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随着艾滋病毒（HIV）病例大幅增加，加拿大曼尼托巴省（Manitoba）近日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5 月 7 日，曼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因为该省 HIV 新增病例从 2019 年的 90 例，激增至 2025 年的 328 例。 目前，曼省是加拿大 HIV 感染率最高的省份之一。2024 年，曼省每 10 万人中有 19.5 例 HIV 病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每 10 万人 5.5 例）的三倍以上。 图片来源：51.CA 资料图片 根据曼省政府数据，新增 HIV 病例最多的地区集中在温尼伯（Winnipeg）。当地 HIV 最常见的传播途径包括注射毒品和无保护措施的异性性行为。 省政府指出，此次病例激增，与无家可归问题、心理健康危机、药物滥用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等多种因素叠加有关。 值得关注的是，曼省超过 50% 的新增病例出现在女性身上，而大多数新确诊女性患者年龄都在 40 岁以下。

一个 14 岁的孩子，在加油站和便利店里轻轻松松一天喝下 4 罐能量饮料。Health Canada（加拿大卫生部）有明确上限，产品包装有警告标签，但执行呢？零售商卖得照样起劲——这个现实中的失守，让一位痛失儿子的父亲决定站出来。他的倡议引发了加拿大社交平台的激烈对撞。 图片来源：51.CA 资料图片 新不伦瑞克省这位父亲在儿子因心律不齐突然离世后，开始发起倡议，希望对能量饮料（如 Monster、Red Bull 等）实行更严格的年龄限制。许多网友也指出，Health Canada 已对能量饮料的咖啡因含量有明确上限（每罐最多 180 毫克），并要求产品包装标注警告，但实际销售渠道如加油站、便利店等往往执行不力，监管漏洞显而易见。 支持限制能量饮料者观点 不少网友对家长的呼吁表示理解与支持，认为青少年频繁饮用能量饮料的情况十分普遍，存在严重健康风险。一位教师分享，自己有学生每天在校就能喝下四罐以上，有的甚至是家长送来。 图片来源：51.CA 资料图片 支持者普遍认为，年龄限制或更严格的销售规定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滥用。例如，有网友表示："孩子们经常因为能量饮料而送医，家长和社会应该共同负起责任。"也有人指出，目前能量饮料的广告和包装容易吸引青少年，监管应更有针对性。 部分网友还举例称，有加油站员工拒绝一次性出售多于两罐能量饮料，但超市对此并不在意，反映出执行标准不一。 反对限制方观点 另一部分网友则反对单纯以禁令或限制解决问题，强调家长和青少年自身的教育与自我管理更为关键。他们认为，能量饮料并非唯一含咖啡因饮品，咖啡、汽水等也同样常见。有人调侃道："难道咖啡、汽水、巧克力也要设限吗？" 不少人认为，政府不应成为"保姆国家"，监管的边界应适可而止。有人表示："如果孩子经常喝能量饮料，家长应该自问'我做了什么'，而不是一味要求政府干预。" 也有评论认为，禁止未成年人购买能量饮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家长依然可以替孩子购买，类似于电子游戏、烟酒等年龄限制产品的现实困境。 科学与咖啡因影响的讨论 不少网友从科学角度切入，比较了能量饮料与咖啡、其他饮品的咖啡因含量。有网友指出，Starbucks 的大杯（venti）咖啡含有 475 毫克咖啡因，远高于加拿大卫生部规定的能量饮料上限。实际上，许多咖啡饮品的咖啡因含量比能量饮料还高。 还有人强调，能量饮料除了咖啡因之外，还含有大量维生素 B 及其他添加成分，这些成分虽然大多能随尿液排出，但剂量过高也可能带来风险。 部分网友认为，能量饮料的危害与滥用酒精类似，核心问题在于"剂量决定毒性"，适量饮用问题不大，但长期大量饮用才是真正风险。 结语：各方立场与争议焦点 整体来看，关于是否应对能量饮料设立更严格的年龄限制，加拿大网友意见分歧。支持者关注青少年健康风险和现实监管漏洞，倾向于加强法规和限制销售。反对者则强调个人与家庭责任，担心禁令效果有限、甚至导致更多违规操作。 科学讨论则提醒公众，能量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其实并不总高于咖啡，真正危险的是过量饮用及家长和社会对健康风险的忽视。无论结论如何，这场由父亲的悲剧引发的舆论风暴，正推动加拿大社会反思青少年健康、家庭教育与市场监管的边界。

