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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6天的时间里，三亚累计发现455例确诊病例，103例无症状感染者。 8月6日上午6时起，三亚全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除保障社会基本运行服务、疫情防控和紧急特殊情况外，三亚全市范围限制人员流动，暂停城市公共交通。三亚实施临时管控前的超市受访者提供如何度过滞留在三亚的日子、怎么离开三亚，成为8万多游客共同面对的难题。从武汉到三亚游玩的大学生小周决定成为一名志愿者。“武汉出现疫情时，都是别人去帮武汉，现在我们也在这里，暂时走不掉，可以出来做点事情。”8月3日起，他成为社区的核酸信息采集员，为做核酸的市民扫码登记。同样滞留在三亚的成都游客卜女士也用她的行动帮助其他人。她和家人在到达三亚后还没来得及游玩，就被判定为密接。在酒店隔离的她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为“三亚顺利回家”，希望能够为滞留在三亚的游客提供互助和信息交流的空间。如今，已经有200多名游客加入群中，“一些一个人带娃的游客，我们可以给她们安慰，缓解她们的焦虑”。 8月6日，这两名游客向封面新闻讲述了他们在三亚滞留的经历。以下是两名滞留在三亚的游客的讲述：游客1卜女士：建立微信群，游客们互帮互助 8月1日，我和家人到三亚玩，原本计划在三亚湾住两晚，再去亚龙湾住几天。当时疫情还没暴发，当晚我们做了核酸检测，回到酒店睡觉。隔天早上7点一过，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有防疫人员来到房间门口给我们做了核酸，通知说，我们可能是密接，不能离开房间。我们一行有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小的孩子才两岁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头一下子就空了。等核酸出结果的过程我很害怕。当天（8月2日）下午，核酸结果出来显示是阴性，我们被判定为密接，拉到酒店隔离。隔离头三天特别难熬，一切都像静止了一样。因为突然被隔离，也害怕被感染，我的心态是崩溃的。直到第三天才放松下来，睡了一下觉。当时我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看到我们的同伴都走了，而我还在隔离中，我很焦虑，在网上不停地刷信息，突然冒出建微信群地想法。我是成都人，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找到一些同样滞留在三亚没能回到成都的游客，让大家能够互通消息，相互帮助，我自己也不会觉得太孤单。有很多游客是其他群友拉进群的。有了这个群之后，我感觉有个心理安慰，好像跟世界有连接了，对防疫政策和信息也有更多了解。在群里，有一些一个人带娃的游客，我们可以给她们安慰，缓解她们的焦虑。我带了两个小孩，一个在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要赶回成都读书，孩子返学成为目前最大的难题。按照政策，我们要在8月11日才隔离完，我买的14号的机票，还不知道能不能按计划离开。小周成为志愿者受访者提供游客2小周：做志愿者，担任核酸信息采集员我是一名在武汉上学的大二学生，七月中下旬和家人来到三亚旅游，住在天涯区。疫情刚开始时，三亚只新增1例确诊，我们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到了8月2号、3号，发现情况不对。当天我们计划订飞机票离开三亚，因为其他事情耽搁了，没有买票。 8月3日，我发现周围很多地方都开始变成中风险、高风险地区，同时在微信里看到社区在招志愿者的信息。我想，武汉出现疫情的时候都是别人去帮武汉，现在我们也在这里，暂时走不掉，可以出来做点事情。我的岗位是核酸信息采集员，就是在市民做核酸之前给他们扫健康码。每天早上六点多要去报到，工作到中午。这个工作看着很简单，实际上一直重复同一个动作，还是很累。之前在武汉，我看过别人穿防护服，现在我自己穿上了，还要戴着特别厚的N95口罩、好几层橡胶手套，鞋套也穿了好几层，感觉非常闷热和不透气。资料图在做志愿者时，我遇到一个武汉的老人，大概七十多岁。他没有带手机，拿着身份证过来扫码。我看他也是武汉的，就跟他打了个招呼。他用武汉的方言跟我交流，说，“武汉是英雄城市。”在这里碰到武汉人，我感觉很亲切。疫情对我家人的工作多少有一些影响，比如我的叔叔要出差就出不了，只能白天在家里不停地打电话讨论工作。昨天（8月5日）我们看到三亚新增了上百例，想到大家都有核酸报告，符合离开海南的条件，想买机票回武汉，却发现飞机票少了很多，没有直达武汉的航班。要去其他城市中转的话，还得满足当地的防控要求。机票价格也贵了好多，平时一张机票大概一千块，现在买要三四千，公务舱的机票价格都是上万的。因为之前在武汉经历过疫情管控，我们都轻车熟路了。昨天晚上，我的家人去商场多买了一些物资。实施封控后，我们就开始找物资互助群。接下来我和家人只能在三亚多呆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说，做好个人防护，配合防疫工作就够了。延伸阅读游客在全域静默前连夜离开有司机叫价1000元送出三亚 8月6日，海南三亚全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官方消息称，自8月6日凌晨6时起，三亚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大概8万名游客被滞留在三亚。 