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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8月24日消息 2016年8月，一篇超过十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将数年前曾以“电击疗法”戒网瘾受到舆论关注的杨永信再次拉回公众视线。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一些当年接受过“电击疗法”的年轻人，他们讲述了当年和此后数年的经历。 2016年7月27日，某大学“大学生沂蒙情协会”来访，杨永信为一行人介绍（杨永信新浪博客图）这是一场没有计划的私奔。一个小包，从家里偷出来的4000元钱，是张旭同所有的财产。他不敢带手机，他怕亲戚找过来，再一次把他送进网戒中心的“13号室”。在路边摊吃饭的时候他要找有遮挡的，公共场所要找门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尔见到山东车牌的车子特别是临沂的，哪怕绕两条街都要躲着走。出发前，张旭同在夜市买了一把20厘米左右长的刀具，别在腰里。他决定万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结了自己。可这把刀直到最后也没派上用场，哪怕只是削个水果。一从2006年至今，超过6000人在“四院”接受过治疗。 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的使用。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但7年过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网戒中心的“病人”。对很多人来说，“四院”是一个忌讳的名词。他们更愿意用“那儿”来替代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2009年7月15日，山东临沂，杨永信网瘾治疗中心张旭同第一次进“四院”是2007年，当时那里还没那么大争议。他在通宵打游戏时，能看到网上有人喊“小心你被电”之类的。不久以后，他真的被电了。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把他从在网吧带了出来。16岁的张旭同很平静，一脸“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我还会跑出来”的表情。他很听话地跟着走，到了“四院”下车一看，心中想着“就这样？不过如此”。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的房间门牌为13室。在这间屋子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对他说：“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说罢，8个盟友用力按着他的身体，给他嘴里塞进了牙套。一阵“滴滴滴滴”声之后，有人拿着两个白色小棒，从他的眉心往两边太阳穴上滑。瞬间，张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类似于闪电，贯穿脑袋左右，犹如两个小锤用力敲击着太阳穴。他想挣扎却动不了，只能张口大骂。可“他妈的”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轮“闪电”又一次来袭。第三次，第四次…… 一个声音问道：“还骂吗？” “不骂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知道。” 张旭同眼前的闪电又开始交织。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等会儿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吗？” “知道，我好好说。” “好。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开手，张旭同下床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后来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 “成功戒除网瘾”家庭跪谢“杨叔”（杨永信新浪博客图）他至今无法用语言说清那种感觉，“那种对人心理的把控，让人确实感受到你是真的错了，电击会让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说《1984》，你想什么，老大哥都知道。” 出门见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种饿了想吃奶，想找妈妈”。母亲也抱着他哭，那种“喜极而泣，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感觉。相比于张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几个月到的江一帆显得平静得多。辍学打了两年游戏，厌倦每天“杀杀杀”后，江一帆主动向父亲提出要治疗“网瘾”。于是，父亲把他带到了“四院”。入院时接待他的正是张旭同，在江一帆印象里这个高高瘦瘦、表情严肃的班委是个狠角色，“给人一种压迫感，睚眦必报”。 2016年7月27日，某大学参观中心期间，“盟友宣誓展示”（杨永信新浪博客图）二江一帆回忆，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给举报了。