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今天（1月5日）最新消息，2020年度父母和祖父母团聚移民1万名申请者的抽签已经完成，将向抽中的申请人发出邀请，开始正式的申请程序。 加拿大移民局通知说，2020年的父母和祖父母团聚移民项目为有意向的担保者开放后，移民部已经去除了重复的申请意向表格，并随机抽签，邀请被抽中的担保人提交申请。 2020年将接受1万名完成申请的名额，为了达到这个名额，移民部将邀请超过1万名潜在担保人。自2021年1月5日（今天）起，移民部已开始发出邀请，未来几天内都会陆续收到。如果您收到了邀请，必须在60天内提交所有申请文件，邀请信中会明确说明具体的截止日期。 如果因为疫情导致的服务中断而无法获取相关的申请文件，必须在60天内提交解释信以及相关的证明。如果在60天后无法提交，可延长至90天，并在获得文件后尽早提交给移民部。 回顾：2020年抽签因新冠延迟，加拿大移民部直至2020年10月13日至11月3日才开放担保人提交申请意向的表格 2020年10月13日，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署（IRCC）曾官宣：加拿大父母及祖父母团聚项目（PGP）正式开始意向调查阶段，接受申请意向书（EOI=expression of interest）。希望担保父母或祖父母移民到加拿大的申请者，可以在线开始进行意向书表格的提交。 父母与祖父母计划（PGP）的意向阶段将持续3周，11月3日关闭。PGP允许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18岁以上具有原住民身份的人担保其父母和/或祖父母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IRCC本年度计划为PGP项目分配1万个名额。与2019年先到先得不同，本年度IRCC将从数以万计的意向书中随机抽取1万个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向他们发出邀请。 PGP项目申请流程 首先，有兴趣申请者必须在2020年11月3日之前填写意向书表格并提交。 在提交完意向书后，申请人需要等待IRCC的随机抽选结果。 被随机抽取到的申请人将会收到邀请函，之后则需要支付申请费，并在60天内提交完整的团聚担保申请。 申请人将收到一个申请包，其中包括需要的文件证明清单，申请者和被担保人相关表格以及说明指南。 申请者基本要求 任何18岁以上符合要求的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永久居民均可为其父母和祖父母办理团聚担保移民。 所有希望为其父母或祖父母提供担保的担保人都必须确认他们已经获得了所需的收入，以在经济上能够支持其父母或祖父母。 对申请者的基本要求如下： 担保人年龄需在18岁（含）以上； 担保人需居住在加拿大； 担保人在申请时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或在加拿大印第安人法下注册的印第安人； 担保人自身须为被担保父母的儿女，或祖父母的孙儿女； 资金方面有足够的收入。 虽然在提交意向书阶段不用出示收入证明，但被邀请后，申请人需要提供申请日期之前连续3年的年度税务评估表（NOA）。 IRCC指出，在2020年税务年度提交申请的担保人将需要满足2020、2019和2018税年度的收入要求。IRCC了解申请者可能在提交申请时还未收到2020年NOA，因此申请者需要在收到NOA后立即提交。 此前，因为COVID-19疫情影响，考虑到加拿大国民及永久居民可能有经济方面的困难，移民局放宽了对申请人2020年度收入要求，不再像往年需要比最低收入线高出30%。 2018-2020这三年的收入要求如下表所示： *注意：该表仅适用于除魁北克以外的所有省和地区的申请人。 值得关注的是，申请者将在经济上负责的家庭成员人数包括： 提交意向书的申请者本人； 其配偶或同居伴侣； 其抚养子女； 其配偶或伴侣的受抚养子女； 该申请者过去可能曾担保过的任何其他人（他们仍然需要承担经济责任）； 其想要赞助的父母和祖父母及其家属（配偶，伴侣和受抚养子女）； 其父母或祖父母的未婚配偶； 其父母或祖父母的配偶或伴侣，即使他们不会来加拿大； 任何不与父母或祖父母一起来加拿大的受抚养子女。 居住在魁北克的担保人的收入将由魁北克移民部根据该省的收入要求进行评估，魁北克的收入要求与其他省份不同。担保人及其共同担保人（如果适用）必须证明，他们在过去12个月中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魁北克的最低收入要求如下表所示。 无论申请者是否居住在魁省，担保人都必须签署一份承诺书，表明担保人将对其所担保的家庭成员承担经济责任的时间。 对于除魁北克以外的所有加拿大省份的居民，需要为其担保的父母及祖父母承担经济责任20年；而魁北克居民担保人的经济责任期限为10年。

国外一对白人夫妻认养了亚裔男婴，为了不让他脱离自己的背景文化，因此让他努力学习中文，直到17年后才发现男婴其实是韩国人。示意图／ingimage 离奇！为了不让领养来的亚裔儿子脱离自己的文化背景，一对白人夫妻让儿子学习中文，经常带他去中国大陆旅游，但直到17年后儿子要申请大学时，这对白人夫妻翻出儿子的出生证明才发现儿子的亲生父母竟是“韩国人”，这场持续17年的乌龙才终于宣告破除。 根据英媒《每日星报》报导，日前有一位女网友以帐号“@mrsmedeiros”在网上分享一段奇妙的故事引发网友疯传。她表示，一位白人父亲忆起当年他和妻子想认养孩子，正好与一对年轻的亚裔父母配对成功，他们相当喜欢亚裔男婴，并成功获得认养的资格。 这位白人父亲透露，夫妻俩让儿子学习中文，还在华裔社区找到一对中国籍夫妻当他的叔叔阿姨，更经常带他到中国旅游，确保儿子不脱离自己的文化背景。 然而，就在这对夫妻做了许多努力之后，17年后、当儿子长大准备申请上大学时，他们为了帮儿子填写入学资料而拿出出生证明，这才惊觉儿子亲生父母的姓氏竟是“朴”和“金”，这意味着儿子其实是韩国人，他们误解自己的儿子长达整整17年。 许多网友看完这段离奇的故事都感到相当惊讶，纷纷留言表示，“我实在说不出口这是一场悲剧还是幽默的刻板印象”、“这真的是一个种族玩笑”、“我的天哪…我惊讶到说不出话”。

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近日更新消息称，原计划定于本月底进行的2020年度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名额抽签将被推迟至2021年初进行，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IRCC） IRCC在网站上仅表示，此次抽签原计划要在12月月底前完成，但因为一系列原因，而导致了延误。IRCC特别指出，导致延误的原因中包括目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 IRCC在今年10月13日至11月3日期间开放了2020年度的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的担保人申请。在此期间，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可以通过递交表格的形式向IRCC表达想要资助父母或祖父母移民到加拿大的意愿。 申请时间结束之后，IRCC本打算今年从中随机抽取1万个担保人名额，允许他们为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递交移民申请。担保人本有望在年底获得邀请，并在明年初（大约在一月和二月份）收到申请文件。 但现在IRCC在网站上特别指出，“因为今年申请项目的开放时间要晚于往年，而且目前有许多超出我们控制的事件仍在继续，例如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等。因此待抽签之后，被抽中的担保人将会在2021年初才会收到邀请。我们将继续在网站上更新进一步消息。” （IRCC） 收到邀请的担保人有60天时间可准备材料，将申请递交给IRCC。 2021年名额大涨 IRCC之前宣布，2021年的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名额将会比今年大幅增涨，届时将邀请3万名担保人为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申请移民到加拿大。 同时IRCC表示，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还可以通过超级签证，让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来到加拿大探访，签证有效期可达10年。 参考链接： https://www.cicnews.com/2020/12/canada-to-delay-parents-and-grandparents-2020-immigration-lottery-1216586.html#gs.omycis

这是胡丹经历过“最折腾”的一年。 2020年1月17日凌晨，农历新年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胡丹带着父母和10岁的女儿，在首都机场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航班，打算在澳大利亚过年。 不曾想到，这一去，一家人就在澳大利亚被困将近一年。 2020年对全世界而言都是艰难的一年，对澳大利亚来说更是如此。年初，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干旱，之后是野火肆虐，随后新冠疫情暴发更是带来了漫长的封城。 1月底，刚刚抵达澳大利亚的胡丹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此时，疫情在世界各地先后爆发，澳大利亚亦无法置身事外。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年中澳大利亚又发布最严格居家隔离令，胡丹和家人在墨尔本经历了全世界时间最长的“封城”之一—— 三个多月的居家隔离。 这一年，胡丹搬了五次家，多次回国不成——机票、签证、“双阴性”证明、漫长的转机旅途，都成了她回国路上的拦路虎。从庆幸到焦虑，从急切想回国到最终放弃努力，顺其自然，这一年胡丹和家人经历了太多坎坷。他们也是成千上万因为疫情滞留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缩影。 2020年即将结束，近日依然滞留在澳大利亚的胡丹再次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回顾了这一年的经历和感受。以下是她的口述： 【口述者】：胡丹 【坐标】：墨尔本 ● 一年搬家五次 今年过年前，我带女儿和父母来到墨尔本，他们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原来是想在这里待一个月，过个年。我们来澳后的头一个星期，墨尔本当地人因为山火导致空气质量不好戴口罩，我们对此还在开玩笑。没想到几天后，中国国内的新闻就开始报道新冠病毒的事情了。 疫情前看澳网 我在武汉出生长大，在武汉中学母校的一个校友群里，很多武汉的校友讲述了当地的情况。当时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都有点慌乱。 我在外面和人讲我是武汉人，外国人都会愣一下，然后“强颜欢笑”地和我说话。我有一个校友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他当时还在CNN上向外国人介绍武汉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告诉大家武汉的美食——热干面和意大利面很像。 当时我们觉得非常幸运，有点逃过一劫的感觉，因为父母假使不随我来澳大利亚，他们很有可能会回武汉过年。 春节之后，虽然我们原本打算2月底回国，但是因为我们的机票是在新加坡转机而出了问题——就在出发之前，新加坡出台了新的规定：持湖北签发的护照的中国公民，不论之前在哪里，都不可以在新加坡转机。尽管我为这个事情跟新加坡航空沟通了两三次，但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放行，所以我们只好等下次。 西澳州强硬的封城宣传画 3月，北外已经安排上网课了。那时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情况已经不太好了。澳大利亚的疫情也开始抬头。我就想，要不然就再等等。除此之外，彼时我不急着回国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在澳大利亚的博士毕业典礼安排在9月初，当时我就想要不然就索性等毕业典礼结束，戴着博士帽回来。 胡丹参加自己入围的澳中杰出校友奖颁奖晚宴 结果万万没想到6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爆发了第二轮疫情，把我的整个计划再次全部打乱了。事后，学校不久又发通知：9月份的毕业典礼也取消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对新冠病毒还是不够了解，当时我一直觉得疫情很快就会结束的。 从1月份到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已经换了5个。有一次房东自己搬回来住，直接对我们说：“对不起，下个月不好住了。” 这些衣食住行的艰辛，只有在外面的人才体会得到。中国国内的人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不买张机票回来？其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墨尔本到12月还没有恢复国际航班。（编者注：在暂停国际航班5个月后，墨尔本在12月7日首次恢复了部分国际航班）。为此，我只好去悉尼转机回国，但这样肯定要转两三次机。同时，我们原来还想过穿防护服坐飞机，不过我们一共有4个人，要找到适合不同人的防护服有难度，即便如此，大家在飞机上可能还无法喝水，我觉得这对老人与小孩伤害太大了。 西澳州强硬的“封城”宣传画 更大的问题是 “双阴性”证明。根据要求，我们要48小时里做两次测试，虽然墨尔本有一些机构可以做，但是不可能几个小时出结果。为此，你只好先把房退了，行李都打好了，提前一天去做。另外，许多机构给的认证是短信，而短信认证又不被国内承认，有一段时间在墨尔本的华人真的是快疯掉了。很多澳大利亚当地医疗机构看准了有利可图，甚至干起了出售证明的买卖，两个证明大概开价300澳元（约合人民币1456元）。 那天我看欧洲的媒体报道称，当地黑市上卖的证明跟澳大利亚这里价格差不多，我真的特别想苦笑。 此外，我知道很多已经回去和准备回去的中国人，从墨尔本飞悉尼的时候都是订了两张机票，因为航班经常会取消，假使取消就麻烦了。这一年，我在澳大利亚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留学生毕业之后因为签证或者其他原因必须走，他们把房子都退掉了，结果因为上面这些原因走不了，真的非常惨。 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是很想回国。到后来慢慢看开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也跟我父母这样说，我觉得疫情肯定是可以控制住的，不用太担忧，大米和厕纸也会有的，不用去抢购，因为老人家常常担心大米和厕纸会断供。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纠结了，我们已经做好了明年再回国的打算。 ●澳大利亚抗疫：虽有不足，但仍有亮点 6月的时候，我所在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爆发了第二轮疫情，因此当地进入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封城”，这是全世界最长的“封城”之一了。 作为一个身在其中的“旁观者”，又是研究澳大利亚的学者，这次疫情倒是给了我一个近距离观察澳大利亚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机会。这场疫情的防控反映出了澳大利亚地方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博弈。 胡丹在澳大利亚智库参加活动 澳大利亚第一波疫情是和一艘邮轮有关，联邦政府的检验检疫的人员和新南威尔士州的人，都以为是对方管，然而对方都没有管，后来邮轮上的人都回家了，政府才发现疫情已开始蔓延。 6月底的第二轮疫情则是起于一家隔离酒店的管理问题。当时澳大利亚政府把隔离酒店的保安工作外包给一个保安公司，而保安公司后来发现人手不够，就临时雇了一些人。一个工作人员在酒店被感染了之后，回家又传给家庭成员，疫情就扩散开来。 这两个事件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治理上存在很多问题。此外，联邦政府还闹了一个大笑话，澳大利亚财政部在估算可能会有多少人需要失业补助的时候，由于发给企业的调查问卷设计上存在问题，最终导致实际数字差别特别大。 澳大利亚是有一点岛国思维的。疫情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小心，相比同属英联邦的英国，澳大利亚从来没有提出过全民免疫之类的策略。这或许是因为澳大利亚此前发生过很多次外来生物入侵造成灾难的教训，所以他们对于检验检疫一直是非常小心的。 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计划抗疫对策：假使疫情扩散，情况变得严重，那么需要用于急救的呼吸机是多少？医疗体系可以提供多少个床位？他们一开始就知道重点在这里。 其次就是澳大利亚在执行具体措施的时候还是相对严格的。我记得很清楚，大概在6月至7月疫情趋于恶化之后，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人们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不戴罚款1500澳元（约合人民币7292元）。最严重的时候，一户人家一天只可有一个人外出，活动范围是5公里内。 有一个印度人为了去吃印度菜，开车30公里去买，结果被警察抓到，警察说：“ You have a very special curry chicken here.”（你这个咖喱鸡吃得太特别了），我们看了这个新闻都觉得特别好笑，但是也特别理解。 宵禁的规定出来之后，大家都在遵守，现在绝大部分人外出都戴口罩，这一点我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美国很多州也有相似的规定，但老百姓根本就不遵守。 澳大利亚4月份时候还做了一个跟疫情相关的民调，询问民众觉得各国政府应对得怎么样？澳大利亚人给自己的政府打的是91分，相对比，新加坡只有60分。我跟澳大利亚媒体人说，实际上，你们的报道在塑造本国人对政府的看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信息传播极为重要。 澳大利亚人觉得自己今年特别惨，因为澳大利亚此前连续29年实现了经济增长，这在西方国家中极为罕见，而今年却因为疫情一下子陷入了衰退。 如今，新冠病毒疫苗已经在一些欧美国家投入使用了。澳大利亚人非常相信疫苗，因为全球一些比较重要成功的疫苗是澳大利亚这边研发出来的，如HPV疫苗。 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进行了疫苗采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层面现在的想法还是暂时不会大规模让外国人入澳，而是等疫苗普及后再重开国界，这一时间节点可能会在2021年中期，甚至是2021年年底了。 ● 疫情下，人会更关注自己 这一年对我来说精神压力可能会大一些。因为长时间和家里人呆在家里，比以前相处的时间更多，矛盾也肯定会更多。大家整天在一起（电视剧），情绪上有什么反应的话，马上就会表现出来影响到你。 这一点在澳大利亚本国人中也是很明显的。墨尔本在封城时期打心理求助热线的人特别多，大概增加了30%-40%。我现在才终于明白人是需要外出的，假使成天憋在一个地方，那一定会有问题的。 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像在这种大规模的灾难之后，所有人都会被迫地去更关注自己，或者说，更关注自身和自己小范围的生活质量。 说实话，我也会害怕自己或者家人感染。我主要更担心老人。 这一年说实话，我原本在北京应该完成的工作一件都没落下，这真的是很难想象的。对我们学者，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更多时间呆在家里其实反而可以出更多的成果。 至于我10岁的女儿，她最初上网课，后来时间长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自己在家里自习。3个多月完全没有出过门，对她来说才是最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搞研究的在开网会，她会不小心出现在镜头里，这可能也成为了许多人工作中的新常态。 胡丹和女儿在公园 而我的父母从冬天（中国）一下子来到了夏天（澳大利亚），生理上经受了挑战。不过与之相比，更难的是文化上的适应。我父亲有一段时间非常焦虑。因为他觉得本来来澳大利亚很幸运，结果没想到澳大利亚情况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他每天会出去散步。有一天他回来跟我说，其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焦虑。刚才走到附近一个非常大的花园，看见澳大利亚人三三两两地坐在地上晒太阳，特别开心。他说，当时突然就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就一点不焦虑，为什么我这么焦虑？是不是我太骄傲了？我觉得，文化上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双向的，蛮好的。 胡丹的女儿在家里三个多月不出门，开始自制纸牌、桌游，用废布、彩笔做手工 我觉得，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谈到疫情时候有不同的感受主要是因为双方的参照系不同。或许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SARS，所以我觉得最开始他们看到中国一些强力措施的时候会有点不理解。 总之，虽然2020年对我和许多人来说都很不容易，但是我坚信，2021年会好起来的。