6日凌晨，接到消息后，有旅客连夜离开了三亚；也有旅客航班被取消，在机场等待转移到隔离酒店。 8月6日下午，据“三亚发布”消息，海南发布近期旅客离岛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在海南的旅客，如为确诊病例或感染者，或被判定为密接、密接的密接，或在中高风险区的，严格按照相关防控规定进行管控；目前在三亚，或7月23日以来有三亚旅行史的，暂不离岛，按地区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后续安排视三亚疫情防控情况确定；7月23日以来无三亚旅行史，目前在涉疫市县(区)且在管控区域外的，72小时3次核酸检测阴性，并完成风险排查后方可离岛；7月23日以来无三亚旅行史，目前在非涉疫市县(区)，48小时2次核酸检测阴性，并完成风险排查后方可离岛。海南本地居民非必要不离岛。措施自2022年8月6日18时执行。 8月6日，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当前三亚市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为尽快阻断疫情扩散蔓延，自8月6日凌晨6时起，全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除保障社会基本运行服务、疫情防控和紧急特殊情况外，全市范围限制人员流动，暂停城市公共交通。据海南省三亚市政府副市长何世刚称，目前大概有8万名游客滞留三亚。潘女士一家于上周抵达三亚的亚龙湾游玩，当时三亚已有零星新增病例，但她和家人对三亚疫情持乐观态度，维持了旅游计划。但这周开始，三亚的新冠疫情开始蔓延，单日新增病例数由零星几例增至三位数。潘女士每天醒来首先是关注当地每日新增病例情况，“每天眼睛一睁开，就是新增几十例、几百例”。潘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由于担心会被困在三亚，耽误孩子上学，一家人近日基本上都待在酒店，也没有堂食。今日（6日）一早下楼做核酸检时，才看到了三亚静态管理的消息。潘女士随即给接机师傅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去海口，司机表示他也进不来（亚龙湾）。有在东航工作的朋友告诉潘女士，“今天（6日）三亚最早出去的一班机坐满了人。”潘女士告诉记者，“公告是6日凌晨发布的，可能有些人看到消息，就直接去机场了。” 潘女士一家目前预订了8日晚上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三亚。“但防控政策每天可能都会变，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担心航班会不会被临时取消。”她说。 6日中午，多家位于亚龙湾的酒店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酒店暂未接到酒店封闭管理的通知。当时，游客暂时还是可以自由出入酒店，但是若想离开三亚，需持48小时两次核酸阴性证明，政府会安排车辆送游客前往机场。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有人赶在静态管理前换乘离开三亚随着三亚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三亚凤凰机场航班开始大面积取消。5日晚，不少返程旅客收到了航班取消的通知，一些旅客当晚换乘了其他交通工具，赶在静态管理前离开了三亚。李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原订的是6日早上9时30的机票，5日晚上发现航班被取消后，她从三亚天涯区连夜打车赶往三亚站。此时，李女士发现，酒店附近已经很难打到车了，“还有司机叫价1000元送出三亚”。当地出租车司机马师傅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因为规定6日凌晨6时后全域静默，他凌晨四五点在亚龙湾附近接了个单，发现好多人想走却打不到车。李女士赶到火车站时，由于第二次核酸还没出结果，只能滞留在火车站，酒店也无法回去。由于匆忙，“手表、化妆品等东西不是弄丢了就是落在酒店”。6日早上6时前，第二次核酸出来后，李女士顺利上了火车前往海口。另据界面新闻报道，一位游客在社交平台上自述，她3日下午落地三亚，在酒店待了一天，5日就紧急改签机票返回上海，整个行程不到50小时。另一位游客则用视频记录了她过去24小时的经历：5日深夜开车两个多小时赶往海口机场，在机场熬了一个通宵，终于在6日上午搭上了前往福州的飞机，“在登机口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心才终于踏实了一点，” 随着大量航班取消，许多乘客滞留机场，离岛航班几近满客。航班管家数据显示，自8月1日起，三亚凤凰机场放行正常率就从94%一路下跌，8月2日-4日分别是83%、70%、74%。游客朱先生6日下午的航班也被取消。6日下午3时，朱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带着三岁的孩子，原计划乘坐6日下午14：25起飞的MU2894航班前往南京。“我们原本已经拿到了登机牌，行李也托运了，坐在登机口等飞机。” “但中午11：50，我看到了我们的前序航班MU2893在广州上方掉头之后又飞回南京了。”朱先生感觉到了不对劲。几分钟后，朱先生收到了航司通知航班取消的信息。中午12：00，三亚凤凰机场宣布关闭。 “之后我们就没有离开机场，还是在登机口等候。”朱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大概有上百位游客滞留在登机口处，等待航空公司和三亚市政府的后续安排。