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华裔富商苑刚（Gang Yuan，译音）被杀及分尸案审讯过程昨日大致完结，控辩双方已经宣读各自的结案陈词，惟被告赵利（Li Zhao，译音）的律师对检控官的陈词尚有回应，需要安排下星期五（3月22日）向法官作简短的补充陈词。  苑刚被枪杀及肢解案审讯过程昨日大致结束。  赵利。  苑刚  苑刚分尸案自2017年5月首日开审，昨日终于基本上告一段落，检控官Adrienne Lee结案陈词时除了继续力证赵利是有目的杀死苑刚外，更垮隼方传召的证人、即西门菲沙大学法证心理学家Robert Ley的证词出现「严重漏洞」，请求主审法官舒尔特斯（Terence Schultes）只将有关证词的少部分作为判决考虑因素，甚至完全不作考虑。 Lee继续反驳辩方律师唐纳森（Ian Donaldson）指被告在被苑刚挑衅下才杀人的说法，表示赵利在案发当日拿著枪支叫苑刚「勿动！勿动！」，要向苑刚证明自己不是「懦夫」和决心保护自己的女儿赵一铭（Yiming Zhao，译音），给苑刚一记「枪口下的教训」（gun-point lecture），这证明赵利当时拥有「高度自我控制」能力，并非如唐纳森所说的惊惶失措和突然不知不觉开枪击毙苑刚。此外，Lee说当日苑刚已经倒地「没有作出任何事」，因此赵利由辱骂苑刚为「畜牲」到拿枪走近苑刚「威胁」他等一连串动作都并非在苑刚挑衅下作出，而是赵利「自我挑衅」（self-induced provocation），主动引起与苑刚的冲突。 Robert Ley撰写心理评估报告时表示赵利是出于「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反应而向苑刚开枪并将其肢解。Lee重覆去年审讯时向法官提出的质疑，垮jey以赵利不谙英语为由而没有为他进行任何心理测试，整篇评估报告内容只以六次与赵利的访谈为依据，欠缺解释疑犯行凶时心理状态的多个对立假设（alternative hypotheses），在方法论上出现严重错漏。她亦质疑Ley在知道赵利在访谈中有关向苑刚开枪的陈述与向华裔警员Wilson Yung所落的口供有出入后，没有就这些出入质问赵利，形容Ley犯上「令人震惊的错误」。Lee在法官询问下承认以Yung警员的证词作为判断其他人士证词准确度的依据。 唐纳森随后向法官反驳Lee的分析方法，指她只是著眼于赵利证词中的片言只语而没有著眼于大局，并指即使赵利在案发当日的伤势不如苑刚，但这并不代表赵在一连串事态发生时没有受到心理「创伤」，就像撞车后即使没有受伤也会因被惊吓而全身发抖。对于检控官指称赵利证词反覆，唐纳森形容有关说法对被告「有欠公允」， 承认即使他自己也有可能无法准确记起曾经发生的事。 此外，唐纳森请求法官「谨慎审视」控方传召的证人、皇家骑警刑事鉴证部门血[型态分析师柯克尔（Diane Cockle）的命案现场血迹分布情况供词，表示供词内容无法说明血迹来自何人。 赵利昨日出席审讯时细听传译员传达的检控官陈词，抄下多页笔记，在审讯完毕时经庭警检查笔记后，带同结案陈词副本离开审讯室，期间向唐纳森和传译员点头微笑道谢。

据微信公众号“杭州日报”3月8日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19年3月8日，杭州中院依法对20余年前作案的“淳安系列强奸案”罪犯钱财桂执行死刑。 　　26年间，妹妹的意外死亡，胡建华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和妹妹的最后一面，还是她遇害前不久，妹妹刚来和哥哥商量完自己的婚事。彼时，她已怀有两个月身孕，却在清晨被人发现衣不蔽体死在党校门口石阶上。 　　匪夷所思的是，几个月后，当地又发生了一起强奸未遂案。这两起案子，曾令当地人谈之色变...... 　　党校门口惊现女尸 　　1993年11月22日，最早发现“兰”遇害，是几位早起的晨练者。 　　在淳安县委党校门口的石阶上，她衣不蔽体地躺在角落里，已无气息。时任淳安县公安局副局长余樟春接警后马上赶到了现场，“天还是黑的，是那年淳安最冷的一天，霜冻很严重，被人发现的时候 ，大概5点多钟，现场场面很难看，随后也马上定性为强奸杀人案。” 　　 案发现场 　　在当时不到4万人口的淳安县城，这起恶性强奸杀人案件迅速发酵——因为县委党校地处淳安闹市，众多赶早的过路人成为不同时段的目击者。一章姓公务员回忆称，“我那时还是初三，早上上学就看到路上有血迹，到党校门口越来越多，再往上看，就看到一块白布像盖着东西，还有很多警察站着，从此以后，学校就规定 ，放学回家必须男生陪着。” 　　 　　 阴影处为抛尸点 余樟春回忆称，淳安县城不大，这个案子发生后，影响很大。很多女工，在开发区罐头厂、丝绸厂上夜班的，一个人不敢上下班，要男人陪着。 　　不过，在杂乱的案发现场，余樟春他们尽最大可能收集了毛发等物证，这也成为当下钱某某在案发20多年后落网的关键所在，“勘查工作非常细致，因为技术原因，还把毛发等物证送到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沈阳刑警学院去比对DNA，但当时没有结果。” 　　躲过死劫的遇袭者 　　“兰”遇害后，淳安警方不断扩大排查范围，从开始的开发区扩展到码头，以及以千岛湖镇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周边的威坪镇等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次年的3月25日，于淳安技校附近，同样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未遂案，而案发地距离党校，不到300米路程。 　　 第二起案件案发地技校门口 　　这在当地引起恐慌。一时间，镇上女性都心生恐惧，害怕夜间单独外出”——“侥幸”的是，当年已经47岁的受害者张女士，在被性侵后躲过了死劫。 　　据办案民警分析称，她是被从后面用绳索勒住了脖子，随后遭到性侵， 可能施暴者认为她已经死了，就这么躲过了死劫——尽管如此，张女士在后半辈子并不好过，街坊邻居说，“事发后，好几年没看到她出门”。 　　而在2016年2月，未见案件昭雪的张女士，已经辞世。 　　 　　