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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柜台前撒泼打滚要玩具是任性，打飞的去伦敦喂鸽子也是任性。华为的任性属于后面这种。从阿法狗怒虐李世石和柯洁开始，人工智能就像斗牛士手中的红布，在那里抖啊抖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但凡沾边的公司就都像马拉松选手一样，把“人工智能”四个字做成明晃晃的牌子别在胸前。然而，两年过去了。2018 年华为才在自家的旗舰会议“HC大会”上慢吞吞地宣布：华为和人工智能在一起了！ “这种慢两拍的节奏，着实不像’中国最能打的企业‘的风格啊。。。”坐在台下我这么想着。然而很快我就发现事情和我的预想大不同：本来我以为华为和人工智能仅仅是“恋爱”；而实际上他们是任性地“领证结婚”了。。。下面中哥就给你聊聊，华为的“任性版人工智能”是个啥路数。一、你们是不是对人工智能有什么误解？老规矩，先热热身，咱们聊三个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人工智能长什么样子？估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跟我一样，想到了 Walle 或者大白。但实际上，人工智能没有实体的形象。它有点像动物的灵魂，可以依附在你我的身上，也可以依附在阿猫阿狗身上，甚至是花鸟鱼虫身上。具体来说，一间房子可以容纳一套人工智能，帮你管理家务嘘寒问暖；一台机床可以容纳一套人工智能，帮它自动安排生产流程预警故障；一座机场也可以容纳一套人工智能，帮它调度飞机引导客流；一块手表也可以容纳一套人工智能，帮它记录数据判断主人的健康状况。无非就是，住在超强计算机“豪宅”里的人工智能复杂一些，“蜗居”在小设备里的人工智能单纯一些，各安其命罢了。再说第二个问题，好多公司都喊了人工智能两年多了，为什么我们还天天挤地铁吃泡面看硬盘里的小姐姐，生活没啥改变呢？？我的答案是这样的：人工智能无疑是个伟大的发明，我喜欢用人类的另一项伟大发明——“电”——来比喻它。当年，美国神人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然后呢？没有然后了。人们还是回家点油灯。直到爱迪生和西屋电器用商业手段把电变成了社会的基础设施，既便宜又方便，没过几年家家户户就都装上了灯泡。后来，电这种东西进入了电视、空调、机床、坦克、振动棒等等一切设备，改变了世界。以至于让你回到发明电以前的世界，你想死的心都有。。。电的故事告诉我们，多给历史一点耐心总是没错的。 1893年，西屋电气用25万盏电灯照亮芝加哥世博会，世界从此和以前不同。在今天，人工智能界的西屋电气很可能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我们还无法确认它是谁。我找到了一张西屋电气的照片看起来有种浪漫的璀璨现在全世界真正部署了人工智能的企业，只有总数的 4%，很明显这个比例和人工智能的“威名“是很不匹配的。所以，剩下的 96% 正是我们对人工智能未来的想象空间。再说第三个问题，人工智能到现在还没能普及，究竟是™卡在哪儿了？我的答案是两个词：“价格太贵”+“没有场景”。价格太贵：用来做人工智能计算的芯片太贵，就算是在云计算平台上租，随便算一套完整模型下来都得花上成千上万块。懂人工智能算法的技术大牛更贵。百万年薪都只是个起步价。鉴于太奢侈，即使很多中小公司的程序猿想用真金白银对新脑洞做尝试，老板也是断然不会同意的。没有场景：就像1900年“电”刚普及的时候，人们点个灯泡照明就已经嗨翻了，谁能想到电这玩意还能用来驱动计算机，还能驱动摄像机拍出电影挂在 Pornhub 上让万里之外的宅男欣赏。。。同理，现在大多数人们的脑洞还不够大。他们想到的也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做刷脸系统、对话机器人、智能鉴黄，这些功能在我们耳边轰炸了两年，听起来已经没有从前性感了。好了，三个问题垫底。接下来我们就能看懂华为这个大佬究竟在下一盘神马棋了。二、在人工智能上，华为“任了四次性” 当年有过这么一个段子，某互联网大佬对下属说，帮我买个肯德基。过一会下属回来报告：已经把肯德基中国业务帮你收购了，您这边付下款。华为做 AI，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HC大会上惊为天人的一幕是酱的：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台上冷不丁地说：一直有传言说华为在做人工智能芯片，现在我要说。。。。传言是真的。然后他直接发布了两款华为 AI 芯片：昇腾310和昇腾910。更骚的是，他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地从兜里直接掏出了310芯片的真身。