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

三年前，英国一辆货车冷柜里发现了39具越南偷渡者的尸体，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媒体报道说，冷柜内壁都是他们临死前挣扎的血手印。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这种恐惧了。二十年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差一点死在偷渡的路上。两年时间偷渡了六次，每一次都命在旦夕。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偷渡成功，就可以踏上铺满黄金的土地，赚到大钱，衣锦还乡。实际上，偷渡是一条生死不归路，能侥幸活下来是万幸。 16岁的我很多人说，我的经历很传奇。只有我自己知道，经历了多少恐惧和痛苦，流了多少血泪。 2015年，我在意大利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演员朱亚文穿一套红色的Gucci西装走上舞台，演唱《中华好男儿》。我非常激动。这套服装是我做的。春晚前一个月，它还挂在我公司里。这套服装是我做的如今，在世界一线城市最高端的服装奢侈品专柜，和各种国际时装周，都经常能看到我公司生产的服装。虽然吊牌上写的是“made in Italy“，事实上，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制造。 2013年米兰时装周整整二十年了。我从一个偷渡者，奋斗到在意大利拥有自己的工厂，成为LV(路易威登)、Gucci（古驰）、Burberry（巴宝莉）、Prada（普拉达）等国际大牌的生产厂家。一个没有多少文化，来自温州小村庄的人，却掌握了世界高端服装生产工艺技术。这些衣服都是我公司生产的我是温州文成玉壶镇人。我们村只有八十户人家，周围都是山，地很少，大部分人都很穷。我们村我是1976年生的，一年到头只有番薯吃。我爸爸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吃到米饭，吃到肉。我有一位哥哥两位姐姐。我爸爸妈妈个子都不高，但我爸爸很有思想，告诉我们只有读书才有出路，辛辛苦苦砍柴供我们读书。每周日下午，妈妈都会捆两担柴去卖，每担30斤左右，一担能卖7毛钱。我和哥哥一人7毛钱，就是我们在学校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我爸有个绰号叫“小个子”，周围的小朋友经常用这个取笑我，我就揍他们，每个星期起码打三次架。村里人说，如果胡希茂这个孩子有出息的话，全村的孩子都有出息了。哥哥姐姐读书都很好，考了中专和大学。我调皮，爱打架，家里穷，又很好强，初二读了半年就不读了。我老家的房子，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有个远方亲戚在贵州做裁缝。过了春节，我知道同乡要去贵州弹棉花，就偷偷跑到车站去等他们，求他们带我走。学裁缝很苦，先站着学烫衣服七个月，然后再学手工半年，我腿都站肿了。人家学徒要三年，我一年就全部学会了，可以上手做衣服。但是三年的学徒还没满，师父不同意我走。过年的时候，师父给每个徒弟一点压岁钱。拿到压岁钱，我就偷偷跑了，跑回温州。回到温州，去瑞安的发鱼服饰厂打工。我只有16岁，个子矮，每次衣服没做好，老板娘都很温和地摸摸我的头，说：孩子，本来别人要返工的，你还小也很努力，就算了。我打工的发鱼服饰那年夏天，我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两个月七百块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拿到钱，我马上买了五毛钱的冰豆浆，为自己庆祝。那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豆浆。我一年会寄四五千块钱回家，爸爸都悄悄给我攒起来。我不满足，向老板买了三套西装去贵州跑业务。做生意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很多客户看我还是个孩子根本就懒得理我。生意没有做成，却遇到了我的初恋。因为没有钱，女朋友的爸爸看不起我。从小好强的我返回温州，开始创业。 18岁下半年，我在温州杨虎山开了服装厂，专门做西服。是当年温州最年轻的老板之一。我和父亲工厂发展很快，很快就有了四十五个员工。我19岁就有大哥大了，花了四万五千块买的。虚荣心爆棚，人家bb机都没有，我就有大哥大，觉得苦日子终于到头了。没想到好景不长，我21岁工厂就倒闭了。一个客户骗走了我7000套西装。他在北京雅宝大厦做生意，西装卖给俄罗斯人。十五大以后，有了满洲里市场，俄罗斯客户都不来雅宝大厦了。我的西装给了他，他不给我钱，跑了。 7000套西装，成本一套是65块钱，一下就亏了四十多万。知道这件事后，我谁也没告诉，叫工人继续做工。我说我要出差一个星期。各地都还有些货款没有收回来。我打算一处处去讨，能讨到多少算多少。大冬天的，一个人出门讨债，真的是从里冷到外。火车换汽车，吃方便面，睡小旅馆，在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隆冬里，一路辗转要账。