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就读于罗马美术学院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5日在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后遭抢劫，此后失去联系。意大利警方9日凌晨在罗马托尔·萨皮恩扎火车站附近发现一具亚洲女性尸体，经家属辨认，确系该失联学生。 新华社罗马12月18日电（记者罗娜）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17日接到意警方通报说，连日来意警方加紧调查中国女留学生遭抢后不幸遇难案，现已抓获两名嫌疑人，并全力追捕另一人。 据安莎社报道，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离移民局不远的移民和流浪者聚集区，其中一人20岁，有犯罪记录，另一人未成年无犯罪记录。此外尚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在逃。 就读于罗马美术学院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5日在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后遭抢劫，此后失去联系。意大利警方9日凌晨在罗马托尔·萨皮恩扎火车站附近发现一具亚洲女性尸体，经家属辨认，确系该失联学生。 案件发生后，中国驻意使馆高度重视，多次约见相关单位，敦促意警方尽快查明有关情况，抓捕罪犯并绳之以法，切实保障旅意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意国家警察司令卡布列利日前会见中国驻意大使李瑞宇时表示，意警方始终致力于为中国公民创造良好、安全的生存环境。对于此案，意警方将秉公办案，尽快查清事实，做出结论。意警方愿与中方加强合作，提高旅意中国公民安全感。

　　联邦移民部近来新政频频出台。在本月7日公布缩短配偶移民等候时间的同时，也宣布将会继续允准被担保人在等候审批期间，可以在加工作。另外，从本月13日起，取消临时外劳最长4年的工作时间限制。 　　本应于本月22日结束、允许申请配偶移民的被担保人在加拿大打工的试验计划，现在延长一年至2017年12月21日。该试验计划的本意是纾缓申请人及其配偶在等候审批期间的经济困难。 　　申请配偶担保移民的途径有两条，分为境外申请和境内申请。现在凡是在加拿大境内递交申请的被担保人，在等候期间可以申请一份"开放式工作许可"，该许可持有人可以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受雇于任何雇主。 　　移民部建议被担保人在递交移民申请时，亦递交工作许可申请，但如果已经递交移民申请的，也可再申请工作许可。在上一个试验计划中获得工作许可者，可在许可未过期前申请延期。 　　另外，申请开放式工作许可时必须具备在加拿大的合法身分，如持有访问签证、工作签证或学生签证等；同时还要与担保人居住在同一地址。 　　可即时重新申请工签 　　对于临时外劳也有好消息，即不再设定累积工作时间限制和再申请等候时间限制。 　　联邦政府从2011年4月开始实施一项所谓"四进四出"的限制，即要求部分临时外劳在加拿大的累积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作4年，期满回国后，至少要再等4年才能申请新的加拿大工作签证。 　　联邦移民部宣布，从本月13日起，上述时间限制予以取消，但是外来劳工仍然必须先持有LMIA（劳工市场影响评估）才能得到临时工作签证。 　　新政实施后，现在在加拿大的外来劳工，不论所持工作签证是在2016年12月13日之前或之后签发的，都不需要受到4年的限制。对于那些要更新工签的人来说，需要重新申请新的工签，申请工签的要求没有改变。对于工签即将达到4年期限的外劳，但仍需要继续留在加拿大的，可以申请延长工签，但仍需要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 　　而那些之前因为4年限制已经离开了加拿大的临时外劳，现在就可以重新申请工签，不需要再等待4年。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正式驳回了BC保守党国会议员和前内阁部长黄陈小萍修法请愿，称不会为了阻止生育旅游而修改关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婴儿自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法律。 　　加拿大和美国是为数不多给予在本国出生人士公民权的国家，拥有加拿大国籍后可享受种种“特权”。 　　加拿大法律不但规定任何人只要在加拿大领土出生都算加拿大人，对于赴加产子之风盛行，加拿大使馆发言人也明确表示，旅游生育不违法，官方还给出了如何来加拿大生育的“指南”。 　　这就催生越来越多外国人到加拿大生产，以便让孩子获得加拿大国籍。 　　但是，随着非婴情况在大温哥华地区的Richmond日益突出，当地民众越来越不满。很多居民认为月子中心的外国孕妇正在占用加拿大过多资源。 　　据温哥华沿岸卫生局(VCH)的数据显示，当地“双非婴”人数仅仅在近两年就增加了2.5倍。从去年4月至今年3月底期间，就有299名“双非婴”在列治文医院诞生，占医院新生儿比例的15.4%，比去年增加2.5倍，其中有295名婴儿的母亲为中国籍。 　　据Richmond News报导，今年6月，列治文居民Kerry Starchuk发起请愿，收集了近9000个签名，希望政府出台政策，改为婴儿父母一方必须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才可获得加拿大国籍，阻止生育旅游。今年10月，列治文选区的国会议员黄陈小萍（Alice Wong）支持并递交了请愿信。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目前正式驳回修法请愿，不会修改关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婴儿自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法律。 　　麦家廉正式回应请愿后，黄陈小萍表示相当失望。她打算起草一份私人议案提交给国会审议。 　　黄陈小萍认为移民是加拿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她认为确保公平的移民机会也同样重要，因此必须要阻止这种通过生育旅游方式获得公民权的现象。 　　入籍加国不容易 　　美国人申请难民人数大增 总被拒 　　据RCI吴薇报道，从数量上说，向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相比非常少。但是从增长率来看，今年的头十一个月里，向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美国公民比去年同期增加5倍多。 　　当然，总数并不算很多。 　　加通社记者Alexander Panetta从加拿大边境服务署获得的资料显示，去年11月份有5个美国人向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今年11月份有28个。今年全年（统计截至到11月底）共有170名美国申请者，去年同期有73个。 　　他们到底是不是因为讨厌特朗普才来请求加拿大收留的呢？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发言人笑而不语，表示避难原因属于申请人隐私。 　　但是移民律师就没那么多顾忌了。多伦多律师贝里西莫说，他并不奇怪政坛变动导致难民申请增加，2000年小布什当选时也曾出现过同样的情况。 　　总的来说，在2016年前11个月，在到达加拿大的5,939人中，美国人只占不到3％。然而，170个美国公民的难民申请是2015年同期73个人的两倍多。 　　渥太华大学的教授和律师Jamie Liew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她认为，实际上一个人符合难民标准与否不应该看他来自哪个国家，应该看他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得到什么样的保护。 　　“讨论（美国政治）时充满了许多让人担忧的语言，包括仇恨、排斥、驱逐......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和生活，评估他们是否应该在那里生活。” 　　多年来，在她处理过的美国人难民申请中，有家暴受害者、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逃兵，还有一对受到死亡威胁的同性恋人。 　　不过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历史最长的民主政体之一、又没有发生战乱饥荒，美国人申请加拿大难民身份的成功率很低。 　　CBC的调查显示，在2010年，从全世界各地提交的数百个美国人的难民申请中，只有2个成功案例。2015年的73个申请人则没有一个成功。 　　2015年上半年加拿大难民通过率最高的是有战争的叙利亚（94%）和伊拉克（91%）、阿富汗和巴基斯坦（78%）并列第三，中国排名较低，通过率为47%。平均通过率为56%。

     大多多伦多区密西沙加"天主教跨文化服务处"（Catholic Crosscultural Services，CCS）举办非一般英语班"Recipe Project"，新移民需要学习用英文，写出家乡美食的食谱和食材配料，还有美食背后的典故。有参加者大赞课堂有趣，有助子女学习英文和家乡文化。 　　去年以难民身分抵达加拿大的36岁巴勒斯坦看护卡森（Mahmoud Kassem），在这个为期四周的英语班中，亲手以英文写出家乡食品葡萄叶包饭的食谱和配料，然后用印布机印在餐垫上，"妈妈逢周五都会弄这味菜，但我们永远不会再这么一起吃了，这味菜是唯一记起妈妈的东西"。 　 　"可以提醒原有文化" 　　另一名学员、2014年抵达多伦多的苏丹血液专家巴德里（Asrar Badri）表示："我们现在距离苏丹很远，需要一些东西与苏丹连系一起。我们很喜欢在这里的新家园，但我不想孩子忘记他们的根，这些（食物）可以提醒他们原有文化。" 　　英语导师艾伦（Laura Allen）表示，英语班既可让学生打开心扉，也可增进学生之间的关系，课室几乎变成厨房，学生们都很乐意交流。

最近几天，加拿大全国民众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抱怨雪。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老天爷的确做到了“雨露均沾”!当然，如果你生活在哈里法克斯，你大概会笑话温哥华用伞挡雪的民众，还会笑话多伦多全程瘫痪的交通。 最近，哈里法克斯的印度移民---Maritime Bhangra Group乐队用欢快的舞蹈向全国大秀骄傲，给那些被大雪困住的民众送去了欢笑。 这个舞蹈来自印度，原来是一种庆祝丰收的舞蹈，音乐和动作都比较欢快。 目前，这个视频在YouTube的点击量已经接近30万。  

