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2017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开始涌入加拿大，寻求一种更适宜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更有潜力的投资模式。不过，与此同时，加拿大也有一项报告显示，在移民加拿大的中国富豪之中，有超过40%左右的人都选择离开加拿大，不过会将其家人留在加拿大，然后时不时回来一次。这已经成为中国香港和大陆富豪之间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总体来讲，在1986-2016年移民加拿大的52,507人中，只有52.6%的投资移民还有在加拿大生活的家计负担人，或称之为“主要申请人”;这也就是说剩下的接近一半的移民中，主要申请人已经不在加拿大生活，只有其配偶或家属在加拿大生活。在近几年的移民潮中，这种现象仍然很突出。 　　从2006-2010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与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虽然在2006-2010年间有大量移民涌入加拿大，不过到了2016年，投资移民中只有57.7%的原申请人留在加拿大;但却有大量原申请人的配偶及家属留在了加拿大，所占比例达到79.2%。 　　中国富豪为何选择移民海外? 　　因为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吸引大量外资、而且赚钱空间也比较大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富商会选择移民呢? 　　对此，胡润研究院也进行了调查分析。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富豪之所以移民海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国内教育质量的不满;位居第二的推动因素便是国内居住地环境污染;第三则是希望子女早日融入海外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这些富豪们内心缺乏安全感，担心财富贬值、政府地位太过强势等。 　　为什么富商移民到加拿大，又离开了? 　　有消息称，出现逆向迁移的现象与2015年加拿大温哥华所曝出的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欺诈案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关联。这起案件涉及了1200位中国富豪，他们为了满足居住资格获取枫叶卡，谎称自己一直住在加拿大。 　　此外，因为温哥华是大多数投资者移民最初定居的地方，逆向迁移(reverse migration)的现象也有助于解释温哥华的房价与国内收入之间的鸿沟。 　　但是一直研究温哥华的香港移民相关现象的西北大学亚美研究学助理教授Justin Tse表示，那些离开加拿大的移民并不一定是真得逆向迁移，而是想让他们家庭的“经济潜力”最大化，因为他们在加拿大的就业及商业前景是比较差的。 　　这一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大量数据证明的。根据加拿大移民局2014年评估报告显示，65.9%的投资移民在入境时既不讲英语，也不讲法语;那些作为税收居民留下来的人都声称自己的收入水平极低。 　　报告还显示，在移民到达后的3年里，富商的应税所得额平均为19,500加币，是一个最高峰值;不过移民10年后，这一数值就会大幅下降至15,800加币，是所有移民中应纳税所得额最低的。 　　Tse表示“他们会在加拿大买房，然后留在原申请城市，当他们离开加拿大时，他们并不会卖房子，他们需要在加拿大有一栋房子，以便居住。有些可能是投机性的，也有些情况是他们根本就从来没在里面住过”。 　　Tse承认astronaut现象在富豪中比较常见，因为“他们有办法出去，还有返回的方法”。例如，投资者的移民要求净价值为160万加元，并愿意向联邦或魁北克省政府提供80万加元的无息贷款。 　　逆向迁移的弊端有哪些? 　　虽然有些富豪可能觉得逆向迁移有很多优点，不过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说，其也有很多弊端。 　　首先，就离境的富豪自身来说，虽然可能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资本，不过却减少了情感资本，与家人的亲密程度和接触能力下降了。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当父母从加拿大以外的地方回来时，可能会有外人“入侵”的感觉。