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作者：杨澜，选自新书《留学改变了我的世界》，现已上市，本文原标题《归去来兮》   1.十八年一次的轮回 2014年秋天，我送儿子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新轮回的开始。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离开纽约的时候，《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在那张照片里，长发飘飘的我实际上已经怀孕了。随着儿子来到这片土地上求学，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虽然这个原点在时空的走廊里已前行了18年。 时光流转，看着儿子轻身走上求知路，我想起的却是自己留学时的两大包行李，里面放着锅、被子、褥子、枕头……那时候父母觉得在美国什么都贵，我也很少会有机会回国探亲，于是就把冬天、夏天的衣服，生活起居的物品能带的全都一下带到了美国。     上学生活照父亲运用了我难以想象的生活技能，把那么多物品都压缩成了最小的包裹塞进了我的箱子里。记得临出行的时候，母亲把几千美金缝在了我的贴身衣服口袋里，这些钱是以1:10的汇率换来的。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课文《梁生宝买稻种》里，梁生宝把乡亲们的钱缝在衣服里的场景，只是梁生宝缝的是对乡亲的责任，而母亲缝的是对女儿满满的爱和对她在异国的担忧。 那时候，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工作了4年，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但在国外打长途电话仍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此我基本都是靠写信维系着与家里人的交流，为了不让信件超重，通常我还会把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这些当然无法跟现在的沟通方式相比，如今我和儿子已经可以自由地视频通话或通过微信等方式随时联系。   2.去看大世界的决心   《正大综艺》节目 当时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点儿悲壮的感觉。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中央电视台当时收视最好的栏目之一《正大综艺》。 1993年，我得以参与了中国的第一次申奥。申奥的失败既让我看到了中国整体实力的不足，也看到了东西方相互理解的鸿沟，当时的我强烈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部的世界了解实在太少。人活这一辈子，我不想只做一个喉舌，还是希望对这个世界能有些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1993年底，我做出了令当时周围的小伙伴们都难以置信的辞职留学的决定。那时候，要留学需要先辞去公职，毕业不满5年的还要向教育部门缴纳一定的罚款，拿到相应的证明，并把档案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之后才能拿到护照。而如果你最后被拒签了，就等于是完全没有了后路。 当时周围的许多人都为我的决定感到惊诧：“你知道有多少人打破头都想坐在你这个央视当红节目主持人的位置上吗？”当时只有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先生对我说：“杨澜，你是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好好去读书，如果你能考上常青藤大学，我们基金会为你提供全额的奖学金。”我半开玩笑地问：“谢先生，如果我走了，《正大综艺》可就是要换主持人的咯！”他说：“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比一个节目的成功重要得多。”那时候，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我就问： “我能为正大集团做点什么呢？”谢先生说：“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管好好读书，这对你的将来有好处。”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成功、放弃眼前那么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 我希望能够学有所长，能够更加深入媒体的策划和制作中去。这种简单、强烈的想法让我迈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当飞机降落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看到曼哈顿灯火璀璨的夜空，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激动的，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繁华、梦幻的全新世界。   3.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涯   杨澜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 我要特别感谢正大集团的奖学金，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两年的学习期间，可以更加专注在学业上，而不需要通过打工来养活自己。