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日前一对生活在蒙特利尔的夫妇投诉称，受疫情影响，他们的移民申请处理被一再拖延，魁省卫生部门又因此拒绝支付全额医保。这对夫妇已经在这段期间为怀孕问诊花费了数千元。 Mariam Galstyam（上图左，CTV） 十个月前，Mariam Galstyam从俄罗斯来到加拿大，与她的丈夫团聚。 “我们计划今后在加拿大生活，所以我们申请了工作签证，并递交了移民申请，”Galstyam表示。 后来联邦政府告知，她的移民申请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才会获批。 不料，今年三月时发生了新冠疫情，那时Glastyam的移民申请文件已经被递送到魁北克省处理，但因为疫情爆发，移民处理系统被关闭，并导致现在产生了大量积案。 四月份时，两人发现Galstyam怀孕了。但因为她的移民文件处理被耽搁，魁省卫生部门认为她不能享有全面的免费医疗，她必须自己支付怀孕问诊、检查的相关费用。 丈夫Daniel Rhodes表示，“医疗部门的回复是Mariam还没有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而每次他们打电话给移民部，得到的回复都是申请正在处理中。” 为此，两人已经支付了7000元的孕期问诊、检查费。 Galstyam表示，“我们不是想要钱，也不是想要人权求助之类的，我们只是想要和其他住在魁北克省的人一样的权力。” 魁北克省自由党议员Greg Kelley对此表示，“Galstyam现在还是临时居民的身份，但魁省的医疗保险也可以为需要紧急医疗问诊的人或正在等候成为加拿大公民的人支付费用。她符合所有的移民条件，只是在等着成为永久居民。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她不能得到完全的医保。” 魁省卫生部门尚未对此做出回复。 参考链接： https://montreal.ctvnews.ca/pregnant-immigrant-pays-7-000-in-medical-bills-as-she-waits-on-status-approval-1.5121321

中美直飞航班还未完全恢复 思前想后，陈婷还是带着两个女儿返回了美国。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身边的人陆续穿上了防护服，陈婷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 1月初，定居美国的陈婷回到故乡成都过年，她和母亲还有姐姐常年分居世界各地，突然而至的疫情让她们有了一段意想不到的相处时光。三个性格强势的女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冲突由此而来，但在碰撞中，她们也找回了许久不见的母女温情。 相比之下，陈婷和远在美国的丈夫，每天只能计算着13个小时的时差，找到一个彼此都没有入睡的时间联系。陈婷很想念这个在她漂泊异乡时，给予她温暖怀抱的男人，孩子们也总哭喊着问：“爸爸在哪？” 对于这个“跨国家庭”来说，7个多月的分隔太久了，陈婷最终做出了返回美国的决定。一场疫情让陈婷意识到，那份家人间的分秒陪伴，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让病毒隔开。 以下内容根据陈婷自述整理。 在成都，我们给孩子们放露天电影 降落旧金山 美国时间8月20日晚上8点多，我带着两个女儿降落在空荡荡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机场太大了，我怎么也找不到老公大面（Damion）所在的那个出口。 因为带的行李不少，我把小女儿挂在胸前，让坐在箱子上的大女儿下来，自己拖着行李箱走。我想给大面打个电话，发现不会安装美国电话卡，只能找机场的公共电话联系他，大女儿一直在旁边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正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个大高个儿带着两只气球朝我们跑来，是大面，他一米八九的个儿，又很胖，跑过来的样子好像一只巨大的熊。 没多说什么话，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哭了。哭完了，我们看着彼此又笑起来。两个小家伙也掉眼泪了，紧紧抱着爸爸不松手。对于我们这一家人来说，这7个多月的分别有些太漫长了。 