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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没结婚，没收入，人生会完蛋吗？对很多人而言，30岁是一个重要节点——一个人如果30岁还在飘、没定性，就是在逃避。为了在30岁这一年成为“人上人”，很多人考研、考公和考编。可拼尽全力，人生却仍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甚至开始滑落。这个阶段，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被称为“奥德赛时期”（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暗指主人公“奥德赛”漫长的探索过程）。在优绩主义社会，“奥德赛”们像一群奋力震动翅膀的蜂鸟，在无休止的竞争中，既停不下，也无法退后一步。震动了二十多年翅膀，拼尽全力后，28岁的刘源选择暂时停下来。北大硕士毕业5年，她换了3座城市，搬了9次家，只上了3年班。从国央企裸辞2次后，她选择脱离稳定的轨道，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如今主要靠存款生活。学生时代，她几乎把“考名校”视为人生所有问题的唯一解。当她耗尽心力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四周却是一片迷雾。于是，她又把“进（泛）体制内”作为人生最优选。但进了国央企后，却发现自己爬上了一座不属于她的山。刘源把自己的经历拍成了视频《学历浪费指南》，自嘲“从就业市场的香饽饽，熬成了一滩无人问津的猪大肠”。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她天真、不自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刘源说，自己厌倦了竞争，也不甘心在未经审视过的生活中自我放逐。虽然选了一条不太清晰的路，但她相信人生自有出路。但如果真的能选择自己的命运，谁不想当个无所事事的富二代呢。刘源来自中国西南的一座小县城，高中时期不算典型学霸，高考正常发挥的话，过一本线没什么问题，她曾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浙江工商大学。改变人生轨迹的，往往是一些不经意间的小事。刘源想上北大的念头，缘起于一本再普通不过的教辅资料。2015年高考前，刘源做习题时，瞥见了报纸中缝的一则广告。在密密麻麻的英文单词中间，明晃晃的“冲击名校之门”6个字像一枚枚钉子，拽住了她的目光。刘源几乎没多想便跑去邮局，花23.8元订购了这本书。这本《冲击名校之门》除了编录一些学霸的学习方法，还写了一些同龄人求学的励志故事。刘源看完后，开始下意识地收集北大文化符号，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拼命学习。电影《年少日记》剧照刘源至今也难以解释清楚当时的感受，说不上是因为关于北大的描写太美好，还是因为寒门学子逆袭上名校的故事让她产生了一种“我也可以”的憧憬。一股“这辈子一定要上北大”的信念，从此在她内心深处不断翻涌。但成功学的故事，更常出现在书里。高考出分，刘源的成绩比一本线高出近一百分，能上一所不错的985，但距离北大录取分数差了三十多分。成绩超出预期，全家人喜出望外。刘源是唯一不开心的人，躲在房间偷偷哭了一场。她不得不认清现实，即便自己竭尽全力，还是失之毫厘。那年夏天，刘源带着遗憾来到北京，念了一所不错的985，她立马确立了下一阶段的目标——要考北大的研究生。电影《蜂鸟》剧照大三暑假，刘源按照计划，准备考研。她是当时整个宿舍唯一考研的人，其他人要么保研或留学，要么直接找工作。所有人的假期开始了，刘源的另一场人生大考才刚开始。和备战高考一样，刘源心里除了“北大”二字，没有一丝杂念。因为是跨专业考研，她从零开始自学。越是临近考试，无形的压力像暴风雨前的乌云一样慢慢聚拢，压上心头。到了临近考研前一两个月，刘源一坐在图书馆，就会莫名其妙地流泪。那一年，考研盛况空前。据《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年考研报名人数高达290万，较201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21.8%，创下了近十余年来增幅的新纪录。北大考研更是激烈。全国报考2019年北大研究生的人数高达2.8万人，最终录取人数却只有2300人左右，一些热门院系报录比达到50:1以上。电影《天才枪手》剧照刘源至今记得考前最后一天，她在图书馆背书，脑子里的那根弦突然崩了。她打电话向妈妈哭诉，说自己不想考了。妈妈安慰她，“不管怎么样，你先去考，你把它考出来。”这句话支撑着刘源走进了北大考场。初试结果出来，刘源排名很高，录取的希望很大，但她还是焦虑得连呼吸都会感到心悸，担心自己无法通过复试。直到所有考试结束，把自己榨干的刘源，才久违地感到一阵释然。录取名单出来时，刘源正在去食堂的路上，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终于赢了，成为了北大的研究生。