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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省教育厅长单杜丝(Liz Sandals)推行新性教育课程大纲　　2月24日，多伦多家长集会反对新的性教育课程　　2月23日，安省公布了中小学新版性教育课程，在新版课程中，儿童将在3年级学习什么是同性恋者和同性婚姻，6年级学习性同意的概念，7年级学习避孕等内容。新课程的颁布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家长们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华人家长。去年温哥华校局通过的一项有关青少年性取向和性别教育的条例也引起了华人家长的强烈不满。为什么华人家长总是对加拿大的教育改革反映激烈，是不能接受新观点，还是文化差异下必要的教育保护?中西家庭在性教育方面有何差异，究竟如何才能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 　　安省性教育改革超前引争议　　关于儿童的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自去年11月安省教育厅长Liz Sandals宣布将引进新的性教育课程后，争议就从未停止。　　省府方面表示，安省上次修订性教育课程是在1998年，那时候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还没有普遍的被使用。现在，学生通过各种社交渠道，以不正确、不可靠的方式获得相关信息，女孩要比前辈们提前7、8岁进入青春期，因此政府有必要调整并制定一套合适的健康课程，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月23日，新版性教育课程公布，详细阐明了安省1-12年级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点，预计今年秋天实施，但过早的教育某些“露骨”的概念引起了家长们的极大意见。在课程颁布后的一个月内，来自华人家长们的抗议接连不断，他们在省政府外、各个中学外集会抗议，自发组成家长联盟，在微信上建立“反极端性教育大纲”群组，挨家挨户的争取停止新教育大纲的签名，矛盾不断升级。有些家长们更表示，“你如果现在涨价、提税，我会恨你一阵子;你在教育问题上这样搞的话，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这一修改性教育大纲的事件也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卑诗省的一些教育专家支持安省的做法，认为卑诗省应效仿，对现有的性教育课程进行改革，很多本地家长则是坚决抵制，希望这片火不要“烧”到卑诗来。　　中西家庭如何进行性教育? 　　为什么华人家长会如此痛恨新的教育大纲?确实，如果把安省新版的性教育大纲拿给一位身在中国的家长看，他一定很难接受。新版课程中规定，学生在三年级就开始学习同性关系，六年级学习自慰，七、八年级了解节育、避孕、肛交与口交等内容。这在中国家长看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国内的小学生理课上是绝对不会出现这些内容的。但在新的大纲宣布以前，安省曾经进行了家长咨询工作，省内4000间学校的家长会主席完成了网上调查，多数表示同意，为什么西人家长多数能够接受这项新的改变呢? 　　这可能与中西家庭的性教育模式有关。在西方国家，从小进行性教育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除了在学校学习性教育知识，父母也会在家中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父母是儿童性启蒙的导师。在孩子对某些概念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再去为他扩展知识，貌似就没有那么可怕。　　CBC NEWS网站前些日子发起了“你是如何了解性?”的话题讨论，在回复中，有些西人表示从书籍和电视中了解了性知识，还有一些是从同学那里了解到的，但多数人表示，小时候父母都为自己上过简单的性教育课，介绍一些基本的性知识，或者从图书馆为自己借来简单的性启蒙读物。“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只母兔子，我爸爸告诉我她需要一些公兔子才能生出宝宝。随着我不断长大，爸爸总是向我提问关于兔子交配的问题，由此向我介绍性知识。”一位网友这样回答。另一位网友说;”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了女朋友，我问妈妈我们可以做什么，她告诉我可以牵手和亲吻，我按照她说的做了，我们相处得很好。” 　　在西方家庭中，父母并不避讳和孩子谈论有关性的话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知识。