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蒂西诺（Marco Mendicino）星期一（10月5日）宣布，因疫情中断的父母与祖父母团聚移民申请将于10月13日恢复。有意把长辈接到加拿大来的人从这一天起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上网填写报名表。 三个星期后，移民部将用摇号方式随机抽取一万份报名表。被抽中的人将收到一封确认邀请函，并将有60天的时间准备申请材料。 通常每年有两万个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名额。今年由于受疫情影响，移民部将只审理一万份申请。但是明年预计将有三万个名额。今年没有被抽中的，明年可以继续申请。 移民部过去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许多人不得不在各地移民部办公室的门口通宵排队。网上报名普及后仍然怨声载道，因为打字慢的、视力有问题的或网速慢的人总是抢不到。在2017年改用摇号后，移民部仍然不断受到批评，一度又改回老办法。但是门蒂西诺今天表示，相比之下，还是摇号制更公平一些。 如果觉得申请家庭团聚移民太慢，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也可以为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申请可长期使用并可多次入境的“超级签证”。

从纽约长岛一路向西，穿过皇后区中城隧道，在第八大街左转，Peter将车停在一家名叫“Kungfu Kitchen”的拉面小笼包馆门口，和店员一起把冰冻的食品卸下来。 这是Peter现有五家餐馆里最老牌的一家，坐落于时代广场附近。 店门口的黑底招牌上，“拉面”、“小笼包 ” 几个汉字，远远大过底下的英文。 门 厅里两列桌子靠墙排开，尽管只有34个座位，但到了生意旺季，餐馆的月营业额能超过30万美金。 往年此时正值午市，Peter本该忙得不可开交。然而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餐馆自3月中旬就停止堂食，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厨房里，服务员和厨师都聚在一起，气氛有些紧张，他们大多是住在法拉盛的华人。 整个2月，大家讨论的只有一件事： 新冠病毒什么时候到美国来？ 年长的员工开始向Peter打听接下来的打算，他回答： “如果严重了，政府会通知我们的。 ” 彼时，生意还好得很。尽管店里早早给员工备好了口罩，可没过几天，大家都不戴了。原来一戴上口罩，地铁上就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们看，还离得远远的。曼哈顿游客很多，也没人戴口罩。在这里，戴口罩的人会被默认为“病人”。 2月到3月，生活与互联网之间的割裂，让宋哲产生一种“魔幻感”。从互联网上，店员们了解到中国疫情的严峻。而离开了手机、电脑，上街一看，人们仍然该上班上班，该聚会聚会，病毒似乎与这里无关。 ■ Peter和来店里学习拉面、小笼包制作的顾客合影。 直到3月16日，事态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纽约州长科莫宣布当晚8点全州餐厅暂停堂食，只允许外卖。 同样关门的还有电影院、健身房和赌场。 报纸上说，这是911事件或桑迪飓风都未达到的影响级别。 没想到，先来的不是病毒。 那天下午，Peter正要走进店，前面有个中年男子挡住了通道，他正在和领位的年轻女店员交谈。“你们为什么拿我的包裹？”中年男子的声音越来越大，店员显然是被他激烈的语气吓到了，一时没出声。 那是头一天UPS送货员送错的包裹，店员暂时存了下来，打算第二天返还给UPS。就在这个空隙里，怒气冲冲的寄件人找上了门。Peter试图对他解释，“We are trying to help you（我们只是想帮你）”。没想到男子一把夺过包裹，执意要现场拆开，“怕你们偷东西”。 也许因为没有更好的反击语言，那人两手拿着纸箱，嘴里开始加词：“coronavirus（新冠病毒）”“f*cking Chinese”，Peter一下子被点燃，和他对骂起来。邻居和路人也出来了，让那人“赶快滚开”。对方喋喋不休着，消失在拐角。 Peter开始意识到，让员工继续工作，除了健康风险，还有别的。按照纽约州的要求，堂食停了几天。股东聚在一起开会，算了算账，如果继续做外卖，能付得起员工工资、房租和其他费用，要不要继续？