入院电击后，体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头晕眼花，只能在病房里休息。母亲觉得闷就去外头转了转。谁知道独自在病房里的江一帆因此违反了“不能独处一个小时”的规定，又一次接受了电击治疗。电击治疗在这里被称为“点现钱”。直接被“点现钱”的行为共有86条，比如 “忽悠家长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药”“上厕所锁门”等，抽象的如“严重心态问题”“执行力不足”“挑战杨叔模式”“在点评课上带有不接受情绪”等。 “每一次电击，需要交治疗费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疗，江一帆就交了2000多元。平时，孩子们互称为盟友。盟友中选出班委，负责管理盟友；每个孩子都有家长陪同，再从中选出一些家长作为家长委员会，监督家长和盟友。 2016年7月27日，某大学参观治疗中心期间，“在杨永信的示意下”，一名“盟友”在母亲面前跪下（杨永信新浪博客图）举报他人在这里是被鼓励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会报告他人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以画圈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盟友每满5个圈就需要被电击一次。最开始的日子，江一帆重复着死板的生活：上午上点评课进行思想教育；下午军训；晚上写日记，记录一天感想。他以为只要“少说”，就能安然度过这几个月的治疗，不过后来他发现这个想法太“幼稚”。有一次，学习委员问江一帆，为什么日记里把自己写得那么“积极”，而点评课举手发言却不积极呢？江一帆说：“没有不积极，只是我偏内向。” 结果这件事情成为点评课上讨论的焦点，主题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课后江一帆被送去了“13号室”，接受电击。有时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为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就被认定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电击。江一帆发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亲生父母”。在“四院”，吃完药后，江一帆起初只是觉得非常平静，后来察觉到自己反应迟缓，做事总比别人慢半拍。他的“冷淡”引来了母亲的不满，认为他在对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辩驳了几句之后，母亲举报了他。被认定为“过于情绪化”后，他又接受了电击治疗。被电次数多了，江一帆甚至能总结出不同的电流穿过大脑时的感觉。 “当电流为10毫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视雪花点，当电流是20毫安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条黑白线。当电流是30毫安的时候，是一条更粗的黑白线。” 他还总结出“自保”的三条铁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讨好“掌握生杀大权”的班委和家长。一次军训，一个盟友只因说了一句“我累了”，结果第二天就被班委举报，接受电击治疗。理由是“思想负面，不接受改造”。此后，这位盟友语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换成了“不勤快”。他还曾目睹过身为班委的张旭同，对一些看着不顺眼的盟友，立马施以50个俯卧撑的惩罚。三如今，张旭同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上班。谈起当年当班委的日子，张旭同一下子来了兴致，“有种特权阶级的感觉”。班委张旭同手中的权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顺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将对方送进“13号室”。不仅如此，班委还享有更多自由，“就像县级干部一样，很多事情刷脸就可以。班委找个理由就能走出紧闭的大门。”张旭同说。他批改盟友日记时，会仔细检查文字里有没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头，如果日记中出现“被管教”3个字，他会以“不服从改造”为由送对方接受电击。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加大剂量，电死他！” 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20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五想要逃脱恐惧的不只有江一帆。从四院出来后不久，张旭同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听话”的时间。除了好好学习外，他下课后想去操场转一会儿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气；明明不高兴，见到父母却还要装做“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样子。