦提名完了就跟大法官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总统虽然权力最大，但是好歹只有四年，最多干八年。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权力也不小，却是终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法官对于美国的影响，并不亚于总统。尽管总统管不了大法官，但是既然有提名权，那么在甄选法官上，就必然会考虑在法律立场上符合自己所在政党利益的人选。法官他也是人，虽然不会明说，但也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特别是在美国判例法的框架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极大，所以在过往案件的判决上是可以看出法官的倾向性的。一般来说，美国法官分为三种，倾向于严格按照法律制定时候的原意来释法和判决的，称之为“保守派”，倾向与时俱进迎合时代变化的称之为“自由派”，兼顾两者的称之为“温和派”。在美国政坛上，共和党属于保守党，当然会选择保守派，民主党属于自由党，当然会选择“自由派”，两党相争不下的时候，就会选择温和派。这里想特别说明，保守派，自由派，温和派在西方都是相对的概念，是针对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和施行的特点来定义的，绝不是说，保守派就是天生贬义，自由派就是天生褒义。其实无论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都必须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下工作，双方的分歧可能只是在法律执行的方式或者力度上，并不是本质对立。举例来说，前面所说的持枪和堕胎案，保守派法官其实也是承认女性的堕胎权的，但认为这并不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因此必须要兼顾胎儿的权利；而自由派法官其实也是拥护民众的持枪权的，只是要求在宪法的框架下，由各州根据实际情况在限枪立法上有更多的裁量权。那么，为什么说坑是川普挖的呢？由于大法官终身制，而总统只有四年任期，所以不是每一个总统都有机会提名自己喜欢的大法官。但是川普运气不错，他的任内，大法官名额居然出缺3个，当然川普也没有客气，连续提名了3个保守派，一下子就在总共9人的大法官中逆转了派别的形势，从而使得保守派6:3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且川普也毫不避讳，当时就说要把推翻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作为目标。现在才过了两年，虽然川普已经下台而且也不会有重返的机会，但是他提的目标，还真的实现了。其实作为旁观者不要过分的投入和担心——美国的体制下，这种左右理念的互博快两百年了，可以说是各领风骚数十年，短期来说，左右的施政理念和法律限制确实会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但并不是云泥之别。有人认为这两项判决都是时代的倒退，是纵容枪支暴力，是对女性权力的剥夺等等，我觉可能想得过于严重了。其实无论控枪问题还是堕胎问题，之前各个州的限制和反限制早就有了，在现实操作的层面，两个问题都不是黑与白的讨论，而是色彩深浅的讨论。以加州为例，目前在持枪和堕胎方面的加州法律就变化不大，这是在自主立法范围内的。旁观者入戏太深，当成什么“正邪对决”之类，就会成为笑话。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就是美国的体制下，政党的博弈是如何法律框架下施行；美国对于权力的分立和制约，又是如何在精妙的规则设计中得以施行；最根本的，还是这个国家，无论立场左右，骨子里对于法治的认同和推崇——高院的判决反对声音很多，但是一旦做出，大家都会执行。所以，如果哪一天我们也能在同样的场景下就某一个社会问题进行公开的博弈并尊重规则下产生的结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纽约时间》出品编辑：Schnappi 来源：嘉人杂志翻译：胡安【编者按】今年5月，在SpaceX公司一名前空乘人员对埃隆·马斯克提出性骚扰指控后，他的第一任妻子贾斯汀·威尔逊写的一篇关于他们婚姻的文章重新浮出水面。马斯克被指控向一名空姐提供一匹马，以换取色情按摩，并导致25万美元的和解。学者兼作家贝卡·刘易斯（Becca Lewis）5月在推特上提醒人们回过头来关注这篇文章，她写道：“我仍然认为，埃隆·马斯克第一任前妻2010年在《嘉人》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基本上详细描述了你需要了解的关于他的一切。