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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　　(文/朱永嘉) 　　近日，我一直在反复地读孔子的《论语》，《论语》是记录孔子与其弟子应答孔子之语录，这本语录是孔子去世以后，诸弟子记载的孔夫子与其弟子之间的问答之语。《论语》成书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参预的弟子亦较多，现在我们看到的本子，共二十篇，篇名皆以篇首之二、三字为题。各篇定型的时间亦有先后，作者亦非某一家弟子，故难免有前后矛盾之处，各篇的主旨亦不尽相同。全书仅有一万二千七百字，二千多年来，注释本不下五六百种，为了便于今人阅读，我萌生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把它按内容重新分类编排，分为论学、为人、为政三大类，每类又各分成若干小类，以便今人翻阅，并能便于今人比较完整地掌握孔子的思想，更准确地切合当时和当今的时代意义。我自己在阅读《论语》时，情不自禁地会联系到自己经历的往事，往往感慨系之。　　记得在1974年元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这份材料把林彪与孔孟之道联系起来，主要的一个根据，是林彪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失败以后，在家里给叶群写了一副条幅，用了《论语・颜渊》第一章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中“克己复礼”四个字。客观地讲，林彪在家里书写这个条幅，是要与叶群一起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在家中对自己庐山会议莽撞行事的一种反省。而梁效编这一材料把意思说反了，说是林彪欲借孔孟之道搞复辟。现在想来，这样的解释不妥帖。不能因为林彪后面的表现，一切都往坏处想，以此把批林与批孔联系在一起，便显得生硬了。　　再说，林彪对《论语》中所表述的思想文化是否真的领会并作为自己行为的宗旨呢？那也未必。同在《论语・颜渊》这一篇的第三十一条：“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不轻易怀疑别人有什么恶意要欺诈于你，不要预先有成见认为别人对自己不信任，要有了真正的事实根据才能认定，这样才是贤者。如果你对对方怀着不信任的态度，或者认为别人对自己有成见，那么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往往会有误判，根据误判作出的行为选择，对双方都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在林彪事件的过程中，双方在误判问题上的教训实在很多。　　庐山会议事件的起因是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议上，宪法草案稿的序言中，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前面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三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吴法宪认为这就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立即对张春桥展开强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事后、黄永胜、陈伯达认为吴法宪这一炮放得好，又向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告诉黄永胜说：“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林彪还叮嘱他们说，“这件事没有完，说庐山会有大的斗争。”实际上张春桥只是重复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同志要对文革初期掀起的个人崇拜降温，他早就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表示不满了。故林彪对修改宪法草案时，吴法宪发难与张春桥的争论作了误判，而且要进一步在庐山会议上发难。他没有读懂孔子说的“不逆诈”这句话的意思，即不要轻易怀疑别人有什么欺诈阴谋。吴法宪、陈伯达、黄永胜乃至叶群、林彪如此激动，是由于在他们心目中涉及到利益关系。因为这些提法在林彪他们看来，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地，他们也就忘了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利而行，多怨”这些话。(《论语・里仁》)把宪法草案上个别提法问题的变更，与个人得失联系起来，抱着患得患失的情绪，怎么可能客观正确地处理问题呢？说明林彪他们根本没有读懂《论语》中孔子反复论述的一些基本观念。　　今年《世纪》杂志第三期刊登了程继尧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如何被戴上“林彪黑秀才”帽子的》，这也是双方都因违反了孔子所言“不逆诈、不亿不信”所产生的误判而导致重大历史悲剧的惨痛教训。