纽约市地铁内发生一起亚裔乘客未戴口罩，遭到三男三女殴打的攻击案件。 该群人与受害人就戴口罩一事发生争论，更对受害人说：她是中国人、她有新冠病毒等反亚裔言论。 目前市警总局的仇恨犯罪行动组（Hate Crime Task Force）经介入调查，警方也于24日公布部分嫌犯资讯，呼吁知情者指认。 根据警方消息，该案发生在17日下午约1时45分市警辖区六分局内，32岁的亚裔女性受害人当时正搭乘南向A线地铁，行经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第六大道与西四街（West 4th Street）附近时，六名嫌犯走近受害人，就受害人未戴口罩一事发生争辩。 争辩后双方火气上来，六名嫌犯随后开始攻击受害者种族，说：她是中国人、她有新冠病毒，朝受害人的脸部多次殴打。 警方表示，期间嫌犯更说：她（指受害人）身上那件外套不错，我们应该抢走外套，不过事后警方表示，嫌犯未抢走受害人身上任何财物，而是在地铁停站后下车，逃离现场。 警方表示，受害人脸部严重瘀青受伤，却拒绝送医救治，而目前仇恨犯罪行动组也介入调查，六名嫌犯则为三男三女，警方已掌握其中几名嫌犯特征，包括 第一名女性中等肤色、深色头发，作案时身穿迷彩外套、皮草帽和灰色皮草头饰。 第二名女性深色肤色，身穿黑色外套和蓝色帽子； 第三名女性肤色黝黑、长发，身穿黑色外套和高领毛衣； 第四名男性深色肤色，穿橙色连帽运动衫和红色面罩； 其他两名男嫌则没有相关线索。  

