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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大改遗产保护法！这种遗产也将纳入保护？

BC省政府最近正计划对《遗产保护法》进行大改。这项改动影响深远，改后可能会让省内业主遇到意想不到的额外要求和开销。之所以现在要改，还是因为去年那桩轰动全省、涉及原住民的列治文土地权属判决。简单回顾下，法院当时确认了原住民考维昌（Cowichan）部落对列治文市约三平方公里土地的所有权。这不仅直接导致相关地块业主在申请贷款时遇阻，更是树立了一个潜在的法律先例。许多人担忧，若其他地区的原住民群体效仿此案主张土地权利，可能会有更多BC业主的房地产产权受到波及。 BC省省长尹大卫亦承认，此判决的影响可能超越本省，具有全国性意义。紧接着去年12月，BC省上诉法院又裁定，本省通过的《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具备法律效力，尤其在资源开发等领域必须遵守。在这两个大背景下，省府现在准备动手修改《遗产保护法》，也是是为了要让这部法和上面的《宣言法案》保持一致。然而，这项修订计划已遭遇多方反对，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等均提出批评。负责该法案的省林业部发言人Andy Watson表示，政府已延长公众咨询期，并可能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修订后的法案。如何大改遗产保护法？以前，这部法律主要保护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原住民历史遗迹，比如考古发现的古代村落、工具、墓葬等。但现在，省府计划把精神价值、仪式场所，甚至口口相传的故事、与土地的情感联结这些“无形”的文化遗产也纳入保护范围。《遗产保护法》长期以来一直保护受重建项目影响的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原住民遗址。此次《遗产保护法》修订的核心意图，正是将“遗址”的定义从原有的有形遗迹，正式拓展至包含上述精神、仪式及其他无形价值的文化遗产范畴。众人反对修改批评者最大的担忧在于，这种对“无形”遗产的认定将给业主带来不确定性。比如，业主很可能在购置土地或规划动工前，完全不知晓其物业已被认定为具有文化价值，直至申请开发许可时，才被告知需进行额外的遗产评估并申请许可，势必导致项目延误与成本增加。 “细看他们的提案，情况会变得更复杂，”高贵林港市长Brad West直言。他提出，现行制度下，需要遗产许可的情形相对明确，主要依据标有潜在文物发现概率的地图。而根据新规，“基本上，只要你动土，就可能需要这个许可。” 与之前的法院判决不同，此次修法是省政府的主动行为。因此，West认为这种覆盖面极广的改动将拖慢发展进程，打击投资信心，影响从住宅建设到修路、公园及社区中心等所有类型的建设项目。律师Tom Isaac也公开表示反对。作为原住民法律专家，他认为法律固然需要更新，但如此修订反而成了“帮倒忙”。关键就在于，保护有形文物与界定无形的精神联系是两回事。 Isaac解释：“我们当然需要保护遗产……但为了吸引投资和让人们安心置业，法规需要提供确定性。现在的新规可能让任何业主都受到影响，而且完全依赖无法客观验证的‘陈述’来界定遗产，这对私有土地所有者尤其不公平，也会带来巨大的执行难题。” 面对这些质疑，省林业部发言人Watson解释说，修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提高透明度并加快审批。他表示这是一项“多年的合作计划”，目的是帮助像曾遭山火重创的利顿这类社区更快重建，同时提升原住民在相关决策中的参与度。但业界的反馈并不乐观。开发商Kevin Layden对修订能缩短工期表示怀疑。他提出，获得省级审批已使其公司的生产计划延长了数月。“大家都支持保护文化遗产……也同意需要为原住民、开发商和市政当局建立更好的流程。但他们提出的方案只会增加流程复杂性，且无法解决核心问题——省政府的审批速度本身太慢。这只会给本就因延误而不堪重负的系统，增添更多延误和成本。” 无论如何，最终法案如何定稿，将直接关系到BC省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信息来源：the globe and mail

7个月前
BC“主妇”100万全款买房，被质疑来源不明没收房产