“政府工作人员说会为大家安排免费隔离酒店，但是登机口这边人比较多，到下午3点我们还没吃午饭，行李也还没有提取。” 下午4时，朱先生告诉记者，他已经坐上当地政府安排的大巴车，将前往大东海酒店进行隔离，“三亚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跟我们保证，会妥善安排我们的吃住。” 下午4时左右，离开三亚的交通已全部停止。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从铁路12306网站了解到，铁路部门对三亚地区全部做了禁售处理，市民不能通过铁路离开三亚。目前，三亚站、亚龙湾站、凤凰机场站、崖州站，只进不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三亚防疫指挥部表示，6日涉及三亚的航班被要求全部取消。目前已有飞往三亚的航班中途折返，而已经在三亚机场的计划航班，已经上客但还没有起飞的航班也要求下客，航班只能空机飞出三亚。三亚凤凰机场刚接到通知只出不进，滞留在机场的旅客将被转运到市内酒店，等待后续安排。据“三亚发布”8月6日消息：海南发布近期旅客离岛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在海南的旅客，如为确诊病例或感染者，或被判定为密接、密接的密接，或在中高风险区的，严格按照相关防控规定进行管控；目前在三亚，或7月23日以来有三亚旅行史的，暂不离岛，按地区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后续安排视三亚疫情防控情况确定；7月23日以来无三亚旅行史，目前在涉疫市县(区)且在管控区域外的，72小时3次核酸检测阴性，并完成风险排查后方可离岛；7月23日以来无三亚旅行史，目前在非涉疫市县(区)，48小时2次核酸检测阴性，并完成风险排查后方可离岛。海南本地居民非必要不离岛。措施自2022年8月6日18时执行。

1998年，李宗盛和周华健、品冠合唱了《最近比较烦》，在自己的部分，李宗盛唱出了很多那一代男人共同的幻想：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恐怕没有人能否认，日本色情作品以及饭岛爱这样的AV女优，其影响力早已经超越日本本土，并在全世界收获了大量观众和粉丝，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链，俨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所以不难想象，当“日本即将禁止AV”的“噩耗”在网上流传时，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这个消息的源头，是5月25日，日本立宪民主党表示，在考虑单独制定一项法律，禁止涉及性行为的成人影片。立宪民主党的众议员堤要女士还在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电视和电影中的谋杀场景实际上并没有杀人，但是允许拍摄性行为和买卖的色情产品是对个人尊严的损害，也允许性剥削。而我们立宪民主党将考虑并推动进一步的措施。这个提议太过爆炸，以至于“AV禁令”立即成为了当天日本网络的热门词汇，引起了大量日本网民的强烈反对。但是只过了一天，立宪民主党就发表了一则声明，大概意思是，我们完全没有要禁止AV的这个打算，你们不要乱讲啊。只不过，对于很多跟李宗盛一样深受影响的观众来说，还不到松一口气的时候。关于“禁止AV”的讨论，只是当天另一个重要话题的小插曲而已，5月25日这些人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了通过《AV出演被害防止 · 救济法案》。在5月25日获得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一致通过后，《AV出演被害防止 · 救济法案》（下称《救济法案》）从众议院全体会议、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到参议院全体会议，一路绿灯，在6月22日正式颁布，并从6月23日生效实施。《救济法案》规定：摄影期间，演员可以拒绝违反自己意愿的性行为，法案规定从签约到拍摄所需时间为1个月，从拍摄结束到发布所需时间为4个月。在影片发布起1年内，无论性别年龄，演员可以无条件解约，（新法施行给予2年为限解约过渡期，2年后恢复成1年），让业者停止贩售或发行影片。如果业者为了防止契约被取消而恐吓演员，将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款（法人为1亿日元以下）。日本之所以火烧火燎通过《救济法案》，是因为4月1日，其《民法》修正案刚刚生效。根据新《民法》的规定，日本的成人年龄从20岁下调到了18岁，是明治9年（1876年）之后的首次下调。要是在其他国家，成人年龄下调也就下调了，时代在变化，法律规定毕竟也要与时俱进。问题是日本跟其他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AV产业特别发达。以前要等到20岁才能做的事情，现在18岁就可以了，比如办理信用卡、贷款买房、提起诉讼以及不经过父母同意结婚等。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以前如果不满20岁，父母可以在事后撤销孩子签订的合约，但现在，18岁以上的人签订合约原则上自行承担责任。在日本，18岁通常还是上高中的年龄，也就是说，18岁的高中生可以不经过父母同意，自己跟厂商签订合同，合法地拍摄AV……议员盐村文夏表示：“4月1日就会开始有受害者，女高中生AV将会成为流行现象，不能容忍日本发生这么丢人的事。”