因为喜欢外国文学和英文歌，我在大学最后那年通过一个交流项目去了美国，之后就留在那里继续深造，拿到经纪人执照后开始在纽约卖房子。2010年，我在网上认识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小伙儿大面，他是我的初恋。 相比性格外向、开朗的我，大面是个话很少、很无聊的“学霸”，但正是他的这份踏实让我感到不再漂泊，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安全感。认识两年后，我们登记结婚，这彻底改变了我回国的计划。我和大面定居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老大今年三岁半，老二今年一岁半。 其实对我这样爱热闹的性格来说，得克萨斯州的生活是很无聊的，所以我会主动给孩子们安排满满的活动，比如体操课、儿童乐园、故事会等等。我更喜欢中国式大家庭里热闹的氛围，孩子们可以得到很多爱。 今年1月8日，我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成都过春节。在原本的计划中，五月初，大面会来中国待两周，再接我和女儿一起回美国。大面之前来过中国三次，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尤其是三国的故事。之前我们去武侯祠游览的时候，这个美国人还反过来给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讲解里面的人物关系。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后面的所有安排，随着各种防疫措施的实施，我和孩子们留在了成都，大面也没法来中国了。 达拉斯那边比成都晚13个小时，我和大面每天算着对方还没睡的时候打一通视频电话。最初国内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大面很担心我和孩子。但随着国内疫情慢慢好转，我和大面的情况对调了。我开始跟大面交流我在成都观察到的防疫措施，然后嘱咐他做好个人防护，以应对日渐严重的美国疫情。 成都直飞旧金山的机票一直处在“取消”的状态，开始我还算坦然，因为通过新闻和跟大面聊天，我知道美国疫情很严重，所以不想冒险带着孩子们回美国。但到了7月，看见航班再次被取消的时候，我忽然间特别难过。 和大面分开这么久，我其实特别想他。大女儿也是，有时候冷不丁念叨着爸爸就流眼泪了。她也很想念在美国的家，特别是留在那里的几件公主裙，小家伙最喜欢的就是迪士尼里的公主角色。 我和大面一直都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有心理准备，但有次视频的时候，看着屏幕里的爸爸，大女儿又哭了，说想他。大面承诺，明年要带一家人一起去奥兰多迪士尼乐园。这不仅是给孩子们一个盼头，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盼头。 临上飞机前给孩子们准备的玩具 四天四个机场 8月份，直飞的航班又取消了，我已经做好在国内待到明年的准备，给孩子也报好了秋季开学的幼儿园。但如果有哪怕那么一丁点一家人团聚的机会，我还是想试试。 正好这时，一位和我长期有联系的网友Zoe告诉我，她买了8月20号从上海经停首尔飞旧金山的机票，如果愿意，我可以跟她一班航班，她帮我在路上照顾孩子。Zoe和老公都是中国人，她这次回国，也有大半年没见到两个孩子和老公了。 这是一趟要历经四个机场，耗时4天的行程。我能想见，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经历这样的转机会有多困难。Zoe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一家人尽早团聚，我马上订了同一个航班。 机票搞定之后，我并没有得到更多安全感，每天都处在紧张和焦虑中，特别害怕孩子们和我会在返回美国的路上感染。同时我也担心在首尔经停时出现问题，怕美国不让我入境，怕我和孩子们被迫分离……我知道，这些都是很极端的情况，但作为一个妈妈，我很难不让自己去想这些。 8月18日，抵达上海后，我带孩子们去了水族馆、儿童乐园，就是想消耗她们的精力，在飞机上好好睡觉，同时我还提前填好了海关防疫的健康信息。 从上海到旧金山的航班上人没有满，我观察了一下，大都是亚洲面孔。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也没有太多交谈声，气氛有点严肃。飞机还没从上海起飞，一岁半的妹妹就开始睡觉。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飞机经停首尔2小时，换机组人员，再次起飞。 