据《巴黎人报》网站12月13日报道，巴黎警方近日在Notre-Dame-de-Nazareth大街的公寓内发现了一名39岁的女性中国籍公民尸体。死者疑为卖淫“站街女”，胸部、腹部有多处刀伤，死前疑遭到殴打。她到底因何而死？为何远赴他乡，到巴黎去卖淫？华人妓女在海外的生存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法国卖淫不犯法 华人妓女数量破千 巴黎到底有多少华人妓女？这个数字可能就像大家谈论到底有有多少华人移民一样，无法统计和确定。 据法国内政部提供的数字，法国有两万妓女，其中5000-8000人分布在巴黎地区。华人妓女的数量在2003年的数字为100人左右。 而据一个叫“莲花巴士”的向华人妓女发放保险套和宣传防艾滋病知识的慈善机构表明，2011年，有800名妓女定期参加他们的活动。2016年，与他们有联系的中国妓女已经达到1300人。 要知道，这还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妓女数量，实际数字可能比这还要多得多。 所以，为什么华人女性要不远万里，跑到法国卖淫？ 对于有些人来说，原因很简单：在法国，卖淫不犯法。 据悉，按照法国法律，卖淫本身并不违法。只有操纵、鼓励卖淫，或是从他人卖淫的收入中提成，才会触犯法律。 按照法国法律，此种犯罪可被判最重7年监禁和最多15万欧元罚款。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背井离乡”，来到法国、德国、荷兰这些卖淫不会被警察抓捕的国家。 卖淫女常聚在唐人街 普通女孩“不敢走” 巴黎“美丽城”（Belleville）街区是著名的混居区之一，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小唐人街”，华人商店、饭馆、超市应有尽有，许多店牌都有中文标识。 过去，很多长期住在巴黎的中国人都喜欢去那儿购物、就餐，以解思乡之情。 美丽城华人区内的华人饭店 许多店牌都是中文标识 然而，现在的“美丽城”，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美丽”。 法国警方曾对《环球时报》表示，近十年来，华人卖淫现象越来越多，巴黎有些华人区卖淫女站街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这在过去是很少见到的。 2016年初，法国上映了第一部由华人女演员饰演女主角的影片《站街女》（LA MARCHEUSE） 。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位叫林爱玉的无证中国女子在巴黎美丽城街区卖淫的故事。 据《欧洲时报》记者称，一位居住在这里的女性曾表示，这里的卖淫现象如此猖獗，以至于她绝对不敢空手在这条街上散步，也不敢停下来和熟人说话，否则很容易被当成“站街女”。 美丽城的一位老华侨也告诉《欧洲时报》的记者，在他居住地附近，有人出租房子给卖淫女，时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没，造成这个地方非常混乱，偷盗事件时有发生。 在美丽城，很多人希望搬离这个街区，可是由于社区环境太差，房子很难卖出去。居民纷纷向警方反映，要求取缔卖淫女。 据了解内情的女性表示，最初，华人站街女也不想到华人聚集的地方“丢人现眼”：她们也想到巴黎传统的“红灯区”，如布洛涅森林、香街附近的色情区等“站街”。但是，当地的“土著”就认为这些华人侵犯了自己的领地，遂动用暴力驱赶。有的华人就因此被打得头破血流。 “站街女”都有划定的“势力范围”，华人站街女根本无法进入   由于华人站街女大多单独行动，缺乏保护，对此只能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咽，静悄悄躲开。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慢慢向“美丽城”等华人聚集区转移。 选择“站街”多为生存所迫 也有人图“来钱快” 据媒体调查，最早站街女的身后大多有些悲凉的故事：有的是下岗了，无钱供孩子上学；有的是老公出轨后把自己抛弃了；有的是自己发生婚外情后，与前夫离了婚，而与情夫又无法结合的……来法国后由于言语不通，又没有身份，很难找到工作，被迫走上街头。 据法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医生”2013年发表的一项调查，在法国巴黎卖淫的华人女性中，1/3以上来法不到一年，90%在国内留有子女。她们的平均年龄约42岁，最年轻的只有27岁。 然而如今，站街女的来源，也不一定再是“生活所迫”。 《欧洲时报》的记者就曾听到过这样一段对话，并将其发表了出来： 在巴黎13区一个中餐馆，一个用餐的年轻“站街女”在和餐馆老板闲聊。这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提的是LV手袋，戴的则是爱马仕围巾。 也许是因为她经常在这家餐馆周围“工作”，与老板很熟络。老板便以长辈的口气问道：“你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干这个？” 女孩回答道：“你说我能做什么？” “比如你到我店里来，做个服务生，也练练你的法语。” 女孩莞尔一笑：“你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工资？一万？两万？”完了，女孩又补充说：“那些油腻腻的事情我做不来，在家里我都没有刷过碗。” 老板无言以对，只能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老板走过记者吃饭的桌子时说：“现在的留学生，和你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 站街女成最脆弱群体 被打被杀“司空见惯” 然而，不管卖淫的根本原因如何，不会法语、没有合法居留证、被当地华人社会鄙视和抛弃，急需赚取生活费并偿还通过中介或者“蛇头”来法国的高额费用——已经让这些人成为最脆弱的和外界绝缘的一个群体。 “世界医生”组织的报告中显示。华人站街女中，86%的人承认自从来到法国开始卖淫后，遭受过至少一次暴力行为，主要原因是“她们拒绝不使用避孕套的嫖客”。因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她们一般单独活动。由于害怕被警察追捕，她们经常四处躲避，因此也更容易成为被人施暴的对象。 《欧洲时报》记者就曾在地铁里听到两名华人妇女毫不顾忌大声谈论她们的生意。一个说她当天遇到一个“变态黑人”，用各种变态的方法折磨她，把她弄得精疲力尽，而那个黑人最后一跑了之。 还有一次，记者在地铁遇到一个脸和脖子都受了伤的中年华人女子，旁边一个同伴关切地说：“被人打成这样了，你老公还让你出来做啊？”谈话中，记者获知该女子也是遭到了嫖客的暴力。 不仅仅是受到当地人的侵害，也有一些中国同胞加入其中。在美丽城站街的“慧慧”（化名）就称，在一次卖淫过程中，曾经遭到两名说温州话的华人的抢劫，她整整三个月的“血汗钱”被一扫而空。 华人站街女被杀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 2012年8月2日，来自江西的胡姓站街女在巴黎11区国王泉大街公寓被人用书包带勒死。凶手是24岁的巴勒斯坦裔无证青年，他在嫖娼后，因无钱付嫖资，便凶残地将胡勒死。 2014年4月，一名中国籍妓女在巴黎第10区一幢房屋中，被捅十余刀死亡。 法国媒体描述，“死者被乱捅了十几刀。北非裔凶手被现场抓住，衣服上满是血迹。” 事后，法国性工作者工会表示：杀害她的凶手是臭名昭著的“恶嫖客”。 真所谓“可怜红颜薄命女，辗转他乡做夜花”。这些身在异乡的华人“站街女”，无论从事着怎样“肮脏”的职业，都不应该仅仅接受道德上的指责，更应该受到人们的关注、关心和帮助。这些和我们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在海外经历着怎样的命运，今后又将走向何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

近日，50岁的李爱淑（化名）又一次走进已经非常熟悉的通州法院，在丈夫工藤三郎（化名）缺席的情况下，法院判决两人离婚。拿到判决书的李爱淑感慨万千，她已经近8年没有见到曾经朝夕相伴的丈夫工藤，而离婚又因为涉及跨国婚姻，导致历经3年才最终判决。通州法院刘析鹭法官表示，有些跨国婚姻的离婚案件较为复杂，审理期限比较长，希望所有跨国伴侣珍惜婚姻。 日本丈夫一去不复还 10年前，40岁的李爱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来自日本的工藤三郎。虽然两人对各自国家的语言并不太精通，但还是彼此互相吸引，并迅速坠入爱河，结为夫妻。结婚后，李爱淑还曾到日本工藤的家乡小住，体验着跨国婚姻的甜蜜。 新婚的甘甜还来不及回味，李爱书就发觉，两人之间还是矗立着一堵无形的文化高墙。由于文化差异，两人的代沟越来越深。李爱淑和工藤平时住在国内，但只要双方发生矛盾，工藤三郎就闹脾气，返回日本。结婚第二年，双方又一次争吵后，工藤告诉李爱淑，他要回国办理签证续签，随后离开中国。送别时，李爱淑以为这只是夫妻间的又一次小别，不曾想这是两人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瞥。 气消后，李爱淑盼望着工藤的归来，但工藤的行踪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李爱淑试过一些联系方式，但并没有找到工藤。苦等5年，没有盼来一封信、一个电话，有亲戚觉得工藤回到日本另觅新欢，不再归来。李爱淑则坚定地认为，工藤不是这样的人，他可能由于身体原因去世了。 多次申请离婚未成 5年的光阴白了李爱淑的发，灰了李爱淑的心，家人也劝说李爱淑忘掉工藤，再觅佳郎。2013年，李爱淑下定决心，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 但是，李爱淑却很快碰了壁，民政局工作人员解释，离婚必须双方都到场，他们无法为单方办理离婚手续。民政局这条路断了，李爱淑又转头向通州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离婚。根据《婚姻法》规定，夫妻分居2年以上致感情破裂的，可以判令离婚。李爱淑觉得这次十拿九稳了。 然而，由于李爱淑无法拿出她和工藤已经分居2年的确凿证据，法院没有判令离婚。李爱淑这下着急了，她迫切地希望跃出婚姻的高墙。根据法律规定，离婚案件半年内不得再次起诉。李爱淑打定主意，每隔半年就到法院起诉离婚。但每一次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离婚。 2015年下半年，李爱淑充满信心地又一次走进熟悉的法院，此时距离她第一次起诉离婚已经2年多了，完全可以证明双方分居已满2年，也可以证明工藤已经失踪2年。如果工藤被宣告失踪，公告3个月后，就可以宣告缺席审判。 命运又给李爱淑开了个玩笑，由于工藤系日本国籍，无法宣告失踪，起诉材料又必须要经过涉外送达给工藤。此外，涉外案件没有审理期限，送达时间至少需要4个月，李爱淑只得继续苦等。 历经3年终拿到判决书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需要自行将起诉材料等文件翻译成日文，李爱淑找到有国家承认的翻译资质的翻译机构，将起诉材料翻译成日文后递交给法院。通州法院刘析鹭法官理解李爱淑的焦急，立即将这些材料按照涉外送达的程序送交给最高法，由最高法转递给日本外交部门，再寄往工藤家。 李爱淑的离婚之路又一次出现了“高速路入口”，只要工藤收到了起诉材料，不管他前来与否，法院都可以进行缺席审判。如果工藤已经病逝，法院可以直接宣布婚姻自动解除。但一盆凉水却迎面泼来，今年初，日本方面回复“没有送达”，且未解释未送达理由，工藤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原计划的开庭时间不得不再次推迟。法院需要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出通知工藤开庭的公告，公告期过后才能开庭。近日，李爱淑的离婚案终于开庭了，在工藤缺席的情况下，法院判决李爱淑和工藤离婚。从相恋到结婚一气呵成，从工藤离去到离婚却百转千回，拿到判决书的李爱淑心中感慨万千。 “判决书还没有真正生效”，通州法院刘析鹭法官表示，由于系缺席审判，判决书需要再次公告，公告期满后，判决书正式生效，李爱淑的离婚之路才能真正地画上句号。刘法官表示，跨国婚姻不易，跨国夫妻离婚程序也确实比较繁杂，希望所有的家庭能都且行且珍惜。