尽管我之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阶段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但是到了国外，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在阅读量、写作量和语言上的巨大挑战，每天也依然要熬夜学习到凌晨2点钟左右。那时候我学习的心气特别高，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六门课来上，当时我其实只要选到四门课的量就已经足够了，结果选了这么多课，可把我自己累得够呛。 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我最多的，也只有宿舍管道里不时会溜达出来的老鼠。有时候，我猛然一回头，甚至会跟老鼠来个四目相对。当时认识的一位师哥给我留下了一台286的电脑，那也是我接触电脑的开始。这台机器已经很老旧，经常有罢工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当我写了一大堆论文，而又没来得及保存的时候，突然的死机，常会让我急得半夜里大哭一场。哭完了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爬起来，含着眼泪再从头写起。 “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但我也非常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们的学院汇聚了五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通过跟大家的相处和交流，使得我的视野和心胸进一步被打开，对于不同的观点能有更加包容的态度，通过大家观念的碰撞和思辨，让我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思考的方式会更加开放。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我有幸也见到了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拉·沃尔特斯等很多美国新闻界、主播界的顶尖人物。当时我就在想：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没有任何一档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带有主持人鲜明个性印记的高端访谈节目，这也许就是我的机会。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开始转型做了节目制作人，和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后来的52期《杨澜视线》。在这个节目中，我首次采访了基辛格、克朗凯特等名人，还和费翔做了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在国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在留学期间，我还认识了我的先生吴征。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是结婚生子，这使得我在1996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在人生、事业、家庭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获，人生的状态与留学之前已经完全不同。   杨澜与费翔主持专题电视纪录片 那一年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是一个大冬天，我和先生一起来到洛克菲勒广场，望着那棵纽约最大的圣诞树，许下了心愿：希望回国以后能够去实现我的媒体梦，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与我充满着情感联系的美国城市。   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离美前夕，我作为制作人和CBS共同制作了一部关于中美中学教育对比的纪录片——《2000年那一班》。当时，美国的CBS邀请我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我当时想，以我的语言和专业能力，假以时日某天成为像宗毓华那样的华裔主播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我跟美国观众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像是我跟中国观众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紧密的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不是仅仅通过语言和专业就能够去打通的，它其实是一套相当复杂的精神、情感与价值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和个人成长经历的相互交织所形成的东西。 我更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中国观众的心声；更想见证的事情，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的巨变。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管自己的平台有多大，最终立足的根本其实还是我和观众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那种共同的情感记忆和内心归属。回国后，我先去了香港的凤凰卫视，并在1998年开创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高端访谈栏目——《杨澜工作室》。记得第一期的采访嘉宾是陈逸飞，第二期便是张瑞敏。