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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里，在仲辉和聂立立的帮助下，11800个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他们的命运从此得到改变，探寻这家全世界最大的收养中国孤儿的海外慈善机构，人们或许会问：这世界上难道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吗？对仲辉和聂立立夫妇而言，评价一座城市好坏的标准，基本是由弃婴数目、福利院的作为程度,以及人们讨论起这两者时的态度来决定的。谈到这个标准，是因为我们聊到了最近网传“人贩公然抢孩子”的新闻。即便隔着7000公里、13个小时的时差，我依然能从电话里感受到他的愤怒。“人性究竟会有多恶、或者说多贪婪，才会狠得下心去伤害孩子呢？” 仲辉和聂立立是CCAI（全称ChineseChildren Adoption International，“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创始人。这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从事跨国孤儿收养已经23年了。在此期间，11800个中国孤儿顺利找到“美国父母”。所有的故事源自28年前的一次宴请。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硕士生仲辉应邀到杰克·雷曼教授家做客。雷曼教授在哥大讲授美国历史和西方文明。这个家的成员结构颠覆了仲辉对“家庭”二字的固有认识——8个孩子，高加索和非洲面孔各占一半。而且4个亲生、4个收养。此时仲辉出国还不久，他还记得在中国“收养”不但是一个极其私密的行为，而且还带了禁忌的羞耻感。但看着这些跨种族的男孩女孩们在后院放肆奔跑、尽情嬉戏，看他们一家人牵手围成圈在晚餐前闭眼祷告，他感到很迷惑：这世界上难道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吗？聂立立仲辉夫妇图/ 本刊记者梁辰完整与不完整 2015年3月14日傍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向方和白秋菊站在国内到达的出口，等待着从郑州飞来的Group2173（CCAI的第2173个涉外收养团）。他们都已在CCAI工作15年以上，作为广州站的地方工作人员，负责安排收养家庭离境前的最后一段。与此同时，仲辉与聂立立身处CCAI总部——一幢位于科罗拉多州州府丹佛市的二层红色小楼里，一东一西、一昼一夜，通过无线电波和网络，留心着大洋那头一个个家庭的最新动向。在河南领到孩子后，所有美国家庭都必须经由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才能办妥孩子的签证手续，他们要面对成摞的表格和资料，以及相关体检。飞机晚到了将近一小时，两位向导看起来有些焦虑，眉头稍微打着结，时不时踮起脚来张望。又是一刻钟，好不容易才看见9个家庭一步步走到出口，他们手中的幼小生命，几乎吸引了周围人们的全部好奇目光。这些刚被撕去“孤儿”标签的孩子们，有的双腿戴着矫正器、有的前额绑着术后绷带、有的唇颚裂、有的随身连接液体导出管、有的蓝嘴唇、有的由于心脏病而昏睡…… 向方攥在手里的那份表格中还有这样的记录：脊膜膨出、直肠粘膜下垂、脑室增大、HIV携带者、无肛、蛛网膜下出血…… 在将近三小时的高空飞行过程里，他们所可能出的问题，实在多得让人脊梁发麻。下了飞机，这群美国父母终于松了口气。他们脸上挂着黑眼圈和汗滴，但凝望自家新成员时，柔软荡漾在眼底。仲辉和聂立立告诉我，在CCAI里，曾经有一个家庭前后收养了8个中国残疾孩子。 2173团里的丹尼尔和卡罗琳说，自3年前将马洛从河南驻马店抱回洛杉矶，他们从没忘记过婷婷的大眼睛。马洛和婷婷是同一所福利院里最好的玩伴，“那天我们去接马洛，他们两个正在树荫下玩蚂蚁，笑得好开心。结果我们牵走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们，不笑不哭，就只是看着……那种感觉实在太让人心碎了。” 他们没有办法忘记这双眼睛，终于再一次来到中国。现在婷婷已经6岁了，因严重的心脏病刚动过手术。并不算健壮的卡罗琳总是让她骑在自己肩上，好几个人劝她把孩子放下来，她却说：没关系，婷婷需要妈妈。托马斯一家来了6口人，丈夫妻子和4个男孩。他们热情、阳光，漂亮得像刚从大银幕里走出来。这次，他们收养了一男一女——小洁患有先天性脑室增大(脑萎缩)；而唇腭裂的小风，则是HIV携带者。从几天前接到这两个孩子以来，4个哥哥除了轮流背硕大的背囊、拖行李箱、推婴儿车和准备奶瓶尿布，也会争抢着揽过弟弟妹妹来照顾。其实这个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此次的中国之行，他们已经省吃俭用了一年。当被问到为什么愿意收养这样的两个孩子时，他们一家回答：“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过小风和小洁的身体现状，只是在当初填表时，就填了可以接受的所有残疾情况。然后孩子资料发过来，我们一看到他们的照片，”托马斯抬起手来擦了一下眼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孩子…” 照片上的男孩，单眼皮、唇腭裂、肤色显出不健康的蜡黄；而女孩则神情呆滞，唯独眼睛里透出深不见底的恐怯。以大众的眼光看来，其实都算不上太讨人喜欢。在2014年，像这样患有重大疾病的儿童，占CCAI成功收养95%以上比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可被涉外收养儿童的状况已经从性质上发生了某种转变：从几乎清一色女孩到男女不一；从绝大多数一周岁左右到年龄各异；从基本健康无碍到基本生来残疾。这相当于在原有的“非亲生”底色上添加“大龄”或“不健全”（甚至两者并存），其涉外领养难度系数，猛然激增。 “真正困难之处其实是除经济之外，父母在情感上、精神上所需要承担的压力。那才是最折磨人的。”仲辉说。在丹尼尔和卡罗琳与婷婷相处的几天里，这个喜怒无常的小姑娘除了大哭大闹以外，遍地打滚、拳打脚踢、撒泼耍赖都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甚至因为要跑出宾馆“找（福利院的）阿姨”被制止而小声咒骂妈妈是“臭女人”。为此这对年轻的夫妇伤透了脑筋。平日他们习惯了被忽视，虽然绝大多数都不至于过分反叛，却都称不上阳光。很难想象这一个个家庭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和真心，才能够帮助他们长成快乐而灿烂的模样。 “福利院现在98%都是残疾孩子，而且年龄普遍偏大，在国内是基本没有被收养的可能的。他们怎么办？每个孩子都应该属于家庭、充满爱的家庭，你不能说因为他生来有缺陷，就不配拥有这个天赐的权利。”聂立立说。似乎总有紧迫感从这些收养家庭的内心深处溢出来，其中还夹杂着某种悲天悯人，他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我不救，这个孩子该怎么办？