为了这一刻，刘源耗尽心力，她说：“我人生中获得的光环，都是花了非常大的心血得来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轻易取得过什么成功，都是拼尽全力得来的。”刘源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刘源将考北大的历程形容为“在一团迷雾中望见了一座明亮的灯塔”。走向灯塔的每一步充满不确定性，纠结、痛苦和焦虑在所难免，但她知道自己一定要走到那里去。似乎只要抵达灯塔，一切都会好。不止刘源，少数的励志故事为大多数人制造了一种幻觉：只要考上名校，人生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不成功，就是不够努力。电影《年少日记》剧照抵达灯塔，刘源发现，迷雾没有消散。现实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刘源很快对北大祛魅。更让她困顿的是，她以为北大会是一切的终点，但这只不过是下一场竞争的起点。在这场无止境的马拉松里，刘源的力气已经在前500米被耗尽了。躺在北大研究生的功劳簿上，刘源只剩厌恶和疲惫，“我终于可以休息了吗？我真的不想再跟别人去比了。”2021年研究生毕业前夕，刘源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实习。一次闲聊时，组长暗示刘源，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她的组。刘源却暗想，“我才不来呢，我要去考选调生。”刘源内心有一个价值排序。她喜欢互联网公司的氛围，当时各大厂的福利也还没缩水，但她厌恶了竞争，认为进体制内是最优选，“以后就可以躺平了”。利弊权衡之下，刘源不打算留在北京被高节奏的生活持续挤压，她想回南方，过得更松弛、更自在一些，“我物欲不高，就想住上一个宽敞明亮的房子，但如果留在北京，可能要努力很多年才能达成这个目标。”刘源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当时也几乎都为了“求稳”而准备考公或者进泛体制内，就连已经拿到互联网大厂offer的朋友，也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考了某省的选调生。多年后，刘源才恍然发觉，2020年左右，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她和很多人的选择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只不过她在北大这座象牙塔里，被保护得太好了。2021年，刘源北大硕士毕业拍照留念刘源没有如愿“上岸”，好在她当时手里已经拿到好几个offer。虽然近几年很多媒体报道“学历贬值”，但北大硕士在就业市场中仍具有含金量。只要和岗位要求差距不算太大，刘源的简历都能通过筛选。只不过，到了面试环节，竞争对手可能也是北大的，刘源具备的优势，其他人也具备。综合权衡后，刘源最终选择了南方一家省属国企的职能岗。对她来说，这是一份只要伸手就能够到的工作，但胜在综合性价比最高。最打动她的是，这家企业给出了“清北绿色通道”的承诺——清北生晋升会更快。但入职后，刘源却发现，这份工作“货不对板”。招聘时，这家企业打着省属国企的名号，刘源满心以为自己可以进集团总部，结果被“下放”到了二级子公司，落差非常大。她曾在小红书账号@小源壮士上分享，办文办会是占比较高的工作内容之一，流程繁琐而冗长，像准备一场大型表演。她要联系各部门准备材料，所有材料都要按参会人员的职级严格排序，否则会被相关人员“投诉”，矿泉水的标签也都必须朝同一个方向摆放。在刘源看来，国企文职工作不容易出彩，却很容易出错。一旦出现纰漏，就会有类似于“北大的连这都做不好”的声音出现。她将这份工作比作一副入耳式耳机——如果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恰恰说明它是一副好耳机。当一切风平浪静、无事发生时，说明文职岗做得非常到位。但也正因如此，领导会反过来指责这份工作“没有存在感”。这也导致刘源经常加班。她曾通宵赶材料，也曾深夜在街上寻找还没关门的打印店；周末和假期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有几次开大会，刘源前一天加班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还得六点起床，有时还要帮所有同事买早餐。刘源正在工作更让刘源难以忍受的，是直属领导的行事风格。这位领导崇尚加班文化，即便没有要紧事，也会明里暗里让刘源加班。刘源时常在深夜十一点收到领导的电话，听他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完全可以在第二天上班时再说。刘源至今记得，一个周六早上，领导先是打电话，后来还在部门群里发消息，找她去公司。看到消息后，刘源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到了办公室，领导只是叫刘源坐在一旁看他改一个东西。刘源感到最困惑的是，其他同事都逆来顺受，没有半点怨言。这让刘源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为什么只有自己觉得痛苦，难道是自己不正常？