直到今天，承袭《杨澜工作室》的《杨澜访谈录》，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 这期间，我采访了全球各界的近千位嘉宾，包括：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里、李光耀、朴槿惠、李显龙、拉加德、潘基文等数十位国际政要，见证了如柳传志、王石、李彦宏、马云、姚明、郎朗、林丹、李娜、张艺谋、冯小刚、徐峥等中国各个领域领袖人物的成长轨迹。为了准备采访，我的总阅读量超过8000万字，采访的时间更是达到了数万小时。   杨澜与马云   2000年，我和先生共同创建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人文纪录片频道——阳光卫视。2004年把阳光卫视转让之后，我们又开始进入跨媒体的投资和运营领域。今天的“阳光七星娱乐媒体集团”已成为一个横跨全球，涉及电影、电视、音乐、娱乐、大型演出和纪录片的综合性投资、运营集团。   5.对公益和慈善的探索 在留学后的任何一个人生阶段，我的事业发展都和自己的国际化视野被打开有关。通过在传媒行业的工作，我开始接触到了全球的公益和慈善领域，并对公益和慈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会有这份兴趣，也和我当年在人生转折阶段，得到正大集团及谢国民先生的公益基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2006年，我和先生在香港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做慈善文化的交流。2007年开始，阳光文化基金会资助了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做公益领导人的培训项目，前后培训了四百多人，这些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领军人物。自2002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起，我也始终在呼吁尽快修订中国的慈善法，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快速和良性发展。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发起建立了孤残儿童专项基金，先后为孩子们筹款近6000万元，在灾区建立了 10个康复中心。 2010年，我们与盖茨基金会一起发起了“巴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晚宴”。这是继汶川地震后，对中国慈善业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在当时，中国的财富阶层对做公益有很多的犹疑，做慈善的法律环境、专业条件等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但是由“巴比晚宴”引发的全民对公益和慈善的思考，使得在这之后迅速出现了2000多家家族基金会，这是一代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精神和价值追求。 “做公益要趁早，做公益要高效，要用商业的理念和经验去运作慈善项目”已逐渐成为了人们做慈善事业的共识。从2007年至今，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对缺少机会的青少年的发展提供多样化服务，通过艺术教育的形式，来促进他们的身心、人格的全面发展。到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惠及北京54所打工子弟学校，参与项目的学生已将近4万人。我们同时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包括教室、课程、课外活动的少年艺术团和老师培训的综合管理体系，这是我经常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6.最好的我与最好的时代 我有机会参加了三次北京的申奥工作，是何其的幸运。第一次是作为主持人于1993年赴蒙特卡罗，见证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利；第二次是2001年代表北京在莫斯科做奥运文化项目的陈述人，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历史性一刻。在那次演讲的结尾部分，我说道：“700年前，人们惊讶于马可·波罗描述的那个东方美丽的国度，问马可·波罗那些关于中国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我告诉你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没有达到。’其实，今天我们介绍的只是一小部分，请用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中国吧！”当时我心中就有种强烈的情感，渴望看到中国和世界更深度的融合，也希望世界对中国有更全面和公正的认识。 2015年，我再次被邀请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陈述人，这出乎了我的意料。为了做好这次陈述，从来没学过法语的我，临时抱佛脚做了一小段法语陈述。其实这其中要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语言能力，而是一个国家对世界保持开放的一种诚恳态度。在陈述的最后，我请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一起展望冬季体育发展的未来，那就是中国将有3亿人口参与冰雪运动，同时有一个高达3000亿元的体育产业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空前的活力。就像当年何振梁先生在北京申办夏季奥运会时阐述的那样：“无论你们今天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被载入历史，但有一个决定，会让你们创造新的历史。”从对媒体之心的不懈追求，到对媒体之路的探索与坚持，能在短短的人生中有这么多可贵的机会去参与和推动国家的开放与进步，这也许就是我所遇到的大时代吧