更痛苦的是忍受爱情的煎熬——想见女友。但恐惧时刻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爱情再一次战胜了恐惧，却引发了新一轮恐惧。他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每个角落都有眼睛注视着他，“见女友的事情迟早会被‘四院’发现”。张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个同字，平时大家都喊她“大同”。两人决定去山西大同。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火车后，来到一个连气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安顿了下来，对未来满心期待。但恐惧依旧如影随形，他怕“别动队”和亲戚会找过来，再一次被送进去。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张旭同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把他推荐到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他和几个皮肤黝黑、身体精瘦的人坐着五菱小面包车前往离大同100多公里的一个矿场。一路上，张旭同还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可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后来，他应聘过耐克店的店员，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人告状后，“硬气”地辞职。他也重操过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和装备赚钱，可依旧入不敷出。他说，在那半年多里，没有一点漂着的感觉，“至今觉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着的”。可当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时，他最终还是选择向父母求助。回来后，张旭同没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换不同的地方睡觉，睡觉前在门口放一个空酒瓶，有人开门瓶子就会倒地。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当时正是国内煤炭需求正旺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江一帆说，他的父亲当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卧床在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江一帆帮家里装修时总是偷懒，愤怒的父亲爆发了。在几个亲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根据惯例，送回来的“再偏”的盟友要无条件地接受从严从重的治疗——每天进行一次更大强度电击治疗。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读的大学生、硕士生，甚至还有年近40岁的中年人。江一帆这才发现，自由是这么的脆弱，只在家长一念之间的改变，到手的自由立马就会摔得粉碎。好在10多天后，父亲又派人把他接了出来，并向他道了歉，承认当时自己的精神确实不太好。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学会了更高明的伪装。上大学后，他和父母沟通的原则是“报喜不报忧”。大一时，他毫不犹豫就签下了一家在国内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业，当时正是煤炭企业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远离父母，远离山东。除了过年，他几乎不回家，寒暑假骗家里说在外头打工，实际上就在寝室里打游戏。每月他靠游戏能赚4000元左右，以此支撑了他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实施他的逃离计划时，张旭同却筹划着如何结束这一切。第二次从“四院”出来后，张旭同就再没回家，在老家的众多网吧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说，他陷入到无休止的噩梦当中，梦里基本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室”被电击，以及亲戚在后面追赶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觉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样疲惫。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关于网戒中心的专题片《战网瘾》。当张旭同看见画面上杨永信的侧脸时，他的大脑突然一下放空了。