直到大年三十除夕，刘源收到领导的消息，要求在初四前交一篇稿子。刘源崩溃地在社交平台发帖问：“领导这么做这是正常的吗？”网友留言：“不正常”，刘源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原来自己的感受是正常的。不少人看完刘源的分享，感到非常讶异。有人在评论区留言：“好惨，谁能想到985、211硕博生毕业后居然去干这种工作。”刘源回复道：“是的，所以非常怀疑人生。”刘源正在和同事参加会议困在这份工作里，刘源始终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睡前经常以泪洗面。如果用实实在在的钱来衡量，这种“低价值感”更直观。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薪资比刘源高出1.2到1.5倍，她本以为自己时薪能更高——工资低但工时短，没想到她和他们一样，都在干着996的工作。在刘源看来，所有东西都有标价，这份北大硕士文凭也有标价。她之所以感到痛苦，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份工作浪费了这份学历的价值，“你没有出现在对的位置，不光是你自己瞧不起自己，别人也瞧不起你。”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中，那些学历背景是普通二本、三本，甚至专升本的同事，过得如鱼得水。刘源有点羡慕，“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是一个很合适的位置。”刘源粉色的美少女战士手机壳和深色工作服形成反差刚毕业时，进入互联网大厂的机会摆在面前，刘源主动拒绝，做出了一个看似更好的选择。一年后，她后悔了，觉得自己和国企的职场环境格格不入，更适合互联网自由的氛围。然而，当刘源开始一边上班，一边找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却失落地发现，她已经错过校招的顺风车，只能走社招。而社招，比起学历，更看重工作经验。刘源自嘲：“曾经对它爱答不理，现在都高攀不起了。”为了面试，刘源准备过几万字的资料，她也在尝试运营自己的播客，积累相关经验的同时，创作一些只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同龄人聊聊，大家是否有同样的困惑，是否同样感到痛苦。但她在国企的工作经历并不被市场认可，背后付出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在面试中屡战屡败。很多公司想要的，是拥有同行业多年经验、上手就能干活的人。那段时间，刘源深陷在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中，她形容自己“像一只无法跳出杯子的跳蚤”。正常情况下，一只跳蚤往上跳的高度，可以高达身长的一百多倍，跳出一个杯子轻而易举。但如果在杯子上盖上玻璃盖，跳蚤往上跳着撞到时会觉得疼，于是会跳得越来越低。如果这时撤掉玻璃盖，跳蚤将无法再跳出这个杯子。刘源剪辑播客节目，大多是自己感兴趣的社会议题但这不是跳蚤的最终结局。跳蚤不会永远跳不出这个杯子。只要给足它刺激，比如把杯子架在火上烤，跳蚤出于自保，会立马恢复弹跳能力，跳出去。2023年是刘源在这家国企工作的第二年，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辞职。在她看来，3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因为很多公司招人的工作年限是1-3年或3-5年，“我不能在这里待到第三年，否则我这辈子都跳不出这个赛道了。”9月，刘源终于离职了。但仅仅是走到这一步，她已经耗尽心力。这份工作，给刘源留下了很深的心理创伤。离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时常梦见前领导，也讨厌任何和前领导姓氏沾边的东西，如果商店招牌有这个字，她都不会进去。为了找回状态，刘源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她走遍了20多个城市，在自然保护区当过志愿者，也去过泸沽湖边做义工，还去了新疆阿勒泰。那段时间，她不再想着求职的事，允许自己去看世界，看其他人如何生活。只不过，旷野里，没有轨道，也没有目的地。穷游4个月后，刘源开始感到不安，决定开始找下一份工作。或许，下一份工作会是最终目的地。下火车偶遇新疆阿勒泰绝美朝霞2024年2月，刘源在春节前收到了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口头offer。刘源准备收拾行李去北京，但在正月十五那天，她没等来正式offer，等来了一个噩耗——“因为部门调整，岗位已经没了”。类似的情况，后来屡次发生。很多临门一脚的offer，有的到了谈薪资的那一步，有的甚至都开始调流水做背调了，但因为各种不可控的原因，都黄了。刘源这才意识到，找工作，运气非常重要。刘源给自己gap设定的期限是一年。