而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家长通常比较保守，似乎不愿意和孩子多谈性的内容，认为这种内容有点难以启齿。刘女士一家4年前移民来到温哥华，她的两个孩子现在分别读10年级和8年级，她对《加西周末》记者表示，有一次发现两个孩子一直在说“condom”,她就问这是什么意思，两个孩子谁也不说，她自己上网google了一下才发现是“避孕套”的意思，这让她大为吃惊。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和孩子谈论过这个话题，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　　因为华人在家庭中很少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孩子更容易从外在世界中了解到这些信息，这已经足够令家长们担心了，可想而知如果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育这些内容，家长难免去担心孩子们会受到“暗示或臆想，学习了某些内容后就想要去尝试”。　　而事实上，在孩子接受性教育的过程中，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在加拿大婚姻与家庭研究所发表的一项社会学研究中，教育专家米切尔(Peter Jon Mitchell)写道，“家长是孩子的主要性教育者。他们了解自己的孩子，是能在孩子的各个关键发展阶段教育他们的最佳人选。”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协会也认为，父母是唯一能够“应对各个小孩不同的需求和好奇心，能针对孩子问的问题和理解力提供适量信息”的人。　　加拿大青少年健康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Adolescent Health， CAAH)曾经进行过一项针对14至17岁青少年的性行为与性知识调查，结果研究者惊讶地发现，大部份的青少年视自己的父母为获得两性关系和性信息最宝贵的资源。受访的青少年中有63%视父母为主要性信息来源，将近一半(43%)说父母是最有用和最珍贵的信息来源。　　无论新的性教育大纲是否推行，我们从中能够看到的问题是，华人家庭给予孩子的性教育普遍太少了，这不仅让孩子们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也让家长的心总是悬着。如果孩子能从家长处获得适量的性教育信息，他们会认为这信息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学校的教育内容也会起到正确的辅助作用。　　卑诗教育改革应关注华人学生群体　　卑诗省现有的性教育课程是在2005年制定的，虽然要比安省的老课程先进，但距现在仍已经有十年之久。卑诗省教育厅长Peter Fassbender在2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卑诗省的性教育课程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我们不会效仿安省的做法，但我会持续关注安省的动态。” 　　记者进一步就课程改革的问题咨询了省教育部，省教育部的公共事务负责人Ben Green告诉《加西周末》记者，对于所有BC学生来说，学习性知识都是必要的课程。“我们正在对1-9年级的性教育课程进行修订。针对4、5、6年级的学生，我们将加强关于网络技术方面的内容，比如色情信息和网络安全行为。” 　　和安省细致入微的教育大纲不同，卑诗省的教师有权利根据教育大纲的规范灵活性的进行教学。“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情况决定教学内容，而不是对4年级的学生说，按照大纲我们需要学习这个内容。”卑诗省教育部的发言人Scott Sutherland这样说道。　　不过，这种对教师赋予教学权利的做法也是一把双刃剑。灵活性强的老师能够教授学生们需要的知识，但是灵活性不强的老师有可能会教授保守型的东西。Options for Sexual Health的教育主任Kristen Gilbert认为，卑诗省的这种教育方式实际上加大了对授课教师的要求。”虽然教育部规定性教育是必要的学习内容，但是在省内的不同区域使用教学材料的方法不同，教师的素质也不同。” 　　今年9月开始，BC省的性教育课程将转由体育老师来教授，这更加大了对教师素质的要求。Gilbert对这一变化表示担忧，“过去十年我们集中培养能够教育学生的健康和职业规划老师，而到了9月，这个任务要交给体育老师了。卑诗教师联会(BCTF)认为，只进行内容的变动是不够的，对教师的培养也相当重要。教联的副主席Glen Hansman表示，“性教育教师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职业培训、更多的教学资源以及更多的社会支持，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成果。” 　　