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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诗小镇沦为帐篷城，无家可归率是温哥华4倍！

在加拿大BC省西北部的小镇Smithers，无家可归者问题正持续加剧——这座仅拥有5400人口的小镇，其无家可归者的人均比例竟已达到了温哥华的四倍。镇政府对面，那片不断扩大的帐篷群构成了最刺眼的景象，被当地人称为“帐篷城”。据Global News报道，自2020年起，位于Veterans Peace公园旁的无家可归者营地持续扩张，随之而来的是治安隐忧与火灾风险的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情况，镇议会最近拍板，每年拿出$23.4万元请私人安保公司来维持秩序。他们的任务是看护“临时夜间庇护区”（TOSA），还要在镇中心来回巡逻。镇政府表示，这项安保措施先试行半年。自10月1日起，两名来自Blue Hawk Security保安已经上岗：工作日的执勤时间为晚7点至次日早7点，周末及法定假日则实行全天候值守。此举目标明确——防止骚乱与火灾，保障营地居民与整个社区的公共安全。七月那场夺命火 7月19日晚上，Smithers的“帐篷城”突然起火。火苗在黑夜里蹿得老高，还伴着爆炸声，把一排排帐篷烧得乱七八糟。曾在Site C工地开过重型机械的工人Ron Aslin，是这场大火中受伤最严重的人之一。他全身多处烧伤，家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没了。现在看到营地里巡逻的保安，他只能苦笑着说：“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防止再有人点火。” Aslin说起那晚的情况，手还指着身上的伤疤：“火一下子扑过来，把我的胳膊和腿都烧伤了。” 事发时，他先听到帐篷里传来“嘶嘶”异响，仔细查看发现一个丙烷罐正在泄漏。情急之下，他抓起罐子就往帐篷外扔，却忘了旁边还点着蜡烛。泄漏的丙烷罐在空中爆炸，火焰瞬间腾起约三十英尺（约9米），将他严重灼伤。刚经历癌症手术的Aslin在酒店暂住几周后，最终因无处可去，只能回到营地边养伤边生活。 “在这里的日子……太难了，”Aslin低声叹息道。从“帐篷城市长”到“纵火嫌疑人” 火灾发生后，46岁的Robert Nicholas被捕，并被控纵火致人伤害。他在Smithers出生长大，曾在营地断断续续住了四年。营地里的人曾称他为“帐篷城的市长”，因为他帮忙维持秩序、照顾他人。如今却被视为纵火犯，他倍感落差。 Nicholas已获释，但必须遵守六项条件，包括不得接触Aslin，并与营地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虽然暂时住在亲戚家，但他坦言在镇中心骑车时常常低着头，害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保安请得起，房子建不起这笔安保费用并非镇政府自掏腰包，而是通过“BC西北部资源利益联盟”的省级资金协议支付。这个协议能把一部分本地产业赚的钱留在社区，用来解决眼前的麻烦。镇长Gladys Atrill表示：雇保安不是个轻松的决定，但镇上既没有收容所，也没有支持性住房，没办法安置目前营地里的十几个人。“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用有限的资源，尽量保证营地居民和整个社区的安全。” 根据2025年的无家可归人口统计，Smithers的无家可归人数在四年间翻了一倍多，从2021年的33人增加到今年的77人。 Atrill强调，她最担心的是冬天来临时有人会被冻死。“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为了改善条件，镇上已经给庇护区放了储物柜和两个临时厕所，还准备花$12.6万元修围栏、铺地基、换新帐篷。镇政府也在想办法设立一个“极端天气避难所”，但能不能成还不一定。Atrill说：“我们会尽力的，但要是冷到零下二十度，这些措施还是不够。” 来自Hazelton的Brandi Forsythe在营地里已经过了两个冬天。她记得，第一年冬天，她的帐篷还被人用斧头砸烂过。眼看冬天又要来了，她最担心的还是取暖问题。 Forsythe说：“这里的人什么都没有，只能硬撑着过活。” Smithers的社区安全官Carl Chad表示，镇上必须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一个能过夜的安全地方。虽然这个营地只是临时的，但现实是需求会持续存在。 Chad接受采访时说：“在这里生活对谁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提供的，所以只能尽量把它改善到最好。” 在日常工作中，Chad更倾向于采取“教育优先”的方式，尤其在防火方面。他会耐心解释明火禁令的重要性，并提醒大家保持帐篷之间的安全距离。除了管秩序，Chad还经常和皇家骑警以及一些社会救助机构合作，帮营地里的居民对接服务和治疗。工作虽然辛苦，但他觉得很有意义。在Chad看来，很多人是因为上瘾或创伤才会来到这里，而在他的帮助下，已经有人走上治疗的路，不再待在营地。戒不掉的伤，回不去的家 Brandi Forsythe决定离开Smithers的“帐篷城”，回家去戒毒。让她下定决心的，是马上要过19岁生日的女儿。 Forsythe说：“这两年我几乎缺席了她的生活。过去她的人生里，我几乎一直在她身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和Forsythe一样，Nicholas也在与成瘾作斗争。他坦言自己长期受酒精困扰，并说：“没有人可以轻易去评判别人。” 多年来，Nicholas因成瘾失去了许多朋友和亲人——2021年12月失去了挚爱，去年12月又痛失妹妹。 Nicholas觉得请保安可以提升安全，但花费过高。镇上更需要的是住房、工作机会和心理辅导，帮助人们真正走出成瘾，摆脱街头生活。最令他心痛的是，他20岁的女儿如今也常出现在市中心的营地——那个他被法院禁止靠近的地方。 Nicholas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大家都能改变，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虽然很难，但他仍相信还有希望。信息来源：Global News

