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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我以为加拿大是个没有腐败的国家。可真正经历过才知道，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29岁的Alberto Ojeda于2020年带着希望来到多伦多，他想打工赚钱，为远在墨西哥、患癌的母亲筹医药费。可如今，他仍在等待那笔被拖欠多年、共计3.1万加元的工资。
这笔欠薪，安省劳工部早在三年前就已裁定雇主必须支付，但至今一分钱都没追回。
Ojeda的经历是众多案例之一。它们揭示了在执法不力、违规成本低的背景下，“工资盗窃”（wage theft，即雇主未依法向工人支付应得工资）在安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且系统性的问题。
劳工部判他赢，现实却是没人管
Ojeda在本国学过机电一体化工程，来到多伦多后通过Kijiji找到了一份木工车间编程师的工作。
他的雇主是一位名叫Marcin Kozuck的男子。
“他口头承诺每小时支付我20加元，但工资经常延迟。后来甚至几周都不付。我只能恳求他先给一点，好让我交房租、买食物。”Ojeda说自己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7天，从没休息。
劳工部调查发现，一家名为Pheno Design的公司（业主Matylda Bukaczewska）才是欠薪的真正责任方。
调查员拿出确凿证据：雇主曾收到一张4万加元客户支票，并在短信中承诺很快付给Ojed。支票抬头写的就是Pheno Design。
但Bukaczewska通过律师否认雇佣关系，称Ojed受雇于Kozuck而非自己公司。
然而，调查又发现，Ojed与Kozuck的通信来自Bukaczewska的邮箱与账户。而且，Kozuck和Bukaczewska是夫妻，却声称“互不干涉业务”。
劳工厅官员报告：“这些证据直接驳斥了雇主的说法。”
雇主随后雇律师反复上诉，却均被驳回。
但三年过去了，钱依然拿不回来。
尽管财政厅对Ojeda的前雇主进行了留置权登记、发出扣押令并冻结过六次银行账户，但追讨尝试仍失败，并称“不能100%保证能收回所有款项”。
根据多伦多工人维权组织Workers’ Action Centre最新报告，过去十年，经正式评估确认拖欠工人的未付工资已接近2亿加元。
但政府只追回了不到四分之一，还有7,990万加元工资，至今下落不明。
Workers’ Action Centre报告指出：“当被发现的几率很低、惩罚力度又轻时，雇主实施工资盗窃的动机就会非常大。”
政府数据显示，过去7年，安省针对雇主的刑事起诉下降85%。2017年有80多宗，到2024年只剩12宗。自福特政府2018上台后，劳工部更是下令：暂停所有主动检查。
也就是说，除非工人自己举报，政府几乎不再主动查企业。
结果就是，截至2023年，主动检查次数比7年前减少了77%；劳动监察官从209人减少到115人；而同期，安省劳动人口增长了16%。
多伦多Workers’ Action Centre主任Deena Ladd直言：“现在越来越多雇主把拖欠工资当成一种常规操作。”
去年，该机构调查了513名低薪工（多为移民或身份不稳者），结果触目惊心：
60%曾被拖欠工资；
62%从未拿到加班费或调休；
28%被拖欠金额低于500加元；
超过20%被拖欠超5,000加元。
“执法的缺失等于告诉无良雇主：‘可以放心偷，因为没人会管。’”Ladd谴责。
而工人们怕丢工作、不敢投诉，久而久之——沉默成了唯一选择。
劳工中心律师Ella Bedard指出，现代企业结构让追责更难：
外包员工 → 不算我雇的
特许经营（加盟）→ 总公司不负责
第三方承包 → 全是外人签合同
员工伪装成“独立承包人” → 不受劳动法保护
这些手法模糊了谁才是“真正雇主”，谁该为拖欠工资负责。
Bedard指出：“雇主躲在公司外壳后面，逃避一切责任。”
“一场大规模危机正在眼前发生......”
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