加拿大一名自称是“家庭主妇”拿100万买房，结果被政府质疑资金来源不明而要求没收，这名女子同意解释其用于购房的 100 万元资金来源。艾丽西亚·瓦莱丽·达文波特（Alicia Valerie Davenport）在卑诗省盐泉岛（Salt Spring Island）购买一处房产，但该房产被卑诗省指控是用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65亿元的“拉高出货”（ pump-and-dump schemes）股票欺诈案的资金购买。作为向卑诗省最高法院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的一部分，卑诗省政府申请了一项所谓的“不明来源财富令”。该命令一旦获得法院批准，将使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要求其解释用于购买资产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在涉嫌犯罪活动或腐败的情况下。达文波特并未抗辩这项不明来源财富令，而是与卑诗省政府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最高法院要求提供这处房产购置和维护的信息或记录。达文波特及其前夫乔迪·李（Geordie Lee,又名斯凯·李Skye Lee）否认了省政府的指控。达文波特在购房时被登记为家庭主妇，她表示这笔钱是离婚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卑诗省房产记录，盐泉岛房产于2017年11月3日以100万加元的价格全款购入，没有抵押贷款，该房产目前由省房产评估员估价为163.9万加元。作为同意令的一部分，达文波特还同意提供不在她保管或控制范围内的原始文件和记录的存放地点。她被要求在2025年12月中旬之前提供这些信息。卑诗省公共安全及检察厅周五（1月9日）表示，由于此案已进入司法程序，因此不会透露是否已提供相关信息。该官员指出，根据不明财产来源令提供的信息不会提交法院存档，因此不会公开。不明来源财富令（Unexplained wealth orders）是卑诗省政府于2023年推出的一系列新法律的一部分，旨在打击洗钱和其他金融犯罪。该省已提交四份不明来源财富令申请，其中包括针对达文波特的申请。在达文波特案中，法庭文件显示，她曾辩称，这项不明来源财产令没有必要，民事没收主管可以通过常规的调查取证程序获得相同的信息。然而，文件显示，达文波特去年同意签署一份同意书，以解决这项不明来源财产令的申请。达文波特在一份法庭回应中表示：“达文波特女士的律师解释说，虽然这项申请没有必要，但我的委托人不想浪费时间和金钱来争论这个问题。” 卑诗省指控这笔钱来自一起国际股票诈骗案，诈骗资金通过一家空壳公司以四次电汇的方式转移，该公司被卷入了“拉高出货”骗局。在“拉高出货”骗局中，股票的秘密持有者会炒作股价，然后将其抛售给毫不知情的投资者。多人已就这起股票诈骗案认罪，其中包括英国公民罗杰·诺克斯（Roger Knox）。诺克斯被判处三年监禁，并被勒令支付1090万元的赔偿金。诺克斯帮助其他人隐藏其在骗局中的股票所有权，并将资金转移给他们。根据卑诗省的没收诉讼，2017年10月30日至2017年11月2日期间，有115万元被转至西温哥华的Biancardi律师事务所，用于向乔迪·李提供所谓的贷款。没收诉讼称，有人指示诺克斯将款项汇至比Biancardi律师事务所。 Biancardi律师事务所后来因盐泉岛房产交易以及与客户的其他几笔交易而受到卑诗省律师协会的谴责。汇款完成后第二天，乔迪当时刚分居不久的妻子艾丽西亚·瓦莱丽·李（Alicia Valerie Lee，后来恢复了娘家姓达文波特）支付了100万元现金，购买了案中房产。房产过户由Biancardi律师事务所完成。达文波特否认2017年购买该房产的资金来源于任何非法活动。达文波特在法庭答辩中补充道，如果该房产确实是用非法所得购买的，则适用该省《民事没收法》中的一项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没收财产不符合司法公正的原则，则允许法院提供救济（relief）根据达文波特提交的法庭文件，她获得救济的依据是，她并非直接或间接因涉嫌非法活动而获得盐泉岛的房产，而且她当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合理地知道该房产据称是用非法所得购买的。

7个月前
加拿大房主"不剪草"被邻居投诉法院这样判

一名密西沙加男子在安省高等法院赢得了一场针对市政府的诉讼，成功挑战了一项限制房主种植某些植物、并规定草坪高度上限的杂草管制细则。引发这场法律诉讼的草坪业主Wolf Ruck周五接受CBC电台节目Metro Morning节目采访时表示，自己最关心的是保护自然环境。他说：“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可以为应对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全球变暖问题所做的一点努力。” 本周二，Ruck在针对密西沙加市的自辩官司中获胜。他挑战的是一项禁止草坪高度超过20厘米、并禁止种植某些植物的杂草管制细则。根据判决书，Ruck曾寻求246万加元的损害赔偿和其他救济，但法院并未判给他任何赔偿金。图源：www.insauga.com 不过，法官M.T. Doi在裁决书中写道，该细则的部分内容侵犯了Ruck的言论自由权。判决指出：“在本案中，我认为该附例中关于高草和滋扰性杂草的规定，对言论自由权造成了相对严重的影响。” 