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教育，新闻，培训机构，热点时事 - 温哥华天空

比赛进行到3小时38分钟，柯洁抓出三颗白子，往棋盘右下角轻轻一推。在我之前没下的时候，我晚上会做梦，梦见自己真正输掉这一次比赛。我从梦中惊醒。今天那一刻真的是噩梦上演。采访间里，这位19岁就手握四座世界冠军奖杯的天才棋手，竭尽全力想摆脱棋盘上体味的难受：我绝对不会再跟它下了。我不跟它下了。我不要下了。我受不了了。大家都笑。他也笑。虽然他在调侃自己时发出的笑声声量很大，像一个好面子的少年并不高明的掩饰。哭过的柯洁在面对媒体镜头时，已经调整出另外一种状态。我重铸得挺快的。他说，如果输给它，就像大家认为的一样，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能让我赢了它是让历史倒退。我也算是给人类造福了。记者们试图安慰他：开心点儿。开心不可能。就是解脱吧。柯洁说，不是有话说每哭一次，人就长大一次么？（经过今天）我就长更大了，接受能力就更强了。虽然可能哭得不好看，但这也是我很宝贵的经历吧。我们很难走进他心里柯洁在与AlphaGo的最后一场对决中落泪柯国凡已经想不起来最近一次见到儿子因棋而哭是什么时候的事。他猜想儿子以后也不大会公开落泪，包括在父母面前。输棋了，心里在哭。说这话是在第三场比赛前夜，我们在柯爸柯妈住宿的宾馆见到他们的时候，柯爸正跟服务生要棋盘。他每天都要跟朋友们摆摆棋，作为资深棋迷，他大概是业余四五段的水平。柯妈周柳萍倒是记得柯洁小时候输棋的哭。我说你哭你不要对着我哭，你去找输的那个人那哭，把它哭回来。 2007年快定段前，周柳萍从老家来北京看柯洁。柯洁7岁到聂卫平道场学棋，父母要兼顾工作和生计，并未在北京陪读，只是大约平均每月来看望一次。相比柯国凡，周柳萍来的多些。虽然不懂棋，但周仍然会照本宣科帮柯洁摆死活题做。有一次，柯洁做的答案跟周柳萍手里的标准答案不一样，却坚持自己是对的，说什么也不改，周差点动手打他。第二天去问老师，老师恍然大悟道，柯洁的答案更好。冤枉他了。噢！那委屈啊，真的哭了好长时间。因为年纪小，学生多，柯洁在聂道场的时候并不突出。当时他的老师王煜辉七段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没什么印象。直到2011年柯洁有资格下围甲联赛了，王煜辉才注意到他，而这种注意也仅仅是，名字出现在秩序册上了，被看到了而已。我们圈里十三四岁下成围甲联赛，过两年被淘汰的太多了。王煜辉说。初出茅庐的柯洁直到2014年围甲联赛，柯洁爆发，战绩18胜2负，这个名字才在圈里被熟知。在此之前他最大的成就是围甲毒药，因为等级分低，所以他赢一盘，对手的等级分会跌得特别厉害。这个孩子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非常的犟，胜负心非常的强。王煜辉说。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柯洁还是个小学生时，有次跟一位初中棋手对弈，中盘柯洁局势不利，在一个局部想了很久，突然就哭了，等他哭完整个对局室就剩下我们俩人了。在与年龄稍大、实力更强的棋手下棋时，极少感受到像柯洁求胜欲这么强烈的。好胜心这点，遗传了柯国凡，只是更重了。棋迷老柯至今仍记得在大学受让四子输给学弟，乖乖下楼买啤酒还赌，以及回到丽水开了一间围棋馆，想赶快涨棋，赢棋友。周柳萍挺着大肚子在棋馆倒茶，啪啪的落子声是柯洁胎教的一部分。儿子降生后，老柯想，我下不过，我让我小孩从小训练，将来可以跟你抗衡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柯国凡看了两遍。那是一个与他们家类似的故事。父亲未达成的人生梦想，送孩子去达成。那时候觉得能打进职业就非常好了。因为这条路比较公平，下棋又好玩，又凭自己的本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如果你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认命。柯洁早已超额完成了父母的期待。人机大战中的柯洁这次的人机大战，是柯爸柯妈第一次从头到尾看到儿子比赛时的样子，讲棋大厅的巨屏上专门有一角分屏全程拍摄柯洁人的状态，这跟转播棋盘、棋谱直播太不一样了。柯爸柯妈把儿子从头看到脚。第一盘棋，柯洁不停用指头卷头发时，突然有几根白头发，整根竖起来。柯国凡和周柳萍难受极了。柯国凡回忆起《摔跤吧爸爸》里小孩子唱的一首歌，很有感触。老爸，你这么严格，我们真的很受伤我俩的童年十分折腾，天真乐园已然远去他边做死活题，边吃苹果。咬着苹果就睡着了，苹果就掉地上了。我唉，真可怜。柯国凡说，要是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送，不会送到北京了。不会让他学棋了。周柳萍说。 7岁那年，学了一年棋的柯洁拿下浙江省山海杯少年组冠军，当时奖杯都没来得及领，就赶去搭开往北京的火车。这趟列车再也没有停下来。柯国凡如今非常享受以棋会友的乐趣，胜负不重要，赢了，搞得对方不高兴，可能更要紧一点。但他知道儿子不同，他们这么年轻，处于胜负世界里面。他们必须要争胜。他的心理价值评估告诉他，输一盘棋的痛苦等于赢三盘棋的欢乐。他跟儿子从来不聊这个话题。输棋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呢？痛苦只能自己来承担。柯国凡说，我们很难走进他心里。每个职业棋手都一样。即便他是你的孩子。网棋一代正在与AlphaGo进行配对赛的古力和连笑作为胜负师的职业棋手，生活大多数时间里，只有输赢一件事。讲解相谈棋时，古力逐个评价五位年轻棋手，说到芈昱廷：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届）梦百合决赛，我本来挺有信心的，结果打了一个初段都不会打的勺子（指重大的低级失误）。在那之后，觉得90后上来了。出生于1983年的古力，力战派棋手，曾经中国围棋的领军人物，承接了常昊时代和90后一代，在讲棋时展现出飘逸、体恤、幽默和机敏的一面，他对AlphaGo、柯洁以及其他年轻棋手的棋都多有言中，连1968年出生的张璇都说要叫他一声古哥。陈耀烨虽然出生在1989年，但他不屑于与我们80后为伍了。古力调侃。在棋盘上，他已经过了自己最黄金的岁月，君主让位，群雄四起，旧王一落就是等级分10名开外。棋界称如今涌现的这批群狼一冠群，小小年纪已经有世界冠军在手，互相竞逐着，把冠军数从1到N。柯洁在2014年大爆发，从1到3，登上了等级分世界第一的宝座。这期间，除了让AlphaGo富有争议地短暂抢去头名之外，柯洁坐稳了两年多的江山，成为群狼中的一只虎。在跟棋院内外相关人士的聊天中，你很容易发现，古力是综合评价下来，大家最喜欢的人。这并不是我们有意推演的一个结论。作为真实对弈和网棋来袭转换中过渡一代的代表人物，古力身上有着长辈喜欢的人情味，也有着小辈们喜欢的活泼劲儿，是既善于跟人打交道也会抱着电脑厮杀的人。《围棋天地》首席编辑张大勇认为，像古力这样，竞技水平仍然很高，一说改朝换代就迅速落到国内排名前10以外，是件有点悲哀的事还不到35岁，人生大展宏图还应该有很多篇章。日本早期有说法，40岁得天下，因为这个年龄才能做到境界和精力的共同高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是等不及了。由周睿羊（右一）、时越、陈耀烨、芈昱廷、唐韦星组成的战队集体挑战AlphaGo 而对于90后一代棋手，人生并没有展现出其他层面当然，年纪小也是一方面因素世人对他们的看待只有一个字：强。这也是这些小伙子们对自己最大的要求：强，更强。我问周睿羊，研究机器招法的乐趣是什么，他说，新的招法，又是很强的招法，当然所有棋手都会非常感兴趣。