另外，学生的不同程度也为老师的授课增加了难度。“很多学生在他们原来的社区内没有相关的性教育支持，这就加大了他们对知识的接受程度。”Gilbert这样说道。比如新移民的中国学生，他们来到加拿大的时间比较短，英语能力较差，加上家长对性教育的保守态度，很容易因为语言影响错失了性教育的重要信息。　　卑诗大学护理学院曾对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4500多名7-12年级的中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被调查者出于文化影响，没有性行为经验，不过12%的青少年还是有的，而且还伴随着酒与毒品，近半的女孩不用避孕套，这些行为都非常危险。　　省教育部的公共事务负责人Ben Green对《加西周末》记者表示，其实教育部针对这些特殊的学生和家长有特别的政策――Alternative Delivery Policy，就是在学校、家长和监护人以及学生共同同意的基础上，学校会为学生安排特殊的性教育授课老师，在学校或在家里上课，但是很多家长和学生都不了解这一政策。“这种做法不是鼓励学生逃避学习这类课程，相反，是尽最大可能帮助学生理解教育内容。”Ben强调。　　Ben还表示，关于如何教育学生，各地区和学校有很大的灵活性，如果某一区域的特定群体学生有特殊要求，该区域应该提供相关语言的特殊课程。前温哥华学务委员Ken Denike希望教育局能提供中文版本的性教育修改草案，这样很多中国家长能够确实了解孩子在学习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　　早期学习性知识是利是弊? 　　关于性教育课程，年龄是一个敏感的关键点。安省家长竭力反对新的性教育大纲，并不是认为学校所教授的东西恶劣，而是为时过早。在家长看来，让3年级的孩子就接触性教育内容，简直是“揠苗助长”。华裔儿童受到家庭教育环境的影响，发育年龄相对更迟一些，“当孩子的身体还没发育到这一步，就让他们接受这些东西，显然是不合适的，也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冲击。”安省的家长这样认为。　　确实有研究资料显示，女孩在9到14岁之间，睾酮素增加5倍，男孩10到15岁睾酮素增加25倍。此时大脑对性的认识开始重新组合，对异性产生兴趣。本来他们不懂的东西，如果学校老师教授了，男孩就会因为体内激素的作用，很容易“乱来”。女性在性的方面普遍处于被动，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发生性行为。但是如果有学校老师教导以后，在这个年龄又没有道德约束的概念，很容易发生错误的行为。　　但是今天的孩子已经远不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保守，很多东西不是你不说，孩子们就不懂。在温西一所中学读11年级的Cookie向《加西周末》记者表示，在学校里只要不是特别孤僻的学生，大家都知道那些词汇以及含义，很多男生更是会在公共场合大声讲出来。“前一阵子流行的《五十度灰》小说，我的朋友都看过，还有的混进电影院去看过电影。”Cookie说道。　　有些教育专家认为，与其让孩子们从不良途径获得性教育知识，倒不如直接对他们进行正面的教育，卑诗省自由性教育者Saleema Noon就是其中之一，她支持安省修改课程大纲的做法。“年轻的儿童更容易去教育，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科学，就像数学公式和物理定理一样，不是那种有点刺激想要去尝试的事情。”Noon这样表示。　　无论哪种说法更科学，无可厚非的是，在网络高速普及的现代，家长们有必要逐渐向适龄的孩子渗透性教育知识。青少年对性的认知和态度会决定他们的行为，无知是最可怕的。当他们真的了解了这一科学过程，多数孩子还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家长、社会需要相互配合，积极引导，既不避讳，也不过分。　　而且，家长和老师们在向孩子讲解性知识的同时，也需要给予他们一些成长的启发，帮助他们缓解压力，正确的监督他们浏览的网络内容。很多孩子过早的进行性行为是多方面压力造成的，家长关注的重点不应只局限于课程大纲，而是多和孩子接触，分析自己孩子的特性，让孩子愿意沟通，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及时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16日，中非籍留学生D自称他老爸是驻法大使，有四个妻子，家里还有种植园在西安做外教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来中国之前都是老师吗？会说英语的外国人都适合教我们吗？带着种种疑问，一个多星期来，华商报记者与英语8级、具有多年翻译经验的严先生等人一起，对西安市内的外教情况进行了暗访。