他要是死了怎么办？他就算没死、却悲惨地走完一生，又怎么办？这种感觉同样缠住了仲辉与聂立立，从1992年9月建起CCAI至今，他们从没有奢望过当年被撒在荆棘丛中的芥菜子，竟然也逐渐地长成了参天巨树。托马斯一家在广州动物园美国的味道 3个月前，我在北京见到了这对创始人。两人讲着纯正的美式英语，说普通话时却带着没法磨平的东北腔；大脑里交错往来着美式思维，内心接收到的却又是大陆频道。碰撞感实在是强烈。对于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张力、对于定居美国，甚至对于离开家乡，都是两人在30年前无法想象的。在仲辉的印象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辽宁抚顺煤皮铺地，在街上看到马粪也不稀奇，汽车一跑一溜烟。这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大学毕业后毕业分配的城市。大学4年，他给大量涌入大连的美国游客当向导，领一天15美分的酬劳。1982年，在穿梭的旅行团中，仲辉认识了他的第一个资助人，她给仲辉发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申请。到美国去学习宗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件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公安局的官员无数次叫他过去询问：这个美国资助人到底是谁？她的政治身份是什么？她的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好事多磨。直到1986秋天，事情才迎来转机。仲辉终于成为了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个被官方批准前往美国进修神学的留学生。与聂立立订婚、借钱买机票，仲辉带着仅有的15美元来到首都国际机场，由此这个年轻人第一次窥见了西方世界的某种。只是在与那个洁白的陶瓷马桶面面相觑时，他完全乱了阵脚，从前他对“厕所”二字的概念，从来都仅限于“挖在地上的一个洞”。左思右想，他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上了高高的坐垫…… 16小时后，仲辉在旧金山转机。美国航班上的空姐微笑着问他：“先生，想喝点什么呢？啤酒、红酒、威士忌、可乐、健怡可乐还是雪碧？” 如此稀奇的选项让他愣住了，几秒后当空姐重复了一遍问题，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可乐吧。” 打开易拉罐，听着二氧化碳溢出的嗞嗞声，他尝到了“美国”的味道。美国家长们在出发领养前必须到CCAI 总部接受培训立足在神学院，“全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陆学生”从早到晚被挫败感所包围，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美式英语像是一种他闻所未闻的新语言。相比之下，基本不懂英语的聂立立处境更加糟糕。他们住在简陋的拖车里，为了维持生活，仲辉利用一切课外时间在学校餐厅洗碗打杂，时薪3美元。而过去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立立，则因为语言不通和无法合法打工的陪读身份，只能打一些最为辛苦的黑工。白天，她挨家挨户为美国人打扫房子，挽起袖子、双膝跪地使劲刷着一个个马桶；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了保姆，喂奶、换尿片。他们一星期只买一只鸡，每顿吃一小点；接受邻居送来的旧衣服，洗干净、消消毒，还能穿好长一段时间…… 他们有了一对龙凤胎，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但好歹，在深不见底的“美国梦”炮灰之中，两人省吃俭用，慢慢有了点储蓄，总算是立下脚了。 1988年，聂立立从国际语言学院毕业；第二年拿到助理律师证书；1991年从科州基督大学取得人事管理学士学位；1992考入凤凰大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商管硕士学位（MBA）；1992年初，她和商学院的两位同学一起注册了一个电脑程序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将当时美国的编程技术引进中国东北、西南和东南的一些高等院校。在这4年间，仲辉也即将念完他的宗教哲学博士课程。 1992年4月的一天，仲辉去拜访一位大陆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头版头条的10个大字冲进仲辉的眼睛。他马上向小胡借了报纸，带回家中给妻子立立。聂立立是中国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持证律师，来美后她一直密切关注国内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信息，当读到“外国人允许到中国领养孤残儿童”时两人同时脱口而出：赶紧给雷曼夫妇打电话。 “雷曼教授，您那么有爱心，愿不愿意收养一个美丽可爱的中国女孩？” 杰克·雷曼听了大笑：太好了！但很可惜我们太老了。孩子需要的是年富力强的爸爸妈妈，不是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但你们应告诉身边的人，一定会有许多乐于领养中国孤儿的家庭。” 于是两人开始悄悄地问身边的同学、邻居和教友。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告诉他们：“这太好了！我们太愿意到遥远的中国领养一个孤儿了。” 暗夜中的火种仲辉决定回国看个究竟。他到访的第一站是长沙儿童福利院。1992年的中国与今天全然不同，不少福利院婴满为患、人手不足、资金极其短缺。在当时的长沙市儿童福利院里，除了一栋还算像样的办公楼，其余都是简陋的砖瓦小平房。 “每间房20平米左右，悬一个闪来闪去的灯泡，顺着阴冷墙壁的四面搭成一大趟无间隔的通铺，上面挤满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只剩一双小眼睛的女婴。每个房间怎么也得有三四十个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动不动。房间里看不到阿姨，也没有热水、医药和玩具。当时我瞬间感到毛骨悚然。仲辉像是被石化了一样站在狭小房间门口，久久看着这一双双或噙满眼泪、或麻木空洞的眼睛。这个画面成为这对夫妻往后艰难长路上的助力，近似于暗夜中的火种，烧得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我们恰巧刚有了双胞胎，对孩子的爱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极点。所以也没有说抱着多么远大的目标和理想，只是单纯觉得假如有美国家庭愿意给这些孩子一个家、一点希望，我们在其中搭一座桥，能帮一个是一个吧。”