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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印航空难家属称加拿大女牙医在飞机上！

据家属透露，安省密西沙加市一位女牙医疑似在周四印度航空坠机事件中遇难的加拿大公民。图源：CTV News 牙医尼拉丽·苏雷什库马尔·帕特尔（Nirali Sureshkumar Patel）的丈夫确认，她是这架飞往伦敦航班上的 240 名乘客之一。帕特尔的牙科诊所将加通社的采访请求转向给她的丈夫。他表示，自己正准备预订机票，计划带着他们一岁的孩子前往印度。有关坠机事件的报道仍在持续更新中。这位丈夫婉拒透露全名，并表示目前情绪悲痛，不便进一步发言。印航飞机在印度西北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一处住宅区坠毁，该市人口超过 500 万。当地警方表示，已发现1名幸存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得知这一坠机消息“深感悲痛”，并已确认机上有一名加拿大公民。他表示正持续接收事态发展的最新通报。

1小时后
逛Costco被砸脑震荡女子索赔$1400万

美国加州一名女子到好市多（Costco）购物时，陈列酒类的展示柜突然倒下，砸中她的头部导致重伤，近日向好市多提起诉讼，索赔逾1400万美元，包括医疗费用、精神损失及工作损失等，案件提交联邦法院处理。美媒ABC报道，受害人诺沃特尼（Sadie Novotny）3月22日前往加州北部圣塔罗莎（Santa Rosa）一间Costco门市，走在卖场走道上时，沉重的大型酒类展示柜不明原因倒塌，当场砸在她身上。展示柜当时摆放在一块老旧或磨损的木栈板上，对顾客构成安全风险。诺沃特尼声称因此遭受多处严重且永久性伤害，包含创伤性脑损伤（TBI），要求900万美元以赔偿她承受的痛苦，以及500万美元精神损失、额外医疗费用与薪资损失等。诺沃特尼委任律师怀尔（Claude Armand Wyle）说明，她在事发1小时后前往就医，诊断出脑震荡，且目前仍持续出现头痛与视力模糊等问题。怀尔还透露，好市多方面声称有事发过程影片但拒绝提供，因此他们只能透过正式法律程序取得画面，“若我想知道真相就必须提起诉讼”，旧金山联邦法院排定9月4日举行案件管理会议。

22小时前
温哥华两家热门电台遭重大变化与裁员

温哥华两大热门广播电台遭遇重大变动和裁员据dailyhive报道，温哥华的广播界再次受到裁员的影响，CKNW和CFOX两家Corus旗下的电台均受到波及。《每日蜂巢》确认了一些裁员的细节，了解到曾任《早安Simi》首席制作人的人被解雇，另据消息，CKNW的接待员也已被裁撤。我们还得知，CFOX的Tyler和Lynch也将被解雇。Corus尚未对此做出公开声明。对此次变动，Corus回复《每日蜂巢》称，变化“艰难但必要”。这些调整将帮助公司“为Corus的FM电台和谈话电台铺平道路”。 Tyler和Lynch曾在CFOX周一至周五的下午2点到6点播出驱动节目，他们还在102.1 The Edge主持一档节目。今天，在CFOX的节目中，我们没有听到Tyler & Lynch的声音，而是出现了另一位温哥华FM广播主持人Drex的声音。Drex此前在Toronto和Calgary的The Edge广播。究竟谁将成为全职接替人尚待确认。根据我们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CKNW的《周末早晨》节目即将被取消，CKNW最近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变革。年初，温哥华这家新闻和谈话广播电台经历了重大变革，将广播频率从人们熟悉的980 CKNW更换为730 CKNW。去年6月，我们得知AM 730频道将关闭，从而为CKNW在新频率上播出腾出空间。这一消息是在上周宣布的高层大换血后传出的，前联席CEO Troy Reeb被解雇。 Reeb在Corus工作了超过25年，最初在Canwest的Global News部门开始他的职业生涯。Corus的媒体声明表示，他是为了追求其他机会而辞职。董事会主席兼人力资源与治理委员会共同主席Mark Hollinger在声明中表示：“鉴于行业环境的变化以及为稳定公司的资本和债务结构而采取的行动，董事会决定恢复单一CEO的架构。” John Gossling现在是Corus Entertainment的唯一CEO。虽然我们仍在等待进一步的确认，但信得过的消息来源告诉《每日蜂巢》，全国范围内的Corus电台，包括渥太华的FM电台，均受到裁员的影响，所有在职主持人均在裁员行列中。我们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从Corus获得更多的信息。

22小时前
加拿大富豪夫妇命案，七年悬案或迎突破

多伦多警方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AI），为历时逾七年的谢尔曼夫妇双尸命案寻找突破口。此案受害者为加拿大亿万富翁、药业大亨、安普瑞克斯制药公司（Apotex）创办人谢尔曼夫妇（Barry and Honey Sherman），两人于2017年12月被发现陈尸于自家泳池边，现场布置诡异，引发全国震惊。相关新闻：加拿大豪门命案！$700万豪宅刚挂牌，屋主离奇上吊身亡图片来源：CTV 据本地英文媒体《多伦多星报》报道：谢尔曼夫妇遇害时颈部缠有皮带，被固定在泳池边护栏上，呈半坐姿。警方最初误判为谋杀后自杀，但在媒体揭露尸检细节后改口，认定两人为他杀，死因与现场皮带无关，而是被细绳勒死，且双手曾遭捆绑，作案工具至今未找到。近日，多伦多警方首次在此案中引入具AI功能的数据分析工具——微软Power BI，希望借助技术手段分析案件中大量复杂数据。负责该案的侦探、丹尼斯·林（Dennis Yim）表示，他是在一次由警方情报部门主办的研讨会上接触到该程序，灵感由此而来。 “当我看到演示中呈现的地图与数据图表时，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谢尔曼案中堆积如山的资料，”林侦探在最近的法庭听证会上说。不过，他坦言虽然两周前已收到AI程序生成的初步分析结果，但“还没来得及细看”。这是警方首次在谢尔曼案中使用AI，尽管在其他司法管辖区，这类工具早已被广泛采用。