箭头里的就是昇腾310 台下有点懵。因为他们知道整个人工智能这套“乐高大厦”里，没有比芯片更靠下的积木了。而朋友圈里天天传说，我们中国人搞不了芯片。看惯了“PPT芯片”的观众一时间接受不了台上这哥们直接掏出了真芯片，一起举起手机拍照。。。 ---- 没错，华为任的第一个性就是：自己造芯片。平胸而论，造芯片不是请客吃饭。全中国有能力造芯片的大企业，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华为算其中之一。他们做这件事，也算不上意外。但是，造芯片是一个代价极高的营生。即使你有技术能力知道怎么玩，也必定是高资金投入，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从第一分钱砸到千万美金，流片出海大半年。中间想后悔，对不起不可能。而且第一代芯片流片之后，第二代芯片的研发就已经开始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就像刚才我打的比方：造芯片意味着和人工智能“领证结婚”。结过（几次）婚的浅友肯定知道，和另一个生命生死与共一辈子这种事，绝不是扒层皮这么轻松。。。根据我的理解，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大致相当于一个 ARM 核加上 AI 部分的加速器，难度应该和制造 ARM 核心的海思麒麟手机芯片相当。他们敢任性赌命造人工智能芯片，必定是看到比巨大的付出更巨大的收获。华为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一句话：降低整个人类人工智能的成本。这是我实拍的一块人工智能加速卡，上面四块就是昇腾310芯片。根据徐直军的说法，这块芯片超越英伟达目前最先进芯片性能的两倍。华为有没有吹牛，市场最终会给出铁证。不过我们姑且按照这个数字推理，配合上算法和训练框架的软件优化，全世界人工智能的成本直降一半是极有可能的。想象一下，如果现在宣布北京的房价直接降一半，有多少人会冲向售楼处；如果彩礼钱降一半，会有多少人去登记结婚。。。如果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用得起人工智能，普通大学生每天不吃鸡，而是六个抠脚大汉在宿舍鼓捣人工智能，能搞出哪些新花样真是天知道。华为人肯定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如果“大幅降低人类人工智能成本”的丰功伟绩由自己来完成，那么不仅未来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红利，甚至在人类芯片历史的纪念碑上，中国公司华为有可能和 Intel、ARM、高通和英伟达齐名。这事儿值得做。然而，只开发一两款芯片，还称不上特别任性。 ---- 华为任的第二个性就是：要造出芯片“全家桶”。之前我用灵魂比喻了人工智能。一个有趣的自然现象：人生存靠上班打卡、狗生存靠摇尾乞怜、蚂蚁生存靠团结力量大，行为模式完全不一样。他们“灵魂”的功能不同，说明底层的大脑也有繁简之别。人工智能芯片也是如此。说两个具体的栗子吧： 1）机场中的飞机调度，必须同时考虑所有飞机的位置速度轨道，所以要把所有信息完全输入同一个大脑，这个大脑恐怕要比爱因斯坦聪明一万倍，那么就要用多个昇腾910芯片组成逆天的计算集群来计算。 2）在公路上布置的摄像头，需要用到的人工智能规模就小得多，直接在摄像头背后“贴”上一个昇腾310芯片，每个小摄像头都能相对独立地分析自己这一小块视野里的内容，帮助人们及时调度。为了不同场景需要，华为一口气宣布了五个级别的芯片：Max，Mini，Lite，Tiny 和 Nano。翻译成优衣库的尺码就是：XL、L、M、S、XS。最大的 Max 级别芯片是性能怪兽，也是耗电大户，要放在数据中心（云计算）里用；最小的 Nano 级别芯片性能比较基础，但是极其省电，甚至可以做进耳机里。华为的芯片全家桶到这里，最骚的操作来了。各种型号的芯片参数跨度极大，算力跨越了八个数量级，华为却要统一用同一种架构——达芬奇架构——来实现。简单理解，这相当于绑头发的头绳、钓鱼的鱼线、盖楼的钢筋都用同一种技术制造。就跟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又能定海神针，又能塞到耳朵里，可以说相当任性了。用脚趾头想都明白，用同一种框架制造不同芯片的好处巨大：所有的制造工艺、训练模型、使用体验都有高度的重合，生产便宜、开发便宜、使用便宜。就像你一旦会用 iPhone，拿来 iPhoneXS、iPad 不用犹豫就会使用。但是，可攻可受可上可下的达芬奇架构，难度跟造一个可以伸缩的金箍棒也没什么两样了吧。。。徐直军波澜不惊地说出“达芬奇架构”这个大设计的时候，华为在人工智能这盘棋上的野心彻底把我惊到了。怪不得他们比别人更晚宣布人工智能计划，这是在憋大大大大大招啊。。。但华为觉得，只有这些还不够。 ---- 他们任的第三个性就是：要盖一座人工智能的“金字塔”。