密西沙加市发言人Irene McCutcheon表示，市政府仍在研究这一裁决并考虑下一步行动。市府称接到“多起投诉” Ruck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居住在Orchard Heights社区，但他从2021年开始停止修剪草坪，从而引发了这场长达数年的纠纷。根据判决，密西沙加市于2021年8月首次收到有关Ruck草坪过高的投诉。此后，在2022年6月和7月又接到“多次投诉”，并在2023年5月再次收到一次投诉。裁决称，细则的执法程序是在市政执法人员调查投诉后启动的。在2023年5月的那次投诉后，市政府向Ruck发出了违规通知。裁决指出：“为执行该细则，市政府安排人员剪除超过允许高度的草坪，清除其物业上的滋扰性杂草，并将相关费用计入其地税账单。” Ruck表示，在他停止修剪部分草坪一段时间后，风吹来的种子开始自然生长杂草，这正符合他鼓励生物多样性和授粉的目标。他说：“草坪基本上是由几个‘岛屿’组成，周围环绕着定期修剪的通道，并不是整个物业都任其野蛮生长。” 法官：市府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密西沙加市在庭审中援引了一份市府报告，称该细则“有助于为城市居民提供健康安全的环境”，并表示其曾审查其他市政当局制定的类似高草和滋扰性杂草监管细则。但法官Doi在裁决中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将草坪高度限制在20厘米以内，或移除列举的滋扰性杂草和种子，会对该细则适用的城市环境中的公共健康、安全或生态多样性产生何种影响。” 裁决还补充道：“市政当局仅仅说‘大家都这么做’是不够的；政府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其已寻求一种对权利侵害最小的解决方案。” Ruck表示，他与邻居的关系因此恶化是一个“令人难过的结果”，但他希望法院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裁决，能够成为一个先例。律师：密西沙加市证据不足代表介入此案的慈善机构Canadian Constitution Foundation的律师John Mather表示，就目前情况而言，密西沙加的这项细则已不再具有强制执行力。他周五在接受采访时说：“基本上，法庭告诉密西沙加市的是：如果你要限制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草坪，你需要证据。作为一个政府，你必须经过调研来弄清楚：这里的威胁到底是什么？风险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阻止的是什么？” Mather表示，这可能包括对火灾风险、入侵物种、美观影响等问题的考量，同时还要在这些公共关切与个人的言论自由权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我认为任何拥有杂草管制细则的市政当局，都需要认真研究Doi法官的这项裁决。”

7个月前
谁对？卑诗房东因这事驱逐租客被判赔2000多元

因不做家务被驱逐的B.C.租客在法律斗争中获胜，索赔数千在卑诗省的民事解决法庭上，发生了一起引人注目的错误驱逐纠纷，涉及一名租客与其实际房东之间的争执。这起案件于12月19日在线发布，租客指控房东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错误地将其驱逐，并且扣留了押金，还拿走了一部手机。作为回应，房东表示租客让他们感到害怕，并且不愿参与做家务。该案件的申请者于2023年7月回应了一则有关出租卧室的在线房源。房东同意以每月1,000元的租金出租该房间，并加收每月100元的水电费以及50元的家具使用费。根据裁决，申请者于2023年7月17日搬入，并同意支付500元的押金。在2023年8月的某个时候，双方就家庭事务的分配发生了争议。申请者声称，房东要求他们打包所有的个人物品，并开车将他们送到临时避难所。申请者向法庭提交了一段录音，内容是房东要求他们整理东西。 “录音中可以听到，房东将申请者送到了一个他们描述为公园的附近地点，并告知申请者在接下来的三天内不要联系他们。申请者表示，他们随即联系警方寻求帮助，要求归还个人物品，包括手机、押金和九月份的租金，”法庭裁决指出。作为证据提交的短信显示，申请者与一名警官之间的对话。申请者请求警官协助找回手机，但警官并未能找到。 “房东表示，他们终止租赁合同是因为申请者不愿意帮助做如浇花和清理厨房等家务。房东还提到申请者的态度非常激动，他们会撅起鼻孔，对房东背转身，还打坏了一个洗衣篮，”裁决中写道。房东还提到在2023年8月，他们很害怕，因为申请者“推了一个咖啡桌”。法庭认为，房东在8月29日要求申请者立即离开，构成了错误驱逐。根据裁决，申请者索赔500元以归还押金以及他们为在九月份房间住宿支付的1,150元。法庭对此两项索赔均判决支持申请者获赔。申请者还索赔600元用于损失的手机，法庭则判决房东赔偿200美元，因为这是“未知年龄或状态的二手手机”所合理的赔偿金额。最终，房东被判需向卑诗省的租客支付2,158.31元，其中包括1,850元的赔偿和其余的法庭费用。