这是一篇圈内流传的文章。毕业于上海二医大的吴承琮医生是在南加州行医的一名急诊科医生。他最近感染了新冠病毒，住院十二天后回家。身为医生又是新冠患者，他的病房随笔是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文笔流畅，情真意切。分享经历，希望可以帮助到其他人。 一、被迫应战 2020年岁末，我，一位年近65岁的老人，终于直面世纪病毒、被迫大战一场。 感恩节前的一阵子新闻媒体天天争相报导Covid-19的疫苗研发成果、似乎人类战胜病毒指日可待。 病毒流传到西方、流传到美国、流传到全世界已快一年了，没有收场的迹象。美国虽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力量可以战胜任何一支入侵的军队、却没有办法控制病毒。西方国家的老百姓自由散漫多少年、对病毒的不重视是从总统到平头百姓。各级政府手中既没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也没有一令断是非的权利。让每个人戴一只口罩都是那麽的难、被提高到"没自由、毋宁死"的地步。这是别人祖祖辈辈的活法、社交距离更是形同虚设。一个需要被严格控制的病毒来到了一个根本没有办法严格控制老百姓的国家，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 11/18-11/19/2020 两天中我不幸被一位同样享受着人身自由的魔鬼传播到可怕的病毒（同时间、同部门超过10人被传染）。 11/23/2020 星期一 开始发烧，次日确诊阳性，立刻自我隔离、睡觉、喝水、吃退烧药。感恩节假期当然泡汤了。自我疗法效果并不明显、体温经常超过38.5C，并伴有肌肉酸痛、干咳。氧分压尚保持在95%以上。五六天后，仍旧没有消退的迹象，让我觉得至少应该拍一张胸片看一下了，先打遍附近所有Urgent Care诊所电话、没有一家愿意提供拍胸片，必须去ER。 11/28/2020 晚上七点 一星期中第一次开车出门去了附近医院的急诊室、走进ER，被人用扫描体温计远远朝额骨头上蜻蜓点水地扫了一扫、告诉我没有发烧（这工具的精确性非常离谱）氧分压95%。大厅内间隔着坐满了人、我被告知可能要等待长达10-14小时才能看到医生（不是开玩笑！），我觉得自己在冷板凳上根本不可能坐得了这么久，只能打道回府。根据自己多年当急诊室医师的经验决定明天清晨三四点再来，那是一天中病人最少的时段。 二、终于住院 11/29/2020 凌晨四点 我戴上了自己的温度计和氧分压仪回到同一家ER，测出氧分压在90%上下。终于给了一瓶氧气让我慢慢吸氧并等待。等待期间一次一次被叫入抽血、做EKG和拍胸片。上午八点半，终于被收入ER观察室。诊断为典型Covid肺炎，两侧肺下部肺炎、左边更加严重。吸氧增加到每分钟4L、人感觉不舒服，氧分压不稳定。上午见著了肺科和传染科医生、制定了治疗方案：包括：静脉注射Remdesivir "人民的希望"、两种抗菌素、激素、抗凝剂、利尿剂、PPI、维他命D和Zinc，最重要的是医生要了Covid康复病人的两袋新鲜血浆。用药后情况稍有控制，没有明显改善，48小时待在ER等候，仍旧等不到病房。吵吵闹闹的环境加上发烧难熬，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一位老朋友心脏科医生求助， 12/1/2020 上午转入了病房，12/2凌晨终于接受了两袋新鲜血浆，此后再无发烧、说明病毒被控制住了。这是一个真正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距我接触病毒已经两个星期了。 入住的医院是建于10年前的一家普通社区医院、设备完善、病房宽敞、卫浴齐全（可惜无缘使用）、一切设施有效舒适。好在老汉我已经在当地工作多年、很多医师我都认识、受到了良好的照顾。护士们是由一群中年女性组成她们是：Amy, CiCi, Daisy, Debra, Elmore, June, Rebecca, Theresa, Megan, Melody, Maria, Wendy 等等、一个个普通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有丈夫有孩子，她们态度和蔼、服务周到、有能力有爱心的，给予了我很多的照顾和支持，她们是天使，我深深地感激她们。可是医院的PPE货源显然不是十分充沛、她们随时都会受到病毒的侵袭、亦为她们担心。年轻可能也是她们的另一层保护膜。所有Covid病人都没有家庭探望、一切都在医院内解决、一日三餐是有保障的，其它就只能将就著过了。不能洗澡、每天只能用湿浴巾纸擦身，护士们会帮忙、好在医院人人戴口罩臭味也是闻不到了。 治疗在一天一天地进行中，不再发烧、生命指症平稳，可是、可是仍旧需要24小时吸氧4L、氧分压也随著体位而改变，病情进展缓慢。睡觉需要趴着氧分压才能够满足要求，胸前还有5-6根电线联系心脏观察仪、手臂上有输液管和氧分压探头、无法平静地睡觉、病毒不饶我。 5天后自我感觉好一点了、白天尽量坐沙发椅上变变体位、打打瞌睡、战斗还在继续。现代医疗的习惯几乎天天要抽血检查，双臂留下一片针眼，以前查房查别人也是同一个思路处理事情，以后需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可以降低一点抽血的机会、是不是每一次都那麽的非抽不可？我现在是病人、住的病区原来是一个远程监护病房现在全部接收Covid病人，36个房间满座、楼上还有半个病房18张床也是人满为患、加上ICU和急诊室等待的Covid病人，医院快吃不消了。 三、病情趋稳 12/6/2020 来医院第八天了、从死人身上摸索出的治疗方法也慢慢用尽，包括：冰冻血浆、5天静脉药Remdesivir "人民的希望"、5天阿奇霉素、还有每天抗凝剂注射、PPI预防消化道出血、zinc 和维他命D。还有止咳化痰药，等等。后人的获救是从前面好多失去的生命中学得，大量的人命和医疗资源让医护人员找到了比当初有效的方法、假如当初我们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治疗方法正确一点、黄泉路上要少多少冤魂？Rocephin和激素仍旧继续。 12/7/2020 昨天晚上终于可以侧着睡了、氧分压达标。病情是在非常缓慢地进步中，但是、隔墙传来强烈地咳嗽声一夜不断、是那种声嘶力竭、几乎会将肺从胸腔推出来的声音、是痛苦的！他有没有留一点机会让自己呼吸？我不知道！病房不是旅馆、走廊天花板的喇叭里日夜都会传出某某病房抢救的呼叫，每一声呼叫都是某人生死拼搏的一瞬间。以前医院值班这样的的声音天天听到、是匆匆忙忙赶了上场等下场，现在睡在病床上的我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 生命如此脆弱、生死如此接近，有时就像翻过一张扑克牌。 当地社区医院和其它400家医疗单位的电脑网络两三个月前受到骇客的入侵、勒索800万美金，造成网络全面瘫痪3-4个星期之久，从此病人没有了Wi-Fi服务。医院地处偏僻、建筑结构阻挡信号、手机网络断断续续，每一条短信都要耐心等待。除了家人亲人和工作同事之外、我没有告诉其他人包括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哥哥姐姐们。通信不畅、说不清楚的事情只能让人平添烦恼。而来自家人亲人以及新旧同事的关怀通过短信断续流入令我感动，是沙漠中的一股细小的清气流进了我的肺。 天天吸氧引起鼻腔口腔干燥、额外的氧气并不令人舒服、这仅仅是救命的东西，毫无享受可言，卧床和静坐导致肠道不蠕动、居然可以4天不见大号。生病的人六脉不张、气血不和，所幸恢复没有停止只是缓慢。第九天勇敢地将氧气下降至3L、继续观察。每天都做无数次的深呼吸运动，我必须帮助自己早日恢复肺功能。 四、医生和睡觉 我一向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除了执行医疗科学，还得扮演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和病人充分的交流实在重要。传染科医生是一位白人绅士、每天全副武装戴着防毒面罩，走进来检查我的肺并和我说话，他是主角一号、尤其在开始的阶段，他非常重要。医院之间在治疗方法上其实有蛮大的差别，有他是我的幸运。肺科是两位中年印度男医生轮流来，每天一次、六呎外说话、从来没有听过一次我的肺、当然靠的是胸片、化验单和计算机数据、回答问题似是而非，不太明确。床位医生是一位年轻的阿美尼亚后裔、九天中视频两次登门一次，没有体检、基本是远程服务，却也做到有求必应。总之每一位的工作负荷都超重。传染科医生一天要看30-40位Covid病人、肺科医生罩着全部ICU和Covid床位，小年轻床位医生天天12个小时连续转30天无休，我还能对他们提什么要求？他们也是人、如此长时间的工作还如何做到尽善尽美？太难了！ 今天下午传染科医生姗姗来迟、告诉我他知道药房有货Regeneron，就是老川传染三天内用的人造抗体，他要给我来一支，现在还有多少作用？不知道、临床没有太多的资料，假如我有幸在感染三天内就接受这样的治疗、今天的肺部可能完全不是同样的状况，事到如今没有假设、权当亡羊补牢，而最终结果出乎意料，我并没有得到这最昂贵的一针、失去了和老川持平的机会，原因是对我已经意义不大了、 并且我已经在一个星期之前用过了血清抗体。 12/8/2020 入院第十天 侧睡氧饱和度的提高是肺部炎症在改善的迹象，看来肺的伤害在慢慢修复中，却又有了新的问题心脏监护仪频频显示出心跳过缓、尤其发生是在晚间睡眠中和做深呼吸锻炼的时候，却没有丝毫感觉？为啥？只能找心脏科大夫讨论一下。还有会不会有晚间阻塞性呼吸综合症呢？以前也没有过这种问题、要和肺科医生谈一谈了。过去几天的咳嗽从干咳慢慢变得有痰、少量白色的痰，深呼吸诱导著咳嗽并将其能排出，这样的临床改变和流感过程相似，痰化验也没有找到奇奇怪怪的细菌。 医院伙食一日三餐营养有保障、但是难得吃到合适的口味、我坚持尽量多吃不挑食、喜欢的当大餐吃、不喜欢的当药吃、抗病需要能量战斗尚未结束。体重维持在147-150磅左右。 睡病床的日子是无聊的、常常不知今天是何日、要板着手指数，没有网络、没有书籍、没有报刊、没有收音机。只有一只电视机、充斥垃圾节目：肥皂剧、儿童剧、推销健康保险、做菜、造房子、开当铺、钓鱼、美容、救宠物、卖车、观众席无人的不知名的体育节目， 却看不到老川忿忿不平大选的节目，电视彻底封锁来自那方面的讯息、封得干净彻底。垃圾节目实在无法入目、看是一种折磨。假如孩子们都看着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长大、不傻太难了。追求媒体百花齐放变成了目标？ 传染科医师认为一切问题都由病毒引致、包括心跳过缓。肺科医生更愿意让心脏科医生过目、床位医生态度认真和我一一探讨、只是探讨难有结果。只能等待超人心脏科医生。说他超人毫不夸张、认识十几年来一贯起早摸黑、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门诊、查房、操作样样不拉下，手机随时在线、甚至半夜和在国外休假也是手机不离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再说睡觉：虽然一人一个套房、理应睡觉不错，床是多功能的可以分节调动高低和角度、床垫还算不错。但是想一想胸部有五根联线、两手臂上有探头和静脉注射针管、鼻腔还有一个24小时不停的氧气管、躺下不知如何摆姿势，稍有不妥仪表板上刺耳的哔哔声不断、令人心烦、睡意吓走一大半，多日相处仍旧做不到合作无间。诸多问题造成睡眠质量很差。当今高科技如此发达难道想不出一些更佳的方法？很多东西可以做成无线的，少一点牵制多一点舒适、有助于病人休息、 有利与康复，我看到了改进的空间，或许蕴藏着商机。 五、缓慢好转 12/9/2020 来医院的第十一天、住入病房的第九天。 情况有好转、昨夜基本没有出现心动过缓和低氧分压的发作警报、吸氧也从4L降到3L，可能疾病到了拐点、最后的胜利即将来临。隔壁却又传来了Code Blue的呼叫、是本病区一个晚上第三个被插管后转往ICU的病人。这种升级凶多吉少、常常是走进了单行道。人们普遍认为年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肥胖高血压、COPD、心脏病人更容易变成重症而丧失生命。护士小姐却告诉我前些日子当地一位46岁健身教练和健身房老板、肌肉男，没有任何慢性疾病入院三天后情况恶化、插管转入ICU没几天就挂了。也有病人坚持不听从医嘱、签下违背医疗指导的AMA走出医院倒在停车场、停止了呼吸。 人的生命充满了未知、每个人都不一样，染上病毒后的大多数人属于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者，也有人却再也跨不过这个坎。医学道路上还有太多太多的未知需要人类不停地探索。 这几天全美、全洛杉矶病毒人数呈爆炸式增长。同事短信我、整个单位一个周末测出阳性人数超过300-400，全线失守。我从昨天就开始联系的心脏科医生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不寻常的失联令我生出疑问。断断续续知道医院天天有医生护士查出阳性，希望其中没有他，限于HIPPA我无法深究。最后终于等来了和他的远程交流，心情轻松不少。此时此刻，医院工作实在是非常危险非常辛苦。 痰量逐渐增多，需要增加咳嗽排出这些分泌物。身体要求我清除垃圾。但是，Covid病人医院通通不提供雾化吸入治疗、原因是雾化处理大大增加病毒扩散范围、而且大量的呼吸治疗师都染上了病毒。今天是一位新护士H、她告诉我六月份全家染上病毒，她十天后还产下一女婴、除了71岁老爸住院三天、其他人通通平安无事，小Baby健康成长。 不同身体对病毒的反应如此不同，医学没有答案。 下午、继续减低供氧到2L、希望一切平稳。一夜平稳我就可以带著氧气回家了。美国今天又有20万人确诊，加州两万，崩溃啊！晚上联系了医院保安、确认11天前泊在停车场的车还在，明天要开车回家了。一次漫长的泊车，上一次如此停车应该是几年前停在洛杉矶机场的停车场。 六、出院回家 12/10/2020 第十二天 情况继续好转，靠著2L的氧气、一晚氧分压达标，可以回家了。胸片上白花花的两大片需要时间来消除。下午三点终于出院来到停车场、坐进车中感慨万千，相隔12天终于可以回家了。由于病毒特殊还得继续和所有人保持隔离、回家的路也得一个人来完成。鼻子里联著氧气管、慢慢地将车开出医院，医院门口救护车响着刺耳的警报声呼啸而过。南加州依旧阳光灿烂，家附近路边有跑步的、骑车的人、还有孩子们的嬉闹声。医院外的人们似乎觉得病毒是那麽的遥远、得病都是别人家的事。美国已经有超过一千五百多万阳性确诊者、将近29万人死亡， 死亡率接近1.9%。 带了一只小氧气桶回到了家，突然发现这桶氧气仅仅只能维持5-6小时而已。出院后的氧气供应有专门的私人公司负责、大门上有人留言送货人中午已经来过了，立马电话接通服务，得知晚上七点半后会有人上门送货，这是我的必需品，是唯一的必需品。东西不到无法安睡，除了等待无计可施。晚间8点多送货的人终于按响了门铃、送来了四只大小罐装氧气瓶和氧气机，今晚得救了。 等拿到了所有的氧气桶和装置、我洗了12天来的第一个澡。洗完澡感觉是如此的美妙，虽然鼻子里还连著氧气管、但是可以睡到自己床上啦。 官方网站上讲发病20天后病人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人类对这个新病毒的认识非常有限、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他们的说法、我会继续保持隔离、也期待临床症状改善，没有任何的理由把危险带给不安全的人群。 结束语 上面很多的内容是我躺在病床上一点一点写出来的、是一本流水帐，病情的纪录都会被详细地记录在我的病案资料中，但是我的感受谁知道？我要写出我的感受、万一回不了家，让人打开手机可以看到我的经历、也希望可以帮到其他的人。个人感觉可能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早期注射regeneron. 川普及其内阁官员，包括朱尼安尼都是用此药，几天就恢复，但愿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都可以用得上。（编者：用于治疗新冠感染的单克隆抗体有两个，其中一个是regeneron，均已获得FDA紧急使用授权。）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中国国际移民输出总量世界第三，中国人移民美国热潮不减，美日加仍为主要移民目的国。 据中新社报道，由全球化智库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蓝皮书前天（22日）发布。 报告引用2019年联合国经社部关于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一项数据称，中国大陆以约1073.23万的输出移民成为世界第三大移民输出国。 虽然中美关系趋冷，但美国仍是去年中国移民输出目的国的首位。从输出目的国分布看，2019年中国大陆移民输出目的国排名前三位分别是美国、日本及加拿大。 中国大陆移民输出前20大目的国中，发达国家占13个，发展中国家占七个。 同时，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热潮不退，移民年轻化趋势显现。根据2019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8-2019学年在美中国留学生数量占国际学生总数的33.7%，继续蝉联最大国际留学生生源国；而根据《2019年英国留学生报告》，中国大陆留英学生总数占全英国际学生总数的23.2%，增幅达12%，成为第一大来源国。 此外，报告显示，低龄留学规模逐步扩大。近十年来赴美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长了98.6倍，远高于本科阶段的14倍。子女教育越来越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举家移民海外”的现象显现。 报告还称，中国赴美移民中直系亲属移民成为主体，投资移民则急速下滑。而随着CRS(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不断推进，高资产移民在资产全球配置与移民地域选择上将更加慎重，低税收及非CRS国家越来越受到关注。

2014年12月20日下午，美国纽约有两名警察在执勤时，惨遭非裔歹徒伏击枪杀。其中一名为32岁的华裔警察刘文健，另一名为刚满40岁的拉美裔警察拉斐尔·拉莫斯。当时，刘文健刚新婚不到3个月。 此后每年，纽约警局都会举办活动，纪念两位殉职的警员。如今，距离他们去世已经6年，而人们对他们的思念仍在继续。 资料图：纽约法拉盛举办的烛光哀悼会。（美国《世界日报》/许雅钧 摄） 枪响 事发后，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汤朝信十分后悔没有叫住刘文健。 汤朝信是纽约中国城的一家中餐馆老板。2014年12月20日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在店里点单。 2时30分，警员刘文健和拉斐尔·拉莫斯走了进来，刘文健用中文向他点了叉烧肉饭。 “我让他们在店里吃完再走，他说在上班执勤，要带回警车上吃。” 汤朝信说，“谁料十分钟后，我就听到了四声枪响。”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4年12月20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两名警察在驾车巡逻时，遭歹徒枪击，不治身亡。 开枪的是一个非裔青年，名叫伊斯迈伊尔·布林斯利。 在枪杀了两名警员之后，他也随即饮弹自尽。据纽约市警的调查与他先前的公开留言，他对警察怀有怨恨，且前科累累。 哀悼 两名警员的死像一枚投入湖中的巨石，引发了来自各方的汹涌声浪。 12月22日，刘文健的遗体从曼哈顿运送回布鲁克林的万寿殡仪馆，近500名警员闻讯前来送别； 资料图：2014年12月22日下午，纽约有数百名警员在雨中敬礼，迎接刘文健遗体。（美国《侨报》/崔国萁 摄） 12月23日，法拉盛109分局及分局小区委员会为两名警员举办“烛光守夜祈祷”活动，数百位民众自发来到教堂怀念；2015年1月3日，刘文健公祭活动在纽约布鲁克林万寿殡仪馆举行。 众多警员及市民前往殡仪馆悼念，来自全美多地的超过1000名警员出席；2015年1月4日，刘文健葬礼在布鲁克林举行，来自全美近3万名警察和众多市民前来送行。 有一位警察称，估计当天有超过十万人参加了葬礼； 资料图：2015年1月4日，刘文健的葬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万寿殡仪馆举行，数万警察和市民站在殡仪馆外附近的街道上，为其送行。图为纽约华人社区民众为其送行。中新社发 阮煜琳 摄 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国会华裔议员孟昭文等人专程赴刘家吊唁；纽约市长、联邦调查局长、纽约警察总局长、来自全美的警察代表致哀；纽约多个地标建筑熄灯5分钟表示哀悼；美国《世界日报》刊发社论致敬，称华裔会永远记得他。……刘文健与拉莫斯的死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引发全美警察的同理心，许多人不远万里前来悼念。 思念 刘文健死于圣诞之前，事情发生后，他的妻子陈佩霞再也没有庆祝过圣诞节。在陈佩霞的印象里，刘文健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做事从不含糊。 两人相知相恋七年，2014年9月在美国领证。婚后，陈佩霞、刘文健还有他父母在班森贺定居。然而，美好的日子才过不到3个月，就戛然而止。 资料图：刘文健家人来到刘文健其殉职地点，献花寄托哀思。（美国《世界日报》/洪群超 摄） 刘文健供职的纽约84分局位于布鲁克林市中心地带，当地抗议游行示威活动不断。尽管如此，但刘文健从未向家人说过自己的工作是否危险。 在陈佩霞的印象里，只知道丈夫天天加班，要协助维持游行秩序。事发后，陈佩霞曾一度不愿回忆当时的情景，但她仍记得曾和丈夫憧憬着生一个孩子。 于是，当现场有人问她需要什么帮助时，她提出希望提取他的精子。两年半后，她开始备孕，并成功生下了女儿刘安儿。 如今，刘家仍有一个房间，里面放满了与刘文健相关的物品。陈佩霞希望女儿能了解爸爸的为人，从小给女儿讲爸爸的故事。女儿出生后，陈佩霞也重新燃起了圣诞节的烛光。 铭记 距离刘文健与拉莫斯殉职已经过去了6年。 6年里，布鲁克林区多了“警探刘文健路”与“警探拉莫斯路”，他们的名字也刻上了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执法纪念碑。 陈佩霞创立了“刘文健警员基金会”，希望能鼓励更多人才从警，保护民众；他们的女儿刘安儿已经3岁，每当有人问她爸爸在哪里，她总是会指指天上，或者指指刘文健的照片。 6年来，纽约市警每年都会联系刘文健和拉莫斯的家人，一起举办悼念活动。 即使2020年新冠疫情严重，也风雨无阻。市警总局局长希尔表示，两名警员的家人永远都会是纽约市警的一份子。 资料图：在悼念活动上，上百名警员在刘文健墓碑前敬礼。（美国《世界日报》/黄伊奕 摄） 如果悲剧没有发生，刘文健也只是众多美国华裔警察中的一个。 每天下班回家与妻儿团聚，工作多年后光荣退休，就像千千万万在美华裔一样，度过平淡又幸福的一生。可惜没有如果。 如今，我们只能用许多种方式缅怀刘文健的逝去。 愿这位曾为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的华裔警员安息，也希望类似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12月12日晚上7:20分，华裔女子在纽约法拉盛地区Parson Blvd和Beech Ave被无良车主撞倒，牙齿断裂，膝盖受伤，而肇事者毫无人性，加速逃逸。 华裔女子现在面临巨额医药费用，因牙齿断裂，需要重新植牙，目前不能咀嚼，只能吃流食，膝盖受伤，不能正常行走，所以还无法工作，只能在家静养。她怕家人担心，不敢将自身情况告知家人，虽然报了警，但案件已过了数天，警方却毫无音信。 一个孤身在纽约打拼的女孩子，又恰逢疫情本来赚钱就不容易，曾经坚强勇敢的她现在非常无助，还请大家帮助转发，尽快找到事发当晚现场的视频，进而找到肇事逃逸者，给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带去一点希望！ 以下为女子投稿全文： 下图为事故现场的街景图： 请大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会多么地悲伤无助，还请生活在这附近街区的华人检查下自己家里的监控，希望这个女孩子能尽快找到逃逸者！