卑诗省府周四(7日)宣布扩大助产士执业范围，省民可更容易获得由助产士提供的终止妊娠护理、持续孕期护理，以及其他生殖健康服务。 卫生厅长奥祖宜 (Josie Osborne，上图) 说：“在生殖健康服务面对挑战之际，我们正采取行动，在卑诗省保护并维护生殖健康。这些执业范围变更措施，将有助公众在住所附近更容易获得安全、具同理心及适时的终止妊娠服务，同时加强孕期护理。作为一名农村地区居民，我深知这些改变对服务有限社区的居民极为重要。这些措施将有助消除障碍，并支援更多人获得所需的各项护理服务。” 助产士的执业范围相关变动生效后将可： 处方Mifegymiso，用于治疗早期流产，或在妊娠首3个月内提供安全的药物终止妊娠服务。 处方Levothyroxine，用于管理甲状腺功能减退。 处方Cabergoline，用于抑制泌乳，即分娩后停止乳汁分泌。 因应更多产科需要进行超声波检查，例如在怀孕早期确定胎儿位置。 性别平等议会秘书白芯丽 (Jennifer Blatherwick，下图) 说：“助产士为全省家庭提供个人化及全面的护理服务，其中许多助产士专门支援服务不足及边缘化社区的居民。扩大助产士的执业范围，将有助促进健康怀孕，并让社区居民更容易获得必要、文化安全的生殖健康护理，尤其是在服务可能有限的地区。”   助产士是孕期护理方面的专业人员。这些执业范围变更措施，将让助产士进一步运用其专业训练，为有不同需要的人士提供更全面、具同理心的支援。这将有助改善护理成效，让怀孕人士及其家庭在怀孕期间、分娩及产后，获得更切合个人需要的护理。 根据省府发布资料表示，在加拿大，目前只有另外两个省份 ── 魁省及沙省授权助产士独立管理并处方Mifegymiso作药物终止妊娠之用。这项改变将特别惠及居于农村及偏远社区的人士，因为他们往往需要长途跋涉才能获得生殖健康护理。透过容许助产士处方Mifegymiso，省府正改善由助产士提供的终止妊娠护理，并扩大省民在住所附近获得安全、保密及适时服务的机会。 这些新变更建基于助产士执业范围的其他扩展措施。有关措施已于2026年4月1日与《医护专业与职业法》(Health Professions and Occupations Act) 同时生效。助产士现可为有需要人士在人生任何阶段，置入铜制子宫环，并提供其他避孕服务，包括荷尔蒙避孕药。这有助减少障碍，让省民更容易适时获得生殖健康护理，并支持生殖自主。过去，助产士只可为产后3个月内的人士提供避孕服务。由2026年4月1日起，具备适当认证的助产士亦可： 使用所有引产 (induce labour) 方法，提供与医生相若的引产服务 使用超声波检查婴儿出生前的胎向及位置。在此之前，助产士已可使用超声波监测胎儿心率 省民将可在生殖健康护理需要的任何阶段，从助产士获得终止妊娠护理及避孕服务。 扩大助产士职能的下一步 这些执业范围变更，是省府于3月与卑诗护士与助产士学会 (BCCNM) 进行咨询后的成果。相关咨询旨在扩大并加强公众获得护理的途径。省府目前正与BCCNM合作，加快修订规例，务求有关变更能尽快生效。 BCCNM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Natasha Prodan-Bhalla博士说：“扩大助产士的执业范围，将有助卑诗省各地家庭获得适时、稳定及以人为本的护理，包括服务不足社区的家庭。作为监管机构，BCCNM担当关键角色，确保新增职能安全落实，并符合公众利益。我们期待与合作伙伴及助产士携手合作，把这些变更纳入助产实务，让孕产护理系统更能配合公众的需要。” 待规例修订完成并在实施之前，BCCNM将制定执业标准，并会与卑诗大学合作，安排助产士接受可能需要的任何额外培训。 省府表示这项宣布是履行承诺的一部分，旨在改善孕产服务、维护与支持生殖自主，并加强卑诗省公共、全民医疗护理系统。这些措施建基于省府的持续投资，旨在确保妇女及多元性别人士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获得具同理心、公平及全面的护理。 (图：省府提供)

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第三名相关人士虽然并未登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游轮，但因曾与两名已离船返加的加拿大患者搭乘同一航班，目前正在接受隔离观察。 加拿大外交部长Anita Anand表示，这名加拿大人可能曾与出现症状的患者有接触，因此已被当地卫生部门纳入监测范围。 目前，确诊或疑似感染的加拿大人中，两人位于安大略省，一人位于魁北克省。 阿南德还表示，加拿大政府将派遣领事官员，为仍滞留在游轮上的加拿大公民提供协助。这艘游轮因暴发汉坦病毒疫情，已造成三人死亡，引发国际关注。 游轮运营公司 Oceanwide Expeditions透露，部分乘客已于4月24日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同一天，一名于4月11日去世的荷兰男子遗体也被转移下船。该公司此前并未公开说明已有多人提前离船，而游轮直到5月2日才确认首宗由啮齿动物传播疾病引发的感染病例。 根据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公布的数据，目前已确认8宗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包括3人死亡。8宗病例中，5宗已正式确诊，其余3宗则为疑似病例。 世卫组织指出，此次疫情涉及的病毒属于“安第斯病毒”，主要流行于南美洲，通过受感染啮齿动物传播。该病毒也是目前已知少数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类型之一。 加拿大政府周三晚间发表声明称，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主动联系船上的加拿大公民，为他们提供隔离、防疫及公共卫生措施方面的指导。游轮公司此前表示，船上共有4名加拿大乘客。 尽管疫情引发担忧，但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维持在较低水平。 不过，相关部门仍持续监测情况，以防疫情进一步扩散。