程继尧是一个工人作者，他也曾经在写作组经济组工作，为人很淳朴，事件的起因是《文汇报》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六日发表了署名蔡康成的一篇《路线、政权和世界观》的文章，这个蔡康成就是程继尧同志。那天早晨张春桥、姚文元在兴国招待所看了《文汇报》的大样，看到这篇文章不讲“九大”的路线，认为有问题，这篇文章事先没有送审，张对姚说了，下午姚通过他秘书胡鼎君把王知常找到兴国招待所，姚文元要王知常去了解此文的背景。王知常回到办公室以后，便找到原在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后在《文汇报》，以后调到写作组毛选五卷学习小组的阿彪，让他去了解情况。为什么找他去，因为他在《文汇报》呆过，文章是《文汇报》发的，这样比较方便。我们对他也完全信任，因为此前王知常曾托他过一件事，毛泽东不以为然的林立果在空军那个讲用报告，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见过，阿彪去空四军弄了一份油印稿送给了姚文元，因而受到王知常的信任。他如何去了解情况我们并没有具体过问，我们并不知道文章真正的作者是谁，如果知道是程继尧所写，因为他在写作组经济组呆过，是工人作者，一般提醒一下就过去了。谁知阿彪说了一个假情况，说此文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那张、姚就怀疑到是林彪集团故意与九大路线相抗衡，因此让徐景贤组织文章来正视听，文章具名方岩梁，是文艺组的笔名，作者是文艺组的高义龙，徐景贤改定，由徐景贤通知《文汇报》用同样的版面篇幅在三月十六日刊登此文，文章的题目为《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是著名的《文汇报》3・16文章。程继尧在《我如何被戴上“林彪黑秀才”帽子的》一文中，讲到阿彪曾找他了解过他写《路线》一文的事，我想阿彪不至于故意知情不报，至于他汇报说该文章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的缘由至今是一个谜团，我猜测很可能是事先阿彪没有找程继尧了解情况就向王知常报告，事后觉得有问题，才去找程继尧核实，这时候因为与自己之前的汇报并不相符，他也就弄假成真、知情不报了。那么程继尧也就不明不白地成了“林彪黑秀才”。当然，也不能说阿彪有意为之，只是不经意中弄巧成拙罢了。　　在3・16文章发表以后，我们本来不想再做任何追究了，但此文发表引起空四军方面的注意，那时林立果来上海，获悉阿彪提供的写作组组织此文的前后经过，他们又紧张起来了。那个在九一三事件中自杀时朝天开枪偷活下来的李伟信的交代中，讲到林立果是三月十八日到上海的，便认为《文汇报》三月十六日的文章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当然，林立果想搞对抗毛主席的设想在此前就已经有了，他在二月间去浙江时便作了这方面的准备。三月十八日到上海，住在上海岳阳路的警卫处招待所，这个地方原来是少年科技站。他既然认为《文汇报》三月十六日的文章是一个信号，那就加快了他策划《571工程纪要》的步骤了。在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三个人坐下来开始制订武装政变的计划，正是这个计划促使林彪走上了不归路。阿彪给空四军通风报信的事，是九・一三时间之后，清查林彪相关事件，是在空四军的清查小组发现的，这个情况通报市委办公厅，那么阿彪成了办公厅许多人心目中的眼中钉了，不准我们再容留阿彪在写作组的毛选五卷小组。为了这件事，王知常还替他抱不平，说阿彪还是有功的，因为姚文元看到的那份林立果在空四军的讲用报告是他去弄来的啊！王知常与我商量怎么办，我想了很久，如果把阿彪送回空四军，那么那里清查小组会把他往死里整，还是不声不响地把他送回《文汇报》吧，也没有把他的材料和情况告诉《文汇报》。我做了一回滥好人，因为当时我们确实不知道蔡康成一文的作者是程继尧，还认为阿彪提供的假情况是真的，所以认为对他的处理要留有余地，不知不觉我们成了农夫与蛇那个故事中的农夫了。当四人帮被抓，我们都成了清查和审判的对象，他却因祸得福，反而因此被信任、提拔和重用，这都是当时始料不及的事。当然，现在再来讲这个事情，他也已经老了，已经退休了，再去追究他的往事也没有必要了。尽管后来他在《文汇报》的表现也不好，这是他为人的德性决定的。我在这里仍为他留下余地，让他自己抱愧地走完这一生吧！如阿彪这样得缺德事，所以造成那样严重得后果，一方面与我们办事不够认真有关，另一方面，当时双方实际上都抱有一种猜疑的心理，不信任对方，怀疑对方有诈，稍有一点异常，往往容易因误解而作出过度的反应，最终促使林彪、林立果加速走上不归之路。　　孔子在《论语・宪问》所言：“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译成语体文，便是不要事先怀疑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欺诈的阴谋，不要预先估计别人对我不信任，要真有什么事，临事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能觉察清楚，这才是有贤德的表现。