柯洁也是。即便他知道自己克制不住的情绪起伏和发自肺腑的不甘心是人性魅力的一部分，但他仍然无比羡慕AlphaGo深不可测的棋力。强大就是美好。他们是从包括三线以下小城市的全国各地道场、培训班里脱颖而出，来到北京的，万人里面出其一。根据国家队总教练俞斌九段的估计，北京道场里学棋的孩子，高峰时达到400人，其中大约100人入段，每年入段的指标，男棋手有20人。这20人里，能下围甲的，也就两三个。全国现役的职业棋手300人上下，在围甲联赛谋到上岗机会的，总共也就五六十人。不强怎么闯出来，登上金字塔塔尖？网棋时代的到来，让围棋这个门槛高企的项目得到了更市井地普及。以前中国棋院想看一眼世界比赛的棋谱，等日本寄来的杂志，要等两个月。现在，不论多么顶尖的比赛，第一时间，有互联网的人都能目睹棋盘全貌。以前下棋要约定时间地点。谁都想跟比自己水平高的人下。顶尖棋手们互相切磋，一生也不过千把盘棋。柯洁接受腾讯体育专访打上围甲联赛之前，作为一名普通的职业棋手，柯洁只有定段赛和个人赛可下，一年一二十盘棋无法满足他对训练量的要求。通过网络，柯洁一代棋手的对弈累积已经超过万盘。由于高手们也都在网上趴着，弄斧到班门也容易实现了。网络下棋的质量没有人肉对弈时深思熟虑来得高，但量变会引发质变，选手的形势判断和计算速度更快，棋感更敏锐。网络时代，他们竞技的提高都是通过网络对弈，某种程度上来说，接受了一个相对的快餐的（训练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竞技的成分更浓厚一点。比如我们在国家队训练里经常会说一句话，胜负不在这，或者，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它其实是在某个局部对棋形的一种敏锐度。而七八十年代（生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古力和常昊，可能更多的是讲究我们常说的围棋的大局观当然不是否认前面（说到的90后）的人有大局观他们会更去把围棋的大局观也好，中庸也好，相对来说，更着重。国家队领队华学明七段说。网棋的便捷也被柯妈周柳萍看重。他小时候想玩游戏。我立了个规矩，我说你在野狐弈城上，赢了棋你就玩游戏，输了你就别玩了。他就拼命下棋。在柯洁人机对战的第三盘，俞斌在挂盘讲解中谈到他对网棋一代的深刻印象。有一次比赛，他跟谢尔豪（1998年生人，职业四段）下快棋，谢尔豪五秒就落子。俞斌特别惊讶，为什么不好好算算？我跟比我高的人下，一定用完所有时间，到读秒。但我也没法教育他，那盘棋，我输了。换位思考后，人会比较善良柯洁与父母在乌镇一起游玩休赛期间，柯洁在乌村摘了枇杷，特意说，拿给爸爸吃，爸爸爱吃。对于这次父母陪伴参赛，柯洁说，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开个party，很多亲朋好友支持我。我觉得他们开心就很好。父子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平稳，尤其在柯洁十五六岁的叛逆期。柯洁2008年定段后，周柳萍辞掉工作来北京陪读，但柯国凡还在老家工作，是丽水水电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从定段到2014年，五六年时间，柯洁默默无闻，草一样的，他职业最困难的时间父亲是缺位的。柯国凡说，我家里必须要生活，赚点工资。除了寒暑假团聚，父子并没有太多相处时间，他觉得跟我的距离好远。他讲过一句话，老爸，这几年，我们好像不太认识一样。这句话讲得柯国凡心酸，加上儿子逐渐进入叛逆期，他下决心来北京了。《摔跤吧爸爸》有一段，女儿到了国家队，开始反抗爸爸。后来打了一个电话回去，很可怜的。那个场景我也非常感动。那种事情也很正常，小孩子总会有一种叛逆，开始他觉得我老爸很牛，是个高级工程师，他很崇拜。后来渐渐下棋。我来北京陪他以后，他觉得你上班不去上班。你的棋那么臭，你还能指挥我？有次柯国凡教训儿子：今天为什么输这么多？两人吵起来。柯国凡差点砸了电脑，说，明天韩国比赛，你不要去了。父子关系紧张时，柯洁也说过，爸爸你回去，妈妈留下就可以。 2015年，当时未满18岁的柯洁在百灵杯战胜邱峻，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在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二天，柯洁发了个朋友圈，开了一句稍显自恋的玩笑。被柯国凡的朋友看到，投诉说：你儿子是不是准备走演艺圈了？柯国凡大发雷霆，我说你永远记住，不管你拿了冠军不冠军的，不能这样嘚瑟。他委屈地哭了。他流眼泪了。周柳萍说，柯洁委屈，觉得父母误解他，把他想成他本不是的轻浮之人。只是，大家思维方式不一样，为什么你要把你们那一代的传统强加给我们呢？我说儿子，老爸有些做得可能不一定那什么但柯洁你要理解我们这代人，（有）比较传统的东西。（即便）你现在前卫了，游戏规则你去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整个社会你改变不了的。这个少年王者跟世界的冲突，不止发生在家庭内部。通过碎片式报道了解柯洁信息的人，最先知道的一定是他的狂言，诸如：满分一百成的话，李世石胜率五成，或者，要让某位日本棋手血溅五步。一些表达有当时的语境，也有他希望通过语言的噱头吸引社会关注围棋的小算盘。但，不妥是存在的，风波也会冲击少年的想法。围棋是两个人下，两个人要读懂对方的心理。有时经常感觉要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以后，人会比较善良。这个东西想完以后，人会变得更加好理解这个社会。柯国凡对儿子说。他知道微博粉丝瞬间突破百万，乃至如今的367万+，会给儿子得到拥护的力量，但那里的争论和建议，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经历会让柯洁成长。人机大战后，柯洁在采访间显出疲态《体坛周报》的资深棋牌记者谢锐认为，柯洁的成才之路，没有什么特点，他跟别的孩子都一模一样，但，这孩子就是一个天才他的成熟期很短，人家10年的时间被他浓缩成两年。 2014年之前，柯洁在老记者眼中就是个小屁孩，坐个椅子会来回转悠，聚精会神思考时会啃挂在脖子上的选手牌，说话更是口无遮拦。谢锐印象中的转变发生在2015年初百灵杯夺冠，那是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那之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太一样了，谢锐感到，他慢慢就知道自己是个社会角色了。很多方面就开始修正自己的言行，慢慢就有点成人的意思了。他现在讲话，完全比我们这代人要强得多。他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会。柯国凡说。人机大战全部结束后，在采访间，柯洁极度疲惫，但面对镜头时，他的眼神依然发亮：除了感谢这些官方的话，还有感恩至少我过得很精彩，大概没有人会在20岁之前做这么多事情。我知道我嘴巴很大，不太想受太多束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算我性格上的一个缺陷吧。能有这么多人包容我，真的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柯国凡觉得，成长弥合了父子之间的分歧，我感觉很幸福，能够陪他，能陪他一段时间，真的很幸福。作为父母亲就是把后方搞好，他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他，柯洁现在做什么决定，只要不是走得太（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刚学会的，你不要开到外面去就可以，正常在路上，歪歪扭扭地没关系。