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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1日，著名华人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因抑郁症在斯坦福大学跳楼身亡，终年55岁。张首晟，是第一位理论预言并验证了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科学家，他发现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的“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他几乎包揽物理界所有重量级奖项，包括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学奖和富兰克林奖章。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奖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却没敌过抑郁症的折磨，选择以这样一种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因抑郁症而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名人不在少数，张国荣，跳楼身亡，梵高，开枪自杀，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过世……更不计其数的是，还远有很多普通人，也同样饱受这一病症的折磨。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保守估计，全世界共有3.5亿名抑郁症患者。抑郁症在全世界的发病率约为11%，严重的患者中有15%会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2/3的患者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估计高达100万。而今天，我们想聊聊一个“特殊”的群体——20个因抑郁症休学在家的家庭。这些孩子在病前很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愿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诉求只剩下“希望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而在抑郁中挣扎的孩子对父母说，“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做一个最真实的中年人。” 13岁的谭谈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还能轻快地落在黑白琴键上。她走到旅社吧台前的电子琴旁，弹出一段旋律，又放声吟唱歌剧……嘈杂的人声顿时静默，所有目光都被这位染着金色短发的少女吸引。过去休学半年间，让家中钢琴再无声响，这是谭谈对母亲最直接的反叛。因为弹钢琴，是她童年时由名校博士毕业的母亲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琴声乐声相伴的美好场景背后，其实在场老少有着共同的焦灼——这是一个以“因心理疾病休学少年疗愈”为目的的亲子共训营现场。媒体人张进于2016年创办了以精神健康为主题的公众号“渡过”，今年公号推出“陪伴者计划”，试图从社会支持层面入手，探寻精神疾病疗愈之路。 11月末，“陪伴者计划”在杭州举办了一次报名条件苛刻的首次线下活动，征集20个因中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休学在家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参与。打来电话报名的家长中，有一大半都几度哽咽。在“陪伴者计划”建立的26个线上微信群中，8个群皆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满员家长群。数量之惊人，揭开了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现实处境的冰山一角。亲子共训营的室内环境照。张进摄 01 “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11月21日，共训营第二天，上午的课堂黑压压坐满了家长，却很少见到孩子。孩子在哪儿？父母们平静地解释：“还在睡。”