我们应该尽量把同志与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不能把互相猜疑放在第一位，否则的话，相互之间很难相处，往往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引起严重的误判，造成大的冲突和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如此，对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应如此，相互之间大家都应以诚相见，国与国之间的猜疑，产生误判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啊！孔子那个话应该说多少有一点普世的价值吧！回过头来，对于程继尧同志本人，事后我从来没有表示过要追究他的责任，仍然鼓励他努力写作，在四月间它的文章便在《解放日报》头版上见报了，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蔡康成一文的作者是他，即使知道了也会同样如此。对抗是因人而起的，不是因为程继尧的文章，而是因为事涉林彪系统的问题，我们不会去错怪程继尧。后来清查林彪事件时，怎么会联系到说他是林彪的黑秀才，那我就完全不知情了，我没有参与过清查林彪事件的事，如果他来找我，我会替他澄清真相的。　　至于后来姚文元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再次批评《文汇报》一月六日蔡康成那篇文章，那是因为当时对文章真实的作者并未澄清，才有那样的误判。姚的话传到基层，就委屈了程继尧同志。事后他去问徐景贤，徐同样不知内情，阿彪谎报军情的事也是后来才弄清楚的。毛泽东批评过《文汇报》的3・16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刺激了林立果他们，加速了他们走上绝路，尽管即使没有《文汇报》3・16文章，林立果还是会走上这条绝路。从发表《文汇报》3・16文章的出发点讲，缺少一点与人为善的态度，应尽量让对方有台阶可下，刺激对方的结果，势必两败俱伤。毛主席这个批评还是对的，王洪文在杭州清查军内林彪集团影响的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批评《文汇报》3・16文章的意见是对的，王知常因不知道是毛泽东的批评意见，所以在杭州军区的大会上公开与王洪文抬杠，使王洪文一时下不了台，但王洪文在这件事上还是宽容了王知常。也正因为这件事，王知常便离开王洪文那儿，回到写作组我身边来了。王知常这个人的性格，也耿直得很，只认理，不认人。　　现在回想往事，我还是那个想法，阿彪此人此事，好似蝴蝶效应，这个小蝴蝶无意中拍二下翅膀，通过空气力学传递，竟然会引起那么大的难以预料的后果，这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所以我读《论语》的收获，那就是为人要多一份善良，多一点与人为善的精神，少一点猜忌之心，要如孔子说的“不逆诈，不亿不信”，那就可以减少一点误判。在国内处理同志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应如此，处理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应如此。今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习近平同志谈了他于去年11月在奥巴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建立和加强两国之间新型大国关系达成许多共识，希望中美双方在这一点上相向而增信释疑，从而深化合作，确保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那么双方必须在合作过程中管控好双方的分歧，决不能在两国之间让一些小人物，诸如菲律宾的阿基诺之流，在双方之间有意地制造分歧，挑起事端，增强某种猜疑的心理。双方还是要坚持“不逆诈，不亿不信”的态度，不能让大国之间的某些小人物造成蝴蝶效应，由他们拍二下翅膀，通过空气动力学，增强大国之间的猜疑心理，从而造成某些问题，在某些地域制造摩擦，导致双方之间的怀疑猜忌，一旦发生误判而擦枪走火，无论对哪一方而言都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悲惨结局。大国之间，如果一方保持克制，另一方不断妖魔化对方，那么另一方的克制也是有限度的，事态也就难以向良性方向转化，这一切取决于双方如何相向而行。　　对于林彪的问题，毛泽东始终抱着争取他能知过而改，尽量让他有下台阶的机会。《论语・卫灵公》有一句孔子的话：“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了错误过失而不肯改过，那就是真正的过失了，用毛泽东惯用的语言讲，对犯错误的同志我们要始终抱着治病救人的善意，帮助同志改正错误，并为他们提供改正错误的机会。一九七一年的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的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会议听取了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看来毛主席召开这次会议是要降温，搞好党内团结，把庐山会议上的事情作一个了结，吴法宪的回忆录对此情况作了叙述。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讲：“我没想到的事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的前期，他们是被我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发言比较客观，调子不是很高。”