在Tse与Johanna Waters联合发布的一篇早前报告中，他们发现，这种情况下的孩子都经历了“零散的”父母监管，有时甚至因为感觉父母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好像他们没有能力独自生活或实现情感上的独立而对父母产生憎恶感。 　　至于社会的负面影响，Tse指出：“让我用外交手段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这些跨国安排中，人们对社会并不那么看重。他们考虑的是如何让他们的家庭最大限度地增加这种安排”，例如，“如何让去学校就读的孩子参与更多，不仅仅是教育，还要培养青少年的情感劳动。不能完全致力于加拿大社会可能就会代表着对外部结构的一种抵制，以支持家庭自身的主权。”  　　不管怎么样，外移的现象在政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2014年移民部的评估报告说，“5年后(特别是在投资者中)的外移率上升可能揭示出与公民身份获取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些等待获取加拿大公民身份的移民中，有一部分人会离开这个国家”。

加拿大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国家，即便你再爱它，说不定也有因为不适应而离开的那一天。每年回流中国的人不在少数，原因众多。 比如，思念故乡的亲人; 比如，文化差异还是无法适应; 比如，在加拿大职场受挫; 比如，只是单纯地想落叶归根…… 每年，数以千计的华人选择离开加拿大回到中国。那么，回到中国的人，后来的日子过的怎么样了呢?是真正变得快乐了，还是觉得离开加拿大是错误，甚至会想再次回到加拿大? 那么，看看知乎上那些亲历者是怎么说的吧，然后，你也许会对“离开还是留下”有了更清晰地思考。   作者：一多 从温哥华回流到北京 人们总是在海归与归海之间挣扎，面对“到底哪里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希望寻找一个地方，得到一个答案，然后从此内心平静，永世安好。但是，这对于出国的人来说，似乎是个奢望。这边看着那边好，住在这头惦记那头是很多人的老问题、新常态。 温哥华生活六年，回流北京五个月，当久别重归的新鲜感褪去，当朝九晚五成了生活的主旋律，我想，或许可以针对这个话题说那么几句，给正面临选择的人做个参考。 有人总担心国内的空气、饮食和水。政府层面的东西我懂得不多，我只说作为芸芸众生自己所能应对的法则。抱怨仅限于发泄一下不满的情绪，纾解一下忧愤的心理，如果你把这些作为评判回流与否的重要选项，那我告你根本不用考虑，继续呆在温哥华的好山好水里比在国内每天做食品甄别和雾霾抗击要惬意。 既然海归与归海都是选择，或者还有各种情非得已的无奈，那就意味着你权衡了得失与利弊，不论是两害相权还是两利相权，作为选择，你都有所放弃，都不能苛求完美。 如果你让各种患癌比例、各种极端案例吓住了，那么超市没有哪种食品可以放心入口，市场上的纯净水也没有哪种可以包你满意。当你吃着色香味美的家乡菜还在心里质疑有没有地沟油，那在中国生活只为多挣些钱基本就失去了回流的意义。 至于孩子教育，不必过分纠结，哪种教育就会毁了孩子，哪种教育就一定能让孩子成为精英。孩子的成长路径，尤其是幸福体验，更多时候是我们作为家长一厢情愿的臆想。他们的未来不是我们能规划出来的，家长的心宽了，孩子的路也就宽了。   作者： 回流中国3年，又回到加拿大 在我认为，国内有国内的好，最起码对物质的享受比这里高，美食、休闲、娱乐比温哥华丰富很多。国内更重要的是过年过节可以和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围绕一堂其乐融融~~ 我个人的工作和收入在北京来说应该不算低，但我放弃工作回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要保留中国的户口，所以一直按照探亲的方式办理签证，而每半年一次的续签，一年半一次的出境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且还得小心翼翼生怕被注销了户口; 另外因为我使用中国身份工作，每个月扣掉的五险一金也不是小数，但我本身还是要回来的，总感觉交了也是白交，心里总是不爽;还有就是国内工作压力太大了，每个人都忙的要死，和朋友都在北京，可是也都得好几个月才见一面，还得提前很久约，要不时间都排不开。 想来也可笑，当初在周围朋友一堆的劝阻声中，毅然决然的辞掉工作卖掉房子坚持回流，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回去了，转了一圈，比较一番后，发现自己的心态在出国几年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与想法早已经跟不上国内的巨变，所以又开始觉得温哥华好，于是乎，又一次处理国内的资产，又一次灰溜溜的大包小包的移回了温哥华。 