晚起之所以被谅解，因为这属于孩子们的病态表征，也是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下午，来听讲座的孩子渐渐多了，可他们听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就像中学课堂里坐在最后一排捣蛋的孩子。但事实恰恰相反，记者发现这些孩子有着惊人的相同点：他们在病前大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 19岁的韩青在分享环节自称是个“逃兵”——来杭州入住后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学学生食堂吃饭。距食堂门不到100米时，她扭头逃走。“我没办法走进去……”原本成绩优秀的她现已休学3年，却始终放不下考个好大学的念头。因为这种灰心，她不久前吞服安眠药试图自杀。袁然然被父亲喊起床后，百无聊赖地坐在青旅客厅最后一排沙发上，用宽大外套罩住双手。“暴食一个月，重了10公斤。”她语气猎奇，仿佛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这位明艳的女孩患有严重的进食障碍：因为失恋而暴食，又因为暴食后担心发胖而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晚餐时间，父亲老袁总是热情动员女儿陪他去吃饭，一旦女儿拒绝，他就陷入焦虑，因为女儿午夜可能躲在无人角落暴食…… 训练营的大部分讲座时间，16岁的浙江男孩陈浸都在沙发休息区，和父母若即若离。陈浸人高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来最健谈，似乎总在帮身边的小伙伴答疑解惑。他常常为一位因有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的女孩拍照，不断告诉她：“看，多好看！”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我爸妈觉得我有很大问题。”陈浸耸耸肩，一派轻松模样。成绩优异的陈浸，忽然有一天宣布不再上学，因为“没意思”，之后不仅情绪有异，身体也会疼痛。短短几个月，他学会抽烟喝酒，父母无力阻止：父亲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时给他一支烟抽，母亲只能在他需要时和他一起喝酒。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家庭秩序变得渺小。 16岁的万言遭遇过校园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学曾把她逼到厕所墙角后，伸出小刀对着她的脖子。糟糕的情形持续到万言念初二时，她再也无法走进学校。 “我真的很后悔，最初以为她只是青春期厌学情绪……”万言的母亲现在终于摆脱了最初的自责。一位母亲直至女儿休学，都以为是女儿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儿手上有拿小刀划过的10道自残伤疤。“我试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划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识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这母亲说。认知疾病，对于这群曾经优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长一样困难重重：许多孩子在被确诊前拒绝就医，在确诊后也拒绝服药。万言休学后在贴吧上建了一个“我要当大神”的小号，她每日反复关注小号有没有掉粉。获得关注，成了曾经作为学霸的她现在精神世界的寄托。 “帮助无法正常上学、社会适应较弱、自救意识不强的初高中学生，正确认识抑郁，改善亲子关系……直至顺利复学。”这是活动初期主办方立下的目标。可记者发现，少有父母将“复学”作为直接诉求。 “希望孩子来这里交几个朋友，当个快乐的普通人……”这样的回答，在这群父母中几乎成为标准答案。 02 中国父母的两面性：敌意和爱意亲子共训营的第二天晚间，家长们被活动志愿者要求“全部退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设计了专场座谈。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被鼓励挨个发言，主题围绕“你期望爸爸妈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你做些什么？” “我真的不怪他们了，就像是我养的猫，它饿了我拿质量不好的火腿肠喂它，但不知道这会让它丧命，我只是不想让它饿……”一位女孩在座位上泣不成声。