林透露，警方过去确实有分析师处理过相关数据，但他认为“Power BI的能力远超以往工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林侦探似乎对该程序的AI功能了解有限。在法庭上，他曾对程序是否具备人工智能功能表示不确定，甚至不清楚其月费仅为20元，且自2013年已问世。除了技术上的新尝试，案件调查资源也出现调整。今年2月起，林被要求在此案与其他凶杀案之间分配时间，意味着此案不再享有全职侦探投入。他在听证会上坦言担心调查进度受到影响，并称必须“合理安排精力”。案件调查过程多次受到质疑。《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自2018年以来持续透过法庭程序争取公开警方文件，目前已解封约4000页搜查令中的一半，揭示警方早期存在诸多漏洞——包括错判死因、错失监控资料、未及时锁定关键证人、不合理的提问方向等。法庭仍对部分关键证词内容保密，包括谢尔曼夫妇家人、商业伙伴对“可能的嫌疑人”的任何推测。警方坚持封存令是因为案件“仍在积极调查”，尚未排除任何“相关人员”的嫌疑。林侦探指出，他正在审阅逾万份与巴里·谢尔曼商业交易相关的电子文件，还正等待来自三个外国“实体”的资料回函，目前仅收到其中一方的回应，但尚未取得信息。调查进展之缓，引发法庭对是否应通过公开更多信息激发公众提供线索——的讨论。负责审理解封请求的法官波特（David Porter）直接提问林，是否考虑改变策略，让更多人了解案情细节。林表示，理解法官的观点，但也坦言，对公众公开信息的尺度很难把握。随着警方寄望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突破，《星报》也将继续争取解封更多案件资料。一场关键的法律听证会预计于今年秋季举行。

22小时前
大温食品银行暑期暂停，引发民众恐慌！

素里食品银行. (CityNews) 随着本月下旬学校放假，许多人对卑诗省（B.C.）暑期儿童就餐问题感到忧虑。上学期间，许多孩子能够获得早餐食品和零食，但假期里这些选择就消失了。素里食品银行的执行董事金·萨维奇（Kim Savage）坦言，不仅是她、她的员工和志愿者感到焦虑，还有每周使用他们服务的家庭也同样担忧。萨维奇在1130新闻电台中表示：“确实有一些恐慌。我们在夏季确实需要额外的支持，因为这是一种双重打击。孩子们放假了，而随着大家去度假，食品银行往往不会被优先考虑，面对邻里的需求也常常被忽视，而这种需求并不会消失。” 她补充说，该组织正在与当地农民和商家合作，以争取获得新鲜的农产品。萨维奇解释：“孩子们有特定的营养需求。他们需要更多的蛋白质，需要大量的新鲜水果和蔬菜，等等。虽然他们喜欢吃奶酪通心粉和意大利面，但他们也需要更多种类、营养均衡的食物。” “通常，人们想到向食品银行捐赠食物时，想到的都是那些耐储存的非易腐食品，这很好，我们也需要这些……但我们还需要获取那些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新鲜食品。” 加拿大食品银行表示，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面临食品不安全的问题，而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家庭在满足其经济需求方面困难重重。尽管18%的食品银行用户是全职工作者，他们仍然无法负担食品开销。萨维奇并不确定解决这一危机的方案是什么。 “无论是针对孩子还是成年人，问题归根结底都与生活成本有关。卑诗省，甚至大温哥华地区的生活成本远远超过了平均薪资水平，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难以承担，而人们最先削减的就是如何管理他们的食品预算，因此情况真的很艰难。” 食品银行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确保能够满足多元文化社区的需求。她表示：“[我们需要]一些更适合不同文化的食品，比如豆子、扁豆、不同种类的米以及适合我们的锡克、印度或穆斯林家庭的不同农产品。这些家庭的饮食习惯与我们传统上有所不同，我们一直努力确保这些食品的供应，尤其是一些清真产品，这也是一个主要需求。” 与省内一些食品银行不同，萨维奇强调，他们同时接受食品和现金捐赠。

昨天

崔丽丽是一位在汽车行业打拼17年的职业女性，她的职场路径原本走得顺遂，换过三家公司，从一名普通销售一路往上，临近40岁换到新公司担任销售总监。但在2023年9月，一次去杭州出差的过程中，她和公司老板王某共赴一场酒局，被劝酒后醉到「不省人事」，之后在酒店遭遇了王某的性侵。崔丽丽说，最开始也感受到害怕、绝望、羞耻等等情绪，最难受的是，因为醉得太厉害，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遭遇了性侵，也慌张到忘了保留身上、衣服上的生物证据。直到事发三天后，她想起一些被王某猥亵的画面，告诉丈夫梁靖宽，「自己可能被欺负了」。梁靖宽保持了冷静，提示她可以查监控，崔丽丽慢慢恢复理智，咨询律师如何取证，也很快返回事发酒店调取监控。接下来，在丈夫梁靖宽的鼓励下，崔丽丽报警立案成功，且办案检察官侦查到另一份关键证据，弥补了她记忆模糊的部分，最终以「强奸罪」对王某提起诉讼。2024年4月2日，事发过去七个月，法院以「强奸罪」判决了王某4年有期徒刑。但崔丽丽的战斗并没有结束。和许多遭受职场性侵害的人一样，她患上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向公司请病假，而公司不仅不认，还停发她的工资，停用OA系统和邮箱，移出工作群，最终以严重旷工为由将她开除。她曾经信任的同事，大多站在了她的对立面。「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崔丽丽说，但她相信，个体是有主动性的，不会轻易被体系吞噬。她继续查找法规，发现《工伤保险条例》有一条对自己适用。被开除那一天，她去人社中心申报了工伤，尽管要把伤口重复撕开，但她坚持战斗，最终历时8个月，12次系统治疗，两次专家会诊与鉴定，成功认定了工伤。这也是第一次女性遭遇职场性侵害之后，能用新的法规维护自己的权益。战斗的另一面，是精神难以弥合的创伤。今年1月元旦过后，崔丽丽一早去车站接我，她个子小小的，围了一条厚围巾，敏感地捕捉路人看她的眼神。事发后，她被噩梦折磨，不敢独自出门，更做不到回归职场。