先去烟台要到几万，再去北京找到那个人的哥哥，给了我几万，又到重庆要到几万，一共讨回十二三万。半个月后，我从重庆坐汽车回温州，把要来的钱用一个斜挎包背在身上，不敢睡觉，也舍不得吃东西。窗外下着鹅毛大雪，我又冷又饿，心情沉重。到了休息站，司机停下车，让大家下车上厕所。我一站起来，就晕倒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人把我拉到座位上了。我感觉嘴里都是沙子，很奇怪，嘴巴一吐，原来是门牙摔碎在嘴里了。等我回到温州，进到工厂，一说话，工人都笑死了，没有门牙。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半个月我经历了些什么。当天晚上，我把工人的工资全部结算掉，连夜送他们离开，一个大巴开往文成、一个大巴开往青田。很凄凉。我觉得我在温州再也没有机会了。所有的厂房、做好的西装，机器全都不要了，连夜去了哈尔滨。我大姐大姐夫在意大利，姐夫的爷爷晚清的时候就定居欧洲了。我听说哈尔滨有蛇头，打算偷渡出去投靠姐姐姐夫。从1997年11月开始，我着了魔一样，只要谁说能带我出去，我就跟他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连续偷渡了六次，差点丢了性命，还坐了很多次牢。 2000年前，一个人偷渡到意大利的费用是13万人民币，英国是25万，美国是35万。成功再付钱给蛇头。蛇头会把人装在各种各样的工具里，包括小渔船、汽油桶、货车柜等。蛇头是不会管你死活的，他们会选择极端恶劣的天气，危险的地形带人上路。和我一起偷渡的，有的人冻死在路上，有的人闷死在油桶里，还有冻残废的。如果被抓住，罚款五千块钱，还要坐牢。我一个人懵懵懂懂到了哈尔滨，住在小旅馆里。零下二十多度，那种冷，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蛇头给我用的是福建三明人的护照，打算带我们从北京飞莫斯科。我在机场被抓牢，在北京关了一个星期后，遣送到福建常乐，又关了45天。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爸爸带着五千块钱赶到福建。我看他瘦了好多，眼泪怎么样也忍不住，哗哗地淌，责怪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没用，什么时候才可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第二次偷渡，是春节前，我们一伙7人从北京坐火车到内蒙，想往外蒙走。又被抓牢了。大年三十让我写口供，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不爱国，不爱家。自己的国家不呆，老想去别人的国家。等他们骂完，我就讲，我比你们还想家，你们过年还有饺子吃，我却在监狱里过年。我给他们讲我这些年的心酸。我很爱我的家，也很爱我的国家，不是为了躲债，谁愿意背井离乡啊。他们看我很真诚，后来态度就好了。第二天年初一，还特意给我们烧了一大盆羊肉。关了两个星期，交了钱，可以回家了。他们把我送上车，说：小胡，我们在这里把关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个送上车的。以后不要再偷渡了，再经过我们职责所在还是要抓你。第三次偷渡，从广西平阳往越南走。路上被抓，关了半个月。第四次被抓是在广州，一共有三十多个人，在宾馆里被警察逮住。七八个警察，用大巴车把我们从广州押送到汕头。两个人拷一个手铐。和我拷一起的，是同村的堂哥。我很瘦，手很细，到了晚上，手铐脱下来了。堂哥说等警察睡着，我们逃走吧。广州开往汕头的高速上，我们一直等一直等，等到警察全部睡着。晚上十一点半，我先从大巴窗户上跳下来。一跳下去，我就失去知觉了。秋天了，晚上很凉。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我躺在离高速路有十来分钟远的，一座坟墓的前面。我完全失忆了。我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全想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浑身是血，躺在这里。但是我知道，我快死了。我右边脸整块肉都没有了，只剩下骨头。左手一直到后背的皮全部蹭没了，一颗颗的血珠往外冒。从头到脚都在疼。我动了动，发现自己还能走，张望了一下，看到不远处有人家。我打算找一户人家救命。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那人一打开门，就像看见鬼一样，哇一声尖叫，砰地关上门就再也不肯开了。连续敲了三户人家，都是打开门一看到我，就把门关上了。天还没大亮，冷飕飕的。我边走边想，渐渐想起来了我是谁，为什么会在这儿。晨雾中，远远看到有个人在水塘里摸，一边摸一边哭着叫：天啊！天啊！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和我铐同一个手铐，一起跳车的堂哥。他比我大十二岁。他跳车的时候正好刹车，没有我摔得这么惨，但浑身也摔得稀巴烂，到处都有血。他看到我跳车后往下滚，下面正好有个水塘，以为我肯定掉在水塘里淹死了。他在水塘里摸了一个晚上，想把我的尸体摸上来，带回去。