  加拿大推迟父母和祖父母团聚移民抽签至2021年初 CIC News 2020年12月17日发布新闻称，加拿大移民部（IRCC）已经将2020年的父母和祖父母团聚计划（PGP）移民抽签推迟到了2021年初。 移民部在2020年10月13日-11月3日之间向申请人开放了窗口，在此期间，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填写一张表格，告知移民部他们希望并担保其父母或祖父母移民到加拿大的愿望。之后，移民部将举行一次随机抽取，邀请10,000个担保申请人提交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团聚”申请。 正如移民部网站上目前所指出的那样，移民部原计划是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进行抽选：“担保人将在年底获得申请资格，预计将在2021年年初一月或者二月份获得申请文件。 ”但是受疫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原计划于本月底举行抽签，将推迟到2021年年初。 2021年的父母和祖父母团聚移民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呢？移民部已经宣布将会打开一个新的意向窗口，2021年“父母和祖父母团聚计划”名额将会是今年的三倍，多达30000个申请人。除开这个计划外，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还可以使用“超级签证计划”将其父母和祖父母带到加拿大，持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可续签签证。   3.    数千加拿大人受困机场无法回家 2020年圣诞节前夕，世界新冠疫情再次传来坏消息——新冠病毒变异，全球急忙封锁了英国航班入境，加拿大也不例外。12月21日，加拿大宣布禁飞所有来自英国的航班72小时，上千名加拿大人受困回不了家！ 52岁的加拿大企业家马克·苏尔塔娜（Mark Sultana）20年来长期在伦敦工作，近期准备回国度圣诞，如今班机统统取消！他表示，他所在的“在伦敦的加拿大人”脸书社群中的许多人都面临着跟他一样的困境——做好万全准备回家，机票买了、行李打包了，却回不了家。光之这个社群中，就有6800名加拿大人！“我们无处可去，就这么跟变异的病毒困在了机场！” 联邦卫生部长帕蒂·哈伊杜（Patty Hajdu）表示，面对新病株，加拿大需要更多时间收集相关数据，减少新冠病毒再次在本国传播的可能性。  

据加拿大移民局的资料看，即使更便捷的移民政策途径已经出现，但是通过假结婚的来骗取加拿大移民身份的人并不在少数。 在2019年，加拿大联邦移民局就拒绝了17000多份涉嫌欺诈的配偶移民申请。这些申请都存在风险而被驳回。 据悉，假结婚真移民的风气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流行了起来。单是2015年就有约2000名中国公民因为假结婚申请被移民局驳回。在2017年拒签率甚至一度达到了10%。 但是如今这种方式的申请减少了许多，不仅是合适的结婚人选寻找越来越困难，而且政策上的松动也让移民者有更便捷的方式拿到移民身份。 据数据显示，在加拿大本地的结婚市场中，假结婚移民的价格已经超过了40000加币，如果条件优秀收费还会更高。而且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中国女性嫁给加拿大男性的通过率远远比中国男性娶加拿大女性要高。 对于移民局来说，他们判断申请是否应该通过时往往都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外籍配偶在境内递交申请时无合法身份，或没获得担保。 2，移民申请的担保人并非被担保人的配偶或伴侣。 3，结婚目的不纯。 但是也就是这第三点，辨别起来往往是最难的 但是加拿大移民局也有自己的经验，他们总结出了十条辨别方法分别是： 1.合照里通常只有夫妻二人，鲜有家人朋友 2.夫妻合照没有接吻等亲密动作 3.合照在照相馆拍摄，所穿衣服在多张照片中出现 4.没有钻戒 5.没有度蜜月 6.结婚仪式简单，多为私人派对 7.婚宴不在餐厅举办，餐后没有其他活动 8.申请人若是大学生，通常一毕业就结婚 9.夫妻二人族裔背景非常不同 10.夫妻二人年龄相差超过10岁以上。

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一起令人十分气愤的纽约入室抢劫华人的恶性事件。 住在纽约皇后区小颈(Little Neck)的一名华裔妇女，被几名黑人男子持枪威胁，并绑架了家中老人和未成年人以此要挟，不但抢走家中贵重物品，还强奸了受害人，性质之恶劣，手法之残暴令人发指，也震惊全美整个华裔社区。 案发后，多人被警方逮捕，但是昨天（12月15日）该案主犯落网，竟然是一名被判刑十年、目前仍在假释期的华裔男子。 警方当日在皇后区拘捕了在案件中负责挑选作案目标的华裔嫌犯林世震(Shizhen Lin，音译)。今年29岁的林某，曾因企图谋杀、一级帮派等罪名判入狱十年，现仍在假释期。 他于15日下午在其长岛市家中被捕，订于今日过堂，除他之外另外四人均已被关押在监狱不得保释，检方当日对林世震提出永久监禁(permanent order)申请。 据悉，当天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提控过堂的5名嫌犯，除了林某外，其他3人为此前逮捕的丹尼尔(Brandon Daniels)、莫布里(Corey Mobley)、马丁(John Martin)三名嫌犯，另外还有一名最新追加罪名的强生(Lamonte Johnson)。 这5人是狱友，他们在一起组成了跨州犯罪集团，这其中强生因谋杀还在狱中终身监禁。 据悉在这起有计划有组织的恶性案件中，强生介绍了刚刚获得保释出狱的林世震与自己的兄弟马丁认识，几个人决定策划多起抢劫案，并共同瓜分抢劫赃款。 而发生在小颈华人社区的案件只是他们众多抢劫计划中的一起，除此以外，他们还在皇后区、史泰登岛、长岛、新泽西州多次犯案。 2019年5月，上文提到的三名非裔匪徒当晚闯入位于纽约小颈（Little Neck）57大道交251街的这户华裔家庭，共掠走现金9800美元。受害人一家来自中国福建，在长岛拥有一家日式寿司餐厅。 第一名非裔男强迫34岁的华女上楼，让她进入二楼的一间卧室，同时嫌犯在多个房间之间寻找现金，并要求华女交出现金。 华女给嫌犯1000元现金后，遭到该名嫌犯的性攻击。 抢劫财物后，嫌犯仍不罢休，又将华女被带到楼下，又从华女的54岁母亲那里抢走800元现金。 期间他们曾威胁不交出钱，就杀光屋内所有人，胁迫女屋主交出钱财给了钱，还不罢休，其中一名嫌犯在卧室中再次强暴受害人。 三名嫌犯作案后离开民宅，驾驶两辆汽车逃逸，一辆浅色四门轿车、一辆浅色较新款的宾士E系列汽车。 这些都被摄像头拍摄下来。 案发十天后，涉案嫌犯丹尼尔(Brandon Daniels)在私人律师的陪同下自首，一周内第二名嫌犯莫布里(Corey Mobley)因涉其他抢案被警方逮捕，24天后马丁(John Martin)在布朗士住所落网。 案发后有邻居称，受害人一家家境富裕，可能早被嫌犯盯上，也有人称可能是受害人一家曾经露富。 事实上，林世震选择受害人一家下手，确实是因为受害人家是开餐馆的老板。 据悉，林世震在2008年7月23日就因使用警棍等武器殴打受害者头部与身体，被控谋杀未遂、一级攻击、一级帮派罪名判入狱十年；他在2016年8月11日假释出狱，他曾告诉本案三名非裔嫌犯，华人从事餐饮行业的老板们，每周都会带数万元现金回到住处，抢劫他们又容易又来钱快！ 目前这5人面临多项持枪抢劫、性侵、持武行凶、持毒等重罪指控；如最高罪名成立，均将面临终身监禁。 林世震再次被捕时，执法人员在其家中发现了过去分赃获得的数千元现金，而且根据其手机定位，相信他一直居住在长岛市，而非提供给假释官的皇后区麦斯佩斯(Maspeth)地址。 本案虽然餐馆老板被同胞“出卖”，但是餐馆老板有现金的事实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很多时候对于一些小偷小摸，亚裔民众选择不报警，认为报警警方也追不回财物，但是恰恰因此，助长了歹徒的犯罪行为。

奥克兰一名男子的岳母在他们北岸的住所外遭遇种族歧视，该男子随后报警，但他对警方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感到失望。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说他的岳母在周三晚上从Rosedale骑自行车返回家中时，一名同住一条街上的男子走向他们，然后问他的岳母是否住在这里。 当她说是的时候，他开始对他们大喊种族歧视言论。Newshub获得的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双方爆发了争执。种族歧视的男子在视频中说：“你不属于这里，你不属于这个国家，你属于中国，所以回去吧。”"How the f**ck did you get here?"在被歧视的人感到“不安全”和“受到威胁”后立刻报警。 警方称，周三晚上约7:40分时收到了该报案。 警方发言人说：“警方已与双方进行了对话，无需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该男子说，他对警方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感到失望。“他们只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并说他们给了该男子口头警告。”

如果你的专业是人工智能，视觉效果或信息技术，并且在蒙特利尔市找到一份年薪10万加元的本行工作，那么你不需要会说法语就可以移民到魁北克省。如果是在蒙特利尔市以外的本行工作，年薪要求会降低到75000加元。 据Radio-Canada报道，这是魁北克省移民部计划在今年冬天推出的一个技术移民试行项目，计划每年接收550人。其中一半人可以不具备任何法语能力，但是必须保证在来到魁省后开始学习法语。该项目预计实施五年。 魁北克省一向注重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按照该省技术移民的打分标准，在50分当中法语流利可获得16分之多（满分）。这个移民项目可能是该省自从有权自行选择技术移民以来第一次放弃法语要求。省移民部同时推出的另外两个试行项目则要求申请人有能力用法语交流。这两个项目分别面向护工和食品加工从业者。 目前这个计划引起了魁北克省反对党议员的质疑和反对。省长勒格（François Legault）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此事时似乎有点尴尬。他表示自己并不十分了解有关细节，但是总的来说，省政府希望吸引更多符合企业需要的技术人才，并会向他们提供法语课。  

Leanne的女儿Mikayla看电影《花木兰》后，因自己不懂说中文而嚎哭，高叫”我想学中文”。 加拿大一名五岁华裔女童，观看电影《花木兰》后，因自己不懂说中文而嚎哭，高叫”我想学中文”，过程被母亲拍摄下来，影片上传TikTok后遭到疯传，至今已累积超过1,000万人次收看。美国网媒《BuzzFeed》访问了该名母亲，让她剖白海外华人对身份认同的看法。 38岁的Leanne生于加拿大，父母是中国移民，母语是广东话，但现在基本只说英语。已为人母的Leanne，与华裔丈夫育有五岁女儿Mikayla及两岁儿子Theodore。早前，Leanne和Mikayla一同观看《花木兰》，看毕电影后，女儿大哭表示想学中文，影片引起很多海外华人第二代共鸣。女儿的反应，也令Leanne回忆自己与中文的”恩怨情仇”。 Leanne表示，自己成长的加拿大城巿没有很多亚裔居民，即使她有华裔朋友，大家都只说英语，她只有在家和父母沟通时才说广东话，”虽然广东话是我的母语，但我没有很多机会练习。” 童年时，Leanne每逢周末早上，都被父母送到学校学中文，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留在家中玩耍，加深了Leanne对中文的怨恨，甚至对自己身为华裔也感到气愤。最终，她越来越少说广东话，长大后，父母虽然用广东话和她沟通，但她只以英话响应父母，慢慢失去流利使用广东话的能力。 Leanne认为，母语不一定等同自己文化的根源（heritage），”最经常使用、使用时最舒服的语言才是（文化的根），对我来说，那一定是英文。” 女儿Mikayla出生后，由于Leanne的父母已离开加拿大，家中没有人和女儿说中文，女儿至今只懂英文。看了《花木兰》后，Mikayla对中文产生浓厚兴趣，Leanne因此反思自己为何没有学好中文，”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像加拿大人，但同时我也不够像华人……非华人的小童会因为我是华人而嘲笑我，华裔亲友亦因为我不能说中文而耻笑我。” Leanne已安排Mikayla入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她自己也重新学习中文。Leanne和丈夫皆觉得，要让孩子在身为加拿大人的同时，培育对自己族裔文化的自豪感，毋须重蹈她的覆辙。

