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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这篇讲述了神经科学家菲尔・肯尼迪(Phil Kennedy)为了推进“脑机接口”研究，决定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的故事。作者是丹尼尔・恩贝(Daniel Engber)，他从肯尼迪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你不能总是规划你未来的道路。有时候你必须先建立它。文章发表在《连线》杂志，由36氪编译。　　脑部手术一共持续了11个半小时。从2014年6月21日下午开始，一直延伸到第二天的加勒比海上太阳升起。当天下午，麻醉药效过后，神经外科医生走了进来，摘下了他的金属框眼镜，把它举起来给那个脑袋上缠满绷带的病人辨识。“这叫什么?”他问。　　菲尔・肯尼迪盯着眼镜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的目光飘到天花板上，然后又转移到了电视上。“呃......呃......呃......呃，”他过了一会儿结结巴巴的说道，“......呃......呃......呃......”。　　“没关系，慢慢来，”外科医生乔尔・塞万提斯(Joel Cervantes)说，并尽量表现得很冷静。肯尼迪再次试图回应。他看起来就像是在强迫自己的大脑工作，就像一个喉咙痛的人忍受下咽一样。　　与此同时，外科医生的脑海里一直在飘荡着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我不应该这样做的。” 　　几天前，肯尼迪抵达伯利兹市的机场时，他非常清醒，没有任何问题。塞万提斯没有任何医疗需要来打开他的头骨。但肯尼迪想做脑部手术，他愿意支付3万美元来完成这项工作。　　肯尼迪曾经是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一名瘫痪患者的大脑中植入几个电线电极，然后教导患者用他的意念控制电脑光标。肯尼迪称他的病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媒体称赞他的壮举是人类第一次通过脑机接口进行交流。从那时起，肯尼迪将他的一生奉献给建造更多更好的半械人的梦想，并想要开发出一种将个人思想完全数字化的方法。　　到了2014年的夏天，肯尼迪决定，推进他的项目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它变得个人化。为了实现下一个突破，他将试着在一个健康的人类大脑上做实验。也就是他自己。　　因此，肯尼迪的伯利兹之行就是为了做手术。当地一位前夜总会老板保罗・鲍顿(Paul Powton)负责管理肯尼迪行动的后勤工作，塞万提斯是伯利兹的第一个本地出生的神经外科医生，负责操作手术刀。鲍顿和塞万提斯是Quality of Life Surgery的创始人，这是一家治疗慢性疼痛和脊柱疾病的医疗旅游诊所，也提供腹部整形，鼻子整形，胸部缩小和其他医疗增强服务。　　起初肯尼迪聘请塞万提斯进行的手术――在他自己的大脑表面下植入一组玻璃和金线电极――似乎进展得相当顺利。手术过程中没有出太多血。但他的复苏充满了问题。两天之后，肯尼迪正坐在他的床上，突然间，他的下巴开始发抖，他的一只手开始抖动。鲍顿甚至担心这次癫痫发作会破坏肯尼迪的牙齿。　　他的语言也一直存在着问题。“他不能表达想法了，”鲍顿说。“他一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他什么都说不出来。”肯尼迪仍然可以说出音节和一些零散的单词，但是他似乎已经失去了把它们绑定成短语和句子的胶水。当肯尼迪抓起一支笔并试图写出一条信息时，只写出了一堆随机凌乱的字母。　　起初，鲍顿对他所谓的肯尼迪的《夺宝奇兵》的科学方法印象深刻：他长途跋涉去了伯利兹，打破了标准的研究规则，用自己的大脑去赌博，现在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认为我们毁了他的后半辈子，”鲍顿说。“我在想，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当然，出生在爱尔兰的美国医生要比鲍顿和塞万提斯更了解其中的风险。毕竟，肯尼迪是发明了这种玻璃和电极的人，并监督了其他近六个人的植入过程。所以问题不在于鲍顿和塞万提斯对肯尼迪的做了什么――而是菲尔・肯尼迪对自己做了什么。　　自从有了计算机以来，就有人一直在想办法用意念控制它们。1963年，牛津大学的一位科学家报告说，他已经想出了如何使用人类的脑波来控制一台简单的幻灯片投影仪。与此同时，耶鲁大学的西班牙神经科学家何塞・德尔加多(José Delgado)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一个斗牛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活动，上了头条新闻。德尔加多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无线电收发器的装置――一种无线电控制的大脑植入物――可以收集神经信号, 并对大脑皮层产生微小的冲击。德尔加多踏入斗牛场后，他亮出一个红色的斗篷来刺激公牛发起冲锋。随着公牛靠近，德尔加多在他的无线电发射机上按下了两个按钮：第一个触发了公牛的尾状核，使它停了下来;第二个按钮让它转身，向墙壁冲去。　　德尔加多梦想着用他的电极直接触及人类的思想：阅读它们，编辑它们，改进它们。“人类正处于一个进化的转折点。我们非常接近有能力构建我们自己的精神功能了，”1970年，尝试在精神病患者的大脑里植入相关的植入物后，他对《纽约时报》说。