如果人们能更认真地对待女性的经历和女性媒体就好了.......” 她补充说：“标题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烂俗的离婚故事，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极度厌恶女性的男人对他的伴侣进行长期情感虐待的故事。” 现在，随着马斯克的大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请将性别更改为女性，同时放弃父亲的姓氏，改为随母姓，这篇文章又有了另一层深意。文：詹妮弗·贾斯汀·威尔逊（《Bloodangel》、《Lord of Bones》和《Uninvited》的作者。她和五个儿子以及两条狗住在洛杉矶。） 2008年春末，我富有的企业家丈夫埃隆·马斯克提出离婚，他是我五个年幼儿子的父亲。六周后，他给我发短信说他和一位20岁出头的漂亮英国女演员订婚了，她为了和他在一起搬到了洛杉矶。她的名字叫塔鲁拉·莱利（Talulah Riley），她在2005年的《傲慢与偏见》中扮演其中一个姐妹。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傲慢与偏见》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2）我和这个男人的生活退化成了最老套的剧情。至少她不是金发。我觉得这让人耳目一新。我第一次见到埃隆的时候，我也不是金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皇后大学读书的第一年，我是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埃隆比我大一年级，是个身材清秀、来自上流社会的男孩，操着南非口音。一天下午，当我正跳上寝室的台阶时，他出现在我面前。他说我们在一个我没去过的派对上见过面。（多年后，他会承认他在公共休息室的另一头注意到了我，并决定要见我。）他邀请我出去吃冰淇淋。我答应了，但后来在宿舍门上留了张纸条打发了他。几个小时后，在学生中心一间热得不得了的房间里，我低头读着西班牙语课文，听到身后传来一声礼貌的咳嗽。埃隆尴尬地笑着，两个巧克力片冰淇淋蛋筒从他的手上滴下来。他不是那种会被随便打发的人。他是个科学型的人，精通数字、商业和逻辑。我并不是他唯一追求的女人，但即使在他转到沃顿商学院后，他还是一直送玫瑰花。当他回皇后学院见朋友时，我同意和他共进晚餐。有一次，我们一起在书店里，我指着一个书架说：“有一天，我希望我自己的书就放在那里。”我以前对一个女朋友说过这句话，她笑岔了气。但埃隆不仅把我当回事，而且似乎对我印象深刻。这是第一次有男孩觉得我的雄心壮志——而不是我的长发或细腰——很吸引人。前男友抱怨我“好胜”，但埃隆说我“灵魂里有一团火”。当他告诉我“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时，我明白他的意思。毕业后，我在日本教了一年英语——那时我和埃隆已经分手了。回到加拿大后，我找了份酒保的工作，写我的小说，考虑是回日本还是去读研究生。一天晚上，我对妹妹说：“如果埃隆再给我打电话，我想我会回心转意的。”一周后他真的打电话给我。毕业后，他搬到了硅谷。他和三名室友在山景城合租了一套公寓，创办了他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Zip2。我很快就飞过去见他。一天晚上吃饭时，他问我想要几个孩子。“一两个，”我马上说，“不过如果我请得起保姆，我想生四个。” 他笑了。“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他说。“我认为肯定会有保姆的。” 然后他带我去了一家书店，递给我他的信用卡。“你想买多少书就买多少，”他说。没有什么情话比这句更动听了。两年后，也就是我们2000年1月婚期的两个月前，埃隆告诉我，我们约了一位律师，他将帮助我们签订一份“财务协议”，他新公司的董事会希望我们签署这份协议。当我看着他时，他赶紧说：“这不是婚前协议。” 原先的他是一个苦苦挣扎的20多岁的创业者，而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有钱人。1999年，也就是前一年，埃隆卖掉了Zip2，一夜之间身家达到2000万美元左右。Zip2与报纸合作，帮助它们实现网络化。他买了一套1800平方英尺的公寓，并进行了翻修：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地方。他还买了一辆价值百万美元的跑车——迈凯轮F1——和一架小型飞机。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变化（除了要上飞行课），埃隆的财富看起来抽象而不真实，是一串存在于某个奇怪空间中的零。