许多患有长期疼痛或重症的华人长者，在极度痛苦中会表达"与其这样活着不如……"的想法。但他们的子女和家属往往陷入两难：既心疼父母的痛苦，又无法接受"放手"意味着什么。有的家属会说："看着他难受，全家都难受，可只要人在，他就是家庭的主心骨；人死了，家就不完整了。" 这种矛盾，是无数华人家庭面对临终困境时的本能反应，也是加拿大 MAID（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医疗辅助死亡）在华人社区里始终难以被正视的原因。但这不是"西方 vs 东方"的对立——读完这篇，你会明白，这是一场关于如何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找到那条最难走的路。 什么是 MAID？两条途径，两种情况 图片来源：51.CA 资料图片 MAID 是指由医生或执业护士以医学方式协助患者结束生命的合法程序，2016 年在加拿大联邦层面正式合法化。想了解官方框架，可在搜索引擎直接搜索"Health Canada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获取 Health Canada 官方 MAID 信息页。 申请分为两条途径： 第一途径，适用于身患绝症、自然死亡在医学上"可以合理预见"的患者，最典型的是晚期癌症、ALS（渐冻症）晚期等。 第二途径，适用于不患绝症、但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且无法治愈的患者——这条途径更具争议，门槛也更严格。 2024 年，加拿大共收到 22,535 份 MAID 申请，其中 16,499 人接受了该程序。当年 MAID 死亡人数占全国死亡总人数的 5%，其中 95.6% 属于第一途径，第二途径案例共 732 例，占 4.4%。但有意思的是，虽然第二途径案例数量少，却占所有被拒绝 MAID 申请的近四分之一（24.2%），反映出这条途径的门槛之高、争议之大。自 2016 年合法化以来，已有 76,475 名加拿大人经由 MAID 离世。接受者的年龄中位数为 77.9 岁。 申请资格：五个基础条件，缺一不可 无论走哪条途径，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五点： 年满 18 岁，且具备医疗决策能力（心智健全） 持有加拿大公共医疗保险资格（如安省 OHIP、BC 省 MSP 等） 完全自愿，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或强迫 知情同意：在了解所有缓解痛苦的可用方案（包括姑息/安宁治疗）之后作出决定 患有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Grievous and irremediable medical condition） 满足以上五项后，再根据病情是否致命，分流进入第一或第二途径。 第一途径：绝症患者，无强制等待期 第一途径面向自然死亡在医学上"可以合理预见"的患者——注意，法律并不要求给出明确的"剩余几个月"倒计时，只需医生评估死亡可以合理预见即可。 这条途径曾有一个 10 天的强制等待期，2021 年 Bill C-7 法案修订时将其取消。原因很直接：绝症患者往往病情急转，如果等待期间失去意识，反而会错失自主决定的机会。如今，只要两名独立医生（或执业护士）完成评估、患者再次确认同意，程序即可执行——没有强制冷静期。 两名评估者必须互相独立，不能存在上下级关系或利益冲突。 第二途径：不是绝症，但痛苦无法忍受 如果你或家人并非绝症，但长期处于无法缓解的极度痛苦中，第二途径或许适用——但门槛更高，过程也更漫长。 首先，评估期至少 90 天，从第一份正式评估算起。例外情形：若患者在 90 天内即将丧失决策能力，且所有评估均已完成，医生可酌情缩短等待期。 其次，两名评估者中至少有一名必须对导致患者痛苦的具体疾病具备专业知识；若两人都不具备，则必须额外咨询相关专科医生。 "难以忍受的痛苦"如何界定？加拿大法律的回答是：由患者本人的主观感受来决定，而非由医生量化。只要痛苦在患者本人认为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无法缓解，即使医学上存在其他治疗方案（如高风险手术、副作用极大的强效止痛药），患者也有权拒绝并申请 MAID。 实际案例中，符合第二途径的情形包括：严重的复杂性局部疼痛综合征（CRPS）、非晚期多发性硬化症（MS）或严重关节炎导致完全丧失自理能力、多次肠道手术失败后终身依赖营养液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截至 2026 年 5 月，仅以"精神疾病"作为唯一潜在疾病的 MAID 申请在加拿大被暂缓执行，预计延期至 2027 年 3 月，届时政策可能有所变化。 医生选择：可以自己找，也可以找协调中心 你可以主动请求自己的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担任评估者，前提是对方愿意且具备资格。 但现实是：并非所有医生都愿意提供 MAID 服务，部分医生会以宗教或道德原因拒绝。