最后这14个小时的飞行，我给孩子们的表现打一百分。我用家里的公主裙一路鼓励大女儿，她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后，也睡下了，两个孩子都睡到降落前5个小时才醒。孩子们醒来后，我洗了些枣子、葡萄、黄瓜给她们补充能量，还把之前准备的玩具、画纸统统拿给她们。或许是知道要回美国找爸爸了，她们都特别开心，也没有哭闹。 飞机快降落旧金山的时候，我忽然特别紧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美国的疫情太严重了，我特别怕孩子们感染上病毒。飞机上，有很多人陆续地戴上了护目镜、防护帽，也有人穿上了防护衣。我只准备了口罩，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孩子们都好好戴着，别出什么意外。 飞机着陆以后，为了保持距离，每五个家庭为一组分别下机。这时候，妹妹忽然不愿意戴口罩了，我本来就很紧张，这下子直接急哭了。还好，我身后的一个老婆婆，很温柔地用中文给妹妹讲道理，也不知道她是听懂了还是吓着了，总算把口罩戴好了。 下飞机后，工作人员先是检查每个人在飞机上填写的入境表格，然后根据普通话、粤语、英语等各种语言，把大家分到了十多个不同的通道，我们被分到了5号。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表格，问我有没有发烧、咳嗽，然后就盖章放行了。 走到美国入境海关时，我发现以前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的地方，现在人特别少，也就20个人左右。只排了几分钟的队就轮到了我们，简单询问过出境时间和目的后，我们就顺利通过了。 给孩子们在成都家里做的游乐项目 同一屋檐下 对于我回美国这件事，妈妈不是很担心，她知道我是一个谨慎的人，会竭尽全力保证家人们的安全。她现在更操心姐姐的事，姐姐之前定居在了斐济，那里还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她和老公商量，实在不行，一家人就找一个第三国团聚。所以姐姐也很支持我回美国，她最懂得这种跟家人分离的感觉。 1985年，我和双胞胎姐姐在成都出生。我的爸爸很重男轻女，因为生了两个女儿，爸爸妈妈间产生了矛盾，我们7岁那年，他们决定离婚，两年后，爸爸因为酗酒过度去世。 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小时候，妈妈总是要求我和姐姐“一定要独立”，一直都让我们留短发、穿男孩子的衣服。整个学生时代，我和姐姐处于边读书边打工的状态——妈妈开着一家餐馆，生意最大的时候可以容下100个客人，即使是在高考结束的那个假期，我和姐姐都在餐馆里帮忙。 各自成家之后，我在美国、姐姐在斐济，妈妈则长居国内。我上次回国还是2017年，所以这次想多呆些日子，赶巧，姐姐也把两个孩子带回国过年。 年初疫情爆发之后，我和姐姐各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妈妈和她现在的老伴，共同住在了一间三居室里。为了保证四个小孩的安全，我们全家决定，在疫情好转之前都待在家里隔离，每周只让我妈妈和叔叔出门买菜一次。 记得小时候，因为妈妈忙着做生意，我和姐姐总是被寄养在亲戚家。这似乎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我们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是很独立、很强势的女人，生活方式也不同，矛盾由此而来。 比如，我和我姐都给孩子立了规矩，周一到周五不能看电视。但叔叔喜欢吃完饭看电视，还把声音开得很大。后来经过沟通，叔叔就在手机上看视频了，但声音还是很大，我们也只能尽量迁就。 我和姐姐对孩子教育方式也不一样。我是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妈妈，我姐相对放得开一些。有时候，孩子们抢玩具，我就会和我姐拌嘴。我妈常常出来劝架：“把对方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好了。” 怕隔离期间孩子们无聊，我在家里用胶带粘出了个蜘蛛网，让孩子们在里面爬来爬去。有时，我们会给孩子们放露天动画片，有点像我小时候看过的“坝坝电影”。我们还给孩子们支起了一个蹦床，就算是下雨天也会在里面跳。 让我高兴的是，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孩子们的中文提高很多，关系也更加亲密。