调查发现，不仅自己打广告的“黑外教”不具备从事外教的资格证书等，连一些看上去很正规的培训机构介绍的外教，也不出示相关从业资格证件。有的“外教”操着并不标准的“洋泾浜英语”；有的来中国之前，从事的是保姆、货车司机等职业；更有甚者，个别外国人当“黑外教”倒在其次，其实“意在找女朋友”。由此看来，找外教，不能光看他（她）是外国人、长着一张外国人的脸，还得查资格、定水平、考品行才行。外教A 加女学生微信称没女友想要交“朋友” A是华商报记者通过一家招聘网站联系到的，广告称他是英国人，做了3年外教。 3月12日下午，华商报记者与A通了电话。他表示，网站上的小广告是他发的，当明白华商报记者是要给一位朋友的女儿请口语外教后，他非常高兴，表示自己来西安已经一年多了，目前一个学生外教期满，还有两个学生正在接受他的培训，他自言：“当外教很有经验哦！” 电话中，A坦言自己的外教费用比别人低一些，一个小时只要100元，他解释自己“并不是为钱来中国的，每个月家里都给钱……”他还表示当晚就有时间。 “首次授课”定在当晚8时，地点在大雁塔南广场的某咖啡馆内。时间已过，可A还没有来。过了一会儿，华商报记者的翻译朋友的电话响了，正是A，A试探着说，因为有点事，想带个朋友一起过来，不知是否介意？翻译只好说不介意。很快，8时15分左右，一个黑眼睛、黑皮肤，平头卷发的外国男子便站在华商报记者一行眼前，在他身边，是一个身形肥硕的白人小伙子。 “哈喽”，黑皮肤男子称自己就是A，而身边的男子是一位加拿大朋友。看到华商报记者身边坐着位女孩，A很热情，“是她吗？”随即笑笑，招呼他的朋友也坐下来，相互介绍完，翻译才知道，A目前36岁，原籍肯尼亚，并不是英国人，不过幼时曾在非洲不少国家待过，因所在国曾是英属殖民地，故自认为英语“也是母语”，教几个中国学生“不成问题”。在和参加暗访的女孩聊过几句后，A得知她想在出国前提高英语交流水平，便称“自己有办法”，保证经过他的训练“会很快提高”，在征得华商报记者同意后，将“朋友的女儿”叫到旁边桌上授课去了。一个小时到了，A拿了钱和他的朋友告辞。他们刚走一会儿，参与暗访的女孩手机微信便有了提示，是A。他称自己在中国还没女友，想跟她交朋友……对此，同样精通英语的华商报暗访女孩很反感，因为在刚才的“授课”中，A不仅用手拍她的臀部，还说脏话，且对方口语虽流利，但显然不具备专业语言训练，口音较重。外教B 大学时学的不是语言专业来中国前做了3年保姆 B是华商报记者通过“中间人”小周联系到的。小周曾参加过西安一培训机构的学习，B给他们做过培训。小周说，B人和气，“口语是母语”，在一所大学里教英语口语，一小时收230元。 3月13日下午，在钟楼附近的一家茶秀，华商报记者见到了背着挎包、梳着马尾辫，看起来40多岁的B。见到我们，她很开朗地说自己没来中国前喜欢喝咖啡，但来西安后，就喜欢上了茶。“茶的香更浓长。”她说。互相认识之后，B以茶为引子，说刚来的时候喜欢花茶，后来又喜欢了绿茶，最近喜欢将铁观音与牛奶兑在一起喝。对于B的开场白，大家不知该说什么好，翻译提醒她，小周是否跟她说好了费用，她才止住，开始询问一同来暗访的女孩年龄和英语学习情况，听到女孩讲话时一个英语发音有问题，立刻打断纠正——虽说必要，但做法却令在座的人感到很尴尬。华商报记者请翻译问她的一些情况，得知她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来中国前我学的是护理专业，做了3年保姆”。她表示，尽管上大学时学的不是语言专业，但英语也是母语，且来中国后一直担任外教，学生反映都还不错。就小周所说的她在一所大学担任英语口语教学的情况，B犹豫了几分钟后称，事情不是小周说的那样，不过，目前自己虽在大学里进修管理学，但“正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这样的考试”。 B称，自己身边有很多外国朋友都在西安从事外教工作，尤其是一些年长的，有旅游签证来的，也有来定居的，之前在各自国家做着不同的工作，“比如我的一个好朋友，来之前在一家远洋运输公司做海员，现在来西安了，也是做外教，学生好多呢”。 1个小时的课很快结束，送走B后，同行的翻译朋友称，B的发音标准，是典型的美式英语，不过因为并非专业教师，授课凌乱、不够系统。事后华商报记者得知，在外教市场，除了外语培训机构外，私下介绍的外教，中间人可收取30%的介绍费。外教C 来自俄罗斯的小伙有地方性口音特征送走B之后，当天晚上，华商报记者又经网络联系上了外教C。C在电话另一端介绍，他是一名留学生，26岁，目前正在西安城南一所大学攻读矿产钻探方面的专业，其授课费用为每小时150元。 C称，学校不允许留学生在外担任外教，他也不方便外出，最好就在他的公寓里授课。华商报记者只好赶在约定时间来到该校的留学生公寓门口。很快，C出现了，他身高1.8米以上，头发是金黄色，肤色很白，上身穿灰色夹克，下身则是牛仔裤，看上去很休闲。他在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后，带华商报记者一行进入留学生公寓的一个套间。C介绍，这个套间住了3个留学生，他只能占据其中一间房子。由于C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沙发和一张桌子，华商报记者建议到学校外面找个咖啡馆教课，C同意了。