唉，我的生活就像朋友说的那样，“生命在于折腾”，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折腾了吧~~ 想想，人生不过几十年，实在是没必要把自己搞得过劳死，总体还是温哥华比较适合生活，虽然工作定位没有中国高，但是舒适的气候、绿树环阴的天然氧吧、周末三五好友轻松的烧烤钓鱼聚会，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估计寿命也能长几年吧~~   作者：匿名 回流中国8年，再次回到加拿大 当年为什么离开加拿大?因为这里确实很难赚到钱，年轻的时候，不在乎青山绿水，只在乎能不能赚到钱; 回到中国以后，很热闹，很亲情，很虚伪，很浮躁。才知道这里并非处处黄金。如果你没有任何关系，所有一切所谓的暴富，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在国内感触最深是什么?饭局上人人都在吹捧，豪情万丈，口吐莲花，你会被这种气氛感染，似乎满地都是赚钱的机会。清醒了以后呢?不受骗就不错了! 其实，相比于富豪的凤毛麟角，屌丝遍地都是。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又回到加拿大。经历过后，才知道加拿大的生活，安静从容，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   作者：Dave 回流中国，为了职业理想，然而…… 大约是在三年前，在加拿大从事生物医学专业的Dave，一心想脱离打工者的行业、拥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 正好那一年的下半年，Dave在网上看到了由中国教育部、科技部联合举办“‘春辉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的消息，正在想方设法创业的Dave，似乎看到了自己开创事业的契机，于是他积极地上网和发电邮给举办方查询详情，并且报了两个项目参赛。 在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后，他回到了中国开始了创业之路。对于回流，他有这些坦言： 我始终觉得创业者在中国的机会比在加拿大多得多。通常女人会满足衣食无忧的生活和幸福的家庭，但是对男人来说，所谓的幸福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和无形的指标。 比如在工作中是否受到尊重、比如年少时的梦想是否能够实现等等。也许这是一种衣食无忧后的中年危机吧，谁愿意在年老的时候，才去后悔没有追求年轻时的梦想呢? 然而，春节过后，Dave信心满满地去了苏州科技园。参观、考察、协商、会谈，Dave在苏州呆了4天，科技园的有关人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Dave，然而双方在项目合作上存在的认知差别很大，似乎很难开展真正的合作。 “我是带着项目去苏州科技园的，他们也很看好我的项目，但能够提供给我的只有办公司所需要的地方和很有限的设备，我最需要的资金，他们却无法提供，或是提供得很少，令我们根本无法开始合作、无法启动项目的运行。” 苏州之行令Dave有些失望，但他还是顺道去了上海参观和拜访一些老同学，看到了繁荣昌盛的新上海，也感受到了建设新上海的老同学们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 回到南昌后，Dave继续与当地的一些机构联络，试图找到自己回国发展的契机，结果始终是有些差强人意。最好的一个消息，来自于他当年读书和工作的母校——南昌大学，他们愿意接收Dave去该校当教授。 在与妻子的越洋电话中讨论这件事时，Dave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放弃在加拿大现有的基础和孩子们习惯的教育环境，就为了这样的一份工作? 另外一件事情，也让Dave和他的父母深深地困扰，就是Dave出生于加拿大的女儿，回到南昌的几个月时间里，一直不断地生病，感冒、腹泻、精神不振。 看着女儿日渐苍白的小脸，Dave无可奈何地再一次打点行装，带着女儿返回加拿大，重新恢復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中，每天准时上班、下班;周末去固定的几个地方购物;偶尔出去游玩、度个长周末;日復一日、波澜不兴。   作者：匿名 回流中国可以提升“人生高度” 回流已经几个月了，上来和家园的朋友问个好。随便谈谈自己的感受。 消极的方面来说，首先国内的自然环境和加拿大当然是完全没办法比的，这个就不用说，回流了几个月，难得看到几次蓝天，像温哥华那样的蓝天，估计一年也就夏天有几天，冬天是完全没有的。 