  或背井离乡，或被诱骗至海外，抑或被迫出卖身体……她们是游走在脆弱与絶缘边缘的华人性工作者，俗称“站街女”。她们外出打工，究竟是新生活的开始，还是从一种痛苦转入另一种悲哀。 12月13日，中国籍39岁女子在巴黎一间公寓内身中数刀身亡，再次将海外华人性工作者群体带向公衆视野。她们的安全问题也再次引起关注。近年来，治安事件频发，她们的安全如何保障？权益又如何真正得到保护？ 案件频发： 海外华人性工作者接连被害 当地时间12月13日，在位于巴黎3区Notre-Dame-de-Nazareth大街的一间公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身上有多处刀伤。 据负责该案的检方透露， 受害者名叫Ji W，今年39岁，是一名中国籍女子。被发现时，她倒卧在公寓地板上，现场血迹斑斑，腹股沟处和胸部有多处刀伤。 这并非是华人性工作者第一次遇害。2012年，56岁的华人女子被勒死在巴黎11区的一间公寓内。遇害者来自中国福州，有一个需要抚养的女儿，曾在死前8个月到法国申请避难。 2014年4月，一名50多岁的中国籍女子在巴黎第10区一幢房屋内，被捅十余刀死亡。当时，还有一名50多岁的北非裔男子在现场。据法国性工作者工会说：“杀害她的凶手是臭名昭着的‘恶嫖客’，如果可以选择，她本可拒絶接待这个人。” 2016年1月份，在加拿大安省发生了近两年来的第5起华人性工作者被杀案。 近年来，针对华人性工作者的治安事件频发。据警方透露，一些人通过向性工作者出租房间来牟利，因为害怕暴露身份，受到暴力攻击也不敢报警。 《站街女》电影海报（图片来源：想法） 引发关注： “站街女”群体走向大荧幕 2016年初，华裔导演李秀纯的《上海美丽城》，细緻描述了巴黎美丽城街区中国非法移民的群像，尤其是美丽城最出名的“站街女”群体。法国导演Naël Marandin的《站街女》（Le Marcheuse），同样也讲了述美丽城华人性工作者的故事。 关于巴黎“站街女”，身为舞蹈艺术家和戏剧演员的邱岚如此评价：“每个人的生命遭遇不同，不应该贴标籤。她们首先是人，她们为了生存，不偷不抢，为了养活孩子，这是她们生存的意义，如此而已。” 另一部《上海美丽城》是李秀纯导演在法国政府及欧共体多方资助下，历时3年完成的，所有角色都由在本地生活的非专业华人演员出演。 据不完全统计，全法的中国移民及留学群体目前总共60万，而大部分又集中在巴黎。两部影片都将焦点对准巴黎最着名的华人聚集区——美丽城。 初到巴黎的人，都会觉得这里是“髒乱差”的典型代表，但其实美丽城各群体共生共赢，早已形成自己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生活圈。 帮助中国站街女的“荷花车”（巴黎市府官网） 群体现状： 行走在社会边缘的女人们 无法启齿的经历和工作，让这些人成为最脆弱的和外界絶缘的一个群体。 据“荷花车”（法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医生”2003年设立了“荷花车”服务，专门为包括华裔女性在内的性工作者提供义务医疗援助，帮助她们。）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巴黎的华人性工作者平均年龄42岁，90%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孩子。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她们曾经患过传染性性病。 一位在巴黎美丽城工作多年的警察表示，中国站街女衣着低调，不知情的路人不会注意她们的存在。然而当一位正常的过路女性被当街追问价钱时，那种从莫名转变成惊讶、尴尬与愤怒的感受可想而知。 一位从外省搬来巴黎的留学生说：“有一次和朋友约在美丽城地铁站见面，我站在街边等人，结果一个奇怪的大叔猥琐地看着我。当我明白他什麽意思的时候，简直快气晕过去了！”这种情形，去过美丽城的女性，多少都有过耳闻。 有关机构曾对93名站华人“站街女”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令人担忧。 她们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承认曾经有过传染性性病；46%的妇女没有定期做妇科检查；很多人为了多挣钱，自愿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进行身体交易。更可怕的是，这个“高危”的行业中不乏“丧命”先例。 “目前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中国性工作者已经超过1300位，”“荷花车”负责人天木•朗(Tim Leicester)说。作为专门帮助华人性工作者的人道主义项目，“荷花车”成立初期，所统计到的人数还不到200位。 衆所周知， 性工作充满风险，轻者被歧视、性侵，身体受到巨大伤害，重者失去生命。她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心灵的晦暗当中，无顔面对自己的家人。 2014年，中国性工作者世界医生组织旗下的荷花车协会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性工作者法国协会。（图片来源：欧洲时报） 意识觉醒：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2015年，巴黎6名华人性工作者控告20岁的埃及籍无业游民阿布里尔(Abdelhamid Aboulil)案开庭。巴黎着名律师萨尔法迪自愿免费为她们维权。在法国，功成名就的律师愿为当事人义务出庭辩护相当罕见，令人意外。 萨尔法迪表示：“她们无奈背井离乡，又不被认可，没有合法身份，从事性工作不得不向家人撒谎。这些人的遭遇让我深深感动。” 这并不是华人性工作者第一次通过法律维权，2014年10月，在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 of the World)旗下的“荷花车协会”的帮助下，她们成立了中国性工作者法国协会——“铿锵玫瑰”。 协会负责人阿英说，2014年12月，她同上百名中国性工作者戴着面罩一起参与了抗暴游行。 阿英还表示，“从2004年开始，很多姐妹在遇到行凶的坏人时，不再沉默，而是选择团结起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上个月从美国向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人数急剧增长，但目前为止还不清楚这一现象是由特朗普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造成的。 今年，从美国向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人数急剧增长。仅仅在2016年11月份，该人数就高于去年同期的5倍之多。 但总人数并不是非常高。 面对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古老的民主政权之一，仍然有少部分人决定逃离了：大约有170名美国公民在今年前11个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申请难民身份。 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全年，足足翻了一番还多。尤其是在11月份的时候，整整增加了5倍。有28名美国公民申请成为加拿大难民，而2015年11月，这一数字仅仅只有5人而已。 这是因为特朗普11月份成功竞选为美国总统所导致的吗？现在还没有确切地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加拿大政府也拒绝回答这一问题。 “难民申请的过程是被隐私法Privacy Act所保护的。”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的发言人Nicholas Dorion说，“因此我们不会对这一难民申请问题的具体情况发表过多看法。”

近日一名华裔老板上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原因是这名华裔老板在美国匹兹堡经营的数家餐馆涉嫌窝藏及运送非法移民。 雇佣非法移民为员工 根据起诉书记载，今年44岁的林行正(音译Xing Zheng Lin)，英文名字史蒂夫(Steve)，在匹兹堡的Monroeville、 Robinson及Bethel Park等地拥有数家名为Saga Restaurant的餐馆，专门贩售日本碳烤牛排和寿司，从2009年起至2014年1月10日雇用非法移民为餐馆工作。 隐匿 窝藏 庇护雇员 法院的公文中记载，林为了商业利益和个人经济所得，以及避免雇用非法工人被查获，对这些工人从事隐匿、窝藏及庇护等行为，工人被安排住在Steubenville Pike和Monroeville的房屋中。 可判10年 如果林行正获判有罪，每一条非法移民罪将面临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可并科25万美元的罚金。 注意! 美国移民执法机构对雇主雇用无身份移民稽查非常严厉，虽然请黑工便宜，但是老板风险风险更大，一旦被查到，最少也会被处罚数万美元，被起诉坐牢的案例也日渐增多。用工前最好让员工办理工卡，没有身份的最好要先办理个身份(庇护身份可以先拿工卡)，拿到工卡在去打工。 很多老墨用假的身份和工卡打工，这种情况通常是员工犯罪，但现在一些公司用人需要到网上查这些人的身份，尤其开W2的公司，兼职可能就没有事。

