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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加拿大前参议员胡子修（ Victor Oh ）连续发文公开支持中国电动车，主张开放竞争、消费者优先。 胡子修在5月10日的贴文中表示，随着油价飙升，比亚迪（BYD）进军加拿大将为本地带来更多实惠、高科技的电动车选择。他在X上的推文称，比亚迪旗下 Seagull 车型预计售价约为 2.5 万加元，有望通过竞争带来更多车型、压低价格，让家庭用户受益于更低的用车成本和燃油价格波动的保护。 5月12日，胡子修在另一则推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车企的攻势不仅体现在大众市场。吉利（Geely）旗下的豪华品牌Lotus也将高端车型如Eletre引入加拿大。 他强调：“中国电动车创新已经从大众型到高性能、豪华型全面覆盖”，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全方位竞争力。他认为，这种全线入场将促使加拿大市场从入门级到高端车型都产生“更多选择、更高性价比和更快创新”，真正让消费者受益，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追求豪华体验。 他呼吁，加拿大应该选择“开放、公平竞争、消费者优先”的道路，反对“恐惧驱动的壁垒”，并提出“自信国家应赋予公民更多选择，建立有韧性的国际合作，而不是筑墙自封”。 胡子修的言论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有人质疑所谓的 2.5 万加元电车是否真实可行，称“比亚迪在墨西哥的售价都要 3 万多加元，加拿大凭什么更便宜？” 不少网友担心车辆安全，批评“高科技电车并不等于安全，没见过在加拿大或美国做碰撞测试，怎么敢信？” 关于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也成为焦点，有评论称“不想让中国‘间谍车’上路，加拿大不能让这种风险出现。” 还有声音担心电网承载能力，认为“等电动车普及后，电价肯定暴涨，最终还是加拿大纳税人埋单。” 一些网友则为本地汽车产业辩护，坚称“国内车企关乎国家安全，绝不允许比亚迪低价冲击。” 当然，也有网友调侃道：“请不要忘了苹果和特斯拉有多少产品也是中国制造。” 胡子修在 X 上的贴子配上一则两年前比亚迪进军加拿大的消息，提供了一些背景介绍。 图源：BYD 根据当时的报道，比亚迪早在 2024 年 8 月就提出要以 22 亿加元的中国电动车出口额，加速进入加拿大市场，并与 Uber 合作推动电动车共享计划。按照原计划，比亚迪希望通过零售和网约车两条线打开市场，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让 10 万辆 BYD 新电车登陆 Uber 平台。 但彼时北美整体对中国电动车气氛并不友好。美国率先对中国产乘用电动车加征 100% 关税，加拿大也在 2024 年 8 月启动了关税磋商，考虑是否对中国电动车采取同类措施。产业界对关税看法分歧明显，有支持以保护本地企业，也有担忧影响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 胡子修提出“自信国家应赋予公民选择、拆墙而不是设限”，但现实中，价格、国安、就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重疑虑仍在发酵。 中国车企“平价+高端”全线攻势，究竟能否撬动加拿大电动车市场、让消费者真正得利？在支持与反对、信心与担忧的拉锯下，加拿大的电车之争，才刚刚开始。

再过几周，卑诗省（B.C.）最低工资将再次上调。这是省政府年度调薪计划的一部分，政府表示，此举旨在“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 去年，卑诗省最低时薪已从2024年的17.40加元提高至17.85加元。 而从今年6月1日起，最低工资将进一步上涨至每小时18.25加元。不过，这一水平仍远低于大温地区以及卑诗省多数地区的“生活工资”（Living Wage）。 卑诗省劳工厅长Jennifer Whiteside在今年2月宣布调薪时表示： “本省劳动者正承受通胀带来的压力，因此我们推动最低工资每年上调，帮助劳动者的收入跟上食品、交通等生活必需品成本的上涨。这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尤其是那些领取最低工资、每天支撑社会运转的劳动者。” 对于网约车和外卖平台司机，最低工资计算方式略有不同。他们的“有效工作时间”最低时薪将提高至21.89加元。 