她说起自己曾经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患过肿瘤，病痛来袭时，她勉强支撑着到母亲教书的教室门口求救，但不知情的母亲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这儿。” 陈浸回忆时带着平静的笑意，“我妈妈头脑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笔投资。我上初中时，她反复比较了两所中学的收益回报，然后，哈哈……” “我和我妈妈关系一直不好。”韩青低垂着头，停顿了一会儿。她曾经劝父亲离开母亲，“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绝了我这个想法……” 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韩青正在调整药物，母亲一直陪伴在侧。她对母亲的负面情绪正在消退，因为她看到了强势的母亲逐渐变得柔软。“我想或许我自己很难一下子变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关系能够变好。”韩青说。指导老师梁辉把这句话带给了韩青的父母。那位强势的母亲落泪了，“女儿病后，我常常对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义当逃兵，其实是我不敢面对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 有时，敌意和爱意，或许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知道我应该恨我妈妈，但恨不起来。我变成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因为她。”从小跟着母亲在美国长大的谭谈，回国后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成绩保持在年级前20名。她擅长钢琴、歌剧，有上千本的图书阅读量，在同学们眼里是“完美人设”。她却说，因为母亲，她没有童年。“她是名校的博士后，踌躇满志却有很多遗憾，我就是她消除遗憾的工具。而且在我病后，我妈妈无坚不摧的权威形象被她自己亲手毁掉了。”母亲变得无所适从，这是谭谈更加恐惧的。共训营里一位人高马大的男孩在发病时特别爱去超市的儿童玩具柜台——这是他唯一的快乐记忆，源自幼儿园时期。自从父亲接管教育大权后，嘴边只有一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男孩在中考前一个月向母亲求救：“如果爸爸再看着我做数学题，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 一名因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很胖”的漂亮女孩，盘旋在脑中的是童年时母亲对她“是个胖姑娘”的日常调侃。一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孩依旧清晰记得，3岁时因为惹怒母亲被反锁在阳台，直到她假装昏厥才被放出；童年时父亲常在公共场所把她打倒在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这就是我想对父母说的。”女孩说完低垂着头。志愿者递来纸巾，她拒绝了，坚持说自己没有眼泪。记者原本以为，这次“控诉大会”会以冷场告终。“报名表上，我看到父母为孩子写下性格内向的占了大部分，事实却相反。”指导老师梁辉亦有同感。在大多数家长看来，梁辉“说话很直，有时让人消化不了”。而在身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梁辉看来：善待学生，敲打鞭策家长，才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赎”方法。梁辉的话让家长们沉默了：你们所感受到我刻意释放的攻击性，或许仅是你孩子曾经承受的你的攻击性的1/10。 03 “妈妈，请你做一个真实的中年人。” 课程进展不错，几位家长倡议孩子们建一个没有家长参与的交流群。但之后的补充倡议坏了事：有家长建议邀请一两位在场老师参与其中。 “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这不就是监视吗？”一位女孩生气地说。 “接纳”和“改变”已经成为这些家长的高频词汇，毕竟家庭环境“出错了”，孩子病了。然而，纠正的道路，并非尽能如愿。共训营进行了一半，一位母亲依旧无法把女儿请出房间——孩子们都相约去逛街了，女儿还在房里昏睡。