7个月前
太复杂！大温华人房产投资纠纷法院判了

卑诗省最高法院入口，温哥华，B.C.Rob Kruyt, BIV 一位已故房地产投资者的遗产在最近的卑诗省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获得胜诉，此案涉及巨额资金、复杂的财务状况以及争议的口头协议。张同（Tony Zhang）是一位中国房地产投资者，2018年移居温哥华。他于2015年开始通过与他和家人来自中国的朋友尹某（Hang Yin）合作，投资了数百万加元于B.C.的房地产。在2022年因白血病去世之前，他的投资进入了最高法院法官戈登·方特（Gordon Funt）的判决记录。张的遗产声称，尹某邀请他参与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地产投资机会，并让张提供资金以换取所有权份额，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张将数百万加元托付给尹。判决指出，张的遗产声称尹如同对待自己的钱一样使用这些资金，并没有追踪张的投资或对其进行清算。遗产进一步指控尹通过他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非法挪用资金，并将资金置于无法取得的状态。索赔称，张在2018年永久移居加拿大后，立即寻求会计专业人士的建议，希望将投资转到自己名下，但“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妙。” 投资涉及最多四个物业，尹 allegedly 利用多家企业和信托进行收购，包括让他的妻子和女儿担任企业董事和股东。张的投资，以人民币进行，共计约1100万加元用于一项位于西41街的开发项目，张 allegedly 在三块土地出售后没有获得任何利润。此外，投资还包括约300万加元用于一间素里咖啡店的50%股权；2900万加元用于一项位于列治文的混合用途开发项目的50%股权；以及200万加元用于一栋伯纳比的住宅。据判决称，一些投资 allegedly 没能按计划实施，或被尹家族抵押以谋取个人利益。作为回应，尹对张的父亲提出了反诉，声称实际上是张的父亲与他投资。尹辩称，所有相关交易均在他与张的父亲之间，所有用于项目的资金均由张的父亲提供。根据判决，被告声称张的父亲是高干，担任一家国有投资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并参与了“腐败活动”，获得了可用于投资的大笔资金。然而，法官方特表示，法院未收到任何关于中国的程序的专家证据，包括 allegedly 导致未确认的国际刑警逮捕令的事件。尹还声称，签发给张的某些 promissory notes 是“伪造的”，但法院对此驳回，称其为“为了支持他错误主张的谎言，即张老先生而非张年轻人是投资者。” 法院认定尹从事民事欺诈，其家族是“故意失明”，并参与通过转移资产进行欺诈性交易，同时某些被告企业在“压迫和不公正偏见”的方式下运营，尽管法院没有裁定存在阴谋。法院向张的遗产提供了多项补救措施，包括给予伯纳比住所明确、不受任何负担的产权；确认其对素里咖啡店的52%所有权并在法庭批准下独家出售；以及与西41街项目相关的利润和收益分享。此外，法院还判决给予25000加元的惩罚性赔偿。在这一极其复杂的判决中，法院还提到已将针对张父亲的反诉分开处理，表示应单独审理。尚不清楚反诉是否会被放弃或是否会提起上诉。被告的律师未对相关请求作出回应，包括关于法院对尹的民事欺诈裁定的看法。张老先生的律师拒绝评论。 12月17日的判决是自2021年以来系列相关判决之一，表明张是白手起家，并在开始翻转房产时为北京歌剧院工作，从事舞台设计。 jmakan@biv.com x.com/jamimakan jamimakan.bsky.social

7个月前

家住闽侯县的张某，因为帮邻居顺手卖了点菜到菜市场，赚了14元钱，但没想到这些菜竟然农残超标，因此要被罚款5万元。因为迟迟没有缴纳罚款，被追加罚款5万元，甚至被告到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帮邻居卖个菜，竟然要面临10万元的罚款！在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案件里，张某为什么会帮邻居销售农残超标的蔬菜？为什么罚款的金额比获利高出这么多？法院又会作出怎样的裁定呢？帮邻居卖蔬菜农残超标面临高额罚款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当时行政强制处罚的催告书上面，有两个字引起了我非常大的注意，一是获利14元，一是行政罚款共计10万元，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14元和10万元的巨大差距，让法官感到有些奇怪，其中有什么隐情？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样呢？