“问题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想建造什么样的人类?” 　　毫不奇怪，德尔加多的工作让很多人感到紧张。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的计划逐渐淡出，饱受争议，研究资金匮乏，并且受到大脑复杂性的阻碍，这种复杂性不像德尔加多想象的那样，容易受到简单的热线的影响。　　与此同时，其他较为温和的科学家们――他们只是想破译大脑的信号――继续将电线放在实验室动物的脑袋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神经科学家发现，如果你使用植入物来记录来自猴子运动皮层的细胞群的信号，然后你将他们所有的发射平均到一起，你可以找出猴子移动它的肢体位置的方法――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人类病人开发大脑控制假体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但是，这项研究中使用的大部分传统电极植入物存在着一个主要的缺点：它们接收到的信号非常不稳定。因为大脑是一种胶状的介质，细胞在被记录的过程中有时会漂移到一定的范围之外，或者最终会因为与尖锐的金属碰撞而死亡。最终，最终电极会被疤痕组织卡住, 信号也会完全消失。　　菲尔・肯尼迪的突破――决定了他在神经科学领域职业生涯，并最终使他走上伯利兹手术台的道路――是解决这个基本生物工程问题的一种方式。他的想法是将电极放到大脑内部，这样电极就可以安全地固定在大脑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一些裹着特氟隆的金线的尖端固定在一个中空的玻璃锥体内。在同一个微小的空间里，他插入了另一个关键部分：坐骨神经的薄片。这种生物材料的碎屑将使附近的神经组织受精，吸引来自局部细胞的显微臂展开到锥体中。肯尼迪并没有将一根裸露的电线插入大脑皮层中，而是诱导神经细胞在植入物周围编织它们的赘生物，把它锁在一个位置上，就像长在常春藤里的棚架一样。(对于人类受试者, 他会用一种化学鸡尾酒取代坐骨神经来刺激神经生长。) 　　玻璃锥体的设计似乎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处。使研究人员可以长时间将电线放置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不用在实验室的单个会话中捕捉大脑活动的片段，而是可以收听到大脑电波的终生音轨。　　肯尼迪称他的发明是神经营养电极。在想出这个主意后不久，他辞去了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学术职位，并创办了一家名为Neural Signals的生物技术公司。在1996年，经过多年的动物实验，Neural Signals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允许将肯尼迪锥形电极植入人类患者体内。1998年，肯尼迪和他的医学合作者埃默里大学神经外科医生罗伊・贝凯(Roy Bakay)，接待了那个将使他们成为科学界名人的病人。　　52岁的约翰尼・雷(Johnny Ray)是一个石膏板承包商，也是一个中风的老兵。受伤后，除了脸部和肩膀能轻微抽搐外，其他地方都瘫痪了，他只能用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他可以通过眨眼来回答简单的问题，眨两次表示“是”，一次表示“否”。　　由于雷的大脑无法将信号传递到肌肉中，肯尼迪试图窃听雷的大脑信号，以帮助沟通。肯尼迪和贝凯在雷的主要运动皮层中放置了电极。(他们首先把雷放进核磁共振成像仪里，并要求他想象着移动他的手，然后他们把植入物放在他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中最明亮的部位。)一旦锥体到位，肯尼迪将它们连接到植入在雷头盖骨顶部的发送端上，就在头皮下方。　　肯尼迪每周与雷一起工作三次，试图解码来自他运动皮层的波，然后将其转化为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雷学会了通过思考来调整植入物的信号。当肯尼迪将他连接到一台电脑上时，他能够使用这些来控制屏幕上的光标(尽管只是一条从左到右的线)。然后他可以通过抖动肩膀触发一个鼠标点击。通过这种设置，雷可以从屏幕键盘上选择字母，并慢慢拼出单词。　　“这就是最前沿的东西，是星球大战里的东西，” 贝凯在1998年10月对一群神经外科医生说。几个星期后，肯尼迪在神经科学协会的年度会议上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足以让约翰尼・雷的神奇故事――基本全身瘫痪，现在能用大脑来打字――出现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报纸上。那年12月，贝凯和肯尼迪受邀做客《早安美国》。1999年1月，他们的实验新闻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在医生和发明家菲利普・R・肯尼迪准备让一位瘫痪的人用他的想法操作电脑时，”文章开头写道，“在这间医院的房间里，历史性的一幕似乎正在展开，肯尼迪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 　　在约翰尼・雷身上获得成功之后，肯尼迪似乎处于一个大事件的边缘。但是当他和贝凯在1999年和2002年为两名患者植入大脑植入物时，并没有推动该项目向前发展。