5个月前
列治文餐厅花2.5万广告费打水漂！给邮务罢工搅黄了

列治文一家餐厅的老板表示，从邮务公司、航空公司到省府雇员接连的罢工行动令他们损失惨重。他们因为加拿大邮务公司罢工，已经损失了2.5万元。据Global News报道，列治文的“史蒂夫斯顿海鲜餐厅”（Steveston Seafood House）老板Shane Dagan表示，他们希望透过寄送邮件举办促销活动，与社区建立联系。他们为此花费1.5万元制作传单，预付10,000元邮资，并于9月11日将材料送交加拿大邮务公司（Canada Post）寄送。但加拿大邮务公司于9月12日开始罢工。 Dagan表示，“我们支付了1万元的邮资、预付邮资，以及1.5万元的印刷费用，”总共花费2.5万元，并透露，他们还雇了8名新的前台员工和几名厨师，打算举办一次预计会有数千人参加的促销活动，但最终未能如愿。 “当他们（邮务公司）宣布暂停派发传单时，我们请求他们能不能把传单收回来。”Dagan说。他表示，他们原本打算取消促销活动，但评估之后发现不可行，他们也曾试图拿回钱，但没能成功。 7周后，第一批传单才开始派发，但促销活动只持续到11月底。 “这对员工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Dagan说。“就像我说的，我们专门为此雇了人，我们扩建了厨房。你知道，我们为此投入了各种各样的成本。现在我们只想要退还邮资。” 罢工导致投递延迟有条款保护他表示，加拿大邮务公司援引了其客户指南的条款和条件，其中指出，由于天灾、疫症和劳工纠纷等原因，投递可能会延迟。据称，这份客户指南长达110页，需要仔细阅读。 Dagan并补充，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和卑诗公共服务雇员工会(BC General Employees' Union，简称BCGEU)罢工，也对业务产生了影响。 “由于加航罢工，我们9月份原本有一个80人的旅行团取消了行程。”“所以这让我们周六晚上都没生意做，”他说。加拿大邮务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邮政服务已经恢复，但“由于工会决定进行轮流罢工，邮务服务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会持续。” 并表示，所有滞留在网络中的本地包裹已经处理完毕，邻里邮件的投递工作也进展顺利。 Dagan仍希望退还已花费的款项。 “我们只是希望官员们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他说。“你知道，我们一直在一线工作。你经常听到渥太华和维多利亚的人说，他们支持小企业，服务于人民，是民众的后盾，但实际感觉并非如此。” 图：谷歌图片/Global News