柯洁是大家的小孩电视台的一众工作人员采访完柯洁，想大伙合个影。坐着接受采访的柯洁站起来，大家一致要求他坐下，在正中间，众人环绕着他。柯洁说：我怎么有聂老师的感觉柯洁与AlphaGo的最后一盘棋，聂卫平九段是裁判长，他宣布：比赛采用中国规则，黑贴2又3/4子。听到这话，讲棋大厅里，常昊九段和王汝南八段一直微笑着，却没说什么。比赛开始了七八分钟，两人一捧一逗，讲了一小轮了，常昊不经意地说起：从2001年开始，中国规则黑贴3又3/4子，这样的话，执白就比较有利。聂老主要下棋的时代黑贴目是2又3/4子。这要是聂老直接就批判了，规则都不会，还下什么棋！张璇事后调侃。常昊、王老，都特别照顾别人情绪，这样委婉的人在围棋圈占多数。聂老，因为历史地位，也因为个性，是棋坛的独一份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聂卫平影响了当下中国围棋的整体局面。赞助商和小棋手的父母，都是八十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受众，深受聂之胜利的鼓舞。前者今天不为赚钱地赞助围棋比赛，后者把孩子送进道场，除了柯洁，陈耀烨、芈昱廷等人的父亲都是棋迷。聂老来到乌镇为柯洁助威围棋与象棋不同，由于每个子的效力一样，不会出现将一军完全打倒对方的情况，张璇觉得，这样不说满、留余地的项目特质影响了大多数棋手的气质，真的很直的人很少的。柯洁跟聂老都是狮子座，在直率上，也相似。第二届梦百合杯决赛最后一场，柯洁执黑，在优势时打了勺，损七八目，比赛余下的时间，对局室里充满了柯洁懊丧的呼吸。赛后媒体问柯洁当时在想什么，他说：最后时刻自己一直数错了目，中间还一度想认输。棋还没下完，已经在思考人生了。以后怎么度过，今天晚上怎么度过，肯定要喝了，肯定要烂醉为止。知道自己在揪头发，我发型肯定乱了，那我要把头发都剃了，让自己没得揪。最大的感受就是下得太臭了，令自己发指。这场比赛，在柯洁的计算之外，黑棋凭借劫材多的优势以3/4子险胜。直播讲解这盘棋的聂卫平拉着柯洁，说，你知道吗，央视都做好医疗预案了。一旦直播中我让你气得心脏不好，大夫马上就来。虽然都是直率，但张璇觉得，两人毕竟不会相同了，时代改变了。最突出的不一样是他们这一代人肩上没有包袱，没有背负任何东西，轻松上阵，所以他们的棋也好、人也好，都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由，符合这个时代。张璇说。她谈起2005年丈夫常昊拿到应氏杯冠军，赛事创办人、台湾实业家应昌期先生的儿子当场流泪，飞回台湾后，将棋谱焚烧于父亲坟前，报告说，中国人终于拿到了冠军。 2005年常昊捧起应氏杯拉开中国围棋强势崛起的序幕张璇说常昊那时的生活，那就没有比它（夺冠）更重要了。全国棋迷都最盼望胜利的时候，你还能干别的吗？ 1986年，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后，聂卫平去山西大学演讲，被人山人海包围，聂卫平穿着风衣，特别小的身影，就像大海里边（被）卷着一样，中国的偶像，像雷锋、张海迪慢慢褪色以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偶像的时候，那时候比较迷茫，可能一个女排、一个聂卫平，其实也是一个时势造成的。张大勇说。柯洁成长在人们更加需要通过自我意识觉醒来找到意义的时代，他因此也成为偶像。除了在棋盘上摧城拔寨，他为家乡受灾的群众组织社会捐款，指出围甲联赛的欠薪状况，对他看不惯的社会现象进行批评，也用自己的网红身份争取更多人关注围棋。谢锐称柯洁的这一行为为抬头下棋，跟埋着头只看棋盘的孩子不一样，他开始关注关注围棋和社会的关系了。华学明评价柯洁，聪慧，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即便是在连续被AlphaGo暴击的绝望中，他接受采访时仍然会说，大家看我可能很痛苦，我也不需要大家去可怜我同情我，大家可以把我当一个笑料来看。这个人怎么被逼得这么痛苦啊？平时不是说大话的嘛，现在怎么不说了？这也是围棋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快乐。在一次夺冠后的颁奖仪式上，柯洁说，我本身并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是围棋给了我一切。这次再问他，他说那时候有点煽情了。很多方面，我做的不太好，不能像别人那样处理得游刃有余。我真的是太全身心投入围棋了，我真的是太注重胜负了。我也不觉得自己很聪明。对其他事情也不是很自信。万一稍微遇到挫折的话，可能不会像围棋一样，那么快重新收拾起心情去做其他事情。但是，一旦提到围棋哎呀！你们那些棋啊，哈哈！你们对棋的理解都有问题啊！就可以这样讲。这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所以说到围棋的话，我是极度自信的人。说到以围棋为中心的自信，柯洁的声量突然变大，笑起来也从自我解嘲变得极为发自内心。我会做所有让围棋发扬光大的事情。他说。人机大战获得了全世界的目光，19岁的柯洁激发了更多人关注围棋，靠的却不是胜利。他不甘心的眼泪，表达着赤子的信念，带着残酷的鲜活感，让他的同类感动。周柳萍说，现在，我不说我儿子（只当）当我儿子。我喜欢围棋，他也喜欢围棋，所以柯洁不是我们儿子，柯洁是大家的小孩。跟AlphaGo告别当晚，柯洁喝了酒，从6点到凌晨3点，只睡了两个小时就奔向机场，去韩国参加LG杯本赛。隔天，他轻松战胜了韩国的元晟溱九段。张学斌六段评价他是各方面都有所升华的柯洁。你觉得多年之后会怎么回忆（人机大战）这场棋？我们问他。要看多年之后的我有什么人生阅历和经历了。比如说，你10年后、20年后还能见到我，还能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我到时候再告诉你。（完）

5月27日，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陈吉宁任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经会议表决全票通过后，陈吉宁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从英国帝国理工博士后，到清华大学副教授、校长，再到环境保护部部长、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海归的20年，走过了什么样的足迹？陈吉宁履历 1981.09——1986.07，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专业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6.09——1988.10，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 1988.10——1989.07，英国布鲁耐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1989.07——1992.11，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土木系环境系统分析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获理学博士学位。 