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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收到告票的经历，不管是超速也好，没带安全带，stop没停等等，收到告票以后该怎么办，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您要知道的就是，当你收到traffic的ticket，按照正常的保险公司的policy来说，你只要不convict你得ticket，你就不用向保险公司declare。那Convict又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你只要交了罚款的钱就是自动convict了，然后会在交通部门留下记录。所以只有把告票打掉才能对你的保险没有影响（当然有些保险公司会给你1－2次的allowance根据你保险的保险历史决定。）我们一般打告票的原理并不是象电视里面演的，要上庭和证人辩论，然后最后宣判，我们一般用的是打司法程序，简单来说就是拖，这个拖当然也是有技巧的，这个会在下文中提到。拖够12个月，不管什么告票，打掉的机会就是99.9999％了。好下面开始讲打告票的步骤：要打告票，首先得去排期上庭，上庭排期在告票后面的option 3 trail option上面有你去排期的地址，这个只能自己去排的，电话排期是不能接受的。这个要在你拿到告票的15天之内去申请，我建议大家，最好越晚越好，要谨记拖字诀，但是一定别错过了，所以在第13，14天的时候去申请排期，以保证万无一失。要知道一般在toronto的法庭case数量是很巨大的，你晚一天去申请，说不定能影响你的排期晚1个月。这样对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有巨大的帮助了。这里我要说明的是：toronto，north york，markham,sacrb等法庭的第一次排期时间是很长的，基本上来说这些地方第一次排期，都要等10个月左右的。而比如我所在的mississauga，排期基本上6个月之内就会给你排好了。不过也不要怕，这个只是第一次。等你去申请完排期以后，通常来说在比较繁忙的地方是不会给你notice of Trail的，也就是通知你上庭的信件。这个信件基本上是会寄给你的，所以大家的地址一定别写错，还有这个期间要是有地址的变动，一定要写信通知你排期的法庭，以便notice of Trail能到达你手中。在收到Notice Of Trail以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运用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向负责你case的检控官prosecutor，发信要求给予你关于你案件的Disclosure，不同的case要用不同的disclosure request的信。然后请他发给你。要注意的是，disclosure一定要在距离你上庭时间3个月之前寄出，不然法庭会以你没有给足够时间检控官提供 disclosure而当庭deny你得要求。这里有几点要注意：寄disclosure可以选择fax或者邮寄，fax的话，电话号码得找你得法庭询问，fax以后，存根一定要保存好，邮寄的话，我用的都是带signature的Xpress post，至少都要用registered mail，以便以后可以有证据说明什么时间寄出的。接下来就是要等了，因为有许多法庭有可能在你上庭之前没有给你发出disclosure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延期的理由，而这种延期不是出于你的原因而是控方的原因，所以这个delay也是后面会用到地方。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种延期储到12个月，我们就能合理的运用人权法案的Chapter7 11b来申请法庭直接取消case了。一般来说在toronto人口密集地区，排期10个月，然后只要disclosure在上庭前没到你手上，基本上再排一次期，就肯定超过12月了，一旦超过，就99.99999％能打掉了。那如果说在上庭之前你的disclosure来了怎么办，不用怕，也有办法，首先我们要分析你的disclosure，如果说控方给的disclosure过于潦草，导致我们无法辨别，我们可以申请 Disclosure，也就是说要求控方把disclosure用打印的方式发一份给我们以便阅读，这个只能在第一份disclosure无法辨识的情况下运用。还有就是，我们要分析disclosure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够我们准备我们的defense也就是辩护，如果不够，我们还可以要求further disclosure，就是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给齐。我今天的上庭就是要求控方给我further disclosure，然后顺利延期2个月，Mississauga的法庭排期非常快，2个月延期算是比较长的了。不过就算这样我的case到时候也有8个月了。如果在toronto之前说的密集地区，基本上furtherdisclosure下来，肯定储满12个月了，顺利运用11B打掉。那如果是小镇等地方，实在延不到12个月那怎么办，这个也不用怕，大多数的告票在分析之下是完全可以找到自己辩护的方法的。这个辩护的问题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关于怎么辩护的问题，涉及到太多不定因素，所以我就不详细说了ps：我也没这个能力和大家解释怎么辩护。总之，1.大家收到告票不要害怕按部就班的来做，一定没有问题。2。不要相信告票专家，今天上庭，48个人，8个因为警察没来撤销的，3个不认罪包括我在内，其他37个都是认罪了，其中至少有一般是告票专家代为出席的，他们能做的和我们自己做的没有区别，而且我们自己做还能做的更好。打告票的策略（一）这里针对的是已经选择了option 3而写的。须知到绝大多数告票的收票人确实触犯了相关控罪才会被警察票控的。因此，警方是有真凭实据兼受过专业培训的警察站出来配合具律师资格的检察官来指证你。在理论上能够战胜这样的强大组合确是一件困难的事，但世事无绝对，只要懂得如何找出敌人的弱点也不难对抗这顽强的对手。至于如何找寻他们的弱点要看每件案件的不同来应变，一般常见的现象：（1）检察官虽然是法律人士对法例认识颇深，但由于每日须要处理的案件实在太多（约100~200宗）故此他们为了清理每日手中的案件宁愿与被告人或告票专家商议调低控罪的严重性来交换他们的认罪，因此，他们最大的弱点是时间不足。（2）警察虽然受过有关训练和对提控的条例也有基本认识，但由于他们所训练的主要是在执法方面而非司法，在法律的深一层理解可以说是「新手」如果针对他们的法律认识上是否有出现误控的情况或攻击他对控罪的理解和真正含意应该是他们的弱点。（3）被告人的权利：最常见的现象是控方只顾办好自己份内事而缺乏关注被告人的权利，最终因被告的权利受剥夺而控罪被撤销常有出现。（4）举证的草率：因为案件太多又不是什么杀人抢劫的罪案，检察官方面多是带领警察口头叙述案件发生的过程，把该警员的作证视作完整的控方举证。如果被告人能够深入指出控方的举证上有瑕疵，控方便无其他有力的办法在「毫无疑点」的法律精神下指证被告触犯有关控罪，基于疑点归于被告的原则案件必须撤销。（5）法例的了解：每一位收到告票的人必须要清楚了解法例条文的每字每句，譬如“喝了超过法例规定标准酒精的司机不能操作汽车＂，如果被告人喝过了酒回车他自己车箱内的司机座位被警察找着，他不能说由于他还未发动该车便不是司机因为在法律定义上他拥有该辆车的锁匙所以肯定有能力开动该车辆，因而符合了司机的定义。　其实我们的目的不一定跟检察官硬拚，而是能够在记录上没有让保险公司可以抓到借口涨价而已，须知到有些记录虽然没有扣分但仍然可以被保险公司涨价的。那些记录均是与驾驶习惯和触犯保险条例有关（保险公司评分标准表可以向我索取）。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就此罢笔，日后将继续把我对上述现象加的分析和针对性如何攻击他们的盲点的个人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藉此「引蛇出洞」方法吸引其他高手参与发表他们的心得和策略，慢慢地可以在法庭上看到更多华裔被告不会像现在这么窝囊，每当知道警察出现便立即认罪，不但浪费自己的时间更给人一种赌徒的感觉打告票的策略（二）虽然我在上一辑曾经说过我们并不希望与检控方面硬碰，但是我们也要准备倘若所有招数到出齐仍未把控方甩掉，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在开庭的时候有机会与检察官迎战。