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从8月29日起，加拿大人往美国寄个包裹都变成了一场噩梦。 一项实施近百年的免税政策正式终结，现在几乎所有寄往美国的包裹，都必须得先交35%关税才能过境。 这项重大变化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签署的行政命令，终结了800加元以下商品免税进入美国的“最低限额”政策。 对于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中小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记重锤。 BC省Lantzville居民瓦莱丽·伯顿（Valerie Burton）只想寄一枚西海岸步道徽章给美国朋友，却在邮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工作人员告诉她，所有寄往美国的包裹都必须通过Zonos应用程序预付关税。 伯顿不得不在信号微弱的邮局里下载应用程序，反复上传同一个徽章的照片。令她愤怒的是，应用程序给出了三个不同的价格，从8分到1.75加元不等，再加上手续费和清关费，总费用甚至超过了徽章本身的价值。 “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平时遇到这种事我肯定会抗议到底，但这次我被逼得没办法，因为我必须把东西寄出去。”伯顿无奈地说。 更让人沮丧的是，邮局工作人员对新规定也不熟悉。伯顿致电加拿大邮政客服，却发现没有人能够提供有效帮助。“没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新事物。” 个人寄包裹已经够麻烦了，那些指着美国客户吃饭的加拿大公司就更惨了。 温哥华服装品牌Free Label的创始人杰斯·斯滕伯格（Jess Sternberg）表示，美国客户占公司总销售额的45%，但现在不得不暂停所有对美发货。 “由于风险太高，信息又不充分，我们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斯滕伯格说，“如果情况不改变，我们的企业很可能撑不下去。” 她的公司专门生产女性包容性慢时尚服装，产品在加拿大制造，但使用了部分进口材料。 过去一年里，加拿大销售额下降，美国市场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现在这条生命线被彻底切断了。 当然了，也有公司选择硬扛的。安省圣凯瑟琳斯的本土美妆品牌Cheekbone Beauty Cosmetics决定自行吸收关税成本。这家原住民拥有的清洁美妆公司30-35%的销售额来自美国。 创始人詹恩·哈珀（Jenn Harper）表示，额外关税导致运费增加25-30%，公司目前选择承担这部分成本，但这只是临时措施。“我们不想吓跑美国客户，但长期来看可能无法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贸易升级和吞并威胁引发的“买加拿大货”运动，为该公司带来了订单激增，这给了他们承担额外成本的空间。 加拿大服装联合会执行董事鲍勃·柯克（Bob Kirke）将这项政策比作“双刃剑”。一方面，免税政策曾让许多小公司能够直接向美国消费者销售，无需文书工作和关税。另一方面，政策的终结让许多企业措手不及。 “很多公司应该更了解原产地规则，但这几年他们不需要了解，现在调整起来会很困难。”柯克说。 根据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的调查，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企业依赖最低限额免税政策。如果当前贸易战持续，五分之一的企业将在六个月内倒闭，40%的企业撑不过一年。 各大物流和电商平台已经开始调整策略。FedEx仍在接受美国包裹，加拿大邮政与第三方合作收取并转交关税。 但Etsy和eBay已停止通过加拿大邮政为美国订单提供运单，而Chit Chats只接受已预付关税的包裹。 多伦多贸易专家、麦卡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约翰·博斯卡里奥尔（John Boscariol）警告，这项政策将对小企业造成“不成比例”的打击。 他指出，即使符合《美加墨协议》原产地规则的企业理论上仍可免税发货，但额外的行政成本如清关费用仍会增加负担。 “许多依靠对美低价值发货维持生计的企业正受到冲击，可能不得不关门。”博斯卡里奥尔说。 柯克担心的还不止这些。他觉得失去美国市场这个便捷通道，会直接限制加拿大企业家创新的能力。 “这会阻碍创新和增长，而这些正是我们行业的命根子。对于刚起步的公司来说，这真是个宝贵工具，现在没了。” 目前，加拿大人仍可向美国寄送价值100加元以下的信件或礼品而无需额外费用。但对于那些曾经依靠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来说，日子真的不好过了。未来会怎样，谁也说不准。  