手铐本来在他手上的，跳车的时候，不知怎么手铐也滚没了。真的很奇怪，我醒过来在离高速那么远的坟墓前，而他手上的手铐锁得很紧的，怎么会没了。我们两个说要把手铐找到，留个纪念，今天大难不死，是老天保佑。我们找了半天，找到天亮都没找到手铐。从瑞典坐邮轮到西西里岛每次上路前，我们都会缝一些美元在裤腰里。这是救命钱，万一途中出现状况，走脱线，就拿出来救命。天亮了，我们走到一个镇的街上，问医院在哪里。找到医院，我们把裤腰里藏的美金拿出来看病。因为没有证件，医院不给看。求了很久，医生才给我们挂了盐水，一人花了三十美金。挂完盐水，我们走回高速去拦车，想回温州。到了中午，被磨掉皮的地方全部干硬了，手都弯不过来。我们看到对方的样子，都觉得好可怕。我们拦了一辆汕头到温州的大巴车，两个人血淋淋地走上车，坐到后面。一坐下来，车上的人都吓得逃到前面去了。我和二姐带着父母，在大姐的餐厅回到家，我爸妈，还有二姐看到我就哭了。爸妈坚决不让我走了，担心我会死在路上。我说，那你们把我送监狱去。这辈子如果不能出人头地，我宁可死。在家休息了一个月，结痂还没硬，我又出去了。偷渡，是亡命天涯的一条不归路。很多人被打死，打残，死了就像丢垃圾一样被丢掉。女的很惨，一路都要给蛇头当泄欲工具，到了哪个蛇头地界，蛇头看上你，你就遭殃了。路上怀孕了，是谁的孩子都不知道。第五次偷渡，我换了条路线，从广西走。那晚，倾盆大雨，我们躲在平阳的一个小村庄。天色将晚，来了三个农民，带我们上路。不能打伞，全部穿黑色的衣服。大雨中一片漆黑，十几个人一个紧跟一个，就像一串老鼠在夜色里穿行。路上我们不能发出如何声音。雨越下越大，几乎看不见路，我冻得牙齿打颤浑身发抖。走了大概3个小时，到了一条小河边，领队做手势让我们蹲下。我很害怕。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在大雨里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直到河对岸有微弱的手电筒灯光亮起，两个领队一前一后护送我们过河。冰冷的河水一直漫到胸口，我紧张得几乎窒息，泪水和着雨水在脸上无声地淌。过了河，领队让我们一个拉一个串成一串，穿过杂草丛生的山野小路下山。我心里全是恐惧，拉住前面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走到感觉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我好想回家，想我爸妈。到了一个地方，蛇头停下来，告诉我们这里是地雷区，一定要跟着他的脚印走。如果踏错一步，炸死了都没人给你收尸。到了越南和中国的边界已经凌晨十二点，我们躲在树下草丛里，大气不敢出，等着凌晨两点海关交接。那次，终于成功出境，到了越南。蛇头计划带我们从越南到柬埔寨。为了躲避警察，我们乘小渔船往公海走。十几个人，分两艘船。把船板掀开，人横着躺在船舱下面，再用木板钉死。我们这艘船，船板下面躺了七个人。大风大雨中，渔船开了两个多小时，风浪太大，水打到船板上漏下来，一直漏一直漏，快把我们淹死了。我们手牵着手，说如果船被打翻的话，手也不能松开，否则连尸体都找不到。我想这次肯定凶多吉少，要命丧大海了，我的尸体会被鲨鱼各种鱼分食掉。船夫越开越害怕，担心自己也葬身大海，掉头把船开回来了。我堂哥在另外一条船上，他出去了，我回来了。船刚一停靠，警犬就过来闻。大难不死。在越南的监狱关了四个多月，遣送回来关在广西平阳，两个星期后才保释出来。第六次偷渡，还是从越南走。一路提心吊胆，终于到了金边。到了金边，我才知道什么叫黑社会。一个别墅里住上百人，围墙上全是机关枪把守。金边是亚洲的偷渡总部，也是送往全世界黑工的总部和枢纽。在那里打死一个人就像打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你不听话，蛇头拉出去就枪毙了。有的人要在那里待好几个月，学英语。像我们去意大利的，要学意大利语。训练好，把你打扮起来，西装笔挺地给你送出去。我们的身份变成柬埔寨人，出国旅游。刚到意大利一次出去一个旅行团，导游，其实是蛇头，走完一个国家，人少一点。人越来越少，最后全跑光了。我们一行35个人，从金边坐9个小时的飞机到瑞典，再从瑞典坐邮轮到意大利西西里岛。从金边飞到了瑞典，身上的新衣服是蛇头买的到了西西里岛，12个人留在意大利，剩下的人继续跟着导游，有的目的地是英国，有的是美国。在西西里岛住了两天宾馆。第三天，把我们关到一个地下室的小房子里，让家里送钱过来，一个人13万。钱送到，你就可以走人。没有钱的，就做黑工，给蛇头卖命。背紫包的，是蛇头请来的导游我是1999年9月17号到的。从21岁一直偷渡了23岁，整整两年，不是在偷渡的路上，就是在牢里。就像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我大姐带了钱来赎人，用的里拉。我原本以为意大利很好，很多大牌不都是意大利生产的吗？而且，我大姐在意大利开服装厂，肯定很牛嘛。到了姐姐的工厂一看，上面四盏日光灯，只有五台机器。我惊呆了，怎么会是这样？我太失望了，这就叫工厂？我在温州还有四五十个员工呢。后悔也没用。第二天我就开始上工，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还包括洗脸刷牙。偷渡成功了，我却不开心我的人生起起落落，苦难很多，幸运也很多。因为经历过太多的苦难，稍微得到一点东西，你就很珍惜。懂得珍惜，你才有好的机遇。