花150万元人民币（约23万美元）到加拿大留学，回国拥有一份“白领”的工作，成都小伙党海峰却毅然离开，到重庆学习炒火锅底料。半年前，与妻子在成都创业，开了一家火锅底料店，加工包装外卖。问他“转行”感想，他说，就是要趁年轻试一试，“至少可以对自己说，我努力过。” 党海峰每天都要在两口巨大的锅里，不断对几十斤的料进行翻炒，汗水从头流到脚。（取材自四川在线） 四川在线报导，早上5时，党海峰到市场进货，接着，又带着刚采购的姜、葱、牛油、海椒等赶往租用的标准化炒料车间，开始炒料。随后又赶回店里，忙着把订单分派给员工。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围裙、手拿铲子、头戴厨师帽的小师傅，一时让人很难把他与“海归”身分联系在一起。 据报导，2008年，党海峰前往加拿大留学。第二年申请了当地名校——西安大略省大学，并很快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就读经营与组织学。 2013年，党海峰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安大略大学毕业。毕业时，党海峰还拿得了加拿大政府三年时间的当地工作签证，而党海峰几经考虑，他选择了与前两年前也到加拿大学习的女朋友一道回国创业。 回成都后，党海峰到一家颇具规模的火锅餐饮连锁企业担任财务助理，年薪10万元左右。可工作了八个多月后，党海峰便想另立门户。 党海峰对火锅情有独钟，最终找到重庆一家有20年历史火锅店，可以传授炒料技术，不过需学习三个月。 2015年3月，党海峰来到重庆。为了学艺方便，他住在临近火锅店一家简陋的旅店。5、6月份正是重庆天气较热的，在火锅店的后厨里，党海峰几乎每天都要在两口巨大的锅里，不断对几十斤的料进行翻炒，汗水从头流到脚，但他无怨无悔。 也在2015年，党海峰与女朋友结了婚，他们的火锅店也在9月开业。 党海峰说，刚开业时，每天只能卖出两、三包火锅料。后来，除了火锅的质量外，延伸服务和提升服务品质是他们更注重的。现在开业仅半年时间，他们已卖出2900多份。 党海峰说，当听说我要自已创业卖火锅料，父母当时有些接受不了。我知道父母的钱来之不易，在我准备自己创业时，父母也曾十分担心，我告诉他们，现在我还年轻，还有创业的冲劲、动力和身体，如果不去做，也许有一天我真会后悔。

卑诗大学日前发公告，指学校网站曾被骇客攻击，但目前未知学生个资或学校资讯是否外流。 据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导，卑诗大学发言人指，侦测到近日有骇客尝试以随机密码登入学生的大学帐户。攻击是来自大学以外的地方，但由于不清楚骇客是否已成功登入，所以现阶段不会要求学生更改帐户密码。 卑诗大学又指，美国加州的史丹福大学也成为攻击目标。 有专家指出，近年骇客较少入侵银行机构，攻击目标转为其他拥有网上户口的公司或学院，以盗取个人资料。而病人系统资料是骇客近期最感兴趣的攻击目标。  

近日，美国常青藤大学2016年常规录取结果统一发布，录取率再创新低。结合去年12月陆续发放的“早申请”提前录取结果，今年美国本科顶尖名校录取形势继续严峻。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学生美国名校“遇冷”？中国学生该如何避免“雷同”，在录取中脱颖而出？ 　　去年130人，今年80人 　　美国名校录取中国大陆学生数跌四成 　　美国常春藤大学（简称藤校）2016年常规录取结果近日发布：哈佛大学录取率再次刷新新低——39044人申请，只有2018人被录取，录取率为5.16%，比去年5.33%还要低。其次是哥伦比亚大学，以6.04%位居低录取率第二名；第三名是普林斯顿大学，录取率是6.46%，该校去年的录取率也只有6.99%。录取率“相对高”的是康奈尔大学，44966人申请，录取6277人，录取率有13.96%。 　　根据各大留学机构以及各类国际学校公布，今年藤校和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的中国大陆学生提前录取和普通录取人数加起来才80人左右。从去年的130人左右到变成80人左右，整体中国大陆学生的录取数量下降了近40%，美国名校录取率再创历史新低。 　　而根据各大留学机构以及各类国际学校已经公布的只针对美国本科的录取结果显示，去年12月哈佛大学在中国大陆提前录取仅2人,且均为外籍；普林斯顿大学提前录取的中国学生也是2人，都在美国高中读书；耶鲁大学提前录取的中国学生为6人，其中一名为外籍。哥伦比亚6人，康奈尔16人。 　　　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学生美国名校“遇冷”？ 　　“美国学校对于中国学生的录取门槛不断提高，录取考量也就更加审慎，更加重视难以造假、难以有水分的因素。”留学业内人士老查分析，很多中国学生成绩有水分、材料过度包装等诸多问题开始暴露在美国大学面前。“申请材料上看起来不错的学生，来到美国后和其他同学相比，学习吃力、交流困难，难以融入校园群体，令美国校方很失望。” 　　 　　业内人士认为，学生来源的多样化一直是美校录取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过去几年到美国读高中再考大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这部分同学也会占据一定的中国学生录取比例。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私人捐赠是藤校学术研究经费的一项重要来源，是美国顶尖私立名校赖以生存的资本，同时这些私立名校功成名就的毕业生也将捐赠视作回馈母校的一种传统和骄傲。如果藤校毕业生中鲜少有给母校捐款的知名校友，学校会认为这个族群是可以给学校带来回报的价值是很弱的，那么相应地减少这个族群的录取率也是必然的。 　　“美国顶尖大学的教学是一个典型的哑铃型结构，高度重视两头的本科和博士，但对处于两者之间的硕士阶段看得相对较轻。