梁靖宽一直陪着她，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他还和丽丽一起看专业的书籍、电影，理解病情，也试着理解女性的心理和处境。「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第一次接受采访，崔丽丽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她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她希望在采访中不断接受和正视自己，也希望给亲友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留在家里没有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梁靖宽也通过报道重新理解妻子，「不要低估一个人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工伤认定之后，崔丽丽接着准备打劳动仲裁，这一次她没有请律师，而是自己收集证据上了战场。她说自己不是法律人士，输了不丢人，「但要赢，就想赢得漂亮一点。」过了一个冬天，又到一年春天，今年4月1日的早晨，她再次发来消息，「仲裁结果出来了」，后面跟着奋斗的表情符号。她又赢得了一次胜利。以下，是崔丽丽和梁靖宽的讲述—— （除特殊标注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拼凑的真相崔丽丽事情的真相，我刚开始其实不记得了，是后来才一点点拼凑起来的。最清楚的记忆，是2023年9月24日，凌晨4点多，我不知道怎么就醒来了，带着一点醉意，看到房间里还开着灯。我第一感觉是很奇怪，因为我睡觉从来不开灯，再仔细一看，就发现布局和我的房间不一样，标准间的另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人。我很吃惊地坐起来，结果发现身上一件衣服也没穿，衣服都杂乱地扔在地板上。我当时直接就懵了，不知道因为羞耻还是害怕，一边下意识穿衣服，一边就哭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声响太大，把王某吵醒了。他突然过来拉住我，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思考，就是下意识地想要逃走，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刷了几次房卡都打不开，我只好去一楼找前台，但走到电梯间才发现，自己慌张到连鞋子都忘了穿。我去杭州出差都住那家酒店，跟前台比较熟了，感到那个样子太丢人，只好又折回去敲王某房间的门，想把鞋穿上。当时还是很迷糊的状态，我回到自己房间趴着就睡着了，直到8点多钟才彻底清醒，想不起来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王某房间没有穿衣服醒来，就第一次去找王某对质，想找他问个明白。那是王某第一次对我撒谎。他说我喝多了，打车送我回来，发现我的房门打不开才去了他的房间，后来我又吐在衣服上，他才脱了我的衣服。那次对话，我对王某还使用「您」这个字眼，始终没直接问出口他是不是性侵了我，王某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当天下午回了天津，而我留在杭州继续工作。那时候我已经有应激反应了，整个人变得特别恍惚，有一次和客户见面，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工作；还有一次过红绿灯，也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后来心理咨询师告诉我，这是一种「解离」反应，是人在面对不可承受的压力时，大脑把身体和周围环境隔离开的自我保护。那时候，我感到最难受和最困惑的，是对发生了什么根本想不起来。我逼着自己从头捋一遍：9月23日晚上，我和王某约客户谈合作，想着要跟别人聊正事，最好别喝太多酒，我本身也不擅长喝酒，就订了一家日料餐厅，点了一瓶清酒稍微助兴。客户来之前，王某说今天一定要喝美了把对方拿下，王某平时酒量很好，但那天开场一个多小时，就发微信跟我说，「你陪着多喝点，我快不行了」，过后又补充，「这酒后劲挺大的」。我想老板可能喝不惯清酒，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就陪了几杯。到11点左右，我开始感到晕乎，赶快去结了账，提醒他们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但没想到回来后，桌上又多了两瓶酒，王某一直劝我敬客户一杯，把我弄得下不来台，我就又陪了几杯，之后彻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整个人就断片了。之后更多的记忆，我都没有了。直到三天后，再次在重要的商务应酬上见到王某，一些被猥亵的画面就想了起来。我冲到卫生间，哆嗦得不行，但因为职业素养还是强撑到了应酬结束，回到酒店后，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坐了一整晚，精神彻底崩溃了。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事发第四天，我才打电话跟先生讲，自己可能被人欺负了。先生让我赶快买票回天津，见面后他也很生气，说我为什么不赶快查监控？为什么不赶快报警？我才第一次回过神来可以看监控。那时候刚好碰上国庆节，我和先生按计划要回老家参加亲戚的婚礼，但我实在等不到假期结束，就先咨询了律师怎么取证，之后一个人去了杭州调取监控。酒店经理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的女性，监控一般不能给客人看，但她帮我支招，说可以先报一个丢东西的警，看看监控到底录下了什么。后来在警方的陪同下，我才第一次在视频里比较完整地拼凑出当天的情况：回到酒店我已经是昏迷不醒，王某原先说是背我回来，但其实是抱着我，在电梯里就实施了猥亵，之后经过我房间也根本没有停留，直接进了他房间。到了凌晨4点多，我从王某房间出来的状态原本也忘了，那时候才看到，我光着脚，走得摇摇晃晃，衬衫也穿得乱七八糟，刷不开房门之后，瘫坐在地上就哭了。我一边看，一边哆嗦得全身发抖。