我不会意大利语，做工的时候，放几个字母单词在前面，一边干活一边死记硬背，每天记两三个。自从那次高速跳车摔了后，记性很不好。我只好更努力，别人一年时间学的，我用三年时间学，用勤快来弥补。好几年我都睡不好，总是梦见自己被抓起来了，或者被蛇头鞭打、丢弃在荒野。我在梦里跑啊跑啊，大风大雨，巨浪滔天，无边的黑夜里，任凭我怎么哭喊，都没有人来救我。惊醒后，我总是满头大汗，恐惧到心悸。我画一天能挣800千里拉每年六、七、八三个月是服装的淡季。我看很多卖艺的人用手指画的画我也能画，我就边看边自学。两个月后，我就画得很好了。我去过很多城市卖画，为了省钱我睡过街边，睡过火车站。到了夏天，老外喜欢去海滩度假，我就去海滩画画卖画，一天能挣800千里拉，换成欧元是400块。 25岁，我开始了第二段感情，现在已经是前妻了。前妻比我大四岁，丽水人，是我姐的工人。家里给她订了一门亲，她不愿意，偷渡到意大利逃婚。我们都是没身份的人，每天像生活在阴沟里一样。就像两个互相取暖的人，明明不适合，还是将就在一起。到意大利的第一年 2001年，意大利政府大赦，我们办了居留证，才有了正常的生活。当初以为国外遍地是黄金，到了才发现，这里比温州还不如，太难了。我拼命干活、休息天画画，攒钱，攒了两年，陆续把国内欠的债都还了，还剩7000千里拉。当年，我和前妻带孩子回家看望父母 26岁，我和前妻离开了姐姐的工厂，用7000千里拉在米兰租了七八十个平方的房子，买了两台平车，一台打边机，一个熨斗，开了自己的服装厂。开了工厂，没有客户，就去我姐那里拿一点点做做。有一天，有家公司的经理到机器行打听，想找一个技术好的工厂做西装。机器行的人把他带到姐姐那里，但姐姐不会做西装。姐姐向他推荐了我。过了两三个月，这个经理打电话过来问，你可以帮我做吗？我说好的。他说你帮我做一件。我说好的。第二天，他带了一张非常精美的设计图纸来，让我一个星期之内做出这件衣服。他是一家美国公司在意大利的分公司经理，紫色的标牌。我对大牌不了解，后来才知道，它是美国第一大品牌“拉夫劳伦”的高端定制。他们在意大利做了好几件样衣都不满意，没办法才让我试试。我想反正就一件嘛，非常认真地做。样衣拿走后就没有音讯了。过了两个多月，他又拿了另外一张衣服的图纸来，要我做。前妻说，这人肯定是个骗子，他这次来取衣服，要把上次的衣服钱一起讨回来。我说算了，被人骗也就两件衣服。让他拿去。订单越来越多过了半个月，突然来了另外一个人，留着大胡子，拎着个包，进门就东看看西看看，问：你们还缺什么？我说什么都缺啊，打孔机、缝纫机、纽扣机……啥都缺。他说，你登记下来，我给你买。我想，神经病啊，怎么可能。第二天，真的就有人来登记。他走的时候，我们站在窗户看他上了一辆法拉利。过了一个星期，机器就运来了，十多台机器，价值六万多欧元，真的是白送给我。我姐也觉得太神奇了，她开了十多年的厂都没遇到这样的好事。之前我做的两件样衣是Cucci（古驰）的，在美国时装周引起了品牌商的注意。接下来，拉夫劳伦、Gucci、Prada……都发单子给我做，LV（路易威登）的单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中国人做LV的，我是第一个，以前只让中国人做一些低端产品。 2003年，给LV加工女装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三年时间，我的工厂从2个人，发展到35个工人，在意大利算是大工厂了。和合作方在一起我整整七年没有回国。第八年，也就是2008年，我的资产快要有2000万人民币的时候，我想回国了，想回温州。不管在哪里，还是觉得家最好。我把意大利的工厂关掉，带着钱回到温州，想东山再起。在香港订货会的时候，遇到发鱼服饰。我说我小时候在你那里打过工，也在这里获得了第一份工资。老板想去做房地产，但公司没人接手，有五百多个员工。回国投资发鱼服饰，中为董事长我很感恩小时候老板对我的善待，没有考虑太多就入股49%。他是法人，我是总经理。我信心满满地想回报曾经善待过我的企业，没想到却成了最后一任老板。这是一家二十多年的老企业，吃回扣现象很严重。我发现了这些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处理，只要我动某个人，车间员工就会集体罢工。我终于明白了，管理一家企业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在香港参加订货会两年后，我关闭公司，重返意大利。这次，不需要偷渡了。巴宝莉听说我回来了，马上来找我。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的服装制造公司成了BURBERRY、GUCCI、BERLUTI、TOMFORD、LOEWE……等品牌的长期供应商。米兰时装周做服装，必须踏踏实实做好产品，才能赢得尊重。衣服的每一针每一线，每一道工艺，都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一个温州农村出来的人，没文化没背景，能被世界顶级大牌的圈子认可，被尊重。我非常知足。这些大牌对我这么好。并不是他们人特别好，而是他们需要像我这么认真努力的人。我虽然读书少，但我很好学，我愿意拿出百分之两百的诚心和努力去做事。只要是交代我的事情，我就一定完成好。打工的时候，老板都很喜欢我。我总是把别人做不完的活，别人不愿意做的，最难做的活，拿过来做。合作方都和我成了好朋友我这半生的经历，就像一部奇幻小说，我的生命力也因这些经历变得强大。