回国前，虽然我坚持和大女儿说中文，但她还是习惯用英语表达。刚见面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和我姐的孩子们也还只用英文交流，但慢慢地，她们就开始说中文了。 每天晚上九点多，把孩子们哄睡了，那是一天中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闲暇时刻。我和姐姐一起健身，去河边公园遛弯儿、聊天。有一天晚上，我们忽然很想去吃烧烤，顺便来一份冰粉。要知道，在美国那么多年，我还是爱吃辣、能吃辣，有时候特别想念肥肠、酸辣粉，还有冰粉这些小吃。虽然美国超市里也有卖类似“jelly（果冻）”制成的冰粉，但跟成都街头那种手工搓出来的比，味道还是差了很多。 在我的记忆里，小的时候家附近有很多烧烤摊儿，老板一般都是推一辆小车，摆几张桌子。这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原因，烧烤摊就只剩下那么一家了。去烧烤摊的路特别黑，人又少，我和姐姐都不敢出门。最后，是妈妈看不下去，陪着我们去的。我妈都六十多了，还得拉着我们两个往烧烤摊走，我们两个开心得像个孩子。 达拉斯家附近的公园 最宝贵的东西 和大面在旧金山汇合以后，我们一家人坐上了回达拉斯的飞机。飞机上只有二十多个人，我见惯了熙熙攘攘的海关和机场，再看现在的萧条景象，特别不习惯。 在我美国的圈子里，有几位纽约的朋友感染了新冠肺炎，有人进过ICU，其余大都像得了次感冒一样安全度过，有的人是抗体阳性后，才意识到自己感染过。大面住在佛罗里达州90多岁的曾祖母也在7月感染了病毒，进了ICU，幸好后来转危为安。 我的美国朋友也和我聊过对国内防疫措施的看法，有些人觉得中国的防疫措施太严了，也有人觉得严一点好，毕竟疫情马上就控制住了。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对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我也很理解，记得疫情刚开始时，华人社区非常紧张，有华人家长写邮件要求停课，还被其他的家长攻击。 后来，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美国的孩子们在3月春假以后，也都没有再开学。我觉得，当时要求停课的华人家长们，现在应该被理解了。这次回到达拉斯，我发现，进超市必须要戴口罩，城市的很多活动也都被取消了，小到图书馆的故事会，大到我们每年都去的Texas State Fair。我带孩子们去公园放风的时候，也一定会让她们戴上口罩，随时消毒。孩子们在中国待久了，这些都还挺习惯的。 生活总还是要继续下去。达拉斯9月3日开学，由父母选择孩子在家还是在学校上课。我和大面商量，今年之内都不会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我已经开始给孩子们安排在家里能举办的活动，比如小型的聚会，还给老大报了中文课，希望她巩固一下。 之前，我们一直都是雇个保姆帮忙带孩子。但因为疫情，我现在得亲力亲为了。自己带孩子，最大的感觉就是累，没有太多个人空间。有时候凌晨两点，孩子醒了，我也得醒。 这半年多我没有工作，家里少一份收入，还好生活质量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我特别怀念以前放飞自我，出去工作、聊天的生活，我太想接触孩子以外的人了。如果疫苗能尽早研制成功，那时我应该会很放心把孩子们送去幼儿园了。 回想过去的这大半年，无论是之前在成都和妈妈、姐姐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还是如今回到达拉斯和大面团聚，经历了太多变故，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珍惜身边的人吧，之前为了工作，我都是达拉斯和纽约两头飞，现在，我打算把重心转到达拉斯，多陪陪孩子们和大面。

加拿大太平洋沿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外籍工人和维权组织星期六举行网上维权活动，要求加拿大政府公平对待外籍工人，在COVID-19病毒肺炎期间外籍工人为加拿大抗疫工作做出贡献的情况下，为外籍工人移民加拿大开通快速通道。 温哥华外籍工人中心负责人Chit Arma指出，COVID-19病毒肺炎的泛滥显示出加拿大社会和加拿大经济对外籍短期工人的依赖程度，同时显示了外籍短期工人在抗疫期间从事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却得不到基本权益保障的问题。 