5个月前
清洁女工被欠薪追讨无门！因为她不算员工

多伦多一位难民女子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奋战在一线，为长期护理机构清洁消毒。但她的雇主错误地将她归类为独立承包人、剥夺了她的加班费和员工福利，在安省劳工厅裁定一年多之后，她仍被拖欠近6000加元工资。图源：51记者拍摄从“员工”变成“外包合同工”，她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据《星报》报道，这位37岁的墨西哥难民Julieta Morales Trejo于2022年以为自己被“全国高端清洁服务供应商”——Alpine Building Maintenance雇用。该公司当时承接了多伦多市的清洁合同。然而，她后来才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为Alpine外包给的另一家公司工作，层层分包的复杂关系让她根本搞不清到底是谁该付工资。她说，自己有时连续工作四个月没有休息一天，完全遵从公司排班，使用公司设备，接受主管指令，对工作几乎没有自主权，这完全与“独立承包人”的法律定义相悖。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权要求加班费或休假工资，”她用西班牙语通过翻译说，“我只怕失去工作……我只是想活下去。” 图源：AI 工人被“层层外包”，企业却逃避责任 Julieta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越来越多的雇主通过错误归类工人或多层分包来逃避支付工资与法律责任，这种做法在清洁、建筑、外卖、运输甚至医疗等行业正越来越普遍。这类手段让雇主大幅削减成本，却剥夺了工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警告，安省的劳工法规未能跟上零工经济与复杂分包链的变化，导致工资盗窃（wage theft）的现象愈演愈烈。根据工人维权中心（Workers’ Action Centre）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的劳工厅数据，过去十年安省共有近2亿加元工资被正式认定为“未支付”。 “工人往往甚至不知道自己被错误归类了，这让他们难以维护权利，”该组织律师Ella Bedard说，“雇主正越来越多地躲在一层层公司外壳后面逃避责任。” 追讨无门：被拖欠工资近八成难追回案件的复杂性和执法弱化，使这类申诉越来越难解决。劳工厅若在30天内未收到雇主付款，会将案件转交省财政厅追讨。但政府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3年间转交追讨的1.024亿加元工资中，仅追回不到四分之一，仍有约7990万加元“追不回来”。 Julieta的雇主在付款期限内未履行。她于2024年11月联系劳工厅，被告知案件已移交至财政厅催收。但之后她多次致电财政厅，却始终无人回复。 “真的太令人沮丧了，”她说，“我提供了一切证据，案件也胜诉了，可我还是拿不到钱。” 多层外包，责任无人认在劳工厅下达付款令前，Julieta的案子就已经陷入一团外包迷雾。根据多伦多市的签到记录，她多次以“Alpine公司员工”名义签到上班。但劳工厅调查报告认定，她的真正雇主是Xela Construction Inc.，依据她所收到的支票。调查确认该公司才是运营实体，负责人是Veronica Aguilar。报告指出，阿吉拉尔曾称会联系调查官，但至今未回应。报告同时认定Alpine是“客户公司”，调查官于2024年6月曾尝试联系，却未获得任何回复。星报向Xela及Alpine发出询问，均未回应。Xela员工的电子邮箱甚至无法送达。劳工律师Ryan White指出：“如果雇主设置一层层‘中间公司’来规避责任，员工要逐一去追查谁是真正雇主，既耗时又昂贵。” 他呼吁政府加强执法，包括罚款与主动调查，而不是让弱势工人独自承担维权重担。然而，自福特省长于2018年上台后，安省劳工厅就暂停了主动预防性劳动检查，以“临时措施”为由停止针对工资盗窃的调查。律师表示，这让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尤其对移民和临时工等弱势群体造成严重打击。 76%“合同工”，其实都是被误分类工人维权中心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13名低薪工人中（多数为移民或身份不稳定者），被当作“独立承包人”的人中有76%其实被错误归类。律师Bedard强调，大企业包括像多伦多市这样委托Alpine的机构也必须为分包链中的欠薪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多伦多市政府回应称，确实与Alpine签有疫情期间清洁合同，但“无记录显示曾外包给Xela Construction”。采购主管Geneviève Sharkey表示，市府正在审查此事，“若发现违规，将采取适当行动”。她补充说：“市府要求所有承包商及分包商遵守劳动法。” 律师Bedard指出，当企业在分包链中互相推诿时，责任追究几乎无从下手。“所有分包层级的雇主都应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分包体系像瀑布一样层层下泄，最底层的小公司往往毫无资产、没有实体办公室，也没有公众记录——一旦消失，根本无法执行追薪令。” “最后，工人手里只有一纸‘应付工资命令’，却永远拿不到钱。”