而康生基本上不出来活动，叶群也要在会上作检讨，所以林彪与叶群回到了北京，毛泽东想让林彪在会上也说几句话，周恩来曾对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会议开了十多天后，秘书组要起草总结，原来对我们的错误调子提得很高，而且言过其实，戴大帽子，后来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把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这个稿子送给毛主席，是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在闭幕会之前，周恩来要我们每个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思，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我们表示，中央工作会议对我们的批评是对我们的爱护，我们一定接受批评。……最后由周恩来作总结。”“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但是这个会议，林彪始终没有出席，也没有讲话，会议结束后，林彪、叶群要回北戴河，吴法宪去机场送林彪，林彪一言不发。他为什么一言不发，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在会议上讲几句认错的话，那是因为林立果在这之前已经搞了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是在三、四月间搞的计划，林彪应该多少知情，有了这个东西，林彪自己下不了台阶了，因而对四月末结束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不发一言，这个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计划一旦暴露，林彪作检讨又怎能自圆其说呢？这时林彪的沉闷与一言不发，正是这件为难的事在心头无法排解，林立果的莽撞坑了他爸，这与五一晚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表现是一致的，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那种情况反映在林彪身上就是如此。为什么？林彪心中有鬼，见不得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既不能改又不肯改，自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直到灭顶之灾。林彪的这种神情，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押不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换一句话说，根子还在林彪身上。　　通过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以后几个月的观察，毛泽东感到了问题依然严重存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乘专列南下吹风，而这些风声传到了林彪耳中，林彪自然紧张，在林立果身上，则表现为慌张了，最终出现折戟沉沙的悲剧结局。“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结果便只能是灭顶之灾。

孝庄皇太后一生经历过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皇帝福临、康熙皇帝玄烨四代帝王。皇太极是她的丈夫，福临是她的儿子，玄烨是她的孙子。她富于魅力和心机，又颇具政治才干，但却满足于躲在幕后，辅佐儿孙。学者李亚平对孝庄人生的阐释值得一读。十三岁出嫁，为皇太极生育子女最多孝庄皇太后出身于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部落。当时，蒙古人和女真人一样，个人与家庭没有姓氏，部落的名称就是每一个人的姓氏。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人中，他们迎娶的蒙古女子人数多达53人，其中，迎娶与出嫁到科尔沁部的女子为最多，联姻对象包括了科尔沁所有部落和蒙古几乎所有重要一些部落的酋长。这种毋庸置疑的政治婚姻，帮助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基本解除了来自北部与西北部的威胁。他们用这种婚姻，为自己建立起来一道漫长而广大的安全屏障。在皇太极著名的崇德五宫中，位居第五位的永福宫庄妃，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她在娘家的蒙古名字叫布木布泰。有人认为和喇嘛教教义有关，含有“出世之人”的意思；还有一种看法则认为，布木布泰是当时蒙古人用来装东西的大口袋，是很重要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用粗制毛线编织而成。从当时游牧渔猎民族的习俗上判断，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姑且存疑。