1992.12——1994.12，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后。 1994.12——1998.03，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 1998.03——1999.07，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副教授。 1999.07——2006.02，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教授。 2006.02——2006.10，清华大学副校长( 2006.09兼任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2006.10——2007.12，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2007.11兼任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 2007.12——2012.02，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兼清华大学秘书长(正局级)。(2011年6月起兼任清华大学环境产业研究院院长。) 2012.02——2015.01，清华大学校长。 2015.01——2015.0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党组书记。 2015.02——2017.0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 2017.05—— 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从来就不是传统的学院派天气好的时候，陈吉宁还是会在清华大学里散步。在成为环保部部长一年零三个月后，他依然住在清华大学分的房子里。十余年前，陈吉宁任清华大学环境系主任，他以教授的职称分到了一套位于清华大学西北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居住至今。自1981年考入清华大学，除了中间留学英国并任教的十年，陈吉宁在清华园里待了24年。从环境系副主任，到清华大学校长，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 2015年1月，他离开清华园，成为环保部党组书记、部长。熟悉他的人说，这个转身毫不奇特，因为陈吉宁「从来就不是传统的学院派」。从高材生到环境系主任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就读本科时，邹骥比陈吉宁高两届。现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的邹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陈吉宁名声在外，既是系里的第一名，又是学生干部，用清华大学校内评价优秀生时最常见的一个词来形容，便是「又红又专」。 1986年，环境工程系设立首届「陶葆楷奖学金」，大五的陈吉宁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那时刚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不久，也在系里任教。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没有直接教过陈吉宁，但也和系里的其他老师一样，知道陈吉宁是「81级中最好的学生」。 1988年，环境工程系硕士毕业的陈吉宁，由校方公派到英国布鲁耐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一年后，陈吉宁转至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土木系，攻读环境系统分析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于1992年毕业。 1995年，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任讲师的邹骥，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学。因与陈吉宁是有着共同专业背景的清华师兄弟，同在伦敦的他们熟识起来。那时，陈吉宁已完成博士后，在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任助理研究员。閒暇的时候，陈吉宁带着邹骥熟悉伦敦，邹骥则常去陈吉宁家打牙祭。陈吉宁的夫人也是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读的本科，比陈小一届，彼时同样在英国帝国理工读博士。等着饭熟的时候，邹骥和陈吉宁喜欢端着啤酒海阔天空地聊天。邹骥回想，英国学术氛围浓厚，哲学、技术科学、经济学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这种历史底蕴也影响了他们俩。「我们的视野、思考方法都有新的提高，我认为我们都认同英国高等教育的优秀文化遗产，认同这种理性严谨的学术传统。」当时，邹骥已转学环境经济学，陈吉宁则从事环境系统分析。他们交流各自学科里的理论，也讨论已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在环境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那时，中国经济尚在中低收入水平的高速发展阶段，还难以在环境领域投入巨大资金。而英国、丹麦这样的国家已在足够甚至过度投资的背景下争论环境投资效果评价的问题。他们根据欧洲国家的当下情况，探讨如何使这样的巨额投资更有效，进而认为在中国的环境投资有效性的研究也十分重要。他们也会谈起中国的环境教育。他们认为，环境学科人才仅仅学习经济学或者工程学是不够的，必须进行跨学科培养，形成複合的知识结构，学生应同时受到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训练。而在纯理论之外，学生还必须懂得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了解国家背景，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最容易做出成绩。这样的交流持续到1996年邹骥离开英国为止。有关环境学人才培养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94年，郝吉明作为清华环境工程系副主任去丹麦国家实验室考察，他特地绕道英国，与陈吉宁见面。郝吉明回忆，那时，学校已与他谈过，希望他接任环境系主任。那些年，郝吉明作为系里的核心组成员，清楚地知道系里面临着人才的断档。改革开放之后，留校的优秀生很少，尤其是杰出的学生，多数都考虑出国深造。大家讨论，如果可能的话，「要把陈吉宁弄回来」。郝吉明与陈吉宁初步谈了谈，让他做一些准备，早日回国。陈吉宁听了中国的环保情况、环境系的人才队伍建设，告诉郝吉明，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意回国。郝吉明回校后，和校领导沟通，将陈吉宁作为引进人才进行培养，校方同意了。 