因为提前咨询过律师，我知道生物证据肯定采不到了，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监控，一个月后会被新的视频覆盖，我就请酒店经理一定要把这些监控全部复制保存下来。她让我放心，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我。10月3日那天，我还向酒店保安、打扫阿姨录音取了证。原来，事发的晚上，前台小妹担心我被抱回来，就让保安帮忙一起搀扶上楼，但被王某拒绝了。前台小妹又留意到监控里王某把我弄进房间，让保安去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回应。最后，她再次给王某房间打电话，问是否需要帮助，王某说「不用」挂了电话，她没办法再坚持，只好交代保安巡逻时多留意那个房间。问完这些，我错过了当天回天津最后的航班，不得不在杭州停留一晚，就选了一个离事发酒店30公里的地方住下。当时天已经发黑了，我突然觉得城市变得很恐怖，周边人也很恐怖，看到路上一位秃顶男性迎面走来，一下子想到王某，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从来没有那么脆弱过，甚至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敢回，就在酒店大厅里坐着发呆。后来实在没办法，就给一位在杭州的女性朋友打电话，接通之后话都说不出来，一个劲儿地哭。那位朋友什么都没多问，立马来找我，和电影里的画面完全不一样，知道原委后，她不是和我抱头痛哭，而是特别冷静地说，「丽丽，咱们把你监控看到的，能想起来的，再好好盘一盘。」我一下子被她的冷静和理智镇住了，就在酒店里找了一个本子、一支铅笔，我一边说，她一边写，写完以后，我们俩基本上断定，不管有没有被性侵，强制猥亵肯定是有了。接着，我们又把职场的工作方法拿出来，策划用什么话术再找王某对质，如果对方承认性侵，话要怎么说，如果不承认，又要怎么说，把可能性A、可能性B都写出来，尽量多问出一些话，多收集一些证据。我们对着草稿演练了两遍，一直搞到凌晨3点多。但那时候，我对于是否报警还是有一些挣扎，我会思考报警的代价是什么，我先生能承受吗？我的父母、他的父母能承受吗？我女儿才11岁，她知道了要怎么办？还有我的职业，汽车行业的圈子就这么大，闹开了我怎么面对同行，之后找工作公司做背调怎么办？朋友听了这些顾虑，她的回应非常打动我。她说，「你要是能报警，我全力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我也理解你，我懂你。」梁靖宽9月27号早上，听到丽丽打来那个电话，我的感受挺复杂的。我记得丽丽当时是例假最后一两天，所以她说「被欺负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反复跟她确认才知道是真的。丽丽在电话里一直哭，整个人就傻掉了，其实我也挺懵的，当然还有愤怒，那时候脾气就上来了，怪罪她怎么不及时报警，要赶快报警。但问题是，丽丽对许多事情一点记忆都没有了。我也感到奇怪，丽丽虽然酒量不好，但她对事业很负责，不可能让自己在客户面前失态，而且喝了那么几杯就醉成那样，我是有过其他怀疑的，但当时用过的餐具都清理掉了，也没办法再追查什么，只好让她买最快的一班高铁回家，我们再一块儿商量商量。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查监控。后面一两天，丽丽也恢复理智了，找了做律师的高中同学咨询，后来一个人去杭州看监控，期间我们是一直联系的，丽丽说东西都查清楚了，但是具体查到什么，她没说，也没发给我看。我听出了她的犹豫，就想当天赶紧过去处理这件事，但丽丽坚持先回家再说，还说有人陪着她，让我不用担心。后来，我才知道丽丽的很多顾虑，家人、朋友、事业，生活里还上有老下有小，现在经济又不景气，所以她承担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但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一层，对报警也没有过动摇，因为这是犯罪，坏人犯罪难道还要逍遥法外吗？丽丽害怕承受外界的一些声音，但我从来不会被这些观点绑架，也告诉丽丽说，对她有看法的人才是病态的，我们干嘛要去理会那些人？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图源纪录片《黑箱日记》关键证据崔丽丽10月6日开工第一天，我特地拿了一支录音笔，带着犹豫和纠结去了公司。在王某办公室，我像之前演练过的那样，开始一个个提问，想着他哪怕撒谎露出破绽，破绽或许也是一种证据。但没想到，王某不仅不承认性侵和猥亵，还说我「不知好歹」，言外之意是他没嫌弃我就不错了。我被彻底击碎了，瞪着王某的眼睛咆哮，立马就去杭州报警。我先生特别支持我，这次报案是他陪我一起去的。他特别理智，让我把关键点提前写下来，以防报案时太过激动疏漏了什么。去事发酒店的路上，我都是雄心壮志的，但剩下最后一个红绿灯，我突然腿一软，走不了路了，就开始哭。10月份的杭州其实特别美，但那天的蓝天和白云在眼里都是灰色的。我拽着先生的手说，我太怂了，连走进那个酒店的勇气都没有了。我先生拉着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下，说没事儿，别着急，不想去咱们今天可以不去。我感到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懦弱，憋了一股劲儿，突然把眼泪擦掉说，「老公，咱们走。」到了酒店，110电话很快接通了，但我光张嘴发不出声音。我先生就接过电话，说我媳妇在哪个酒店被强奸了，要求你们马上出警。警方的行动很快，五分钟之后，来了一辆小轿车跟一辆中巴车，把酒店戒严了，我和先生去了警察局录口供，接着又去医院采集身上是否还有王某的DNA。整个过程都很顺畅，录口供的警察是位特别好的男性，不会强迫我作答，也没有提问让我感到不舒适的问题，在我哭的时候还会安慰我；采DNA的医生也说，没事儿不疼的，然后说，「咱们没有错」。警方告诉我一般7天能立案，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让我回天津耐心等一等。一直到10月27日下午5点左右，我突然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语气特别严肃地告诉我立案了，我整个人就激动地从沙发上溜到了地板上。