店里员工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回家，另一派说继续做，至少能负担孩子的学费和一些生活开销。 “关了吧”，Peter行使了最后的决定权。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家人是他内心重要的顾虑。要是传染了病毒，得不偿失。他知道员工们多少有些积蓄，这是华人的习惯。3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了救济金发放措施。店里的员工基本每人都能一次性领到1200美元，加上州政府补助、失业金等等，一共大约3200美元，有孩子的还能再领500美元。 疫情最严重的四月、五月，由于Peter的妻子洋洋在部队做会计，常常接触去医院里搬尸体的美国士兵，不得不与家人隔离，一个人住在楼上。Peter买了一些医护用品送到社区医院，又把后院改成了菜地，在家中种菜，减少去超市的频率。 店铺关门，曼哈顿中城也很快空了。移民美国十年、早已习惯早出晚归的Peter，突然闲了下来。下午三点的家里，父亲在帮忙照看孩子，母亲大概在午睡，妻子上班去了，家里很安静。他在卧室里躺着刷手机，客厅传来两个儿子玩耍的声音。 ■ 宋哲两岁时在村口玩耍。 33年前，Peter出生在辽宁抚顺，母亲给他取名叫宋哲。小时候父亲在发电厂工作，母亲经营小餐馆。宋哲从小和外公外婆生活，和舅舅同住。那时舅舅在石油一厂文工团当演员，有时会带着小组到外婆家排练。碰上放假，宋哲也会跟着他到后台去看彩排联排。“从小就对这个舞台挺着迷的。” ■ 舅舅（左一）和同事们在舞台上表演小虎队的《爱》，给年幼的宋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8岁的宋哲在外公66岁生日聚会上唱歌。 上中学时，宋哲开始对学业感到厌倦，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他回家去劝母亲：“去艺术学校，我肯定能好好学习。在这儿混完初中、再混高中，没意思。”母亲被说动了。2001年，14岁的宋哲随母亲坐火车南下到了大连。一路上，他幻想着学校的样子，心想，终于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在学校，他踏踏实实练基本功、上专业课。那年放寒假的时候，宋哲回到家正准备过年，突然接到了学校的电话。电话那头告诉宋哲，大连话剧团正在招募演员，有一个角色很适合他。宋哲立即坐了5个多小时火车回到大连，被选中当了儿童话剧的主演，演的是猪八戒。 一年多的时间里，宋哲跟着话剧团做全国巡回演出。一场演出20块钱，一天能演5场。宋哲还记得，由于经费不足，全剧团自己带上床单，去大连开发区的一个废旧剧场里过夜。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在草垫子上铺开床单睡觉。那时是夏天，不太冷，但是很潮。或许因为海水倒灌，洗漱的水都是咸的。厕所也坏了，散发出臭味。 领导说，现在正是锻炼你们意志的时候，这种苦都能吃，将来就能成人上人。那时候年纪小，宋哲信了。他想，能演出就行。躺在硬梆梆的地上，他想象着自己以后会像赵本山一样红，每天都很开心。 “全国巡演”的剧团走过了东三省，没能继续下去，就地解散回家过年了。当初答应每场给20块钱，结果演完100场，宋哲只拿到了几百块钱。舅舅劝他，话剧团的工作毕竟是临时的，得考虑上大学了。“眼界要往远看，去外边走一走。”于是2004年，宋哲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的表演专业，继续学习表演。 他喜欢挑战。大二的时候，同龄人还在校园里，他已经到《康熙微服私访记》、《风声》的剧组里跑龙套。2007年，由于在重庆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上表现出色，宋哲被《星光大道》导演看中，唱了《桃花朵朵开》。那时候他已经积攒了一些人气，观众席里满是印着他照片的人像立牌和“小胖小胖你最棒”的手幅。 ■ 2006年底，宋哲参加星光大道主要嘉宾彩排。 ■ 2007年，宋哲在《星光大道》表演歌曲《桃花朵朵开》。 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段高光时刻。不仅自己光荣，父母出门也有面子，逢人就夸。回想起来，宋哲仍然感到骄傲，“回到我们本地的时候，坐车不要钱，买东西不要钱，‘我在电视上看过你！’，那种感觉非常好，非常有面子。” 