像往常一样，她遛弯、跑步、深呼吸调节情绪，再度请孩子起床，女儿的拒绝将她又打回谷底。学国学、健身……她几乎遍尝，依旧陷入死循环——她和颜悦色，女儿愤怒反抗，她强行调节焦虑…… 这位母亲找志愿者邹峰聊天，陪伴经验丰富的邹峰提出了她意想不到的观点：你的和颜悦色，其实并不是放下，而是焦虑。邹峰找了这位母亲的孩子聊天，发现孩子表达活跃，却在母亲介入聊天时，迅速萎蔫，一言不发。邹峰给出的建议是：在孩子的成长上，母亲需要进一步撤退。当晚，这位母亲主动告诉女儿：从今天开始你服药，我不再递给你。女儿欣然接受，并在当晚弄清了药物资料。服药自主权下放后，她发现女儿变了。女儿不慎崴了脚，却还是要和小伙伴参加次日的集体活动。尽管第二天女儿没有兑现承诺，这位母亲依然觉得：这是好的开头。放手与否的矛盾，几乎如影随形。在餐厅里，韩青主动提出想要负责点菜，母亲愉快地一口答应。但韩青说出的好几个菜名，都被母亲否决了。用餐时，韩青的母亲主导着各个餐盘的摆布，还勉力往韩青碗中送去她觉得有营养的菜，可韩青被其中一块辣椒呛到咳嗽，母亲变得慌乱…… 陈浸的母亲方捷也自称不焦虑了，因为“孩子已经好转”。陈浸情况最糟时，曾在一次母子争吵后，大声喊出：“我要杀了你！” 一家人在无可奈何之际铤而走险：顺应陈浸心愿，让他搬出去独自居住。父亲在获得他允许的前提下去照顾起居，母亲偶尔探望，夫妻俩从不在那里过夜。陈浸外出独自居住的4个月里，方捷报名学习心理学课程。终于有一天，陈浸开口说想搬回家里住。方捷记得一个儿子归家后的画面——母子俩平静地并排坐着喝酒，儿子突然说：“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我极度缺乏安全感。”方捷心痛而欣慰，起码她重新成为了儿子情绪的出口。然而，方捷的内心或许没有自己所想的那样无懈可击。共训营最后一天下午，陈浸消失了。方捷打不通孩子的电话。好不容易接通，孩子懒懒地说：在吃饭，希望一个人安静。方捷说：早点回来。电话挂断后，方捷询问下得知，昨晚交流会，陈浸或许是因为某个孩子的发言引起共鸣而情绪波动，上半身不住战栗……听罢，方捷和爱人决定去找孩子，确认孩子无恙后，悄悄折回。为人父母的尺度，对于这20个家庭而言，是需要精准拿捏的话题。答案，或许就在每一位孩子心中。每次万言的母亲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万言总说：希望你做自己。什么是“自己”？万言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再做那个高高在上的家长权威，也不要再做那个因为孩子病了就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做一个最真实的成年人。 04 “我愿意成为女儿攻击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今年，韩青独自去成都参与一个实验性的“复学计划”。复学，难以坚持，调整再复学……她勇敢地在这个困顿的循环中不断尝试恢复社会功能。但在父母面前，她轻描淡写，举重若轻。就像一位主讲人秋月在讲座上所说的，“这个战场血流成河，但除了我没有人能看到。”秋月曾是重度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而转头看看家长们的推断——“孩子认知疾病能力不足，自救意识不足。”这是共训营上父母们提及最多的。真实情况恰是反面。记者留意到一位女孩向主讲人提了一个专业问题：青少年单相抑郁症转化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概率是否真的很高？显然，女孩在思索自己疾病的未来。记者与陈浸沟通时得知，得病后的几个月，他偷偷阅读《变态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他想知道对人友好的他对待生活的恶意究竟从何而来。韩青和万言也在尝试着寻求认知行为疗法等自我解救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所给予的最好帮助，或许仅仅是“陪伴者”的本来含义。袁然然又“失踪”了，回青旅时带着好几件新衣服。她和老袁解释：这件是给老妈的，那件是给外婆的…… 老袁看着女儿，这次没有责备——虽然这又是一次女儿释放压力的疯狂购物，但这是她很难得的一次为家人采购衣物。距共训营结束还有1天时，袁然然打算提前撤退，这次她没有不辞而别。她告诉了老袁，希望父亲和她一起回家。老袁尊重了女儿的想法。临走前，老袁摸着女儿的头，玩笑似地说：早知道女儿会因为失恋发展出心理问题，就应该教教她怎么谈恋爱，而不是一直补文化课。 20个家庭之中，另一对父女组合是谭谈父女。有人问起她母亲为什么没有同来，她的答案都是：妈妈工作太忙，她也很难因为参与这些活动被改变。