最低工资远低于生活工资 所谓“生活工资”，是指劳动者在不依赖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能够负担基本生活开销（包括食物、住房、儿童照护和交通等）的最低时薪标准。 这一数字因地区而异。在大温地区，目前生活工资为每小时27.85加元，比即将实施的最低工资高出近10加元。 卑诗省劳工厅还指出，从2002年至2010年，卑诗省最低工资曾连续9年没有上涨，2013年和2014年同样没有调升。 2011年时，卑诗省最低工资仅为每小时8加元，也是当时加拿大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多数为年轻人、女性以及少数族裔，他们主要从事零售、餐饮和护理等行业工作。 商界担忧加薪影响 和往年一样，卑诗省商界对于最低工资持续上涨表达了担忧。 卑诗省商业委员会（BCBC）政策总监Jairo Yunis表示，他理解政府希望帮助劳动者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目标，但担心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他说：“工资政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企业同样面临成本上涨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整体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入门级岗位和青年就业的情况。” 卑诗省餐饮协会（British Columbia Restaurant Association）总裁兼CEO Ian Tostenson也持类似观点。 他表示： “在快餐行业，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一个毫无经验的新员工，一入职就拿到18.25加元时薪，但他们一开始并不熟练——这不是批评，只是事实——可能需要两三个月才能真正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卑诗省最低工资历年变化 2001年：8加元 2002—2010年：无调整 2011年：8 → 8.75 → 9.50加元 2012年：10.25加元 2013—2014年：无调整 2015年：10.45加元 2016年：10.85加元 2017年：11.35加元 2018年：12.65加元 2019年：13.85加元 2020年：14.60加元 2021年：15.20加元 2022年：15.65加元 2023年：16.75加元 2024年：17.40加元 2025年：17.85加元 2026年：18.25加元

大温纳税人看完这条新闻会不会破防？！3分40秒会议，一杯咖啡都没喝完，大温官员已赚走7000+加元，官员还称不想领这钱都不行！大温区域局（Metro Vancouver）一场仅持续3分40秒的会议，近日却因高额津贴引发争议。 根据《Global News》报道，出席会议的13名委员每人可领取557加元出席费，意味着这场不到4分钟的会议，总共花费纳税人超过7200加元。这场会议于本周四上午举行，由都会局区域规划委员会召开。会议采用线上与线下混合形式进行，部分委员亲自到场，部分则远程参加。整个会议仅持续3分40秒，讨论内容主要是程序性事项。会议由兰里镇（Langley）市长Eric Woodward主持。都会局证实，所有出席委员无论会议长短，都可依法领取557加元津贴。按会议时长计算，这些地方政客相当于每分钟赚取151.77加元，甚至每秒进账2.53加元。由于与会成员本身也是各地民选官员，这笔费用最终由纳税人承担。事件曝光后，引发外界对于都会局会议制度及薪酬结构的质疑。 主持会议的Woodward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都会局董事会规模过大，委员会制度需要改革。他还透露，自己曾多次尝试放弃领取津贴，但现行附例并不允许。“我其实多次试图不领取Metro Vancouver的报酬，但条例不允许”，他说，“他们的立场是，不管会议多短，都必须支付酬劳。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情况。我其实很乐意无偿服务”。针对外界质疑，大温区域局则回应称，这场会议之所以必须召开，是因为议程中包含两个有时限要求的重要事项，涉及素里市和高贵林市的区域规划声明，需先经委员会及董事会批准，才能让两市通过官方社区规划，以符合省政府规定。网友还翻出当年大温官员试图为自己争取退休福利方案的新闻，指现在一些地方政客又突然就对他们虚假的补偿方案不屑一顾，真是讽刺。 2018年3月通过的一项方案规定，大温区域局40人董事会成员将获得一笔相当于历年会议报酬10.2%的一次性退休补贴，并可追溯至2007年。尽管表决并非全票通过，但多数成员支持该方案。