原来，事发那天，张某像往常一样准备到镇上的批发市场打工，在路过邻居王大姐家的菜地时，他看到了刚刚成熟的芹菜。王大姐对张某说，要不要带上一点芹菜到批发市场。当事人张某：那么多（芹菜）在我们本村的农贸市场上是卖不了的，我就把她的芹菜给拿到（镇上）市场上面去卖了。于是，张某便花了122.5元接手了王大姐的70斤芹菜，然后来到一家蔬菜批发商行，以每斤1.95元的价格将芹菜都卖给了蔬菜批发商行，也就是说卖了136.5元，转手赚了14元。当天，百里之外的一家便民超市从该蔬菜批发商行采买了一批果蔬，其中就包括张某卖给商行的芹菜。隔天，该超市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在日常监督执法中，抽检了该批芹菜，经送检，发现毒死蜱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该批次芹菜检验结论不合格。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启动相应的调查和举证程序，主要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相关规定，对当事人张某作出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这条规定所列举的违法情形第一款就是，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依据这条规定，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张某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应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再根据张某的具体情节，可以从轻处罚，于是，对张某作出处罚决定，责令张某改正并对其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4元，处以罚款5万元。本想着顺便赚点小钱，却没想到要缴纳大额罚款，这让张某很难接受。当事人张某：当时收到这个处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处罚太大了。35公斤的芹菜也才100多块钱，我所得的利润才14块钱，我觉得这处罚太严重了。一筹莫展的张某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诉讼。因为张先生逾期不缴纳罚款，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对他加处5万元罚款，也就是一共要罚款10万元。未按时缴纳罚款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原本5万元的罚款张某已经不知所措，再加处5万元更是让他慌作一团。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向闽侯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后，张某也没有提起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就申请法院进行非诉、行政强制审查。张某告诉法官，自己之所以没有提出行政复议，是因为不了解法律，不懂得这样的法律程序，对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罚金，对他来讲也确实有些难以承担。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张某总觉得他顺带70斤的菜拿去卖一下，就被罚了10万块钱。他说他也知道有错，但是罚款太高了，他实在是无力承担。法官介绍，市场监管局认为，对于张某的处罚虽然金额高，但也是合法合规，并不存在过错。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行政机关认为，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涉案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就可以处5万以上的罚款，所以已经按最低的起（罚）点进行罚款，也没有错。听完双方的说法，看似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到底应该如何解决，才更合理呢？经过法院的严格审查，结合相关证据及法律依据，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报告显示，张某销售的这批芹菜，毒死蜱项目不符合要求，检验结论不合格，且未索取并留存供货方身份证明、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食用农产品购货凭证情况，违反了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和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违法事实清楚。