2001年，由于文工团解散，舅舅抱着“去外面看看”的态度到了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后来又转型成为百老汇制作人。没过两年，宋哲父母投资的饭店就遭遇“非典”，不得不歇业。好不容易扛过“非典”，由于修路，饭店旁边的道路又封了一年。不仅生意全砸，还亏了很多钱，只能卖掉房子还债。剩下父亲的一点工资和母亲摆地摊的收入，刚够糊口。舅舅劝父亲：来纽约吧，机会多。宋哲喜欢表演，来这里上学，资源也会更好。 2007年，宋哲继续上大学，母亲留在老家照顾脑血栓的外婆，而父亲辞去发电厂的工作，在舅舅的帮助下只身来到纽约“打头阵”。 两年时间里，父亲跑了好几个州，在中国餐馆的厨房里打工。 后来又成为货车司机，负责运送海鲜，跑遍了全美。 2009年，宋哲和母亲落地拉瓜迪亚机场，到法拉盛与父亲汇合。主干道缅街上门面狭窄，没有高档写字楼，没有干净宽敞的人行道，没有想象中的各色面孔，连霓虹灯都少见。宋哲感到一阵失望。舅舅安慰他，法拉盛不能代表美国，你去曼哈顿看看。 ■ 2009年到美国不久，宋哲和舅舅一起过圣诞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亚裔社区开始在法拉盛生长起来，此后数量不断增加。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法拉盛的亚裔人口已经达到69.2%，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华人。这也是宋哲一家选择落脚法拉盛的原因：华人多，生活方便，有许多中国超市，房租也便宜。他们在一幢两层小楼的二楼租下3个房间：宋哲一间，父母一间，还有一间外租。房间里刚好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台电脑桌，三个皮箱。宋哲想起老家卖掉的房子，比这里宽敞许多。 原本的规划里，到纽约之后，宋哲先去上语言学校，再到纽约大学学表演。但一个月后，他上不下去了——语言学校一个学期800美金的学费，是舅舅出的，他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何况学习也让他厌倦。第二个月，他开始迟到。 “我都22了，不能再花家里钱。”他对舅舅说。 “那你就赶快出去打工，不要在家待着，不养闲人。” 宋哲开始出门找工作。 报纸上招工总是“要求英语流利”，或者“会基本英语”。找不到工作，宋哲就一家一家去问。从奶茶店、美甲店、按摩店到装修工程，摸索着打工的半年里，宋哲生活拮据，一天只花10美元。为了省钱，他总在早上出门前吃很多甜甜圈，把自己塞得饱饱的，这样能把午饭拖到下午4点。偶尔吃烧烤解解馋，羊肉串1.25美元，鸡肉串只要1美元，能有两个羊肉串那么大。他总是选择吃鸡肉，并且最多吃两串，“吃三串就觉得有罪恶感了。” 频繁换工作不是长久之计。宋哲想起小时候母亲在老家开水煎包店的时候，看到厨师把一条黄瓜切出花，他也渐渐喜欢上做菜，还称自己为restaurant boy（餐馆男孩）。最重要的是，出国之前，舅舅曾让他“学个手艺”，“我说我也爱吃拉面，我也喜欢拉面，我就去学拉面去。” 法拉盛黄金商城（Golden Mall）的负一层是当地一个老牌餐饮广场。约莫一米五的窄通道上，地面瓷砖多有脱落。小餐馆卷帘门招牌写满了“正宗兰州拉面”，“温州小吃”，“南北水饺”。在那里的兰州拉面店，宋哲找到一份工作。他对老板说，不要工资，学好了就走，去创业。 宋哲比老板小6岁，和他的弟弟同年，老板因此特别照顾他。自己省吃俭用，但给弟弟买爱马仕腰带，也给他带一条。给弟弟买棉袄，也给他带一件。第一个月结束，老板给了他1800美金打杂费，后来每个月涨一点。宋哲积攒起一些钱。 纽约聚集着大数目的移民、异国人和偷渡者，几乎来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们在这里谋生，试图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其中许多人甚至不会说一句英语。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宋哲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他一整天都泡在店里，没有休息日。唯一的娱乐活动是听老板小音箱里放的粤语歌、闽南语歌，还有一些当下流行的歌。 刚去的时候，最难的事是倒垃圾。负一层空气不流通，加上是夏天，气味熏人。宋哲需要不时清理厨房下水道，把油水分离器的油掏出来，不然气味会溢得满店都是。