(一名患者的切口没有愈合，植入物必须得移除;另一名患者的病情发展很快，导致肯尼迪的神经记录毫无用处)。2002年秋天，雷死于脑动脉瘤。　　与此同时，其他的实验室在大脑控制的假体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设备――通常是几毫米见方的小接头，上面有几十条裸露的导线伸入大脑中。在微型神经植入领域的战争中，肯尼迪的玻璃和锥形电极看起来越来越像Betamax：一种可行的、有希望的技术，但最终没有成功。　　肯尼迪与其他研究脑机接口的科学家相比，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硬件。他的大多数同事都专注于单一类型的神经控制假肢，五角大楼喜欢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来资助这种研究：一种帮助患者(或受伤的老兵)使用假体的植入物。到2003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已经在猴子身上植入了一套植入物，使它能够用精神控制机器人手臂将一块橘子送到嘴里。几年之后，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说，两名瘫痪患者已经学会使用植入物来精密地控制机器人手臂，其中一个甚至能够从瓶子里喝咖啡了。　　但肯尼迪对机器人手臂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雷的精神光标显示，瘫痪的病人可以通过电脑分享他们的想法，即使这些想法像沥青一样以每分钟三个字符的速度流出。如果肯尼迪能够建立一个像健康人的演讲一样流畅的脑机接口呢? 　　肯尼迪面临着很多方面的挑战。人类的言语比肢体的任何运动都复杂得多。在我们看来，一个基本的行动――措辞――需要协调收缩和释放超过100多块不同的肌肉。为了构建肯尼迪想象的那种工作语言假体，科学家必须找出一种方法来从少数电极的输出中读出所有精细编排的声音语言。　　所以，肯尼迪在2004年尝试了一些新的东西，当时他将他的植入物放入了最后一名瘫痪病人的大脑中，这个年轻人名叫埃里克・拉姆齐(Erik Ramsey)，他曾经因车祸而遭受像约翰尼・雷一样的脑干中风。这次，肯尼迪和贝凯没有将锥形电极放置在控制手臂和手的运动皮层部分。他们把电线沿着大脑边缘的一条大脑组织的条带推向更深的地方。在这个区域的底部有一块神经元，它向嘴唇、下巴、舌头和喉咙的肌肉发出信号。　　使用这个装置，肯尼迪教拉姆齐通过合成器发出了简单的元音。但肯尼迪不知道拉姆齐的真实感受，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拉姆齐可以通过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眼睛来回答是或否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因为拉姆齐眼睛有问题而改变了。肯尼迪也没有办法证实他的语言试验。当他记录拉姆齐大脑的信号时，他曾要求拉姆齐想象一些单词――但肯尼迪无法知道拉姆齐是否真的在默默地“说”了这些单词。　　拉姆齐的健康状况下降了，植入他头部的电子设备性能也下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尼迪的研究计划也受到了影响：他的资助没有得到续约;他不得不让他的工程师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离开;他的合作伙伴贝凯去世了。肯尼迪只能单独工作或临时雇用一些人来帮忙。(他仍然在他的神经科诊所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治疗病人)。他确信，如果他能找到另一个病人的话，他肯定会取得另一个突破――理想的情况是，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大声说出话来。通过在ALS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阶段测试他的植入物，他有机会在人说话时将神经元的活动记录下来。这样，他就可以找出每个特定声音与神经线索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将有时间训练他的语言假体――改进其解码大脑活动的算法。　　但在肯尼迪找到ALS患者之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撤销了对他植入物的批准。根据新的规定，除非肯尼迪能够证明它们是安全的和无菌的。他表示，他被禁止在更多的实验对象身上使用电极。　　但肯尼迪的野心并没有减弱。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溢出来了。在2012年秋天，他自己出版了一部名为《2051》的科幻小说，讲述了像肯尼迪一样的爱尔兰出生的神经电极先驱者阿尔法(Alpha)的故事：大脑连接在一个2英尺高的生命支持机器人上。这部小说为肯尼迪的梦想提供了一个轮廓：他的电极不仅仅是帮助瘫痪病人进行交流的工具，而且还将成为一个强化和控制的未来的引擎，在这个未来里，人们的大脑可以在金属外壳中存活下来。　　在出版他的小说时，肯尼迪已经知道他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了。这个以在病人体内植入第一个脑机接口而闻名的人，将再次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管他呢，”他想。“还是我自己来吧。” 　　在伯利兹进行手术几天后，鲍顿每天都会去肯尼迪康复的宾馆进行一次日常访问。