就此，我们必须在证据还未消失之前把它保留下来。通常可以做到的是把当时的气象报告（weather network下载）、路面状况（Google卫星图下载）、拍摄现场照片、尽快把所有细节笔录下来、如果涉及交通失事填写我建议的「交通意外数据表」。上述的材料肯定比警察的记录来得详尽，将来盘问证人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有些数据可能用不上，但如果日后有需要的时候又不能取回来将会是一大憾事（譬如你说限制进入的路牌在夏季被树叶遮掩，你在冬季开庭时才拍摄成为你的自杀武器）。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了，这便是当你收到法庭通知开庭日子的时候。这时你要做的便是向检察官索取他们控告你的凭证request for disclosure。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被告人不会自动收到该等凭证而是需要申请索取的。没有disclosure，被告人在理论上是无法准备如何对抗提控，他们只知道控罪的是什么罪名，但为何票控和有何凭据被告人是完全空白的。不要拖延到开庭前不久才要求索取disclosure，法庭可能不会允许你押后等待disclosure的。 Disclosure就是寻找控方如果对付你和有什么证据在手上，索取disclosure是一个很有效的武器，有的时候被告人可能不用准备与控方对战因为disclosure已经显示证据不足。有些时候你意为当场被捉是没有胜利的可能，但收到disclosure后你或许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因为。鎗口原来向着控方。有很多情况disclosure提供你深入追查控告你的证据，例如disclosure内警察记录了他使用雷达测速器锁定你当时的车速。这便给你机会质询该雷达测速器是否有定期保养维修和要求查阅该记录。控方在这种不断的尖锐索求宁愿放弃对你控告而采取不理会的态度看你是否懂得以申请「证据不足」来撤销票控，因为每天要处理100-200宗交通案，还要应付你的多方要求，他们撤销了对你票控只不过少收一百几十元但不会影响其他案件的进行也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如何索取disclosure？索取disclosure必须以书面形式去函省检控部门，地址已经印制在告票背页，你必须在信中列载你的姓名、地址、告票日期和号码、开庭日期时间及法庭编号等。内容包括要求索取的具体材料。如果你写上”send me all evidence you will replying on in the trial”，检察官可能只是给予一部份数据因为你没有写出你的具体要求。索取disclosure必须证明检察部门已经收妥。如果他们没有响应你便可以进一步申请终止审讯，所持的理由是检控方面没有提供他们手中的证据给你，使你无法准备答辩因而剥夺了你的抗辩权利，届时你要出具他们已经收取了你信件的确实证据。打告票的策略（三）现在应该说到开庭前的准备功夫了。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加拿大人权及自由宪章》第14节Section 14 of 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清楚列明任何人士或证人出席法庭（民事案件除外）必须给予提供他所了解的语言翻译作为协助。不过，法庭不会知道你是否需要翻译员的，所以你必须在开庭前知会法庭预早安排。如果你的案件已经拖延得时间过长，你可以就此理由申请永久性终止该宗诉讼。这就是我常说的11(b)了。11(b)就是根据上述的人权宪章保障被告人不能被检控当局拖延聆讯，引致被告人受到不必要的压力和遗忘案情的细节。 11(b)是要经过书面申请和法官审核及平衡公众和被告人的利益作出裁决。过程是比较复杂，所以一般人（连大部份告票专家在内）不懂得如何申请。11(b)由申请送递至开庭聆讯距离不能少于15天，但由布署至申请应该要有3个月左右时间。至于申请程序和流程可以翻查日前的帖子。我现在正设计一页11(b)因素英文版检视表checklist（因为内容涉及很多用词以英文表达较为适当和较少产生误解）希望赶及给各朋友索取。如果你希望采用11(b)申请（多是较严重被扣4分以上或醉驾、赛车等才值得考虑），必须自我评估由告票日至开庭日期是否相隔1年或以上？期间有没有申请过延期和延期的责任在那一方？有些法官不大愿意以11(b)批准终止聆讯的，所以必须加入section 7，即是控方没有提供disclosure导致被告人无法得知控方的根据何在而不能准备抗辩。法官如何不愿意终止也不能进行聆讯，两项人权宪章一起出动才能保万无一失。我看过有好几宗由告票专家申请被拒的11(b)案例，理由是他们没有把section 7也加入申请。他们之所以没有加入disclosure，因为控方已经提供了给他们。告票专家每当收到告票后他们必定去信索取disclosure，他们的信笺必定带有电话号码而检控部门准备妥资料后便会致电通知他们领取。但没有代表的个人如果他的索取信上又没有留下电话号码，检控当局便无法通知他领取disclosure（检控部门也没有资源回复和邮寄给每一位索取者，起码到现在政府尚未拨出这样的资源）。检察官多是没有意识到一个普通的被告人有能力挑战section 7的复杂法理。在1990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就Askov一案裁定拖延案件聆讯时间有违11(b)之后，同年超过36,000宗已经排期和尚在排期的案件全部撤销当时甚为轰动。现在法庭虽然知道这危机，但由于资源配合不上，还有差不多20%案件是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排期处理，只希望繁复的程序和法官的把关可以减低被告人的申请而已。打告票的策略（四）我仍然坚持策略（一）的宗旨，希望在采取所有行动之后检察当局能够知难而退。我们始终还未有受过正式法律培训，对很多法庭程序和盘问证人技巧掌握没有检察官熟练，只不过是由于检察官处理的案件实在太多，无法在个别交通告票案件上花费大量时间寻找案例和证据。我们采取是以「龟兔竞赛」的方法全力以赴为自己的告票争取脱罪。我深信如果使用我引用的建议（经验已经证实了我这信念），超过95%检察官会放弃与被告无谓的纠缠，因为他们除了被你拖累其他案件的进行没有100%胜算的把握（这是否比告票专家成功率更高?），但不要在开庭前不久才开始采用我建议的策略，因为这只会被法官定性为拖延审讯而遭否决。如果不幸遇上剩余的5%必须开庭的话，我们也应该有所准备否则便会跟其他人士一样，看见警察出庭而检察官又没有offer更改较轻控罪便马上认罪。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和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准备为何不真真正正的与检控来一场硬碰？就算是输了也只当作用一百几十块买一堂法律实践课程，学习一下做平民律师的滋味也是十分值得的。何况就算输掉了官司后你仍然可以在判决前有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仍然可以向法官求情，这便是审讯程序终结时的所谓结案求情mitigation。相信这一辑是无法有足够篇幅讲及盘问技巧，但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法庭内的不同人物担任的角色。我必须忠告如果遇上可能涉及监禁、刑事、醉驾或停牌等的控罪时，务必考虑聘请一位具这方面经验的律师协助，被告人亦必须要了解控罪和可能解决的方法。一方面可以配合律师而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被律师牵着鼻走浪费金钱。最不智的人常以为付了律师费便不用理会，待出庭接受盘问时不知轻重的回答问题，更好的律师也是返魂无术！现在开始讲述法庭各人扮演的角色了：法官Justice of Peace：他们是不需要一定具备法律学位的社会受尊重人士，不过一般被挑选出来的大多数是有律师背景的。我们称呼法官为”Your Worship”，非法律行业的人士也常会称呼他为”Your Honour”，不过这称呼其实是高一级的省法院法官Judge/Justice的尊称。他是坐在法庭最上层的中央位置。检察官 Provincial Prosecutor：他们是代表律政司的政府律师亦称为Crown Prosecutor。他可以与被告人商议调减、更改或撤销控罪，他的责任是要证明被告确实违反了票控的罪行，他是被告的真正敌人（警察只是控方证人和工具而已）。