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是在公元1625年即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的二月初二日。当时，她是虚岁13岁。她的丈夫皇太极比她大21岁，时年34岁。皇太极一生中共有25个子女，其中11个儿子，14个女儿。他究竟有多少位妃嫔，目前尚没有人能够给出精确答案。为他生育过子女从而记录在案的则有15位。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3个女儿，1个儿子，是为他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出发，应该说他们二人的感情可能还不错。不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她和她的子女曾经给予过特殊的关爱与照顾。皇太极太忙，需要他瞻顾的军国大事太多，需要他关爱的女人及其子女也太多，这可能是他没有过多关照布木布泰的部分理由。精编“福临”神话“色降”洪承畴？史书谈到皇太极时，认为他“聪睿绝伦”。这种情形，很有可能是皇太极对于布木布泰———庄妃没有给予过多关爱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位庄妃的心机太多也太深。从两性心理来看，一般说来，那种心智能力极强并日理万机的男人，很难从性爱的角度喜欢一个心智能力同样强的女人。他们会因为双方太像而产生同性相斥。这种男人，渴望在女性那儿得到满足的，会是一种更加女性化的东西。庄妃第一次表现出不凡的心机，是在福临出生前后。有一个未经考证、但很多人愿意相信的说法，庄妃曾经拜范文程为老师，跟着他学习汉家文化。假如范文程曾经做过她的老师的话，这段时间应该足够教会她我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的精髓了。大清朝皇室仅有的两例有关皇权的神话故事，均围绕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的出生展开，而且都与庄妃———孝庄皇太后有关，这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神话，全部出自她本人和她的侍女之口。“天生福人”———福临降生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庄妃———孝庄皇太后以后一再渲染这孩子出生前后的神奇特异，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给予过福临和他的母亲任何特殊的关照，除了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之外。庄妃———孝庄皇太后见诸史册的第二个事迹，便是有关大明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的故事。据说，皇太极为了拿下洪承畴，绞尽脑汁想办法。最后，将熟悉洪承畴的人找来，询问洪承畴一生为人有什么特点？回答说：好色。于是，皇太极挑选了几位美貌侍女前去诱惑，结果，依然碰了壁。最后，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流传得极为广泛的故事。史料记载，庄妃身穿侍婢丫环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面对墙壁，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对她不理不睬。她告诉洪承畴，不忍看到一个英雄忍受绝食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因此，自己给他带来了毒药，使他可以迅速解除痛苦。然后，将被说成是毒药的人参汤喂到洪承畴嘴里，并百般劝导。最后，当洪承畴知道这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始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徐徐曰：“先生不会冷了吧？”洪承畴瞠目视之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遂翻身下跪。关于这段故事，历来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庄妃在三官庙中前后逗留了几天几夜，方才说服洪承畴投降，而有人认为庄妃是在一天一夜之间解决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段故事中出现的庄妃———孝庄皇太后，足够聪明机智，富有洞察力和想象力，应该算是没有辱没这位女士的智商。在对待两性关系上，世界上并没有特别多的民族像中国当代文人这样假模假式而又心理阴暗。在那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部族中，如果一位女性能够把一个英雄收服过来的话，不但不会受到族人的鄙视，相反，她也会像英雄一样受到大家的爱戴与尊敬。这是明清之后，头脑与心灵被孔孟之道强力阉割过的汉族士大夫们完全无法想像的。与多尔衮的关系迷雾重重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是孝庄皇太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她与多尔衮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经过如何，结局怎么样等几乎全部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至少从史书记载上看，在年龄上，她比多尔衮仅仅小四个月，差不多是同岁。