后来开始拉面了，他又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到收银台小费桶里抢钱的“混混”。时间长了，宋哲觉得“脑子要麻木掉了”。 ■ 宋哲与妻子洋洋在唐人街的合影。 在法拉盛打工的时候，宋哲认识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华裔女孩洋洋，后来他们成为了恋人。有一次，洋洋带他去曼哈顿一家日本拉面店吃拉面，看到周围高楼林立、人流涌动，时代广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宋哲心想，能在这里开个店就满足了。 一年半之后，老板从《世界日报》上看到曼哈顿49街有家店铺要转让，月租金1万美元。他问宋哲，手艺都学会了吗？是时候了吧？ “是时候了吧。”宋哲回答。老板拿出20万美元积蓄，10万借给他，10万当投资。他自己凑了15万，还欠着装修师傅七八万，各方帮衬着把店开了起来。这个地方离百老汇很近，马路对面相隔不远就是芝加哥剧场。 也许因为周围没有同类竞品，生意格外顺利。宋哲给自己订下月营业额8万的目标，第一个月就达到7万多。最高峰时月营业额甚至达到30万，仅包子师傅就请了八九个。 一年多后，宋哲在55街的第二家店正式开业。由于货不够用，他经常从一店拿货过去，这引起了一店员工的不满。尽管冒险，但“长痛不如短痛”，他投了30万成立中央厨房，解决了店与店之间的分配和效率问题。之后又开了三家连锁店，五家店员工最多时达到100多人。 2016年开始，宋哲的事业进入上升期。他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又加入两个股东，都是从开业就在店里的服务员。团队开始扩大。2016-2018年间，宋哲的生意达到了顶峰。尽管中国游客在全体顾客中只占大约四成，但他们的消费单价更高，消费能力甚于欧洲游客。 ■ 宋哲与舒淇合影。 ■ 宋哲与陈坤合影。 ■ 宋哲与黄渤合影。 正是在事业上升阶段，宋哲和洋洋结了婚。 不久，由于孩子出生，宋哲夫妇买下长岛一栋带地下室和后院的二层小楼，和父母及两个年幼的儿子住在一起。 如今他们一个牙牙学语，一个还未满周岁。 这个社区为数不多的亚裔，以印度中产为主，大都在曼哈顿从事金融或科技工作。 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惯性，也成为宋哲一家在开店后受到最严重的挫折。 尽管6月22日和7月6日，纽约分别进行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经济重启，Peter的店也开始接待顾客。然而总营业额只占疫前的十分之一，勉强能支付员工工资，每月还有超过10万的房租和1.6万的水、电、保险等费用。好在到了九月，五家店铺中的四家已经恢复经营。由于疫情中辞退了不少员工，宋哲如今只能自己开车，每天早晨出发去工厂取货、送货，比疫情前还要忙碌。 ■ 宋哲一家的全家福。 偶尔，宋哲还是会想家，想他上大学的城市大连，也想那个年轻的自己。自由的童年给了他乐观的性格，当演员的经历让他有了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遇到困难了，我就想象自己正在扮演一个角色，思考怎样才能度过难关。”

日前一对生活在蒙特利尔的夫妇投诉称，受疫情影响，他们的移民申请处理被一再拖延，魁省卫生部门又因此拒绝支付全额医保。这对夫妇已经在这段期间为怀孕问诊花费了数千元。 Mariam Galstyam（上图左，CTV） 十个月前，Mariam Galstyam从俄罗斯来到加拿大，与她的丈夫团聚。 “我们计划今后在加拿大生活，所以我们申请了工作签证，并递交了移民申请，”Galstyam表示。 后来联邦政府告知，她的移民申请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才会获批。 不料，今年三月时发生了新冠疫情，那时Glastyam的移民申请文件已经被递送到魁北克省处理，但因为疫情爆发，移民处理系统被关闭，并导致现在产生了大量积案。 四月份时，两人发现Galstyam怀孕了。但因为她的移民文件处理被耽搁，魁省卫生部门认为她不能享有全面的免费医疗，她必须自己支付怀孕问诊、检查的相关费用。 丈夫Daniel Rhodes表示，“医疗部门的回复是Mariam还没有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而每次他们打电话给移民部，得到的回复都是申请正在处理中。” 