他坐于法官左手的对面桌前。法庭记录员Court Reporter：此人负责传递文件给法官和控制审讯过程的录音，通常他不会也不可以与被告人交谈和洽商案情。不过很多论坛的朋友说跟法庭书记谈判，其实误以为Crown Prosecutor是书记（法庭书记有他自己的办公室，一般是不会出现在审讯中的法庭内）。法庭记录员是坐在法官右边对下的桌子前。警察Police Officer：有时看到发告票的警员坐在或站在检察官旁边，他的作用是协助检察官处理证物，因为证物开始是由他准备提供给检察官的所以他是比较熟识。被告人Accused/Defendant：当被告人声明他不认罪pleanot guilty后，法官将会邀请被告坐在法官对面右手边的桌前（亦即是检察官的左边桌前）准备正式审讯。排期开停超过1年一般交通告票排期超个1年才开庭已经达到一个无法忍受的状况。加拿最高大法院在两件指引性案例中提出了指引给其他法院跟从。法院很多时候不会自动提出终止审讯的, 都是被告人提出申请再由法官分析是否符合该两宗案例的指引后才会作出决定。两宗案例中的第一宗为1992年加拿大最高法院7位大法官在Morin案中提出了日后法院裁决有关排期开审时间过长的案件是否应该终止聆讯, 必须考虑下列因素: (1) 排期的长度 (一般简单的案件8至10个月为适当长度, 超过了便算作过长)(2) 法官可以视实际环境作出某些时段的宽免或调整(3) 拖延的理由, 包括: (a) 基本须要的时间 (b) 被告人拖延的时间 (c)控方拖延的时间 (d) 制度性的拖延 (一般来说是法庭无法安排更早的时间) 和 (e) 其他拖延原因(4) 对被告人的不公平因素第二宗是1990年年加拿大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在Askov案中针对法庭排期过长, 即上述的(3)(d)。这宗案件控方完全是没有阻延或企图反对被告人的任何申请延期, 而被告人又没有证据显示他因此而受到任何损害。最高法院判决说, 就算不是检察部门和被告的失误, 但法院的过长排期也是违反人权宪章对被告人做出不公平情况。这宗案件的震撼性导致当年数以万宗已经排期和尚未排期的过久案例全部撤销。排期开庭超过1年(之二) 如果手中的告票排期超过1年而你觉又得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你应用认真考虑是否选择以《加拿大人权及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内的Section 11 (b)向法庭申请永久性终止该告票?申请永久终止告票必须完全根据《案省刑事法庭程序规例》Ontario Courts of JusticeCriminal Proceedings Rules的第27条例指定的程序和时间表进行:27.03填写人权争议的申请通知书Notice of Applica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sue须包含(a)聆讯该通知书的日期和法庭座落地(b)清楚注明申请的解救内容(c)所有争论点包括违反人权法的那个地方, 有关的详情和法律原则和根据那一项人权法(d) 支持申请的宣誓文件和相关的书面证据27.04(1)必须在开庭15天前把Notice of Application和宣誓文件Affidavit递交给法庭27.04(2)所有上述文件必须分别派送给安河律政厅人权宪章处, 律政厅在多伦多地区办事处或渥太华办事处及负责聆讯的法庭检察官办事处27.04(4)在聆讯前不得少于7天把派送的证明以宣誓Affidavit ofService交回法庭存档27.05(4)申请人必须在开庭15天前派送ApplicationRecord和书面陈词Factum送给上述各部门并于开庭前10天以Affidavit of Service宣誓方式把派送过程证明交回法庭传档开庭当日申请人不用表示是否认罪, 如果法庭询问申请人是否认罪, 申请人只须要说先行处理侵犯人权的申请才作出是否认罪的决定, 并且根据提交法庭的文件逐一向法庭解释和申述。处理告票的方法对于收到告票除了直接缴交罚款外, 我个人意见是千万不要选择Option 2 “plead guilty with explanation”。由于option 2是「认罪求情」, 换句话来说你巳经确认放弃了谈判的筹码「谈判减罪」”plea bargain”。法官鉴于你的「认罪」, 不能像坊间传闻可以减低你的「控罪」”reduce lesser charge” (这是法官职权不的触及的),法官唯一可以做的只能减低被告人的「判刑/罚款」”reducing fine/penalty”, 但是减罚款不能少扣分的。如果准备打手上的告票的话, 首要必须尽快搜罗一切数据, 因为一年后开庭的时候很多人是无法完全可以记忆得所有发生的细节。搜集的数据报括当天的天气状况、事发地点、方向、车速、时间和日期、现场车辆、与警察对话内容、证人等等。收到告票后, 一般有5个处理的方法: 1)如果你愿意支付告票上的金额和承担相关的扣分(如有的话), 你可以按告票背页的指示交费。2)选择认罪求情, 这种方法是我最不愿建议的。3)要求开庭聆讯(日后我将另文说明)4)选择初次出庭”first attendance”, 目的是试图与检察官谈判调低控罪性质, 但这程序不是每一法庭均有提供。5)完全不作理会。这情形代表被告人放弃了抗辩, 在15限期过后法庭将会寄出一张判决通知书Notice of Conviction给被告。另一种告票名为「传票」Summons, 这种传票是较严重的交通罪行, 必须亲身送交被告人确保他出庭应讯。任何被告人选择了3)的处理方法后, 还有充足时间准备他们的案件, 因此不需急于决定是否找告票专家。在开庭前3个月被告人必须开始他的准备工作了, 否则, 开庭的时侯他的任何申请也有可能被拒的, 理由是他巳经充足的时间准备不可能在最后见到法官时才提出, 有明显的拖延企图。交通灯自动摄录告票交通灯摄录告票Red Light Camera Ticket是属于市政府所管辖的。这种告票有下列特点:(1)在街道的交汇处有两盏以上的拍摄机, 它们只感应车辆在红灯时才拍摄下来(2)当车辆在红灯亮起时超越灯号自动拍摄机便会录取该车辆, 同时当该车辆到达对岸时另一拍摄机同时摄录该车(3)不需要签发告票的人员出庭作供(4)不设Disclosure的机制(5)不会拍摄到车内人士的面貌否则无效(6)被拍摄的照片上中央有3行数码在200年10月5日安河上诉庭就The Regional Municipality ofWaterloo vs. Jin-Di Yan一案裁定Red Light Camera Ticket无效故此不被法庭接纳。个中原因是根据Part XIV2 of the Highway Traffic Act, Section 205.25(d) HTA及Provincial Offence Act Section 3(1)规定该两张被拍下的汽车照片上的数码或密码必须转化/转译出照片的日期、地点和时间, 但该告票没有作出上述的转译, 故此便成为一张没有意思的相片不能举证触犯告票上的控罪。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一般人以为被拍下照片便无法脱身再兼该种告票是不须扣分, 所以大多付款了事, 市政府又一直没有修改该告票格式把密码转译成为时间日期和地点, 因此, 如果收到这类告票只需根据上述理由再引用Jin-Di Yan 案例便可撤销。这种告票排期大约3个月时间, 而它的option 1是排期开庭, option 2是认罪求情, 与其他交通告票有很大不同。与告票专家签订恊议我在论坛上多次指出我是极不赞成找告票专家处理自已的告票，理由是﹕(1)很多所谓的告票专家其实是没有牌照出庭的，只是把客人的告票转交领有执照的paralegal代为处理因此是无法跟进的。(2)差不多所有的告票专家都不会告诉客人开庭日期以避免客人出现法庭看到他们没有准备为客人打掉告票。难道你会相信没有被告出庭给证供可以说服法官判被告无罪的荒谬言论吗？所以只有３个可能性，一是警察不出庭告票自动撤消，二是与检察官谈判调低控罪但仍有记录，三就是前二者都不成功告票输掉。这３种情形就算被告自已也可以做到何须花费金钱找人代办呢？不过在论坛上仍然不时看到怂恿或介绍别人找告票专家的帖子，我希望在此向那些不听劝告坚持找告票专家的人士提供一个建议，倘若真的要聘请告票专家，为了保障自己不被出卖在签订聘书的时侯也应该加插或写上下列字句并要求告票专家简签，保留一份副本存档： Rider:(1) Upon receiving the date of trial or any adjournment (your name) must be giveninformed; and(2) No plea bargain can be made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your name). 