20多年间，淳安县公安局局长换了八任，却始终未放弃对这两起陈案的追凶。 　　2017年1月6日，淳安县公安局专案组民警在DNA样本检测时发现 ，淳安其中一脉姓氏族群有作案嫌疑，并在随后的1月13日晚间，确认了钱某某个体样本与案发现场提取检材完全吻合。 　　 　　打工者“钱某某” 　　犯罪嫌疑人钱某某是2017年1月14日上午10时许，在淳安县威坪镇被抓获的，而此时，他和另外一名女工，在威坪大桥铺设人行道地砖。 　　 　　 被抓捕前的嫌疑人 　　——“为什么抓我？” 　　——“干过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清楚。” 　　听到这一句，戴着白帽子的钱某某面部僵硬，一言不发，不到1米67的身高，蜷着更显矮小。 　　已经50岁的他，终于没有逃出自己24年前的“犯下的孽”——在随后的警方侦查中发现，钱某某在1990年已经结婚，案发后逃至杭州、安徽歙县等地，有些时候，也出现在淳安县城，直至在老家打工时落网。 　　新闻发布会上，淳安警方通报称，“钱某某在案发后一直比较隐忍，在村里也舍得吃亏，没犯过什么事，给侦查带来了难度。” 　　在得知24年前的强奸杀人案已经告破，余樟春说，“在当时没有破案，压力是非常大的，一直记挂着这个案子。这次淳安公安局总算为受害者昭雪了，听着高兴，大快人心。” 　　“钱某某”被抓获的消息，也让淳安警队非常“振奋”，一位陈姓老民警说，“这是我们多年的一个心结，案子破不了，总觉得抬不起头，对不起老百姓，好在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就觉得有希望，也一直在努力。” 　　哥哥：妹妹被害前已有身孕 　　正义终不缺席 　　这么多年，哥哥胡建华心里难受时，就给妹妹写信，然后烧给她，并安慰自己，案子一定会破的——淳安前后八任公安局长，他都去找过，对方也和他说，案子，一定会破的。 　　现在想回去，胡建华见过妹妹的最后一面，是1993年11月20日，她从千岛湖镇坐渡轮回来，和家里人商量结婚的事情——原本，她的婚礼定在1994年元旦，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她在纺织厂做工，本来要凌晨一点才下班的，可能那天晚上太累了，就提早下班了，”——而据淳安警方侦查推测，“兰”遇害时候，大致在11月21日晚间的11时前后，而在排查过程中称，“附近淳安县委招待所的人，听到外面有人喊叫，以为是打架，没有下楼看。” 　　 　　 胡建华的感谢信 　　 据淳安警方透露称，当时，“兰”后脑勺被硬物击中，失去反抗和呼救能力，随后被加害——但不管如何，胡建华还特意写了封一人多高的感谢信，想送到公安局——用来写字的红纸，是他特意去镇上买的，“我还要告诉已故父母，被害的妹妹，是人民公安为我们报仇雪恨，让你们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凶手曾上诉，最高院复核：死刑 　　2017年11月2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钱财桂强奸案公开宣判，以强奸罪判处钱财桂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钱财桂使用暴力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被害女性发生性关系，并致1人死亡、1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钱财桂所控罪名成立。 　　被告人钱财桂曾于1984年3月至5月，在淳安县城区趁夜多次猥亵妇女被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1989年刑满释放后，又在该城区连续针对深夜独行女性施暴，造成被害女性死伤，作案后潜藏二十余年逃避侦查，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极大，依法予以严惩。被告人钱财桂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适用期间实施强奸犯罪，应适用作案当时法律。 　　据此，杭州中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钱财桂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钱财桂提出上诉，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以强奸罪，判处钱财桂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国外媒体报道，华为宣布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后，已经向德克萨斯州东部地区美国地方法院提交起诉书。华为在起诉书中将美国总务署署长艾米丽·韦伯斯特·墨菲（Emily Webster Murphy）、美国劳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Alex Azar II）、美国教育部长贝齐·狄维士（Betsy DeVos）、美国农业部长索尼·柏都（Sonny Perdue）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罗伯特·威尔基（Robert Wilkie）一并列为政府方面被告。 #Huawei is suing U.S. government? Good. Can’t wait until discovery phase so world can see how they cheat,steal & spy for govt of #China. Ironic that Chinese company using a legal process in U.S.