实际上，就在共训营结束前那晚，从未在群里发言的谭谈母亲写下一段长长的话：“我很高兴孩子能利用这个机会有个情绪的出口，有个公共场合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我愿意成为我女儿攻击和推倒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这位未曾露面的母亲道出了缺席的真实原因。她觉得自己仍有控制孩子的心理，因此自发离孩子远一些。彼此多一些信任，究竟会怎样？万言的妈妈在女儿病后开始“追星”，追的是年逾五十的郑伊健。她带着女儿一边四处求医，一边在各个城市机场体验粉丝接机；女儿也常常帮母亲所在的粉丝团发布推文。母女俩把看病过程视作“游历”。课程最后一天，陈浸破天荒早起。他见到记者，欢喜地伸出手，想要击掌。课程结束后，陈浸对父母提出：想在杭州再逛逛。等父母回家一天后，他也顺利归家。母亲方捷在群里留言：返程时其实已经没票了，我们在家坐立难安，但陈浸顺利说服了火车站层层关卡的检票人员，上车补票。看来他比我们想象中强大很多！共训营结束3天后，陈浸又独自出发去湖南听张嘉佳的讲座了。孩子告诉母亲，自己喜欢像他一样的丰富人生。那一刻，方捷坚信：“我的孩子不是病人，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探寻生命的意义。我要慢慢走，陪他看看风景。”

美国记者爱德华·休姆斯，曾获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他花了一学年时间，在加州一所公立高中惠特尼高中“蹲点”。他在这所学校听课，和学生聊天，采访学生和老师们，还在这个学校教一门论文写作课，甚至也亲自参加考试。一年的体验，让他写成一本书 School of Dreams，全书近400页，他在长达188页的第一章用了这样的长标题：“4是有魔力的数字：4小时睡眠，4杯拿铁，4.0”。这本书描述了惠特尼高中的学生群像：为了得到最高的平均成绩4.0，他们一天只睡4个小时，灌下4大罐拿铁咖啡，为的就是能够熬过一整夜。完全颠覆过往我们对美国轻松教育的认知：学生疯狂学习，每天甚至只睡4个小时；他们课外活动丰富，特长“傍身”；家长们关注教育，90%的家庭不惜重金聘请家教…… 8月17日，16岁华裔女孩田田将在上海音乐厅开钢琴独奏音乐会。先后师从钢琴家韦福根、秦川，以及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卡普林斯基（Vedakaplinsky），小小年纪的她，已是第三次在上海开独奏音乐会。如今琴童很多，能开独奏音乐会的并不多。本以为田田将在音乐的道路上就此发展下去，她却说，“我要去考综合性大学，主修应用数学和音乐双专业。” 钢琴，仅是这个女孩众多特长之一。除此之外，田田是纽约威郡青年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校数学队队长，获得全美英语教师作文大奖、伦斯勒大学数学和科技奖、大纽约地区英文拼字比赛第一名…… 与田田的母亲交谈中发现了美国中学教育和中学生活的另一面：学生疯狂学习，每天甚至只睡4个小时；他们课外活动丰富，特长“傍身”；家长们关注教育，90%的家庭不惜重金聘请家教……为了考名牌大学，为了培养孩子，美国家庭拼了。分层教学，从进校那一刻开始不只中国高中生读书辛苦，美国的高中生也很辛苦。他们一年要背超过112磅（约104斤重）的课本；要熬夜，泡图书馆写论文；努力学习，在分班考试中表现突出，进入“提高班”。纽约近郊的斯卡斯代尔小镇风景如画，这里除了有小野洋子与约翰·列侬的故居、一年一度的斯卡斯代尔汽车公益秀，还有一座知名的公立中学斯卡斯代尔中学（Scarsdale School）。每年，哈佛、耶鲁等常春藤盟校的招生官们会如期而至，到校招生。 2008年，12岁的田田考入音乐名校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部，这是为优秀琴童设立的周末学校，不少孩子自此远离了全日制学校，一心为考音乐学院而努力。不过，田田的父母却决定在周一到周五，把她送入斯卡斯代尔中学。这个决定让她得以在数年后目睹美国中学生活的疯狂、压力和快乐，也让她锤炼成既全面发展又有突出专长的人才。竞争, 始于开学第一天 2010年，田田进入斯卡斯代尔中学高中部。进校第一天，分班考试！原来，学校将对数学、科学、第二外语等科目实行分层教学，光数学就有五个等级的班，自幼成绩突出的田田每个科目都考上了最高等级。尽管如此，这种分班考试是她始料未及的，倒是她的母亲左贞觉得似曾相识。 “我们总认为美国教育很轻松。老实说，美国的小学教育几乎是让孩子在玩乐中度过的，但到了中学，压力一下子变大。从分班举措看，谁能否认，竞争其实早在孩子上高中前就开始了。” 和许多美国高中类似，斯卡斯代尔中学要求学生必修数学、英语、科学（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历史等。尽管下午3点就放学，但学生要花大量时间完成作业。