为此，两人已经支付了7000元的孕期问诊、检查费。 Galstyam表示，“我们不是想要钱，也不是想要人权求助之类的，我们只是想要和其他住在魁北克省的人一样的权力。” 魁北克省自由党议员Greg Kelley对此表示，“Galstyam现在还是临时居民的身份，但魁省的医疗保险也可以为需要紧急医疗问诊的人或正在等候成为加拿大公民的人支付费用。她符合所有的移民条件，只是在等着成为永久居民。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她不能得到完全的医保。” 魁省卫生部门尚未对此做出回复。 参考链接： https://montreal.ctvnews.ca/pregnant-immigrant-pays-7-000-in-medical-bills-as-she-waits-on-status-approval-1.5121321

中美直飞航班还未完全恢复 思前想后，陈婷还是带着两个女儿返回了美国。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身边的人陆续穿上了防护服，陈婷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 1月初，定居美国的陈婷回到故乡成都过年，她和母亲还有姐姐常年分居世界各地，突然而至的疫情让她们有了一段意想不到的相处时光。三个性格强势的女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冲突由此而来，但在碰撞中，她们也找回了许久不见的母女温情。 相比之下，陈婷和远在美国的丈夫，每天只能计算着13个小时的时差，找到一个彼此都没有入睡的时间联系。陈婷很想念这个在她漂泊异乡时，给予她温暖怀抱的男人，孩子们也总哭喊着问：“爸爸在哪？” 对于这个“跨国家庭”来说，7个多月的分隔太久了，陈婷最终做出了返回美国的决定。一场疫情让陈婷意识到，那份家人间的分秒陪伴，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让病毒隔开。 以下内容根据陈婷自述整理。 在成都，我们给孩子们放露天电影 降落旧金山 美国时间8月20日晚上8点多，我带着两个女儿降落在空荡荡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机场太大了，我怎么也找不到老公大面（Damion）所在的那个出口。 因为带的行李不少，我把小女儿挂在胸前，让坐在箱子上的大女儿下来，自己拖着行李箱走。我想给大面打个电话，发现不会安装美国电话卡，只能找机场的公共电话联系他，大女儿一直在旁边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正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个大高个儿带着两只气球朝我们跑来，是大面，他一米八九的个儿，又很胖，跑过来的样子好像一只巨大的熊。 没多说什么话，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哭了。哭完了，我们看着彼此又笑起来。两个小家伙也掉眼泪了，紧紧抱着爸爸不松手。对于我们这一家人来说，这7个多月的分别有些太漫长了。 因为喜欢外国文学和英文歌，我在大学最后那年通过一个交流项目去了美国，之后就留在那里继续深造，拿到经纪人执照后开始在纽约卖房子。2010年，我在网上认识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小伙儿大面，他是我的初恋。 相比性格外向、开朗的我，大面是个话很少、很无聊的“学霸”，但正是他的这份踏实让我感到不再漂泊，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安全感。认识两年后，我们登记结婚，这彻底改变了我回国的计划。我和大面定居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老大今年三岁半，老二今年一岁半。 其实对我这样爱热闹的性格来说，得克萨斯州的生活是很无聊的，所以我会主动给孩子们安排满满的活动，比如体操课、儿童乐园、故事会等等。我更喜欢中国式大家庭里热闹的氛围，孩子们可以得到很多爱。 今年1月8日，我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成都过春节。在原本的计划中，五月初，大面会来中国待两周，再接我和女儿一起回美国。