告票罚金错误的后果我们一向以来收到的交通告票必然有一个罚金填写在上面的（传票summons除外）。各位有没有质疑过该罚金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错误将会产出什么后果？今年5月30日安河上诉庭就Donna B.Young及另外15位被告人被伦敦市法官Levitt在所有上述被告人没有理会告票的情况下撤销了16张不符合指定罚金的交通告票作出罪终裁决[London (City) v. Young, 2008 ONCA 429]。该宗案件的争议点纯粹是的法律程序。当被告人收到告票后他们必须根据Provincial Offence Act（POA）的第5.1, 6, 7或8条选择缴费、认罪求情或开庭抗辩等的相应方式。倘若他们完全不理会该告票，在15天限期过后法官将会根据POA第9(1)(a)赋予的权力签发缺席的裁判。在签发裁判时如果法官发现告票上的内容不全或出现错误时，法官必须按POA的9(1)(b)条把告票撤销。伦敦市Levitt法官在2006年5月30和31两日先后撤销了16张罚金错误的交通告票。检察官因此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申请，并同时指出原审法官应该运用POA第34(1)条以案件「在法院进行」的任何阶段均可修改告票内容而并不是以撤销告票来处理。上诉法庭裁定原审法官是正确的运用了POA 9(1)(b)条，原审法官的处理方式是在他的办公室office内进行而非「在法庭内」进行，在没有任何一方的申请(motion)或出现的大前题下原审法官只能根据文件办事不能自行修改告票。这案例发现了下列的状况： (1) 这样方式的撤销只限于一般的交通告票（因为是根据Part I of the POA才有9(1)(b)的产生），所以超速、闯红灯等亦包括在内；(2) 这是冰山一角，只被整个司法部门其中的一位法官发现出来，可能还有很多同样的告票存在不同的法庭尚未被发现；(3) 由于罚金不时修订，导致前线警员未能及时update亦有可能条例太多而被看错了前后条例的罚金数字；(4) 被告人必须采取「不理会」的态度才可以移交法官office处理POA 9(1)(b)的阶段。如果各位收到了告票，请特别留心查阅罚金是否正确才决定能否采用上述案例。当采用了这策略后但又收到事后法庭发出的罚单时（有很多法官没有留意罚金错误），你可以去信该名法官陈述London (City) v. Young, 2008 ONCA 429的案例要求复核及撤销该告票。排期等候超过6个月鉴于近日论坛上不少朋友查问如何处理排期超过了本年尚未收到法庭的开庭通知，我翻阅了一些案例发现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曾先后经就ASKOV和GREGORY McMILLIAN裁决表示一般的简易程序summary proceedings案件（交通案件和parkingenforcement属于这类型，但是传票summons除外）必须在6个月内进行排期。安河上诉庭大法官Sheppard在2000年的Mastroianni案中更使用了上述两宗裁判作为交通案件的程序指引。由于法院的案件积压太多，超过6个月set date的情形仍旧出现而被告人又不晓得如果对策。就此，我将根据该等案例撰写一份撤销排期超过6个月尚未通知上庭的申请书。如果遇上这样情况的朋友可以PM给我，但必须留有法院盖章的告票以作证明。人权大宪章斗赢罚单今天论坛一位朋友要请我阅读了今期的《多伦多周报》上述标题文章，看过后发觉有很大的误导。倘若任何人士跟从它的方法进行11(b)〝必死无异〞！我在这里说过多次该违宪申请，现在还有人认为1年后才开庭便可以写信法庭撤消告票。我现在希望大家认识多一点申请手续。首先，11(b)必须要证明两个因素；(1) 是时间因素，案件是否拖延至一个不合理的时限〔超过一年〕和拖延的原因，例如法庭案件的积压太多、证人安排需时、翻译员的安排等。(2)是拖延对被告产生了什么伤害。如果单是聆讯的延误将不足以使用11(b)把案件终止的。第二是文件提交不只是填写一份Form 4表格〔那个link只是把宪报上的基本要求显示给读者，千万不可用该指示当作表格填写！因为不合规格的〕，还有案情描述的宣誓声明书连同相关的证据附上、另要提交一份Application和案情大刚Factum描述事情的实情和法理及案例的依据，最后是把引用的案例汇集成书钉装为一本Book of Authorities。如果要查看准确的数据应该进入http://www.canlii.org/en/ca/charter_digest/s-11-b.html阅览不能断章取义 Unsafe Change Lane上堂经过去年10月2日在DT被一辆校巴撞毁了我的轿车随后警察调查后接受校巴司机口供不信我的描述，最后发了一张unsafelane change告票今早上堂。在上堂前两个月已去信申请disclosure但直到开庭前仍没有收到。为了盘问证人和拒绝被检控盘问，我把现场拍下的照片和气象表以誓章形式affidavit of evidence提早送交了检察官和法官各一份。在开庭前我已经因应案件性质和需要准备了：1.所有盘问证人的key questions2.所有与「实际行动」actus reus有关的法律定义演绎案例（因为这类案件控方不用证明被告人的犯罪意图mense reus而是如何实行了具体的行动）3.向法庭申请排除所有的证人同时在庭内等候order for exclusion of witnesses（根据section 35(5) of the Ontario Evidence Act）4.以案中案voir dire方式申请法庭接纳我的affidavitof evidence用以盘问控方证人（正常情况下在被告给证供时被告人才可以提出他的呈堂证据，这样便会错过了用被告的证据来盘问控方证人的机会）今年开庭时警察已经坐在法庭内等候。我告诉法官至今尚未收到控方disclosure，检察官马上在法官面前递交了disclosure给我。法官向我说既然现在才收到控方的disclosure，他准备给我把聆讯押后。我向法官说只要给我短暂押后1至2小时我希望今天完成审讯，但法官告诉我由于法庭时间不够所以不能押后2小时之久。我跟着向法官说我相信我可以在半小时或15分钟内看毕disclosure就可以继续开庭。法官向我解释赶紧在半小时准备开庭对我可能产生不公平，可是我坚持短暂押后因为另日开庭对我损害更大。 15分钟过后开庭时，书记召唤了几次校巴司机没有回应，法官宣布撤销告票free to go。昨晚准备了几小时的材料完全白费了。有很多人士害怕上堂如果不认罪可能会把已经被警员扣减的速度调升回原来的里数。有这样担心的朋友可以带同在本月10日安河上诉庭就Robert J. Winlow裁判的案例York (Regional Municipality) v. Winlow, 2009 ONCA 643傍身,制止任何调升的申请。事源Robert Winlow被警原发出了一张原为超速30km的告票被调减为超速15km不扣分告票。Winlow上堂抗辩,检察官要求法庭调升到原来的实际速度被拒。控方上诉, 上诉庭同意原审法庭法官有权运用POA的section 23修改到原来的速度但必须要不少于一天前通知被告人, 因为被告人除了可以有时间征询法律意见外, 也可能要考虑聘请法律代表抗辩的机会。检察官不能因谈判不果便随意申请恢复原来车速。因此, 必须要把聆讯押后。现在的排期虽然可以在一年内开审, 但倘若一经押后便会超过一年,需要冒违宪的风险面对被告人的section 11(b)撤销控告申请。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用5:4的投票结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在长达103页的判决书中，少数的四位大法官表达了强烈的愤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用了29页篇幅，从司法与立法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婚姻与宗教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最高法院超越了司法的角色。罗伯茨持强硬的保守立场，如反对堕胎。不过，他在本案中的反对意见因为超越了个人好恶而显得同样强大。这也正是我们全文翻译并特别推荐的理由。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 2005年9月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17任首席大法官以下为全文翻译上诉方提出了许多基于社会政策和公平考量的论点。他们认为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一样，应该被允许通过婚姻来证明自己的爱和承诺。