人工智能像个五层金字塔：最下面是芯片，往上是算法，再往上是训练框架，再往上是开发平台，最上面是应用。原来刚才说得那么热闹，有关芯片的一切还都是在金字塔最底层发生的事情。退后一百步远观这座人工智能金字塔的全貌，从下到上是一个从纯硬件到纯软件的过程。总体来看，这一整套技术确实是个浩大的金字塔工程，每一层都需要一批专门的公司来支撑。但是，徐直军又语出惊人。。。五层金字塔华为想自己承包四层——从芯片到开发平台，除了应用不做，其他“包圆”。（不做应用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华为曾在著名的“三不”原则里明确表示自己就是“不碰应用”。）仔细想想，这个工程之难，相当于自己烧砖拉钢筋，自己设计图纸，再自己亲手盖一座金字塔。这是一个吉凶难料又野心勃勃的计划。正如当年埃及人独自在沙漠中建造一方金字塔的时候，恐怕心里也是胜负难料，未曾想过如今的瑰美壮丽。当然，以华为的一贯战略，客户想选用金字塔其中一层或者几层都是很自由的，徐直军也强调了这一点。不过重点在于，“有全栈的能力”和“没有全栈能力”，是有天壤之别的。把人工智能技术从头到尾自己把控，有个巨大的好处，就是能做到软硬件配合极致的优化。这种优化的门槛奇高，一旦实现，就会让成本巨幅下降。之前说过，人工智能普及道路上的两座大山，一座是“成本太高”，一座是“没有场景”。以上那些任性的计划全都是为了降低人工智能成本，接下来华为要搞定的问题就是“应用场景”。 ---- 华为董事、战略marketing总裁徐文伟把“未来最需要人工智能的场景”分成三类： 1）重复劳动：比如图像鉴定、单据审核这类就是重复劳动。工作的目标明确，但就是没完没了。 2）专家经验：比如医疗行业。全国只有不到5000位达标的宫颈癌筛查专家，但如果把他们的经验输入人工智能，辅助医生检查，速度就能提高五到十倍。 3）多场景协同：比如智慧城市。一个城市的交通、水电、建设规划都要统一到一个超强大脑运算。这里面的很多场景，华为在自己“家里”都会遇到，比如：华为内部的单据审核，就是个“重复劳动场景”。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图像识别系统；华为手机的生产线上涉及到质量检测，就是个“专家经验场景”。需要把老湿傅的经验输入人工智能，让它代替质检员的大部分工作。不过，还有更多稀奇古怪的场景，在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中。于是，华为任的第四个性就是：召唤出一票高端朋友圈捧场。华为很讲究“交朋友”。交朋友的前提是自己要靠谱，卖给人家的东西别掉链子。凭着“靠谱”这个人设，积累下的客户“朋友圈”，如今才成了华为人工智能业务堪称广袤的“试验田”。我随便举几个栗子你尝尝：这是奥迪基于华为人工智能平台开发的自动驾驶系统。往前数三个月，中德两国总理见证了华为和奥迪的签约。而且，华为和宝马、标志雪铁龙都有人工智能和底层算力方面的合作。这是深圳机场基于华为人工智能平台开发的飞机引导系统。这是上过春晚的机器人公司优必选基于华为平台开发的园区机器人。这些朋友圈给华为人工智能平台提供的，恰恰是各种姿势的应用场景。而且，说不定哪片云彩下雨。现在的任何一个小场景，都有可能长出未来人工智能细分领域的大树。一旦某颗树苗在华为平台上长大，将来它结出的所有的果实都会属于这片土地。三、华为的胜算人工智能是一项和计算密切相关的技术，所以它特别依赖于底层的硬件。从这个角度上说，硬件起家的华为很幸运。人工智能的作用是降低生产成本，意味着它一定会进入企业，进入各种已知未知的生产场景。从这个角度上说，拥有一票华丽丽企业级用户阵容的华为又很幸运。仅凭这两点就可以说，华为在史诗级巨浪面前抓到一手好牌。所以，在人工智能的拳台上代表中国“出战”，某种意义上说是华为的责任。在我了解的中国公司中，BAT 都是提出过明确人工智能计划的，不妨做个有趣的对比。 BAT 三大巨头是互联网起家的，他们的路径却是从软件出发，渐渐往底层的硬件走（比如百度宣布了昆仑芯片，阿里刚宣布了平头哥芯片公司，但目前应该都没有芯片成品）。华为正好和互联网公司走了个对头，硬件上的家底很厚，在上层算法上起步稍晚。其实两条路都很艰险，软件公司走到后面，会遇到无限艰险的硬件设计；硬件公司走到后面，会遇到无限复杂的软件代码。谁能走得更好，现在还很难评判。但在我心中，他们都代表中国，也都足够伟大。再来看看国际公司之间。明眼人看到这里，都会想到AI芯片第一公司“英伟达”。当年做显卡的英伟达阴差阳错坐上了了人工智能芯片第一交椅。还有人会想到谷歌，依靠 TPU 和 TensorFlow 在开发者中称霸一方。虽然有人会豪言“华为吊打英伟达谷歌”，不过中哥觉得，这种评价并没有意义。因为他们的主要客户群目前并不相同。英伟达主要卖芯片，谷歌拉着开发者探索新技术，而华为主要服务大企业。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徐直军特意强调了华为不直接销售芯片，而只销售搭载昇腾芯片的板卡、服务器、云计算，所以不和芯片公司构成“直接竞争”。