我开玩笑说他要为了一个超模甩了我。相反，他求婚了，在街角单膝跪地。他新获得的大部分财富都投到了他的第二家公司——一家网上银行机构X.com，该公司后来成为贝宝（PayPal）。据说是这个董事会在催促他签订一份“财务协议”。当时我不明白的是，埃隆实际上是在引导我进入一段“调解”期，我现在知道了，这意味着任何言行都是机密的，不能在法庭上使用。但我没有时间去研究调解，也没有时间去了解它很少能满足关系中较弱一方的利益。多年以后，我开始了解这些事情。但在我们结婚两个月后，我还是签了婚后协议。我信任我的丈夫——不然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我告诉自己这无关紧要。我们是灵魂伴侣。我们永远不会离婚。没有埃隆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还是有一些警告信号。当我们在婚宴上跳舞时，埃隆告诉我：“我是这段关系中的老大。”我对这件事不屑一顾，就像我后来对签署婚后协议不屑一顾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知道他是认真的。他是在南非男性主导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那种让他在商业上如此成功的竞争和主导的意志，并没有在他回家后神奇地消失。这一点，以及我们之间巨大的经济失衡，意味着在我们婚礼后的几个月里，某种动力开始占据上风。埃隆的判断推翻了我的判断，他一直在发现我的不足之处，并对之评头论足。“我是你的妻子，”我反复告诉他，“不是你的手下。” “如果你是我的员工，”他反复说，“我会解雇你。” 2002年eBay收购贝宝时，我们已经搬到了洛杉矶，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叫内华达·亚历山大的男孩。贝宝的出售使埃隆的净资产大大超过了1亿美元。就在同一个星期，内华达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睡了个午觉，停止了呼吸。他10周大，这个年龄的男婴最容易患SIDS（婴儿猝死综合征）。当医护人员抢救他的时候，他已经缺氧太久，脑死亡了。他在奥兰治县的一家医院里用了三天的生命维持系统之后我们才决定让他停药。他死的时候我把他抱在怀里。埃隆明确表示，他不想谈论内华达的死。我不理解这一点，就像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公开悲伤一样，他认为这是“情感上的操纵”。相反，我埋葬了自己的感情，为了应对内华达的早夭，我在不到两个月后第一次去了试管婴儿诊所。埃隆和我打算尽快再次怀孕。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是三胞胎，我还把三本小说卖给了企鹅出版社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即便如此，内华达之死还是让我陷入了长达数年的抑郁，如果不是我们的保姆注意到我在挣扎，这种情绪会一直持续到今天。她向我介绍了一位优秀的心理医生。半信半疑，我试了一下。在那些每周的训练中，我开始对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呼吸着稀薄的空气。我们在山景城合租的第一套拥挤的公寓，对于我们在贝莱尔山那座6000平方英尺的房子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一段古老的历史。我们结婚7年，家里有5个佣人；白天，我们的家变成了工作场所。我们参加正装筹款活动，在好莱坞顶级夜店里坐上了最好的桌子，帕丽斯·希尔顿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就在我们旁边开派对。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在理查德·布兰森的加勒比私人岛屿上举行婚礼时，我们也在场，和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一起在别墅里闲逛，看着波诺（Bono）在接待帐篷外与一群爱慕他的女性合影。旅行时，我们开车来到机场，登上埃隆的私人飞机，一位私人空姐递给我们香槟。这是一种梦幻的生活方式，特权和超现实。但闪光的旋风并不能掩盖核心越来越大的空洞。埃隆痴迷于他的工作：当他在家时，他的心思在别处。我渴望深入而真诚的交谈，渴望亲密和共鸣。当我为了他的事业牺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时，埃隆开始说我“书读得太多了”，对我书稿的交稿日期不屑一顾。当我们为房子或孩子的睡眠时间而争吵时，我的错误和缺陷就会暴露在显微镜下。