他们的立场有着无法否认的吸引力：在过去的六年中，十一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选民和立法机构都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允许同性婚姻。但是最高院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同性婚姻是不是一个好想法与我们无关。根据宪法，法官有权力陈述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应该怎样。宪法的缔造者们授权法院行使判断，而不是蛮力或是意愿。虽然同性婚姻的政策论点也许很强大，但是同性婚姻的法律论点并不是。婚姻的基本权利并不包括强制一个州去改变婚姻的定义。而一个州决定保持自己的婚姻定义，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每种文化中都延续的婚姻定义，并不是非理性的。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宪法并没有提出一种婚姻的理论。一个州的人民可以修改婚姻的定义来包括同性伴侣，他们也有自由选择保持历史定义。但是今天，最高院做出了惊人之举：强制每个州允许并且承认同性婚姻。许多人会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对于那些相信法治，而不是人治的人来说，多数法官的决定是令人沮丧的。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通过民主的进程说服其他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五位法官终结了这些辩论，并且从宪法的角度，强制实行他们对于婚姻的看法。他们把这个问题从人民手中偷了过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笼上了阴云，促使了一个难以接受的剧烈社会变化。多数法官今天的决定代表着他们的意愿，而非法律判断。他们所宣布的权力在宪法和最高院的先例中都没有根据。多数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谦逊，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因此，最高院宣布超过半数州的婚姻法无效，强制改变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一个南非布须曼人，中国汉人，迦太基人，阿兹特克人通行的社会制度。我们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对于法官来说，我们很容易混淆自己的偏好和法律的要求。但是正如最高院时刻被提醒的一样，宪法的存在是为了有着完全不同想法的人的。因此，法院并不关注法律的智慧或是政策。多数法官今天忽视了司法角色的局限性。他们，在人民还在激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从人民的手中剥夺了。他们的决定，不是基于宪法的中立原则，而是基于他们自己对于自由是什么和应当成为什么的理解。我必须反对他们的意见。请理解我的反对意见是什么：这不是有关我是不是认为婚姻应该包括同性伴侣。而是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制国家中，这个决定应当属于人民通过他们的民选代表，还是属于五个被授权根据法律解决法律纠纷的律师。宪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I. 上诉方和他们的amici（法院之友）的论点立足于婚姻权以及婚姻平等。毋庸置疑，在我们的先例中，宪法保护婚姻的权利并且要求各州平等行使婚姻法。本案中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构成了“婚姻”，或者更准确的说，谁决定什么构成了“婚姻”？多数法官基本无视了这些问题，把人类多年来对于婚姻的经验降格成了一两段的叙述。即便历史和先例并不能完全决定本案，我不能轻易的无视先例，而不对其表示更多的敬畏。 A. 正如多数法官承认的那样，婚姻已经跨文化存在了数百万年。在所有的数百万年中，在各文化中，婚姻只指代一种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合。正如最高院两年前阐释的那样，直到近些年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合是婚姻这个定义所必不可少的元素。将婚姻普遍的定义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结合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实。婚姻的起源不是因为政治运动，发明发现，疾病，战争，宗教，或者任何历史上的时间，当然也不是因为远古时代有意隔绝同性恋的决定。婚姻起源于一个本质性的需求：保证一对父母在稳定的终生的稳定环境中抚养一个孩子。婚姻概念的前提如此基本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的阐述。人类必须繁衍才能生存。繁衍通过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发生。当性行为导致了孩子的诞生时，一般来说，父母健全的孩子的成长更好。因此，为了孩子以及社会的好处，导致繁衍的性行为只应该发生在忠诚于一段长期关系的男女之间。社会长久以来都将此关系称作婚姻。通过赋予婚姻一种受尊敬的地位，社会鼓励男女在婚姻之内，而非之外，发生性关系。正如一位杰出的学者说的那样，婚姻是一种社会安排的解决问题方式，解决了让人们愿意发生性行为，愿意有孩子，但是不愿意呆在一起照顾孩子的问题。这种对于婚姻的认识贯穿了美国的历史。大多数人都接受“在美国建国时，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自愿契约。”早期的美国人很相信法律学者如Blackstone，他认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婚姻是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他们也很相信哲学家如Locke，他认为婚姻是一个男女之间自愿进入的契约，基础在于生育，抚养和支持孩子。对于那些宪法缔约的人来说，婚姻和家庭的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结构，稳定，角色和价值被所有人接受。宪法完全没有提及婚姻，缔约者们而是完全授权州政府调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家庭关系。毋庸置疑，在建国时，每一个州——每一个州直到十年多前——都将婚姻的基础放在传统和生物学。本案中的四个州也是同样。他们的法律，在建国前后，都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甚至当州法律没有明确定义此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婚姻的意思。婚姻的意义无需多言。当然，很多人试图定义婚姻。在第一本Webster美国字典中，Webster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的法律结合“，目的为“防止两性之间的滥交，促进家庭生活和谐，保证孩子的成长和教育。”19世纪一本婚姻法著作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存在的一种民事结合，目标基于性别之间的不同。”Black法律词典第一版将婚姻定义为“男女终生法律结合的民事状态。” 最高院的先例对于婚姻的描述也与其传统意义相符。早期的先例将婚姻称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终生结合”，这种结合构成了社会和家庭的基础。没有这种结合，也就不会有文明和进步。最高院后来将婚姻成为我们生存和存在的基础，这种理解暗含了繁衍的意义。正如多数法官意识到的，婚姻的一些方面在渐渐改变。包办婚姻慢慢的被基于浪漫之爱的婚姻所取代。州法律取消了coverture（已婚男女成为一个法律个体），而承认婚姻双方各自的地位。婚姻的种族限制被许多州废除并最后被最高院废止。