积极的方面来说，能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现在在一个美国上市公司担任财务总监，会计团队四十多人，从业务上来说，提高得还是很快的，比如现在接触的一些业务，比如美国年报和SOX，SAP的很多二次开发，在欧洲直接设厂和实施并购，利用离岸公司和欧盟税收政策进行全球税收规划、海外项目融资。这些业务如果在加拿大，可能很少会有机会接触到。 当然国内工作压力很大，但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同时可以通过指挥别人实现自己的想法，本身还是愉快的。国内公司政治虽然有些复杂，但是身处其中，审时度势，还是可以应付的。 经济上来说，感觉宽松了很多，收入提高之外，关键是基本上没什么开支，吃饭，租房，打的和通讯费公司都给报销，除了去按摩和洗脚以外基本上没什么开销了。 我觉得人生有三个维度，长度，高度和宽度，到了加拿大拓展了人生的宽度，回到中国有机会提高人生的高度，所以利弊得失很难衡量。 对我个人来说，回到中国因为能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内心更加平静一些。   作者：Steven 回流中国，原因就是钱 8年前来到温哥华的Steven，当年毅然放弃了在中国的大好“钱”途，而选择全家移民加拿大，图的就是一个“安全感”。 虽然听起来，“安全感”当下似乎是中国富人阶层大举移民海外的重要缘由，但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少数富人权贵。实际上，许多技术移民的中国人，促使下定决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安全感”。Steven亦是如此。 来到温哥华后，享受着加拿大的自由，感受着安全的社会和司法制度，哪怕是接到过几次超速罚单，Steven依然深感满足。 不过，3年前steven选择了回流，唯一的原因就是挣钱。Steven说：“温哥华是享受生活的好地方，什么都好，就是经济不行。” 他选择回中国工作，是因为那里熟悉的人脉、更好的社会地位等，能给他更多、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等到退休了，我会回加拿大养老。” Steven保留移民身分，在温哥华买房，就是因为他选定加拿大作为家园。回流，只是他为谋生的权宜之计。 每个人，对最佳生活的标准都有不一样的定义，因此对加拿大和中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不过，在留下还是回流之间，每个人都无法斩钉截铁地做出选择 —— 因此，回流再回来也是一种常态。 既来之则安之?这听起来是金玉良言，但这无法缓解大多数人的挣扎与纠结。

　　据CBC报道，一名已经入了籍的加拿大公民在安省拘留所待了八个月，等待移民官员核实其身份。现在他起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以下简称CBSA）索赔1000万元。 　　Olajide Ogunye，47岁，出生于尼日利亚，并于20世纪90年代与家人一起移居加拿大。几年之后，在1996年，他成为加拿大公民。 　　但是2016年6月1日，他的公民身份和安省健康卡未能说服CBSA官员相信他的身份。当时他在家门外，正准备前往自己开的发廊工作。 　　“我搞不懂，彻底蒙了，”Ogunye说。他说，警察告诉他，他们正在清理该地区。 　　警察搜查了他的家，说他们不相信他是真正的Olajide Ogunye。警察把他带到了CBSA在Pearson机场的基地，那里是大多伦多执法中心。 　　根据 Ogunye的索赔声明，警察采集了他的指纹，而他的指纹与一个名叫Oluwafemi Kayode Johnson的人相符。此人申请难民身份失败后在20世纪90年代被加拿大驱逐回尼日利亚。 　　Ogunye说，他被告知，加拿大边境局认为他实际上就是 Johnson，他非法返回加拿大并得到了Ogunye的身份。根据法庭文件，CBSA从未给Ogunye出示过指纹。 　　“这太令人沮丧了，有人告诉你你不是你自己，”Ogunye说。“我向他们展示了我的全部身份证件，展示了我的公民身份，你们怎么能将一名加拿大公民送进监狱？” 　　8个月牢狱生涯 　　Ogunye表示，自2016年6月至2017年2月，他被关起来共计八个月，在安省Milton的Maplehurst惩教大楼一个月，其余时间在安省Lindsay的Central East惩教中心，一个中高级别安全等级的监狱。由于几乎每天都被锁定监控，Ogunye声称，他无法联系家人。 　　“有一次，整整一个月里，我不停地哭泣，一直在哭，”他回忆说，因为他的精神状态不佳，他受到自杀监控。“护士不得不给我抑郁药，让我平静下来。” 　　Ogunye 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下降了，每天服用治疗高血压、抑郁症和前列腺疾病的药物。 　　