越是顶尖的私立大学越重视本科教育，大学对本科教育的投入也非常大，因此美国藤校研究生的录取率也远高于本科也不奇怪。”老查说。 　　而在留学专家邓仪珍看来，录取率下降也属正常，“申请人数（特别是中国学生）每年都有增长，碟招生人数基本维持不变，大部分人成为录取率中的‘分母’，录取率必然下降。再说，录取率下降对US NEWS排名也会有帮助。所以，不宜过度解读录取率，而要结合该校申请人数、录取人数、入学人数等数据综合来考量，才会比较全面客观。” 　　“提升背景”真的就能帮孩子踏入藤校么？ 　　很多案例都指出，美国名校要的不是完美的学生，它要的是有个性（Character）和特别（Different）的学生，比如有冒险精神或者对某样兴趣或活动有着持久的坚持力的申请者。　　 　　如今，很多留学机构和国际学校都纷纷以“提升背景”作为噱头来吸引学生，但是这种“过度”和“千篇一律”的培训真的能帮到孩子踏入美国名校吗？ 　　“不是所有的背景提升都适用于每个学生，学生要根据申报学校的要求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在此前提下做合适于自己的背景提升。”在上周举行的金吉列第48届教育展上，该机构广州分公司总经理邢庆华支招，学生要做背景提升，一要根据以及以后会选择的方向；第二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了做背景提升而去做，并没有多大意义。 　　“如英语水平不突出的学生做国际义工就不合适，所以最好在专业适合的前提下做背景提升。爱好方面，可以是专业等各种体现能力的。其实国外特别注重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贡献，这也是背景提升的一个重点。”邢庆华说。　　 　　而根据金吉列内部资料分析，邢庆华表示，并不是学生做的义工越多，申请到好学校的可能性越大，“同样的条件下，硬件（成绩）起到很大作用，这个是学校考核的标准线，学生不能忽视。” 　　Tips 　　准留学生们现阶段可以做什么？ 　　对于计划未来2-3年赴美读大学的学生，业内人士表示，学生不必过度担忧录取率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做好留学准备： 　　第一，做好申请前的准备。由于CAAS系统加入，学生可以在9年级开始就在CAAS系统上建立自己的档案，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提升和标化考试，在CAAS系统上记录学生的成长轨迹和作品集。同时通过CAAS系统提前跟招生官建立联系，早一步了解学校的招生偏好，再进行调整。　　 　　第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选校时，学生需要通过官网信息和美国门户开放等官方信息对学校的招生偏好，选报学生的人数预估，录取条件的改变等进行分析，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进行选校，这比学生标准化成绩考到满分更加重要。 　　业内人士表示，实际上，美国大学的选校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申请之前，由学校选择学生，决定权在美国学校。而应对策略则是选择不同档次的学校获得录取几率。“美国大学的录取是挑选相对优秀的学生，所以选择学校拉开档次很重要。”邓仪珍提醒。　　 　　第二个阶段是录取之后，由学生选择学校，决定权在学生手上。应对策略是综合考虑学校各方面的因素，确定最合适的学校。　　 　　“现在很多学生和家长在第一个阶段就开始纠结，申请前迟迟不能确定学校，或者在英语考试成绩未出来之前，就一定要申请某些学校。其实第一阶段的纠结是徒劳的，第二个阶段的纠结才是幸福的纠结。”邓仪珍强调，第一个阶段重点是广撒网，强调的是命中率；第二阶段重点是钓大鱼，强调的是权衡与取舍。

教师罢工的困扰还未远去，那些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入温哥华上学的家长又要闹心了，温哥华教育局由于经费预算短缺，将对学校乐队、普通话沉浸课程、图书馆管理员、识字支持、精英课程及特殊项目及人员等作出程度不同的削减，因此连日来都遭到抗议。最新一起抗议，有超过150个来自温哥华各中学精英班（Mini School）的中学生，周五前往温哥华教育局抗议当局削减教职员，并从位于西10街(W. 10th Ave.)的教育局总部游行往市中心美术馆(VAG)。温哥华市教育局主席林百达（Mike Lombardi）也在集会中表示支持学生。   此前，在4月12日至14日一连三天的教育局公听会中，数以百计的家长和关心教育人士发言，要求省政府和温市教育局妥善处理。 早前有传闻指出，精英班可能关闭，而最新消息则指将裁减有关行政人员。     温市教育局今年预算短缺高达2,400万元  关闭13间学校   温哥华教育局新的预算案显示，下一个新学年财政预算将出现2,440万元短缺。   报告指出，由于学生招生率较预期低，营运成本增加，加上因省教育厅估计本省其他学校区的招生率上升，所以教育厅不会对VSB增加拨款。   而在上个月VSB学务委员投票通过将会关闭13间学校，以确保符合省府的招生率，从而获拨款提升学校的抗地震能力。     学生抗议   周五的示威活动，由Prince of Wales Secondary School精英班的3位学生召集，他们并设立facebook网页，趁周五教师专业进修日，学生放假之机前往表达诉求。   据星岛日报报道，活动召集人Bryan Burage在集会中表示，精英班是温哥华教育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前来抗议，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将来的精英学生；他们也不仅仅是代表温西的中学，而是代表全温哥华的声音。   在教育局集会之后，抗议学生操往温市中心美术馆示威，并呼叫口号。由于数辆警车开路，并局部封闭固兰湖桥(Granville Bridge)，游行人群引起市民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