多数法官认为这些变化并不是表面上的变化，而是深入婚姻结构的内部。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婚姻的核心结构：一男一女。如果在coverture废止前，你问任何一个大街上的人婚姻的定义，没有人会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的有coverture的结合。”多数大法官也许正确的指出了“婚姻的历史是一个传承和改变皆有的历史”，但是婚姻的核心意义却从来没有改变。 B. 在最高院废除婚姻的种族限制之后不就，明尼苏达州的一对同性恋伴侣申请结婚证。他们认为宪法强制州允许同性婚姻，正如宪法强制州允许跨种族婚姻。明尼苏达最高法院在Baker案中驳回了他们的类比，联邦最高院也同样驳回了上诉。在Baker案之后的几十年中，更多的同性恋出柜，许多也表达了希望他们的关系被承认为婚姻的愿望。渐渐的，更多人开始将婚姻视为同性也可以获得的东西。最开始，这种对于婚姻的新看法处在少数派的地位。2003年，麻省最高法院认定麻省州宪法强制认同同性婚姻。许多州——包括本案中的四州——通过了州宪法修正案，采取了传统上对于婚姻的定义。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婚姻的民意快速变化着。2009年，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和华盛顿特区率先修改了婚姻定义，允许同性婚姻。2011年，纽约州立法机构也同样跟上。2012年，缅因州的选民们全民公投允许同性婚姻：而仅仅三年前，他们在全民公投中拒绝了同性婚姻。总共加起来，十一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选民和立法机关改变了他们对于婚姻的定义，囊括了同性伴侣。五个州的最高法院根据州宪法认定同性婚姻。其他州保持了对于婚姻的传统定义。上诉方提起诉讼，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强制各州接受并且承认同性婚姻。在一个审慎的意见中，联邦上诉法院承认了同性婚姻的民主“动量”，但是认定上诉方并没有从宪法上阐述为何拒绝同性婚姻违宪，也没有阐述为何应该将此决定从州选民的手中剥夺到法院手中。联邦上诉法院的决定是对于宪法正确的解读。我会确认此意见。 II. 上诉方首先认为本案四州的婚姻法违反了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美国政府首席法律（即司法部长）在口头辩论中清晰地辩驳了此论点，但是多数法官仍然几乎完全根据此条款做出了决定。多数法官在最高院的正当程序条款先例中找出了四个“原则和传统”支持同性婚姻的基本权利。但是事实上，多数法官的意见在原则和传统上都没有任何根据。他们所依据的所谓传统其实是无原则的传统：比如已经被驳回的最高院先例Lochner。多数法官的意见，刨去光鲜的外表，其实就是说正当程序条款给予了同性伴侣婚姻的基本权利，因为这对他们和对社会都好。如果我是一个立法者，我也许会根据社会政策来考虑此观点。但是作为一个法官，我认为多数法官的观点是不合宪的。 A. 上诉方的“基本权利”论点是宪法解释中最敏感的一种。上诉方并不认为州婚姻法违反了宪法列举的权利，比如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毕竟宪法中没有“伴侣和理解”或者“尊贵和尊严”条款。他们的论点是婚姻法违反了十四修正案的隐含权利，即自由不能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最高院对于“正当程序条款”的解读也有实体权利的组成部分：一些自由权利，不管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都是无法被州剥夺的。因为有些自由，如此深的植根于我们人民的传统和良知中，已经成为了基本的权利。这样基本的权利除非有极具说服力的原因不然不能被剥夺。允许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来选择哪些权利是“基本的”——然后根据此来废除州法律——造成明显的司法角色的困扰。我们的先例因此坚持法官应“极度审慎”的选择哪些是基本权利，以避免正当程序条款无形中变成最高院法官的政策倾向。正当程序条款是一剂狠药。最高院在痛苦的经验中，也学会了使用正当程序条款时所需要的克制。最高院第一次使用正当程序条款下的实体权利是在臭名昭著的Dred Scott案中。最高院废止了密苏里州的一条废奴的法律，认为此法律违反了奴隶主的隐含基本权利。最高院判案时，依赖于自己对于自由和财产的意识。最高院认定“如果法律，仅仅因为公民将此财产带到了某一个州，而剥夺他的财产，那么此法律与正当程序是不相符的。”在反对意见中，Curtis法官解释道：当固定的法律解读规则被抛弃，当个人的意见控制着宪法的意义时，“我们失去了宪法；我们的政府是人治的，被那些暂时有权利解释宪法的人统治着。” Dred Scott在南北战争的战场和第十三到十五修正案中被驳斥了，但是其对于正当程序条款的解读又重新出现了。在一系列20世纪初的案件中，其中最著名的是Lochner，最高院驳回了一系列干预公民自由缔约权利的州法律。在Lochner中，最高院认定纽约州限制烘培店雇员每周最高工作时间的法律违宪，因为“在我们的判断中，这条法律作为一条卫生法律不必要也不恰当。” Lochner的反对法官们认为这条法律可以被视作对于烘培店雇员健康问题的恰当回应。多数法官的结论意味着我们的宪法必须接受一种特殊的美国大多数人都不接受的经济理论。正如Holmes大法官说的，“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实施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社会统计学》。”宪法并不是体现某一种特别的经济理论的。宪法的目的是所有有着完全不同见解的人们。我们认为一些见解或自然或熟悉或新颖或震惊并不能让我们直接得出这种见解是否违宪的结论。在Lochner之后的几十年中，最高院认定接近200多条法律妨碍个人自由，因此违宪。通常这些案中的反对法官都在重申“违宪的标准并不是我们认为法律是否符合公众利益。”Lochner及其之后的案例，让法官将自己的政策偏向上升到了宪法保护自由的地位上。我们不得不把法院看作是一个立法机关。终于，最高院认识到了错误，并且发誓不再犯错。我们后来解释道：“我们已经长久抛弃了这样的见解：即正当程序条款允许法院因立法机关的决定不明智而认定法律违宪。我们已经回到了原始的宪法理论，即法院不应越俎代庖，用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信念来代替立法机关的观念。”我们同样说道“我们并不是一个超级立法机关，我们也不应考量立法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规则是：法院并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法律不明智，或者不符合某种特别的理论，而认定此法律违宪。驳斥Lochner当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隐含基本权利理论，而最高院也没有这么做。但是为了防止Lochner这样的将个人偏好变为宪法要求的错误，最高院现代的实体正当程序理论强调了“司法自我克制”的重要性。我们的先例要求隐含基本权利必须是“客观并且深深植根于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并且“隐含于有规则的自由概念下，以至于如果这些权利被牺牲，那么自由和正义都不复存在。” 最高院在Glucksberg案中最清晰的指出了在认定隐含基本权利中，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许多其他案例也采取了同样的标准。对于历史和传统的依赖迫使我们不止局限于被挑战的法律。因为在此领域中标准存在之少，植根于历史的方法逼迫法院更加克制。突然剧烈的增加一个权利会使得此权利脱离自己的根系。在这个寻找隐含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唯一能够保证克制的方法便是“不断的坚持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社会基本价值的认识，以及对于联邦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敬畏。” B. 多数法官完全没有意识到上述的背景。