'他们毁了我的生活' 　　2017年2月4日，他被释放。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布了一份关于释放他的报告，详细介绍了Ogunye家族成员的努力。他的家庭第一次面谈是在他被捕后的6个半月进行的。 　　Ogunye表示，他想索赔1000万元，因为他的身份调查花了太长时间。 　　“他们让我受了太多苦，他们毁了我的生活，我失去了工作，”Ogunye说。“他们毁了我的家人，我和我的孩子再难以保持良好的关系，我认为这些都没法弥补了。” 　　CBSA提交的同一报告还提到Ogunye被判定有各种罪名，包括欺诈、冒充和持有通过犯罪获得的信用卡，并且还发现了他有“信用问题”。 　　报告说，毫无疑问，这名被拘留的人是 Johnson，但也在同一段中说，“在押人员可能是Olajide Obabukunola Ogunye。” 　　Ogunye的律师说，最终归结于他客户的宪法权利遭到侵犯的事实。 　　移民律师Adam Hummel说：“被针对的这个人是加拿大公民。“ 一个人......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但在调查时被质疑、被指责为其他人，还被拘留。” 　　“事实是，如果这就是他们行事的方式，那么任何人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说。 　　Hummel说，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对 Ogunye有“照顾义务”，但却违反了这项义务。他的“非法拘留是仓促决策和调查疏忽的结果”。 　　CBC多伦多询问CBSA如果Ogunye以前曾被指控，为何无法验证他的身份，并且曾多次以“Olajide Ogunye”的名义被判定犯有各种罪行，以及为何调查需要八个月。CBSA告诉CBC多伦多，知道这起诉讼，但做任何进一步的评论都“不适当”。

　　料每周成功入籍个案可增逾200个 　　移民部向移民顾问业界发出的一份文件显示，移民部扩大接受入籍申请人的英语能力证明文件范围，包括未完成的学士或文凭课程也可视作申请人的英语能力证明，预料放宽后将令每星期的成功入籍个案增加200至250个。有移民律师认为放宽文件要求的最大得益者为中国和印度移民，而移民部亦可以节省更多行政费用。 　　根据规定，18岁至54岁的本国永久居民申请入籍时，必须提交有效的文件证明申请人的英语或法语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例如政府认可的英语评核试第四级，或以英语授课的国外大学毕业证书。 　　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irkland)引述入籍部门官员Mary-Ann Hubers在今年3月向业界发出的通告，指为了提升服务质素以及加快入籍申请程序，移民部推出新的内部工作指引，入籍部门官员审核入籍申请时，除了现行指引上的英语能力证明文件外，亦可以接受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明"。 　　"其他证明"包括：未完成的学士或文凭课程、在国外修读英语或法语课程但毋须以英、法语授课、教育学院或教授撰写的推荐信，甚至"很久以前"(outdated)的语言训练。 　　李克伦表示，全国每年约有20万人申请入籍加拿大，即每星期约有4100人，相信移民部放宽申请文件要求后，会令成功入籍的人数每星期增加200至250人。他亦指出，有关改动的最大得益者是英语程度较差的申请人，例如中国和印度移民，他亦认为有关做法可以为联邦政府节省更多行政费用。 　　李克伦说，前联邦保守党政府不断收紧入籍要求，而现时执政的自由党则相反，提高申请条件的弹性，令移民更容易入籍加国。但是，他也担心"其他证明"过于宽松和模煳，例如未完成的学士或文凭课程，是否代表申请人只须给钱报读，不用上课便可用作英语证明？他又质疑接受申请人很久以前的语言训练却没有定下期限，难道申请人年幼时的英语课也接受？他希望移民部尽快制定更清晰的指引。 　　另一名移民律师李广田表示对中国移民来说，透过技术类别移民加国的入籍申请人在提供英语能力证明上一般都没有困难，问题较大的通常是学历较低的配偶移民。他又说，由于中国大学大多数以国语授课，所以就算申请人是大学毕业生也不能以当地的毕业证书作为证明，唯有报考英语评核试并取得第四级。李广田表示，他有客户已经考过很多次但都不合格，只能不断报考或者等到55岁获豁免入籍条件。