大面之前来过中国三次，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尤其是三国的故事。之前我们去武侯祠游览的时候，这个美国人还反过来给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讲解里面的人物关系。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后面的所有安排，随着各种防疫措施的实施，我和孩子们留在了成都，大面也没法来中国了。 达拉斯那边比成都晚13个小时，我和大面每天算着对方还没睡的时候打一通视频电话。最初国内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大面很担心我和孩子。但随着国内疫情慢慢好转，我和大面的情况对调了。我开始跟大面交流我在成都观察到的防疫措施，然后嘱咐他做好个人防护，以应对日渐严重的美国疫情。 成都直飞旧金山的机票一直处在“取消”的状态，开始我还算坦然，因为通过新闻和跟大面聊天，我知道美国疫情很严重，所以不想冒险带着孩子们回美国。但到了7月，看见航班再次被取消的时候，我忽然间特别难过。 和大面分开这么久，我其实特别想他。大女儿也是，有时候冷不丁念叨着爸爸就流眼泪了。她也很想念在美国的家，特别是留在那里的几件公主裙，小家伙最喜欢的就是迪士尼里的公主角色。 我和大面一直都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有心理准备，但有次视频的时候，看着屏幕里的爸爸，大女儿又哭了，说想他。大面承诺，明年要带一家人一起去奥兰多迪士尼乐园。这不仅是给孩子们一个盼头，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盼头。 临上飞机前给孩子们准备的玩具 四天四个机场 8月份，直飞的航班又取消了，我已经做好在国内待到明年的准备，给孩子也报好了秋季开学的幼儿园。但如果有哪怕那么一丁点一家人团聚的机会，我还是想试试。 正好这时，一位和我长期有联系的网友Zoe告诉我，她买了8月20号从上海经停首尔飞旧金山的机票，如果愿意，我可以跟她一班航班，她帮我在路上照顾孩子。Zoe和老公都是中国人，她这次回国，也有大半年没见到两个孩子和老公了。 这是一趟要历经四个机场，耗时4天的行程。我能想见，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经历这样的转机会有多困难。Zoe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一家人尽早团聚，我马上订了同一个航班。 机票搞定之后，我并没有得到更多安全感，每天都处在紧张和焦虑中，特别害怕孩子们和我会在返回美国的路上感染。同时我也担心在首尔经停时出现问题，怕美国不让我入境，怕我和孩子们被迫分离……我知道，这些都是很极端的情况，但作为一个妈妈，我很难不让自己去想这些。 8月18日，抵达上海后，我带孩子们去了水族馆、儿童乐园，就是想消耗她们的精力，在飞机上好好睡觉，同时我还提前填好了海关防疫的健康信息。 从上海到旧金山的航班上人没有满，我观察了一下，大都是亚洲面孔。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也没有太多交谈声，气氛有点严肃。飞机还没从上海起飞，一岁半的妹妹就开始睡觉。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飞机经停首尔2小时，换机组人员，再次起飞。 最后这14个小时的飞行，我给孩子们的表现打一百分。我用家里的公主裙一路鼓励大女儿，她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后，也睡下了，两个孩子都睡到降落前5个小时才醒。孩子们醒来后，我洗了些枣子、葡萄、黄瓜给她们补充能量，还把之前准备的玩具、画纸统统拿给她们。或许是知道要回美国找爸爸了，她们都特别开心，也没有哭闹。 飞机快降落旧金山的时候，我忽然特别紧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美国的疫情太严重了，我特别怕孩子们感染上病毒。飞机上，有很多人陆续地戴上了护目镜、防护帽，也有人穿上了防护衣。我只准备了口罩，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孩子们都好好戴着，别出什么意外。 飞机着陆以后，为了保持距离，每五个家庭为一组分别下机。这时候，妹妹忽然不愿意戴口罩了，我本来就很紧张，这下子直接急哭了。