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t use in China. https://t.co/qsd0vfj0fw — Marco Rubio (@marcorubio) March 7, 2019 // 华为在起诉书中指出，原告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典》第28编第1331、2201和2202节提起诉讼，申诉《约翰·s·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违背美国宪法。其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和服务列为规定“涵盖的电信设备或服务”，并据此限制执法机构、联邦政府承包商，联邦贷款和拨款接受者采购和使用此类设备。华为同时也寻求解除相关禁令。 以下为华为起诉书原文： 原告： 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 美国政府、美国总务署署长艾米丽·韦伯斯特·墨菲（Emily Webster Murphy）、美国劳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Alex Azar II）、美国教育部长贝齐·狄维士（Betsy DeVos）、美国农业部长索尼·柏都（Sonny Perdue）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罗伯特·威尔基（Robert Wilkie） 申诉 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或华为）根据《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典》第28编第1331、2201和2202节提起诉讼，申诉《约翰·s·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违背美国宪法。其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和服务列为规定“涵盖的电信设备或服务”，并据此限制执法机构、联邦政府承包商，联邦贷款和拨款接受者采购和使用此类设备。原告同时也寻求解除相关禁令。 初步声明 1.美国宪法制定者对可能存在滥用立法权问题倍感关注。他们认为“立法部门的活动范围无所不在，把所有的权力都拉进它的浮躁漩涡”，因此“立法部门的野心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公众应该放纵他们所有的嫉妒，用尽他们所有的预防措施。”——以上摘自《联邦党人文集》第48号(詹姆斯·麦迪逊)。因此，宪法制定者只赋予国会有限的立法权清单;并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对这些权力进行了分配；严格按照程序行使这些权力;并将行政权和司法权授予政府独立的分支机构。 2.宪法制定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立法机关会利用其手中权力针对特定个人行使不公正待遇。宪法制定者认为，如果立法机关本身能够“不经行政机关或法院的审判”就对特定人实施制裁，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安全，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可能成为某个盛行派系的无辜受害者。”（摘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论文》第485-86页，哈罗德·C·塞勒特编，1961-1979）。 因此，即使制宪者以其他方式赋予国会所罗列的立法权，他们也禁止国会利用这些权力颁布剥夺公权法案，从而对立法机关认定的特定个人施加惩罚。 此外，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宪法制定者禁止立法将特定的人单独列为剥夺自由的对象。最后,依据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三权分立，宪法制定者禁止颁布仅适用于个案规则这种形式的立法。 3.《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相关规定违背了美国宪法。特别是第889条专门针对原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原告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第889条点名指出华为的名字，立法裁定华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关联，不仅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指定的华为设备和服务，而且不得与购买或使用华为设备服务的第三方签订合同或提供赠款、贷款，且不论该设备或服务是否对美国政府有任何影响或与之相关。这些禁令的实际和预期效果是禁止华为进入美国电信设备和服务市场，对华为造成直接和持续的经济，竞争以及声誉损失。 4. 第889条给华为施加了这些永久性负担和制裁，却没有给它一个公平的听证会，也没有给华为提供反驳指控的机会，更没有机会让华为避开。该法规明确规定，这些涵盖广泛的禁令和制裁只适用于华为和另一家指定实体。相比之下，该法令授权国防部长在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决定其他实体是否属于或受控于中国政府，或者以其他方式与之相关，并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决定是否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 该法规规定，如果美国官员发现，有关特定实体的既定事实发生了变化，他们有权改变其决定。但这些官员对华为没有这样的自由裁量权：即使这些官员最终发现华为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也不会取消针对华为的禁令和制裁。