　　■移民部建议被担保人在递交移民申请时，一并递交工作许可申请。资料图片 　　联邦移民部近来新政频频出台。在本月7日公布缩短配偶移民等候时间的同时，也宣布将继续允准被担保人在等候审批期间可在加工作。另外，从本月13日起，取消临时外劳最长4年的工作时间限制。 　　本应于本月22日结束、允许申请配偶移民的被担保人在加拿大打工的试验计划，现在延长一年至2017年12月21日。该试验计划的本意是纾缓申请人及其配偶在等候审批期间的经济困难。 　　申请配偶担保移民的途径有两条，分为境外申请和境内申请。现在凡是在加拿大境内递交申请的被担保人，在等候期间可以申请一份“开放式工作许可”，该许可持有人可以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受雇于任何雇主。 　　移民部建议被担保人在递交移民申请时，亦递交工作许可申请，但如果已经递交移民申请的，也可再申请工作许可。在上一个试验计划中获得工作许可者，可在许可未过期前申请延期。 　　另外，申请开放式工作许可时必须具备在加拿大的合法身分，如持有访问签证、工作签证或学生签证等；同时还要与担保人居住在同一地址。 　　可即时重新申请工签 　　对于临时外劳也有好消息，即不再设定累积工作时间限制和再申请等候时间限制。联邦政府从2011年4月开始实施一项所谓“四进四出”的限制，即要求部分临时外劳在加拿大的累积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作4年，期满回国后，至少要再等4年才能申请新的加拿大工作签证。 　　联邦移民部宣布，从本月13日起，上述时间限制予以取消，但外来劳工仍然必须先持有LMIA（劳工市场影响评估）才能得到临时工作签证。 　　新政实施后，现在在加拿大的外来劳工，不论所持工作签证是在2016年12月13日之前或之后签发的，都不需要受到4年的限制。对于那些要更新工签的人来说，需要重新申请新的工签，申请工签的要求没有改变。对于工签即将达到4年期限的外劳，但仍需要继续留在加拿大的，可以申请延长工签，但仍需要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 　　而那些之前因为4年限制已经离开了加拿大的临时外劳，现在就可以重新申请工签，不需要再等待4年。

　　作者老叶：又闻到年味了，今年的年味似乎比往年早很多。一个原因就是往返温哥华和国内的航班越来越多，春节打折的机票广告满天飞。一些社筹办春晚的新闻发布会也在密集召开。奔波在外多年的游子，回家过年回家给老人磕个响头的愿望似乎一年比一年强烈。 　　于我，从移民到现在，已经是14个春节没有在老人身边过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愿望每年都在岁尾年末折磨着我。为什么回家过年的脚步就是迈不开？ 　　“找点空闲，给我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当年陈红的一曲常回家看看唱响春晚，唱出了每一个在外工作和奔波的游子的心声。看看国内每年可怕的恐怖的春运，你就知道为了一张票，为了能赶上回家吃上大年三十的饺子是如何的艰难。无论回家过年的道路如何艰难，国内很多在外打工的人，这年三十热气腾腾的饺子是一定要吃到的。  　　移民在温哥华，每年春节来临，最多的是各个华人团体举办的各类春晚，欢愉着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海外游子的心。海外春晚不在于水平有多高，不在于阵势有多大。在于一种温馨在于一种年味。所以一到年末，春晚都是刷爆了华人的微信圈。今天某个社团的春晚，明天某个城市华人协会的春晚。一团和祥一团喜气。 　　老家在农村，记忆中的童年春节永远是欢乐的无忧的。鞭炮的隆隆是男孩子一辈子的记忆，圆滚滚的饺子是远行人一辈子的回忆。每年除夕水饺快要熟的时候，父亲一句出去准备放鞭炮吧，总是令我自豪和激动。因为在农村，烧火做饭下水饺年年是姐姐们的任务，而拿着长长的竹竿挑起长长的鞭炮等着父亲去点火，永远是我的任务。那时那刻，我总是内心激动和狂喜，不仅仅是男子汉燃放鞭炮的兴奋，更主要的是自豪自己是家里的小男子汉，也是继承家族衣钵的坚毅和责任。 　　等我长大成人，不管是外出游学也好，还是工作也好。当我将要外出远行的那一天，父亲总会拿出春节特意留下来的鞭炮，在门前让我挑起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地鞭炮齐鸣一番。而当鞭炮熄灭的那一刻，父亲每次总是很满足地说一句：明年春节还要留一支更长的鞭炮来放。那语气那神态，是因为骄傲的儿子，也是希望儿子下次能早早回来。 　　于是，父亲的鞭炮每年春节都会多留一支，就是为了弥补儿子春节不能回来的遗憾。而在除夕之夜，在青岛那凛冽的室外挑起那长长的鞭炮的场景，老父亲是盼了一年又一年。一晃14个年头过去。老人头发白了身体弱了眼也早花了。多年前小儿子给他在除夕之夜挑起鞭炮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今年我的侄子结婚生了孩子，父亲也很快荣升太爷爷了。但是他盼望小儿子除夕放鞭炮，在堂前蹦蹦响给他磕头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 　　这些天，我在补办丢失多年的护照，各条往返温哥华的国内航班的打折机票的信息也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越来越多的国内航班开通往返温哥华的航线让我们这些回家过年的人有了更多的实惠选择。花几百加币，也许就是那么两周三周的时间，回去放个鞭炮，给老人磕个响头，这个愿望似乎不是很难实现。 　　这些年，每每在温哥华观看春晚的时候，我总会和周围的朋友谈论起多少年没有回去过春节的事情。没想到这一年又一年，一晃14年没回去过春节啦。而每次和朋友说起来回去过春节一定给父亲磕几个响头的时候，朋友总会非常吃惊：啊，真的磕头呀？你都中年人啦。我总会一本一眼地解释，在我们农村，不管你有多大你有多老，只要父母亲健在，我们每年春节都会给父母梆梆地恭恭敬敬地磕头的。管你在外官有多大，身份有多显赫，身价有多高贵，过年给父母磕头在农村是的永恒的真理。 　　前段时间老家有人来温哥华，告诉我父亲更老了，心肌梗塞常常憋得老人嘴唇发紫。听到这一刻，更加加快了我申办新护照回去过春节的步伐。给父亲磕个响头，让小儿子再次举起那长长的鞭炮，这一刻老父亲应该是最大的满足。想到这一刻，我的心在滴泪。儿行千里母担忧，而在外多年的儿子，难道连磕一个头都是这么难吗？  　　也许没钱，也许要工作。也许很有钱，也许没时间。但是有钱没钱，今年一定回去过年。我也是人到中年。我的心依然在那个魂牵梦绕的小村庄。温村是我的家，但是我的根，我的魂，依然在那个偏远并不繁华的村庄。买张机票，飞趟中国，放串鞭炮，给父亲磕个响头。人到中年，也许人生足矣。 　　此刻心中飘响气那首：“找点空闲　给我点时间　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　带上祝愿　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那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那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平平安安”。  