如果哪天生意不好做了，我可以做餐厅服务员，也可以做环卫工人。如果哪天真让我去扫大街，我负责的地段一定是这个城市最干净的。我有三个孩子，大女儿考进了米兰最好的音乐学校；儿子比我帅多了，很听话，现在米兰私立学校学习各国语言；小女儿在米兰英国贵族学校。我的孩子们再也不需要像我一样，为了活命，九死一生，四处漂泊。我把这些经历记下来，是想告诉孩子们： 1、人不一定要有多大的本事，但对长辈要尊敬，为人要真诚善良，要懂得付出，踏踏实实做人。 2、不要怕吃苦。当你吃苦到麻木，你就不知道辛苦是什么了。 3、只要心地好，老天一定待你不薄。只要有帮别人的心态，老天就会帮你。 4、最辛苦的事是躺在家里玩，有活干就是最幸福最幸运的事情。 2017年，带孩子去纽约那么多人都死在偷渡的路上，而我不仅侥幸活下来了，还有了一份事业，有幸福的家庭。我很感恩老天给我的一切。

四天工作制的新闻，又出现了。 6月6日开始，英国超3300名上班族参与了“一周四天工作制”的试验，即在薪资不变的情况下，一周仅需工作32小时。组织者说，“20世纪一周工作5天的理念已经不适合21世纪了。” 6月20日，据新闻报道，澳洲也将开始试点四天工作制，试点机制负责人说，“我们在疫情之前就充分意识到五天工作制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我们试点并研究了四天工作制，发现四天工作制是解决若干人类问题，以及带来额外福利的必要手段之一。” 冰岛、日本、西班牙、比利时……许多国家也都开始或计划实行四天工作制。我们来聊聊四天工作制与工作制度本身，或许回顾历史以后你会发现，这真不是天方夜谭。来源 | 看理想《八分》 01. 工作日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前段时间，互联网上有这样一则消息，从6月6号开始，英国将实行四天工作制，为期半年。对于“四天工作制”，大家都很兴奋，这在英国倒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新闻，我觉得传播广了之后很多人有点误会，四天工作制并不是在英国全国试行，而是有限定范围，有70家公司参与，覆盖的行业多种多样。这其实是一个带着试验性的调研计划，目的是看一下如果真的实行四天工作制的话，对不同种类工种、不同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参与调研的有一些关注劳工问题、工作健康问题的非牟利机构，经济政策智库，还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波士顿学院等等。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将5天工作制变成4天，工作时间为原来的80%，但是员工薪水不变，仍然保持100%，同时要确保他们的生产力仍然是100%。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是否有效待会再讲，我先补充一个基本历史，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实行的是5天工作制，而这种工作制的前提是我们有星期的概念。要知道所谓一周的概念并不是中国原有的，甚至不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有的时间单位，而是来自一个很特定的地方——古代巴比伦。缘起可能是四五千年前左右，当时的人类所知道的太阳系行星有7颗，他们觉得7颗行星都很重要，就一天对应一颗星，正好一周就是7天。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周末的概念，其实是工业革命的产物，18世纪后半段才有的。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工作时间，不管是农业社会还是手工商业社会，大部分人的工作跟生活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作坊上面可能就是他们的住所；如果种地，也不会说今天是星期天就不下地，丰收的话就得当天收割。《合成器英伦》大概在18世纪后半叶，大家发现工人真的不能一周7天高强度工作，必须要放假。但其实放假也不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考虑，要知道最初在欧洲，周日时人们应该去教堂做弥撒或者参与礼拜，这是从犹太教的安息日演变而来，之后进入基督教文化的事情。结果发现这些工人很不“听话”，本来周日放假是想让他们去教堂反省自己的罪过，然后跟家人们安安稳稳地聚在一起，没想到人们全去吃喝玩乐。一周六天下来干活干得太累了，尤其星期天白天有的人还得去教堂，但晚上又会去喝酒狂欢等等，这样一来第二天怎么上班？所以当时在英国——作为一个工业革命的先发国家，周日休息之后，周一上午很多工人都会旷工，因为前一天晚上喝醉了，于是大家就想解决办法，倒逼回去不如星期六给大家休息半天，上半天班就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weekend，也就是“周末”这个词终于在1879年出现了，一本英国杂志在描述劳工生活时使用了这个名词，但这时还只是个习惯，没有普遍推行，也没有立法。