这种避其锋芒的战略，其实很值得深思。说到底，华为的成功史，是一个典型中国公司的成功史。尽人事，听天命，不卑不亢，低调务实，可能才是那些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中国企业的共同特质。用徐直军的话说就是，任何企业生态没有天然优势或者劣势，都是靠努力发展起来的。华为有构筑人工智能全方位生态的条件，但是能不能把生态发展起来，还取决于我们做得怎么样，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真正为合作伙伴着想，让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徐直军这次，我从华为的“任性”中至少看到了两点： 1、华为做人工智能，确实走心了。 2、华为的目标，是改变整个人类智能的基础设施面貌。在普通人的心里，华为身上的关键词是不断变化的。开始，华为的关键词是“给运营商造基站的”；后来，华为的关键词又变成了“卖手机的”；不知道一年以后，华为在大众心里的关键词是不是变成“做人工智能的”。任性的背后是拳头，拳头的背后是苦练，苦练的背后是梦想。有人把梦想埋得很深，被人挖出来，还会羞涩地一笑，说我只是任性。这可能就是华为。

耶鲁大学肿瘤免疫中心主任陈列平编者按：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肿瘤免疫治疗获奖，但遗憾的是，在肿瘤免疫领域做出突出原创性贡献的华人科学家陈列平被遗漏。当然，陈列平的成就治病救人，远比诺奖重要。陈列平在 1978 年文革结束后进入福建医学院读本科，后在协和医学院拿了硕士学位后去美国费城 Drexel 大学读博士。这样的经历让王晓东说陈列平“更让我们有亲切感和认同感”。然而，这位有重大贡献工作的科学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大众甚至科学界看清楚。 2006 年，陈列平的抗 PD-1/PD-L1 抗体药物在美国开始了I期临床试验。两年之后，I期临床结果喜人，陈列平回国开展研究却遭冷遇，甚至直至2012年，抗 PD-1 药物显示出对肿瘤治疗效果非常明显，陈列平回国组建团队寻求研究经费支持仍然铩羽而归。在2015年撰写的新年感悟中，王晓东不惜笔墨介绍了陈列平的工作。1993 年，陈列平就在 Cell 杂志上发表论文鼓吹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治疗癌症。1999 年发现人源 PD-1 的配体，本世纪初就把通过抗 PD-1 通路来抗癌的理论搞清楚了并在过去的几年身体力行推动 PD-1 在临床上的应用。PD-1 通过特异的调高被肿瘤抑制住的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杀死肿瘤细胞，比起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对肿瘤的长期疗效有着更好的效果。施贵宝和默沙东（美国两家大制药公司）据此研发的抗 PD-1 的抗体药被批准使用治疗黑色素瘤。使这个原来平均生存期不到一年的恶性肿瘤，变的可控。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陈列平在接受《知识分子》专访时自称是个“孤独的探索者”，并坚持“我不会成为一名主流科学家”。文 | 叶水送英国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 Aldous Huxley ）曾说过：“越伟大、越有独创精神的人越喜欢孤独。”不过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会将孤独拒之门外，并害怕被其他人孤立起来，能否进入主流学术圈被其视为学术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自然而然，这些学者也甘愿在主流学术圈里埋没自己的天赋，亦步亦趋，一生鲜有独特的科学发现。耶鲁大学教授、威廉·科利奖（ William B. Coley Award ）得主陈列平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不会成为一名主流科学家，如果有人说我是主流科学家，我倒要好好反思，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因为成为所谓的‘主流’科学家意味着我发现新事物的能力已下降，所以当大家在做主流的科学研究时，我会另辟蹊径，设定新目标，寻找新的东西”。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是陈列平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他自称是个“孤独的探索者”，但乐在其中。