温哥华外籍工人中心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推出为从事基本服务工作的外籍短期签证工人和外籍无证劳工提供移民身份的特别项目，并在这些人申请移民身份期间为他们提供无限期工作签证。 加拿大杜鲁多自由党政府在7月31日宣布，拨款5860万加元以保护短期外籍工人疫情期间的健康和权益。 杜鲁多政府移民事务部长Marco Mendicino在8月份宣布，为疫情期间在加拿大医疗保健系统工作的难民申请者开通移民审批的快速通道。 但外籍工人维权组织批评说，杜鲁多政府的上述措施把从事其它基本服务工作的外籍工人排除在外，如超市售货员、货运卡车司机、和在医疗系统之外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

最近，美国ABC7电视台的一则视频在美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视频画面显示，夜幕降临后，美国洛杉矶县街头一群警察围在一起。仔细看去，多名警察正将一名女性按到在地，之后将其带走。 遭到警察如此对待的，正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旗下地方媒体(KPCC)和洛杉矶时报(LAist)的华裔女记者Josie Huang。当晚在她进行现场报道时，先是被警方按倒在地，接着被带进了警局，5小时后得到释放。事后，当事人回忆起当时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被扔进海里，然后撞上了石头”。 目前，这件事最大的争议在于，当事双方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先前，当地警方给出的说法是这名女记者一开始未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按照警方要求行事。但事情很快迎来了“反转”。Josie Huang本人放出的视频显示：在听到警方要求后，她不仅迅速后退，而且第一时间证明了自己是记者。 记者报道示威活动反遭逮捕 9月13日当晚，Josie Huang出现在洛杉矶县一家医院外，主要和前一天的枪击案有关。前一晚，两名洛杉矶县警员在自己的警车中惨遭枪击。监控画面显示，涉案枪手走到停在路边的警车旁，然后突然向车内连开数枪，导致一名24岁的男警和31岁女警重伤送医。 这件事引发了当地的抗议示威活动。有人同情警方，来到医院附近声援，并要求尽快逮捕凶手。也有激进分子，堵在医院急诊室的出入口，导致救护车无法通过，大喊：“我们希望他们死!” 从Josie Huang的推特能够看到，她在被警方按倒在地前，就有抗议者遭到逮捕。当时，她一路尾随警员来到一名正在被逮捕的男性身旁。警员发现她在录像后，突然将矛头转向她，并不断对她大喊退后。 随后，根据她自己的拍摄画面，现场陷入混乱。先是互相推搡导致手机掉落，但其仍然在录像，同时两名警察试图踩坏手机。之后，便听到Josie Huang被按倒后传出的叫喊：“你们弄伤我了，住手!” 推搡之后，Josie Huang被多名警察脸朝下按倒 Josie Huang最终在他人帮助下取回了自己的手机 这件事一开始，多数美国网民站在警方一边，指责记者没按要求行事。但随着记者本人和第三方的现场视频公布，警方最初的推特声明下已经被民众们的质疑之声填满，最初谴责记者不听从警方指示的声音逐渐消失。 美国亚裔记者协会(Asian Americ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要求洛杉矶县治安部门为在拘留我们的同事时过度使用暴力作出解释。”而该协会洛杉矶分部要求对Josie Huang的被捕进行调查并道歉。 当地时间13日晚10点，警方一名警长在自己的推特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掌握了事件的视频，一项调查正在进行之中，但不好进一步评论。 不过根据《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4日，洛杉矶县警长谈到此事时表示，在拍摄示威男子被捕期间，Josie Huang与警察的距离过于接近。他声称，“她突破了记者与激进主义之间的界限”。此外，他表示他不知道执法人员是否听到Josie Huang喊着“我是记者”。 此外，警长还批评了社交媒体上的体育明星和民间领袖，指责他们在美国与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作斗争之际“煽起仇恨的火焰”，称他们应该强调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信任。 