等他缓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把电视机砸了，每一个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说他事后赔了酒店3200元钱。他开始寻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买安眠药失败后，他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药店直接买到。张旭同将5瓶降压药，200多粒，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们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进‘四院’。”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ICU病房里了，并查出来患有高血压，母亲在一旁照顾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他找过心理咨询师，想吐露心声，却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倾诉的欲望”。在不了解他的过去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告诉他患上了抑郁症。七对于一些2007年、2008年进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来说，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有人在欧洲读博士，有人考上公务员，有人进了苹果公司，有人进了央企，也有人成了军官，还有人耽误了多年的时光后，仍在大学里念书。当然更多的人销声匿迹，失去了联系。尽管当时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很多当时的盟友还是在“杨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组成各种小群体。在贴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晒出自己穿着佩有上尉军衔的军装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现在过得很好，杨永信我既不感谢你，也不记恨你。” 硕士毕业的刘思恩在“如何评价杨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杨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评论他“脑子被电糊了”。刘思恩说，当时央视拍《网瘾之戒》的时候他就在“四院”现场，他怕说错话，有意避开了所有镜头和采访。他认为《网瘾之戒》真实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态。他说，也正是那段经历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刘思恩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些至今对‘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没啥大出息，而出来后真正认真读书的人，对那个地方不会抱有太大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不反对“电击疗法”的《战网魔》和批判“电击疗法”的《网瘾之戒》这两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坏留给后人评。” 曾经进出“四院”13次的谢坤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四院’并没有说的那么残忍和恶毒，想想里面有哪个孩子是善类，有哪个不是自私享乐不顾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开那段往事。有人承认，自己那个时候确实年少无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记者，“不要骚扰我，只想安静地生活”；还有人无奈地说，“过去的伤疤就不要再去揭开，要不然只能破坏亲情。” 甚至还有盟友对记者说，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无药可救，只有送去“四院”这一线生机的话，他也会尝试这么做的。有位女盟友读大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想以宪法的名义，控告网戒中心侵犯人权，可最后自觉势单力薄而放弃。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电击治疗仪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恶魔，因为父母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哪怕就是电也要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她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网戒中心里，大多数人都被诊断为心理疾病或网瘾，但实际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暂迷茫，之后他们还能回到正轨，可那些因此堕落无法回头的盟友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盟友家长看了《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文章后倍感气愤。