掀开肿瘤免疫治疗的新篇章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列平的实验室就揭示了肿瘤在生长过程中抑制免疫反应的主要机制并鉴定了关键分子——PD-L1 受体，从而为抗 PD-1/PD-L1 药物的研发打下坚实的基础。高中时代的陈列平，是篮球田径的好手，他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对数学的浓厚兴趣，曾一度让他理想成为“一名高中数学老师”，从没想过成为医生或从事医学研究。1977 年恢复高考后，他从插队的农村考进福建医科大学学医，用他的话来说“这是意外"。大学毕业之后，陈列平做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医生并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免疫学。1986 年他来美国攻读实验病理学博士学位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结业后并没有立即进入学术界，而是在制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从事基础和肿瘤免疫学研究以及药物研发工作。但 1997 年，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百时美施贵宝关闭了公司整个肿瘤免疫治疗研发部门，如果他选择留下，得放弃原先的研究，从事小分子药物的研发。当时肿瘤靶向药物的研发是肿瘤治疗的主流方向，如日中天，成为各大制药公司的宠儿，肿瘤免疫治疗的曙光暂未出现，被冷落一旁。陈列平毅然离开了百时美施贵宝，到梅奥医疗中心(Mayo Clinic)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之后又搬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实验室终于揭示了肿瘤在生长过程中抑制免疫反应的主要机制并鉴定了关键分子，从而为抗 PD-1/PD-L1 药物的研发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免疫学诞生之日起，其就是一门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并行的科学。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科学家就发现人体的免疫系统可对生长的肿瘤产生反应，并可抑制其生长。这些反应具体表现是，在肿瘤中常常可以看到大量的淋巴细胞存在（或浸润），并且在病人血液中也可分离到有能力杀死肿瘤的淋巴细胞。然而令科学家困惑的是，这些免疫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扼制肿瘤生长。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你打你的，我长我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肿瘤免疫逃逸”。近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也证明，肿瘤免疫逃逸是绝大多数免疫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阐明肿瘤免疫逃逸的分子机制不仅仅是肿瘤免疫学的理论问题，还和临床肿瘤治疗密切相关。因为当时肿瘤免疫逃逸的关键机制不清楚，免疫学的主流研究集中在用增强免疫反应的办法来克服肿瘤免疫逃逸，包括肿瘤疫苗、细胞因子、转输细胞治疗、去除调节淋巴细胞等。上世纪90年代早期，陈列平就提出肿瘤微环境中存在免疫逃逸关键分子的假设，并集中力量鉴定这类分子。1999 年到 2002 年间，陈列平和他的团队率先发现肿瘤微环境中，特别是肿瘤细胞上过度产生一个免疫球蛋白样的分子，将其命名为 B7-H1（现在又称 PD-L1），并证明此分子的过度表达，选择性地抑制了肿瘤微环境中淋巴细胞的免疫反应。他的实验室还和其他实验室共同发现 B7-H1 (PD-L1) 通过结合 PD-1 对免疫细胞的激活起抑制作用。根据这些发现，陈列平及其团队首先发明用单克隆抗体阻断 PD-1/PD-L1 的结合，发现其在小鼠模型中可抑制肿瘤生长，这为抗 PD-1/PD-L1 抗体药物的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到这些发现的鼓舞，2006 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发起并帮助组织了第一个抗体治疗的临床实验，由此掀开了肿瘤免疫治疗一个划时代的篇章。现在，PD-1/PD-L1 抗体被誉为“肿瘤治疗抗生素”。孤独的科学探索者 “你要想在一个领域里有所成就，就不要过于考虑别人对你的评价。