原因很简单：他们对于实体性正当程序条款的侵略性的使用和我们数几十年的先例脱节，并且让最高院回到了Lochner时代没有原则的判决。 1. 多数法官的主题是：婚姻是令人向往的，上诉方向往婚姻。多数法官的意见描述了婚姻的极度重要性，并且强调上诉方并没有想要对此制度表示不敬。这些毋庸置疑。的确，上诉方以及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们的对于婚姻的向往正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转念支持同性婚姻。但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上诉方向往之真诚无关。当多数法官触及法律的时候，他们通常依赖讨论婚姻的基本权利的判例。但是这些判例并没有说任何想要结婚的人都有结婚的宪法规定的权利。而是要求州，在对于婚姻传统理解的制约下，解释对婚姻设置的壁垒。在Loving案中，最高院认定种族限制违宪。在Zablocki中，债务限制违宪。在Turner中，对囚犯的限制违宪。先例中没有一个涉及到婚姻的核心定义：一男一女的结合。Zablocki和Turner中被挑战的法律并没有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其中两方都未入狱。”Loving中被挑战的法律也没有将婚姻定义为“同种族中一男一女的结合。”去除婚姻的种族限制并没有改变婚姻的意义，正如去除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没有改变学校的意义一样。正如多数法官承认的一样，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在上述判例中，隐含了一男一女的关系。一言以蔽之，上述判例代表的是一个重要但具有局限性的结论：对于传统定义下婚姻的某些限制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判例并没有提及一种强迫州修改婚姻定义的权利，而这正是上诉方在本案中所需要的。上诉方和多数法官都没有列举一个判例支持此中宪法权利。这样的判例不存在，而这已经足够驳回他们的上诉。 2. 多数法官认为“还有许多其他的判例”涉及结婚的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他们似乎指的是基本隐私权利。在基本隐私权利的第一个判例中，最高院认定禁止使用避孕药的刑法违宪。最高院强调此禁令侵入个人隐私，使得警方可以搜查夫妇的神圣居所。最高院认为这样的法律违反了隐私最基本的含义：独处的权利。最高院在2003年的Lawrence案中同样运用隐私权利认定德克萨斯州的鸡奸禁令违宪。Lawrence案中，最高院认为针对鸡奸的刑法，正如针对避孕药的刑法一样，侵入个人隐私，进入到了最私人的人类行为，性行为，在最私人的地点，家中。 Lawrence和其他隐私权的一系列判例都并不支持上诉方所说的。和禁止避孕药和鸡奸的刑法不一样，这里的婚姻法并不涉及政府侵入私人空间。婚姻法没有创造任何的罪名，也没有施加任何的惩罚。同性伴侣可以自由的生活在一起，进行亲密行为，并且建立家庭。没有任何人因为现行的婚姻法而必须孤独终生。同时，这些法律也没有妨碍独处的权利。因此，隐私权的判例并不支持多数法官的意见，因为上诉方并不寻求隐私。相反，他们寻求的是对他们关系的公众承认，以及相应的政府福利。我们的判例一贯拒绝诉讼方打着宪法自由的幌子，向州政府要求福利。因此，虽然隐私权判例的确保护了同性伴侣之间的亲密行为，它们并没有提供一个正面的权利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婚姻，或者要求我们认定传统婚姻法违宪。 3. 也许意识到了先例对于他们论点的有限支持，多数法官放弃了最高院在Glucksberg中规定的对于隐含基本权利的审慎态度。多数法官今天的意见事实上逼迫我们驳斥Glucksberg，最高院最重要的实体正当程序的判例。只有一个判例支持多数法官今天的方法：Lochner。多数法官的意见开始提及上诉方“定义和表达他们的身份“的权利。多数法官后来解释道：“婚姻的个人选择权利隐含于个人自由独立的概念中。”这种对于个人自由的理解让我们回想起了Lochner中的“每个人个体自由的基本权利。” 公平的来说，多数法官并没有说个体自由是完全无限度的。他们所设的边界是和他们所谓的“理性考量”一致的，来源于他们对于“不公正的内涵”的“最新见解。”事实上，今天的决定完全基于多数法官自己对于同性婚姻支持的信念，认为“否认他们的权利会让他们作为一个人感到缺失。”不管这个论调在伦理学上是不是站得住脚，在宪法上来看，它的基础和Lochner中裸露的政策偏好毫无两样。多数法官意识到了今天的判例并不是第一次最高院被要求审慎的来决定一个基本权利。我们同意。最高院在Lochner溃败之后就意识到了对于隐含基本权利的审慎的重要性。今天，多数法官再次忘记了这点，将Lochner时代的巨大错误又重新犯了一遍。今天多数法官的意见很快产生的问题就是，州是不是可以保持婚姻是两个人之间结合的定义。虽然多数法官随机的把“二”这个数词家了进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二”这个婚姻的核心定义可以被保持，而“男女”的核心定义却不能。从历史和传统的角度来看，从异性变成同性的跨越比从两个人变成许多人的跨越更大，毕竟后者在世界许多文化都存在。如果多数法官愿意做比较大的跨越，很难看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小的那个跨越。我们会很震惊的发现，多数法官的大多数论断同样可以用在群婚上。如果“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结婚在一起的结合有着同样的尊严，”为什么三个人的就没有了呢？如果同性伴侣有宪法赋予的结婚权利因为他们的孩子会少一些意识到自己家庭缺失的折磨，同样的推断难道不适用于三个或者更多群婚的家庭么？如果没有结婚的机会是对于同性恋伴侣的不尊重，那为什么这样的剥夺机会对于群婚家庭就不是不尊重呢？我并没有想要在所有角度上等同同性婚姻和群婚。也许会有些区别使得两者变得不同。但是如果有的话，上诉方并没有指出这些不同。在口头辩论中，被问到群婚的时候，上诉方说因为州“没有这样的制度。”这正是我想说的：本案中的州同样也没有同性婚姻的制度。 4. 最后，多数法官提供了也许是判决中最清晰的见解。多数法官认为同性婚姻不会“对他们自己或者是对外界产生任何的伤害。”这个论点和Lochner再一次惊人相似。在Lochner时代和现在，伤害原则在哲学中比在法律中更多出现。在道德哲学中，将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放在社会法律制约之上是否吸引人值得争论。仅仅因为一个法官相信伤害原则就将此原则，打着“正当程序”的幌子，赋予特殊的道德、哲学或者社会意义是不足够的。在本案的问题上，的确有一种正当程序——民主程序。因此，法院必须跟随法律，而并不是某种社会理论。正如Friendly法官，跟随Holmes大法官在Lochner中说的那样，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实行Mill的《论自由》正如它没有实行Spencer的《社会统计学》。它也当然没有实行一种对于婚姻的观念。多数法官对于正当程序的理解给最高院的未来铺上了一层难熬的远景：如果一个经历了所有人类可记载历史的社会制度都不能阻挡司法政策制定，那什么可以？但是多数法官的方法对于法治同样危险。坚持所有隐含基本权利都必须植根于历史和传统的目的在于保证当未经民选的法官废除代表人民意愿的法律时，他们基于一些超越了他们自己想法的东西。最高院今天不仅忽视了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和传统，还积极的诋毁它，只愿生存在当下的世界中。我同意多数法官的观点，不公正的本质在于我们在当下不一定能看出来。正如上诉方所说的：时代可能看不清真相。但是如果看不清历史，这就是自负且不明智的。“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都不曾过去。” III. 在正当程序论点外，上诉方还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强制州承认同性婚姻。多数法官并没有认真对待此论点。他们对此的讨论，说实话，很难看懂。中心论点似乎是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之间存在着协同作用，因此一个条款的先例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另一个条款。