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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疯子公公” 中国版毕加索的晚年际遇

Thu Dec 22 2016 11:53:36 GMT-0800 (Pacific Standar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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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节,女儿亚妮在家住了几天。期间,报社一老美编过来,聊起往事。

很多年前,一个农民的儿子,隔三岔五地会带着他画的几张画稿到报社来投稿。油画,印象派,风格接近梵高。美编很好奇,这种画法在宁波也很少见,更别说在农村。但手法有些匠气,又无明朗的主题,没登。

一天,此人又来,美编竟把他带到我办公室。美编手上摊开的两幅画,让我非常吃惊。一幅女性人体,已不是手法娴熟可以形容,那种细腻臻绝的用笔,尤其用光,绝对出自大家之手。另一幅静物,午后阳光下,农家桌上一束随意插在陶罐里的野花,一旁两只半石榴,姹紫嫣红,情趣盎然。原来是他老师的作品。

老师住在他家十几年,人称“疯子公公”。疯子公公大名沙耆,名字完全陌生,而他的身世更是悬疑。我就告诉了亚妮“疯子公公”的存在。

亚妮决定探访“疯子公公”的故事,她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不会耽搁。没几天,她就去浙江省博物馆寻访。

馆长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1

文革时期,浙江省博物馆的文澜阁大修,所有藏书需转移到库房。许多当时被认为是垃圾的杂物,乱七八糟地堆在仓库大门外,准备运到食堂当废料烧掉。

老博物馆馆长的儿子汪大川,其时正在学油画,不经意路过,发现其中有兽皮样的东西,好奇,废了好大劲把它弄回家,洗了,发现是一个叫沙耆的人画的油画。喜欢至极,晒了,藏到床底下,时常拿出来临摹,沙耆成了这个少年从没见面的老师。

事情最终还是被他的父亲发现,大骂一通,令其送回。谁都没想到,这就是沙耆中期最完美的十九幅画作,也是他留世的唯一正规作品,后成为该馆的稀世馆藏。馆长非常肯定地对亚妮说:“沙耆已经过世。”

1983年,沙耆曾有过一个画展,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举行。人们都以为那是他的遗作,这位大师不可能活在人间。

学画出身的亚妮,被那十九幅作品震倒了。她以为,解密此人此画,或许会填补中国美术史的空白。

亚妮坚信,沙耆还活着。

很快,她找到收养沙耆的农民家,在离宁波市区几十公里的一个山村。

一进那户农家院子,就是一株遮天蔽日的石榴树,挂满殷红的果实。这果实她熟悉,常常落在沙耆的画中。一对五六十岁的夫妇很客气地接待了亚妮。憨实善良的夫妇,对沙耆的身世所知寥寥,但一个关键信息拉开了这个人物记录的帷幕:三年前,沙耆被他在上海的儿子沙天行接走,音讯全无。

2

没几天,亚妮就到了上海沙天行的家中。

1914 年,沙耆出生在沙村。这个百余户的村子,出过中国近代史上颇为传奇的“沙家五兄弟”,分别是:拒绝为蒋谋事的大才子、书法家沙孟海,牺牲在广州红花岗的革命家沙文求,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中共传奇间谍沙文威,红色画家沙季同。

沙耆是五兄弟的堂兄,从小由沙家养大。沙耆在西湖艺专求学时,在沙孟海引荐下,入门王个移、刘海粟和徐悲鸿。

沙耆自画像

沙耆自画像

1937年春天,他因阅读违禁书刊和参与闹学潮,被政府通缉。在沙文汉的帮助下,沙耆远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深造,师从画家白思天。

1939年,沙耆毕业,画作已先后两次获优秀美术精致奖,这在当时赴欧学画的学生中绝无仅有。

1940年,二十六岁的沙耆居然和毕加索齐名,联袂参加了阿特利亚蒙展览会,在欧洲画坛上崭露头角。

两年后,他的《吹笛女》面世,被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亲购收藏。1945 年抗战胜利后,沙耆多次在欧洲举办个人画展。这期间作品甚丰,其中一幅《雄狮》,是献给他战后祖国的礼物。

然而,他的生活却异常窘迫。

栖身比利时郊外一间十平米的陋室,三顿不济,有时连颜料都要赊账。贫困无序的生活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1946年,沙耆带着数百幅作品和颜料、画布返回中国。但等他登上上海港时,随身的东西不见了,他的精神也完全失常。

3

不知人事的沙耆回到沙村,老家已无故亲,一对好心的农民夫妇收留了他。这一留便是十六年。

其间,徐悲鸿给他寄过药,并致函请沙耆赴北京共事,但沙耆根本无法成行。

1952年,欧洲有一个艺术代表团向周恩来总理打探沙耆的情况,周从徐悲鸿处了解到沙耆近况,当即通知有关部门函告浙江省统战部,给沙耆发放每月八元的生活补助,并安排治疗。徐悲鸿去世后,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沙耆,此人从此在人间蒸发。

活在沙村的沙耆百无禁忌,以为仍在欧洲。

村人常见他手拄文明棍,头戴礼帽,脚蹬皮鞋四处游荡;招呼他,他则用外语作答。夏天,他经常赤裸着躺在山坡上,晒日光浴。跟他讲话,根本鸡鸭两笼。在沙村人看来,那真是疯了,于是沙耆就有了“疯子公公”的绰号。