在咖啡馆落座后，翻译从C口音较重的发音中发现了端倪，这时C才坦白自己来自俄罗斯。不过，他说自己在英国学习过一段时间，英语很好，“给她（和记者一同暗访的女孩）教口语不成问题”。对此，同行的翻译朋友表示很难认可，指出他发音存在地方性口音的特征，而且，有些口语表述也不规范。无奈之下，C只好摊摊手——但即便如此，因为耽搁了他的时间，他还是要走了50元的费用。外教D 教课全无章法一直在炫富类似的情形在3月16日下午再次碰到。这一次华商报记者见到了中非籍留学生D。D29岁，又瘦又高，肤色黝黑。 D表示自己“能听懂一些汉语”，并对同行的暗访女孩称，自己的父亲是某国的驻法大使，有4个妻子，家里不仅有一座长宽各18公里、有上千名员工的种植园，还有其他生意，非常富有，他表示自己很喜欢中国，喜欢吃中国饭，并表示如果华商报记者能给他介绍一个中国妻子就太好了，他会把记者“视若父亲”，并保证“一夫一妻”。 D的自我介绍是真实的还是有水分，华商报记者显然无法核实。不过，如果以此吸引不谙世事的学生，的确具有诱惑力。D的授课全无章法，一直闲聊他在本国国内时如何阔绰、经历如何丰富，至于教授英语则毫无头绪，一个小时后就此中止。外教E 英语提示有问题没有发现 3月14日下午，华商报记者约见了一位据称在中国住了多年的外教E。由于太白路立交周围没有合适的场所，遂邀其来到附近的一家建材商场。在商场内，翻译指着提示牌上的英语问E，是否可以将其中的不妥、错误告诉学生（暗访女孩）。E很快指出“sightseeing lifeis no-man operation……”（观光电梯为无人操作电梯）中“life”拼写错误，应为“lift”。不过，对于“Driving by force when lift break-ing down is forbidden”（电梯出现故障时，严禁强行开梯），E却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翻译指出，这句话的问题在于，既然都“故障”了，人还怎么“drive”？因此最为简洁的说法应是“Do not force open the lift door”。乱象孩子跟外教学了好久懂英语的说“并不标准” 数天内，华商报记者通过各种方式，接连暗访到了8位外教，其中5人是网上毛遂自荐以及中间人介绍的，3人是华商报记者通过西安市一些正规的外语培训机构联系上的。通过网站小广告和中间人见到的外教，在首次见面时，没有人出示由外专局颁发的专家证、出入境管理局核批的居住证。而通过外语培训机构联系到的外教，有机构在联系之初，回应华商报记者询问时明确表示，所推荐的外教所有证件一应俱全，甚至外教在国外获得的教师资格证书也都有存档。但当华商报记者表示想看看这些档案时，培训机构却以“放在外教家里”、“管档案的人休假”等理由，一直未予出示。这些“外教”的英语水平，有的属母语，较为标准，但有些的确不敢恭维。暗访中，有家长反映，自己英语水平不行，就是简单的对话也很差，找外教是想给孩子提供交流、提高的环境，但根本不清楚什么样的外国人才能当外教，甚至觉得只要是外国人就成。家住高新区的高师傅说，儿子一心想出国，想着找个外教吧，谁知学了一段时间，懂英语的却说“并不标准”，后来一打听，那个外教既不是英国的也不是美国的，连教师资格都没有，纯属花钱上当。华商报记者调查获悉，目前“黑外教”按小时收费的从80元到200元不等，正规外教则不低于每小时200元，而培训机构报出的一对一的半年外教费用，则高达18000元到20000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资深英语教师透露，由于很多中国家长缺乏对于外教的鉴别力，一些不具备外教条件、品行不佳，甚至在其本国从事纯体力工作的外国人，却“靠长着一张外国人的脸”，在西安冒充正规外教，大肆“捞钱”。她建议主管部门对此予以重视，对外教培训市场进行严格规范的同时，加强惩戒和引导。多知道点哪些行为属于外国人非法就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外国人入境，应当向驻外签证机关申请办理签证，另有规定的除外。签证分为外交签证、礼遇签证、公务签证、普通签证。外国人所持签证注明入境后需要办理居留证件的，应当自入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拟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外国人居留证件。外国人工作类居留证件的有效期最短为九十日，最长为五年；非工作类居留证件的有效期最短为一百八十日，最长为五年。外国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非法就业：（一）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二）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三）外国留学生违反勤工助学管理规定，超出规定的岗位范围或者时限在中国境内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