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诗大地震概率高达30%, 联邦承诺兜底!

联邦政府正启动与保险行业的咨询，审视行业应对地震风险的韧性——专家称，这类灾难性事件可能在未来 50 年内发生在加拿大。

数十年来，加拿大财产与意外险（P&C）保险公司一直警告：加拿大尚未为卑诗省沿海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做好准备。加拿大自然资源部估计，到 2075 年，该省发生重大地震的概率为 30%。

在去年 11 月发布的联邦预算中，政府宣布将与受联邦监管的财产与意外险保险公司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方展开咨询，探讨在发生极端地震时，如何确保加拿大保险体系的稳定。

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的发言人 Benoit Sabourin 表示，咨询的时间表和范围将适时公布。

“保险公司在应对地震方面具备良好基础，拥有足够资源来覆盖500 年一遇地震事件的已投保损失，”Sabourin 在电邮中表示。“但仍可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在更极端的地震面前，加拿大消费者能够依托一个更具韧性的金融体系获得保护。”

加拿大保险局（IBC）联邦事务副总裁 Liam McGuinty 表示，联邦政府的承诺令人鼓舞，但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很高兴政府终于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地震对经济韧性的巨大风险，”他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风险比‘那场大地震’更可能拖垮我们的经济，而且它的影响会波及全国。”

他补充说，一次重大地震不仅会给部分保险公司带来偿付能力挑战，还会冲击按揭和银行体系。

加拿大平均每年发生约 4,000 次地震。其中大多数规模较小、几乎无人察觉，但全国有一些位于断层带上的地区，可能发生 7.0 级或以上的地震。

高风险区域与历史地震

最高风险区域包括太平洋沿岸的卡斯卡迪亚俯冲带（Cascadia subduction zone），以及魁北克和安大略东部的沙勒沃瓦地震带（Charlevoix seismic zone）。

2025 年，育空—阿拉斯加边境发生 7.0 级地震；2012 年，卑诗省北部海岸的海达瓜依群岛（Haida Gwaii）发生 7.7 级地震。由于两地人口稀少，均未造成重大破坏。

加拿大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发生在 1700 年，地点位于温哥华岛外海，震级估计在 8.7 至 9.2 级之间。

加拿大保险局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若发生 9.0 级地震，未来 10 年内的总经济损失将达 1,280 亿加元，并导致 43,700 个工作岗位流失。

其中，保险赔付损失约为 526 亿加元，是 2016 年麦克默里堡山火（保险损失 47 亿加元）的 11 倍以上。

保险承保与政府角色

尽管加拿大在地震风险方面拥有全球最高的行业资本要求之一（即保险公司需为潜在理赔预留的资金规模），但 IBC 指出，联邦政府仍必须具备向企业注入流动性、稳定市场并向公众传递“可以恢复”的信心的能力。

在卑诗省，92% 的人口和 90% 的企业面临地震影响风险。尽管地震保险对房主和企业主广泛可得，但投保率偏低。

估计约 40% 的卑诗省居民为自住房购买了地震保险；在高风险地区（如温哥华和温哥华岛），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 50% 和 60%；约 70% 的卑诗省商业地产包含地震保障。

McGuinty 表示，投保率偏低可能源于以下因素：

* 对风险的认知不足

* 保费较高

* 对价格与保障价值的不匹配感受

* 误以为地震保障已包含在标准房屋保险中

在渥太华谷地和魁北克西部地区（虽存在断层，但不太可能发生 7.5 级以上“超级逆冲型”地震），仅有 4%–7% 的居民为住房购买了地震保险；该地区暂无商业地产的投保数据。

“对一些人来说，还有一种假设——地震发生后政府会出面提供财政援助，”McGuinty 说。

再保险压力与制度缺口

IBC 在报告中指出，投保数量不足会加大保险行业压力：如果保费规模无法覆盖风险，保险公司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再保险市场（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机构）。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再保险成本已显著上升。

“一次严重地震很可能耗尽单个保险公司的资本和再保险额度，从而触发破产风险，”McGuinty 补充道。

加拿大仍是七国集团（G7）中唯一一个存在显著地震风险、却尚未建立政府—私营部门分担责任机制的国家。

国际经验与行业呼吁

近 15 年前，日本建立了地震灾后恢复体系，协助重建住宅和企业；意大利拥有全国性的地震预防计划；美国加州则设立了加州地震管理局（CEA）这一公私合营机构，通过私营财产险公司销售地震保险，并由该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加拿大保险行业呼吁所有相关方——包括保险公司、政策制定者、省级政府及公众——共同考虑设立联邦兜底机制（federal backstop program），为灾后快速恢复提供“关键的金融安全网”，避免将全部负担压在任何单一群体身上。

“我们必须把大地震视为‘何时发生’，而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McGuinty 说。“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错失一个已经认识到这一重大金融风险的联邦政府所带来的关键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