在大西洋另一边，美国其实步伐也很快，主要在1908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家工厂，工厂从老板到工人多半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中偏保守传统的都很注重安息日。为了过安息日，就在周六日两天都放假，当然安息日的算法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周末，守安息日不是放假，而是不准工作，就是“安息”。真正从工业和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开始施行周六日的是谁呢？居然是在工业史上恶名昭著的亨利·福特——福特汽车的创办人。他发明了流水生产线，从劳工角度来讲，“人的异化”等议题都与生产线相关，流水生产线已经不只是一种工作方式和工业组织方式，还是一种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隐喻了。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也不能说福特没有功劳，当时福特认为这些工人应该有更好的回报，让他们去追求更好的技术和工作完成度，再加上工作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作很沉闷，就决定给他们加薪，同时规定了每天工作8小时，周六上半天、周日放假的工作制度。 1926年福特实行的这套做法，对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很大作用。首先，这些汽车工人本来只是劳工阶级，但是加薪有钱了，现在又多了假期，以前也都是“996”的，这样就有钱有闲了，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德州巴黎》回到大西洋的另一边，1933年英国有一家老牌药房——Boots，今天去英国旅游还能看到这家药房，当时老板遇到了一个问题，上世纪30年代正好是大萧条时期，很多工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一般的老板都会裁员，可是Boots的老板觉得裁员太惨了，他决定不裁员也不减薪，但是大家一起休周末，想办法把效率提高就行。整套做法从英美开始流行，逐步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周末的概念逐渐形成，并且形成立法，当然每天工作8小时的制度是经过美国的工人运动，用血汗拼回来，再立法形成的。可以说，5天工作日观念的出现，是跟历史上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运动，尤其是工会运动，以及宗教团体的信仰活动有关。再加上大萧条带来的失业问题，政府鼓励企业多聘人。但用不着那么多人怎么办？没关系，减少工作时长，甚至有些工作可以减薪。雇佣多点人，至少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一段紧日子，起码人人都还有工作可以干，同时也多了一些有闲时间，拿着一点点钱做点消费，说不定能够挽救回经济。 02. 四天工作制并不少见五天工作制出现的背景，能够帮我们了解为什么四天工作制的概念会出现。其实英国并不是那么领先，前几年早就有别的地方开始试行了。早在今年的2月17号，比利时就推动了劳工改革，但并不是硬性实行四天工作制，而是把选择的权利交给雇员，雇员有权向雇主提出一星期只上4天班，而且不能减工资，同时又赋予雇主拒绝的权利，但如果要拒绝员工要求的话，必须要给出一个很坚实的理由。比利时现在的就业率并不够高，而且有很多人不愿工作，因为不用工作基本上也能活，社会福利和社会资源的保障都是很足够的。所以提升就业率，这是比利时推动劳工改革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把就业率提高到80%。四天工作制在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太一样，比利时是每天工作时间加长，变成9个半小时，每周还是维持38小时的工作时间，这是比利时法律的最高时限要求。但比利时的劳工团体不同意，他们认为都变成4天班了，不可能继续工作9个半小时，应该每天工作8小时就够了。不过反正也是个试验计划，比利时计划是试行6个月之后，全国再做一次调研，看看接下去怎么。《单车少年》日本则在今年1月，由执政党自民党宣布正式试行四天工作制，但是具体执行日期还没有，日本推出一个政策所花的时间都比较长，估计还在调研阶段。在国家层面推行这件事之前，2017年左右日本就已经有公司先试水了，比如优衣库、松下，以及一些消费类企业像全家便利店，瑞穗金融则比较狠，一周只用上3天班，但薪水8折。试行减少工作时间计划的国家跟企业，都有一些共通的原因，但比利时是为了提高就业率，这就属于个别原因。而日本的个别原因是什么？人口老龄化问题，青壮年人力少了，但老年人多了。年轻人有家庭，还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得上班，如果还是“996”，谁想结婚生子？