肯尼迪的恢复情况继续恶化：他越努力说话，就越觉得自己被“关”起来了。显然，美国没有人愿意来接替鲍顿和塞万提斯。当鲍顿打电话给肯尼迪的未婚妻，并告诉她并发症时，她并没有表示太多的同情。“我试图阻止他，但他不听，”她说。　　然而，在这次的访问中，情况开始好转。那天天气很热，鲍顿给肯尼迪买了一杯酸橙汁。当两个人走进花园时，肯尼迪仰起头，轻轻地叹了口气。“感觉很好，”他喝了一口橙汁后，脱口而出。研究人员作为实验对象　　2014年，菲尔・肯尼迪在伯利兹聘请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在他的大脑中植入几个电极，然后在他的头皮下面植入一组电子元件。回到家中，肯尼迪利用这个系统在数月的实验中记录自己的大脑信号。他的目标是：破解人类语言的神经编码。　　在那之后，肯尼迪仍然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他可能会看着铅笔，称之为钢笔――但他的流利程度有所提高。在塞万提斯觉得他的患者已经恢复一半了的时候，他就让他回家了。他最初害怕自己会毁掉肯尼迪的生活的结论毫无根据;使他的病人短暂被“锁”在里面的语言缺失只是术后脑肿胀的一种症状。如果能控制住，他就会没事的。　　几天后，当肯尼迪回到办公室给人看病的时候，他中美洲历险的最清晰的痕迹是一些挥之不去的发音问题，还有他剃光的、缠着绷带的头，有时他把它藏在一顶五颜六色的伯利兹帽子下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肯尼迪一直在服用抗癫痫药物，等待他的神经元在头骨中的三个锥形电极内生长。　　然后，在同年10月，肯尼迪飞回伯利兹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是将一个电线圈和无线电收发器连接到从他的大脑中伸出的电线上。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尽管鲍顿和塞万提斯对肯尼迪想要塞在头皮下的部件感到迷惑不解。“我有点惊讶它们竟然这么大，”鲍顿说。这些电子产品有着笨重的复古风格，让在闲暇时间摆弄无人机的鲍顿感到不解的是，怎么会有在他的脑袋里缝上这么一个老式的小玩意儿：“我想说‘你没有听说过微电子吗，老兄?’” 　　肯尼迪第二次从伯利兹回到家后，就开始了他伟大的自我实验的数据收集阶段。感恩节前一周，他走进实验室，开始记录自己的大脑活动，大声地对自己说不同的短语，比如“我认为她觉得动物园很有趣”和“工作的乐趣让男孩说哇”，同时轻按一个按钮帮助他的单词与神经轨迹同步，就像电影制片人的拍板同步图片和声音那样。　　在接下来的七周里，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半给病人看病，然后在下班后的晚上自己进行一系列测试。这个实验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持续太长时间。他头皮上的切口从来没有完全在庞大的电子产品堆上愈合。在脑袋里植入完整的植入物仅88天之后，肯尼迪又回到了手术刀下。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去伯利兹：保护他的健康的手术不需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而且还能用医疗保险报销。　　2015年1月13日，一位当地的外科医生切开了肯尼迪的头皮，剪断了他大脑中的电线，并取下了电线圈和收发器。他并没有试图将肯尼迪的皮层中嵌着的三个玻璃锥形电极挖出来。让它们在那里，沉浸在肯尼迪的脑组织中，可能会更安全。失去语言　　是的，通过脑电波直接交流是可能的。但是它的速度慢得令人难以忍受。其他替代语言的方法可以更快地完成工作。　　肯尼迪的实验室坐落在亚特兰大郊区，当我在2015年5月的某一天在那里与肯尼迪会面时，他穿着一件斜纹软呢夹克，打着蓝色斑点的领带，他的头发整齐地分开，并从前额梳过来，显露出左侧太阳穴的一个小凹陷。“把电子产品放进去的时候，”肯尼迪略带爱尔兰口音说道。“牵引器拉动了我颞肌的一根神经，使我无法抬起眉毛。”的确，我注意到了手术使他的脸上出现了不对称的下垂。　　肯尼迪同意给我看他在伯利兹的第一次手术的视频，这个视频被保存在一个老式的 CD-ROM 中。当我做好心理准备去看站在我旁边的人的大脑后，肯尼迪把将光盘放入运行Windows 95系统的台式计算机的驱动器中。它散发出一种可怕的噪音，就像某人正在慢慢磨刀一样。　　光盘的加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有时间开始谈论他这个非常规的研究计划。“科学家必须是个人，”他说。“你不能通过委员会来做科学研究。”当他继续谈论美国是如何由个人而不是委员会建立的时候，光盘驱动器的噪音就像一辆马车沿着岩石小道滚滚而下。“来吧，机器!”他说，当他不耐烦地点击屏幕上的一些图标时，打断了他的思路。“哦，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刚刚已经插入的光盘!” 　　“我认为‘脑部手术是非常危险’的看法太狭隘了，”他继续说道。“脑外科手术并不困难。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做，你只需要去做就行了，不要听反对者的意见。” 　　最后，个人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视频播放器窗口，显示出肯尼迪头骨的图像，他的头皮被钳子拉开。磁盘驱动器的噪音被骨头上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摩擦声音所取代。“哦，所以他们在钻我可怜的脑袋，”当我们看着他的开颅手术开始在屏幕上播放的时候，他说。　　