立立说道。第二天，向导带仲辉去了另一所位于湘潭的福利院。同样的狭小房间，同样的木板通铺。在房子的中间，一个个婴儿被放在座便器上，他们的头耷拉在胸前，目光呆滞，细弱的手腕、腰间和脚踝上绑着脏兮兮的粗布条，用以将他们固定在木凳上。她们通常被绑三个小时左右，光着下半身、无人看顾，直到午餐时间。在岳阳农村的某家福利院，仲辉则看到一个女工端着托盘，上面放着十来个奶瓶，他顺着木板床走过去，把奶瓶朝一张张小嘴里囫囵塞过去，连停下来检查的工夫都没有。有些奶瓶滚到一边，有些液体流进了她们的耳朵鼻子里。但是不管吃饱与否、吃到与否，15分钟之后，奶瓶都将被收走，并被塞向下一排婴儿。在汽车开回长沙的途中，仲辉给妻子打了越洋电话，“立立，你真应该来看看”，他哽咽了几秒，接着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自己的孩子，必须自己来救助。” 回到美国后仲辉和立立毅然把自己手中的工作和学业放到了一边。两人首先找到许多本土收养机构，作为义工提供一些帮助，但很快就觉出不对劲。对于仅揣15美元闯美的他们而言，这些机构的服务收费实在高得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仲辉当时心想：“有家庭愿意献爱心，你们为什么还收人家这么多钱？我们要是办机构，一定得是全美国，不，全世界收费标准最低的！” 于是试探性地去向相关部门打听。“好主意呀！我认为你们可以申请。”民政署的凯伊默主管鼓励他们。几个月后，仲辉和立立拿到了美国联邦税务总署颁发的非赢利慈善机构证书。在20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他们从教会借来一张旧桌子，从杂货店买来一台打字机和一个档案柜。 CCAI，成了。 2013 年，美国科罗拉多，CCAI 组织被领养的中国孩子聚会玩耍燎原艾丽·柏灵在星期天的下午，循例翻开教会简报阅读，其中一条短讯吸引了她的视线：如果你的年纪在35至50岁，如果你的家里和心里都有更多的空间，如果你想收养一个被遗弃的中国女孩，请联系我们。她拨过去，语音留了言。过了一会儿，接到一个年轻人的来电。在听仲辉介绍完收养的大致情况后，柏灵夫妇成为CCAI第一个申请的收养家庭。那是1993年1月18号。接下来他们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咨询电话，到3月份，由6个家庭组成的Group1（第一批）即将成型。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聂立立打通了湖南省民政厅的电话。但传送过来的消息却并不如预期。他们被告知，因为《收养法》尚未完善，整个大陆的涉外收养都会关闭。她问这种关闭将会持续多久，得到的回答是：并不确定，可能是6个月，也可能是几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仲辉继续读他的博士，立立继续做她的公司。直到1993年年底，新的《收养法》出台。1994年3月16号，他们的传真机收到民政部发来的6页纸，上面是6名女婴的姓名、基本信息以及邮票大小的照片。家长们反复用手指触摸着那张模糊到几乎看不清长相的小脸，眼泪噼噼啪啪不断掉在传真纸上。仲辉和聂立立站在一旁，他们隐隐觉得，这只是开始。 3月27号， Group 1终于获准飞向中国，来到长沙。但就在当天，公证处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却对仲辉说：“根据新的《收养法》，父母双方都必须是无子女，我看这个团里的大多数家庭都并不是这么回事吧？” 仲辉顿觉遭到当头一击，他攥着拳头，不让自己倒下。七千公里以外，聂立立也正努力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她试图将身份转换成“聂律师”，拿过《收养法》、找出一摞关于各个家庭的详细情况，开始寻找两者之间的重合与破口。仲辉回到酒店，招集6个家庭，鞠躬致歉后说：“一部新生法律，可能就像你们所等待的新生儿一样，很脆弱、不完美，但你们还是爱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爱我的国家，并且相信她会好起来。所以，请再给CCAI一点时间。” 只是这话并没有平息这些家庭焦灼的心。与此同时，丹佛的凌晨3点，立立还坐在书桌前飞快为柏灵一家写着他们的收养理由： ……夫妻双方皆为二婚，在这第二次婚姻中，他们并未曾生育、养育过孩子，所以他们是无子女的。符合新《收养法》要求。下一个家庭，下一个，再下一个。立立完成了为6个家庭的“书面辩护”之后，将这些文件传真到司法部，并忐忑地拨通了司法部办公室的电话。 “司法部并没有邀请这些家庭来华。”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淡。 “但是民政部这么做了呀，我们明白两个部门之间还存在一些尚未达成共识的分歧，但对于6个家庭而言，无论司法部或是民政部，都只有同一个含义，就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次收养，政府部门间难免会有些信息沟通不畅。回想起21年前的事情，仲辉已经不愿意去回忆太多的细节。其实仲辉夫妇明白，即便这次的收养以失败告终，也没有一个人会加以责怪，只是他们不忍看到这些父母们将得却失的落寞。第二天，仲辉到了公证处，他想最后再试一次。又是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他们眼前一排人中的一个开口了：“去吧。” “去哪儿？” “福利院啊。既然你们人都已经在这儿了，能有什么办法？” Group 1一路流着眼泪走进福利院，而后边笑边捏着孩子们的美国签证从领事馆走出来。第二天，仲辉接到电话：“你们可以到福利院接孩子了！” 6个家庭来到湘潭，忐忑不安地走进福利院。当阿姨将6个营养不良但十分漂亮的女孩子送到每个妈妈的怀中时，他们忍不住流下眼泪。 3个月之后，仲辉带着CCAI的第二团和5名来自昆明某福利院的女婴回到丹佛。1994年，总共有20个中国孩子从此不再是孤儿。这个消息在美国炸开了锅，媒体蜂拥而至，这些中国小姑娘登上了数家刊物的封面，文章里称她们为“ChinaDolls（中国娃娃）”。原本两人想，只要成功救下100个孩子就不做了，因为难度实在太大。可谁知到第二年，收养家庭数量一下飙到了140。聂立立说：“孩子和家庭都太需要我们，我们是停不下来了。” 到1998年，CCAI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广州是“收养之行”的最终站，每个家庭必须在这里办妥收养手续开枝散叶当“孤儿”、“涉外”和“中美关系”这些关键词一起出现时，仲辉夫妇的一举一动，难免要被拿到显微镜下一一审视。经过漫长的磨合，这对夫妇和“相关单位”已经达成某种默契，或许他们的底气来自CCAI所有服务从来都属于慈善非营利性质。一个家庭领养一个弃婴全部费用大概是3万美元，包括申请、材料整理、家庭调查、指纹鉴定、移民审批、中国政府审批、收养前培训、收养后跟踪服务、夫妻二人的往返机票和所有在中国的吃住行花费，以及给福利院的3万人民币的儿童养育费。这其中的不到四分之一属于机构收入，作为将近两百名员工的薪水以及机构的基本开销。