所以日本的想法是，实行四天工作制后，这些员工就有更多时间花在自己的家庭上，如果员工照顾家庭的压力得到缓解，能不能反过来刺激大家开始生小孩。当然，像西班牙、新西兰等国家，在今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试行这套制度，西班牙的步伐更大，他们今年打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验。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些都是发达国家，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但其实早在2018年7月，中国社科院就发布了一份“休闲绿皮书”，全名叫《2019～2020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其中写，中国应该在2030年实行全国四天工作制，每天工作9小时，每周工作36小时。我们并不是一步迈向那天，而是要分阶段试行，原计划是从2020到2025年开始第一阶段试行。为什么社科院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研究发现其实中国的国土面积里面有一半可以用于休闲产业，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是围绕休闲产生的，如果实行四天工作制，大家休闲的时间就变多了。所以这是从经济角度提出这个考虑，当然休闲本身就对我们的身体心理各方面都会带来更良性的作用。当时报告出来后，社会上也有不少讨论，只是最近好像没有新消息了。 03. 疫情怎样改变了工作的心态？五天工作制是有时代背景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失业率非常高，经济很糟糕，希望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有足够的消费力去挽救经济，于是很多国家开始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今天我们又在类似的情况下了，过去几年经济相当动荡，再加上疫情影响，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一段封城时期，在家上班对很多工种来讲变成常态。这时候，大家对于工作模式、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都有了新的思考。又因为经济不稳定，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都有老龄化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试验从5天变成4天的工作制。还有，做类似试验的国家、组织以及企业都提到一些相同的观点。工作变成4天后，通勤时间会减少，如果有三天不用出门或者自己去玩的话，是不是能够减少对空气的污染，而公共交通、路面交通得到舒缓，也对碳排放的控制起到了好处。从大局来看，对全球气候暖化问题也有缓解的作用。《火柴厂女工》当然也有人会质疑，试验是不是真的有效，起码对于一些工种来说就比较困难。像教育、卫生保健、清洁等等，都是劳动力高度投入的行业，很依靠人力，而且很多时候都需要24小时在岗，如果要实行四天工作制，就得有更多人上岗。而对于一般人来说也不是没有问题，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和政府部门，假如他们也工作4天，可以想见在银行排队的人会更多，公务部门门口排的长龙也更长了。其实在2008年美国曾经试行过四天工作制，但是到2011年时正式宣布失败，当时也是采取部分地区部分行业试行4天工作的办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公共服务没办法完全网络化，仍然需要去现场排队，4天办公就会造成公共服务缺失。当然也不是没办法，像我们国家的网络行业在全球范围都是相对领先的，很多业务都可以通过网络服务解决，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04. 有毒的工作文化四天工作制为什么讨论这么多，一是因为“996”的大面积讨论，另外因为互联网通讯的进步，让很多人几乎是7*24工作的状态，你不知道何时老板会找你，何时客户会跟你联络，工作几乎是没完没了，躺到床上拿着手机都还要继续回复信息。原本是用来让生活和工作更便利的现代移动互联网设备和通讯，反而使我们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工作状态中。过去两年有很多人在家工作，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在家工作并不比在公司更舒服，甚至会更累。因为在家工作没有办法明确划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而且很多时候由于精力不集中，工作变得更散漫，用的时间更长，最后效率也更低，这种自由好像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好处。