“帮助ALS患者和瘫痪患者是一回事，但这不应该是我们停下的地方，”肯尼迪说。“第一个目标是恢复说话。第二个目标是恢复运动，很多人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会变成现实，他们只是需要更好的电极。而第三个目标就是开始强化正常人。“ 　　他打开另一个视频，我们看到他的大脑暴露出来――一片闪闪发光的组织, 上面布满了血管。塞万提斯将电极刺入肯尼迪的神经胶状物中，并开始拉扯导线。每隔一段时间，戴蓝手套的人都会停下来，用明胶海绵擦大脑皮层来止血。　　“你的大脑将比我们现在拥有的大脑要强大得多，”当他的大脑在屏幕上跳动时，肯尼迪继续说。“我们将把我们的大脑提取出来，并将它们连接到为我们做所有事情的计算机上，而大脑将继续存在下去。” 　　“你对此感到兴奋吗?”我问道。　　“是啊，我的天啊，”他说。“这就是我们的进化的方向。” 　　坐在肯尼迪的办公室里，盯着他的旧电脑显示器，我不太确定我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看起来，技术总是会找到新的、更好的方式让我们失望，即使它每年都变得更加先进。我的智能手机可以从我粗糙的手指滑动中打出来单词和句子。但我仍然会诅咒它出现的错误(该死的自动更正!)。我知道，即将到来的技术远比肯尼迪笨重的电子设备、以及我的谷歌 Nexus 5手机都要好。但是人们真的愿意把他们的大脑托付给它吗? 　　在屏幕上，塞万提斯戳穿肯尼迪皮层的另一根导线。当我们接着看视频时，肯尼迪开始偏离我们关于演化的讨论，他就像在电视机前的体育迷那样，对着屏幕发号施令。“不，不要那样做，不要把它举起来，”肯尼迪对在他的大脑上操作的那双手说。“它不应该从这个角度进入，”他回到电脑前向我解释道。“推，还要加大力度!”他说。“好吧, 那就足够了, 足够了。不要再推了!” 　　现在，侵入性大脑植入物已经过时了。神经假体研究的主要资助者赞成一种方法，即在脑的裸露表面上铺设一个8×8或16×16的平面电极网格。这种被称为脑皮层电图记法(ECoG)的方法比肯尼迪的方法更加敏感、覆盖面更加广阔、但在某些方面会更加模糊：它不是调谐到单个神经元的声音，而是听一个更大的合唱团的声音，每次多达数十万个神经元。　　ECoG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合唱曲可以传达足够的信息，让电脑能够解读大脑的意图――甚至是一个人想要说的单词或音节。一些数据的模糊可能是好事：当你需要交响神经的声音来移动你的声带，嘴唇和舌头时，你并不想只注意到一个不靠谱的小提琴手。ECoG网格也可以安全地在头骨下保持很长时间，甚至比肯尼迪的锥形电极时间更长。“我们不知道极限是多久，但几年或几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外科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爱德华・常(Edward Chang)说。他已经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正在研究自己的语言假体。　　当肯尼迪收集他的数据，以便在2015年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展示的时候，另一个实验室发表了使用计算机和颅骨植入物来解码人类语言的新程序。被称为Brain-to-Text，它是在纽约的Wadsworth Center与德国和奥尔巴尼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的，在对7名植入 ECoG 网格的癫痫患者身上进行了测试。每个研究对象都被要求大声朗读大量的内容，同时将他们的神经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研究人员使用ECoG曲线来训练软件，将神经数据转换为语音，并将其输出转化为预测语言模型。这个软件的工作原理有点像你手机上的语音转换引擎，可以根据之前发生的事情猜测出哪些单词会出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系统起了作用。“我们建立了一种联系，”这项研究的合著者、 ECoG 专家格温・沙尔克(Gerwin Schalk)表示。“我们发现它能更好地重建口语文本。”早期的语音假体研究工作表明，单个元音和辅音可以从大脑中解码出来，现在沙尔克的小组已经证明，尽管困难而且容易出错，从大脑活动解码出完整的口语句子是可能的。　　但即使是沙尔克也承认，这充其量只是对概念的证明。要让人们把完整的想法发送到计算机上还需要很长时间，他说――甚至在人们发现它真的有用之前，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想一下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语音识别软件吧，沙尔克说。“1980年是80%的准确率，在工程方面，80%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但它在现实世界中毫无用处，“他说。“我还是不用Siri，因为它还不够好。” 　　与此同时，还有更简单和更实用的方法来帮助那些说话困难的人。如果病人可以移动手指，他可以用莫尔斯电码键入信息。如果患者可以移动眼睛，她可以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眼球追踪软件。“这些设备很便宜，”沙尔克说。“现在你想用10万美元的大脑植入物取代其中的一种，只是为了取得比这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你会去做吗?” 　　