　　今天来谈一谈出国后，爸爸妈妈们对于国外生活那些奇怪的理解，还有那隔着一个太平洋的代沟里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出国后，妈妈的口头禅就是：“你敢吗？”和“别瞎掺和”。 　　加拿大人绝对是我见过的热衷于游行的人。一言不合就要游行示威，一拍即合就要游行庆祝。今天为残疾儿童募捐，明天为同性恋走世界。 　　这些关于游行的活动，大多时候媒体都会很正面地报道出来，可是每当妈妈看到照片上有那么多人时，就会感到恐慌，觉得要政变了。 　　之前她叨叨你，你还觉得没什么。结果突然有一天，在国外待了有段时间的你，觉得自己也要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于是你决定去参加个游行。你万分骄傲地告诉在国内的父母，你要为社会的建设出一份力!可得来的，却是妈妈的泪流满面。她觉得你回不来了，她的孩子要为国，还是为别的国捐躯了。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游行都确实是有潜在危险的。但是，做志愿者肯定是安全又有益的活动。加拿大各式各样的志愿者机会不但为很多未出社会的年轻人提供经验，也给了所有群体造福社会的机会。 　　招志愿者最多的就两个地点：幼儿园和老人院。 　　如果你去老人院，你妈觉得你不敢去给老人端屎端尿。如果你去学校，你妈觉得你不敢去给小孩包屎包尿。反正一跟爸爸妈妈解释，他们蜜汁眼神，就问你一句敢不敢!本来就是抱着学习和谦卑的心想要去锻炼自己，结果听爸爸妈妈这么一说，不禁怀疑：难道我是个废物? 　　对啊!我连屎尿屁都解决不了!我还活着做什么! 　　在这里，小编要分享一下自己的切身之痛。 　　去年，在幼教专业学习的我得到了一个可以为叙利亚儿童做义工的机会，在我告诉爸爸妈妈后，他们慌了。大概以为我要去做感化，一直说你帮助不了那些人。而且表示大夏天你穿个裙子，那些人叙利亚的人肯定跟你没完!坚决要把我拦在家里。事后他们居然问我，“放你去，你敢吗?” 　　我思考了很久。我在思考这到底有啥不敢的。。。。。为改变社会而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这很恐怖吗? 　　咱们学生有力量！ 　　近期加拿大某大学CS专业的一名教授因为难懂的口音，导致他教导的全班同学联盟向学校发起了一次申诉。petition进行了一个月，在mid-term之际，教授被换了。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朋友当时也在事件其中。当她把这件事告诉父母的时候，她爸妈义正言辞地告诉她，不要瞎掺和。 　　也许在父母看来，这只是一群无脑学生的愤青。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群年轻人发现问题后，聚集起来想办法，谋福利。结果你作为其中一员不但坚决不参与，还厚脸皮的享受着别人谋来的福利，实在是有点过分。 　　上大学后，投诉教授对于我们来说渐渐地变地平常起来。faculty course survey就是很好的方式。小编觉得，学校给我们这样的权利是相信，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不会因为教授给我们低分，考题出的难而发起投诉。我们只会因为教授的不专业投诉他们。然而当你抱怨这些教授的不专业时，你的父母就会给你写一篇鸡汤小文。 　　孩子，你要知道，在社会上不可能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对你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你要学会宽容，要学会接纳。特别是对于地位比你高的人，你要学会投其所好。。。。。。 　　啊嘞。。。。。ta作为教授，种族歧视我，那我为什么要包容ta。。。。。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不学习的人! 　　也不知道爸妈的朋友圈里都是些什么人，没事儿就喜欢晒自己在图书馆的照片，还得是五连发的那种。谁知道是不是在图书馆从晚上八点睡到凌晨五点，还得是被桌子给硌醒了。这就算了，每每配字都还得是：你见过多伦多五点的太阳吗? 　　就是这些来路不明的照片让爸妈就觉得，国外大学生终日在图书馆过活。每次打电话都不问在哪儿，直接说“你是不是在图书馆?” 　　这对于喜欢在奶茶店，或者其他文艺小咖啡馆学习的同学是很吃亏的。爸爸妈妈每次跟你打电话，一听到店里的小清新背景音乐就要问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喝下午茶!” 　　其实在小编看来，图书馆真的是个好地方，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在那里熬了三天三夜地学习，大多数都是平时没好好学，考试前三天在那里试图读完一学期的教材的人。 　　小编也是个经常收到约图书馆的请求的人。通常情况是这样的。 　　一坐下来，朋友们说叫了外卖，吃完饭再学。然后我们就满心欢喜地聊着天等外卖。 　　外卖来了，吃完了觉得太饱。无法专心学习，于是我们又聊了天。 　　可能是吃饱了，体积大了，突然觉得座位不好。无法专心学习，于是我们背着书包在图书馆转了一圈。 　　大概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拿起了课本。突然发现有单词不会，无法专心学习，于是拿起了手机。想了想，都已经拿起了手机，何不刷个微博。然后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天黑了，我们和空饭盒还有根本没有翻开的书本合了照，发了朋友圈和Instagram，然后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灵魂配字：能与小伙伴们一起学习真开心。 　　贫者不食嗟来之食! 　　大家都知道，一到冬天，麦当劳就开始免费送咖啡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因为不免费的时候我们也喝，只是在这个时间点，它正好是免费的。仅此而已。 　　不仅仅是麦当劳的免费咖啡，加拿大有好多这种营销手段。比如地点站外经常会有免费送的nutrition bar。说白了，其实就是商家在向你推销而已，正好你也没吃早餐，顺手就拿了。 　　一切本该很和谐，但是如果你把这件事儿当做趣闻跟爸妈分享，他们就会一脸心疼地看着你，说，“孩子，没钱了就跟爸爸妈妈说。不要去求别人家的吃的。” 　　你： 　　估计在爸爸妈妈眼里，那时说这话的你是这样的 　　----------------------------我已经身中数箭，难以呼吸------------------------------------ 　　其实说来说去，父母的这些行为一方面是出于担心，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他们跟你的生活环境相差太大了。 　　所以我提议：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别逼逼。你说赢了，他们批评你胡搅蛮缠，你说输了，还真挺丢脸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对父母撒个娇，“嗯，好的好的，宝宝知道了。”然后自己干自己的。这样一来，既建设的美好社会，又维持了家庭和谐。  

　　就较早前有国民发起电子签名运动，要求联邦自由党政府修改《入籍法》相关条文，防止"生育旅游"所诞下"双非婴"(即父母皆非加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继续在加国出现之事，联邦移民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已表明，政府暂时无意修订相关的法例。 　　据列治文区报《列治文新闻》(Richmond News)报道，麦家廉称，也许有实例，一些外国国籍的孕妇飞来加国分娩，不过如果要规定婴儿的父母其中至少一人是加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否则即使孩子在加国出生也未能直接获加籍身分，那就必须对《入籍法》作出重大的改变。但自由党政府目前无意去修改有关法例。 　　有国民认为，外国孕妇特意选择前来加国分娩，这样她们的孩子就可以自动得到加籍身分，然后待孩子到18岁时，可以申请父母来加国，这做法有"打尖"之嫌。 　　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卑诗省列治文市民斯塔查克(Kerry Starchuk)发起一项禁止"双非婴"的电子请愿运动，收集到接近9,000个签名支持，并且得到列治文中选区国会议员黄陈小萍支持，代为向国会递交。 　　对于麦家廉最新的回应，黄陈小萍表示"失望"，称正准备在国会提出一项议员的私人议案，希望能解决这问题。黄陈小萍还指出，移民是加国其中一项重要制度，因此极有必要保护移民制度的完整，并且确保移民制度的公平。 　　根据列治文医院(Richmond Hospital)2014-15财政年度的资料，共有2,185个婴儿在该医院出生，其中339个婴儿为"双非婴"，即每6个出生婴儿就有一个"双非婴" 。在2004年至2010年间，每年平均约只有18个"双非婴"在列治文医院出生。  

　　 联邦移民部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PGP）申请改为抽签，有移民律师担心或欠透明度，可能出现黑箱作业，需加设监督机制。不过，联邦新民主党（NDP）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评论员关慧贞则表欢迎，认为可减不公情况，但指应把每年名额由1万增至4万。 　　过去PGP名额每年甫开放即抢光，有速递公司向申请人收取400元，以确保最先递件。温哥华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移民部给予申请人30天时间在网上提交申请，虽可让申请人稍微放松，且可不用争抢第一。如果采取一个类似彩票（lottery）抽签方式，需有监督机制，以确保抽签结果公平、无可指摘。 　　李克伦表示：“人们往往愿意支付一笔钱，以确保申请文件被选中。虽然员工欺诈的机率不高，但过去在加国移民部发生过。” 　　关慧贞周三发出新闻稿，欢迎新措施，她说：“很明显，部长（麦家廉）从去年的混乱经验中汲取教训，在收集申请方面作出改进，减少了地域上形成的不公状况。但是这次修改仍未触及问题关键，那就是每年1万个名额与实际加拿大移民家庭的需要，相差很大。申请规则虽获改进，惟未解决最根本问题。” 　　她还表示：“以今年1月政府开始接受申请为例，大门一打开，只三四天即收到1.6万份申请。为什么其他移民类别都没有申请限额，唯独PGP有呢？这些都是加人的父母及祖父母，是加人家庭，为什么国家对待加人比外国人还差？我们要求政府取消申请限额。让更多加人的家庭能够团聚。” 　　关慧贞指出，现在申请父母及祖父母移民的收入门槛也很高。以一家三口家庭为例，如要申请父母移民，年收入必需6.4万元；若有两个小孩，年收入更要超过7.3万元，而且还须有连续3年收入证明。以新移民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她举例说：“我认识一位国会议员的全职助理，妻子是硕士生，因在家照顾幼儿不能外出工作。这位朋友一家三囗的收入仍未符担保父母移民的资格。假如父母抵加国团聚时，两夫妇就能同时工作养家。” 　　她说，很多年轻移民家庭由于本地托儿服务不足及费用昂贵，把年幼孩子送回中国由祖父母照顾。儿童幼年与父母长期分开，对儿童身心发展有影响。因加中两地语言和教育制度不同，日后小孩如果返回加国，入学适应将面对很大挑战。