对此，领养家庭都感叹地说这个收费在美国，已经是“unimaginablyreasonable（合理得不可思议）”，他们知道很多涉外领养机构的费用都要在4万甚至5万美元。 “收养是慈善服务，我们有责任把费用降到最低，这样会使更多的爱心家庭有能力给更多的孤弃残儿童一个温暖的家。”仲辉常常告诫工作人员。 “小部分孩子被收养了，可其他的还滞留在福利院。他们怎么办？而假如收养这件事，不能正面影响到到那些依然留在福利院的孩子的话，它就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如何才能帮助到这部分命运尚未得到改变的孤儿弃儿，又成了夫妻俩肩上的另一重任。 1995年，CCAI成立了“中华孤残儿童基金会”，通过“助食、助养、助医、助学、培训”，试图尽可能领着这些孩子们脱离困境。至今，基金会已为近400家中国福利院提供两千多万美元的援助。2007年，它成为了第一家得到中国政府批准颁照的美国儿童慈善基金会。有了硬件之后，软件要怎么才能跟上呢？仲辉和立立又开始动起脑筋。2000年，首间以聂立立命名（她的英文名是Lily）的“Lily Orphanage Care Center”(百合花保育中心)在杭州绽开了第一片花瓣。CCAI对它最初的设想是，通过在福利院里建起“院中院”、聘来专业的育儿专家对福利院当地的阿姨们进行培训，使之成为各福利院可参照的模板，让她们明白怎样从养育、情感等各个隐性方面去爱，并与这些脆弱的小生命交流。 “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只要不断地鼓励她们（指当地福利院的阿姨），她们都可以做得很好。”仲辉如此说。现在，这朵“百合花”已经前后照顾了三千多名孩子，提供保育培训上百次。工作人员会首先挑选那些病重的、福利院可能养不活的、有生命危险的孩子，送进院中院，先帮他们把命保住了，再慢慢养好。 “我们这几年教阿姨们，第一喂的时候你要抱起来，而且眼睛要看着孩子，同时你要唱歌；第二呢，每个孩子体质不一样，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要不同的奶量不同的奶瓶，要写得非常清楚。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衣服，过去他们是奶瓶共用，衣服也共用的。第三，每天尽可能给孩子洗个热水澡……” 除此之外，保育中心的墙被CCAI的工作人员画上了各种花鸟鱼虫；每个房间都放上轻柔的音乐；只要天气允许，就必须把孩子抱到屋外晒太阳……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可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细节，都是“尊重生命”的一小步。只是CCAI在将这些“百合花”培养成型后，其中很多会被交还给当地福利院管理。仲辉说：授人以鱼，远不如授人以渔。 “但这远远不够，领养的完成只是我们服务的开始”，立立说。在美国家庭带着孩子回到各州后，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将孩子送到乐儿中华文化中心（JoyousChinese Culture Center，简称JCCC）去接受中国传统技能的培训（距离远的通过网络远程教育），课程内容包括中文、舞蹈、声乐、剪纸、烹调、绘画、书法、武术等等。 JCCC诞生于1996年，聂立立在美国见到一些刚刚通过CCAI被领养到美国不久、却已经完全听不懂汉语的孩子时，她不仅心里难过，同时新的使命感又来了。夫妻决定成立一所专门帮助领养孩子学习中国文化的学校。从一开始的几个学生到现在的五百多学生，这所特别的“文化学校”不仅重新赋予这些孩子某种来自于民族的归属感，更刷新他们的美国父母对“中国”的认知。仲辉和聂立立一直觉得，对于一个被抛弃的人来说，故乡是极重要的，这是没有被抛弃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因为孩子已经被一个小单位——家庭给抛弃了，你要再让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国家抛弃，被这个民族抛弃，那么是会容易扭曲的。他/她会产生不解，甚至一种仇恨。”聂立立说。他们始终坚持的是，起码得让这些孩子知道，自己来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是值得记住和自豪的。只是其中也存在些许无奈。“这么多年来，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把涉外收养定义为某种‘施舍’甚至‘侵略’。一提到美国人收养中国孩子，就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伤了民族自尊心，就会说中国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养呢？可是对于我们来说，事情远远没有那么复杂，这些孩子丧失了亲生父母、没了家，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尽全力来给他们找个家，把属于他们的生存、成长、成功和享受幸福的权利还给他们，就这么简单。”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讲‘血浓于水’，但在西方文化里，家庭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并不是说谁好谁坏，而只是文化差异而已。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些孩子，在他们美国公民身份形成的过程中，去寻找一种归属感。毕竟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做中国事，makesense。”聂立立说。他们也不由得说到了未来。 “涉外收养在将来一定是会基本消失的，因为弃婴越来越少、国内收养越来越普遍、针对残疾孤儿的福利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我和立立都盼着收养这块我们彻底没得做、一个孤儿都没有了、涉外收养完全消失，那才好呢！”仲辉说。至于到时这么大一个机构转型去做什么？他们也并不担心。“只要你愿意，就总会有做不完的好事儿找上门来。” 直到今天，想起这一路的弯曲，仲辉和聂立立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其中种种绝境多得无法计数，但在走过蛮荒旷野之后，终会进入迦南美地。“况且世界上还有哪个工作能像我们这样，每天能跟这么多的家庭和孩子一起分享彼此美好的梦想呢？” 我们还谈论到什么是爱。对于那些收养家庭而言，他们不在乎孩子亲生与否、漂亮与否、健康与否、能活下来与否，这种爱到底是什么呢？从前仲辉和聂立立并不完全懂得其中奥秘，直到2004年他们收养了华高洁，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法乐式四联症）的小姑娘，9岁的智商才相当于两岁，才明白原来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你只有亲身和那些家庭走过同一条路，才能尝到那些深入肺腑的煎熬，以及之后十倍百倍的幸福。现在华高洁20岁了，已被丹佛社区大学录取，读美术设计学位。从她身上，他们终于切实明白了这个世界真的存在“无缘无故”的爱。