疫情期间针对华人的歧视不仅仅来自加拿大本地人，同样有来自其他族裔的移民。家住大多伦多地区的张先生近日就遭遇了一个印度移民家庭七八个人的歧视和辱骂，张先生报警后提醒华人网友，面对种族歧视一定要报警。 图源：CTV 据张先生介绍，他移民加拿大二十多年，以前曾开了十几年的餐馆，目前是一名Uber司机，经历过许多事情，但是当面被人辱骂还是第一次。 张先生说，12月14日晚8点许，他刚刚完成一个送货任务，在Whitby的Nurse Court附近停在路边等待下一个任务。张先生正在车内查看手机，忽然走过来两个年轻男子，一人对他说这是我家的地方，你不能停在这里。 张先生感到好笑，心想什么时候马路成了你家的私人物业了，但他并没有说什么。不料另一个男子开口就骂Fxxx Chinese。这下激怒了张先生，他下车与其理论。 就在这个时候，呼啦一下子从旁边的房子里走出来五六个人，有男有女，从长相和口音判断是印度裔移民家庭，张先生掏出手机打开录像模式，面对年轻人说，我要录像，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事发地点 图源：GOOGLE 人群中有人朝张先生吐唾沫，但是没有人重复那句骂人的话。一个年长的男子嘴里不知骂些什么，抓起一把小石子和杂草类的东西朝张先生的车砸，能听到明显的声音。一个年长的女子则说男人喝多了。 趁张先生不注意，一个小男孩猛地把张先生的手机打落到地上。另一个人则威胁说我会跟着你的。入群中有人说要报警，张先生回应说赶快报警，我在这里等警察。 这个大家庭七八个人在女主人劝说下回到屋里。 张先生马上开车离开这里，大约两分钟后停在另一个路边打电话报警。警察告诉张先生不要动，几分钟后赶到。 张先生如实讲述了事情经过。警察说你没有受到伤害，检查一下手机是否摔坏。张先生的手机有一个厚厚的保护壳，除了一点划痕，手机安然无恙。张先生提出不需赔偿手机。 警察告诉他，会针对此事找到这家人，发出警告。同时提醒张先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面对这么多人时不应该下车。 张先生说，移民二十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他提醒网友遇事要报警，否则警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这些人如果不受到警告和惩罚，他下一次还会再犯的。 文中张先生为化名

“别像签证官一样工作，变成流水线上的一环，变成机器。” “你可以试试大使馆的移民部门，那里应该适合你。”劳森伯格先生对我说——彼时我刚办完上份工作的离职手续，上司劳森伯格请我吃饭，还给我出谋划策。 他是法国犹太人，曾任巴黎地区法官，后被派驻法国驻华使馆任参赞。 “你是法学专业，做签证官可以实践法律，”他对我说，“需要我的推荐信吗？” 恰逢某国驻华使馆移民部招聘，我带着简历和推荐信去应聘，很快就收到了笔试邀请。 安静的使馆区，到处是铁丝网。使馆区内很安静，建筑被铁丝网包围，面试那天，我被保卫拦住： “你不能上台阶，下去，保持距离。”我懵了，明明是公共人行道，为什么不能走？他不依不饶，我只好照做。“你来应聘的吧？过安检！”保卫语气很严肃，这成了我对使馆的最初印象——神秘森严，拒人于千里之外。 直到我戴上工作证、正式成为一名使馆员工后，他的态度才180度大转弯，和呵斥我下台阶时判若两人。 北京某大使馆外，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武警。图源：Sipa 每天一大早，使馆外就排起了队，形形色色，都是来办签证的人。 队伍两端，一边是不苟言笑的武警，另一边则是趁机做生意的商贩，有人卖矿泉水零食，有人做移民中介，还有“代理排队”的黄牛。 使馆内是另一番景象。人们肤色各异，讲着不同的语言，有的打扮精致，有的不拘小节，有在哺乳室喂奶的办公室母亲，也有在院子里遛娃的外交官，氛围轻松，和外面焦急等待的申请者们形成对比。 为了尽快上手，我很快就钻研起业务来。表面上看，签证官的工作和法官一样，都是审判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工作流程也和我在法院实习时差不多。 但深入进去，我才发现其中的区别： 首先，法院开庭听证、公开审理，移民局却不“开庭”，对外保密，在公正性和公共监督方面大打折扣； 其次，法院杜绝重复诉讼，有两审、再审、申诉、检察院抗诉等救济渠道，而移民案的救济渠道却很窄，拒签后，申请人只能再交一次申请费，重新申请，或者在目标国首都总部通过律师申诉，过程十分漫长； 再者，《移民法》本身就不健全，充满歧义，概念模糊。 这就为签证的审核埋下了隐患。 01 “你看我们的同事， 几乎都曾经是移民”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将是一份快乐的工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问我。”工作第一天，签证官法比安热情地欢迎我。 他祖籍阿根廷，喜欢吃中国菜，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饭，渐渐地就熟络了起来。 移民部门有近百名员工，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意思的是，大多数签证官还都曾经是移民。 有天吃饭时，我请教法比安：“为什么签证官往往自己就是移民呢？你看我们的同事，几乎都曾经是移民，移民局青睐录用移民做签证官吗？” “这是个好问题，你观察得很细致。”法比安说，“我不敢对移民局的用人标准下结论，但可以讲讲我自己。作为移民，我想说我不仅喜欢，而且适合这份职业。” 工作午餐，法比安学习适应中国菜。 移居X国前，法比安是阿根廷一家大型德国企业的人力资源高管。千禧年后，阿根廷经济下滑，企业不景气，他萌生了移民海外的念头。 为了移民，从小讲西班牙语的法比安苦练了几年英语，直到现在，他的口音仍然带有浓重的西班牙味。 因为亲身经历过，他特别理解移民的难处，同时也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移民，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移民必须有好心态，能接受生活的巨大变化，并且有潜力去不断迎接新环境的挑战。以前我在阿根廷是中产，移民后，我要从低处做起，这是必须承受的。” 费尽心思来到X国，法比安却找不到HR高管的工作——这行要求非常熟悉本地劳动力市场，还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他人生地不熟，甚至连人力资源的基层职位都够不着，最后只好从行政、文员做起，收入不高，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 困窘归困窘，那段时间在底层摸爬滚打，法比安有机会接触到各色人等，这倒是为他日后考入移民局奠定了基础。 我参加使馆的业务交流会。 “我以前是职业HR，看过无数简历，炼就了火眼金睛，这是我的优势。”法比安自豪地说。 有次，我怀疑申请者的资料造假，便拿着案子和他讨论。一看到材料，法比安立即指出了问题所在：“这个人整过容！他本来长得不是这样。”他指着申请人的照片说，还给我分析了她的鼻梁骨结构、五官比例等问题。 “我会首先看人的长相，这是我当HR时的职业习惯，”法比安笑着说，“相由心生，错不了。” 不仅如此，这段个人经历还深深影响了法比安对案件的判断。 一次，几个签证官对一件案子有争议。申请人本科硕士读的是不同专业，从事的职业也和专业不沾边，还经常跳槽，在很多公司和行业都待过。 有签证官认为，职业路径混乱，可能意味着这人朝三暮四，不太稳定，出国后也许会动心思，不想回来。 但法比安却对这位申请人十分欣赏，认为他经历丰富，能驾驭不同专业和领域，有开拓者精神，是有用之才。 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这位幸运的申请者通过了审核。 使馆的消防演习，很多移民官曾是移民。 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了不同签证官对案子的审核标准有很大出入。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加斯帕身上。 加斯帕是移民部两位非洲裔签证官之一。1970年，他出生在非洲多哥——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1999年成功移民X国，考入移民局，成了一名签证官。 至于如何从多哥奋斗到发达国家，加斯帕从来不讲。我只知道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留在多哥生活，而他走出了非洲，成了发达国家中产，还担任外派中国的外交官，获得丰厚的外派补贴。 如今，他的妻子在美国生活，儿子就读于广州一所昂贵的美国学校，放学后回到广州珠江新城的高级公寓里，和父亲一起享受外交礼遇。 这是一个阶层跳跃的励志故事。加斯帕对自己的工作颇感自豪，同时又保持着同理心，尤其是对那些和他境遇相似的当事人。 供外交官家长阅读的亲子杂志里，国际学校广告展示的“精英教育”形象。 有段时间，我接到很多委内瑞拉籍公民的移民案。和中国申请人不同，他们提交的身份、教育、财产资料很难在中国查证，我一时无从下手，便向更为资深的加斯帕请教。 他对这种来自“落后国家”的案子颇有见解：“委内瑞拉遭遇了经济危机，国家濒临破产，很多国民都开始另寻出路。这些人一定在墨西哥申请过吧？” 我一核对，还真是被他说中了，当事人都有墨西哥旅行史，墨西哥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之一，X国移民局在当地设有大型服务点，这里是拉美地区的移民枢纽。 后来我又请教过其他签证官，发现没有人比加斯帕了解得更清楚。我不禁联想，他究竟是怎么从非洲“突围”的？难道也是经过墨西哥？这是他的秘密。 广州小北的非洲人聚居区。图源：Sipa 作为名副其实的“非洲通”，加斯帕对广州的非洲黑人群体也有独到的见解。 广州小北一带聚集了很多非洲人，不少人谋划着从中国向欧美移民。“申请者大多数是居住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 加斯帕发现了规律，“尼日利亚被称为‘非洲的中国’，人口最多，最喜欢出国移民，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中，绝对有尼日利亚人。” 虽然都来自非洲，加斯帕却不愿和他们混为一谈。已经出走20多年的他，不喜欢被当作非洲人看待。每当遇到非洲申请人的案子，他都看得很仔细，不知内心会有怎样的挣扎。 他愿意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变成下一个自己吗？ 结果是，大部分非洲申请者还是被拒签了。 02 薛定谔的“自由裁量权” 如今想来，无论是法比安对冒险者的青睐，还是加斯帕对拉美、非洲移民的见解，本质上都是他们作为签证官的“自由裁量权”。 在司法领域，即使有严格的法律，法官的个人认知和喜好仍能左右案子的审判结果。 而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签证官，自由度往往比法官更大——签证审批是“独任制”，一人决定，全权负责，除非特别审查，否则其他签证官无权推翻对同一申请的决定。 也就是说，对个案的判断，高度依赖签证官的个人理解。如果同一申请由不同的签证官受理，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有时，甚至会改变申请人的一生。 北京三里屯东5街上的外国大使馆标识。图源：Sipa 我的同事卡洛琳就遇到过这样的时刻。 在一次审核中，她通过研究资料的相关性，推断出申请者是国际人口贩卖集团的人质。 “即使事情过去十多年了，我仍然忘不了。”卡洛琳说。 她当时负责给移民批居留证，某天，接到一位希腊女性移民的举报，说有个男人是移民黑户，在做贩卖人口的勾当，请求卡洛琳批捕他，把他关在移民看守所里，千万别放出来。“因为男人已经知道她举报了自己的事，一旦被放出来，女人很可能会被他杀死”。 那个男人此前已经拿到了合法居留的资格，“我怀疑他是蛇头，但他坚决否认”。卡洛琳审讯了他一整夜，但还是找不到证据，“虽然那希腊女人说他有杀人倾向，可我没有证据断定他会杀人”。 疑罪从无是法律规定，作为移民官，如果仅仅怀疑对方有杀人倾向就将他拘留，这是犯法的。 卡洛琳没办法，只能放他走。说到这，她哽咽了起来。 联合国于2019年发布的《2018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显示，2003年到2016年间，全球被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总数呈上升趋势。资料来源：UNODC 就在放走男人的次日下午，坏消息传来——那男人真的把希腊女人杀死了。报案人是女人的妹妹，她愤怒地指着卡洛琳的鼻子骂：“就是因为你，姐姐被蛇头杀死了，她昨天已经说过，如果把那男人放出来，她会被杀掉，可你居然把他放了，你在杀人！” 说到这里，卡洛琳的眼睛泛起了泪光。我能感受到她对希腊女人的愧疚，但即使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她也不会被追责，因为她只是在执行移民法。 “从此我的良心受到深深的震撼，非常内疚，发誓决不让悲剧重演。绑架与人口贩卖，永远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事。在我发现申请者可能是人口贩卖受害者时，就一定阻止，即使只是合理怀疑。”卡洛琳语气坚定。从此之后，她拒签了一系列涉嫌人口贩卖的申请，阻止了一场又一场潜在悲剧。 当然，这些申请可能并非人口贩卖，而是卡洛琳的过度想象罢了。 北京美国大使馆前，排队签证的人们 在移民申请中，移民局掌握着100%的权力，申请者可以说是毫无议价权，唯一的办法，就是讨好（satisfy）签证官——在材料上动动手脚，抬高收入，伪造学历和履历，让签证官相信他们无意留在国外。 签证官被赋予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却很少有“枉法裁判”的追责，归根结底，在于那套漏洞百出的《移民法》——这套由目标国自己制定的国内法，却能跨越国境进行涉外管辖，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管辖外国人，本身就不太科学。 有一次，中国签证助理对一份申请做背景调查。申请者自称是保健品行业响当当的“大佬”，还提供了很多自己路演的照片和广告。 助理上网一搜，却发现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某百科词条里，相关搜索词条全是“某某卖假药”、“某某是骗子”、“某某是被执行人”…… 经过信用查证和电话访谈后，助理确定他是一家皮包公司的老总，招摇撞骗上了信用黑名单，申请外国签证是想卷钱跑路，“黑”在外国不走。 助理向欧裔签证官解释了风险，可对方却不以为然，反而批示了签证——在他的理解中，这位申请者很有经济实力，可以为本国带来投资。 就这样，中国的违法者成了外国的“经济推动者”。 类似的，还有非法传销团伙顺利获得签证的例子。在外国签证官看来，中国的非法传销团伙不仅不违法，还有助经济发展。因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外国签证官不了解中国国情，以为全世界都如此。 上班路上 “别像签证官一样工作，不要像他们一样，变成流水线上的一环，变成机器。”我的同事大卫说，“要像签证官一样思考。” 大卫是犹太人，2013年加入使馆移民部。 他认为签证官需要更多思考，才能做好高难度的判断：“我们是在拿一套根据一国国情制定出的不切实际的移民法，去对文化差异巨大的外国人进行判断，然后为目标国挑选出最有利的来访者和潜在公民。” 来华一年，大卫遍读了英文版“四书五经”和中国哲学经典。 据他观察，很多签证官对中国社会的理解非常片面，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像国外“唐人街”里的华人一样——只知道赚钱、对社会毫不关心。 “签证官们应该在中国到处旅游，走遍大江南北，去看看这个国家的人。你会发现，不是每个来申请签证的中国人都那么向往外国，也未必都想留下。现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外国更需要他们的到来，而不是他们需要来外国。”大卫说。 相比于那些看谁都像偷渡客的同事们，签发签证时，他的态度要开放得多。 03 “如今这份工资，只够我挤地铁” 市场经济讲求“用数字说话”，近年，这种思维也蔓延到了移民局。 2018年，部门主管开始统计全年的申请总数和签证费收入，就连每个签证官的平均工作量也纳入了考核——这直接关系到员工能否升职加薪，领导能否晋升。 除了审核签证，每天下班前，我要填表汇报当天的工作内容和完成的数字，细致到每小时。领导还专门安排了人手，每周每月做数据统计报表。 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觉得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自找麻烦。 审批数量和速度都在考核指标里，唯独没有质量要求。 因此，申请者花了大价钱准备的申请资料，在签证官面前不过是几十秒一闪而过，因为签证官需要速度——用最快速度，做出一个对自己最有效的决定，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举办投资贸易宣讲会，是提高签证申请量和吸引移民的办法。 为了创造业绩，我的部门领导也开始给自己增加工作量，时不时就来办公室转悠，默默监视员工的一举一动，要是发现员工不在工位上，便开始暗暗计算对方离开的时间。 有次，一位同事从洗手间回来，被领导叫去问话，要他解释“为什么上厕所需要20分钟”。大家觉得这种管理方式荒谬至极，开始怨声载道起来。 但尽管如此，面对公派海外的优厚待遇，能抵御诱惑的人寥寥无几。压力与诱惑之下，有人动起了和核心业务不相干的心思。 从2016年开始，每回部门举行节日联欢会，同事费尔南多总是费尽心思坐在首席参赞身边，想着多陪几个笑脸。工作日休息间歇，我常常见到他一个人在办公楼外抽闷烟，郁郁寡欢。一聊才知道，原来他的职位即将被裁撤，他很可能被召回总部，离开中国。 万圣节前夕，使馆区的外国超市门口卖起了南瓜。 在移民局体制里，升职和公派海外，是评判一个人业务能力的标准。在本国的移民局工作，充其量只是个领固定工资的普通工薪族。 公派海外，不仅能获得外派、住房和子女教育补贴，还能享受外交礼遇，生活质量提高一大截。 众所周知，中国是很容易出业绩的地方，这里申请量大，KPI好达成，因此更容易升职，是移民官争相想来的国家。 费尔南多原本是个工作认真的签证官，但因为没讨得大领导的欢心，如今正面临着即将离开中国的尴尬。 “你以为我喜欢讨好领导吗？如果不讨好，我就不能留下来，就不能认真去看那些申请了。我很想给中国的申请人提供专业的审核，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但如果我连这个职位都保不住，一切就无从谈起。”费尔南多说。 后来，他还是离开了中国。 使馆经常举办酒会和社交活动，签证官的工作表面很光鲜。 近年申请总量下降，签证官的收入也随之下滑，不再是大家眼中的高收入“金领”了。 2004年，签证官伊丽诺加入了移民部，至今工作了16年。“2008年之前，我每天都打出租上班。可现在这份工资只够我挤地铁”。 过去中国经济落后，外国的钱拿到中国消费就很宽裕；中国劳动力也便宜，外国使领馆用很低的工资，就能吸引到中国高水平人才。但如今情况不同了，越来越多行业愿意提供更优厚的待遇。 面对这个变化，使领馆却无动于衷。 2017年，使馆贴出一则招聘广告，想给大使招一名御用厨师，要求“中英文流利，精通中西菜肴，且要有10年以上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的工作经验”——我不禁汗颜，纵观当时北上广深的五星酒店，行政总厨的年薪在70万上下，相较之下，使馆开出的14500元月薪实在少得可怜。 眼看着其他行业工资不断增长，而移民局的工资依旧是十几年前的水平，伊丽诺觉得，这份工作唯一的好处，可能只有“稳定”了。 使馆区紧挨着奢侈品购物中心，每日经过这样的橱窗，却消费不起。 这种“稳定”也并不绝对，这年头，使馆也在裁员。 2012年，移民部就裁掉了一批员工。“当时大家当然很惶恐了。”伊丽诺说，“可后来证明，裁员不见得是坏事。被裁的人都拿到了一笔经济补偿款，有人用几十万的裁员补偿款去创业，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国际教育幼儿园，收入比在使馆时还好。” 签证申请量下滑，加上人工智能终有一日会取代人力，越来越多的人未雨绸缪，主动选择离开。 在中国当了5年签证官后，33岁的查理·梁递了辞职信，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当经理。他觉得这份工作收入少，除了做一辈子签证，没别的出路，不早点跳槽，以后怕是没机会了。 华裔签证官比尔·刘也辞职去了上海发展，和合伙人开了公司，彻底转行。在使馆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为自己终于离开这个地方感到高兴。 位于北京使馆区的公寓 话虽如此，依旧有人不断闯入这座“围城”。 华裔签证官陈柯幼年随父母移民海外，考入当地名校，攻读生命科学专业，收入本可以是现在的好几倍，可他还是选择了使馆的工作。 “在国外孤零零的，没归属感。我想稳定下来、成家立业。”考入X国驻华使馆后，他马不停蹄地相亲、买房、结婚、生娃，继续审核那些像他父母当年一样，渴望出国的中国人。 有人则和陈柯相反，从中国折腾到国外，但做的还是一样的工作。 在使馆工作多年后，李念带着太太儿子办理了移民，如今正蜗居在国外的出租屋里。他读传媒专业出身，原本打算在国外大展宏图，但传媒是非常依赖语言文化环境和人脉的行业，李念找不到相关的工作，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当地移民局继续当签证官。 “为了儿子，我只能这么将就一下了。”李念说，“移民第一代往往是牺牲品，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儿子以后可以少奋斗大半辈子。” 2017年，我从北京使馆调任至广州领事馆，5年里接手了数万件移民案，把移民法领域该学的、想学的，都认真实践了一遍。 新的发现越来越少，剩下的只有重复。我意识到，再继续下去，就真成了大卫口中的“流水线零件”了。 这份工作经历固然独特，但还有更多的领域值得我去努力。 2020年，逢着疫情，我也辞去了工作，开启了新的旅程。