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食品安全是底线，但是行政法的过罚相当原则也要去遵循。过罚相当原则，也要从这种案件的性质、案值、情节等方面去统一综合分析。法院认为，先从违法获利方面来看，张某的违法获利很小。同时，法院根据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认定，张某不知道购进销售的芹菜不合格，并非故意出售农残超标的芹菜。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他也是利用自己平时打工的便利，顺带带了70斤芹菜去市场那边卖了一下。主观恶意方面，也不是说那么恶劣。另外，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分析，张某是首次销售芹菜，并非职业菜贩，是首次违法，他的行为客观有别于专门的市场经营主体的行为。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那天他路过邻居的菜地，他就带了一堆菜去批发市场，他并不是职业菜贩，等于首次违法。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市场监督管理局）仅仅作出从轻处罚的决定，跟本案的事实情节、社会危害性不相匹配，违反了行政法上过罚相当的原则，所以法院经过审查，合议庭一致认为这个不准予强制执行。最终法院作出裁定，张某的违法行为属实，但根据过罚相当的原则，相应的惩处还应与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违法主体、主观恶性、货款金额等相匹配，因此对申请执行人市场监督管理局“请求强制执行”的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也就说，张某的罚款可以不用缴纳了。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裁定，提出复议，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法官认为，这起案件看似只是一起简单的行政案件，但从这起案件背后反映出了诸多问题，由一个案件引发的思考，才是更重要的价值所在，张某因为此事也受到了教育，这应该比他缴纳大额罚款，更有意义。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孔亮：所作出的行政处罚，首先得让当事人信服，这样才能够让当事人觉得罚当其罪，应该接受这个惩罚，想办法去改正，同时也能够教育到更多的人，这个事情以后不能做，还能让更多当事人心理上有一种接受感，这才是行政处罚的目的。只有把案件放在情理法相统一的角度，才能够让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所有群众从内心上对执法、司法进行认同。专家解读：如何看待“小过重罚” 其实，类似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这类案件也被人们称为“小过重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小过重罚的问题？这类案件为什么会这么受公众关注？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如何解决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从表面上看，这个案子从市场监管局的角度来说似乎是无可指摘的，的确是有这样的违法事实，在适用法律的时候，选择适用的是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而且还是最低限度的5万块钱处罚。但为什么和大众之间的朴素法感存在严重的背离呢？为什么会出现小过重罚？赵宏教授认为，首先是执法机关法律适用不全面，适用了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我们要知道，在行政处罚的领域，行政机关在进行处罚的过程当中，其实适用的处罚规范，不仅仅是具体领域当中的处罚规范，可能还会涉及作为处罚的一般法，或者作为处罚总则的行政处罚法。据赵宏教授介绍，行政处罚法作为一般法，有着很多行政处罚原则性的规定，对于具体领域的行政执法来说，不仅要考虑具体领域的特别法，也要考虑行政处罚法的原则性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它明确规定，第一，首违可以不罚，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是首次违法，行政机关可以不处罚他。