弗洛伊德事件后，记者多次被粗暴对待 华裔女记者被警察粗暴压倒在地，难免让人联想到今年5月同样惨遭警察“跪压”致死的弗洛伊德。事件距今已过去四个月，围绕警方执法与少数族裔抗议示威的混乱非但没有减少，反倒愈演愈烈。 就在华裔女记者事件前后，当地时间9月14日，据美国人权医生组织(PHR)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今年6至7月间，美国警察在平息针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中，用所谓“非致命性武器”射中抗议者的头部或颈部的案件，造成至少115人受伤，这是迄今为止对此类伤害最全面的统计。 无论是警察还是参与抗议活动的黑人群体，不少人都在抗议示威中走向极端化。不久前，美国威斯康星州警察连开7枪，导致一名黑人男子瘫痪，再度引发了美国国内大规模抗议浪潮。而就在此次洛杉矶县枪击案发生后，一位黑人男子在现场对着镜头大笑，并扬言：“我希望这头猪死掉。”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多次出现的记者遭到粗暴对待，已成为矛盾重重的一种缩影。在报道相关抗议活动过程中，像Josie Huang的遭遇并非个案。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随着今年抗议活动席卷全国，报道动乱的记者经常面临暴力威胁和警察拘留。在很多情况下，警察向记者发射催泪瓦斯和不致命的子弹并逮捕他们，即使他们已经明确表明自己是记者。 此前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31日报道，美国一位女性记者在报道明尼阿波利斯抗议活动时，被警方的橡皮子弹击中眼部，导致一只眼睛永久失明，脸部留下伤痕，她在陈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透露，她觉得“她的脸像炸开了一样”。 另外，当地时间5月30日，俄新社记者米哈伊尔 特尔吉耶夫也在报道时遭到美国警方袭击。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尽管这位记者当时出示了自己的记者证，但还是被喷洒胡椒喷雾。 图 中国新闻 无论是警察遭遇枪击，还是华裔女记者被警察压倒在地，在这些因种族歧视而伴生的意外状况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新仇旧恨，显然没人能够预料最终会如何收场。

在编辑这篇帖子的时候，我顺利拿到了BC省提名。一场与雇主担保的闹剧——本以为花80万的雇主担保稳了，我却又去留学才获得BC省提名。本人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多花了80万才拿到BC省提名的。哎，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选择移民中介时一定要擦亮双眼。 我从NS省毕业后，正好赶上大西洋试点项目，找到工作就能申请PR，不到一年就能拿枫叶卡。不良中介却让我多花了80万，讲起来真是悲从中来，中间涉及官司纠纷、回国工作、重新读研等各种过程。 各位看官请坐好，待我慢慢道来。 一、18岁的留学 作为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18岁的我确定要去加拿大留学、移民，实现人生小目标。通过留学机构的包装申请后，当时收到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戴尔豪斯大学的offer。考虑到戴尔豪斯大学所在的NS省留学生活成本低，毕业较快，而UBC虽为世界名校，但学生延期毕业是常态，且所在的温哥华生活成本高，最终我选择了位于加拿大东海岸的戴尔豪斯大学。 花了3万多，拿着一纸学签便从长沙飞去哈利法克斯开启了留学之旅。不过，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此打开了......在当时办留学的小中介各种宣传忽悠下，我知道了大西洋试点这个项目，而且他们也让我深信只要自己好好读书按期毕业，之后通过AIPP妥妥地一步到位拿枫叶卡。 大西洋移民试点项目是加拿大海洋四省吸引新移民、技能劳工、国际留学生的热门项目，其中针对留学生的门槛最低，在当地毕业后持毕业工签找到一份一年的工作，无需任何工作经验，就能一年不到拿下枫叶卡。以“快、稳、多”著称的AIPP每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奔赴大西洋四省，可能当地政府也是想用我们的一腔热血去融化大西洋的寒冬腊月吧。 