简而言之，第889条将华为列入了黑名单，并禁止它进入美国电信服务市场的重要领域，而这一切决定都没有给华为一个公平的听证机会，让它能够获知针对它的指控，并对指控做出申辩。 5. 据此，《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至少违反了三项宪法规定:它违反了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单独对华为进行惩罚——将其列入黑名单，损害其声誉，否定其对遵守美国法律的具体承诺，并否认华为可以通过任何程序争取清白并避开制裁。第889条还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选择性地剥夺了华为的自由——严重限制华为的商业自由，给华为打上了中国政府工具的烙印，声称其对美国安全带来风险，并拒绝给予华为任何反对指控的法律权利。 此外，第889条违反了归属条款（Vesting Clauses）和由此产生的立法三权分立——美国国会裁定华为所谓“有罪”，而不是让美国行政机关和法院裁定任何此类指控。 6.从实际情况看，第889条对华为以及另一家公司的关注显然是基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国籍地，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第889条允许那些在中国拥有广泛业务、与中国政府签订合资协议的制造商继续把设备卖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承包商以及政府赠款贷款接受者,而单单对华为这家私营企业以及另一家实体进行不利对待。 此外美国政府本身也认识到，由于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世界上几乎所有电信设备制造商都面临网络安全风险。然而，第889条并没有解决这些全球供应链风险。因此，如果第889条的核心目的是防止中国制造设备被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使用，那么该条款在表面上其实是无效的。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还过于宽泛，因为即使华为的设备或服务不用于支持政府相关职能，其也禁止使用或购买华为的设备和服务。 7. 简而言之，第889条不仅违反了美国及其公民的经济利益，在保护美国安全利益方面毫无作用，而且违反了美国宪法。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及服务提供商，能够以比其他同业公司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先进的设备，并且业务覆盖了世界和美国市场中其他提供商服务效率较低或根本没有服务的地区。没有华为的设备和服务，美国消费者，特别是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消费者将无法获得最先进的技术，并将面临更高的服务价格和竞争明显减弱的市场。特别是在5G移动服务领域，美国消费者将减少最先进网络的接入机会，并遭受服务质量低下的痛苦。 与此同时，华为的设备和服务受到先进安全程序的制约，在全球使用华为设备和服务的170多个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记录有后门、木马植入或其他故意的安全漏洞。此外，尽管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着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全面供应链战略和规则来解决的真实风险，但将华为等特定企业列入黑名单无助于合理有效地解决风险。如前所述，华为确实是一家由私人董事会控制的私营公司。 虽然法庭没有权力来保护公众免受《国防授权法案》欠考虑条款所带来的方方面面影响，但有义务保护华为和其他实体免受违宪行为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华为的惩罚，对华为公平听证权利的剥夺，同时对宪法赋予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指控及裁决权的剥夺。原告在此敬请法院宣布《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违宪，并禁止执行其中违反宪法的个别内容部分，同时保留《国防授权法案》的所有其他方面，以及第889条本身的其余内容。 当事人 A原告 8. 原告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美国）是一家依据德克萨斯州现行法律组建的公司，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坦尼森大道500号5700。 9. 原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是一家成立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有限责任公司，总部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华为工业基地。 10. 原告华为美国和华为技术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为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属于关联公司。此外，原告华为美国是原告华为技术的间接子公司。 11. 华为投资是中国实体，公司总部设在中国深圳华为工业基地。 12.华为投资是一家由员工全资拥有的民营企业。