前AV女优胡桃香气也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你指望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能够通过冷静判断来予以拒绝，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年，她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在唱片业出道，结果后来却被告知“必须裸体”，最终在十几个人的胁迫下，签订了AV合同，“当一个18岁或19岁的人被星探发掘，并以为能实现梦想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是一道永远不会消失的伤口”。所以《救济法案》的颁布，主要是为了修补成人年龄下调产生的漏洞。但你以为《救济法案》会大受欢迎吗？恰恰相反，它遭到了大量反对和抗议。首先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行业内的女优，因为她们的片约开始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收入水平。日本1957年颁布了《卖春防止法》，规定任何性交易都是违法的，AV不属于色情业，而是影视业，原则上演员是靠自己的演技而不是卖身赚钱的。很多流通的影片都是“出口转内销”，公司的注册地根本不在日本，而是美国等海外国家。但是在《救济法案》里，将AV定义为“性行为影像制品”，称AV是“拍摄从事性行为者姿态的影像”，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一些女性团体的看法，政府这是在鼓励性交易合法化啊，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禁止AV拍摄！实际上，别以为日本政府不想禁止AV ，他们只是做不到而已。1960年代，日本开始有电影制作公司拍摄情色电影，这些影片被称为“粉色电影”，影片中的香艳场景通常采用借位等方式拍摄。随着录像机和情人旅馆的迅速普及，这些粉色电影也越来越受欢迎。有资料显示，1974年日本新建的酒店和旅馆为4600家，其中汽车旅馆和情人旅馆超过4000家。新开张的情人旅馆为了吸引客人，通常都会提供粉色电影。当然，对这些“有伤风化”的电影，日本政府并不是坐视不理。1972年1月，池田警署接到群众举报，称“在辖区内的情人旅馆里发现下流录像”。很快，日本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成立了专门负责录像内容审查的“成人VIDEO伦理自主规制恳谈会”，即后来的“日本VIDEO伦理协会”。而真正意义上的AV出现，其实是件相当“晚近”的事，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1981年推出的《星与虹之诗》成为了业界公认的首部作品，而1982年《洗衣店的阿健》卖出了13万盒，彻底掀起了拍摄AV的热潮。1985年2月，日本警方下发行政意见：“凡未经伦理协会审查的录像，均可能被认为是淫秽录像而受到追究。”而经过审查的，自然就合法了。就是在这一时期，西村彻等导演开始不断挑战伦理协会，掀起了一股“本番潮流”。所谓本番，就是不再使用道具或者借位等手段拍摄成人影片。也几乎在同期，日本进入了醉生梦死的“泡沫时代”。在泡沫经济时代，广大的市场需求大大刺激了AV产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影像出租店遍地开花，很多店里专门设立了成人电影专区。而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不仅AV行业没有消失，反而催生了另一个更加难以管控的行业——援助交际。90年代，日本政府部门调查显示，东京高中女生中做过援交的比例为4.4%，初中女生为3.8%；另一份数据来自“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会”，初高中女学生的援交比例为5%。2015年，联合国特使莫德•德•布尔-布基契奥访问日本时表示，有超过13%的日本女孩曾做过援交。只不过这个数字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2问题来了，难道日本的女性对风俗业有什么特殊癖好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她们根本没得选。1957年，日本颁布了《卖春防止法》，又一次禁止了性交易。尽管明面上的性交易被禁止，但日本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商业性产业，产业规模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很多“潘潘”转而进入了收费较高的“土耳其浴场”，这些隐蔽的私人浴场，成为了新的性交易场所。仅1959年，因违反《卖春防止法》规定，而被从“土耳其浴室”中逮捕的“潘潘”便高达 2 万人。NHK电台曾经为“潘潘”做过一期节目，节目的最后出现了一首名为《流星》的咏叹：流星之下占我身，今日宿何处也，此心纷乱。胸中可还有心在？我实不知，欲泣也无泪。这女子，无人知她是谁。3从“南洋姐”、“潘潘”、粉色电影、AV一直到援交，日本政府五次三番“废娼”之后，日本女性却从来未曾摆脱色情与风俗业的纠缠。现在日本政府又出台了《救济法案》，能改变日本女性的处境吗？恐怕仍是不能。因为她们太缺钱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战后很多成为“潘潘‘的日本女性，都是因为在失去父亲、兄长以及丈夫的情况下，不得不独自面对日本战败后的艰难生活，最终迫不得已选择卖身，而战后的贫困也让一些父母尚在的女孩迫于生计加入"潘潘”。