二、从少东家到收碗工 戴尔豪斯大学所在的哈里法克斯是大西洋四省最大城市，既有城市该有的便利，也因远离喧嚣而成为读书圣地，而且当地气候宜人，冬暖夏凉，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挺不错。读书之余，约上三五好友，钓鱼滑雪，好不惬意。当地有欣赏不完的优美风景，结交不完的热情朋友。当然，还有很多忽悠中介。 经过三年的刻苦拼搏，我终于提前完成学业，成为大西洋试点的候选人之一。忽悠中介在此时又主动找上了我， 说能帮我找个好工作移民，只需80万， 工作移民一步到位。当时由于少不经事，便催家里交了30万定金，最后我被安排了一个中介口中的“好工作”，去一家越南老板开的的韩国餐馆端盘子洗碗。当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咨询完法律系教授后，我便后悔又后怕。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半贿赂性质的工作史，即便将来成功拿到PR，也会成为自己在加拿大的一颗定时炸弹，一旦被移民局发现买卖工作，我就有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再者，家里本身就有连锁餐饮品牌的生意股份，父母在国内开酒楼赚钱供我出国留学，结果我正经学校毕业后，竟然沦落到别人家的后厨去洗盘子。 一想到自己从少东家沦为洗碗工就感到既悲凉又讽刺，一首北风萧萧送给自己，感觉出国毫无意义。血气方刚的我，一腔热血要洒也不能洒在韩国餐厅里，越想越生气后找到忽悠中介理论。在协商更换工作无果，也不能退定金的情况下，年少气盛的我一纸诉状把这个我的中介告上了民事法庭。因为我的法学教授非常喜欢我，答应无偿给我做了辩护律师，给那家中介机构下了律师函。忽悠中介在接到律师函后，可能害怕灰色收入被曝光，买卖工作被移民局调查，还没开庭就选择庭外和解，一改之前嚣张气焰，乖乖退还了压金。这一局我虽然赢了，但是浪费了小半年的宝贵时间，也没能赶上申请毕业工签，最终只能被迫回国。 三、回国就业 当时高中母校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国际交流办公室的岗位很适合我，我便选择回国，回到长沙母校，在国际办公室当起来小白领。工作一年期间接触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出国移民的种子又在自己脑海中萌发。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移民加拿大失败的经验，自己心里多少有点不甘吧。了解到BC省读完硕士即可直接申请省提名，便申请了当时本科擦肩而过的UBC的某专业。学费一年30万，足足比本地学生贵了20万。幸好在硕士毕业之际，凭借之前国内的工作经验，在温哥华跌跌撞撞地找到了一份真实工作。 四、一些感悟 有人说，人生中那些不可磨灭的苦难经历都是你以后的阅历。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可是人生如果能一帆风顺的话，有谁会想要去跋山涉水，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呢？如果人生有Easy模式，我想没人会想把自己调到Hard模式吧？ 我虽成功击败黑中介，却毫无他法只能回国。但我也因为回国的工作经验，毕业之际收获了一份宝贵的工作offer。 如果能有幸避免忽悠中介，也许我能读一个更好移民的专业，毕业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然后通过AIPP拿到枫叶卡，我也不用多花几十万去读UBC了。如果我爸妈能眼光长一点，早几年搞个投资移民或创业移民，我也能早早拿到枫叶卡，不用经历种种drama了。浪费的时间，多花的金钱，拿去环游世界不香吗？拿去创业开公司不香吗？可惜人生没有这么多如果，但我愿意忍痛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帮后人少走弯路。 五、前人载树后人乘凉 （1）加拿大很多小移民机构的坑不用多说，要找还是得舍得花钱找大品牌。 （2）留学和移民本是一体，但很多机构却分开来做，很多都不能做到长期规划。 （3）遇到无良中介不要怕事，勇敢站出来捍卫合法权利，希望你遇事也不要退缩。在加拿大，买卖工作获取移民身份时非常严重的行为，一旦被查到可能面临失去身份甚至被遣返的危险，找工作一定要找真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