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假设你有孩子不学习了，和正常人不一样了，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着急。这个临沂戒网中心，是一个救孩子的好地方，并不是害孩子的。” 他说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家里只顾着玩电脑游戏，不和家里接触，脾气越来越暴躁。“作为家长，我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没办法才交给戒网中心来管理”。在他眼中，孩子从四院出来以后，内心没有恐惧，回家就和他们沟通。还把打工挣来的钱，给爷爷外公各买了一箱酒，给外婆和奶奶买了手表。可当被问道，如果孩子“再偏”，还会把他送去四院时，这位家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会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经好了，毕竟已经长大了。孩子的行为上有缺陷，家长自身也缺乏沟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当。” 8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访了网戒中心，门口一群家长在门口蹲守，还有人从附近的小车里给记者拍照。从外面看，网戒中心的每一层入口都被两道铁门紧锁着。当记者试图进入网戒中心时，一些带着“xxx爸爸（妈妈）”名牌的人开始跟随和驱赶记者，表示“请你快点离开”。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杨永信，其电话处于关机状态。据8月22日《沂蒙晚报》报道，杨永信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如果没有患者，网戒中心一天也开不下去。网戒中心之所以能够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规外，也是因为有众多的家长和孩子需要这个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长和孩子不需要这个地方了，网戒中心因此关门了，那将是我感觉最幸福的事。但现在，那么多的家长带着求助和无奈而来，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这份事业，责任和同情心是驱动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结尾最近，张旭同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看到其中一个桥段时，他不停地流泪：被猥亵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张旭同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但是方式有问题，依旧不能被原谅。” 有一次喝多了，他给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 “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那段经历对我有什么太大影响。”张旭同说。这几年，张旭同和女朋友“造”过几个人，可最后也都“处理”掉了。他表示，他对做一个好父亲没有信心。毕业后，江一帆去了离家2000里之外的鄂尔多斯，从事煤矿设计工作。煤矿实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让矿工能够有较长的集中时间回家看看。江一帆几乎没有用过这10天假期回过家，而是去呼伦贝尔看草原、去中卫沙坡头看胡杨林。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矿井四五次，检查自己设计的矿井工程实施情况。即使到了深达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内心依然充满安全感。“自己设计的自己了解，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边强多了。”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实验室五楼事发地，如今堆满了桌椅。田肖华不断用双手或单手按头，他走到垃圾桶边呕吐，又踉踉跄跄走回窗边，坐到地上，躺了下去，像是不甘心，又坐起来，又躺下……最终一动不动。 7月17日凌晨，这位25周岁的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博士死在了中国传媒大学实验室大楼的走廊。遗体被发现时，距离死亡已经过去5个多小时。事发的实验室大楼，8月6日凌晨依然有灯亮着。死亡回放 7月18日下午，中国传媒大学保卫处电脑前，肖莲和丈夫田波在看监控回放。画面上是儿子田肖华死前最后的场景： 7月17日凌晨2点19分，田肖华从实验室二楼乘电梯来到五楼，低着头，走到电梯旁的窗户前，不断用手按头，有时候用两只手，有时用一只，大拇指扣在两眼之间。