如果说疫情只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疫情直接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在新加坡疫情最严重快封城的时候，万事通身边一个好友的亲戚，就放弃了在新加坡的工作和朋友圈回国了。 据说他们全家都是PR身份，但是因为疫情，他们觉得还是回国更安全…… 当时万事通听说这事儿还觉得很夸张，最近万事通又采访了一位同样是疫情期间选择回国的通心粉，听了他的心路历程。 万事通似乎有些理解他们的选择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个通心粉的故事。 被猎头挖来新加坡实现事业新发展我是做IT的，也就是大家说的码农，大学毕业后，运气不错进入一家大公司，当时所在的团队做出来的一款软件大火，在团队里历练了几年，我就被就被猎头挖走，去另一家工作走上了管理岗位。 来新加坡也是一个新的工作契机，当时有猎头联系我，表示新加坡这边的公司想聘请我去做高管，年薪能达到百万人民币。我着实是心动了，毕竟我还年轻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完全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所以我欣然接受了新加坡的工作机会…… 结婚生子两地分离来到新加坡工作的第二年，我就回家和从大学时就开始交往的女朋友结婚了，我本打算结婚后就把妻子接到新加坡来，我持有EP准证，收入也够高，可以给家属申请签证。 但是我岳父身体不太好，妻子不想离开父母来新加坡生活，而且也割舍不下国内稳定的体制内的工作。我们只能两地分居，但是好在，新加坡回国特别方便，老板给的年假也不少，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国两次。 结婚第二年女儿出生了，每天只能通过视频看孩子，那滋味真的太难受了，我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很多瞬间。有时候不禁自我反省，我真不是个合格的丈夫、不是个合格的爸爸。 但是在新加坡工作几年后，我也慢慢爱上了新加坡，新加坡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包括我了解到的教育环境都是我喜欢的。 妻子在来新加坡旅行几次后也有所动摇，觉得以后如果能带着女儿，一家人在新加坡定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毕竟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夫妻俩也把孩子的教育问题放在第一位了。 为了能尽快接妻子和女儿来新加坡生活，2019年底我递交了PR的申请，虽然我一个人在这工作，拿EP还是PR对我影响并不大。但想接家人过来，PR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什么经验，也不太了解申请程序，为了提高成功率我还找了个专门帮忙申请的公司帮我提交了申请。 一场疫情动摇了我留下的决心 2020年春节期间，正好我有个负责的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候，本来打算回国探亲的我，只能留在新加坡好好完成工作。 让人没想到的是，春节后新冠疫情席卷而来！1月底的时候新加坡也出现了确诊病例，疫情开始两国航班开始减少，到我家乡的直航航班也停了。 后来中国出了“五个一”政策，回国还要隔离14天，想回国简直比登天还难…… 4月新加坡开始封城，我也开始在家工作，思念家人而不能回国，让我催生了一个念头……彻底回国吧！ 这样的念头一旦产生，就很难挨下去，毕竟这疫情遥遥无期，PR申请了一直没有收到好消息。 最终决定辞职回国我把我想辞职回国的想法跟妻子和父母说了一下，没想到他们都特别支持我，毕竟国内现在疫情控制的很好，基本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而新加坡还在努力抗疫，我在这里工作，家人都很担心。 有了家人的支持，我更是毅然决然……7月我向老板递交了辞呈，我就买了8月回国的机票。然后跟在新加坡的朋友们打电话一一告别，朋友们知道了我的决定都蛮震惊的。 当时帮我办理申请PR的公司还劝我可不可以把辞呈要回来，说我这种情况能批下来概率很大，因为已经等了大半年了，说不定很快就有消息了……但我去意已决，最终还是回了国。 是对还是错？回到家人身边，一开始特别踏实。每天可以拥抱妻子和女儿的生活是我梦寐以求的！ 但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找工作才发现，一切不是我想的那么顺利，虽然疫情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并不大，但是我家乡不是一线大城市，机会本来就少，现在疫情下经济萧条，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想找到我之前在新加坡同等职位和薪酬的工作几乎不可能。 我知道人做了决定就不应该再徘徊，但是我还是在想，如果正在pending的PR最终通过了，我还会选择回新加坡发展吗？ 问过自己好多次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通心粉们，看了这位网友的经历，你是不是也和万事通一样，理解了那些在疫情期间，选择彻底回国的人们。 在外打拼不容易……选择回国也不容易……是去是留？到底怎样才是对呢？或者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答案……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人来人往，看上去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热闹。 然而，今年年初的唐人街，街道一度空无一人，只偶尔有救护车鸣笛呼啸而过。 自那个寂静的春天到昨日，已有26189名纽约人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老年人。 我叫陈本儒（Alan Chin），1971年生于纽约，是一名战地摄影师。从2岁起，我就一直在唐人街生活。看到新冠病毒在养老院中肆虐、且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他们的身体和生命活力，我不得不承认，我曾暗暗为自己已不在人世的父母、祖母、曾祖母和曾叔父们悲痛地欣慰，因为他们可以不必承受如此折磨和痛苦。 只是，当遇见附近街区居住的老人时，我仍常常想起他们。 松柏大厦养老院（The Chung Pak Senior Housing）位于曼哈顿唐人街中心区域，是唐人街唯一的养老院。它有88个房间，同时还有一个长长的排队名单。为了住进这里，有的人需要排队数年。 养老院的屋顶有一个向居民开放的花园，还有一个因“跨代（multi-generational project）”项目而启动的菜园，平时由附近的学生负责照料。往日，孩子们不时前来种地、照顾瓜果、与老人聊天。而今年受疫情影响，孩子们至今无法在这个小小屋顶相聚。 ■ 养老院的屋顶菜园。 黄太太今年99岁，已经住进养老院10余年，是这里最年长的住户。她来自广东台山，年轻时曾是一名制衣工人。疫情期间，她“一直被困在房间里”，护工又没法工作，只能由女儿们轮流到养老院照顾。“我太难了。我觉得特别无聊，但又没有任何办法。我期待着疫情完全结束、可以随意出门的时刻。我希望不会等得太久。” 陈夫人85岁，1976年从广东斗山来到美国。在入住松柏大厦之前，她一直从事制衣工作。疫情蔓延的几个月里，她不敢四处走动，只在不得已的时候出过两次门：一次是8月去看眼科医生，一次是9月去注射流感疫苗。她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时常感觉眩晕。最恐怖的一次是在疫情期间，我醒来的时候觉得整个房子都在旋转。这种眩晕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我的女儿开车赶到。” 陈夫人不识字。在她生活的年代，女性往往没有上学的机会，“读书是留给男孩子的”。而即使在移居美国多年后，她仍然保持着非常“广东人”的生活习惯。闲聊间，她告诉我“蛇是长寿的关键。要把蛇泡在酒中2-3年，然后喝蛇酒。” ■ 李夫人和李先生在房间里。 李夫人是我遇见的唯一一位丈夫仍健在的养老院居民。他们的房间临街，打开窗户，唐人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街道一览无余。但疫情期间，她感到心情低落。“疫情就像蹲监狱。这段时间，我们的孩子来探视也非常不便。” 她的丈夫李先生患有老年痴呆症。在我们的聊天过程中，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 疫情期间，院长伍先生非常忙碌，常常加班。 这栋公寓里还住着养老院的院长伍先生，今年是他在这里工作的第一年。由于职员从7人减少到仅剩1人，他不得不兼任门卫。为了弥补人手不足，部分护工志愿清扫公寓的地板和楼梯。伍先生用积极的话语鼓励大家，“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一家人”。隔壁面包店也送来了免费的面包券。 疫情拉长了人与人的物理距离，但却促使他们产生了更为亲密的联结。 ■ 由于人手不足，养老院的一名护工正在志愿清理走廊地板。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China Virus”的谬论中，唐人街成为最早受到疫情影响的区域。 2020年的头两个月，唐人街上的门店收入即开始暴跌。 同一时间，针对华裔的骚扰和暴力事件骤升，甚至波及到整个亚裔群体。 ■ 2020年5月5日，曼哈顿唐人街的Doyers Street十分空旷，偶尔出现一人一狗。 ■ Pellstreet 和Doyers street路口原本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商业区。然而到了5月初，道路两侧的店铺大多仍旧门窗紧闭。 ■ 彼时，纽约市几乎所有的中国餐馆都关闭了。MottStreet 50号的新上海餐厅临时成为疫情期间的食品供应点，一位店员正在向顾客售卖肉类。 ■ 李女士（Victoria Lee）和她的志愿者团队参与到一个服务唐人街老年人群体的公益项目（Greensfor Good initiative）中，他们正在为这些老年人准备140个由水果和其他食物组成的爱心包。 ■ 5月，工人正在用水清洗路面。 ■ 5月，原本人潮拥挤的Bowery只剩下满街的灯火。 ■ 8月，曼哈顿下城开始试图恢复经济，唐人街逐渐重新开放，但许多店面的大门未能再度打开。 ■ 10月，唐人街上戴口罩的人。 ■ 陈先生（Karlin Chan）（右二身着灰色夹克者）正带领“唐人街街区守望台”成员巡街，成员们统一穿上了颜色鲜艳的橙色T恤和背心。 陈先生（Karlin Chan）退休前是一位光纤工程师，一生都居住在唐人街。疫情爆发后，他始终密切关注着与病毒同时蔓延的种族歧视情绪。今年2月，他联络了一些朋友，成立了“唐人街街区守望台”（Chinatown Block Watch），隔天就会轮流在街上巡逻。 据他了解，有超过一半的歧视、骚扰事件未向警方报案。“三月初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他们常寻找脆弱的目标——独自行走的单身女性或老人。”有时，冲突也源于语言障碍，“有时言语误解也被认为是种族主义。在被困了几个月后，人们都感到很沮丧，遇到语言沟通障碍时，沮丧又变成了愤怒。” 他补充道。 在过去几个月的巡逻中，他们只进行过一次干预，“有人在街上对一群老太太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我们就把他‘请’出了社区。” 另一位成员钦森·格雷森（Grayson Chin）说：“反亚情绪仍在继续，我们只是想成为一股可见的威慑力量，让生活在这里的亚洲人感觉到安全和舒适。” ■ Kiyoe Takada（左一身着黑色者）是唐人街街区守望台的成员，正在对一名露宿街头的女士进行健康询问。 ■ 唐人街上售卖口罩的小摊。 唐人街的生活还在继续，但是疫情带来的改变似乎让它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如初。10月1日中国国庆这天的查塔姆广场（Chatham Square）上，商家免费分发口罩，不少人排起了长队。 不远处的双重脆皮面包店（Double Crispy Bakery）店主黄先生告诉我： “我们原先有10多名员工，但5月25日重新开业后，只剩下7名员工了。 疫情前，我妻子已多年不到店上班，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回到店里。 一周7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我们都在工作。 如今受疫情影响，生意大不如从前，我们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 不过让黄先生感到安慰的是，近日，他刚刚获得一个申请补助金（The Longevity Fund）的机会 。这是针对疫情设立的一项非营利性计划，将向通过申请的40个小型企业各发放5,000美金赠款。 这项基金的发起者是两名华裔女性詹妮弗·谭（Jennifer Yu Tam）和维多利亚·李（Victoria Lee），在科技公司工作。与老一辈相比，他们是英语比广东话流利的年轻一代，满足了家庭向上阶级流动的愿望。 她们在网站里写道：“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长期影响加速了曼哈顿中国城的乡绅化，也在一定程度加速了中国城的居民和商户的流失。中国城商户的倒闭不仅仅会导致北美最有历史的华人聚集区和亚裔美国人最有文化意义的街区的消失，而且还会给在当地居住的工人阶级居民带来不可逆转的风险。” 然而尽管有多方的扶持，唐人街许多小店仍没有撑过疫情带来的生意寒冬。10月4日，在桑树街，有着十余年历史的LungMoon Bakery在结束当天的营业后永远地关上了店门。 ■ 10月4日， Lung Moon Bakery营业的最后一天。 桑树街和贝雅德街拐角处，一家倒闭的冰淇淋店门口，社区艺术活动家陈女士（Amy Chin）正在用卷尺测量一面向着街道的落地窗户。她的非营利组织“Think！Chinatown” 将于10月16日至25日举办第三届唐人街艺术周，她计划利用这个空间安装投影，每晚放映木偶戏。 今年，艺术节将由部分艺术装置和数字内容构成，以此确保艺术家和观众的安全。她说：“我们的目标是让公众和邻居们认识、参与唐人街的文化，并与之产生互动。” 哥伦布公园是唐人街最大的公共空间。随着城市生活慢慢恢复，象棋棋手们也重新回到了公园的石桌旁持子对弈，时不时摘下口罩抽口烟或喝口茶。 自1850年代以来，尽管经历了《排华法案》、种族主义住房、世界大战、经济萧条……曼哈顿的唐人街仍然作为纽约城市景观和历史构成的重要部分，无法被抹灭。 我是家族中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 疫情中，我常常回想前人的非凡勇气和毅力。 当下如昨日，前路仍充满挑战。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华人妈妈的辛勤与坚持，也看到了无数移民父母的影子。 昨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股民们见证了奇迹般的一刻—— 一家由3名华人小伙创立的公司，刚刚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交易首日股价就暴涨了92%，不少摩拳擦掌的股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惊觉自己已经买不起了。 而这3名年轻的华人，也在一夜之间，集体变成了亿万富翁。 这家神奇的公司就是加拿大华人所熟悉的DoorDash外卖平台，疫情期间，不少人都下载了这款APP，但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饥肠辘辘时点下一单单美食，助力造就了今日市值713亿美元的外卖帝国，更将3位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华人学生，推向了人生的巅峰。 DoorDash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由斯坦福大学3名华人学生Tony Xu，StanleyTang，Andy Fang于2013年创立。 其中，首席执行官Tony Xu中文名徐迅，今年36岁，出生于中国南京，儿时跟着父母移民美国。 这位新冠疫情催生的新晋华人富豪，俨然已成为美国商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今天，各大美国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着，这位移民之子，是如何在华人父母的教育和激励下，成为亿万富翁的。 徐迅一家人的故事，字字句句都是华人移民们感同身受的酸甜苦辣。 徐迅刚来美国时，只有5岁，一家人口袋里只有250美元。当时，父亲来美国读工程和应用数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母亲不得不放弃她在中国当医生的职业生涯，随着父亲一起到美国开启新生活。 徐妈妈初到美国时，面临的冲击和落差，相信很多华人都能体会—— 她在国内的医生执照美国根本不承认，想在美国找到专业相关工作，根本是痴人说梦。 然而，徐爸爸在读书，家里的钱非常紧张，只能靠联邦援助金度日，小小的徐迅，连嘴馋想去吃顿麦当劳都是莫大的奢侈。 徐妈妈不能看着家里坐吃山空，于是，为了丈夫和孩子，徐妈妈放下身段，去了当地的中餐馆打工。 徐妈妈并不甘心一辈子在餐厅当服务员，也从没幻想等老公找到高薪工作后回家当家庭主妇，她每天打3份工，咬牙扛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辛苦，为的不光是让家人填饱肚子，更是为了攒钱读书，拿下美国的医学学位，重新成为受人尊敬的医者。 徐迅在美国度过了捉襟见肘的童年，还只是个小男孩的他，过早地懂得了生活的不易。 为了替妈妈分担，徐迅9岁时就靠帮别人修剪草坪赚钱，后来还去到妈妈当洗碗工的中餐馆，跟妈妈一起刷盘子。 好在，徐妈妈和徐爸爸虽然也一直省吃俭用，但跟大多数华人父母一样，他们深知“再穷不能穷教育”，一早为徐迅攒足了大学学费。 后来，争气的徐迅考上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工程学。 而此时，徐迅的妈妈，在连续12年每天打3份工，把儿子送进大学后，也终于攒够了自己读书的钱。在修完美国的医学学位后，徐妈妈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诊所，重新做起了引以为荣的医生。 从父母这里习得“学无止境”精神的徐迅，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又继续来到斯坦福大学深造，攻读MBA。 在这里，他与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华人同学，命中注定地相遇了。 2012年，一个课堂项目上，徐迅，Stanley Tang，Andy Fang被分到了一个小组，他们为帮助小型餐饮企业，建立了一个外卖网页。 原本，他们只是想测试一下大家对外卖的需求，没想到，网页意外地火爆了起来，订单接踵而至。 于是，3位华人小伙只好白天上课，晚上送外卖。 2013年，他们获得了一笔12万美元的投资，正式将公司更名为DoorDash，并迅速扩张生意版图。 很快，DoorDash业务遍布全美各地，也进军加拿大和澳洲。 2020年，新冠疫情给DoorDash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助力，民众们为了避疫，不再亲自下馆子，而更多地选择在手机上订餐，这导致DoorDash营业额比去年暴涨了3倍。 时势造英雄，在疫情中繁荣成长的外卖业务，将徐迅等3名华裔掌舵人，送上了美股IPO敲钟的舞台。 可能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从穷小子变成亿万富翁的徐迅，直到今天依然过着十分朴素简单的生活。 因为从小知道赚钱的辛苦，徐迅一直十分节俭，对自己很“抠门”。据DoorDash的员工称，即使在开公司有钱后，徐迅也拒绝像其他老板那样给自己换豪车，而是一直开着那辆2001年的本田雅阁，一直开到车子彻底报废。 在创立DoorDash后，徐迅娶了一位他在教堂认识的华人姑娘，Patti。现在，两人的女儿Olivia已经两岁了，徐迅仍保持着每周五和妻子进行“浪漫约会夜”的习惯。 在徐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华人男性的孝顺、智慧、闯劲、和深情。 相信在广大的海外华人群体中，还有无数如徐爸爸、徐妈妈般为孩子以身作则的华人父母。也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华人孩子，在父母的爱与教导下，长大，成材，在这个时代发出华人的最强音！