1998年，陈吉宁离开待了十年的英国，回到清华大学，34岁的他发挥自己在外国求学和工作的背景，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主管外事的副主任，职称为副教授。当年暑假，清华启动资深评审，陈吉宁成为教授。当时，陈吉宁在英国的工作尚未完全交割，常常两边跑。当年十月，郝吉明再次到英国与陈吉宁深谈，陈吉宁答应，次年三月，他一定全职回清华报到。 1999年3月，陈吉宁如约回国。一个月后，「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名单出炉，郝吉明成为清华大学五名上榜者之一。学校希望长江学者可以专心于学术，不再担任行政职务，郝吉明本人也恰有此意。他向学校申请，辞去系主任一职。学校同意了，并请他提名继任者。当时的环境工程系有四名副主任，陈吉宁进入了郝吉明的视野。作为一个本科、硕士都在清华大学唸书，同时也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清华毕业生，陈吉宁深谙清华的运行机制，也对如何培养优秀的人才有自己的体会。郝吉明与陈吉宁不同，他生于解放前，读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所受的教育断断续续，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里成长。而陈吉宁恰好是「文革」结束后的高考生，专业教育完整，再加上他曾在国外留学、任教，有开放的国际思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另外几个副主任都是主要偏向于一个专业领域，比如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等，陈吉宁学环境系统分析，这个专业需要站高望远，将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陈吉宁的视野相对更宽。郝吉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学校，学校赞同，并希望郝吉明能做好系里相关老师的思想工作。郝吉明告知系里的老教授们自己的这一决定，没想到得到了一致的赞成。老教授们大多都看着陈吉宁入校、成长，对这个年轻人有好感。系里的年轻教师们也都表示很服气。 1999年7月，35岁的陈吉宁出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主任。 2015年6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反馈报告。 2016年3月11日上午10时，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答记者问。三个小时后，陈吉宁的一位昔日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陈吉宁答记者问的文字实录。「我的朋友圈已经被昔日同学们刷屏了。」这名学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环境经济与资源管理专业，班主任便是刚从英国访学归来的邹骥。此时，清华和人大两校的校领导通过交流决定，两校应联合培养环境学科人才，正如同邹骥和陈吉宁在英国海阔天空谈论时所设想的那样：清华的环境工程系学生可来人大上课，学习经济、社会、管理学知识；人大的环境经济与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可共享清华的师资，在那里学习自然科学等基础课程和工程技术类课程。因课程繁多，本科拉至五年完成，两边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同时拿本校的毕业证，以及清华大学的工程学位和人民大学的经济学位。邹骥作为清华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此时又在人大任教，他对两校的课程、培养方案都了解，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班主任以及沟通人。 1998年陈吉宁回校后，也加入到这些学生的培养中来。邹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们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两边的学生，列出各式环保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运用大家所学的经济学、工程学知识，自由讨论。最频繁的时候一周一次，最少也是一个月一次。邹骥对其中的一次讨论印象深刻。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拒绝批淮《京都议定书》。事件发生后，中国尚未给出官方表态，陈吉宁和他立刻引导学生蒐集资料，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根据掌握的理论和历史知识及政策信息，独立开展评论，以此培养独立评判事件的能力。最终，他们联合署名，将讨论结果发在了报纸上。「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教科书里，进行脱离实际的讨论，课程就会苍白空洞。」邹骥这样评价。他们也很快发现，这批学生到了高年级之后，在研究各项环境问题的时候，因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双重学科基础，分析解决环境规划管理和政策问题的能力较强。联合办学最终因种种原因只持续了两届。他们毕业后，有小部分人被推荐到了清华继续读研。曾在陈吉宁门下攻读硕士的一名学生梁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相较其他老师，有着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陈吉宁曾联繫自己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昔日学生，让自己门下的在读研究生去访谈有关水业价格的问题。陈吉宁只负责联繫、铺路，其他统统放手不管。能做成什麽样，几个学生完全没有概念。「我发现，他不仅培养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力，还培养我们的综合统筹能力。事实证明，对行业的初期了解全都来自于这个暑假的访谈，不少内容在我们最终的毕业论文里也用到了。」参与其中的一名学生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陈吉宁的这个理念也贯彻在他与学生的相处之中。如果有学生告诉陈吉宁，自己想做一个研究，陈吉宁往往不会直接评判对错，只要他觉得有一定的可行性，就会支持学生去做，让对方感受到充分的自主权，而他在这个过程中，再慢慢施以引导。梁叶主要在环境系的系统分析研究所里做科研，这个所和原先环境系所成立的水所、大气所、固废所都不同，该所更为综合，师生的专业包括工程、经济、管理、土木、水利等。这个所传达的教育理念与过去清华人大联合办学以及陈吉宁早期的教育理念都一脉相承。一名研究所所长曾和别人交流说：「我知道陈老师希望我能成为他那样的综合性人才，什麽都懂，但我做不到像他那样。」梁叶觉得，对方言谈里是佩服的语气。而在环境系里，有关陈吉宁的评价大多如此。梁叶推断，陈吉宁除了学术能力很强之外，还有着高超的人际交往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情商真的很高。」