五岁的小男孩Jonathan Heywood 和妈妈 Shizu 从日本飞回温哥华的家时遇到了麻烦。在护照新规定下，他不能飞回加拿大。 五岁的小Jonathan没法和妈妈从东京飞回家 一位BC省的妈妈和她五岁的儿子从日本回家时不再像以往的几年那样顺利了。由于加拿大护照新规定的颁布，这位拥有双国籍的五岁小孩因未持有加拿大护照，不能被允许飞回加拿大。这个家庭希望他们的经验教训能够给其他拥有双国籍的加拿大人在即将到达的旅行高峰期提个醒。 Shizu Heywood 和她五岁大的儿子 Jonathan 于11月11日前往东京看望家人。 Shizu 是持有加拿大枫叶卡的永久居民，而她在加拿大温哥华Richmond出生的儿子则拥有日本和加拿大的双重国籍。 Jonathan 有糖尿病，一直不回家的话药就不够了 和妈妈一样， Jonathan 也持有的是日本护照，这样每次和妈妈一起回日本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 上周六的时候，Shizu Heywood和Jonathan到达东京机场，准备前往他们位于温哥华的家。 但他们却被告知，这位五岁大的小儿子因为没有加拿大护照，所以不能够登机。 11月10日，联邦政府颁布了新条例，规定了类似于Jonathan 这样的双国籍居民必须持有加拿大护照才能在加拿大乘坐飞机。 条例颁布一周以后就立刻开始执行了。但是Heywood的丈夫 Mark声称，他们夫妇俩完全对修改的条例不知情。 “突然之间，改变后的新条例就开始全面实施了。”Mark告诉记者：“但我太太和小孩五年来一直这样飞来飞去，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你自然而然就会认为这样是正常的，不会有任何麻烦。” 目前Heywood夫妇已经为他们的小孩提交了加拿大的护照申请，但是所有申请材料的审批和处理需要至少3周时间才行。 Mark说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Jonathan 有一号糖尿病。她妈妈本来为他准备了东京之旅足够的药，但现在孩子一时半会儿不能回来，一直在那里耗着，药马上就不够用了。 “特别授权”也不满足 加拿大政府对于那些离加之前不清楚新规定的双国籍居民专门设置了一个临时的“特别授权”。但前提是在移民局能够找到其电子档案。 五年来 Jonathan和妈妈在加拿大和日本之间飞来飞去都没有遇到过什么事 但由于Jonathan 从来没有申请过加拿大护照，所以在移民局根本没有其电子信息。 为了让Jonathan 顺利回家，现在他和妈妈周二飞到西雅图，然后开车回温哥华。按照法律，16岁以下的加拿大小孩以出生证作为自己的身份证明，是可以从美国由陆路回加拿大的。 这个家庭希望他们的经验教训能够给其他拥有双国籍的加拿大人在即将到达的旅行高峰期提个醒。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正式驳回修法请愿，不会修改关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婴儿自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法律。 从美国到加拿大，每年都有很多“双非婴”诞生。因为加拿大法律规定任何人只要在加拿大领土出生都算加拿大人，这就催生越来越多外国人选在加拿大生产，以让孩子获得加拿大国籍。 近年来，一些中国人用观光名义到加拿大生个加拿大籍小孩，把生“加拿大人”当投资，促使越来越多的准妈妈投身于“生子游客”大军中。 加拿大和美国是为数不多给予在本国出生人士公民权的国家，拥有加拿大国籍后可享受种种“特权”。一些中国人希望子女成为加拿大公民，是希望孩子能享受到加拿大的教育制度以及社会环境。 对于赴加产子之风盛行，加拿大使馆发言人称这并不犯法。 但是，随着非婴情况在大温哥华地区的Richmond日益突出，并且该情况在多伦多和卡尔加里也越来越明显，当地民众越来越不满。很多居民认为月子中心的外国孕妇正在占用加拿大过多资源。 据温哥华沿岸卫生局(VCH)的数据显示，当地“双非婴”人数仅仅在近两年就增加了2.5倍。从去年4月至今年3月底期间，就有299名“双非婴”在列治文医院诞生，占医院新生儿比例的15.4%，比去年增加2.5倍，其中有295名婴儿的母亲为中国籍。 于是温哥华有8千多位居民签名请愿书，他们希望修改《入籍法》中关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婴儿自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法律，改为婴儿父母一方必须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才可获得加拿大国籍。 BC保守党国会议员和前内阁部长黄陈小萍于今年10月提交了这一请愿。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目前正式驳回修法请愿，不会修改关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婴儿自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法律。 麦家廉正式回应请愿后，黄陈小萍表示相当失望。她打算起草一份私人议案提交给国会审议。 黄陈小萍承认移民是加拿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她认为确保公平的移民机会也同样重要，因此必须要阻止这种通过生育旅游方式获得公民权的现象。 自由党的国会议员Joe Peschisolido认为，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强进入加拿大时的入境审查。

  Rachel Mau的帐单上不但没有小费，而且还被英文写上「建那道牆，川普老爹」。(取自网路) 菲裔女服务生Rachel Mau接受当地电视访问。(取自视频) 一名菲律宾裔女服务生上周末受到惊吓，一群高中生不但没留小费给她，还写下仇恨信息。 毛瑞霞 (Rachel Mau，音译)10日上午在维吉尼亚州维吉尼亚滩的国际煎饼屋 (IHOP)餐厅服务一群青少年，他们离开后毛瑞霞发现，没有一个人留小费。 接着她注意收据，发现一个学生在小费那一栏写下「零」，另一人则写: 「建那道牆，川普老爹」。她在该餐厅工作五年，从未收到这种信息。 毛瑞霞表示，她觉得很受伤，她从没碰过这种事，「我是个很友善的人，儘可能和气对待所有客人」。她相信受到这种攻击，可能是因为这群人误认为她是墨西哥裔，而他们写下的是激烈选战中听到的政治信息。 她在前一晚，才服务相同的这群青少年。她认为，两次用餐，她的服务或是客人在餐桌的态度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天却接到如此无礼的留言。 让毛瑞霞感到难过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客人很年轻。她说，还在读高中就会有这种看法，让她觉得震惊，「我不认为写这种信息代表尊重，不应该因为种族而有不同对待」。 毛瑞霞说，现在她瞭解碰到这种事的人，内心如何感受，所以她想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对待别人，简单几个字，也会造成莫大伤害。  

胡介国 胡介国在非洲   近日，68岁的胡介国刚刚迎来了自己在尼日利亚当酋长15周年的纪念日。这位穿着短袖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的儒雅老人，怎么看也跟脸上涂满油彩、头上插着羽毛的神秘部族首领联系不到。 到非洲打拼了近40年，胡介国不仅拼得了数亿身家，他还成为中国和尼日利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尼日利亚也成为名人。 胡介国与非洲结缘，要从30多年前说起。胡介国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先在香港做纺织品生意,后来到尼日利亚。1975年，父亲写信给当时在上海学校当老师的他，希望他能到尼日利亚来帮他打理生意。3年后，胡介国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尼日利亚，他笑着说，当时自己像“被绑架到了非洲一样”。 上海教师闯荡非洲 出了机场的那一刻，胡介国就发现，非洲根本不像想象中那么穷，大象满街跑，到处尘土飞扬。当时，市区到处都是三层的高架桥，就连工厂值班老大爷都有一台双卡录音机听。胡介国心想，这回来对了。父亲想让他来经营棉纺织业，但他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更喜欢对着人，而不是机器。” 1997年，胡介国决定出来单干。他投资500万美元在拉各斯建了一家大酒店——金门大酒店，这家酒店虽然只有6层楼，却是尼日利亚最豪华的酒店之一，酒店门口一对汉白玉的石狮子标明了这是一家中餐酒店。酒楼的一整层被用来当餐厅，装潢富丽堂皇。尼日利亚的很多政府官员经常来这里吃饭，包括总统、外交部长、文化部长等都成为了他的好朋友。 在尼日利亚开酒楼赚钱 如今，家族中的纺织业已日薄西山，他的酒楼却因为地处黄金地段而价值暴增了不知道多少倍。即便入夜时分，街道上依然灯红酒绿，热闹非凡。胡介国坦承,近40年来打下的家业“两代人都吃不完”。在他眼中，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遍地商机。 非洲人普遍不爱吃鱼、虾等海鲜。一尺多长的螃蟹、大虾随地爬，烂在海里也没人吃。鱼就更不用说了，丰产期，捕鱼时根本不用渔网，拿着鱼叉往河里一叉，到处都是鱼，用簸箩一兜就沉甸甸的。但是，通过中式烹饪方式，把这些鱼和海鲜烹饪成美味，一下子就能卖出好价钱，很多在尼日利亚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 免费给当地建4所学校 在非洲待了近40年，胡介国发现，尼日利亚和中国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注重家庭和教育。 1999年，胡介国得知，尼日利亚政府有一个给山区建学校的工程。胡介国心想，既然是小学，就算赔钱也得干。选址都在深山里的热带雨林。“这么潮湿的地方建水泥房子很难，地基打了十几米还要继续往下打，但打得更深，意味着成本更高。”当时，政府给的工期是一年，但胡介国和工人们加班加点，吃、住都在工地上，用了6个月时间就把4所学校建成了。 这个工程，他亏了2亿奈拉（尼日利亚货币），折合成人民币大约3000万元。“不过这钱亏得好。通过这个工程，我打出了一个好名声。”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用找别人要工程，政府会把上好的工程送上门来。投资建学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得人心。校舍建成后，胡介国明显感觉到，当地人对他的好感倍增，“学生们知道学校是中国人建的，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友好种子就代代相传。” 成非洲首位华人酋长 因为胡介国的突出贡献，2001年，胡介国被封为尼日利亚一个部落的酋长。授勋仪式当天，胡介国身着尼日利亚当地传统服饰，头戴具有特殊意义的小帽，长老用树枝在他身上洒下香水，他从几位酋长手中接过了酋长任命书，身边当地民众载歌载舞。他也成为非洲首位华人酋长。 如今，6万多名尼日利亚华侨华人，没人不知道胡介国这位华人酋长。每当遇到有关中国人的问题，只要当地相关部门觉得棘手或难以处理时，他们首先会给胡介国打电话。 但胡介国认为，华人融入当地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很多人只是把这里当作短期赚钱的地方，把自己当做过客。“华人企业要在这里做大做强，必须融入当地社会。”