在醉酒类性侵案件中，往往要证明被害人醉酒到了什么程度，这点在我的案子里没有任何质疑，监控和相关证言都很明确，我已经严重到「不省人事」的状态。检察官最初遇到的难点是，采集不到DNA，光靠我模糊的记忆，指控「强奸罪」肯定不够。但办案检察官特别负责，一帧一帧地细致看监控，看到我进王某房间约半个小时之后，隔壁房客突然打开了门，在王某房门口徘徊了几分钟，还有掏出手机的动作。检察官凭直觉感觉到，那名房客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拿手机是不是录了音？那天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还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检察官生怕这条线索断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没想到那位客人还在酒店里住着。那名房客告诉检察官，因为酒店隔音比较差，他先在房间里听到很大的动静，还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声音，之后在门口听得更清楚了，就用手机录了大概2分钟。这段录音成了指控「强奸罪」的关键证据。我记得特别清楚，2023年11月11日，检察官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特别兴奋地说，崔丽丽你知道吗？我找到了非常关键的证据，王某已经实实在在被抓起来，不怕给他定不了罪了。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2023年10月9日，梁靖宽陪崔丽丽去杭州报警，他走在前面，崔丽丽拍了他的背影留念。去战斗崔丽丽报案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一直做噩梦。可能是事发之后，我曾回去王某的房间找鞋，就做了各种找鞋子的梦：要么在一片漆黑中找鞋，要么在大雨中跑着找鞋，而且梦里的鞋子特别具体，有时候是运动鞋，有时候是拖鞋……我总是害怕得从梦里惊醒，醒了以后就觉得很不真实，想不明白自己怎么落到这个境地。我做销售17年了，发生这件事，真的是把我过往十几年的职场信念完全推翻了，把我对于人的认知和信任也完全推翻了。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完全不讲什么喝酒拉客户。记得27岁那一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谈业务，后面又带团队出去，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拉个箱子就走了，觉得哪里都很安全。第二份工作，老板是一位和我同岁的男性，出去见客户都直接说，丽丽是女孩子，她不能喝酒你们照顾一点。所以在以前的环境里，销售虽然要应对很多酒局，但大家都特别保护我。但这家公司的酒文化特别重，王某经常向我灌输，我的领导虽然是一名女性，但很多业务都是她喝酒喝来的。公司聚餐的时候，王某也会劝下属喝酒，下属就下意识地服从老板的指令。包括这一次，其实最开始我对自己是有怨恨的，为什么不强硬拒绝王某，但我根本没想到会喝到那么醉。我想过提防客户，但从没想过提防自己的老板。我真的是信念崩塌了，在医院里检查出抑郁，变得不敢出门，就喜欢在家里楼上一间小书房里待着。先生担心我自我封闭，经常招呼我出来看电视，或者陪女儿下一盘围棋，但我甚至不愿意亲近他和孩子，觉得一个人在小房间才安全。因为担心我的精神状态，我先生转为半工作状态，每天守着我，承接了很多我的负面情绪。那时候，我跟他已经分开睡了，有一天夜里，我又从噩梦里惊醒，怎么也睡不着，外套都没穿就跑下楼，那天晚上下了点雪，薄薄一层铺在地上，我就坐在雪地里发呆。可能是听到开门的响动，我先生追着我下了楼，以为我产生了不好的念头。他的情绪第一次变得激动，说我难道为了一个畜生要把自己毁了吗？这么活不下去，有想过他吗？有想过孩子吗？他一直抚摸我的背，帮我平复下来。我确实被先生的关心，还有那晚的一段话激励到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颓废，案件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拉锯战，我想起码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状态去战斗，慢慢开始恢复运动，在房间里一个人也是查资料，看别人的求助帖和经验帖，有的会抄写下来，有的截图保存在电脑里，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案子开庭前，王某还可以走一个「求谅解」的环节，检察官说可以见一见王某的家人，王某太太是公司出纳，拒绝了和我会面，公司二股东和我的直属领导就作为代表，但一见面也不是道歉，而是为王某哭穷，然后提出一笔赔偿。我一听就不想谈了，对方看我态度这么坚决，干脆不要我的谅解，翻供打无罪辩护，不承认强奸，甚至说我主动倒贴。得知王某拒不认罪，我的精神又崩溃了，有一天去接孩子，走到楼下就失神摔倒了，造成左手粉碎性骨折。那时案件马上开庭，按照我的本意，即便绷带吊着胳膊也要去参加庭审，但先生怕我情绪激动，最后就全权交给律师和检察官处理。庭上的争辩很激烈，王某坚持陈述，我到公司一年没有业绩，担心被开除才主动勾引。检察官辩护说，这个逻辑不通，既然是想讨要好处，为什么一个女性连工作、职业生涯都不管不顾，最后也要讨一个说法？一般强奸罪是3到10年的刑期，检察官提出判6年，最后法院判决了4年，连带民事赔偿诊断焦虑、抑郁、失眠的医疗费用3000元。庭审前，让我没想到的是，法官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知道我遭受很大的精神打击，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但根据国家关于性侵案的法律规定，除了未成年人，没办法支持成年女性的精神赔偿诉求。他最后鼓励我说，案件结束之后，可以打劳动仲裁继续维权。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梁靖宽这一年多我也学会换位思考，照顾丽丽的心情。