但消息曝光后迅速引发公众强烈反对。加拿大纳税人联盟BC分部代表Kris Sims批评该决定“令人震惊”，并指这是“对纳税人的一种冒犯”。她认为，都会局董事会成员本身已在市长或市议员职位上获得报酬，而该机构属于额外兼职性质，不应再额外发放退休福利。如果该方案维持不变，普通董事每年可获得约1100加元（2007年至2017年期间），之后每年约1500加元。而主席及副主席的补贴更高。当时的区域局董事会主席、穆迪港市（Port Coquitlam）市长Greg MooreMoore预计退休时可获得约5万加元补贴。他表示，尽管金额在整体公共薪酬体系中不算高，但关键在于公众观感。甩强调，自己将在复议时投票反对该补贴方案，并表示作为民选官员，应对选民负责。他也指出，这一争议在区域层面引发更大关注，使公众对制度透明度提出质疑。

曾被批评“靠美国撑腰”的加拿大，如今迎来30年来最大规模征兵潮，短短一年内新增超过7000名军人，军方人手短缺问题出现缓解迹象。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加拿大军队过去多年一直面对招募困难，两年前甚至被前国防部长形容陷入“死亡螺旋”。自俄乌战争爆发后，加上全球局势紧张、军费大幅增加，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把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州”，加拿大国内民族意识明显升温，也带动更多人选择参军。 全球局势紧张 年轻人转向军营 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员杜瓦尔-兰图瓦纳（Charlotte Duval-Lantoine）指出，当民众感觉世界“不再安全”，往往会有更多人愿意加入军队。 加拿大青年失业率高企也是原因之一。今年3月，当地青年失业率接近14%。总理卡尼（Mark Carney）宣布军人获得“数十年来最大幅度加薪”，提高军职吸引力。 卡尼政府上台后，也大力推动军队现代化，包括添购新装备、升级军事基地以及强化北极基础设施。 军费创新高 达630亿加元 加拿大今年首次达到北约“国防开支占GDP 2%”目标，年度军费超过630亿加元（约586亿新元）。 卡尼也承诺，到2035年把国防开支进一步提高至GDP的5%。 但加拿大军力仍明显落后盟友。目前加拿大军方一次只能部署数千名士兵和有限战机，而英国则可在必要时部署约1万名士兵。 报名人数翻倍 外籍永久居民也能加入 加拿大军方4月底宣布，上一个财政年度共招募超过7000人，是30年来新高。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确认申请加入军队的人数从前一年的2万1700人，增加到4万116人；过去一年总申请人数接近10万人。 申请人数大增，与“减少官僚程序”有关，包括开放线上提交文件，加快审核流程。 加拿大自2022年起开放永久居民申请参军，不再仅限公民。去年新招募人员中，约20%为永久居民。 加拿大目前计划把正规军扩大至8万5500人，并建立最多30万人的后备动员部队。

加拿大的债务问题正逼近“无法回头”的临界点，这很可能意味着低利率时代的终结。加拿大国会预算官办公室（PBO）公布了2026-27财年的联邦支出与收入数据。虽然批评者把焦点放在企业补贴和宽松开支上，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更严重。数据显示，联邦政府超过四分之一的收入，已经被用于偿还债务利息和老年福利。而到2020年代末，这一比例预计将飙升至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表明加拿大正陷入结构性赤字，并走向低利率时代的终结。   图源：betterdwelling   信贷本身是一个市场，利率由供需决定   首先，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理解，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利率是如何运作的。加拿大央行（BoC）通过政策影响利率，但利率最终还是由市场决定。   当资本供应相对于借贷需求过剩时，利率就会下降；当借贷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可贷资本时，利率就会上升。换句话说，当人人都想借钱给你时，你付出的利息就少；如果没人愿意借钱给你，那你就必须提高回报率（支付更高利息）来吸引资金。   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借款人的信用质量。联邦政府支付的利率最低，因为政府发行货币，理论上很难违约。这也构成了市场基准利率，而像普通民众这样的低信用借款人，则需要支付更高利率，以补偿风险和流动性不足。   