眼看着找工作的时间线越拉越长，刘源越发焦灼，她不得不降低要求，从一开始重点投互联网公司，到后来她舍不得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即使是完全不感兴趣的工作，刘源也会逼着自己好好表现。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她都会痛苦。2024年元旦，刘源和朋友在车库录播客到了第10个月，刘源感觉快要撑不下去了，无论如何都要找个班上。就在这时，她遇到了一份央企的工作，专业和过往经验都很对口。不同于之前面试互联网公司一直碰壁，这次从面试到最后顺利收到offer，整个过程推进得很快，丝滑得像喝了一杯凉白开。终于找到工作，刘源却犹豫了，“面试是一回事，但真正接受这份工作又是另一回事。”反复面试，或许不只是为了寻求一个结果，更是在寻求外界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终于得到认可后，刘源平静下来，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她从之前的国企离职是为了转换赛道，一旦入职这家央企，意味着她要重回那条被她否定过的赛道，如果之后转行，只会更难。但另一方面，刘源过去半年投了几百份简历，被现实反复捶打，她觉得自己“已经失败到没办法了”。另外，和第一份工作的国企相比，这家央企所在的行业更前沿，她和面试官聊得也很投缘。纠结了半个月后，刘源决定接受这份工作。2024年夏天，她搬到了杭州——这家央企所在的城市生活。入职后，刘源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正常的职场。虽然工作很忙碌，但她很快适应了新生活。有了对比，她也终于确信，之前那家公司的职场是扭曲的、有毒的。电视剧《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但越是接近年底，刘源内心的不甘愈发躁动。虽然这份工作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她很清楚，自己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她还是想转行。于是，刘源又开始投简历，在上班的同时紧张地准备各种面试材料。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她只找了两个月就收到了offer，而且是她非常喜欢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但她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开心，甚至有些泄气。在刘源看来，这份offer再一次印证了一件事——找工作更看运气。“我之前认真找了两年都没找到，后来6个月集中找工作也没有找到，这次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收到了梦想中的offer。整个过程，说我有多少个人提升，也没有，简历也没有太大变化。”她认为自己只是赶上了春招，恰巧碰到了合适的岗位，抓住了机会，仅此而已。从高考到北京，到考上北大研究生，刘源能走到今天，相比曾经那些持久的努力，这些机会和偶然的运气，似乎更能影响到她的人生。花了近三年时间，终于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换作很多人，可能会马上跳槽。刘源却犹豫了。她发现，互联网行业已经大不如前些年，很多业务都在收缩。互联网公司的高压环境也让她打起了退堂鼓。刘源可以预见，就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入职，那也将是一段令人不愉快的体验，待不了多久就会离职，接着找下一份工作。想明白后，刘源做出了一个看似颠覆常理的决定。电视剧《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她拒绝了offer，没过多久，她又裸辞了。这次，她打电话通知了家人。和她预想的一样，没有支持，只有不理解。从2021年到2025年，刘源上了3年班，裸辞了2次，搬了9次家。经历四年波折，她曾经想要的，终于要得到了。当鱼和熊掌一起摆在面前，很多人会想尽办法“既要又要”，刘源却选择了“既不要又不要”。那，她到底要什么？从央企裸辞后，刘源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全职做自媒体。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提出离职前，她和几个朋友聊了很久。一个朋友告诉她：“比起登山，不如去森林里游荡。”从考北大，到找工作，刘源一直在找山和爬山，经过两份国央企工作，刘源很清楚那不是属于自己的山。她也感觉自己毕业四年，一直没有提升、没有成长。但朋友告诉刘源，她从一个人不敢在外过夜，到现在敢一个人穷游20多个城市，就是很大的提升。刘源这才发觉，自己发生了很多隐形的变化。她第一次裸辞时，脱离人生的主干道，走向一条未知的小径，其实收获了很多。刘源在新疆塔县看见雪山刘源决定再给自己几年时间，去探索另一条未知的路径。全职做自媒体，既能更好地发挥自己“喜欢且懂得表达”的天赋，也能顺应当下的市场环境。