60多年后，很多日本女性还要面临相似的命运。根据日本《周刊实话》的报道，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日本东北灾区出现了众多身穿高档西装、手持摄影机的可疑人员。这些人到处寻找容貌出众的女性灾民搭讪，询问对方“想不想当模特儿”，然后开出高额酬劳。爆料人本身是一家AV公司的经纪人，他所在公司的社长曾收到星探发来的灾区美女照片，当爆料人向社长提出质疑时，社长回答说：“我才不介意别人怎么说，这种时候还谈什么罪恶感，赶快让这些美女出道才是正道。”就算没有大地震这样戏剧性的背景，日本女性面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首先，众多年轻女性甚至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之所以选择援交，是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助学贷款利息。2004年以前，提供就学资金借贷服务的是日本育英会。但是，日本政府于04年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改组成了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新机构以财政投融资和民间资金为财源，将助学金制度作为金融事业发展，年利率上限为3%，助学金实际上成为以利息为收益的金融产业。而日本大学生，有一半都是靠这些“奖学金”上的大学。虽然日本政府在2017年设立了非偿还性助学金，但是预算只有70亿日元，平摊到每个大学生头上，一个人只能拿到2400日元。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却已经从1996年的1.2万日元，涨到了2019年的53.58万。很多女大学生在申请助学贷款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多大的一个负担，等到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欠下了600万日元的贷款，需要还到40多岁才行。而这个年龄段的女大学生，却正好是从事风俗行业的“黄金时期”，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稀里糊涂走上了援交和AV女优的道路，甚至有人半年内拍了近40部影片：我只知道，自己一直因为背负借款而非常不安，所以就成了成人影片女优。因为做了成人影片女优，我用挣到的钱还了300万日元的借款。这是唯一的救赎。现在还有300万左右需要还。原本要到47岁才能还完的借款，可以提前到32岁还完了。不管怎么说，600万日元是太大一笔钱了。雪上加霜的是，就算在大学时经受住了诱惑，日本女性在找工作时会发现，她们很多时候只能找到非正式雇佣的工作。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女性的非正式雇用率是55.5%。这些非正式雇用的人，在《新·日本的阶级社会》中，被归类到社会阶层的最下层——“社会底层人群”之中。众所周知，日本人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这种思想在近些年逐渐演变成另一种说法——“自己責任”，即“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于是原本应该是社会问题的大规模贫困，成了女性自己不努力的后果。当真的有女性向社会救助机构求助时，这些机构往往会采用一种被称作“水際作戦”的策略来逃避责任。这个词本来是指在岸边设立各种障碍和工事阻止、击退敌人，或者在公共卫生领域防止病原体和害虫的进入。但是在社会福利领域，“水際作戦”的含义很简单，那就是故意找茬。当有人提交申请时，这些机构会提出各种让人难堪的私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不努力工作？”“不能总是依靠父母，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吧？”这些折磨人的程序有时候甚至会持续6个小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终于鼓足勇气申请救济的人知难而退，重新自己面对贫困。讽刺的是，很多风俗场所反而为女性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配套服务，包括夜间托儿所等。就像电视节目中说的：“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公共部门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务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事实是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支撑着她们。”如果不改变整个日本的社会氛围，以及从大学贷款到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单单凭借一部《救济法案》，根本不可能改变日本女性的处境。这些热火朝天的讨论，更像是每一个人都在装作关心女性命运而已。女优们反对还好理解，但日本的女性团体也强烈反对《救济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