我们去医院治疗，心理咨询师会给她推荐一些电影和书籍，我就跟她一起看，比如有一部电影讲在911事件中失去家人的人，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变得极端和自闭。我了解了疾病，但说实话，学习了一段时间，丽丽的状态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丽丽自己睡觉，每天噩梦缠身，刚惊醒时不认识我了，哭着往外推我，我一边拍她的背，一边说别怕，要等个一两分钟，她才能清醒过来，我就守在她旁边，等她睡着了，给她盖好被再走开。她还总是晚上跑出去，我害怕她想不开，睡眠变得很浅，留意着她的动静，甚至有时候幻听，也会突然跑上去再看她一眼。白天状态更不行了，就好像掉进一个漩涡里，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拼命想把她往外拉，说要不咱们听相声去，看电影去，唱歌去，还有我们之前没事就带着孩子去玩的一些项目，她都拒绝了。后来她胳膊又伤了，那时候我压力也很大，每天送孩子，接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带她去看病，还有工作的事儿，还要跟律师沟通一块儿复盘，已经没有时间去感受自己的感受了。我特别想扩大她的世界，让她感知到生活的很多面，有时候去单位，会把有意思的事儿发给她，有时候中午来不及回家吃，就把午餐拍个照片发给她，想要逗她开心，逗她笑。但在案件进行过程中，她有天大的委屈，正义没得到伸张，根本就笑不起来。最大的支持，就是陪她一起战斗。后来案件开庭，丽丽受了伤还特别想去现场，我不同意，害怕她和王某接触越多，越是会勾起不好的回忆。但我仔细问过检察官，两次庭审，王某状态特别不一样，第一次非常嚣张，拒不认罪，第二次临近宣判，他终于感到害怕了，像皮球泄了气。但这并不意味着伤口就此弥合。在我眼中，丽丽真的是一个特别真诚、特别友善的人，无论谁和她接触，都能感受到她的无微不至和热情。但我和她都预料不到，那些她曾经真诚对待的公司同事，有一天会从背后狠狠敲打她一棒。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敌人崔丽丽从事发到案件在2024年4月2日判决，我逐渐感知到，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公司里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是我的直属领导。同为女性，她最开始特别共情我，但是很快态度就变了。最开始我去杭州报警，在OA系统上请假，理由是「出差期间遭受重大侵害」，直属领导为了不扩大影响，让我改成「处理私事」，我不认同「私事」这个说法，审批就一直没有通过。王某还没有被批捕时，我都是在微信上跟直属领导请病假，她原本是一个我很信任、很尊重的人，有一次聊天，就跟她说会拿出比开发业务更大的决心把王某绳之以法。没一会儿，话就传到了王某那里，他直接把我踢出管理群，停用了我的OA和邮箱。接着，直属领导又把我踢出股东群、部门群等等群聊。在录口供环节，她更是完全站在了我的对立面，证词都是说我的工作能力不行。王某被批捕后，公司的投资人也开始行动。当时公司正在面临上市，他担心王某被判刑会影响上市，一天晚上11点多给我发来信息，说一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难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饭碗都受影响，让我要以大局为重。我没回复这条信息，凌晨1点多，他就又发来一条，说资本圈都是利益至上，他会介入进来，让我拭目以待。期间，公司怕被指控打击报复，没有直接开除我，但也没再给我发过工资。直到去年4月18日，人力资源部长约我见面，从包里拿出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说我只是在微信上请假，后面还中断过一段时间，属于严重旷工，以违反公司制度为由将我直接开除。我最开始没明白，案子4月2号就判了，为什么拖延到18号才开除我，也是最近才回过神来，因为他们担心我不满4年刑期提出上诉，而18号刚好过了上诉的最后期限。这些事不断冲击着我。其实最早加入这家公司时，我已经三十八九岁了，大家都说，女性的职业生涯比较短暂，我虽然一直不认可，但也会觉得，这家公司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了。那时候，我对这个选择做了很多考量，觉得公司有一定技术积累，想要拓展业务板块，又想要上市，而我有资深的市场经验，可施展的空间很大，值得为之再努力打拼几年。我那么认真地考虑和对待公司，但公司那么容易地把员工抛弃，那种反差感是很大的。在公司里，我也是一个小股东，如果被扣上违反公司制度的帽子，股权就会被公司0元回购，相当于所有损失都是我自己承担。我感到极度的不平等，甚至是被职场霸凌。我先生劝慰我说，别人只是打一份工，不用跟他们谈道德，因为道德是比法律更高一层的要求，但经历这种背刺，我依然会感到很恐怖、很受伤。我不想那么轻易被打倒，个体不能就这么轻易被一个体系吞噬。和人力资源部长见完面那天，我就直接去了人社中心申报工伤。我知道那将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提供证明，把我的遭遇再给别人叙述很多遍，但我必须去战斗，我觉得那是一场维护过往17年职业生涯的战斗，也是一场对过往40年人生的努力和付出负责的战斗。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申请工伤时，崔丽丽准备的证据在这之前，职场性侵害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工伤认定的先例可循，但我查找到，《工伤保险条例》里明确提到，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意外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我觉得这一条对自己适用，但麻烦的是，人社中心说必须在他们指定的安定医院经过12次系统治疗，之后由几位专家会诊，才能开具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证明我的工伤。