列治文近日出现针对华裔群体的诈骗手法，骗徒在街头张贴中文招聘广告，声称提供度假屋管理员或长者照顾员等不同的职位，但警方指出歹徒实际上是要借机套取个人资料，再诱使民众堕入投资陷阱。 列市皇家骑警发言人Melissa Lui表示，近日发现市内多处灯柱被人张贴了中文招聘广告，这些广告单张是以简体字打印，这些广告内容并不一致，涉及不同的工作职位，例如有度假屋管理、老人助理及茶叶包装工等，并附上简单职务描述及联络电话。 从警方提供的相片可见，有些广告声称可以支付现金招徕。 警方相信这些广告实际目的是收集应征者的个人资料，进而挑选潜在诈骗目标。发言人举例称，曾有一名市民看到广告便应征，其后被人游说投资，最终发现是骗局。 警方说此等广告张贴在市内各处的灯柱。事实上，《明报》记者上周五沿甘比路(Cambie Rd.)夹第5路(No.5 Rd.)附近观察，发现整条街800米几乎每条灯柱都贴有类似的怀疑诈骗简体中文招聘广告，每隔约30米就有一张，广告上提供的内容有限，部分写着25元至35元时薪、工作时间朝10晚6，以及留有联络电话。记者尝试致电招聘广告上的联络电话，结果只听到“该电话号码没有服务”的电讯商语音信息。 Melissa Lui提醒公众，切勿随便应征来源不明或未经核实的求职广告，“骗徒经常利用不同手法套取个人资料，继而进行诈骗，市民切记不要向未经核实的来源提供个人资料。” 骑警提醒民众求职时应保持谨慎小心，切勿在未核实广告或雇主的真伪前透露个人资料，对于哪些要求预先缴费的招聘要提高警觉，也留意防范收到假支票，“正当的雇主不会要求求职者预先交钱，(有骗徒会)将假支票存入求职者的私人帐户然后要求将钱退还。” 骑警补充，若民众怀疑受骗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或到网站antifraudcentre-centreantifraude.ca向加拿大反诈骗中心(Canadian Anti-Fraud Centre)举报。

当地时间8月26日，瑞典北部城市基律纳（Kiruna）突发一起大规模蘑菇中毒事件：一支来自中国的自驾旅行团，共有8名游客因采食野生蘑菇后出现严重中毒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瑞典媒体《晚报》（Aftonbladet）报道称，事发当天，他们先后因呕吐、头晕等明显中毒症状送至基律纳医院。 医院在第一时间拉响警报，启动应急状态。   极为罕见 基律纳医院急诊科主任海伦娜·弗雷德里克松·奥格伦（Helena Fredriksson Ågren）坦言：“接收如此大规模的蘑菇中毒病例极为罕见，我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况。”   她介绍，基律纳医院规模有限，仅有18张病床，主要以急诊救治为主。面对突发情况，医院迅速联系周边医疗机构寻求支援。 次日（27日），医院外仍静静停放着四辆挂中国牌照的车辆，而部分患者已被转往其他医院继续治疗。   目前，医生尚未确认游客们误食的具体蘑菇种类和采摘地点。 海伦娜解释：“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采的蘑菇。““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观察病情并提供救治，因为他们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中毒迹象。” 截至目前，北博滕地区医疗部门仍未公布中国游客的具体健康状况及仍在接受治疗的人数。海伦娜表示：“部分患者已被转至其他医院，因此我们无法透露。” 当心这些毒蘑菇 瑞典蘑菇顾问鲁特·福克（Rut Folke）提醒，虽然现在还处于蘑菇季节的早期，但基律纳地区依然可能出现致命的毒蘑菇。 瑞典境内大约有10种野生蘑菇能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中毒，其中一些与其他国家的可食用蘑菇极为相似，极易误采。 她特别提到，当地存在白毒鹅膏菌（含鹅膏毒素，攻击肝脏）和毒丝膜菌（含奥雷兰毒素，损害肾脏）等致命毒蘑菇。中毒者可能摄入了上述毒素，但具体种类和采摘地点尚未确认。 值得一提的是，毒鹅膏又名死帽菇，在加拿大，特别是在温哥华也非常常见。虽然看起来像超市里的普通蘑菇，甚至有点像华人们爱吃的草菇，但这种毒蘑菇的致死性超强。   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脚上穿靴子（蘑菇根部粗大），腰上系裙子（蘑菇中部有明显不同），头上戴帽子（有菌盖）： 据卑诗省医学杂志报道，死帽菇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蘑菇，仅需食用30毫克就能致人于死地，最快6小时内毒发。