有一次，田田花了整整3天完成一份17页纸的小论文。起因是历史老师在课上播放了关于“奴隶制”的三部电影，并据此布置论文：“这三部电影是如何反映美国奴隶制这段历史的？” 中学生写论文要达到什么水准？曾有学生洋洋洒洒地就某一事件写了很多认识，结果被老师痛批。“没有自己的观点，仅仅是材料的堆砌！” 田田的书包总是很重，因为除了六七门学科的教科书，还有其他必读书和选读书。比如，英文老师会让大家精读小说，如果你选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惨了，600多页。有人曾测算，美国高中生一年要背112磅的课本，约104斤重。有时老师甚至不上课，让学生泡在图书馆查资料、写论文。“答案没有正确或错误，只是你得有insights（见地），并且自成逻辑！”田田重复着老师的口头禅，美国教育从小强调批判思维，学生压力巨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死记硬背”。 “尽管老师说记时间段就可以，但到了考试时，七八十道选择题，答案都很接近……”见识了SAT2历史科目中大量的选择题，美国学生明白，必须乖乖“背历史”。除了必修课，美国的中学生还须应对大量的选修课。相较国内课堂，美国的中学给学生提供选课自由度更大。比如二外，就会开设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等多个语种，供学生选择。有人就在3年里学了三种不同的语言，目的是为了每学期都得到好成绩语言入门时总是简单的。虽然不是所有人愿意吃苦，但这不妨碍少部分人会连续三年选择艰深的拉丁语。事实上，当大学招生官拿到成绩单时，不仅看“分数”，也看“科目”，看学生是否选择了所在学校最难的课程，是否愿意挑战自己，并获得好成绩。拼教育，美国家庭不输给中国家庭到了大学申请季，竞争变得隐蔽，但更为骇人。老师会提醒学生，不要互相交流申请学校的信息；有的家长在超市遇见会装作不认识，谁都不想告诉对方，我的孩子报了什么学校，以免引来“同伴竞争”。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凌晨4点座无虚席今年，田田11年级，进入学校的“荣誉协会”，这是美国中学里的一个特殊组织，只有入学两年各科平均成绩达到全A的学生才能参加。协会有项明文义务，即会员自动成为“学生导师”，为同学义务指导作业。在美国教育中，“服务他人”的意识一再被看得很重。当然，协会不只有义务，也有“权利”。在许多学校,荣誉协会成员即是“名校候选人”。每当名校招生官到校时，会让校方打印一张平均成绩排名在学校前20%-30%的学生名单，而这往往就是荣誉协会名单。据此，在美国家长圈里，“荣誉协会”是绝对值得一提的谈资。数据显示，由于申请人数增加，常春藤盟校的录取率已经连续多年走低。今年，哈佛收到34302份申请，录取2032名，录取率为5.9%；普林斯顿收到26664份申请，录取率7.9%，皆是两校历年最低水平。 “许多人说，在美国考大学很容易，的确，全美有3000多所大学，几乎可以做到‘全民上大学’。但，如果不是名校毕业，就业依然困难。”左贞有三个女儿，田田是老二，大女儿前年被常春藤盟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老三还在读初中。这位新移民敏感地察觉到：为了孩子的前途，美国家庭拼教育的劲头丝毫不输给中国家庭。在田田的高中，几乎90%的家长都给孩子请了家教。周末，孩子们流连在各大家教培训班。而家教价格不菲，一节课，一小时，得好几百美金。与中国的学生需要应付期中、期末考试不同，美国的考试次数更频繁，并且每次考试成绩，都与“前途”相关。比如，AP课程会在高中高年级时陆续开出，由于课程难度相当于大学一年级课程，通常是“有条件入读”：大部分高中要求学生前两年的平均成绩达到A，甚至A+，才有资格选择AP课程。而这意味着，在前两年的学习中，一次考试失误，就可能让平均成绩从A滑到C，从而与AP课程无缘…… 在这种环环相扣的评估体系下，孩子们对每项作业、每次考试都格外看重。“许多美国家长从小就带着孩子去运动，让他们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是通过运动培养孩子们的竞争意识和吃苦精神。”左贞说。也有人承受不住压力，去看心理医生。在美国学生中，这很流行,一旦医生认为孩子有注意力障碍，他们的考试时间可以翻倍……学校关于公平原则的考量，也让不少学生通过“表演生病”骗取更多的考试时间，为了更好的学业表现…… 求“亮点”,疯狂投入课外活动美国的中学早晨8点上课，下午3点放学。乍看起来学生学业挺轻松，但现实是，很多学生每天凌晨一二点睡下，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除了完成作业，他们把大量时间投入课外活动，寻找自己“与众不同的亮点”。