我尝试着将这个想法与过去几年进入媒体视野中的所有令人惊叹的机器人示范结合起来――人们能用机器人手臂喝咖啡，人们在伯利兹将芯片植入大脑。未来似乎总是近在眼前，就像半个世纪前何塞・德尔加多进入那个斗牛场时一样。很快，我们的大脑会生活在计算机里面;我们的想法和感觉很快就会上传到互联网上;我们的心理状态将被共享和当做数据被挖掘。我们已经可以在地平线上看到这个可怕而惊人的轮廓――但是我们往前走，它就会往后退，似乎永远不可触摸。　　肯尼迪已经厌倦了这种类似于芝诺(Zeno)与乌龟赛跑的人类进步悖论;他没有耐心总是走到一半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让我们所有人做好准备，迎接他写下的那个2051年的世界，德尔加多认为这个世界即将到来。　　肯尼迪最终展示了他从自己那里收集到的数据时，他的一些同事初步表示支持。通过自己承担风险、单独工作和自掏腰包, 肯尼迪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大脑语言记录。常说:“这是一组非常宝贵的数据，不管它最终是否能为一个语言假体的保留秘密。这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其他同事发现这个故事令人激动，但他们有些不理解：在这个不断遭遇道德障碍的领域，这个他们认识多年、一直喜欢的人做出了大胆而出人意料的努力，已经开始了迫使大脑研究走向自身的命运。还有一些科学家只是吓呆了。“有人认为我很勇敢，有人认为我疯了，”肯尼迪说。　　我问肯尼迪他是否会再做一次实验。“在我自己身上?”他说。“不。我不应该再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不能在同一侧。“他敲着他的太阳穴，锥形电极尖仍然在那里。然后，就好像是被将植入物植入他的大脑另一边的想法所激励，他开始制定新的电极和更复杂的植入物的计划;为他的工作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而努力;他也在寻找资助资金，让他能够支付开展这一切的费用。　　“不，我不应该在另一边做手术，”他最后说。“不管怎样，我没有这方面的电子设备。等我们建好了再问我吧。”这是我从肯尼迪身上学到的东西：你不能总是规划你未来的道路。有时候你必须先建立它。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2016/01/phil-kennedy-mind-control-computer/

　　据投资界报道，为吸引投资人，北京向VC/PE机构祭出了“近十年最宽松的落户政策”。除金融人士之外，北京人才引进、抢夺的重磅角色就是科技创新人才了，程序猿月薪过7万就可以落户北京。本文提出，城市间对于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一些政策层面的共性利好，已经不足以吸引到高层次人才了。有专家认为，吸引这个层次的人才，要靠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春分刚过，北京终于坐不住，开始抢人了。　　3月21日，北京市人社局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关于印发《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简称《管理办法》）。其中给予了创业团队和投资人重大优惠：3年累计获得7000万元融资的创新创业团队可申请落户；而优秀的天使和创投基金高管可直接落户。　　这是北京“近十年最宽松的落户政策”！消息在北京创投圈激起了涟漪。这些年，北京几乎聚集了中国数量最多顶尖的创业公司和创投机构，从IDG资本、红杉中国、经纬创投到百度、京东、美团、今日头条….浩浩荡荡数十万人。这一纸新规有望让他们落地生根。　　北京：天使和创投基金高管可直接落户　　为了吸引投资人，这次北京可谓向VC/PE机构祭出了“近十年最宽松的落户政策”。　　在最新的《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天使投资基金管理人、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等金融机构高管有机会直接落户，优惠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详情具体如下――加大金融人才引进力度，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　　（一）基金管理人和所管理基金均在京设立并备案，实收资本1亿元以上、近3年实际投资本市高精尖产业5000万元以上的天使投资基金管理人，其任职满3年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合伙人、合伙人委派代表等高级管理人员；　　（二）基金管理人和所管理基金均在京设立并备案，实收资本3亿元以上、近3年实际投资本市高精尖产业5亿元以上的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其任职满3年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合伙人、合伙人委派代表等高级管理人员；　　（三）在京设立的金融控股集团、持牌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平台、金融组织聘用的贡献突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骨干。　　在中国，最难获得户口的城市就是北京。