在他眼里，我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于是我开始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对我们五个年幼的儿子产生什么影响。 2008年春天，也就是我们结婚八年后，一场车祸给我敲响了警钟。当对方的车撞上我的时，我的第一个想法不是：感谢上帝没有人受伤。而是：我丈夫会杀了我的。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看到了我自己：一个瘦削的金发女人踉踉跄跄地从一辆非常昂贵的车里出来。我几乎认不出自己了。我变成了一个花瓶妻子——但我做得很烂。我不够注重细节，不会维护一个完美的房子或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当男人们聊天，女人们微笑着倾听时，我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无聊。我对肉毒杆菌素、化妆或减少剖腹产留下的疤痕不感兴趣。不管我怎么染头发，埃隆都要我把头发漂得更金。“漂成白金色，”他一直说，而我一直拒绝。事故发生后不久，我坐在床上，膝盖抬到胸前，泪水夺眶而出。我轻声告诉埃隆，我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不想在我丈夫数百万美元的人生奇观中做一个旁观者。我想要平等。我想要合作伙伴关系。我想要爱，也想要被爱，就像他赚大钱之前那样。埃隆同意接受夫妻咨询，但他同时经营着两家公司，压力很大。一个月，接受了三个疗程后，他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我们今天修复这段婚姻，要么我明天就和你离婚。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的现状很好，所以你也应该觉得很好才对。第二天早上他提出离婚。我感到麻木，但奇怪的是，我松了一口气。在我签署婚后协议的八年后，我开始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我实际上已经签字放弃了作为一个已婚人士的所有权利，包括除了我们的房子以外的任何共同财产，一旦我们有了孩子，房子将归属于我的名下。但我的律师提出了一个法律理论可以使婚后协议无效。与婚前协议不同，婚后协议要求完全披露财务状况，但就在我们签署协议的时候，埃隆参与了X.com和一家名为Confinity的公司的重大合并。这两家公司合在一起成为了贝宝，埃隆对X.com股票的估值比他在婚后协议中公布的数字高出数百万美元。根据我的律师的说法，无论这是故意的还是疏忽的，它都可能使合同具有欺骗性，从而无效。分居两年后，我们上了法庭。法官做出了有利于埃隆的裁决。在我们分开后的几个月里，我把头发染黑并剪短了。我开始意识到我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交世界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女性都是富有男性的年轻妻子和女友，或者是为他们服务的私人助理。女性在30多岁之后就消失了，除了扮靓、购物、料理家务之外，女性的所有抱负都变成了麻烦。我觉得自己重获了书写自己人生的自由。虽然我和埃隆关系疏远——在孩子问题上，我和他的助理打交道——但我不后悔自己的婚姻。我也有过一些愤怒。但我将永远尊重他这个才华横溢、有远见卓识的人。我也不会对离婚感到后悔（我们的案子有分歧，这意味着即使财产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婚姻在法律上已经死亡）。埃隆和我共同抚养这些孩子，他们茁壮成长。我现在感到踏实，对我的生活充满感激。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在整个离婚诉讼过程中，他的未婚妻和我发现我们彼此喜欢对方。人们对于我不想用筷子戳她的眼球感到很困惑。“这有点像一部法国电影，”一个朋友说。我给塔鲁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宁愿活出法国电影中才会有的事情，在那里两个女人成为朋友，思考哲学，而不是美国电影中的事情，在那里一个是“好”，一个是“坏”，一个大吵大闹的镜头，然后有人从阳台上被扔下去。她回答说：“让我们像法国电影那样吧。” 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可爱、聪明、非常年轻的人，而且比我更适合我前夫的生活方式和性格。虽然她和埃隆第一次见面时是深色头发，但她现在的金发比我以前都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