田田的生活很忙碌，除了周末要去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每天练琴外,她的课余时间被各种活动填满：办校报，采访、写稿；参加网球训练，每周1小时；和同学创建社团，去社区为植树筹款；此外，还有她最喜欢的校数学队训练，在男生居多的数学尖子中，她是难得的女队长。每周放学后，田田都有一两次集中训练，做各种怪题难题，还要外出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田田带领的团队曾夺得当地100多所中学参与的数学比赛第一名。此类校园俱乐部在美国中学里非常流行，主流的俱乐部有辩论队、奥林匹克科学社团,校报,数学队等。它们往往采取积点制,俱乐部成员要通过比赛次数和比赛表现积攒“积分”。通常，校际间比赛比较频繁，但只有攒到相当积分的会员，才有资格代表团队参加州际甚至更高级别的比赛；如果积分一直不足，意味着淘汰。有时候，参加俱乐部或社团的压力甚至超过学业。田田的好朋友参加辩论队，几乎每周都要比赛，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准备材料、反复修改辩词。有的同学参加奥林匹克科学社团，比如开展“基因”研究，这比课堂学业还要艰深百倍。这些课外活动都在下课后，时间至少两小时，进入决赛后花费的时间更多。学生们回家最早是吃晚饭时间，有时是七八点，然后再投入作业。“晚上12点睡觉算早的，凌晨一二点睡觉是常态。” 田田的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过着这样的忙碌生活，而这种氛围，又促使着每个人追求各自的兴趣这是美国中学的文化，当然，也夹杂着美式“高考(微博)指挥棒”效应。数据显示，今年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中，SAT阅读、数学和写作成绩超过700分的申请人分别为14000人、17000人和15000人，另有3800人从所在高中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当同学们在成绩上难分胜负时，课外活动成为竞争的又一个战场。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在美国大学申请表上一直有“特长”栏，学生不仅需要列出特长，表格下有“得奖地区：州、全国、世界”的等级提示。如果不是成绩斐然，不算特长，特长必须“与众不同”。特长栏空白的学生，基本不可能被名校录取。 “很多美国孩子从小就参加各种活动，其实是为了发现自己的擅长点，这样一来，他们兴趣爱好很多。但必须承认，要找到自己真正的专长，并不容易。”左贞说。田田的数学老师在听完她弹奏时，曾感慨，“看着你的两只手快速地键盘上飞舞，就好像看你在解数学不等式，左右开攻！”数学、音乐是田田的兴趣所在,也是她的“擅长点”，她无疑是少数的“成功学生”。可在这种教育生态下，也有人坚持不了，几近崩溃，“有的同学会跑到老师办公室大哭，但其实他们的成绩也不算很差……” 有人说，正是美国教育的这种特点，让学生发展了许多兴趣，并且在选择专业时会考虑“融会贯通”。也有人看到，美国学生对此感觉压力巨大，嗑药、骗心理医生的伎俩愈演愈烈。在美国学习，没有捷径，无法突击“优秀”，这是个常识。美国教育很“美”？那是误读！美国的中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许我们真的有太多误解。最近，一批早期的中国移民家庭开始在网上抨击那些三流写手、短期到访者和交换生构建的“美好中学”图景，并斥之为“不负责任，哗众取宠。” 当留学日益低龄化，我们或许真有必要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中学生活。美国记者爱德华·休姆斯，曾获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从2001年秋季开始，他花了一学年时间，在加州一所公立高中惠特尼高中“蹲点”。他在这所学校听课，和学生聊天，采访学生和老师们，还在这个学校教一门论文写作课，甚至也亲自参加考试。一年的体验，让他写成一本书，书名叫《梦想的学校》，此书在2003年出版，全书近400页，只有3大章，他在长达188页的第一章用了这样的长标题：“4是有魔力的数字：4小时睡眠，4杯拿铁，4.0”。这本书描述了惠特尼高中的学生群像：为了得到最高的平均成绩4.0，他们一天只睡4个小时，灌下4大罐拿铁咖啡，为的就是能够熬过一整夜。有人说，惠特尼高中并不代表美国所有高中，惠特尼的高中生也不代表全美高中生。但是，田田母亲左贞女士一直对我强调：“直到现在，许多人依然在误读美国的中学生活、美国的中学生。事实上，美国有一大批学生刻苦努力，成绩优秀,追求卓越。中国卓越在分数上，美国卓越在能力上，但都要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