那时候，我才开始去安定医院的精神科门诊做检查，不光是抑郁、焦虑，还查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2024年7月9日，崔丽丽经过天津市安定医院专家会诊，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有一段波折，是三位专家第一次对我会诊时，发现我是事发第七个月才来到安定医院，要求我把前面三甲医院的治疗证明补给人社中心，再去预约二次鉴定。我当时就崩溃了，感到太折磨人了。专家说流程必须要走，不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因此会尽快安排二次鉴定，不让我再等待那么长时间。就这样，一直到2024年12月3日，距离申报过去七八个月，我的工伤最终得到了认定。人社局先是电话通知了我结果，又将认定书邮寄到了家附近的邮局。那天，我先生开车带我去取，刚开始我心里还很平静，但打开邮件之后，先生让我从头到尾读一遍给他听，读到结论那一段，我就有点哽咽住了，再到「崔丽丽同志」这几个字，我开始控制不住掉眼泪，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位国家公民，一个劳动者，再次被认可。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工伤认定结果。「崔丽丽」不是一个化名，一个马赛克崔丽丽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伊藤诗织写的《黑箱：日本之耻》，讲她被知名记者也是熟人性侵，5年之后再去事发酒店，走到门口的时候还是崩溃了。她还写过一本书《裸泳》，讲去拜访韩国慰安妇，见到老婆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她们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那些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记。」看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结束了，或者失忆了，要不怎么可能会忘记？有时候，我骑着动感单车，会突然想到被侵害的场景，还会把自己带入当时无助、绝望的感受，就会出现喉咙被卡住、喘不上来气的躯体反应。我也变得不敢一个人坐高铁，不敢一个人住酒店，更不敢像以前一样见同行跑业务，医生说这都是PTSD的典型症状。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直到2024年6月，办案检察官把我的经历写成报道，发表在检察院内部期刊杂志上，他告诉我说，我的经历不是个案，发表出来可以展现一些力量，让更多女性反对职场性骚扰。检察官的话格局很大，一下子把我点醒，那时候就想要接受媒体采访，用更大的声量把经历说出来，也是不断正视和接受自己，找回跟社会链接的自信。第一次接受报道，我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我知道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但既然要发声，我想「崔丽丽」就要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我不再怕先生之外的家人和熟人看到，恰恰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做这件事的家庭支撑是很重要的。我的先生很尊重我接受采访，其中一次访谈还给他很大的冲击。其实刚开始知道这件事时，他只是责怪我为什么不赶快报警，但没站在我的角度考虑我的感受。看过访谈之后，他才说我是多么有勇气，在应激状态下还能坚持工作好几天，把任务完成，再思考这件事一步一步怎么处理，之前他从来没体会到这一层不容易。我的母亲虽然是上一辈的女性，但知道我的遭遇后，没有一句责怪，第一反应是心疼，然后说，「只要你认为做得对的，妈妈都会支持你。」母亲非常坚韧，她早年经历过丈夫去世，带着一个男孩改嫁；中年又经历丧子，那个男孩在10岁时溺水没有了；前两年，我的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失去第二任丈夫，人生的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我在她身上也收获了很多力量。最后是我11岁的女儿，不久前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原本不想让她过早接触社会的恶，期末开家长会时，就想回避让她爸爸去。但女儿坚持要我去，我就趁这个机会跟她解释了性侵害，也简单给她看了我的访谈报道，说去家长会怕老师和同学家长用有色眼镜看她。没想到女儿说，妈妈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老师才不会那么幼稚。后来我就去了家长会，明显感觉有家长认出我了，大家都挺友好的，有人主动打招呼，有人还挎着我的胳膊说，之前很少见我开家长会，应该歇一歇，不要因为工作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者羞耻，反而感觉之前的很多担心是多余了。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是自己给自己预设了很多障碍，才不敢探头往前走。我担心过邻居知道了该怎么办，也想过之后出门是不是要戴着口罩了？我先生说，你是病毒吗，是不是想太多了？其实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我的事情会像过眼云烟一样过去，除了有跟我相似遭遇的人会记得，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崔丽丽」这个人的存在，这么坦然地想，我现在也能和老公出门去买买菜了。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图源纪录片《黑箱日记》梁靖宽丽丽说的《黑箱：日本之耻》，我也看了，也确实看到了女性职场的一些不容易。可能之前没想过这些，因为在我的认知里，现阶段的许多职场人都是经过高等教育出来的，这种粗俗、低级的犯罪不应该有人犯，所以确实也挺毁我三观的。丽丽说不可能忘记，我是能理解的，不是说伤害有多大，而是侮辱性极强，这是耻辱，一个人怎么会忘掉耻辱？