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数已经从2003年的300万攀升到了如今的822.6万，但平均每年只有18万左右外地户籍人口能够挤过千军万马，获得北京户籍，其中接近两成指标还要留给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因此，即便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VC/PE们，也难求一纸北京户口。　　回顾过去30年，北京堪称中国风险投资的发源地。马化腾曾追忆腾讯的第一笔融资时感慨：“我们在第一届高交会拿到风险投资，那时候深圳也非常难，互联网所有的VC/PE全都在北京，没有VC过来深圳。”而在京天使投资人的数据更可怕，目前活跃在中关村的天使投资人至少占了全国的80%。　　创始团队：开放落户，最高奖1000万元　　除了金融人士之外，北京人才引进、抢夺的重磅角色就是科技创新人才了。　　《管理办法》中提到，北京市将开通高层次国内人才引进“绿色通道”，为“千人”“万人”“海聚”“高创”“高聚”等国家和北京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专家、重要科技奖项获奖人直接办理引进。　　不仅个人能直接引进，团队核心成员也可经推荐后申请。具体办法为：在京承担国家和本市科技重大专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和工程等任务或进行其他重要科技创新的优秀人才团队，其领衔人可办理人才引进；由2名国家或本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人推荐，优秀人才团队的成员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　　近3年累计自主投入5000万元以上（含）或近3年累计获得7000万元以上（含）股权类现金融资的创新创业团队，自主投入资金或融资资金到位且运营效果良好的，其主要创始人和核心合伙人可办理人才引进；近3年累计自主投入1亿元以上（含）或近3年累计获得1.5亿元以上（含）股权类现金融资的创新创业团队，自主投入资金或融资资金到位且运营效果良好的，由2名主要创始人或核心合伙人推荐，其团队成员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　　也是在昨天（3月21日），北京市发布《关于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在人才的引进、评价、激励等方面打出“组合拳”。　　对于上述近3年累计获得7000万元以上（含）股权类现金融资的创新创业团队，可给予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近3年累计获得1.5亿元以上（含）股权类现金融资的创新创业团队，可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北京市孵化的高成长性企业、“独角兽”企业（一般指10亿美元以上估值，并且创办时间较短的公司），是奖励的重点对象。可以说是独角兽企业的福音了。　　码农月薪7万可直接落户？　　除此之外，《投资界》注意到，这次抢人政策会对互联网行业IT码农有一定程度利好。　　《管理方法》规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总部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主体中承担重要工作，近3年每年应税收入超过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一定倍数的（企业注册在城六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8倍，注册在本市其他区域的6倍），符合人才引进计划。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市人力社保局发布数据，2016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92477元，月平均工资为7706元。而近日某招聘网站新鲜出炉的《2018旺季人才趋势报告》中显示，北京市平均月薪达到10712元。　　这意味着，对于后厂村码农来说，以后年薪没有税前80万，月薪7万，基本也就告别北京市人才的标准了。通读全文发现，此条靠工资能达到的标准似乎是最简单的。　　后厂村码农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贡献不可磨灭。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唱衰北京，尤其是在北京之外出现腾讯、阿里这两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是不要忘了在其他互联网公司里，北京依旧占据了半壁江山。百度、新浪、搜狐、360、千橡、当当、优酷、搜房、小米、豆瓣、美团、京东、赶集、凡客、兰亭集势….都在这里扎根。　　在北京，得后厂村码农者得未来。“中国经济的咽喉在哪里？在‘土得掉渣’的后厂村路”，网友们的调侃不无道理。后厂村路是个什么地方？它是帝都北六环西二旗的一条“乡村公路”，是超越五道口的新晋宇宙中心，是全北京甚至全中国最牛的互联网公司总部聚集地。　　目前，中关村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其中，独角兽企业67家，占全国一半左右，是全球仅次于硅谷的独角兽最密集区域。创新创业保持活跃态势，全年新设立科技型企业近3万家，日均新设立80余家。　　