他开始抽烟，一根接一根，大概是抽到恶心了，摇摇晃晃走到不远处的垃圾桶吐，又踉跄地走回窗边，坐在地上，躺在地上，坐起来，躺下去，像是不甘心，又坐起来，又躺下……直至一动不动。播放监控的人提醒肖莲，田肖华大概是从3点30 分开始就不动了。 7点14分，一位清洁工从电梯上来，没有理会，匆匆去干活。这位女性清洁工张丽8月11日向澎湃新闻回忆，7月17号那天是周日，她比平常起得晚，7点多才来学校。难得的周末，她想早点把活干完回家。出了实验室五楼电梯，张丽瞟了一眼窗边，有人躺着。她没在意，寻思：这人怎么喝多了躺这了？她急着干活，怕把躺着的人弄醒，拖地时没敢拖那附近，动作也特意放轻点。监控显示，7点40分，一个男生从对面电梯来到五楼，张丽叫住他。男生侧头远远望了一眼，似乎表示不认识，拐弯径直进了实验室。张丽回忆说，这位男生她认识，所以她叫住他问：那人怎么躺那睡觉，是不是喝醉了，你要认识就叫他一下。小伙子侧头看了对面窗边一眼，说不认识。张丽想不认识就拉倒吧，让他睡吧，活也干完了，下班回家。张丽走后，五层只剩小伙子一人，他叫王永亮，是五楼实验室的学生，每天都很早来实验室。监控显示，王永亮端着脸盆又出来了，不是去看田肖华，而是去厕所。从厕所出来，回了实验室。王永亮8月10日向澎湃新闻回忆，他去厕所中途路经躺着的人，没靠近，远远看了一眼。他之所以那么确定躺着的人不是五楼的，是因为这层楼的人他都认识，每个人大体什么装扮也都知道。他说当时没怎么感到奇怪，猜可能是个农民工，正好四楼最近装修。他看过楼下小树林里，中午有农民工躺在地上睡觉。如果不是农民工，就像清洁工说的，应该是谁喝醉了，过来找一空地睡觉。王永亮心里想着，还是不要靠近，万一他醒了可能耍酒疯。监控画面上显示：8点20分，来了另一个男生，好像认识田肖华。他看情况不对，急忙去叫人。同层实验室的师哥慌慌张张地找到了王永亮，说他们实验室的田博士躺在外面，让他一起过去看看。田博士？王永亮记起最近在网上看的技术博客，就是田博士写的。王永亮万万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跟田博士初次见面。他觉得不对劲，蹲下摸了摸田肖华的右手脉搏，发现整个胳膊都是硬的凉的。这时又来了一个男生，了解情况后开始报警、打120。监控画面上：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警察、医生、学生、老师……有的抱头痛哭，有的相互安慰…… 田肖华的水杯，正面写着乔布斯的名言，背面写着“程序人生”。前一天田肖华死亡前一天。室友冯一鸣记得，7月16日早上8点，他出门去参加会议，走的时候田肖华还在床上躺着，问了他一句：“你要出门啦？” 田肖华2007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课程均就读于该校。博士研究方向是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数字视频技术，今年开学后他即将读博三。往常，早出晚归的都是田肖华。他俩不是同一个学院，一个文科一个理科，年纪差一轮，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文科忙在写论文时，理科忙在平时，田肖华基本每天早上9点去实验室，宿舍晚上门禁是22点，他大概21点回来。在冯一鸣看来，室友的生活是缺乏情趣的。他不看电影、不打球、不去音乐会，不知道网络红人Papi酱和很火的韩剧《太阳的后裔》，也不谈个女朋友。每天晚上回来，在电脑上摆弄的也几乎都是程序或与专业相关的内容。冯一鸣张罗着撮合田肖华和自己的师妹，他告诉师妹室友虽然很宅，但是聪明、人很好、在本专业非常优秀，还去美国微软公司领过奖。后来因为师妹和田肖华都很忙，没能见面。6月末，冯一鸣听田肖华说，有人给他介绍了女朋友，是同专业的师妹。冯一鸣鼓励室友主动约约女孩子，田肖华说还没到那程度。田肖华在学业上的确很钻研。在他身后的追思词里，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写道：9年来，他曾发表多篇国际会议论文，在香港等地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撰写视音频技术博客，荣获2014、2015年度CSDN（中国软件开发者平台）博客之星。其中的视音频技术专栏，被称为视音频技术从业人员“优秀的参考手册”。 7月份进入暑期以来，冯一鸣发现室友有些反常。他开始睡懒觉，早晨经常睡到10点11点，问他为什么，田肖华说自己有点累。他不出门，甚至在宿舍连吃了几天泡面。他的大学本科室友罗生向澎湃新闻回忆说，今年5月末，他曾和田肖华见面，田提到接下来会忙起来了。肖莲知道，儿子在课外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比如答应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书。 7月15日晚上，田肖华在宿舍接连去了5趟卫生间。冯一鸣感到奇怪，推门进去一看，田肖华没上厕所，坐在马桶盖上抽烟。他平时不怎么抽，冯一鸣问他怎么了，他说自己抑郁了。再问为什么，说是因为女朋友的事。 “至于吗？”作为年长一轮的老大哥，冯一鸣像往常一样开导室友，帮他分析当前的首要任务：把开题报告写好、把没发表的论文发表、再找个好工作。末了还鼓励一句：“等你变强大了，后面会站一排女生。” 冯一鸣觉得自己的劝说是有效果的，室友应该听进去了。在此之前的7月11日，田肖华跟朋友王文有过一次网络聊天。那天田肖华反常地拖延了工作，跟王文说中午午休了，最近身体不舒服。在学校多处摄像头组合剪辑出的监控视频里，田肖华生命的最后一天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肖莲看到儿子7月16日15点半走出宿舍，去超市吃了快餐后去了实验室，17点多出校门，19点多回学校，拎着饭和饮料去学校小花园里吃饭，21点多从小花园出来。