而另一方面，陈吉宁作为导师，并没有太大的架子。开始时，梁叶总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实际上，私底下的陈吉宁和正式场合上西装革履的那个他完全不同。他穿着普通，夏天的时候，也会穿着短衣短裤大喇喇地坐在办公室里，言谈举止没有什麽距离感。不是单纯的学院派邹骥和梁叶都记得陈吉宁在21 世纪初参与发起的「水业沙龙」。这个沙龙一两个月会召开一次，主要探讨行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管理体制和政策的创新等。梁叶参加了多次沙龙活动，水行业是国家相对垄断的行业，只有国家授权的企业才能经营自来水或进行污水处理，而陈吉宁提出，是否可以在行业内引入民间资本。他将国企、外企请到沙龙中来，请大家共同探讨水行业的问题。让邹骥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另一点。在英国时，陈吉宁就不是单纯的学院派，他那时就与英国的各式企业密切交流，将理论知识学以致用。邹骥认为，在沙龙时期，陈吉宁不仅请来了各种企业代表，还将建设部、环保部、水利部等官员请到场，企业、政府、学者共同讨论行业问题，并给出答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后来，梁叶并没有在环境行业内就业，但也始终关注行业发展。她发现，水行业确实在按照当时他们讨论的，或者涉及过的一些模式在发展，而工程技术出身的陈吉宁，能在十年前预判到其中的一些发展趋势，梁叶觉得他十分有远见。作为一名学者，也作为中国最顶尖大学的环境系主任，陈吉宁和政府始终保持着专业上的往来。邹骥对陈吉宁在2005年参与两个社会公共事件时的表现颇为讚赏。 2005年3月22日，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客座教授张正春参观圆明园，发现园内正在进行大规模铺设防渗膜的工程。因担心铺设防渗膜会破坏圆明园的整体生态系统和古典园林风格，张正春将此事告知了媒体。媒体报导后，圆明园防渗工程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一片质疑声中，环保部门介入调查，发现圆明园此项工程未按国家相关法律作环评报告，也未通过北京市环保局的环保审批。工程被叫停之后的40多天里，仍然没有环评单位愿意接手圆明园整治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有分析者认为，圆明园防渗工程环评技术难度较大、涉及面较广，而且环评报告直接关系到圆明园防渗工程的「生死」，环评单位对其环评报告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许多环评单位不愿冒此风险。而风口浪尖上的相关部门，非常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以及学术单位可以站出来。有人找到了清华大学环境系，陈吉宁就拍板承担了这个环评项目。此次环评不仅风险高，经费还很少，总费用7.2万元，几乎全部花费在分析、调查、资料打印上。清华大学环境系大概有二十多位老师投入到项目中，另外，北师大、农大、首师大等多家单位也参与其中。后来，陈吉宁解释了自己接手的原因，他觉得清华大学本来就负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一车间发生爆炸。爆炸发生后，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陈吉宁再次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前往污染现场做环评。曾有媒体报导，当时，陈吉宁不仅迅速从技术上帮助政府出谋划策，还给在建设部担任专家组成员的刘文君打电话，让他联繫相关领导去现场参加应急供水工作，及时缓解哈尔滨市民饮水紧张的问题。这件事给刘文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陈吉宁既有专业知识，又看得很长远，考虑的问题和提出的对策都很有远见。邹骥也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细节。离京很久的陈吉宁刚从污染现场回京到家，现场方致电陈吉宁，需要他回去，陈吉宁二话没说，调头回机场。「有的教授会讲究待遇、职称，陈吉宁不是，他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担当。」「明显有一种推背感」在清华大学校内，校长、副校长的选拔均要进行民意测验。中层干部、老干部、各学院工会组长、教师代表等，均要从一份各学院正处级干部的名单中，海选出自己觉得可以成为校级领导的人。那些年，环境系的发展十分突出。年轻教师成长快速，教学、科研等都在学校统计中遥遥领先。环境系主任陈吉宁的名字自然被人提了出来。据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大家有共识，清华大学60后的干部中，有几人比较突出，包括后来的校长陈吉宁、书记胡和平和陈旭，他们都在清华读的本科，均是优秀毕业生。 2006年2月，42岁的陈吉宁、44岁的胡和平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43岁的陈旭成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一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赴任前，陈吉宁经过了一段时间较为痛苦的思想斗争。一旦做了副校长，学术精力必然会被分散，继而远离学术。他思考了很久，仍然决定赴任。半年后，陈吉宁任党委常委，2007年末，任常务副校长。2012年2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刚过十个月，48岁的陈吉宁接棒顾秉林，成为新百年的第一任校长，也是少见的非院士校长。清华一名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与前任顾秉林不同，顾秉林更像是学者型的领导，这或许也和他将近70岁的年龄有一些关系。陈吉宁则不同，他敏锐、果断、雷厉风行，放眼全局后，能在具体的事情上迅速抓住症结，并作出判断。他一旦决定实施某件事，并做了广泛的调研之后，会目标明确地去推进此事。当时在校内任中层干部的张桦（化名）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给下属传达的，是来自领导决策之后强大的推动力，「明显有一种推背感。」接受采访的每一位清华校内教职工，均对《中国新闻周刊》谈及陈吉宁上任后主推的人事制度改革。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改革前，清华大学历史负担较重，用人制度按资排辈，「优秀的留不下，不适合的淘汰不走」。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年轻人难以走上舞台，相应的职称和待遇也始终跟不上。张桦则用「大锅饭」来形容过去的情况，学科带头人、跟随者、边缘化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绩效激励机制还没有发挥出这支队伍本身的潜力。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是最早探索这一改革的试点院系之一。