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几乎都觉得工作很劳累，很折磨人，大家都在想有没有办法更有效率，指导别人如何工作更有效率、管理者如何更有效经营公司的资料和课程简直是汗牛充栋。而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种很恶劣的文化出现了。从事互联网工作的人，特别是“码农”，他们工作的产出跟生产线上的工业产出不一样，上司没有那么容易一眼辨别员工的输出到底符不符合标准，符不符合数量上的要求，因此反倒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会在乎你的工作时长。很多人在互联网公司里面工作，明明没那么多事干，但是看到旁边人都没下班，就会觉得早下班是挺丢人的一件事，再来就变得大家互相攀比，最后没人敢下班。其实事情可能早就干完了，或者是累到已经做不出东西了但仍然在那里耗着，这就出现了一种文化，叫作“奋斗文化”（hustle culture）。《人生切割术》也就是说，今天的工作培养出了一种专门表演给别人看的“工作狂”，而且很多老板身先士卒，愿意表现给别人看有多忙碌，有多卖命。马斯克也是这种工作文化的倡导人，他公开说过一周工作40小时改变不了世界，要改变世界，一周工作80个小时才刚刚好。他自己还真是这么干的，但是听完这话我就忍不在想，这样改变世界后，我们想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吗？这样的工作文化真是太悲惨了，工作强度高，掌握度又很低，紧张度又很大，每天又这么忙，所以在美国，很多人在50岁时罹患心理疾病的几率，比30年前高了很多。全球劳动人口，近几年在这样的工作文化下，都很容易出精神问题，身体问题就更不用说了，社交时间不够，家庭时间也不够。到最后社会成本就会非常高。因为过劳而带来的疾病，无论是心理疾病还是身体疾病，医疗成本都比以前要大增。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公司的老板，会关心女性员工有没有结婚、打不打算要小孩等。他们从来不会问男性这些问题，因为他们默认照顾家庭、照顾小孩都是女性的责任。这种事情连一些女性高管都避免不了，Facebook COO 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是行业内有名的大佬，早年她在谷歌工作时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典型的互联网企业里面培养出的工作狂。当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她希望早点回家，于是就开始晚上7点离开办公室，但会把外套挂在椅背上，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已经不在公司了，这就是这种文化变态的地方。 2017年，彭博新闻访问过桑德伯格，她向记者承认自己经常晚5:30下班，报道出来后她担心自己会被上司责备或者被开除，但是没想到公司女性都很支持她，甚至有竞争对手公司的法律团队的女性给她寄鲜花卡片，表示我们支持你，大家一起晚上5:30下班。 05. 四天工作制，真的有用吗？工作文化有这么多的问题，四天工作制，就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刚才说的一大串问题吗？在2017年时，英国有研究机构针对2000名全职工作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想知道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非常集中在工作上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得出的结果很惊人，8小时里其实真正用在工作上的时间平均只有2小时53分钟，《经济学人》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只有2小时。另外6小时都在干嘛？聊天、翻翻抖音、看看新闻网站、打私人电话、求职招新工作，吃吃喝喝冲杯咖啡也能花不少时间，然后再到楼下抽根烟，每天有五六个小时其实都在干这些事，真的用来干活的时间也就是两小时多。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尖锐了，假如有老板看到这些，可能会本能反应觉得不行，要想办法监督他们，不让他们随便跟人聊天，要想办法来管一管。《人生切割术》但也可以反过来思考，是否我们真正能集中精神工作的时间也就那么多，对大部分打工人来说，其实每天2、3个小时就是我们最极限的工作时间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可能用4天甚至更短的工作时间来完成手上的工作。这就是开头提到的英国试验的设定目标，工作时间是原来的80%，薪水不变，但是生产力也要百分百不变的，有没有可能做到？有的国家已经做到了，很鼓舞人心。于是，冰岛就正式宣布全国要慢慢往这个方向走，现在冰岛已经有86%的劳动人口已经转向或者即将转向四天工作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