1983年中国严打期间，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儿，在路上和同伴打赌，开玩笑说敢不敢亲一个女孩的嘴。姓王的小伙儿果真去亲过路的一个女孩。事后被抓，枪毙。这一则案子，震惊当地的百姓。本文摘自2010年第20期《文史参考》，作者陶盈，原题为《1983年“严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1983年9月，严打期间枪毙罪犯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浩劫终于尘埃落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步入正轨。经过两三年的短暂调整，刑法登上新中国历史舞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彭真的主持下起草，经37次修改，1979年7月6日，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第一部刑法法典正式颁布并实施。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游手好闲，又处于躁动的年龄，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在“文革”打砸抢烧的无政府主义遗毒的影响下，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高发，中央终于下决心进行“严打”。刑法诞生死刑入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诞生，标志我国立法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刑法典中，第一次将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加以统一规范。其中规定可判处死刑的罪名共27种，分为两大类，属于反革命罪的有14种，包括背叛祖国罪、持械聚众叛乱罪、组织越狱罪、间谍罪等；另外的13种罪行，包括抢劫罪、贪污罪、放火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等，属于普通刑事犯罪一类。新诞生的1979年刑法中，对死刑的态度非常谨慎，分则中将死刑的罪种数目控制在较小的数字内，总则中再次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严格界定。在犯罪情节上，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针对犯罪主体，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复核程序上，规定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死刑，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关于执行制度，法典指出，被判死刑的罪犯，“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总之，此时的方针为“严肃与谨慎相结合”。 “十年动乱”过去了，刑法诞生了，整个国家向着“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前进，胜利的曙光依稀可见。公民对新刑法的最初认知暂时还停留在广播和报纸的宣传上，至于感性认识和深刻体会，是在刑法出台后的第4年，那一年就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1983年“严打”。上世纪80年代初恶性案件频繁发生 “文革”结束，刑法出台，大的政治动荡过去了，社会并未真正稳定与安宁。“十年动乱”带来巨大的后遗症，盗窃犯、杀人犯以及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活动猖獗，层出不穷。十年浩劫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扭曲了社会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价值观念被摒弃，无法再有效约束公民的行为。“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破坏了法治观念，滋生了耍流氓等各种道德沦丧的行为。加之刑法出台初始，各项措施有待完善，不法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频发。1979年9月9日15时，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江浦路口，执勤交警施汉培发现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抓获犯罪分子进行了体罚，引来附近群众围观，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16时左右，20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流氓分子抢夺警用喇叭，揪打施汉培，围攻在场其他民警，抢去警帽。干警撤离现场后，流氓分子更加肆无忌惮，阻拦途经的小汽车，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儿，推翻农民的菜车，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等贵重物品，侮辱妇女。控江路顿时陷入混乱，持续5个半小时。19点45分，上海化工轻工公司女干部吴某骑自行车途经控江路桥，被部分流氓包围和调戏，连人带车推倒并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并凌辱蹂躏近一个小时。吴某被剥掉衣服，身上多处被抓伤，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时30分左右，杨浦区公安分局先后调集30名干警和80多名治安联防人员，维持现场秩序。21时前后，市公安局又调遣民警200名赶赴现场，劝导、疏散围观群众，流氓分子也纷纷溜走，直到午夜控江路地段的治安秩序才恢复正常。此案经侦查，先后抓获31名流氓分子，其中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7名，劳改教养11名。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被称为“控江路事件”，而这时距《刑法》在全国人大上通过仅两个月。