还好，我身后的一个老婆婆，很温柔地用中文给妹妹讲道理，也不知道她是听懂了还是吓着了，总算把口罩戴好了。 下飞机后，工作人员先是检查每个人在飞机上填写的入境表格，然后根据普通话、粤语、英语等各种语言，把大家分到了十多个不同的通道，我们被分到了5号。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表格，问我有没有发烧、咳嗽，然后就盖章放行了。 走到美国入境海关时，我发现以前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的地方，现在人特别少，也就20个人左右。只排了几分钟的队就轮到了我们，简单询问过出境时间和目的后，我们就顺利通过了。 给孩子们在成都家里做的游乐项目 同一屋檐下 对于我回美国这件事，妈妈不是很担心，她知道我是一个谨慎的人，会竭尽全力保证家人们的安全。她现在更操心姐姐的事，姐姐之前定居在了斐济，那里还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她和老公商量，实在不行，一家人就找一个第三国团聚。所以姐姐也很支持我回美国，她最懂得这种跟家人分离的感觉。 1985年，我和双胞胎姐姐在成都出生。我的爸爸很重男轻女，因为生了两个女儿，爸爸妈妈间产生了矛盾，我们7岁那年，他们决定离婚，两年后，爸爸因为酗酒过度去世。 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小时候，妈妈总是要求我和姐姐“一定要独立”，一直都让我们留短发、穿男孩子的衣服。整个学生时代，我和姐姐处于边读书边打工的状态——妈妈开着一家餐馆，生意最大的时候可以容下100个客人，即使是在高考结束的那个假期，我和姐姐都在餐馆里帮忙。 各自成家之后，我在美国、姐姐在斐济，妈妈则长居国内。我上次回国还是2017年，所以这次想多呆些日子，赶巧，姐姐也把两个孩子带回国过年。 年初疫情爆发之后，我和姐姐各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妈妈和她现在的老伴，共同住在了一间三居室里。为了保证四个小孩的安全，我们全家决定，在疫情好转之前都待在家里隔离，每周只让我妈妈和叔叔出门买菜一次。 记得小时候，因为妈妈忙着做生意，我和姐姐总是被寄养在亲戚家。这似乎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我们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是很独立、很强势的女人，生活方式也不同，矛盾由此而来。 比如，我和我姐都给孩子立了规矩，周一到周五不能看电视。但叔叔喜欢吃完饭看电视，还把声音开得很大。后来经过沟通，叔叔就在手机上看视频了，但声音还是很大，我们也只能尽量迁就。 我和姐姐对孩子教育方式也不一样。我是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妈妈，我姐相对放得开一些。有时候，孩子们抢玩具，我就会和我姐拌嘴。我妈常常出来劝架：“把对方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好了。” 怕隔离期间孩子们无聊，我在家里用胶带粘出了个蜘蛛网，让孩子们在里面爬来爬去。有时，我们会给孩子们放露天动画片，有点像我小时候看过的“坝坝电影”。我们还给孩子们支起了一个蹦床，就算是下雨天也会在里面跳。 让我高兴的是，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孩子们的中文提高很多，关系也更加亲密。回国前，虽然我坚持和大女儿说中文，但她还是习惯用英语表达。刚见面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和我姐的孩子们也还只用英文交流，但慢慢地，她们就开始说中文了。 每天晚上九点多，把孩子们哄睡了，那是一天中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闲暇时刻。我和姐姐一起健身，去河边公园遛弯儿、聊天。有一天晚上，我们忽然很想去吃烧烤，顺便来一份冰粉。要知道，在美国那么多年，我还是爱吃辣、能吃辣，有时候特别想念肥肠、酸辣粉，还有冰粉这些小吃。虽然美国超市里也有卖类似“jelly（果冻）”制成的冰粉，但跟成都街头那种手工搓出来的比，味道还是差了很多。 在我的记忆里，小的时候家附近有很多烧烤摊儿，老板一般都是推一辆小车，摆几张桌子。这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原因，烧烤摊就只剩下那么一家了。