5个月前
温哥华亚裔姐弟卖饼干，年收200万!

当疫情初期封锁刚开始的2020年春天，来自大温哥华地区的姐弟俩 Jessica 和 Andy Nguyen 在自家厨房里创立了 Bak’d，他们原本只把这当作一个小副业，帮弟弟攒点大学教材费。那时，Andy 17岁，还在上高中，并在一家派店兼职当学徒面包师；Jessica 22岁，正在攻读市场营销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大学学位，准备毕业后入职一家市场数据分析公司。然而，当封锁让他们双双暂停工作时，这对姐弟便决定用烘焙来打发时间——也借此在那个充满不确定的时期能有点事情做。 Andy 当时定下的小目标是：到年底赚到 1000 加元就算成功。于是，他们与温哥华一位美食博主合作举办了社交媒体抽奖活动，一下子吸引了 700 名新粉丝，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结果，他们仅用 12天就达成了1000加元的销售目标。几年来，这个因疫情诞生的“副业”逐渐成长。姐弟俩一路摸索，在多重挑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如今，他们的团队已有 30人，还开设了自己的门店，预计今年的营业额将达到 200万加元。 Yahoo Canada 在十月推出的 “In Good Company” 专题中，对 Bak’d 的成长故事进行了报道，以庆祝加拿大小企业月。 “他负责所有和饼干有关的事，而我负责饼干之外的事。” Jessica 解释说，Andy 负责配方、生产和库存；她则管理销售、市场推广、客户关系和批发渠道。与此同时，Andy 还凭借全额奖学金，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商科专业，一边念书一边打理公司。在疫情最初的日子里，随着社交媒体影响力扩大，Bak’d 成为了许多被社交距离分开的人的一份“甜蜜慰藉”。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人们带来一点安慰——在那个充满未知、艰难甚至有点可怕的时期。” Jessica 说。 Bak’d 的饼干在疫情隔离期间成了热门的“治愈系食物”。许多顾客会在朋友生日或特殊日子时，订购 Bak’d 的饼干礼盒送给亲友。姐弟俩还会亲手写上温馨的贺卡，一并送出。在疫情限制最严格的时期，连“送饼干”都成了挑战。 Jessica 决定亲自送货，只收 3加元配送费，大温地区都能送达；如果顾客想省下运费，也可以选择到她指定的路口取货——那是一处靠近商圈和高层公寓的繁忙街角，Jessica 总是严格保持社交距离完成交接。这对姐弟用一块块饼干，把温度送进了隔离中的城市。 “我们后来听到很多反馈，说大家会上 Zoom 或 FaceTime，一边视频一边一起吃饼干——哪怕只能在网上分享。” Jessica 回忆说。当 Bak’d 于 2024 年 6 月在新威斯敏斯特（New Westminster）开设首家实体店时，Jessica 担心没有人会来。在开门前大约 30 分钟，Jessica 望向窗外，只看到几位朋友和家人。她记得当时感到很尴尬，确信不会再有人出现。但当上午 10 点大门正式打开时，队伍竟然绕了整整一圈，把整栋建筑都包围了。 “那天我们迎来了 800 位顾客，人们排队两小时只为买饼干、并向我们祝贺开业。”Jessica 说。 Bak’d 的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Andy 和 Jessica 计划开设第二家门店，并考虑推出一辆餐车，作为与顾客互动的新方式。 Bak’d 不仅是一门生意，更是一段关于亲情、坚持与希望的故事。