从2006年开始，经管学院设计和实施了人事考核制度。首先，他们将教师分为长聘和非长聘，所有教师入校后均为助理教授，均为非长聘。之后升为副教授，分为非长聘和长聘，然后才是长聘的教授。该院规定，一位从助理教授开始的教师，应在九年内获得长聘的副教授或教授。如果到期不能获得长聘，则不能延续其合同，即「非升即走」。而评聘长聘的学术标准，是与同一学术领域内、同一学术资历阶段（通常是从获得博士学位时间开始算）的学者作比较。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最高水平之一的教师才能获得长聘。一旦满足这个标准，则不受名额的限制。其次，教师的薪酬改为年薪制。学院取消了课时费、论文指导费、论文奖励等，只确定一个年基本收入总额，以及工作任务组合。经管学院的这项改革显然推行得较好，成为学校改革的模板之一。 2013年，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了《清华大学关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几项主要举措，包括：突出岗位职责导向，建立教师队伍分系列管理制度；科学制定选聘标准，实施教研系列教师岗位准聘长聘制度；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全面深化薪酬福利制度改革，引导教师从项目导向转向学术导向；根据学科特点，探索相应的团队建设模式。张桦回忆，人事制度改革推进时，校内各个层面都阻力重重。「关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可以说，陈校长当时力排众议推这个改革。」改革有两种思路，一种可以像已经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些高校一样，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可以规避很多矛盾，靠折中曲折前进。「整体改革被肢解，很可能你的分步走并不能达成最终目标。」另一种思路则是直接推进，不让整体方向发生偏移。最终，校方选择了第二种思路。拿个别理科院系开刀的时候，校内传闻四起，报以悲观消极态度的人很多，院系改革时反弹力度很大。陈吉宁带着校领导班子深入每个院系，和不同层面的人分批次探讨适合该院系的改革方法。环境学院分外支持这项改革。院领导表态，他们要支持陈吉宁的工作，环境学院必须要向前走。之后，环境学院成为校内38个院系中第14个启动改革的院系。当全校各个院系拿出改革方案时，张桦发现，没有两个院系的改革方案是完全一致的，所有院系都结合各自学科的特点，拿出了适合本院的改革方案。张桦把陈吉宁的方法称为「啃骨头、钉钉子」。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教师离开教研序列，进入行政序列的现象。但其中的部分教师，是因为专注于教学，鲜有科研成果，而被迫转岗。有人因此诟病此项改革仍然把科研作为评判标准，而不注重教师的教学质量。或许是为了回应此前遭人诟病的改革评判标准，2016年4月，清华大学决定设立「基础教学年度教师奖」，专门面向在学生中享有良好声誉的基础课和公共课教师。每名奖金五万至十万元，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五到十名基础课教师。但《中国新闻周刊》（亦在这份由校领导转发给记者的通知里注意到，候选人必须满足在清华大学教龄满20年以上的条件。在2014年曾轰动校园内外的因「非升即走」规定而不得不离开教学岗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师方艳华，当时37岁，显然无法满足这个条件。如何更加平稳而有效地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仍然是摆在校领导面前的难题。但张桦认为，这并不妨碍离开清华校长岗位的陈吉宁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坚持住了，并且已经努力做到了最好。他回想，如果陈吉宁当时不这麽大力推行此事，最终会带来改革结果的异变。在观望的人群发出种种消极声音时，他猜测，陈吉宁及主推此事的校领导，或许也产生过动摇。当校内传言四起，说陈吉宁即将去环保部任职时，陈吉宁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势头，继续努力推进这项改革。而当陈吉宁离开清华大学时，所有人都在问，校长都走了，这个改革是否还要继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改革，如果不是陈校长这麽推，到不了今天。」（请于下一页继续阅读） 2016年1月，清华大学2015至2016学年秋季学期考试週的最后一天，在陈吉宁离开清华大学的一年之后，校长邱勇宣布，纳入学校人事制度改革范围的38个院系全部如期完成改革方案制定工作，「取得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张桦说，邱勇任副校长时便与陈吉宁配合，积极推动此项改革。几乎在每一个院系人事制度改革的启动仪式上，邱勇都要说一句话：「感谢全体教师的支持！」陈吉宁离开之后，邱勇没有懈怠，继续力推此项改革。张桦认为，陈吉宁给了自己的继任者「一股强大的推力，一种极大的信心」。 2015年11月30日，北京一辆公交车上戴着口罩的乘客。当日，中央气象台将大雾和霾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华北黄淮大部地区数天出现雾霾天气。「学校有什麽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直接发短信给我」与这份推动力相比，在学生的评价中，陈吉宁则温和得多。陈吉宁上任校长伊始，便要求校办组织了一次学生代表见面会。王然作为自己年级的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见面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学生代表并不多，各年级代表各一名，加上学生会干部，大概不到十人。陈吉宁和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以及另外两位副校长一同参加了见面会。陈吉宁让每个学生作了自我介绍，他饶有兴致地问他们的专业和学习情况，最后在见面会上，给所有学生报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如果觉得学校有什麽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直接发短信给我。」他说。此后，这样的见面会组织过多次，学校不同年级、不同院系的不少学生都和陈吉宁有过这样的接触。当年上半年，一年一度的高招季，陈吉宁首开先河，决定给高三学生写邀请信。当年招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封信是陈吉宁亲自执笔写的，前后修改数次，因为陈吉宁觉得这封信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形象。「作为校长，他日理万机，但这样的事情他不假人手，可见他对自己分内事轻重缓急的判断。」录取结束之后，陈吉宁再开先河，给录取的新生写信，希望他们能独立报到。上述人员透露，这封信同样出自陈吉宁本人，也是几易其稿，但「独立」的思想从未变化。