3天内没有合适的器官移植或治疗，那么短短4-9天内就可能送命。 据CBC表示，世界上有90%的蘑菇致死案都与死帽菇有关。 据瑞典社会事务局（Socialstyrelsen）数据，全国每年约有40人因蘑菇中毒就医，但一次性8人集体中毒的情况极为少见。虽然当地居民世代有采摘蘑菇的传统，但他们往往会依赖药店或专业检测点来确认是否安全。 专家提醒，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瑞典人，也不完全凭肉眼来分辨蘑菇的可食性。对于缺乏经验的外国游客来说，贸然采摘和食用，风险极高。避免食用无法100%确认安全的菌类，尤其警惕白色或棕色菌褶的蘑菇。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曾多次发布警示，提醒公民勿在野外自行采摘蘑菇，注意防晒防虫及户外安全。

上周六在卑诗省甘露市（Kamloops）湖中溺水身亡的游泳者，已被确认是汤普森河大学（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简称 TRU）的一名国际学生。  TRU 在国际留学生群体中知名度相对较高，尤其是来自印度、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学生。 图源：Kamloops Search and Rescue 8月23日傍晚5点刚过，紧急救援人员接报赶赴Bruker Marina码头，当时有一人下水后发生意外、挣扎后沉入湖中。 甘露市皇家骑警（RCMP）警员Dana Napier表示，当时在场人员努力施救，但这名游泳者最终仍在深水中失踪。 该学生的身份目前只确认是TRU国际生。 Tobiano消防队、甘露市搜救队、甘露市消防局以及卑诗省野生动物保护官员部门均赶赴现场参与打捞工作。Napier表示：“RCMP潜水搜救小组随后赶到，并成功打捞出遗体。” 警方使用水下无人机在湖底发现尸体位置，随后由潜水员将其打捞上岸。 又一悲剧：这个夏天TRU第三名国际生死亡 这已经是今夏第三起TRU国际学生不幸身亡的悲剧。 7月6日，27岁的印度留学生Jatin Garg在甘露市北部Overlander Beach与朋友玩耍时被水冲走，不幸溺亡。7月11日，21岁的津巴布韦学生Anotida Kimberly Maziziri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图源：castanet   据报道，Jatin Garg是TRU大学的供应链管理专业新生，去年8月才刚来到加拿大。Jatin的表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是家里第一个出国的人，全家原本寄托厚望，希望他能在加拿大闯出一片天地，却不料噩耗突然传来。 在Garg去世后，TRU国际事务副校长Baihua Chadwick向媒体Castanet表示，校方正在寻找方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她表示：“我们正在不断寻找如何加强与学生沟通水上安全的问题，同时也在思考，我们能如何做得更好。” “也许可以增设标识，也许还有其他方式……但关键是，如何让每个人都能采取一些行动，防止类似悲剧再次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21年，另一名TRU国际生，来自斯里兰卡的Anuradha Kudagoda也曾在White Lake湖域溺亡。  

前社区验尸官索尼亚·舒尔茨（Sonya Schulz）在温哥华的希特利街单间公寓外合影，2025年8月20日。加拿大新闻社/Darryl Dyck 温哥华——三年前，警方在温哥华东部的一座单间公寓中发现了名为“吉米”的范昌发（Van Chung Pham）的尸体，他历史上有犯罪记录，随后被卑诗省印第安首领联合会描述为掠夺者。 当时警方没有注意到的，是失踪的土著少女诺埃尔·奥苏普（Noelle O’Soup）和一名叫艾尔玛·恩南（Elma Enan）女性的尸体，这些尸体直到几个月后才被发现，而温哥华警方曾向CBC表示这间小房间是被一名“极端囤积者”占据。 负责现场调查的警官现正面临卑诗省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的渎职调查，这是一家负责公民监督警方的机构。 但这两具尸体同样没有引起另一名调查员的注意——负责范的案件现场的社区验尸官。 验尸官未能注意到尸体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亲自到达现场。 