工作中的邹熠霏 在泸沽湖，邹熠霏为玛格丽特拍下的照片。 “大家都关心我们是不是在一起了，但为什么一定要在一起或不在一起呢，这种感觉就很好啊。旅途中能够遇见很多人，但能够长久保持联系却不容易，能够成为朋友、恋人或者最后组建家庭则更加难得了。” 芬兰姑娘 玛格丽特 “熠霏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待人慷慨，笑起来更是让人感到轻松。成都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我喜欢这里的食物，喜欢这个城市，也喜欢这里的人。” 今年夏天，在成都一环路旁的一栋高楼上，邹熠霏拿出了自己手工制作的木戒指送给眼前的玛格丽特。那一刻，邹熠霏好像看到了半年前的自己，在耶路撒冷，在同样的城市高楼上，玛格丽特带他一同静静地看着夕阳，“那种心情，无以言表。” 邹熠霏，国网成都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工区的一名普通员工。玛格丽特，自小生长在耶路撒冷的芬兰姑娘。今年2月，他们在耶路撒冷前往死海的路上相识。他向她发出邀请，她则在半年后专程来到成都，与他相见。 昨日，两人的相遇故事经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出后，引发网友热议。邹熠霏说，现在自己都快成为单位的“网红”了。 相识 异国旅行中问路，两人结缘 今年春节假期，邹熠霏开始了他又一次的独自背包远行。邹熠霏计划用20天的行程，从成都到埃及开罗再到耶路撒冷。“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却对‘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有几分赞同。”因为爱好摄影，这次旅行，他向往已久。 来到耶路撒冷的第二天，按照行程，他将前往死海游玩。与90后芬兰姑娘玛格丽特的相遇正是在前往死海的途中。那天，邹熠霏因为不太确定车辆的方向，在问路时与玛格丽特一行人相遇，她们正好要去死海，几个人就此结伴。 在车上，邹熠霏说自己来自中国成都，深爱旅行和摄影。他一边向玛格丽特讲述自己本次的行程，一边给她翻看着相机里的各种照片。“她对中国很向往，我们聊得很愉快。”邹熠霏说，“我还翻着地图给她指成都在哪里。”当天，一行人玩到很晚才返回，晚上还一同吃了饭。 惊喜 收到礼物，两人一同看日落 每一段旅途中总会遇到很多人，邹熠霏并没想过能与她再有其他的交集。但让邹熠霏惊讶的是，第二天他就接到了玛格丽特打来的电话，因为前一天他只给玛格丽特同行的朋友留了联系方式，“后来才知道她从朋友那里要到了我的电话号码。”邹熠霏说。 电话里，玛格丽特与邹熠霏约定在一个车站见面，并表示要送给邹熠霏一份礼物。在到达约定地点后，玛格丽特带着他到了当地的一家教堂，然后拿出了一本圣经送给了他。傍晚，玛格丽特带着邹熠霏来到了当地的一座高楼，一起等待太阳下山。那天，两个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在异国的楼顶一同欣赏着夕阳，聊着共同的话题。那一刻，爱好摄影的邹熠霏并没有举起相机，两人一直聊到很晚。 “她很爱笑，一笑起来就停不住，她说也喜欢我笑的样子。我们在楼顶看日落，在街巷走走停停，聊个不停，从个人说到国家，从夕阳谈到信仰，意犹未尽。”在后来的游记中，邹熠霏这样描述起当天的情形。 接下来的几天中，邹熠霏受邀参加了玛格丽特的家庭聚会，还一同去当地的景点自驾游，直到返程日的到来。分别之时，邹熠霏向玛格丽特发出了邀请，希望她能够来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 赴约 成都高楼看夜景 他送她戒指 耶路撒冷一别，双方一直保持着联系。半年后的一天，邹熠霏的手机接到了玛格丽特发来的一条消息，是一张飞往成都的机票订单截图。这个消息跟当初玛格丽特送自己礼物一样让邹熠霏感到意外，“她说会来，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不久，玛格丽特如约来到成都，她将在这里停留一个月时间。邹熠霏则在家里为玛格丽特安排了房间，并在工作之余带着玛格丽特熟悉这个城市。因为喜欢手工木艺，邹熠霏还计划为玛格丽特制作一份礼物——一个木质戒指。 期间，邹熠霏带着玛格丽特自驾到了泸沽湖，因为那里是他开始独自出行的第一站。在泸沽湖的几天里，两人依旧有聊不完的话题，邹熠霏给玛格丽特拍下了很多照片。 看着邹熠霏拍摄的照片，玛格丽特一度以为邹熠霏是专业摄影师，可得到的答案却超出她的预料——邹熠霏是国网成都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工区的一名普通员工，爬电线塔、户外巡线、班组司机都是他的工作。 一个月时间很快到尾声，玛格丽特即将返程。这天，就像当初玛格丽特带着自己爬上高楼看日落一样，邹熠霏也带着玛格丽特爬上了成都一环路旁的一栋高楼，他想让玛格丽特也看看成都的夜色。在楼顶，邹熠霏拿出了做好的木戒指送给玛格丽特，那一刻，玛格丽特激动到说不出话。

2016年12月14日报道（具体拍摄时间不详），6岁的科丽娜（Corina）面部有明显的胎记，每当有人盯着她的胎记，她都会立即用手遮住脸，并且，她会反复问自己的爸妈自己是不是漂亮。上个月，科丽娜收到了一个手工洋娃娃，洋娃娃脸上也有相同的红色胎记，家人试着通过这个洋娃娃告诉科丽娜她为什么会有胎记。现在，科丽娜终于开始学着接受自己的胎记，并且去爱有同样胎记的洋娃娃。她常常抱着洋娃娃玩、哄它睡觉、还给洋娃娃涂指甲油。由于患有韦伯综合症，小科丽娜面部有大块的胎记并伴有癫痫症状，不到9个月大的科丽娜被中国爸爸妈妈遗弃，后来，科丽娜被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夫妻Kirsten和Kent Murdoch领养。

  重婚者瓦迪维亚(见图)被控在大老婆的帮忙下，杀害第二个妻子，瓦迪维亚为取得绿卡而与第二个妻子结婚。(美联社) 一名重婚者被控在大老婆的帮忙下杀害第二个妻子，后者已失踪数月。 瑟西莉亚．卡布雷拉 (Cecilia Bravo Cabrera)的尸体尚未找到，但是调查员说，他们找到证据，显示一对墨西哥籍夫妇涉案。 当局表示，37岁的瓦迪维亚 (Francisco Valdivia)与卡布雷拉结婚，以取得身分，合法留在美国。 但是瓦迪维亚和2007年在墨西哥与他结婚、现年39岁的萝莎莉娜．洛佩兹 (Rosalina Lopez)，13日被捕。卡布雷拉从今年6月9日起失踪，当时被看到和瓦迪维亚一同离开赌场。 警方在调查卡布雷拉失踪期间，发现瓦迪维亚在好几个地方种大麻。卡布雷拉在社群媒体很活跃，她也知道和瓦迪维亚的婚姻是假的，但是调查员找到证据显示，瓦迪维亚和洛佩兹威胁卡布雷拉，若终止婚姻关係将对她不利。 卡布雷拉的车被纵火烧掉，她的四个子女也一直没有母亲的音讯。瓦迪维亚被捕时，他因种大麻而坐牢90天，刚刚出狱。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5日，阿富汗喀布尔，被德国遣返阿富汗难民抵达喀布尔机场。图为一名难民走出机场后，亲吻大地。 据路透社12月14日报道，基于今年早前与阿富汗政府达成的协议，德国政府于14日晚间向阿富汗遣返了首批约50名申请避难被拒绝者。据悉，德国政府计划遣返总计超过12000名阿富汗人。 不过，此举受到了德国国内的大量批评。批评者认为，阿富汗仍未恢复和平，这些被遣返的人命运难测。   从15年至今，已经有约一百万名来自中东地区、非洲以及其它各地的难民前往德国。这些涌入的难民给德国的治安以及社会的安定带来了隐患，一些例如德国新选项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反移民团体也应运而生。据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the Federal Office for Migration and Refugees）的数据，16年后，阿富汗难民继叙利亚难民后，成为了德国第二大难民团体。 据中新网报道，德国舆论普遍担忧这些人遭遣返后的命运。一方面，阿富汗安全形势仍然堪忧。就在11月10日，德国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总领馆遭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多人伤亡。另一方面，将被遣返的阿富汗人中包括一部分印度教教徒，非政府组织称他们回到阿富汗恐面临宗教迫害。