她13岁嫁给皇太极，成为多尔衮的嫂子。第二年，14岁的多尔衮便迎娶了她的姑姑为妻，多尔衮又成了她的姑父。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与女真人中，这种情形十分常见。从实际情况判断，皇太极生前，她和多尔衮的交往可能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日，就是在她嫁给皇太极而皇太极又没有继位为汗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满清王公贝勒中，多尔衮可能是除皇太极之外，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个人，他对汉文化的了解大约在众多王爷中也是最深的。以他的聪明机警，当庄妃———孝庄皇太后散布出福临降生前后的神话时，他可能在第一时间立刻就明白了这个女人想干什么。从而，在与豪格的尖锐对峙中，退而求其次，作出了推举福临的选择。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可能就变得高度困难。皇太极继位之前，多尔衮的母亲被以努尔哈赤遗命为由殉死，在此期间，庄妃是否能够给予同年、并且已经结婚的多尔衮多方安慰，是一个很成疑问的话题。因此，从皇太极继位到去世，17年时间里，他们之间应该很难有私下交往的机会和可能。当时，庄妃与多尔衮之间如果有过信息交换的话，也很有可能是极度隐秘，或者是通过庄妃的侍女苏麻喇姑进行的。福临继位之后，多尔衮反倒有可能经常和此时已经成为两位太后之一的孝庄见面了。他以小皇帝福临名义发布的那些文告与命令，应该得到过这两位太后的鼎力支持。到北京以后，情形又截然不同。在那时的中国，他名义上是摄政王，他行使的根本就是皇帝的权力。此后，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之间，可能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这个时期，是从多尔衮定鼎中原后，迎接小皇帝福临与孝庄皇太后们迁都北京开始的。多尔衮奉献到孝庄皇太后面前的，是那伟大的、女真人一代代梦想的、锦绣江山。史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按照礼部早已经安排好的时间表，皇帝和太后一行应该在顺治元年九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在通州只是迎入行殿短暂停留一下，然后，便前往北京。但实际上，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百官迎接至通州城外五里处，进入行殿，百官叩拜如仪后退出，摄政王留下与皇帝、皇太后叙话。不久，百官接到命令，皇帝一行旅途劳顿，决定当夜驻跸通州，次日一早起驾进京(《清世祖实录》卷八)。有历史学家认为，就是在这一天，时年32岁的孝庄皇太后，开始以自己的满腔柔情来回报同样是32岁的大英雄多尔衮。顺治元年十月一日，第二次登基的福临册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年初，加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这种层层升级的尊崇，必定与多尔衮威权日重有关，也无法排除他与孝庄皇太后之间感情不断升温的可能。清算多尔衮辅佐福临成就康熙顺治八年二月，在清算多尔衮的疾风暴雨中，皇帝颁布煌煌诏书，指斥多尔衮的累累罪行，其中谈到了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等于公开承认了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假如不是成了公开的秘密，对于此类事情，皇家一般都是能瞒则瞒，能骗则骗的。果然，到康熙朝修《清世祖实录》时，在卷五十三条中，这一段便被删去了。有一种说法，说是太后与多尔衮大婚的诏书一直保留在大清官方的原始记录中，后来，到乾隆时代，纪晓岚在皇家档案馆中还曾经看到过，他建议乾隆皇帝为了皇家脸面考虑，把这些档案彻底销毁了。这种情形表明，在当时的社会心理中，在满洲人看来，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考虑了。而从汉族人那无数贞节牌坊来看，这对于太后本身和新王朝形象的杀伤力却极大。因此，才被弄得如此欲盖弥彰。若是今天还用这种思维看待此事的话，就不仅可疑，而且可笑了。孝庄皇太后的这些做法，除了感情和报恩之外，一个最深切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可惜，这小皇帝的一切来得都太过容易，他根本无法体谅母亲的苦心，使这一切反倒成了他憎恶多尔衮和自己母亲的心结。事实上，多尔衮可能也并不为此感谢孝庄皇太后。以睿亲王的聪敏睿智，大约他也早就看出了孝庄皇太后的心思。这可能是他做了“皇父摄政王”之后，时间刚过一年，便纳娶侄媳妇———前肃亲王豪格夫人的重要原因。大约也是他去世前一段时间里，长期在外，很少回北京的重要原因。顺治六年年底，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刚满一年，他的王妃就去世了。一个月后，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纳娶了肃亲王豪格的夫人。