即便家缠万贯，也有说不尽的苦恼。 大温地区的华人们，在主流媒体里常被概念化，成为财富的象征。甚至，有的极右媒体，将他们视为以地产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被认定是抬高房价的罪魁祸首，被扣上“超富有中国人(ultra-rich Chinese)”的帽子，甚至被工薪阶层的洋人们唾骂，恨不能将其驱逐出境……然而，这些富人的二代们，在顶着父母财富“压力”的同时，却还有着一本难念的经。 他们有的深受社会的不公对待;有的即便富裕，却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有的则是在得知父母是富豪后，难以处理内心的失衡，甚至精神崩溃。近日，加西周末记者走近这些“富二代”，揭开他们隐藏在财富背后的秘密。 家庭奢华而破碎 用房东李女士的话说，Jay是个“疯子”。 在温哥华与列治文交界位置的一栋独立屋地下室里，Jay每晚10点左右，开始活动。他时常大声打电话，把邻居吵得不得安睡。大部分时间里，他嘴里重复着一句话，由一个单音节的中文字“妈”组成。Jay可以像大喇叭一样，循环说着一句听起来似乎毫无意义的话，“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Jay是出生于广州，13岁那年，随父母移民来到这里上中学。从Jay的房东，一对李姓的华裔夫妇那儿，记者得知，Jay来自富裕的华人家庭，是属于嘴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男孩。Jay的父亲在移民前，便在温西买下了一套奢华的独立屋。“ 论他的家境，绝不至于租我们地下室里的一个小套间。”李女士告诉加西周末记者。但即便是租住在外，Jay的父亲也为他雇佣了全职保姆，几乎每天过来给Jay打扫卫生、洗衣做菜。 然而，让李女士倍感意外的是，Jay有着极其严重的恋母情结，且行为古怪，常沉溺于血腥暴力的视频，并满口污言秽语。 原来，在Jay即将举家搬至温哥华的那一年里，家庭就经历了一次父母离散的变故。Jay作为唯一的儿子，被父亲及爷爷奶奶视为全家的命根，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劝母亲放弃对Jay的抚养权。“他妈妈家里远不及爸爸有钱，放弃这个儿子，在广州重新找户人家嫁了，或许是这个女人最好的选择了。”房东李女士猜测道。何况，让Jay留在温哥华的爸爸身旁，显然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里是无数华人梦寐以求的温柔乡。 就这样一来二去，Jay和父亲，在温哥华的家里又生活了几年。这几年里，一大一小两个爷们儿，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坐同一张餐桌吃饭的时候，Jay没少挨父亲打骂。他的心里一直有股怨气，无处发泄。之前和母亲一起的时候，Jay总有个女人可以撒娇和依赖，可是母亲一走，一切都变了。 很快，Jay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女人回家，她很年轻、貌美，开始的时候，也很温柔。没过多久，新妈妈就怀上了Jay同父异母的小弟弟。Jay心想，这个破碎的家总算要出现转机了。 “我又不是什么坏人，我对小弟弟一直很好的，是他们挤兑我。”Jay的语速极快，好像被鞭子追赶的马蹄声一样，在促狭阴暗的地下室餐桌对面，Jay神情恍惚地说。 2016年的夏天，正是一款手机AR游戏Pokemon Go很是流行的时候，Jay带着尚会走路的小弟弟到家附近的公园里“抓”小怪兽。当时唯一在家的保姆，一心想阻拦这两个疯狂的男孩子，未果，只好陪着他们出门。不料，小弟弟在这次玩耍中，摔了一跤，把膝盖磕了，幸好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并无大碍。 然而，后妈为此事却是大发雷霆，她冲着当时已经是17岁的Jay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她把Jay的父亲也喊来，向全家人郑重宣布，自此以后，两个儿子之间，还是划清界限的好。Jay在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父亲早已经不是原来的父亲了。 “他有他自己的家庭，我有我的。”Jay说。他每天晚上9点左右起床活动，给远在广州的母亲通电话，“妈妈妈妈，妈妈妈妈”，Jay在温哥华电话这头欣喜地说，“妈”或是Jay唯一一个笑着说出的字。即便母亲因为有事不接电话，Jay也会独自在地下室里，把这句话说上好多遍，“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当记者问及“你觉得家在哪里”的话时，Jay没有直接回答，他低着头看手机，在他的YouTube收藏夹里，列满了血腥暴力的视频，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的视频。“我爱Trump!他强大又有手腕。”刚刚高中毕业的Jay说。 面对社会不公对待 她们无可奈何 “富二代”里不仅有深受无爱家庭折磨甚至因此丧失理智的人们，更有被社会丑恶化的“公主们”，比如Pam和Weymi。 