诸如此类影响恶劣的事件一时难以遏制，1980年1月，广州市滨江东路发生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发生自杀性爆炸案，作案者北京人王志刚，因失恋自爆，当场死亡，炸伤89人，抢救过程中陆续有9人死亡。1981年4月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名外逃劳教人员尾随、劫持三名女中学生，对其进行强奸、猥亵。1982年公安部门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万起。杀人抢劫等重大案件突出，尤其在城市，当年发生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当众抢劫强奸案，河北省承德市连续抢劫强奸少女案等。1983年前几个月，发案率猛烈上升的势头不减。百姓的生活不得安宁；上下夜班的女工总是提心吊胆，回家时间稍一拖延，就令家人揪心，生怕出现意外；父母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儿独自在外玩耍，万一被拐骗走，再难找回；上下班高峰期，人流集中地，伺机抢包者见缝插针，一旦得手，拔腿就跑，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许多传闻闹得沸沸扬扬。1979年颁布的《刑法》对严重刑事犯罪量刑偏低，公安队伍装备落后，民警的待遇偏低。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怨气，这“三气”是对当时治安状况的生动描述。当时的犯罪分子还显现低龄化的趋势，据一些省市公安机关统计，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作案成员总数的70%。邓小平拍板“严打” 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在无锡视察工作时，接见了在无锡疗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江渭清建议道：“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邓小平开始重视治安问题，而促使他下决心进行严打的，是几个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六一六”案件。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犯罪分子还同时犯有抢劫罪、爆炸罪。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们到牙克石出差办事心存恐惧，不敢走出火车站的站台。由于多数罪犯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群众集体上书，要求将罪犯全部处以死刑，最终只有其中两人被判死刑。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中央领导。还有一种说法是唐山的“菜刀队”凶残嚣张，甚至拦截了邓小平去北戴河的车队，才使邓下决心严打。刘复之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任部长后，针对当时极为严峻的治安形势，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并于7月送报中央。邓小平在两天内看完了这份报告，1983年7月17日上午9时，他召集刘复之和彭真来到自己在北戴河的疗养住所。邓小平身着草绿色军便服，手里拿着由刘复之起草的、两天前上交的报告。几句寒暄之后，他直切主题：“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说着，邓小平翻开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读到这里，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两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他打着手势，“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如此严厉的打击可能引起的社会争议，邓小平早有预料，“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彭真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拍板后，“严打”正式拉开大幕。 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为配合此次行动，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对刑法法典进行修改补充，死刑罪种增长较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均可判死刑。由此，“严打”正式启动，势如破竹。追捕“二王”：全国首个悬赏通缉令严打的第一个战绩就是击毙“二王”。 “二王”是沈阳的王宗和王宗玮两兄弟，1983年春节前夕，“二王”携枪窜入沈阳一解放军医院大院内行窃。他们的行踪引起在场人的警觉，王宗被抓住后，弟弟王宗玮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三人，兄弟两人踏上亡命之途。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持枪暴力犯罪，这对来自沈阳教师家庭的歹徒，面对的是相对纯净的社会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网络是从抓捕“二王”开始建立的。全国铺天盖地一般的悬赏通缉令成了那一年独特的景象。在他们逃亡的7个月零6天里，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是：“二王到底在哪儿？” 1983年9月18日，在江西广昌的山林里，几万民警、武警、民兵将“二王”团团围住，万枪齐发下，王宗被当场击毙，王宗玮被活捉后，虚脱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但还是被愤怒的武警战士殴毙，因为他们的一个战友死于“二王”枪下。由于没有进行审讯，王宗及王宗玮两兄弟究竟到过什么地方，做了几次案，详情不得而知。警方能够肯定作出的判断是，沈阳连杀四人后，他们曾有4次露面，他们曾乘坐北京至广州的第47次列车，在车上作案并开枪打死一人，途经衡阳时，趁火车紧急刹车砸碎车门玻璃跳窗而逃。在湖北武汉的岱山检查站，他们开枪打死4人，其中有3名民警。在江苏淮阴，他们抢劫2.1万元，直至在江西广昌被击毙。为抓捕“二王”，公安部发出了“文革”以来的第一张A级通缉令，而且是建国以来的第一张悬赏通缉令，悬赏额高达千元。当时全国上下，火车站、机场、旅馆等地到处张贴“二王”照片，连中小学生都组织学习，记住“二王”的相貌特征。 “衙内”胡晓阳被毙，明星迟志强入狱 1986年2月19日下午，遵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召开了—次公审大会。会上，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三人因犯有强奸、流氓罪，且影响极坏、民愤极大，被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若说胡晓阳等人被处以极刑是罪有应得，迟志强的遭遇在今天看来确有些冤枉。曾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演员”、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明星迟志强，在1983年“严打”中锒铛入狱。据迟志强回忆，1982年，他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八九个男孩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还与一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们大胆超前的行为，引起邻居的反感并被告发为“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严打”开始后，由于邻居的举报，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因为事件中没有受害者，公安部门本来要通知单位接回去教育了事，没想到《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后，以“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为题发表报道，虚构渲染了“强奸、轮奸”等情节。当时人们不懂只有法院审判后才能认定一个人有罪，法院宣判前只能叫“嫌疑人”，若在今天，这个记者和这张报纸已完全构成了诽谤罪。结果报道一出，短短一天时间，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致电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一下，公安机关迫于舆论压力不敢再放他。迟志强与其他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被判监禁4年，于1986年出狱。第二年，他成为歌星，其专辑卡带《铁窗泪》根据监狱生活创作，销量超过千万。事隔十年后，“97刑法”中将迟志强当年所犯流氓罪废除。大街张贴划着红勾的告示 “严打”自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在此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紧张，一方面进行突击性建设，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并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 “严打”第一阶段，死刑24,000人，打掉的基本都是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人员，社会反响最为强烈。公检法对所立案件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各地相继召开大规模宣判会，严重威胁当地治安的违法人员被严惩、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外地改造，一些首恶分子被枪毙。 “严打”期间的死刑大案要案比比皆是，死刑的场面深深刻入百姓记忆中。经过审讯被公审宣判死刑的犯人，须经过游街示众后押赴刑场行刑。前面由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犯人被五花大绑，由于将临的死亡和游街的耻辱而面如土色。他们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有名字、性别、年龄及罪行等，在他们的名字上面还画着黑色的“×”。行刑车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斗争，控诉犯人罪行。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公安人员在旁边维持秩序，疏导交通。当时，各地的校园还经常张贴审判犯人、游街示众、刑场行刑的实景照片，张贴这些照片的本意，与游街示众一样，意在教育民众遵纪守法，希望祖国的花朵从小见证残酷的行刑场面，长大后不会重蹈覆辙。对“生”才刚刚有些朦胧体味的孩子，面对“死刑”这两个字眼，心中生出的更多的是恐惧。血肉模糊的死刑场景印在幼小孩子们脑海里，成为成长记忆里长久挥不去的一抹阴影。居民区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张贴通缉令和判刑公告。这些公告上，死刑犯的名字下面会用粗粗的红线画上一道，而结尾处，“此布，院长某某”字样的上边则用醒目的红色“√”作为一种严厉的警示。 83年“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斗争打击了许多违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生活安定，收效明显。但是这段时间内，对于某些罪责较轻的犯人，打得过严了。 1983年初，安徽省蚌埠市，有个名叫李和的小青年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后不给钱，被告强奸。开始被判刑5年。服刑不久后，严打开始，他被改判15年。为了增加“严打”力度，造出“严打”声势，李和改判的布告贴的满街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儿不服气，提出上诉。在严打进入第二阶段时，他直接被枪毙了。还是1983年，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儿，在路上和同伴打赌，开玩笑说敢不敢亲一个女孩的嘴。姓王的小伙儿果真去亲了过路的一个女孩。事后被抓，枪毙了。这一则案子，震惊了当地的百姓。北京某大学王姓、余姓两个女生，光天化日下在八一湖脱了衣服裸泳，83年“严打”中这名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及裸泳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判决，她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后人们就不会这么看了。历史不幸被她言中，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被主流社会道德接受，但人们对性行为已宽容多了，流氓罪被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是聚众共淫，连犯罪都算不上了。