去烧烤摊的路特别黑，人又少，我和姐姐都不敢出门。最后，是妈妈看不下去，陪着我们去的。我妈都六十多了，还得拉着我们两个往烧烤摊走，我们两个开心得像个孩子。 达拉斯家附近的公园 最宝贵的东西 和大面在旧金山汇合以后，我们一家人坐上了回达拉斯的飞机。飞机上只有二十多个人，我见惯了熙熙攘攘的海关和机场，再看现在的萧条景象，特别不习惯。 在我美国的圈子里，有几位纽约的朋友感染了新冠肺炎，有人进过ICU，其余大都像得了次感冒一样安全度过，有的人是抗体阳性后，才意识到自己感染过。大面住在佛罗里达州90多岁的曾祖母也在7月感染了病毒，进了ICU，幸好后来转危为安。 我的美国朋友也和我聊过对国内防疫措施的看法，有些人觉得中国的防疫措施太严了，也有人觉得严一点好，毕竟疫情马上就控制住了。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对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我也很理解，记得疫情刚开始时，华人社区非常紧张，有华人家长写邮件要求停课，还被其他的家长攻击。 后来，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美国的孩子们在3月春假以后，也都没有再开学。我觉得，当时要求停课的华人家长们，现在应该被理解了。这次回到达拉斯，我发现，进超市必须要戴口罩，城市的很多活动也都被取消了，小到图书馆的故事会，大到我们每年都去的Texas State Fair。我带孩子们去公园放风的时候，也一定会让她们戴上口罩，随时消毒。孩子们在中国待久了，这些都还挺习惯的。 生活总还是要继续下去。达拉斯9月3日开学，由父母选择孩子在家还是在学校上课。我和大面商量，今年之内都不会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我已经开始给孩子们安排在家里能举办的活动，比如小型的聚会，还给老大报了中文课，希望她巩固一下。 之前，我们一直都是雇个保姆帮忙带孩子。但因为疫情，我现在得亲力亲为了。自己带孩子，最大的感觉就是累，没有太多个人空间。有时候凌晨两点，孩子醒了，我也得醒。 这半年多我没有工作，家里少一份收入，还好生活质量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我特别怀念以前放飞自我，出去工作、聊天的生活，我太想接触孩子以外的人了。如果疫苗能尽早研制成功，那时我应该会很放心把孩子们送去幼儿园了。 回想过去的这大半年，无论是之前在成都和妈妈、姐姐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还是如今回到达拉斯和大面团聚，经历了太多变故，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珍惜身边的人吧，之前为了工作，我都是达拉斯和纽约两头飞，现在，我打算把重心转到达拉斯，多陪陪孩子们和大面。

加拿大太平洋沿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外籍工人和维权组织星期六举行网上维权活动，要求加拿大政府公平对待外籍工人，在COVID-19病毒肺炎期间外籍工人为加拿大抗疫工作做出贡献的情况下，为外籍工人移民加拿大开通快速通道。 温哥华外籍工人中心负责人Chit Arma指出，COVID-19病毒肺炎的泛滥显示出加拿大社会和加拿大经济对外籍短期工人的依赖程度，同时显示了外籍短期工人在抗疫期间从事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却得不到基本权益保障的问题。 温哥华外籍工人中心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推出为从事基本服务工作的外籍短期签证工人和外籍无证劳工提供移民身份的特别项目，并在这些人申请移民身份期间为他们提供无限期工作签证。 加拿大杜鲁多自由党政府在7月31日宣布，拨款5860万加元以保护短期外籍工人疫情期间的健康和权益。 杜鲁多政府移民事务部长Marco Mendicino在8月份宣布，为疫情期间在加拿大医疗保健系统工作的难民申请者开通移民审批的快速通道。 但外籍工人维权组织批评说，杜鲁多政府的上述措施把从事其它基本服务工作的外籍工人排除在外，如超市售货员、货运卡车司机、和在医疗系统之外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