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不要老想进入主流科学，因为一旦成为‘主流科学家’，那说明你的创新能力可有问题了。" 十余年弹指一挥间，夹杂着挫折、艰辛与成就，陈列平已是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开路先锋。是何种动力在激励着他卓尔不群？陈列平回忆起 1989 年博士即将毕业，他的导师 Frederick Earle Wheelock 曾对他讲过的一席话。 “Wheelock 教授对我说，一个领域的科学家，能独立思考、独立做出重大发现的只占 5%，另外有5%是不合格的科学家，他们的思路有问题，随时可能被淘汰，而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属于中间的那部分，他们不断地跟踪前面 5% 科学家做出的发现，但平时他们会打击两边的 5%，他们既瞧不起底下 5% 的科学家，又在大多数时候对前面 5% 的科学家不屑一顾，因为这些科学家的新发现暂未出现。‘我知道你终有一天会独立研究，你如何选择：是前面的5%，中间的 90%，还是后面的 5%？’” 尽管 20 多年过去了，陈列平对这句话仍铭记于心。他认为，“要成为前面5%的科学家，需要毅力，对来自主流领域的冷嘲热讽、不支持、不予以奖励，要有良好的心态处之”。如今细数起来，他的研究经历也在诠释着前面5%的科学家会有哪些不同的境遇。由于肿瘤疫苗在临床治疗的失败，该领域在 2000 年初处于低潮中。2006 年，经过了多年的艰辛筹备，抗 PD-1/PD-L1 抗体药物在美国开始了I期临床试验。两年之后，I期临床结果喜人，陈列平就回国，跟国内同行交流这方面的研究，但当时很多学者并没有听过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也不关心。有学者甚至反对他，认为“这项研究样本数量太少，纵然实验结果不错，但是范围太小”。还有些学者抱有谨慎的乐观，认为“这个临床实验只是运气比较好"。原本陈列平打算在国内尝试开展类似的研究，然而国内学术界对此项研究反应冷淡，从他实验室回国的博士后也在经费申请上遇到很大挑战。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中国失去了一次赶超世界水平的机会。 2012 年，抗 PD-1 药物 I/II 期临床试验结束，结果显示抗 PD-1 药物对肿瘤治疗效果非常明显。彼时广东省召集国内外学者回国进行大型科学项目转化研究，于是陈列平回国组建创新团队，打算试一试。“当时我希望从基础研究、转化医学到临床研究，把美国的经验放到中国来"。然而十多个评委中一半以上都是院士，并没有认可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结果是申请的经费被砍掉了 90% 。受挫之后，陈列平来到了福建，希望当地政府和母校能支持他的研究工作，好在最后他在这里获得了支持。目前陈列平在国内的实验室已建立起来，主要从事转化医学、临床研究和肿瘤免疫药物开发方面的工作。 “科学研究的过程，挫折会一直存在。因为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做错的时候要比做对的时候多得多。”陈列平感慨道，“遇到挫折你会很难过，平时我的学生们有挫折都会来找我，于是这些挫折也会变成我的挫折。我的作用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及想办法让他们从挫折中走出来"。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要有恒定的信念。“你要想在一个领域里特立独行，就不要过于考虑别人对你的评价。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不要老想进入主流科学，因为一旦成为‘主流科学家’，那说明你的创新能力可有问题了。反过来，如果你不是主流科学家，你可能不被认可、获得支持甚至是被人信任，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好的心态：我是在探索一个全新的科学发现”。古今中外，大多数科学家都愿意待在一个主流的学术圈里面，这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也因为这个缘故，绝大多数的重大科学发现只会光顾那些孜孜不倦、孤独地上下求索的先行者们。所谓的主流科学，只不过是主流科学家在先人已开辟出来的领域里，走完他们未尽的道路。当谈及获奖时的感受时，陈列平表示“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抗 PD-1/PD-L1 药物在肿瘤治疗中已表现得非常出色，获奖并没让我感到惊讶。不过有一点感触是，在获奖之前，没有多少人关注你，虽然那时候我们已经发表了上百篇相关的文章。