Pam Zhao和Weymi Cho是曾经出演《公主我最大》的两位女演员。她们不仅拥有柔美动人的外表，且来自富裕的华人家庭，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资质。然而，就是这两个看似“全民女神”的人设近日发声，向记者吐露她们在大温所面临的不公对待。 今年5月，CBC对Pam Zhao和Weymi Cho进行采访。报道显示，两位目前在Point Grey合资开了一家花店，在面对记者时，她们说道，因为自己是中国移民的身份，常被人质疑各种与财富有关的问题。 即便有时，她们只是因为喝了酒，叫了一辆计程车，也会被司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所缠绕。“哦，你是中国人啊，难怪坐计程车呢，你一定很有钱吧!”一位温哥华本土的司机曾这样对Pam说。 就是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让Pam感到很不安。这已不是Pam第一次面临别人的质疑了。在大温，很多人一见像Pam这样的“富二代”女孩，就会发表一些即兴评论。他们或评论对方家庭，觉得这些“富二代”背后必有一双贪婪的父母，或者干脆对这些“富二代们”妄加批判，认为这群人完全没有工作的必要，一定是每天吃喝玩乐，逍遥自在。Weymi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她告诉记者，她的西人朋友们在得知她运营一家花店的时候说，“你根本不需要为谋生而工作，你真幸运!”Weymi说，“他们认为，我只是坐在花店里喝喝茶而已。” 更有甚者，世人会选择把自己生活中的怨气，发泄到这些“富二代”身上。Pam就曾经目睹这样的一幕：自己朋友的豪车停在路边，却被路人公然吐了一口痰。 而此事就发生在温哥华市中心一家餐馆旁，吐痰的人竟然毫无顾忌，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此举。而Pam和朋友当时就在餐馆的露天阳台上，他们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然而，在感到错愕、愤怒之余，Pam也表示自己无可奈何。“你能怎么办呢?”Pam反问道。 大温的工薪阶层常常错误地以为，自己身上背负的债务，是由这些“富二代”与他们的父母们一手造成。“实则，把大温的生活成本等危机怪罪到外来移民，就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Blaming Vancouver's affordability crisis on foreigners is 'a red herring.')。”UBC历史学系教授Henry Yu说。而政府为了转移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也常常坐实这些舆论。 温哥华城市规划师Andy Yan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项调查，曾在大温掀起过轩然大波。Andy的调查报告显示，温西地区三分之二的豪宅交易花落中国买家手中。这则报告一出，立即有人指Andy大有歧视新移民的嫌疑，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将矛头指向这批所谓“超富有中国人(ultra-rich Chinese)”。 然而，Pam却表示，这些舆论导向与事实之间往往是大相径庭。“尽管我理解现在人对生活成本高昂的哀怨，但是，人们应该想办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把矛盾转移到我们身上。”Pam告诉记者。她认为，现在人的哀与怨，常常被舆论引向一个错误的终端：中国移民。 与Pam和Weymi有着相似荧幕形象的Florence Zhao更是有着一段骇人听闻的往事。 据悉，Florence同是《公主我最大》的女演员，2015年，正值该节目热映之际，震惊温哥华的苑刚碎尸惨案也于同年年中发生。苑刚是节目女主角、白富美Florence Zhao的舅舅，而碎尸案的凶手就是Florence的亲生父亲赵利。 惨案就发生在Florence录制《公主我最大》期间，当Florence在节目上炫出自己私人岛屿的同时，她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这样一段话：“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同是一家人，一边是受害的亲人，而另外一边，我的父亲被控告二级谋杀罪，而我的母亲是报警的那个人。” 原来，Florence的父亲赵利和舅舅苑刚在生意上发生口角冲突，赵利在情急之下，拿起了抢，朝苑刚的胸膛开去，苑刚在连中两枪后由于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赵利后将苑刚的尸体拖到无人的地方，将其剁成一百多块，分尸以隐藏。 