5个月前
加拿大这职业留不住人: 每招100人有40人"跑路"!

根据蒙特利尔经济研究所（MEI）周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加拿大在留住年轻护士方面遇到了大麻烦。报告显示，每年选择离开这个行业的35岁以下年轻护士人数，跟新入行的人数相比，比例正在不断增加。图源：CTV News 到底有多严重？在2023年，全国范围内，每新招进来100个35岁以下的护士，就有40个人离开了这个行业。在魁北克省，数字稍微好一点点：每新进来100个护士，有37个35岁以下的护士在2023年选择不续签执照。全国趋势：离开的人越来越多了倒回十年前，魁北克省还是每100个新护士流失40个。报告作者、MEI经济学家Emmanuelle B. Faubert解释说：“看看全国的趋势，在2014年，每100个35岁以下新入行的护士，有36个没再注册；而到2023年，这个数字升到了40个。” 她承认：“虽然有些省份最近有所改善，但全国总体的趋势还是在上涨。” 她的分析是基于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CIHI）收集的、各省最新的执照申请数据。数据小插曲：跨省流动不算流失 Faubert特意指出了一个数据上的小细节：有些护士如果拥有第二执照，可以在两个省执业。 CIHI的数据只统计他们居住地的执业执照。 Faubert说：“举个例子，一个护士从魁北克搬到安大略省工作，对魁北克来说是流出，但对安大略省来说是流入。所以，从加拿大全国层面来看，这个数据是持平的，没有影响。” 学习榜样：BC省模式值得借鉴 Faubert认为，要更好地留住护士，必须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她说：“把人吸引来之后，我们得确保给他们提供能让他们留下来的工作条件。这才是最关键的。光把人招进来不够，还得留得住。怎么做到呢？我们可以看看BC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做法，他们的模式非常值得参考。” 报告显示，2023年，BC省年轻护士流失率是全国最低的，而且他们在吸引和留住来自全国各地的护士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那一年，超过9,200名在其他省份毕业的护士获得了BC省的执照。相比之下，只有3,100名BC省护士去加拿大其他地方注册执业。 Faubert说：“我们联系了BC省的护士协会，想了解他们是怎么留住护士的。”她指出，其中一个很突出的点是，得益于“排班共享池”（job-sharing pools），护士们能有更灵活的排班。她解释：“简单来说，护士们被分成小团体，他们可以互相调班，不用经过繁琐的行政程序和层层上报。这些小方法能让护士们对自己的时间表有更多控制权，提供了灵活性。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 魁北克的私营机构争议不过，Faubert补充说，魁北克政府想在公共医疗系统中减少对私营中介机构的依赖，这方向是错的。 MEI认为，这些中介机构能给护士“更多排班的控制权”，并促进“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限制使用中介机构一直是魁北克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医疗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2023年通过的《第10号法案》（Bill 10），厅长表示他希望中介机构的员工能回归公共系统。根据Santé Québec的最新数据，自2024年春季以来，减少使用独立劳动力已经节省了6.97亿加元。到目前为止，5,500名中介机构的员工已经加入了公共医疗和社会服务网络。

5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