川普在竞选时经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遣返300万有重大犯罪史的非法移民，尽管在川普大选获胜后有人指出，实际数字没有300万，可能只是数十万而已，让很多人暂时的松了一口气，但是川普没有真正的上位，没有直接有效的法案下达，很多人的心中还是难免担心。 美移民局5天逮捕82名外国人，多名中国人 新泽西移民执法大扫荡：82名外籍罪犯被捕 含多名中国公民 就在本月的5日至9日，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新泽西纽瓦克办事处在这5天内已经抓捕了82名有前科，且有危险性的外国人，这些移民包括了中国、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英国、加纳、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牙买加、肯尼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乌克兰、巴西和哥伦比亚等。 被逮捕的82人都有前科，年龄介于18岁至66岁间。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包括有谋杀未遂、抢劫、性侵女性，性侵儿童、危及儿童福利、虐待儿童、加重攻击、贩毒、盗窃、危险驾驶、持械与家庭暴力。 ICE称，被捕的外国公民包括，一名被控性侵孩童的肯尼亚公民、一名被控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埃及公民、一名因谋杀未遂而被国际刑警通缉的厄瓜多尔公民、一名被控性侵儿童的多米尼亚公民、一名被控抢劫贩毒藏毒的古巴公民、一名被控制造恐怖威胁，跟踪，持有武器及拒捕的牙买加公民。 “强制清除行动”(ERO)已执行多年 据了解，这次行动名为“强制清除行动”(ERO)，这个行动以维护公共安全为前提，受到新泽西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假释办公室 (New Jersey State Parole Office)、联邦法警(U.S. Marshals Service)、国土安全调查局及联邦调查局的支持与协助配合，逮捕属于最高优先执法对象的移民。 在此次“强制清除行动”中被捕的对象，皆符合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Jeh Johnson)于2014年公布的备忘录中的“最高优先执法目标”条件。 网络配图 纽瓦克办事处的“强制清除行动”负责官员图卡里斯(John Tsoukaris)说：“此次的行动落实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将持续维护公共安全的承诺。由于行动执法人员的努力不懈及团队合作，让我们的社区又少了82个犯罪隐患。”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从2015年开始在全国展开“强制清除行动”，全国各地的相关执法单位共执行23万多次的专案行动，逮捕了91%的曾在美国犯罪的外来移民。 自己吓自己，抓捕罪犯无需担心 尽管这件事让很多人受到了惊吓，但其实不必担心，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抓捕罪犯行动而已，对于那些在美国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的移民来说，其实不必太过担心。 川普一直声称的只是遣返有犯罪史的，而且美国多个地区对于非移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都希望川普川普不要大范围遣返，特别是一些从小就在美国生活的“美国人”。 针对一些技术型人才和能吃苦耐劳的职工，其实美国还是很欢迎的，因为这能让经济发展更快，也解决了一些无人工作的岗位需求。而且为了避免对穆斯林的歧视，硅谷科技界也拒绝了川普的要求。 川普要对穆斯林下手，被科技界拒绝 川普在竞选期间做出许多承诺，包括建立穆斯林数据库。但是数据库的建立难度不小。 川普声称要建立穆斯林数据库。 硅谷技术人员在周二做出了承诺：不参与美国联邦政府以种族或宗教为基础的大数据搜集行动。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财经频道(CNNMoney)报道，包括工程师、设计师和技术公司主管在内的至少55人在保证书上签字。他们说，他们和自己的公司将保证数据的搜集和使用符合伦理，他们反对滥用数据。他们所在的公司包括谷歌、Stripe、推特和IBM。 那批人员提到过去的政府滥权，包括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押日裔美国人和IBM同纳粹德国的商业关系。 他们写道，“我们拒绝根据人们得到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来建立数据库。我们拒绝帮助政府大规模递解他们认为不理想的人们。” 那些科学家承诺要删除“高风险”数据束和备份，如果可能彻底加密并保证政府遵守法律来要求提供数据。 收紧移民法难!共和党内有分歧 每个党派自己的内部其实也会有分歧的，在竞选期间，川普就被党内成员反对过，就连共和党的支持者也有反对的。但是有反对的也必然有支持的，在川普收紧移民政策的想法上也有反对者，共和党内的民粹派就质疑国家的合法移民政策。 美国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背后自然少不了那些高科技公司和企业的付出，然而很多的美国企业在用人上就偏向于外来者了，所以每年都会有很多人申请H1B签证，自从《1990移民法》颁布以来，每年为外国雇员颁发的绿卡数量上限一直设定为14万个，但总有人说不够用，也有人嫌多。 共和党内的反移民的民粹派认为，引入移民会抢走本国民众的工作，还导致了工资水平下滑。川普的政策顾问班农(Steve Bannon)就是一位反移民人士，他认为目前不管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数量都太多了，这对美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机会都有负面影响。 共和党内的商业派持有相反的看法，众议院议长莱恩(Paul Ryan )和前议长博纳(John Boehner)支持发放更多的签证。一些共和党人认为，移民填补了美国人不想作的工作。一直支持向农业工人发放更多签证的佛罗里达众议员鲁尼(Tom Rooney)称，美国人没人愿意去干种果树和采摘的工作。商业派还建议扩大或简化高科技外籍员工的签证计划，让硅谷企业、农业、海产品业和其他领域工人享有优先权，而且大多数民主党人都不反对共和党商业派的看法。 多名市长为年轻非移请命 在本月初，芝加哥市，纽约市，洛杉矶市和休斯顿市的市长共同联名致函给候任总统川普，希望川普上任后暂时不要取消“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又称达卡，幼年入境暂缓递解)，直到国会提出移民改革方案，以及让这些非法移民永久留在美国的解决方案。 伊曼纽尔市长在将信函交给川普的时候，也表示支持继续实行该行政令，他说“身为市长，我们深切了解这些非法移民是逐梦者，他们追求美国梦，我们应该拥抱他们，而不是背弃他们。” 达卡是奥巴马在2012年签发的行政令，允许16岁之前被父母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可以暂缓被递解、留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工作或服役，受益者必须每两年更新一次(身份)状态。联名信中提到目前全美有74.2万非法移民是达卡受益者，一旦取消达卡，4年内将损失99亿美元的税收，10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流失4,334亿美元。 加州州议会决议保护非法移民 加州州议会5日开议，参众两会都占绝对多数优势的民主党议员立即通过两项决议案，资助移民律师与公辩律师来保护加州移民，并要求总统当选人川普不要大规模递解无证移民。虽部分共和党人强力抗议，参众议会都通过要求川普继续实施保护数十万非法进入美国年轻移民的DACA行政令计划。 川普软化可能立法解决 近日在《时代》杂志2016年度风云人物的专访中，川普对年轻无证移民的立场似乎有所软化，川普表示，打算为那些在达卡(DACA)政策下获得临时工作许可的“梦想者”提供出路。川普在专访中表示，这些人当中有些是非常优秀的学生，还有一些人有很棒的工作，他说：“我们打算想办法解决，让他们(梦想者)感到快乐和自豪。” 川普很可能会坚持废除奥巴马移民行政令，但他却会通过国会为这些年轻移民立法。

　　作者猪头凯凯：一年多之前，我经常地在酒后第二天早晨的痛定思痛之中“掐指一算”，然后得出一个每次都相同的结论――――我的戒酒大业，就只能靠移民来完成了！ 　　果不其然，从2015年3月登陆简单喝了几顿之后，我就基本进入了没有“喝酒土壤”的正常生活。现在，我平均每两三个月才会喝一次酒，一年下来喝的酒加在一起还没有过去半个月喝得多，这让我自认为“戒酒大业”算是成功了。 　　历数起这一年多“还算顺利”的“戒酒”经历，真心遇到过两种特别奇妙和难熬的“症状”。 　　症状一：天天“梦酒” 　　在最初不喝酒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能梦见喝酒！虽然不能说是每天都梦到，但是100天里95天是绝对有的。 　　那几个月里的几乎每一个夜晚，过去许多年里喝过的酒、一起喝酒的人，简直就象山巅的雪块落下一般破碎成大大小小的雪片，无序地交错地出现在我深夜的梦里。 　　在梦里，时空总是自由的。各种时空变幻、光影挪移，经常是走在北京的烟袋斜街、掀开一个棉布门帘就进了洛阳的小饭庄或者小酒馆，或者是明明站在洛阳的五号街坊、一拐弯儿就走进了旧鼓楼大街北头的鼓楼麻辣香锅。 　　在梦里，人物也是自由的。中学的、大学的、洛阳的、北京的，各种奇妙而混乱的人物组合，各种久未谋面的朋友，就像一起去参加我的婚礼然后全都坐乱了一样终于在我的梦里全都“随机组合”地坐在了同一个酒桌上。我只剩下坐在一边，看着那些实际上互相之间并不相识的朋友坐在一起喝酒猜枚（划拳）、相谈甚欢，然后思考着一个问题――“咦？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梦里，酒菜也是自由的。所以洛阳路边地摊上摆着北京交道口的牛肉抄手、北京新街口东街边坐落着洛阳的涮牛肚小店儿、后海鸦儿胡同祥顺德里服务员端上来的却是天桥北纬路辣妹子湘菜、天坛东门国家体育总局对面的地摊儿上摆着的却是洛阳特产小碗儿汤…… 　　就这样，从1999年大学毕业到2015年移民登陆，十几年的酒局、酒友、酒菜都掰开了、碾碎了、揉乱了，或是伴着陈升版的《ONE NIGHT IN BEIJING》、或是伴着张楚的《姐姐》走进我的梦里。 　　那几个月里，我总感觉过去无数的酒场儿与人物，象是一粒粒珠子，原本被现实中的背景和时光很有顺序、很有条理地串就而成定一串串珠子――就在这场持续很多年的大酒之后，忽然被抽去了那几根线，噼里啪啦地掉了一地，不分认识先后、毫无时空次序地蹦哒着跳跃在这场酒醒的回忆里。 　　症状二：百爪挠心 　　我在过去“每年戒好几十次酒”的失败岁月里，曾经给自己定下过“每周只喝一次”的规矩，可惜总是失败！究其原因，就是无论每周的周一到周四是否喝酒，到了周末还是要“好好”地喝一次。 　　所以，在这几十年有规律的“锻炼”下来，我的身体“打造”出来了一种每到周五就会“自行唤醒”的力量。 　　以前，每到周五夜色降临的时候，我的身体里就会有一种力量随着天色逐渐昏暗而开始跃跃欲试起来，就象身体里有一群睡了一个礼拜的懒汉准时开始拱出被窝然后精神抖擞地坐在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跟前，然后一起锤着桌子伸着脖子喊“开整！开整！”或者“倒上！倒上！” 　　以前，每到周五夜色降临的时候，窗外无论是北京协和的豫王府老楼，或者是堵成一团全是喇叭声的知春路、大钟寺供暖中心的大烟囱，他们都在黑夜里变成没有颜色只有轮廓的剪影，让我身体里的那种感觉百爪挠心和野鹿撞怀一般、早早地让我在下班之前就感到难以安坐。 　　好在那时候，每个周五总有时间地点人物、白酒啤酒凉菜热菜让我像面对万家灯火一样准备“归心似箭”、只等到了地方就可以“脱了鞋挠痒！”一般痛快淋漓地一饮而快！ 　　可是移民之后，我深刻地感觉到每到周末、每到周五夜色来袭，我身体里的那帮子人、那百只爪、那些野鹿，还会定期地被唤醒和出来，继续让我百爪挠心，让我想念鸦儿胡同和祥顺德，想念小码头和老马拉面，甚至想念下楼打不着车的知春路。 　　这个过程很难，也硬生生“捱”过了很多个周末，每到那些周末，我都慨叹―― 　　戒酒很难，要走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