前社区验尸官索尼亚·舒尔茨表示，由于几年前想节省经费，卑诗省验尸服务不再要求验尸官亲自出席某些死亡现场。 她指出，范的公寓就是其中之一，验尸官“远程”通过电话与调查该案件的警方进行沟通。加拿大新闻社已经独立证实了这一说法。 舒尔茨表示，这一令人震惊的案件在验尸官中广泛讨论，她和同事们认为如果有验尸官亲自到场，两具尸体就不会被忽视。 “我们都认为，这就是不派验尸官到现场的后果，”她说。 她认为，如果及时注意到一些迹象，比如其他居民在范死前曾抱怨的“腐臭味”，这两具尸体有可能更早被找到。 舒尔茨将2022年2月在希特利街405号的这一调查失败与多年来对该服务的忽视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对其重要职责的低估、对服务的财务限制以及每小时32美元的低薪，且等待接警期间完全没有报酬。 目前尚不清楚为何卑诗省验尸服务允许像范的公寓这样的现场在没有验尸官亲自到场的情况下就被清理了。 当被问及为何没有验尸官原本到场时，服务方表示由于范的死仍在“开放调查”中，无法对此做出评论。 然而，在2019年11月，一组现场验尸官致信他们的区域主任，反对一项政策指令，他们表示该政策一周前在大温地区实施，他们担心这会导致“某些死亡现场的出席减少。” 这封信的内容被加拿大新闻社获取，信中表示：“我们认识到卑诗省验尸服务面临的财政约束，并意识到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开支。” “但我们担心，减少现场出席将导致在家庭面临人生最艰难时刻时，提供的服务质量降低。” 该服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019年的指令确实是“对政府各项工作要求细致支出的回应。” 但它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对现场出席的限制”已经恢复。 该服务在上个月的早些时候的声明中表示，验尸官“会出席大多数报告的死亡，但在某些有限情况下，验尸官可能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虚拟或通过电话而非亲自出席。” 这些情况可能包括现场不安全、在护理机构，或当验尸官面临“优先事项冲突（例如短时间内报告的多起死亡）时”的可用性和能力问题。 该服务表示正在与公共安全和公证人办公室合作，寻找“解决补偿问题的最佳途径”以改善现场验尸官的待遇。 卑诗省的现任和前任社区验尸官表示，低薪的值班工作已严重损害了士气，导致经验丰富的调查员高频率流失，同时对改善工作条件的呼声未得到回应。 而舒尔茨和其他人则认为，对现场验尸官的待遇和期望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来自“为女孩争取正义”的律师苏·布朗（Sue Brown）表示，范的案件突显了卑诗省验尸服务在前线验尸官资源分配不足方面的长期问题。 “为女孩争取正义”呼吁就奥苏普（13岁时失踪）、塔蒂安娜·哈里森（Tatyanna Harrison）和切尔西·波尔曼（Chelsea Poorman）这两名土著女性的死亡进行验尸调查。 布朗表示，她在这些案件中的工作使她相信卑诗省验尸服务内部存在“系统性问题”。 布朗质疑该服务为何没有及时到达范的公寓，此人曾在5月的新闻稿中被卑诗省印第安首领联合会称为“已知的掠夺者和性犯罪者”。 “他们的工作是确定死亡方式和原因，我实在看不出，如果他们没有亲自了解发现尸体的环境，怎能做到这一点，而他们只能亲自到场才能获得这些信息，”布朗说。 她表示，该组织的倡导活动通常集中在对警方调查的充分性上。 “我没有想到我们在验尸服务上也需要进行同样程度的倡导和关注，”布朗说。 “（奥苏普）是在东区的单间公寓内被发现的。我相信验尸官和警方在她的案件中存在视野狭窄的问题。” 温哥华警方表示，奥苏普和恩南的死亡调查仍在进行中。 “我已经厌倦了” 当舒尔茨于2018年加入卑诗省验尸服务时，她不仅平衡着护理职业，还兼任社区验尸官，前往死亡现场确定死因。 她将作为验尸官的工作视为一种“使命”，既满足了她服务他人的愿望，也满足了她对人体生理科学的深刻好奇。 舒尔茨在这一职位上持续了约四年，但因个人原因请了病假。她表示，她也达到了一种感觉，无法再“再值班”，最终选择辞职。 前任验尸官曾试图组织工会，但均未成功，而其他人则在违反人权和就业标准法下提出无望的投诉，以突出这个没有健康福利、退休金和近十年没有薪资增长的值班工作的危险性。 “我感到非常厌倦。我确实处理过一些可怕的案件，”舒尔茨表示。 她提到一例涉及儿童死亡的案件，现场警员告诉她需要在之后进行“危机事件反馈”以应对可怕情况。 但她表示，服务方对于由兼职现场验尸官处理创伤性场景的后续照顾几乎“不存在”。 “我看着那位警官说，‘听起来不错，但我们没有这个’，”舒尔茨说。“那真是可怕，验尸服务几乎没有跟进。比如，没有人主动联系我问候我的情况。 “我完全得自己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舒尔茨表示，她在2021年参与了一场工会运动，旨在组织社区验尸官，要求他们有工会的权利。这将需要立法变更，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卑诗省《公共服务劳动关系法》的“雇员”定义之外。 一封致立法者的形式信件阐述了未能实现工会诉求的原因，信中指出，工作条件导致士气低落、职业倦怠和高同比流失。 信中回应了近期社区验尸官对更高薪资的“紧急”请求，该请求在今年早些时候流传开来。“不更新薪水对现场验尸官施加的财务压力导致了招聘和留任的挑战，”信中指出。“许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被迫离开这个角色，寻找更可持续的就业，导致我们社区服务的缺口。” 对社区验尸官薪酬制度的改革努力由来已久，包括2011年卑诗省前审计长约翰·道尔（John Doyle）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需要的”值班人员模型对社区验尸官来说是“有问题的”。 道尔在报告中指出：“社区验尸官模型依赖于正规的社区成员将验尸官这一角色看作一种公共服务而非就业。” 报告指出，在员工调查中近70%的受访者“表示社区验尸官与薪水验尸官之间不同的就业结构对卑诗省验尸服务的有效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位名叫肯尼斯·麦考利（Kenneth MacAulay）的前社区验尸官于2019年向省就业标准法庭提起诉讼，声称服务未支付值班工资。 他表示，他有时24小时全天候待命，也不允许饮酒。值班期间他的活动也受到限制。 但法庭裁决认为，由于麦考利在家工作，他“不能被视为在家值班期间工作”，因此驳回了他的案件。麦考利无法联系到以获取评论。 该服务还面临着一项由一名名叫道恩·贾尔斯（Dawn Giles）的现场验尸官于2023年11月提出的有关未付值班时间的就业标准投诉，但卑诗省就业标准主任的代表于今年3月对此案件进行了裁决并驳回了她的诉讼。 验尸服务辩称，如果支付值班时间，便无法维持现场验尸官的现有覆盖。 “考虑到工作性质不可预知和所需的值班时间，这将使维持全省各地现场验尸官的成本变得惟一昂贵，”裁决中指出。 一名名叫大卫·阮（David Thanh）的验尸官于2019年提起的人权案件中也描述了一些现场验尸官面临的条件。他声称，该服务在他“在担任社区验尸官期间遭遇严重心理创伤”后未能为他提供回归工作环境的安置。 他表示，在2015年为处理一桩“骇人和复杂”的工业事故后，他在心理上经历了挣扎。 阮声称，该服务没有为他找到一份可以避免与尸体打交道的工作。 但法庭裁决指出：“验尸服务的业务是处理死亡，验尸官的职责是调查和报告某些死亡情况这一点没有争议。” 法庭裁定，无法“修改验尸官的工作以避免与尸体打交道”，因此驳回了他的投诉。尽管阮及其律师未能回应评论请求。 梅里利·麦金托什（Merrily MacIntosh）在弗雷泽河谷担任社区验尸官近10年，于去年10月离开该部门。 她表示，社区验尸官上一次调薪是在2016年，薪资刚超过每小时32元，但她认为，加薪被工作职责的减少所抵消，意味着他们不再负责从头到尾处理死亡档案。 “是的，我们得到了加薪，但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70%的工作量被削减了，”她说。 她表示，获取社区验尸官加薪的流程很漫长，因为必须由财政委员会批准。 “主要关注的仍然是金钱，现场验尸官面临的过度管理和精打细算的现象令人震惊，完全不可忍受，没人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她说。 “我真的无法再忍受下去了，因为那不值得，压力太大。” 麦金托什和舒尔茨都表示支持当前寻求改善工作条件的验尸官，但不知道他们能否成功解决前任未能解决的问题。 “真令人感到遗憾和不幸，整个工作组会受到这样糟糕的对待，如果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很多人说过这些并努力过，而事情仍然听不见，真是太令人震惊了，”麦金托什说。 死亡现场工作的严酷性质和服务面临的压力可能导致了对范案件的处理不当。 舒尔茨表示，像希特利街公寓这样的现场，一般会涉及尸体和囤积，往往会引来昆虫和害虫。 她说，这类现场通常“气味刺鼻”，以至于警方可能会选择在车内或走廊里等候，而让验尸官进行调查。 “如果警方和远程通话的验尸官一起处理案件，就不会在现场进行足够的现场评估，”她说。 “如果验尸服务的人到达现场，他们会花足够的时间进行现场评估，意识到情况有所不对。” 这篇报道由加拿大新闻社于2025年8月28日首次发布。 Darryl Greer，加拿大新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