她记起晚上20点多，和儿子通过电话。肖莲在一家国企的研究院工作，当晚要坐凌晨一点多的飞机出差去国外。她临走前想着给儿子打个电话，暗自期待能收到上几句祝福话。但那天电话里，儿子没祝福什么，只说咱们各忙各的吧。肖莲想，儿子周末没回家，肯定是有忙的事，说那行，两人就挂了电话。她没有察觉到儿子有任何异常。生命继续快进。田肖华晚上21点半回实验室，23点，另一个男生也进了实验室，大概3分钟后离开。晚23点到凌晨2点19分，田肖华去了四趟卫生间，开始每次大概几分钟，后来每次将近三四十分钟。再后来，他坐电梯去了五楼。肖莲猜测23点多时，儿子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去卫生间未必真是为上厕所。他去五楼，大概因为五楼有个大窗户，可以透透气。在几个小时的监控画面里，看起来不舒服的田肖华没有向人求救。肖莲认为，儿子是跑马拉松的人，一定是觉得再难，咬咬牙就能挺过去。在她的记忆里，从小到大，儿子只求助过一次。那是2014年一个周六，肖莲接到儿子电话说牙疼得不得了，还发烧了，饭都吃不下。肖莲急忙开车去了儿子宿舍。她记得田肖华看见自己时很高兴，说：“妈妈我一见到你，就马上不疼了。”肖莲笑他：“怎么会呢？” 监控显示，当晚23点钟进实验室的男生，是那天晚上除田肖华以外最后一个出现在监控画面里的人。他是田肖华的师弟王生。王生告诉田肖华父母，那晚他21点多从实验室出去时灯亮着，23点多想着来关灯，看见师哥还在，脸是红的，屋里好像还有酒味，他劝师哥早点回去休息，师哥说，他要等人。王生回宿舍后给田肖华发了信息，问他是不是喝了酒，劝他早点回宿舍洗澡休息，田肖华“嗯嗯”应承着。田肖华是他们实验室唯一的博士，平时很照顾师弟师妹。师弟刘孟山记得，去年冬至时田肖华还招呼大家出去吃饺子。他们去唱卡拉OK时，田肖华虽然唱得不好，却是个麦霸。三个月前，王生和田肖华一起跑完半程马拉松。王生和另一个师弟是在田肖华的鼓励下参加的，原本他打算跑两三公里就退赛，没想到坚持到了最后。田肖华替他高兴，专门发了个朋友圈称赞师弟突破自我，太牛了。田肖华共有362个微信好友，这条朋友圈下留下了67个点赞，55条评论。评论里有人调侃他：“一下带了两个师弟！师妹呢小花（田肖华昵称，名字谐音）？”田肖华回复：“师妹跑这个长了点。”留言者回他：“棒，会疼人。” 这是田肖华生前最后一条朋友圈。田肖华实验室所在的二楼走廊。 “醉酒”疑云 7月18日，司法鉴定中心冷冻室。在齐刷刷的名字和编号中，田肖华的遗体被拉了出来。肖莲看见儿子时，觉得他跟离开家时没有太大区别，就是两眼之间被掐青了。她怀疑自己在做梦，看看周边站着那么多人，又觉得不像是梦。她觉得被打晕了，不知该想什么。田肖华去世一天后，肖莲连夜从国外赶回，丈夫田波在7月17日当天9点55分接到学校老师联络，让他来趟学校。他以为是骗子，给儿子回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打电话的老师。他猜想儿子惹事让人逮起来了，手机都被没收了。 11点半，田波来到传媒大学。会议室里一群人在等他，警察跟他说，田肖华已经死亡了。他整个人懵了，耳边回响着警察的声音：现场没有搏斗痕迹，不是他杀，要做进一步化验…… 田波到五楼看儿子，遗体已经被搬走了。隐约中，他听到有人说儿子是喝酒死的。他记不得听谁说的，只是感觉那时候除了自己，其他人都这样想，老师也在讲。他知道儿子不喝酒，家人过生日逼着他，最多只喝一罐啤酒。田肖华的本科室友罗生更早从聊天群得知田肖华出事了。7月17日9点30分，大学本科班级群里，一位老师告诉大家田肖华走了，据说喝酒了，呕吐物堵塞呼吸道。比罗生早半个小时知道消息的，是田肖华室友冯一鸣。他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理工学部的辅导员告诉他室友出了一点意外，让他去理工学部。前一晚9点多，他回宿舍没有看到田肖华，以为室友像往常周末一样回家了。冯一鸣来到理工学部会议室，学部领导和警察正襟危坐。警察单刀直入：“田肖华平时喝酒吗？”冯回答，没怎么喝。和他一起被叫去问话的，是最后见到田肖华的师弟王生。他告诉警察，他看见师哥脸是红的，还闻到了实验室里有酒味。冯一鸣在当天下午2点41分群聊时，告诉其他同学：“理工学部的领导说是喝酒喝高了，还有心脏病。喝酒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失恋。” 四天后，7月21日，司法鉴定所出具尸表检验鉴定意见：田肖华心血中未检出常见毒物，可排除常见毒物中毒致死。尸表检验未见明显严重外伤，可排除外伤致死；结合案情分析，田肖华符合猝死。这份鉴定意见没有提到酒精含量等相关指标，参与鉴定的法医对澎湃新闻称，“我们检测到什么东西就会写出来，既然没写，就是没有。” 尸体不解剖，具体死因无法确定。田肖华父母说，受不了儿子从头被剖开，他们相信一位熟悉的医生对儿子死因的分析。这位医生是田肖华小姨带去看遗体和监控回放录像的，该医生是专家级别的急救科医生。她初步判断田肖华可能死于脑溢血，因为他出现的头疼、呕吐、脸发红等症状符合脑溢血症状。 7月23日是田肖华死后的头七，父母决定将他火化，不想让孩子一直冻着。有人提醒他们，如果弄完丧事，可能后面（赔偿）的事会很难办。田肖华父母觉得，儿子的死有自身原因，他承担了大量课外工作，经常熬夜，学校的责任有限。田肖华在2014年1月5日发表的博文《2012，2013年总结：在视音频技术道路上摸索》中提到，“导师人很好，她给了我自由的空间，去做自己的研究。只要不偏离项目的主题就行。” 他的导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评价自己的实验室：“没有项目压力，研究内容只要围绕视音频技术就可以。