当时，豪格死去不到两年。多尔衮死后，在汉族士大夫文人指责多尔衮用这种方式，继续报复已经死去一年多的豪格。孰不知，这个指责可能仍然是驴唇不对马嘴。多尔衮原来的王妃是皇太极正宫哲哲皇后的堂姐妹，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豪格的这位夫人则是多尔衮王妃的亲姐妹，也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而豪格又是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侄子。在汉族人眼中，他们整个一个乱伦。实际上，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看来，这种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婚姻既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又照顾到了未亡人的生活寄托，是再好、再正常不过的了。他们不理解的倒可能是汉族人———什么三从四德！什么贞节牌坊！事实上，多尔衮在这里报复的恐怕不是已经死去的豪格，而是做给活着的孝庄皇太后看的。多尔衮死后，对他的清算表面上是由顺治皇帝发动的。其实，当时福临刚满13周岁，显然可以将孝庄皇太后看成是幕后主使人。清算的凶狠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憎恶与报复。因为，对于多尔衮所做的一切，皇太后不可能不面临人们疑虑的目光，从而陷入尴尬。她只有有效地将自己打扮成多尔衮跋扈和野心的受害者，方才可能摆脱这种尴尬。十年后，孝庄皇太后的儿子顺治皇帝死时，他的遗诏是在孝庄皇太后的一手主持下定稿并布告天下的。在这篇遗诏中，用皇帝的口吻，列举了福临自己生前的十四项罪过，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份皇帝的罪己诏。顺治皇帝福临临死时，可能确实想要报复自己的这位母后。因此，才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再坚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某一个堂兄弟。这样，孝庄皇太后的地位，将会在新皇帝继位后立即被边缘化，为新皇帝的母亲所取而代之。这是孝庄皇太后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此时，她很清楚，自己对儿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甚至，就像顺治皇帝临死都不愿意看见出身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妃一样，福临可能也同样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母亲。因此，皇太后命令皇帝生前最信任的满汉大臣们，轮番前去劝告皇帝改变心意，终无效果。于是，孝庄皇太后请出了深受皇帝敬重的德国的洋神父———汤若望。如今，在皇帝势将不起之际，汤若望前来问候。据说，他有效地打消了皇帝立堂兄弟为继承人的想法。当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询问哪一个儿子可以成为未来的皇帝时，汤若望回答说，应该选择已经出过痘、不再害怕天花的孩子。这个孩子恰恰就是玄烨———康熙皇帝。拒绝“垂帘”一生节俭死后盛名康熙继位之初，曾经有一个汉族秀才上书太皇太后，建议她垂帘听政，被太皇太后断然拒绝。在未来的岁月里，孝庄太皇太后以她对康熙皇帝的成功教养，赢得了皇帝、并通过皇帝赢得了历史与后代的尊敬。据说，晚年的孝庄皇太后自奉甚简。与明朝比较起来，皇宫中的开支与使用的太监、宫女仅仅是明朝的一个零头，平均起来大约还不到其百分之一。而就是在这种节俭的开支中，孝庄太皇太后还曾经多次将皇宫中积攒起来的银两，赈济给遭受自然灾害的灾区人民。她对康熙皇帝的教诲中，确实有一些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地方，这应该是她受到爱戴的原因。据说，这位老太太在夏天避暑时，曾经去过多尔衮猝死的喀喇城，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承德市附近。饱经沧桑、已是暮年的老人，来到故人之故地，不知会有那揪心的疼痛否？公元1688年，即大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子时———午夜时分，孝庄太皇太后病逝于北京紫禁城慈宁宫。去世前，她再一次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团，她叮嘱孙子康熙皇帝，不愿惊动自己奉安已久的丈夫皇太极，且眷恋儿子和孙子，因此，要求将自己葬在福临的陵墓附近。最后，终于安葬在位于今日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的围墙外，与今天沈阳北陵的皇太极昭陵相对，号为昭西陵，从而，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想像的空间。 75岁的孝庄太皇太后，一生多姿多彩，却也无法不令人感慨万千：这老太太，可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