公共借贷不仅影响政府本身的融资成本，其影响还会向下传导。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担保贷款可能降低部分借款人的融资成本，但这部分风险溢价最终会转嫁给那些没有享受纳税人补贴的人。   货币政策也能带来短期缓解。但这种规模化干预，实际上会制造更大的失败风险——正如我此前向加拿大国会财政委员会解释过的那样。不过，理解今天的问题，其实只需要对信贷市场有一个宏观视角即可。 恭喜，你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已经超过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了。接下来看看春季财政更新。   加拿大每花10加元，就有超过1加元用于支付利息   PBO数据显示，联邦政府2026-27财年的总支出授权为5028亿加元。 其中，2724亿加元属于法定支出，也就是依据现有法律已经自动批准的支出；剩余2304亿加元属于需要国会投票批准的支出。由于现任政府拥有多数席位，这并不算什么障碍。   这些内容听起来枯燥，但有助于理解债务规模。数据显示，公共债务利息支出预计达到537亿加元，占总支出的10.7%，也就是每花10加元，就有超过1加元用于偿还债务利息。这比上一年9.5%的占比高出4.7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政府收入中将近十分之一，已经提前被过去的支出“锁定”。 更惊人的是，这还远远没有结束。PBO预测，到2030-31财年，用于支付利息的收入占比将达到13.2%。换句话说，每8加元收入中，就有1加元用于偿还债务利息。   即便政策制定者一分钱都不再多花，加拿大人未来仍需拿出GDP的2.1%，仅仅用于“供奉”债务。   为了理解这个规模，我们可以看看加拿大卫生转移支付（Canada Health Transfer）。这是联邦向各省拨款、保障全民医疗体系运作的最大联邦转移项目。   该项目2026-27财年的预算预计为574亿加元，同比增加5%（27亿加元）。而这仅仅比债务利息支出高出0.7个百分点。如果医疗支出未来继续维持相同比例增长，到2030年，其规模甚至会被债务利息反超。   PBO写道：“由于疫情期间公共债务规模大幅增加，再加上随后更高的实际利率，过去三年公共债务利息支出显著上升。”   他们也看不到改善迹象：“PBO预计，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将继续增长，无论是占政府收入的比例，还是占名义GDP的比例。”   加拿大债务与老人福利将吞噬三分之一财政收入   但债务利息甚至还不是加拿大最大的财政负担。真正最大的负担，是加拿大迅速老龄化的人口。   PBO特别指出，老年保障金（OAS）正成为重大问题。2026-27财年的老人福利支出预计达到893亿加元，同比增加7.5%（62亿加元）。到2030-31财年，这项支出将升至1085亿加元，比加拿大卫生转移支付高出约60%。   PBO警告称，OAS“目前已经是联邦政府最大的项目”，老年福利支出“约占联邦总支出的六分之一”。   他们指出，老龄人口增长和通胀正在推动相关支出持续上升。这意味着，通胀越高，OAS负担越重；而利率越高，债务利息支出也越高。情况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按照当前估算，仅债务利息和老人福利两项，就已经占联邦收入的27.7%。到2030-31年，这一比例预计将升至35.2%以上。   如果这是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加拿大甚至连房贷资格都拿不到。   加拿大赤字似乎已变成结构性问题   这种组合几乎意味着，加拿大的财政赤字已经变成结构性赤字。所谓结构性赤字，并非短期失衡，而是系统本身已经依赖赤字运行。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衰退，政策制定者都需要继续借钱。   加拿大家庭本身债务已经极高，经济对冲击十分脆弱。而渥太华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   随着固定支出不断增加，政府越来越难再假装“每次危机都能靠继续借债解决”。同样也越来越难再声称那些看起来像“救助计划”的“可负担性措施”是免费的。   过去累积的大量债务，原本被包装成帮助家庭和企业减轻负担的措施。但讽刺的是，从长期来看，它们反而在加重问题。   现在很难想象，会有一大批投资者愿意接受更低回报，并持续不断地提供资本，去满足加拿大不断扩大的借贷需求。即便某个穿着光鲜西装的人告诉你：“这些投资者会来的——我们只需要先建一条单轨列车。”那也未必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