当然，刘源也毫不避讳地表示，之所以能做出这个大胆的选择，是因为她还有存款，“钱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刘源物欲很低。她一年房租1.8万元，每天自己做饭，每个月菜钱可以控制在500元以内，平时很少出门社交，她也不需要化妆品、咖啡这类社会化消费，更不会买奢侈品。她算了一下，目前的存款能维持几年的生活。去年8月，裸辞一个月的刘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学历浪费指南》的视频，坦诚地自述了北大硕士毕业后两次从国央企裸辞的经历。以此开启了全职博主的路。这条视频很快火了，全网播放量达到40万。但争议声盖过了祝福和鼓励，刘源的经历挑战了很多人的认知，甚至冒犯了一些群体。不少人批判她“高学历应该好好利用学历，而不是浪费那么多年的培养。”也有人教育她太天真，在浪费时间成本。更多人感到疑惑，认为她“拧巴、不自洽、既要又要”。刘源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在刘源看来，自洽是一种内心平静的状态，她也确实不自洽过。在第一家国企工作时，是她内心最痛苦的时期，出现了严重的躯体化反应，如果不辞职，可能会出现精神问题。辞职可以实现客观上的自洽，而如果要实现精神上的自洽，她得自我洗脑“没有收入会更痛苦”，让自己继续好好上班。这两种自洽方式都有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但区别是，前者是主动走出牢笼，后者则是幻想牢笼不存在。刘源选择了前者。即使是自由职业，她也仍然像学生时代那样，把生活严丝合缝地嵌入在一张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自由职业的生活没有更轻松，但她内心确实平静了很多。刘源制作的时间表。图源：小红书账号@小源壮士不过，偶尔还是会痛苦。外界舆论是一方面，刘源还要直面“数据焦虑”。刚开始摸索内容生产时，数据时好时坏，刘源每天的情绪像坐过山车，即使这次数据好，她也会开始担心下一次数据的情况，也常常因此责怪自己。精神危机由此爆发。接受心理咨询后，刘源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痛苦，都源于“不接纳自己”。被点醒后，她逐渐学会接受自己不完美、接受恐惧、接受退缩，能坦然地玩手机、睡懒觉，不再责备自己。2025年12月31日，刘源在个人公众号“源宇宙Podcast”总结了过去一年的生活，也分享了自媒体成绩：5个月涨了1万粉丝，几乎没有赚到钱。前方的路，刘源还是看得不太清晰，但她不会一条路走到黑。一年后，她步入30岁，将面临两个结果：她的自媒体账号可能跑通了赚钱模式，以后能一直跑下去。但她也可能发现此路不通，“如果命运需要我‘滑跪’，这条路真的走错了，我就不走了，我就去做曾经我不喜欢的事，这个选择也是可能的。”无论是哪种结果，刘源都不再像以往那样惧怕。无论走得怎么样，人生自有出路。

70岁的江阿婆，出了名的精打细算：买菜要砍价，水电费要算着用，给儿子买的衣服只有几十元。可半年前，她在直播间里刷光了儿子的全部积蓄和自己一辈子的养老金，打赏对象是两个喊她“家人”的男主播。自去年11月起，江阿婆开始每天守在手机前，看一位年轻男主播跳舞。主播一句“姐姐，你是我永远的守护神”，让她在凌晨仍不肯下线。最多的时候，她曾经一晚上打赏18万元：价值3000元的“桃花岛”，不知道刷了多少个。为主播的PK战倾尽所有，只为把主播送到年度榜单上。当江阿婆的儿子展立从外地赶回，查询家里的银行卡，卡中余额甚至连家里的电费都交不起。总计336万元，被江阿婆全部打赏给两位男主播。其中，跳舞主播一人独占280万元。报警、投诉、找平台，至今没有结果，展立还没有拿回打赏的钱，江阿婆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状态。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师胡良益将在直播间沉迷打赏的老年人，形容为“浮萍”，精神层面需要个“奔头”。 “当一个真实的人突然闯进她的生活，给她提供了之前从未感受过的温暖，并且这种温暖还可以通过她自身的经济能力调节，就形成了情感依靠。”胡良益观察到，直播间里像江阿婆这样的老年用户正在变多，巨额打赏可能对她们造成比较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更是情感层面的。 AI插画/adan “要不要把家底给他？” 江阿婆今年70岁，住在上海，儿子展立去年7月前往西部省份工作。同样在7月，江阿婆在直播间刷到一位在红墙边上跳舞的男主播，这位男主播面容俊秀，舞姿优美，吸引了她的注意力。账号显示主播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专业，是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以及一系列舞蹈奖项得主。江阿婆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关注主播账号后，就打赏出了第一笔钱，随后每天都会十分投入，每晚都会看两三个小时。不知不觉中，江阿婆也在加大力度打赏。