（行政处罚法）首次违法不处罚，其实是体现了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原因就在于行政法律规范实际上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很多时候当事人其实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如果他在没有认识的情况下，去处罚他，其实违反了责任主义。赵宏教授也补充说，这里的首违不罚当然也是有限定条件的，就是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另外，赵宏教授认为食品安全法很难规定到每一个具体的情形，这就需要执法人员准确理解法条背后的涵义，而不能机械执法。否则，高额的处罚金额，还有可能进一步衍生出“趋利性执法”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所谓趋利性执法就是在食品安全领域，其实很容易找到违法案子，处罚金额都是很高的，比如卖豆腐脑的时候超出了经营范围，一下处罚的幅度很高；拍黄瓜就罚5000元……此类的案子，绝对不只是执法阶段的问题，其实反映了整个立法背后，我们在立法选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缺漏的问题。不过，赵宏教授也解释，对于执法人员来说，在实际中如何准确适用多部法律，也确实有着难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执法人员）面临大量此类的案件，如果要求他在个案当中再去甄别说当事人有没有过错，是不是第一次违法，会影响执法的效率，很多的执法人员不愿意做这样的查证工作。赵宏教授介绍，类似这样的案件中，执法人员即使想适用不予处罚这样的规定，也存在着另一个角度的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很多执法人员的压力在于，这种法律规定应该要罚的案子，虽然具有可以不罚的情节，但如果执法人员真的不罚，回过头来在很多地方，执法人员又会受到追责，会被认为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这个案子法律规定是应该罚的，为什么不罚？执法人员也会面临这样的压力。这些存在的问题，也正是需要解决的方向。如何解决小过重罚这个问题，据赵宏教授介绍，首先就是立法上，要更加精细，对不同情形多加区分，给一线执法人员更明确的指引。比如，2023年11月，广州发布全国首个民营企业首次违法合规免责清单，出台《民营企业首次违法合规免责清单（第一批）》，针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管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可以不予处罚的轻微情节作出列举。 2024年1月1日，新修订的《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正式施行。其中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采取劝诫、引导参与道路交通安全公益活动等教育方式予以纠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罚当事人并不是行政执法的目的，教育当事人、责令他改正，是行政执法的目的。然后，从执法层面上，赵宏教授认为，执法人员应该有体系化适用法律这根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不能说在执法的时候，只适用于这个领域当中的专门法，但是没有看到一般法，也没有看到一般法当中所规定的当事人可能会出现责任豁免的情节，这样的话其实会导致执法僵化问题出现，就是完全不去考虑当事人有没有主观过错，完全不去考虑这个处罚是不是过罚相当，是不是已经超出一般人认知程度的过罚相当，也不去考虑当事人之前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到底有没有认识。顺手转卖芹菜赚了14元，却被罚款10万元，司法机关最终不予执行的裁定，让这起“小过重罚”的案件得以及时纠正。而这起事件带给执法者、司法者以及公众的思考并未结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当一个案子的处罚，和大众的一般想法、感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百分之百就是小过重罚，不需要在法律上再精确论证，所以我们经常说法律就是人之常情。就卖了14块钱，最后罚了5万，到期没有办法缴纳罚款，又加处罚款5万块钱，这绝对超出了所有人对于应该受到的处罚和行为违法性程度相当的一个比例了。我觉得这不需要大家学完法律知识，才知道这超过了法律处罚的什么幅度，它其实就是大众朴素法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