除此之外，判决中没有任何接近最高院同样判决平等保护条款的案例中的分析。法学院的案例汇编中都明确的写着“现代最高院平等保护条款的分析基于手段—目标分析：法官询问政府的区分性标准是否与其所追求目的足够相连。”多数法官今天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写道：“正当程序条款下的权利和平等保护下的权利也许基于不同的理念，并不永远相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们都是相同的。在特定情况下，一个条款的解读可以认为更精确的阐释了另一个条款的解读。” 多数法官接下来草率的做出结论，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同样支持他们的判决。但是多数法官甚至没有写哪怕一句话，平等保护条款到底是不是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理由。但是不管怎样，本案中的婚姻法并没有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因为区分异性和同性伴侣与州“保持传统婚姻架构”的合理政府利益有相关性。我们同时需要意识到上诉方挑战的是哪些法律条款。虽然他们讨论了一些与婚姻相关的附带法律权利，比如探视权，但是上诉方诉讼的核心是总体对于婚姻的定义，而非那些特定的条款。依我来看，如果上诉方挑战的是一些附带法律权利，那么平等保护的分析可能有所不同。当然如果挑战的只是那些权利，我们也就不需要处理同性婚姻的问题了。 IV. 最高院的合法性最终建立于人们对于它判断的尊重。这种尊重来源于人们的感觉——以及事实——最高院在根据宪法和法律给出判决时谦虚而克制。多数法官今天所预想的最高院的角色，和谦虚而克制正好相反。不断的，多数法官赞美司法机关在带来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多数法官的心目中，是法院，而不是人民，应该创造“新的自由”，应该提供社会问题上的话语体系，应该保证中立的讨论，而非鄙夷的评论。最体现多数法官令人震惊的司法霸权的便是他们对于同性婚姻公众讨论的描述以及不屑。的确，多数法官承认在一边是数千年的不同文化的人类历史。但是在另一边，有着许多的诉讼，许多深入的地区法院判决，无数的研究、报告、书籍和学术论文，以及超过100份法院之友。为何我们要让此民主进程继续下去？现在就是凭借五个律师“更好的理解”，让最高院来决定婚姻的意义的时候了？建国的人们一定会看到多数法官对于最高院角色的认识感到吃惊。毕竟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为了自治的权利而奋勇斗争。他们从来都不会想到将此社会政策的决定权让渡给未经选举的法官。他们也不会对一个赋予法官基于讨论驳回立法机关政策决定的制度感到满意。“宪法并没有将立法或是行政机关放在一个电视答题节目参赛选手的位置上，如果时间到了他们还没答题，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去抢答。”正如去年多数法官在Schuette案中阐述的“假定选民们不能理智的做出选择是一种对于民主过程的践踏。” 最高院权力的累积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有代价的。多数法官很清楚这一点。在这里以及在很多地方，人们都在进行严肃和深入的关于同性婚姻的公共讨论。他们看到选民们仔细的思考同性婚姻议题，投同意或反对票，有时候改换主意。他们看到政治家们同样不断的去思考自己的立场，有时改换方向，有时坚持己见。他们看到政府和企业修改自己有关同性伴侣的政策，并且积极参与讨论中。他们看到了其他国家民主接受剧烈的社会变动，或者拒绝这么多。这样的民主思辨的过程让人们仔细思考一些他们之前都不会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当我们通过民主手段做出决定时，有些人当然会对于结果感到失望。但是那些失败的人们至少知道他们有自己的发声权利，并且因此，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甘愿接受这样的失败。同时，他们可以准备再次提出此问题，希望说服足够多的人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政府系统的工作方式。” 但是今天的最高院停止了这一切。通过宪法解决这个问题将此问题从民主决策中完全剥夺了。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终结民主进程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的。终结辩论会带来闭塞的思想。被阻碍发声的人们更加难以接受法院在此问题上的判决。正如Ginsburg大法官曾经观察到的：政治进程在移动着，也许并不足够快，但是立法机关正在倾听并且改变着。拙劣的司法干预只会带来，而不是解决，纠纷。的确，不管今天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多么的欢欣鼓舞，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永远失去的东西：一个真正获得承认的机会，这种承认只能来自于说服其他公民他们的提倡的争议性。正当改变的清风轻抚过他们的发髻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切。在创造权利这件事情上，联邦法院一贯很笨拙。联邦法院的宪法权力仅限于解决具体的纠纷；他们不像立法机关一样可以解决人们的各种隐忧以及预判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今天的判决，就提出了许多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许多正派好人从宗教的角度反对同性婚姻，而他们的宗教自由的权利——和多数法官想象出来的婚姻权利不一样——是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的。对于宗教信仰的尊重驱使在每一个民主实行同性婚姻的州的选民和立法机关都同时实行了对于宗教活动的特殊照顾。但是多数法官今天的同性婚姻的判罚却没有任何此类的特殊照顾。多数法官暗示道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继续鼓吹并且教授他们的婚姻观。但是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却是人们“行使”宗教的自由。不幸的是，“行使”并不是多数法官用的词。当行使宗教的自由和新创造的同性婚姻的权利冲突时，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比如，当一个教会学校只向异性结婚双方提供住宿，或者当一个宗教收容机构拒绝同性伴侣收养小孩时。毋庸置疑，这些问题很快就会出现在最高院面前。不幸的是，有信仰的人很难从今天多数法官的判决中得到任何安慰。也许今天判决最令人沮丧的一点便是多数法官对于辩论对方的攻击。多数法官虚伪地说道他们不会贬低那些因为良知不接受同性婚姻的人。但是紧接着另一句，他们便说传统婚姻定义的必然后果便是贬低同性伴侣。这样的不一发生了很多次。根据多数法官的意见，那些只不过是信仰我们全部的历史中对于婚姻的定义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数千万投票支持传统定义的美国人们——他们贬低，鄙视，并且给他们的同性恋邻居们带了尊严上的伤害。这样的攻击会在社会，在法庭上都产生严重的后果。多数法官即便可以认定宪法保护同性婚姻的权利，也不应该把每一个不持有多数法官的“更好的理解”的人归结为顽固派。在所有这些面前，我们可以构想一个完全不同的最高院的职责。这个构想更加的谦逊和克制。这个构想怀疑法官的法律能力同样代表着他们的道德和哲学能力。这个构想意识到法官是非民选的，因此他们的合法性依托于他们自我的限制。这个构想更加符合历史的经验，以及大法官们越界给最高院和国家带来的问题。这个构想并不自负，不会认为一个全世界各地的人数千年所认定的一个社会制度，只在一朝一夕，就会被现在这一代，就会被最高院，瓦解。 * * * 如果你是赞成同性婚姻的美国人，不管你是什么性向，请庆祝今天的判决。庆祝你们终于达成了一个渴望已久的目标。庆祝你们获得一种新的表达忠诚的方式。庆祝你们所获得的新的福利。但是请不要庆祝宪法的成功。宪法和同性婚姻完全无关。我持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