惨案一经发生， Florence的真实家境也随之被披露。Florence的舅舅苑刚确实很有钱，他生前在加国地产及农业方面有着庞大的投资，而Florence一家则不然，赵家初到加国时，生活很是拮据，苑刚时常接济赵家。而Florence在《公主我最大》里炫出的豪车、豪宅等也均是她舅舅苑刚的资产，并不为赵家所有。 由此可见，电视节目对于Florence、Pam和Weymi三个女孩的形象，大有夸大渲染甚至丑恶化的嫌疑，在子虚乌有的光环下，她们实则是社会价值扭曲、变形的牺牲品。而像Pam和Weymi这样自身也极为努力的“富二代”，她们所承受的不公对待，就更让人感到愤然。 突如其来的财富让她无所适从 很多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看似家缠万贯，实际上多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财富，在得知父母是富豪后，反倒是产生了巨大的失衡感，辍学、疯狂购物、沉溺裸体俱乐部的行为接踵而来。 恩洁就是有着这般遭遇的女孩。 恩洁的妈妈很早就与恩洁父亲离异，小恩洁自记事起就很懂事，经常陪伴在妈妈身边，帮她分担家务活。而对于重组家庭的父亲，小恩洁也并不怀恨，她常说，“我爸妈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了，还是不去打扰他们两家为好。” 恩洁带着同龄孩子没有的气质，她时常过于懂事，万事都由自己操心，不愿为别人添麻烦。但是这一切，从恩洁得知父母其实很有钱的时候，发生了改变。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恩洁告诉加西周末记者。现在的恩洁，痞气而乖张，她常常购买奢侈的化妆品，而她的名牌包包与衣服几乎铺满了卧室。更让人担心的是，恩洁几乎每周都要进出裸体俱乐部。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恩洁透露出要做俱乐部女郎的想法，并声称那是个“特别好赚钱的职业”。 恩洁的习性，很大程度上由家庭造就。原来，在父母离异后，恩洁长期跟随母亲过，她们的生活节俭而又单调。直到有一天，恩洁母亲说要给女儿移民，还特地带着恩洁飞往温哥华，在当地一栋独立屋里住了一段时日。与母亲在温哥华的这段时间里，恩洁得知，这个带着自己在国内生活了十几年的单身妈妈，竟然是个手下拥有几套房产的富豪。 从那以后，恩洁开始变得颓唐起来，她疯狂向母亲要钱，甚至产生了辍学的想法。“我和我妈的经济账算得特别清楚，她欺骗了我这么多年，难道一点经济补偿都没有吗?”恩洁反问道。 有时，恩洁觉得她和母亲之间就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金钱与利害的关系。“我几乎不会和我妈谈心，因为也没什么可谈的，她也从不关心我每天的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三天两头的争执。”恩洁告诉加西周末记者。或许因了这样的成长环境，恩洁最大的嗜好，是在网上结交同样是生活铺张无度的中国富豪移民们。 与恩洁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一名UBC肄业的华裔女孩CiCi。CiCi是个聪颖可爱的姑娘，她自小就很勤奋，一直以来，CiCi就有个出国梦，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她的梦想终于现了：3年前，CiCi顺利考入了UBC，成为了一名医学生。 温哥华高昂的生活成本，让CiCi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她常常不吃不喝，加班加点地学习，而为了完成学校的课题报告，CiCi时常熬夜至凌晨两三点钟。如此长期以来不规律的生活，让CiCi患上了慢性胃病。她的父亲见到女儿如此卖命，终于忍不住把真相告诉了CiCi。 原来，CiCi的父亲的财富足可支撑她想象中的生活。“很多人或许觉得，我在得知消息后会很兴奋，但事实并非如此，”CiCi告诉加西周末记者，“我在听到父亲说出‘你不需要工作’这几个字时，觉得整个人都崩溃了，我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成了白费功夫，他究竟是为什么隐瞒了我这么多年?” 加拿大的华人移民们或多以负面新闻的形式出现在西人媒体上，而诸如上述几位“富二代们”，在大温地区的主流视野里，也常常被扣上“丑角”的帽子。人们忽视的，是他们光鲜外表下的苦闷与挣扎，而褪去舆论的滤镜，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也各自有着一本难念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