除此之外，当年的入学通知书开始改版，新生的照片和陈吉宁的个人签名被印在每张通知书上。校内越来越多的学生体会到陈吉宁「富有亲和力」。他骑着二八自行车，停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门口，与同样骑着自行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煤清洁燃烧国家工程中心常务副主任岳光溪聊天，被学生拍了下来，并走红网络。也有学生看见，2013年10月31日，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学校本科生特等奖学金候选人的答辩会已开始一个半小时，陈吉宁悄悄从侧门走了进来。他并未打断答辩过程，而是悄悄走到最后一排站着，和其他同学一同站着听完了答辩。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在陈吉宁任校长的最后半年中，曾有一名学生因一直探索创业，影响了成绩，难以获得保研资格。该学生过去和陈吉宁在见面会上有过几面之缘，他给陈吉宁发短信，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在学校经管学院一个项目继续学习的想法，想请陈吉宁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陈吉宁在第二天回复他，自己做了推荐，并祝他成功。这名男生最终没有被经管学院录取，而是进入清华大学其他学院继续深造，但这并不妨碍这名学生对陈吉宁的感激。任职校领导之后，陈吉宁依然带研究生。邹骥参加过几次他的小组讨论，他发现，陈吉宁对学生的作品并非泛泛而谈，往往是给出十分具体的指导意见。「一听就知道，他花了很多时间看这些学生的东西。」同时，陈吉宁与业界尤其是环保部依然保持着联繫。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陈吉宁带领团队赶赴灾区，出具安全评估与应对措施的报告。 2009年初，环保部决定对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进行战略环评，此次环评涵盖15个省（区、市）的67个地级市和37个县（区），覆盖国土面积111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佔全国的1／5，涉及石化、能源、冶金、装备製造等十多个重点行业，是当时涉及地域范围最大、行业范围最广的战略环评。陈吉宁任项目集成专家组组长，领衔此次环评，并于2013年下半年提交报告。《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这份五大区域战略环评报告获得了环保部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陈吉宁当部长，比他当院士给国家做的贡献大」得知陈吉宁将履新环保部党委书记及部长，张桦多少有些意外，清华的诸多改革仍在进行中，「还都在要着劲儿的时候。」但大家又觉得，这一变动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中国需要一位有学科背景、有勇气也有担当的环保部长的话，那麽陈吉宁就是这个选择。」郝吉明比张桦得知这个消息更早一些。校内已有各种传说，直到陈吉宁告诉郝吉明，自己可能真的要去环保部履新了。「他认为新工作可以和专业进行结合。」而郝吉明也认为，学习环境系统分析的陈吉宁，正好可以在这个岗位上「人尽其才」。据《中国新闻周刊》多方了解，陈吉宁的夫人回国后，一直在企业工作，当时正在一家国企任高管。在陈吉宁决定履新环保部的时候，他的夫人也决定退出企业，并于当年年中转而进入某高校环境学院任教。知情人说，这是为了规避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牵扯。陈吉宁上任后，将雷厉风行的风格带入环保部。环保部约谈各地一把手，并要求环保系统的环评机构脱钩。梁叶说，陈吉宁的几次记者招待会都有着一样的风格，他的回答里，有一段是事先准备好的官方语言，还有一段是他自我解释的让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他的观点有理有据，能让业内人士信服。另一方面，他用大众能接受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观点，能让公众信服。」 2016年春节前，邹骥与陈吉宁深谈过一次当前的环境政策科学决策问题。目前，中国面临着大气、水、土壤等多方面问题，尤其是雾霾问题，需要投以巨资解决。20年前在英国伦敦公寓中，他们用纯理论的科学知识探讨的欧洲国家面临的投资费用效果优化问题，如今真实地摆在身为环保部长的陈吉宁的面前。陈吉宁告诉邹骥，他认为，目前的一些重大决策存在着旧账没有算清的问题。「比如雾霾，花多少钱，怎麽花，谁出钱，分佈在什麽样的时间尺度上，怎麽能在最快最可行的基础上，在大家能接受的政治力度和资金投入上解决这一环境问题？他强调，我们应加强费用效益和效果分析；探索通过市场机制让环境投资从财政负担变为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道路。」陈吉宁的成长经历使他具有全球视野和历史眼光。他对邹骥说：「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上，今天发达国家大约10亿人口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历史过程中，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干扰，不同的环境问题也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里分阶段解决的。过去30多年里，拥有另外十多亿人口的中国高速发展，现在正在完成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二次浪潮，对环境也产生了衝击，但在相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总体上要比发达国家当年做得好。未来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几十亿人口中会出现后来的现代化浪潮。前两次浪潮中所积累的环境治理经验和教训，应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最大限度减少它们后起的发展对环境的衝击，这个是中国对世界应当承担的责任。」邹骥认为，陈吉宁身上还存在着当年上学、后来做研究者时的影子。陈吉宁也有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他和邹骥谈起人才培养，除了过去他们聊过的複合知识结构、严谨科学作风之外，身为部长的陈吉宁希望，能有更结合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才出现。在大学里埋头做学问的学者，学术的贡献较多，政府的智库更了解政策的进程，但前者距离政策稍远，后者知识的系统性稍弱，怎样能实现两类人才的结合，是陈吉宁这样的实干者关注并希望推进的。在得知陈吉宁履新环保部时，邹骥给陈吉宁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说：「你当部长，应当比当院士给国家做的贡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