曾经为了吸引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进驻，政府给出的条件是极具诚意的：特事特办的进京指标，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廉价的土地。　　如今，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引进计划再次加码。不过身边仍然有程序员对《投资界》表示，“月薪7万，年薪百万，买个房也能落户了！” 　　仔细一想，不明觉厉。　　无条件落户！各地纷纷“抢人” 　　深圳在抢人，南京在抢人，杭州在抢人，武汉在抢人，成都在抢人，长沙在抢人，西安在抢人，重庆在抢人，合肥在抢人，郑州在抢人……现在连北京也开始抢人了。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人才争夺的背后，凸显出各地为发展积蓄人才力量的现实渴求。　　2017年，武汉、南京、成都、西安、长沙等城市仍接连出台各种人才政策招贤纳士。进入2018年，各地纷纷加码，“战争”愈演愈烈。前段时间，包括武汉、郑州、合肥、南京等在内的多个二线城市，频繁出台落户新政，降低住房门槛，向各类人才抛出橄榄枝。“送”户籍 “送”房子，二线城市各显神通。　　战争结果如何呢？　　据武汉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大学生留汉人数30.1万人，是2016年的3.1倍;大学生在汉新落户14.2万人，是2016年的9.6倍。截至2017年底，武汉户籍人口总数853.65万。这一数据较2016年的833.84万户籍人口增加了近20万人，为历年最高值。　　2017年，武汉的人才数据可以说非常漂亮。当然，还有比武汉更漂亮的数据。　　据成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相较于2016年，成都2017年的常住人口增加了12.71万人，同比增长0.79%；户籍人口增加了36.4万人，同比增长了2.6%。　　一年的时间里，户籍人口增加36.4万，可以说在同类城市当中，也是很优秀了。如果将一线城市也加入比较，成都2017年36.4万户籍增加量可以排在全国第三位，仅次于深圳、广州，位于二线城市首位。　　据长沙和西安各自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长沙户籍人口增加了27.3万人，西安户籍人口增加了25.7万。　　引进人才的政策没有错，城市发展和服务的核心都是人，也都需要人，但在引进的同时，应该做好一切防范房价上涨的措施。毕竟房子现在依然是中国年轻人幸福的“绊脚石”。　　争抢VC/PE！最高现金奖励2000万　　自2007到2017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迎来了飞速成长的10年，而VC/PE机构也在这期间渐渐成为了“香饽饽”。历史上，在第一波争夺VC/PE机构大战中，京津沪深是当时的佼佼者。　　此后，股权投资继续多地开花。近几年，随着创投行业崛起壮大，广州、武汉、成都、厦门等城市纷纷针对投资机构出台优惠政策，引发了新一波争抢浪潮。　　广州正在火热打造“中国风投之都”。2017年，广州市黄浦区、广州开发区也正式发布了《广州市黄浦区、广州开发区促进风险投资发展办法》，这个被称为广州创投界的“风投十条”，涵盖了落户奖、经营贡献奖、高管人才奖励、投资企业发展奖、投资项目引进奖、办公用房补贴、鼓励聚集发展、重点项目奖励等，还将设立高达100亿元的风投引导基金，规模乃全国最大。　　成都也正成为西南创投中心。2017年，成都高新区于去年发布金融新政20条，明确支持金融高层次人才到成都高新区创业。对在金融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专业人才，经评审认定，给予每人每年最高100万元、连续3年的专家津贴。在支持股权投资机构落地方面，成都高新区开出了极其丰厚的条件。政策显示，成都高新区对实缴资本到位5亿元以上的股权投资机构或管理规模5亿元以上的股权投资管理机构，按对地方发展贡献的60%，给予最高2000万元奖励。　　当然，其他地方也不甘落后。2017年5月，山西省出台了《关于加快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震撼了三晋大地。根据《意见》，山西省要培育发展各类基金，吸引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在山西省设立管理机构或业务总部，依法合规发起设立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力争到2020年，山西省股权投资管理机构达到300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达到2000亿元以上。而与之配套的是给VC/PE在税收、财政扶持、人才支持等三大方面，单支基金奖励最高达到1500万元。　　即便是快被投资人“遗忘”的东北三省，也开始在股权投资领域发力。2018年1月，大连市金融局组织的企业上市和股权投资深圳学习调研团走访了深圳湾创业广场，亲身感受到股权投资的蓬勃发展。据了解，大连正全力打造东北亚科技创新创业创投中心，在已出台的支持科技创新政策中，根据投资额分级对其管理机构给予奖励，单笔投资最高奖励100万元，累计最高奖励1000万元。　　实际上，当城市间对于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一些政策层面的共性利好，已经不足以吸引到高层次人才了。有专家认为，吸引这个层次的人才，要靠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