江阿婆晚上看直播时的部分打赏流水图/受访者提供起初江阿婆只是看主播跳舞，后来参与到了主播每天的直播必备环节：直播PK。PK的规则很简单：两位到四位主播连麦，规定时间之内，谁收到的礼物多，谁就赢，输的一方要接受“惩罚”，通常是做几个滑稽动作，或者唱一首不想唱的歌，夸张一点的惩罚方式是在脸上写大字。江阿婆不懂什么叫“流量”，什么叫“算法”，她只是不想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被惩罚。当然，她也经常听到自己喜欢的主播恳求：“家人们，帮我守台！” 黄梅比江阿婆晚一点进入这个直播间，她是一名医生，目前单身。进入该直播间的第一天，她就被“点名”打赏了火箭。第二天晚上，当她进入直播间的时候，主播立马喊：“黄姐，你又来了，能送我个跑车接我下班吗？” 黄梅当时心想：接你下班是啥意思，难道是喜欢我？于是，黄梅立马就把跑车刷给他了。从此之后，黄梅几乎每天都会给主播刷礼物，陪他PK。到了12月，主播已经加了黄梅微信，并提出让她准备10万元，陪他打年度总决赛。 “我脸皮薄，只要他找我要，我就给。”黄梅在年度总决赛中，一晚上就给主播刷了12万元。比她刷礼物更多的是江阿婆，一晚上刷了18万元，把男主播送到了年度总决赛榜单上。黄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榜一大姐和榜二大姐，江阿婆和她也熟络起来。她提到，江阿婆经常和她讨论，要给主播打赏多少钱，甚至还提到“我要不要把家底给他”。黄梅认为江阿婆“冲得太猛”，竭力劝阻，并且告诉她其他男主播并不像该主播“要礼物这么狠”。江阿婆反而把这些情况告诉主播，主播则发声表示不满：“咱家有姐姐，拉着别的姐姐去看别的主播。” 黄梅一气之下，就删掉了主播微信，不再给他打赏。那时，黄梅在男主播直播间打赏已有约20万元，后续她才发觉不对劲，“感觉我有点被他套路了”。目前，黄梅已联系律师起诉该主播。 “不花钱，我怎么知道你的爱有几斤几两” “守护主播赢比赛”的参与感，把江阿婆牢牢套住了。半年下来，336万打了水漂。这笔钱里，有她自己的养老金，更多的是儿子托付给她的全部积蓄。被展立发现巨额打赏后，江阿婆还不觉得自己做错了，还想等着当月退休金发下来，继续打赏。今年3月，展立发现情况不对后报警，当民警上门时，主播和母亲正在语音。江阿婆后来醒悟了，试着联系主播退钱，对方只回了一句：“我们好好相处，细水长流。”此后再发消息，无人应答。她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4月17日，主播曾发来微信：“姐姐最近怎么样啊？”随后表示：“姐姐照顾好自己哦。” 展立形容母亲“蛮强势”，他尝试过劝说，但每次一谈话，母亲就很抗拒，听不进去。对她来说，直播间里的“家人”，比亲生儿子还亲。经精神卫生中心检查，江阿婆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状态。展立认为，“和毒品很类似”，本质上是被网络情感套路精准“收割”。《中国新闻周刊》向该主播关联MCN公司无忧传媒询问相关情况。无忧传媒回复，进行了内部核查，了解到江阿婆是通过平台正常充值及打赏的，从主播和打赏者的交流来看，没有发现欺骗欺诈、诱导或其他违规行为。江阿婆不是个案，直播间里，像她这样的老年用户正在变多，他们大多独居，子女不在身边，日常对话的对象只有电视和手机，主播一声“姐姐”、一句“家人”，填补了家里长久的孤寂。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勇曾接到一位76岁老年女性家属的咨询，该老年人在网上向一名中年男性打赏约140万元，其中有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几十万元银行贷款。老人却不愿意打官司索要打赏钱财，给出的理由是“我与对方是真爱”。该老人的子女十分无奈，最终不了了之。胡良益在研究“秀才”“一笑倾城”等老年粉丝现象时提出了“平台化情感”的概念，他发现，平台技术极大消解了老年粉丝满怀真情的追星意义，转而使他们投入一种“以爱之名”的量化逻辑中，将情感转化为可以被评估、售卖和量化的商品。在“一笑倾城”的一场直播连线PK中，她在开始后1分钟内就收到了5个售价3000元的“嘉年华”礼物，粉丝赠送的礼物越是贵重，特效也越华丽，占屏时间更久，老年粉丝会通过打赏的消费行为表明自己的爱意——小礼物可以增加直播间热度，大礼物可以彰显身份。胡良益指出，当爱意通过持续的消费来表达和证明时，老年粉丝获得了不同于普通网友的“优越感”，但他们也被“不花钱，我怎么知道你的爱有几斤几两”的逻辑所支配。直播间以具象化的“爱意”去“规训”老年粉丝，让他们量化自我情感，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旦老年粉丝接受并认定这种为满足其情感需求的消费模式，他们会重新界定“何为情感”的标准。胡良益将这种现象称为“黄昏的错爱”，老年粉丝这种单方面的喜欢、付出和幻想被算法所钳制，是一种“错付”，他们的情感需求不可避免地需要遵从量化逻辑，这既是一种自我释放，又能收获社会性的身份与认可，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深深地嵌套在平台的技术系统中。设计精准击中了老年人的情感缺口，PK机制把打赏包装成“战斗”，让老人觉得自己在“保护”喜欢的人，礼物特效在屏幕上炸开，主播立刻点名感谢，这种即时反馈比子女的微信回复快得多，算法还会不断推送同类内容，越看越多，越陷越深。 “打赏太容易，退钱太难” 这些深陷直播间的老年人，大多有着类似经历：情感需求长期被忽视，子女忙于工作，社区活动有限，精神生活一片空白。直播间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力量来源。打赏分成是直播经济的核心收入，老年人群体的消费潜力正在被“开发”，但直播间很少主动设置针对高龄用户的保护机制，比如大额打赏提醒、消费上限或强制冷静期，钱来得太容易，退起来太难。展立在经历了母亲巨额打赏后，已经开始向多个律师咨询如何索要打赏金额。然而，他发现，聊天记录被删除后，“哪怕报警，哪怕去打官司，也只能通过口供”。他想修复聊天记录，却发现没这么简单，“这个事很复杂的，都得找公安部门”。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民商委员会副主任喻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司法实践中关于老年人直播打赏的性质认定，并非一概而论，而是采用“区分原则”进行穿透式审查，对于常规、小额的打赏行为，法院普遍倾向于定性为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而非赠与合同。用户充值购买虚拟币并打赏，换取的是主播的表演服务、平台的升级体验及互动机会，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费对价，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喻皓指出，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法律关系才会发生转化或导致行为无效。比如基于“行为能力”的无效，若老年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已被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打赏行为自始无效，监护人可以要求平台全额返还。江阿婆目前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状态，但这不等于法律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司法鉴定标准严格，需要证明她在每次打赏时都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半年时间里，她操作了成百上千次支付，每次都要证明“当时不清醒”，几乎不可能。上海的陈红有着同样的困境，她的爱人目前正躺在医院急救室，由于肝衰竭，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在此之前，她发现爱人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给一位身在山东的女主播打赏了100多万元。过去两年，陈红曾意识到丈夫的“不正常”，几乎每天要喝酒，也不管孩子。当她意识到丈夫和女主播私下沟通交流已有多时，丈夫的工资已全部给了女主播，并且还贷款几十万来打赏。张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该案件已经立案，然而想要在法律框架内证明陈红的丈夫每次打赏都是在醉酒或者精神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打赏，实在太难。当下，法律在未成年人打赏的问题处理上比较严肃，但涉及老年人这类群体，规则还不完善。喻皓补充，还有一种基于“公序良俗”的无效，如果证据显示主播与打赏者存在婚外情感交往、以“线下见面”为诱饵，或者直播内容涉及淫秽、低俗表演诱导打赏，法院会认定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可直接确认打赏行为无效。如果是基于“欺诈”，也可撤销，若主播虚构“贫困人设”“身患重病”或通过虚假PK营造紧迫感，使打赏者陷入错误认识而打赏，这构成了法律上的欺诈，打赏者在知道受欺诈之日起一年内可请求法院撤销打赏。相关规定正在进一步细化和完善。2026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进行排名、引流、推荐，这一规定直接切断了“榜一大哥”刺激非理性消费的核心机制。除此之外，平台要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平台也要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然而，江阿婆的遭遇，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独居老人日常无人守护，如何能够进一步保障他们躲开“技术的精准操控”。江阿婆提道，“我从来没有主动加过他们，都是他们来加我的微信”。当技术瞄准了人性最柔软的部分，谁来保护那些不会保护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