最近关于移民出台的政策比较多，很多人纷纷想移民，有的都已经开始行动了，但是很多时候就像围城里说的，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今天就看到有网友考虑要不要回 先说说楼主，楼主来加拿大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工作生活都还不错，也有房子，没有太大压力，日子还算舒适。 按道理说应该不会考虑回国的问题，但是呢，出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想要回去的原因却是有诸多雷同，比如说：因为家庭原因。 楼主现在考虑回国，主要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不放心，想要回去待在父母身边尽孝。 回去的话虽然房车都有，压力也不大，但是楼主也有些担心，楼主表示之前也没有融入过国内的社会和工作环境，与国内相比自己除了英文和一些管理经验，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并且老家又是北方内里省会城市，外企不多。 虽然有这么多的担心，但楼主觉得为了父母还是应该做出一些牺牲的。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其中有一个网友也面临着与楼主一样的情况，父母年纪大了，爸爸不愿意过来。自己在加拿大各方面都还不错，回去的话别墅都能配起，但是真的不敢回去。 该网友表示，回去之后工作，人脉资源都要重新积累，由于不了解环境，不敢创业只能先打工，所以回去的话，去哪里也要考虑。另外环境，食品安全，空气质量以及孩子教育都是问题，都需要考虑。 还有网友表示不回去主要是怕学校给的作业太多，做不过来。 其中有一个网友提出可以让父母每年过来适应几个月，尽量住在华人区，近超市的。之前父母也是不愿意过来，但是该网友连续三年都强迫父母夏天来冬天走，然后后院种种菜，周末去公园玩，有时间了带他们去旅行，现在美国墨西哥加东加西都陪着走了一圈了。现在父母觉得在加拿大的日子也挺好的，如果不是疫情今年也早就来了。 楼主也尝试过回国，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加拿大。 还有一位最近打算回国发展的网友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可以让父母适当的来住住，或者每年回去时间长一点，多给父母一些钱，找人照顾，家里可以安个监控随时关注父母。 其中有一个网友提出既然当时父母含辛茹苦的把你送出来，就是想让你过更好的生活，不要辜负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另外还有孩子教育和以后的发展问题，都不是很建议回国。 还有一位网友表示毕竟大家不了解楼主的实际情况，建议楼主夫妻两个具体的做个回国可行性分析，建议从金钱、回国出路和小孩这三个方面入手。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回去，这样也不会给自己留什么遗憾。 还有的网友直接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看了网友们的回复后，小编只想说，你们真是世界好网友，全网最美网友哦！ 相信看了网友的回复后，楼主应该也有了自己的决定和想法了，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四年前的我，已经在君合律师事务所(没错，就是最近热播的《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二季里那家著名的红圈所)执业快八年，晋升合伙人指日可待;先生是工程师，事业有成;儿子在挤破头才能进得去的部委幼儿园上学。 作为北漂第一代的我们，有北京户口，住在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的学区房里，日子过得貌似不错。天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在北京城笼罩在雾霾中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无处可逃，计划移民。然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从启动申请到拿到登陆纸，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跟我们的长期计划相去甚远。 于是，2016，已经三十多岁的我们拖家带口，带着还不到6岁的儿子，拖着六个行李箱，飞越了大半个地球来到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转机，又在载客人数只有20多人的小喷气式飞机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在半夜里到达了目的地爱德华王子岛——一个坐落在北大西洋里的小岛，加拿大最小的省份。 我在国内时就已经通过互联网搜索好了王子岛省会城市夏洛特敦的最好学区并且租定了学区房(这大概是中国妈妈们最热衷的事之一了)，在等待学区出租房的几天里，我们先住酒店。值得称赞的是，加拿大的学区房规则跟北京不太一样，不要求学籍儿童的直系亲属拥有学区房，一纸租约即可，学霸妈妈甚是欢喜。 夜幕遮蔽了一切，在我们到达的当晚，王子岛并没有向我们展示她的真实一面。然而，在倒时差无眠的夜里，人间四月天竟然落雪无声，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对于从已经春暖花开的北京来的人民而言，我们欣喜和震惊参半，无法预见在寒冬真正来临时王子岛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随后的几天，紧锣密鼓的办理各种手续，终于搬进了学区房——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间出租房，坐落于著名的Burns Avenue上65号的Townhouse(我们戏称之为华人街，因为租户基本都是华人，学区房缘故吧)。这是个联排，搁北京那就是联排别墅，上下两层，三房两厅两卫，自带车位和后门晾台，乳白色外墙和墨绿色门窗，倒也清爽干净。 接下来我们在王子岛生活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租来的Burns Avenue 65号联排别墅见证了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奋斗历程，等我拿到多伦多大学法学院入学通知、准备搬离王子岛时，65号已经成为记忆里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家的代名词。 在这里，儿子走进了岛上“名校”，光荣地成为一名一年级小豆包。 在这里，我很快在夏洛特敦历史最久(超过50年)、地处女王大道核心地段的一家律所找了份paralegal的工作，这在当地律所史无先例(华人当时在王子岛并不太多见)，也算是我们融入当地的一个重大进步。 我从此经常前往律所斜对面的PEI省高级法院递送材料，律所的创始合伙人之一John得有70岁了，胖胖的身材，非常友善和幽默。 最开始我发现他的签名档总写成QC，很认真的问他QC的含义，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Quite Cute”，我当时差点笑喷。当然，后来我也弄明白了，QC是Queen’s Cousnel，是用于表彰做出过卓著贡献的律师的荣誉称号。 John和其他创始合伙人年轻时照片见图片6，右一为John 在这里，冬天的时候，学校估计有三分之一是Snow Day，闭门不开。预报有雪暴的天气，每天早上7点听收音机是必须的，要不然贸然去学校会吃闭门羹。一听到学校又关门了，儿子总是欢呼不已。更美好的是，这里有雪暴时，不仅学校不开，连各色工作单位也是一样关门的，不用上班，不是在家办公哦，是不用上班。。。所以，在雪暴的幸福时光，我们就是窝在65号家里读书读书读读书。 在这里，我们结识了住在华人街上的好多朋友，并一起准备了在异国他乡的第一个除夕年夜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尽管离开王子岛时大家各奔东西奔赴不同省份，但这美好的情谊却长存心底。 在这里，小儿从完全不会滑冰开始，迅速成长为一名实力型冰球小选手，并和UPEI黑豹队的队员们切磋球技。 特别自豪的是，我和小儿还在现场即兴接受了CBC的采访，也算是为华人争光吧。 在这里，先生还经常往国内跑，加上转机时间，单趟行程得24小时，他因此也成了夏洛特敦机场和小喷气机飞机的常客。 在这里，我们结识了很多善良、友好的本地人，有些可能也就一面之缘，却让人念念不忘。有一次，我们和朋友一起去往小岛的East Point看灯塔，下午准备返回时，因为还要驱车100多公里，我去灯塔里的小咖啡店买咖啡，跟老板提了一句还要开100多公里回去，有点困，需要咖啡提神。绅士老头老板把咖啡给我时，跟我说”this is free for you and have a safe drive”，我推辞几次也没有成功。来自异国他乡一个陌生人的关心让人无比温暖，这也是小岛最迷人的地方。 后来，我要到多伦多大学读法学院，我们搬到了多伦多，再后来，我拿到安省的律师牌照，成了持有中加两国律师牌照的律师，小岛上的生活当然比不上大城市的丰富多彩，但美丽的小岛和65号别墅作为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家，永远在我们心底里暖暖的存在着。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家，与同样远渡重洋的各位共勉。记于2020年12月。