遇到这种情况，不必陷入困境——加拿大大多数省份都设有专门的 MAID 协调中心，如安省等地均有官方申请渠道，可搜索所在省份的"MAID coordination service"或"MAID navigator"找到对应的协调中心官方申请指南。协调中心会为患者指派愿意接手的独立医生，确保申请流程得以推进。 了解了政策框架，我们才能真正谈谈那道更难的门——华人家庭内部的那道坎。 华人家庭的现实：阻力往往来自子女，不是患者 一位加拿大上门护理人员曾在一位华人老年患者床前，如常地讨论临终准备和 MAID 的选项，结果被患者女儿厉声斥责："中国人不喜欢谈论死亡。" 这个场景，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核心：阻力，往往不来自患者本人，而来自子女。 李老先生喊"死了算了"，家属心疼却说"人在家在"。这不是个别现象。对许多华人家庭来说，允许父母选择 MAID，在感情上近乎于"主动放弃"——哪怕父母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根源：你活着，是因为"我们" 西方 MAID 的底层逻辑是"个人自主"——你的生命，你说了算。但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华人家庭，底层逻辑更接近"关系自主"——你的存在，是家的一部分，生死不是一个人的事。 有一种对比的表述方式是：西方的哲学出发点是"我存在，所以你存在"，华人的伦理直觉则更接近"你存在，所以我存在"。 在孝道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子女同意父母走 MAID 这条路，要承受的不只是悲伤，还有来自社群的道德审判——"遗弃"甚至"谋杀"的标签，会在圈子里无声流传。这种压力，不是无理取闹，是真实存在的文化重量。 宗教的撕裂：同是佛教徒，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对于许多华人来说，宗教是思考 MAID 时绕不开的另一道关口。 在针对加拿大华人及亚裔佛教徒的研究中，受访者呈现出两极分化——双方都在认真对待自己的信仰，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反对者说：MAID 是非自然死亡，会破坏临终时的神识清明，制造业障，等同于杀生，这是戒律不可逾越的界限。 接受者说：佛教的核心是慈悲。当一个人正在承受肉体极致的折磨、且已无法缓解，选择解除这种痛苦，本身就是慈悲的实践——"不杀生"的本意，不是叫人坐视苦难延续。 没有人能替另一个人回答这道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讨论本身正在发生——这说明华人社区内部，已经有人在认真思考，而不是回避。 刻板印象的反转：华人老人，其实很愿意谈 "老人家忌讳谈死"——这几乎是所有华人子女默认的共识。但这个共识，可能并不准确。 通过大多伦多地区（GTA）的焦点小组调查，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受访的加拿大华人老移民其实非常愿意坦诚讨论死亡、临终医疗，乃至 MAID。所谓"不能谈死"，更多是子女替父母设下的禁区，而不是老人自己的意愿。 他们接受 MAID 的动机，和本地白人也不同。白人老人更多强调"尊严和控制权"，华人老人的核心考量往往是另一件事：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 这个发现，其实是一个邀请——如果你还没有跟父母谈过这件事，也许是时候了。不是你要替他们作决定，而是给他们一个空间，说出他们真实的想法。 全球华人的法律鸿沟 把视野拉远，这道题在华人世界有多难，就更清晰了。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协助死亡在法律上等同于故意杀人。目前仅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容忍"被动安乐死"（如家属放弃无望的插管抢救），主动结束生命在公众讨论里仍是绝对禁忌。 台湾走得最远。台湾通过了《病人自主权利法》和《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允许末期病人合法拒绝维生医疗——可搜索台湾《病人自主权利法》官方页面了解详情。但这与加拿大 MAID 有本质区别：台湾的制度是"提高临终前的生活品质"，绝不允许"积极结束生命"，主动安乐死仍是法律红线。 加拿大，是目前华人世界最开放的临终自主权框架所在地。这不是说这条路适合所有人，而是说：这条路，是存在的。有权利知道，才有权利选择。 对话，才是真正的尊重 有一件事比 MAID 本身更重要，那就是在还能说话的时候，把这些话说出来。 不一定要谈 MAID，可以先谈：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自己决定，你们知道我的想法吗？我愿意接受什么程度的治疗？我最怕的是什么？ 对华人家庭来说，开口的那一刻确实很难。但研究告诉我们，老人比我们想象中更愿意谈；而子女的那道门，其实是自己关上的。 这不是要求你"学西方"，而是一个务实的选择——提前对话，是减少遗憾、减少争吵、真正尊重彼此的方式。改变，已经在发生。关键是，家庭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