直到临床结果出来以及获奖之后，很多人的态度才有所转变，这些文章才被关注和大量引用”。科研如何与产业有机结合 “如果我只专注基础研究，那么我可能会发表比现在多一倍的文章，因为我有50%的精力花费在转化医学上。做研究、做临床、做企业，需要了解三种不同的‘语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最近几年，转化医学在国内特别火热。但是实际上，很多科学家可能并不擅长这方面的工作。一个科研项目的成功转化，其实是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设计好。 “我是一个比较另类的科学家，做过医生，还在药厂经过一番历练，对药物的研发流程比较清楚。我的实验室也比较另类，与其说是一个实验室，还不如说是两个实验室：一组做非常基础的研究，如免疫逃逸、分子机制等；另一组则属于应用型，这里有医生，也有药物研发的研究人员。”陈列平表示，“不仅是学术界，我与医院、产业界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当不同学术背景和兴趣的人，从各种角度讨论一个科学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结合是陈列平理想的实验室模型，但真正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基础和应用研究需要从不同渠道申请经费，我们既要在基础领域，同最好的实验室比较，也要在应用领域，与这个领域最好的实验室竞争，只有两方面做得最好，才可能申请到经费。” “对我来说，只要有机会转化基础发现成为药物，我就不会放过转化的机会，“陈列平表示，”如果让其他公司或研究人员来转化，因为研究的深度和角度不同，他们有时在转化过程中出现错误，这样一个好药也会被他们弄坏。转化医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十分费时、费力。“你必须要花费很多时间，甚至是牺牲个人的研究兴趣，把精力集中在转化医学上，在这个过程中， 80% 的工作是非科学部分，例如商业模式、经费管理、和临床医生交流、说服投资者等。如果我只专注基础研究，那么我可能会发表比现在多一倍的文章，因为我有50%的精力花费在转化医学上。做研究、做临床、做企业，需要了解三种不同的‘语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目前，基于陈列平实验室的发现，除了 PD-1/PD-L1 抗体外，还有至少有 6 个蛋白药物已进入临床I期或是临床II期实验，用于治疗晚期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国内科研缺乏原创环境 “很多中国科研人员都是在追踪热点研究，中国相关政策亦在鼓励跟进，这可能是方向性错误。此外相关制度缺乏耐心，也是对原创研究极为不利的。“ 陈列平坦言，中国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落后国外很多年。“我走访了国内一些高校和企业，目前他们也在密切关注这一领域，但做得比较深入的研究几乎没有。很多中国科研人员都是在追踪热点研究。中国相关政策亦在鼓励跟进，这可能是方向性错误。” “事实上，一开始我想把早期的一些基础肿瘤免疫研究拿回国内来做，然后再很快地转化到应用上来，但中国的科研环境以及相关政策似乎并不鼓励这样做。”陈列平无奈地表示，“我会很有耐心做这件事情，但是其他人可能没有耐心等待，也许是制度没有耐心，这对原创研究是极为不利的。” “在耶鲁大学，我可以建自己心中理想的实验室，做想要做的研究，没有很多行政干预。这一点在国内却有些不同，如果国内科学家这样做，需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科研政策的导向性很强，今年做什么，明年做什么，都已经设计好，否则很难拿到经费。在你被孤立的时候，是否仍能做出新的东西，这需要经受极大的考验。纵然科研的行政导向也有必要，但是如果给研究者更高的自由度，这会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陈列平说，“美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的大学科研环境不尽相同，但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地方。我是一个很‘孤独’的科学家，在耶鲁大学，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正所谓物以类聚。平时我们会各做各的研究，但会相互欣赏，如有可能也会互相帮助”。如何创造环境鼓励科学家做原创研究，这样的曙光似乎已在国内渐次浮现，不过仍然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