29岁的医学博士生郑灶松，在 波士顿机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逮捕了。从美国波士顿到中国北京，每天只有一班直飞航班，HU482。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2019年12月9日这天，郑灶松准备搭乘这个航班回国，上机之前，他将21瓶棕色液体一并用塑料纸包好，藏在了一个行李中的一只袜子里。 美国海关发现了这些瓶子，FBI随后将他带走调查 哈佛大学附属贝丝以色列医院(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前研究员郑灶松(Zaosong Zheng)去年年底在波士顿机场被查获行李箱中藏有医学研究样本后，被指控试图走私回国。郑灶松12月3日在联邦法院认罪向海关官员撒谎。认罪协议中，检方同意撤销走私货物指控。 据哈佛学生校报，郑灶松在认罪书中同意在2021年1月6日量刑听证会后离开美国。不过，联邦法官将决定他是否面临进一步处罚。虚假陈述指控最高可能被判处5年监禁和25万元罚款。 据法院文档，波士顿机场海关人员曾将郑灶松标记为走私生物材料高风险人士。海关人员在搜查行李时，郑灶松一再否认携带研究样品。海关人员在行李箱中发现有21个试管后，郑灶松辩称这些与其研究无关，而是朋友给他。其后他最终承认这些样本来自其工作的实验室，他计划将这些装癌细胞样本带回在国内的实验室，并以自己名义发表论文。 两名同事曾顺利将生物材料带回国 据当地媒体报道，郑灶松承认自己未经实验室许可，从他在访问期间所工作的贝斯中心实验室拿走了8个液瓶，剩下的液瓶中有11个是他根据同事的研究复制的样本。而贝斯中心对此并不知情。一位留美的生物学博士分析，郑灶松拿走的液瓶，有可能有一部分正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 带21瓶癌细胞到底有什么用？ 核糖核酸（RNA）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以及部分病毒、类病毒中的遗传信息载体。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是一类长度大于200个核苷酸的非编码RNA，近年来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表明lncRNA在肿瘤发生发展、神经科学和个体发育等许多生物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类基因组重要的调控分子。2018年，全球第一种基于RNAi机制的药物Onpattro被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罕见病多发性神经病，到2024年预计销售额为13.08亿美元。 研究主要集中在前列腺癌，而在肾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相对较少。郑灶松参与的课题研究正在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肾细胞癌或称肾癌是起源于肾实质泌尿小管上皮系统的恶性肿瘤，占肾脏恶性肿瘤的80%~90%。 肾癌和其他癌症不太一样。因对化疗、放疗不敏感，当下治疗肾癌的主要方法仍然是手术切除。而针对其他很多癌症，目前科学家早已发现了大量有效靶点，相关靶向药物治疗较为成熟。 郑灶松参与的研究正是想为肾癌早期诊断和预后提供新指标，为肾癌治疗提供新靶点。

因为疫情的原因，加拿大移民部为了减少大流行对加拿大人口和经济造成的打击，最近也颁布了不少利好政策，什么父母团聚移民啊、PNP省提名抽签等等，屡次降低门槛，也都是为了留住不断缩减的人口。 最近，因为疫情防疫工作，加拿大移民部在新移民申请枫叶卡的流程上做了调整。据CIC New报道，目前加拿大移民部新系统推出了新移民网上登记及身份信息确认系统，这表示未来新移民抵加后可直接在网上申请枫叶卡，而无需在进行面试。 针对这项措施，加拿大移民部长迪奇诺(Marco Mendicino)表示：新程序将会大大缩短新移民抵加登录的时间。 这个新网站可以允许新永久居民和加拿大移民、难民、公民身份(IRCC)，分享他们的个人信息。同时，新的永久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个新网站，声明其抵达加拿大，确认地址以及近期照片和PR卡，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证明。 不过，这个网站不能查看移民申请的状态。每个新移民都需要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每个家庭都需要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代理人也不能代表用户进行访问。 该网站是由加拿大的跨国专业服务公司(IRCC)Deloitte开发的。IRCC于10月份开始发出邀请，邀请申请人测试该系统。 具体申请步骤如下： (1)移民申请获批后，IRCC将发送一个邀请，确认是否选择此网站; (2)确认后，IRCC将为申请者创建一个账户(自己无法创建); (3)网站受到申请者答复后，会发出另一封邮件，其中包括指向门户的链接以及有关如何使用用户名和临时密码登录的说明。 (4)申请者随后可以登录并创建密码，确认自己在加拿大，并更新所在地址并且上传照片; (5)随后IRCC将审核申请者的照片，届时申请者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照片是否被接受; (6)照片接受之后，他们会将PR卡邮寄到申请者提供的加拿大邮寄地址，大概一周内就可以拿到PR卡。 注意：申请者在上传照片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清晰的头像，尽量避免头像有炫光或者光线过暗，否则很容易被退回。 想想加拿大移民的门槛越来越低了，想要留在加拿大拿枫叶卡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毕竟政策是多变的，倒不如趁着加拿大目前的宽松条件，完成移民这件大事！ 当然还有很多准备让孩子通过留学实现移民的家长也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语言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如果想要更顺利的跃过这个坎，还是需要根据孩子目前的知识储备，来挑选一个合适的教育机构来提高孩子的语言技能。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培训机构，不妨考虑一下星原英语雅思学校吧! 星原英语雅思学校会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量身打造最适合个体的课程线。而且教育团队都是北美或英联邦国家大学硕士以上学历。大部分是英语专业或者教育学科班出身。不仅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更悉知先进的教育理念，传递知识更专业更系统。 想要了解更多，可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http://info.yorkbbs.ca/item/304782

今天黎明时分，寒风细雨笼罩着整个威尼托大区。当人们尚在酣睡中时，二十多个沉默不语的税警士兵，荷枪实弹，携带猛犬，向一名华人女子的住家直奔而去…… 很快，华人女子就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打开房门，税警亮出搜查令，立即将女子控制起来。紧接着，税警指使警犬闻衣柜，闻床垫，家中现金统统被搜了出来。 税警还勒令华人女子出示个人证件，同时通知她，立即实施监禁。同一时间，同样的抄家行动，也在威尼斯省和罗维戈省其它8处华人住家上演了。 税警除抄查现金外，还对私家车进行了仔细检查，生怕漏掉一分一厘。若非士兵们身穿税警制服，否则，他们的举动与强盗和土匪无异。 这些税警为何要对上述华人实行专政呢？事情还要从一年半以前说起。当时，罗维戈税警发现在阿德里亚和卡瓦泽雷之间的数家华人纺织公司，似乎形成了一个“开开关关”的逃税系统。 开几年公司后，就把公司关掉，这样无需交任何税费，操作简单，却非常有效。调查显示，这些华人公司的“寿命”都不会超过三年，就这样，他们在提交纳税申报表时，什么都不用付了。 而实际上，收益很快被转走了。 操控这一系统的正是上述华人女子。该女子虽未正式出现在任何一家公司内，但实际上是幕后策划人。 为避免税务机关日后追缴税费，所有经营收益通过电汇、支票或取现，从公司账上迅速转到在中国的银行账户。 但这套机制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所有“短命”公司都注册在同一个地址。负责本案的检察官认为，以华人女子为首的9名华人涉嫌税务欺诈罪和不公平竞争罪，由此向税警下令，直接抄家并没收华人财产。 最终，包括三套住家、三辆汽车、4.5万欧元现金和存款在内的75万欧元资产全被没收充公。 不仅如此，，华人女子及其老公被当场批捕。 消息曝光后，一些意大利人评论称：“几十年来，华人一直以“黑”为荣，他们不交税，不消费，所有的钱都汇到中国，而我们的公司一家接一家的倒闭，实在令人无语……” 这样的看法自然有失偏颇，但华人当中确实存在大玩逃税游戏之人——什么税都不交，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一种体制下，都不为社会所容。 但愿，上述几位华人的遭遇能让经营者引以为戒。但愿，黎明时分，华人住家不会再响起急促的门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