丽丽又是一个特别要强、在事业上有追求的人，其实在我们结婚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出差，一个月有10天在家就不错了，作为家属我一直支持她，不管她想在职场走得多高，只要她开心就好。我们家里请了保姆，就把家务、接送孩子这些事情安排好，我和她的工作都能有更大的空间。但现在，丽丽在家里出不去，我最担心的还是她的精神状态。我还看了伊藤诗织的纪录片，她已经能够和闺蜜出去喝个小酒了，丽丽以前喜欢喝点红酒，现在是滴酒不沾，而且也不跟好朋友见面，我就希望她什么时候能够像伊藤诗织一样，再往外走一些就好了。我知道这急不来，就一直陪在她身边。每次去医院做完治疗，丽丽都是很崩溃地出来，我刚开始很担心，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明白这是她必须经历的治疗过程。回家路上，她的状态很累了，我就把车座椅放平让她躺下，把车开稳当，慢慢带她回家。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书里不会教我做这些，我是凭着对丽丽的了解和观察学会了怎么陪伴她。看完伊藤诗织的书，也看了检察官的报道，丽丽的想法是要站出来，也可以为这个群体发声，我一开始觉得她想得有点大，但是她的一些报道发出去以后，已经有超过20位女性给她发过私信，有的说看了她的访谈，才获得了去报警的力量；有的向她求助，有什么有效收集证据的办法；还有一些女性是被性侵很多年了，没有报警，也没跟家人讲述过，但那根刺就一直扎在了心里。我确实觉得，丽丽很坚毅，也感觉到，不要低估一个人说话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图源纪录片《黑箱日记》海河边的歌曲崔丽丽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里说，人的身体大概是你最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了，而性侵害是对身体这种最根本的控制权和边界感都非常大的摧毁，所以对一个人的伤害才会这么大。为了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控制感和力量感，我恢复了每周3～4次的锻炼，最喜欢打拳击，在一次又一次的力量突破中，也会感到自我在重建。尤其我有PTSD的躯体症状，练完拳击就会感觉浑身通透，晚上也能睡得着觉了。我也在努力恢复独立，有一次坐高铁去北京做访谈，坚持不要先生陪同。前一晚我还害怕得打退堂鼓，但第二天进了高铁站和预想不一样，车站很清静，我心里也很平静。但转到北京地铁看见密集的人群，难受劲儿又上来了，我是个犟种，想起来上次来北京，穿着我最喜欢的一件风衣跑业务，那个时候可以自信满满、意气风发，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就逼着自己进了车厢，最后也到了目的地。开启新工作还不那么容易。其实2024年6月，有一位同行朋友找到我，说身边正好缺少一位有资深市场经验的伙伴，但我考虑到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客户，就拒绝了那份工作邀请。心理咨询师非常想帮我从人际背叛和伤害中走出来，目前在做「想象暴露治疗」，比如让我不断想象和客户约见的工作场景，在想象层面一步步克服恐惧，但我每次到了客户楼下，还是会打车逃走和退缩，所以还需要时间去突破自己。12月23日，我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告诉我，科长会亲自办理这个案子，就等着1月21日开庭。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2024年12月23日，崔丽丽在天津津南区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知道消息时，我又一次哽咽地哭了。原来我考虑过请律师，但后来想了想，既然要重建，我索性就自己来打这场官司，自己整理了208页的证据。我想自己不是法律人士，万一输了不丢人，但要是赢了，就想赢得漂亮一点。今年3月25日，我拿到了仲裁结果，许多诉求再次得到司法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公司被判决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在职期间周六工作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等等，还有一些小的赔偿项目，共计111多万元。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2025年3月25日，崔丽丽在劳动仲裁委领取裁决书那天，先生陪我一起去的劳动仲裁委，取完判决书回来就傍晚了，我们接上孩子，一家三口去了最喜欢的一家新疆餐厅，吃了椒麻鸡火锅，还点了最喜欢的鲜奶茶。新疆妹妹在面前表演舞蹈，那个姑娘大概十八九岁，跳得非常开心。我看着看着，突然就流泪了。先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没事，只是真的感觉太好了。」这一年多，对我来说其实充满了消磨，充满了对恶意的认识，日常生活重建很不容易，但我还在努力往前走。今年5月，那位在杭州帮助过我的女性朋友特意来天津看我，到家里陪了我一个下午。她真的是一个「大女主」，在公司已经做到总经理级别了，我鼓励她，说你好好在这个行业发展，把我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替我完成，我永远回不去那个职场了。晚上，她邀请我出去走走，我鼓起勇气，第一次和朋友出门了。我们去了海河边，坐了游轮和「天津之眼」摩天轮，看到码头边上有驻唱，又聊起彼此喜欢的歌曲，我们都喜欢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她说，不如现在就唱，打开手机K歌软件，我们在海河边完整唱了一曲。结束之后，我们还特地拍了一张合影，记录那个特别美好的晚上。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5月，崔丽丽和朋友在「天津之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