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阶段后，对是否坚持“严打”出现了不同声音。有的提出打击面过宽，个别地方出现“复查风”，此时全国政法会议传达邓小平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严打”阶段的第三次战役得以顺利进行到底。严打成效显著，但副作用也很大至今，关于“严打”的争论依然不断。理论界持“反对说”和“反思说”，司法实务界及少数学者认同“肯定说”。持“肯定说”的代表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表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的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运动式执法的“严打”行动，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负面作用也很大，留下很多后遗症。83年“严打”行动，冤枉了很多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人被错判了。当时刑法里的流氓罪最高是可判死刑的，有的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就是按流氓罪从重被判了死刑。还有的只抢了一点点东西甚至只是一顶军帽就被枪毙了。不过大多数被枪毙的人在当时也算有法可依，只不过是从严使用了法律规定的最高限。但由此引发了被错判重判的人及其家属的不满甚至仇恨，一些因犯小错进监狱的年轻人反而真的学成犯罪分子。当时在严打行动期间，公、检、法三家是联合办案的，每抓到一个罪犯（现在叫犯罪嫌疑人）不是像现在这样，先是公安审，然后检察查，最后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两人，共同审问，一次定刑。审完以后，各单位出各单位的案卷，共同研究一个罪名，定出判多少年。所以当时的审判效率非常之高，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法制历史上的高效之巅。正是因为快审快判也就难免忙中出错。这次“严打”也给公检法系统留下了专政权威的烙印，许多地方迷恋运动式执法，热衷搞公审公判，一些人由此轻视公民权利，甚至肆意践踏、侵犯。直到今天，还有地方的公安机关喜欢搞公审大会，继续犯下这种侵犯国民隐私权的错误。 1983年的严打斗争早已成为烟尘往事，留给我们的有经验，有教训，但我们相信，在法制越来越健全的今天，错杀错判的事情正在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在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死刑罪名数量先升后降 1988年初，紧跟“严打”胜利的号角，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月21日颁布《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将走私罪由笼统的一种罪化解为多种罪，其中走私毒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等七种罪行最高可判处死刑。199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增设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最高可判处死刑。随后又于1992年、1993年、1995年将卖淫嫖娼、劫持飞行器、生产和销售假药、伪造假币等罪行的最高判罚定为死刑。自1979年制定《刑法》至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死刑的罪种数呈上升趋势，从1979年的27种，上升到1997年的71种。 1997年，刑法的颁布和实施进入第18个年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刑法典中对一些罪名的描述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反革命罪”、“投机倒把罪”这些带着深刻历史印记的名词，虽然还印在刑法典的条文中，却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罪”、“非法经营罪”。1997年10月1日，伴随新中国48岁生日，修改完善的“97刑法典”颁布实施，透露出新鲜的时代感。其中罪名增加了近十倍，更加细化，并增设了“注射”这种死刑的执行方法。此时经过调整与合并后，死刑罪种数略有减少，保持在68种。香港回归，民众骄傲，逐步开放的社会和日益发展的经济，使国家向世界强国的行列迈进。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国内的应对，更使国家看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今年8月28日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首次审议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这一修正案被视为1997年中国刑法修订以来对刑法的“大修”，拟取消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如果修正案最终得以通过，意味着中国的死刑罪名将从现行规定的68个骤减为55个。纵观刑法变革历程，目光停留在1997年，这里是死刑数量变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死刑罪种数呈上升趋势，之后则呈逐步递减趋势，这种抛物线式的变化，既与国内形势紧密结合，又紧跟国际立法趋势的步伐。我国已签署联合国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公约》，条约指出，“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还未对此条约履行批准手续，目前逐步削减死刑的罪种数，正是向这一条约靠拢。死刑数目的增与减，目前社会上争论声较多，反响强烈。持“重刑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重刑特别是死刑，对犯罪者有一定威慑作用，有利于社会治安。持反对意见的一部分人则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拥有生命的权利，若不是犯了滔天罪行，一般不应动用死刑。国家的法律应该更加人性化，有利于社会顺畅发展、百姓生活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