因此学生有很多自由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田肖华的父母虽然认为传媒大学责任有限，但不代表没有管理责任：24小时视频监控，是否有人值班？《中国传媒大学校园治安管理规定》要求实验室不得留宿人员，是否有人巡逻监管？学校上报此事的过程中，是否以学生喝酒导致死亡为由推卸管理责任？他们要求学校提供一份描述儿子死亡经过的书面材料、一份监控剪辑录像拷贝以及学校给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的上报材料，并要求和校长见面，均无果。校方提出要给一笔抚恤金，被田肖华父母拒绝。“抚恤金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不是认错。”7月末，夫妇俩向教育部、北京朝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发去举报信，举报中国传媒大学存在安全管理漏洞、可能对事件存在瞒报行为。目前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 8月6日凌晨，澎湃新闻记者来到事发的理工学部实验室大楼探访发现，楼前没有警卫人员，来访者出入自由，直到记者离开时，依然有实验室开着灯。事发20多天后的8月10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保卫处监控室，澎湃新闻记者看到监控室墙上有11个监控屏幕，分别显示学校几个出口和校内几大交叉路口的画面。学校保卫处值班工作人员称，除了以上11个监控屏幕的录像，其他摄像头监控的录像都是回放时看的。被问及学校是否要求深夜对实验楼清场时，对方回复称，“没听说过。” 中国传媒大学校宣传部副部长裴鸣8月3日在接受《法制晚报》采访时表示，有关学校安保问题、善后情况、田肖华死前是否喝酒的问题，需要学校找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给出答复。 8月10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该校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宣传部工作人员已经放假。澎湃新闻随后给该校宣传部副部长裴鸣发短信，说明采访意图，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中国传媒大学理工学部实验楼五楼田肖华出事的位置，如今已经堆满了桌椅。 “最有价值专家” 8月6日，田肖华的“三七”。北京东郊殡仪馆骨灰堂的一间小屋里，挤满了十几位年轻人。他们互不相识，来自两个视音频技术交流聊天群，这两个群成员总数超过3000人，群主都是田肖华。田肖华父母从未听儿子提起这个群的存在，也很意外内向的儿子有那么多朋友。 8月3日，田肖华去世的消息被报道后，群里刷屏悼念群主，群成员王文在征得田肖华父母同意后，提议大家在三七这天来看望“田神”，他们眼中“业界的先驱”。王文从深圳赶到北京。他今年四十岁，读博期间在麻省理工做电子技术方面研究，回国后在深圳创业。2012年，他通过朋友认识田肖华，认为在FFMPEG视音频编解码领域，田肖华是国内开源的第一人。所谓开源，是指把所有的代码公开。“一个程序开发员，谁愿意无偿把自己的代码公开呢？几百行的小代码，要卖可以卖到十几万。”王文跟记者介绍，“国外做开源的人很多，国内非常少，大多是前期做开源，后期就转为商业了。” 田肖华一直做开源。2013年以来，他无偿撰写多篇技术博客，博客访问量超过450万。2015年，他被美国微软总部授予微软大中华区MVP（最有价值专家）称号。骨灰堂里，网友们逐个为田肖华送上鲜花，鞠躬致哀。他们的工作领域涉及地铁广播监控、安防视频监控、视频直播等，他们都曾受益于田肖华的博客，有因此入行的、升职加薪的、开发出新软件创立公司的。除了网上交流，他们私下也有互动。有几个人专门跑到传媒大学见田肖华，对他的印象是谦虚，温和，乐呵呵的。 34岁的董砚勇是曾专门拜会田肖华的一位网友。他感叹田肖华的工作量，在3年的时间里，写了375篇原创文章，翻译28篇文章，转载159篇文章，相当于两三天就会有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我们这些视音频开发方面的工作者来说，相当于一部通俗易懂的百科全书。” 田肖华在博客里曾经写过自己为什么要分享，他觉得太多人不了解“视频质量评价”这个领域。而学校第一重要的责任就是：传播知识。“作为在学校的一份子，我有义务这样做，尽管力量可能很微小。” 王文欣赏田肖华的人品和号召力，曾在田肖华硕士毕业时开价年薪100万聘请他加入公司，田肖华选择读博深造。王文支持他，极力向自己的导师推荐让田肖华博士毕业后去麻省理工做博士后，心里算盘着将他推向顶点后收入麾下。田肖华父母虽然不懂儿子的专业，对这个独子一直引以为傲。一米八二，博士，人品好，北京户口，许多家长都看好他，要给他介绍对象。田肖华对此并未表现出太大兴趣，父母对他去世前因女朋友抑郁的说法不以为然。但儿子的手机已经被锁死，他当晚在“等人”的说法也无从印证。如今，肖莲觉得自己自卑了，她不想出门。“他只要在，你总是有一份希望，现在希望没有了，一下子打掉了。”肖莲说，26年，他给了我们很多快乐，现在，快乐消失了。坐在监控录像前，肖莲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没人来救她儿子——发病的全过程在监控屏幕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连打火机点烟的火苗都能看见。还有那些最先发现他的人，为什么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