没有了画布、画笔的“疯子公公”,只好随处作画

没有了画布、画笔的“疯子公公”,只好随处作画

看起来他已梦游另一个世界。但有一件事他记得,他结过婚;有一个人的名字他清楚,他们相亲相爱。

每天清晨和黄昏,他都会坐在村口,望着远方很久,好像在等自己的妻子。

他不知道,他在异乡多年,音讯断绝,又不断传回来种种他的桃色谣言,万念俱灰的妻子早已跟他离婚。他天天等,没人告诉他真相,他也辨不清真假。

那个农民的孩子回忆:不知从哪天起,疯子公公烦躁起来,开始疯狂地画画。他笔下出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手法和内容,躁动、混沌,又璨若神明。他甚至在狂舞中挥笔,在打砸中涂抹,他的魂魄好像走丢了。

村里,有谁给他一碗酒,有谁给他一块肉,他就给谁画。颜料挤尽了,他便在村口的墙壁、堂屋的门板、灶间的隔板、院落的任何平坦空间肆意涂抹。他画一切事物,老虎,飞禽,人物,山水,五花八门。

沙村人说,疯子公公画的东西是活的,会从壁板上跳出来、飞起来。一个小孩第一次见他画老虎,吓得当场哭逃,甚至尿床许久。

日子过了很久,沙村的每个角落都布满了疯子公公的画。

4

有一天,一台湾人进村,说要买走所有疯子公公的画,连门板都拆走,五块钱一张。村人趋之若鹜,他们根本不屑于保留一个疯子的涂鸦。很多年后,消息从宝岛那边传来,台湾成立了专门研究疯子公公的“沙耆研究机构”,其画从几十万上百万到上千万一张。

当全村人追悔莫及的时候,疯子公公已躺到上海一家临终医院的床上。

亚妮找到步入中年的台湾人汪大川。汪大为讶异,怎么可能还会有沙耆的音讯?早已埋葬的记忆,拒绝被翻出来。但最终,汪大川还是被说服。

当年因汪大川私下藏匿沙耆画作,他父亲在文革中受牵连挨斗,少年也蒙受冤屈,志向毁灭。亚妮在汪大川处得到许多资讯,包括沙孟海为感谢汪大川无意间的抢救行为而发来的亲笔信。

亚妮要去临终医院见沙耆,汪大川执意同行,他要为从未谋面的老师画一张肖像。

临终医院位于静安寺,门面不大,非常安静。

三楼一间病房,一眼望去,白墙、白床、白寝具,白缭缭一片。医生告诉亚妮,尽头第六张病床上躺着的就是沙耆,他已三年没睁开眼睛。

汪大川摊开几十年未碰的画本,执笔的手分明在抖。一笔下去,过很久,再一笔,很仔细地画。老人肖像完成,一个临终的、生命正在远离的老人。汪大川把它放在沙耆枕边,轻声叫了声老师,坐定,泪下,再无话。

汪大川相信,他的画,沙耆一定能看见

汪大川相信,他的画,沙耆一定能看见

亚妮坐到沙耆床前时,服侍他三年有余的四川小保姆进来。听亚妮说,躺着等死的这个爷爷,曾是中国最顶尖的画家,与毕加索齐名,还没什么反应,毕加索何人,她不知道,但闻说爷爷一张画上千万,她的嘴就没合拢过。

小保姆看着只能由她翻身、擦洗的这个临终老人,问亚妮:“他画什么?”意思是,画金子也不会卖这么多钱吧。亚妮答:“他画自己。”小保姆被惊着了,连给他翻身都不敢,还是沙天行自己动了手。

其实亚妮也很茫然。眼下的沙耆,双目紧闭,嘴张着,有出气没进气,采访如何进行?

回到宁波,亚妮跟我讲,她准备去比利时。因为老人所有的记忆,就丢失在在那里,所有的传说都从那里过来。她需要第一手资料来支撑故事的真实性。

沙耆依旧张着嘴,紧闭眼睛。医生说,时日不多了。

这回,连沙天行都放弃了。

5

一周后,亚妮飞往比利时。

此次探寻采访的关键人物,是比利时“沙耆研究会”的台湾人郭凤西。

这人五十几岁,研究和搜寻沙耆资料几十年,拥有大量一手资料。她把亚妮带到沙耆足迹所涉的诸多地方,还帮亚妮找到沙耆当年的同学、友人,辗转法国、德国、挪威、瑞典等八个国家,寻访了很多直接、间接的知情者,散落的记忆一点点被串起来。

事实上,多年异乡旅居的孤独和窘迫生活的压抑,已经让沙耆精神濒临崩溃。1942年,他的《吹笛女》被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亲购收藏,消息传来,他几乎不能自制,从皇宫被接见回来就失常了。可能初期是间隙性的,后来发展到混沌一片,无法归来。

至于传回国内的,说他与三个女人的桃色事件,沙耆的同学、91岁的黄瑞章深感讶异:“怎么可能?这个人不要说女人,连男人都不交往的。”

后来,四集系列纪录片《寻找记忆》于2004年11月17日开始在浙江卫视“亚妮专访”连播。一个月后,沙耆安详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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