该公司的直接股东包括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依据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的公司员工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截至2019年2月，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员工9.7万余人。任正非所持股份仅占华为总股本的约1.14%。 B被告 13. 美利坚合众国是基于美国国会制定《国防授权法案》所采取行动的适当被告 14. 被告艾米丽·韦伯斯特·墨菲（Emily Webster Murphy）是美国总务署署长。其以公职身份被起诉。 a.被告墨菲领导的美国总务署为联邦政府提供集中采购服务。美国总务署的职责包括起草和管理《联邦采购条例》，该法规适用于所有行政机构的采购，但有一些例外情况。《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指导联邦行政机构负责人就政府合同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包括受《联邦采购条例》约束的合同。 b. 《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墨菲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美国总务署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总务署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任何贷款或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墨菲列为被告。 15. 被告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是美国劳工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阿科斯塔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劳工部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相关实体的合同工；以及美国劳工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贷款或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阿科斯塔列为被告。 16. 被告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Alex Azar II）是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阿扎尔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关于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贷款和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阿扎尔列为被告。 17. 被告贝齐·狄维士（Betsy DeVos）是美国教育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狄维士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关于美国教育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教育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贷款和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狄维士列为被告。 18. 被告索尼·柏都（Sonny Perdue）是美国农业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柏都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关于美国农业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农业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贷款和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柏都列为被告。 19. 被告罗伯特·威尔基（Robert Wilkie）是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威尔基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向使用华为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发放的贷款和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威尔基列为被告。 20.被告戴维·L·伯恩哈特（David L. Bernhardt）是美国内政部代理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伯恩哈特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美国内政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内政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发放的贷款或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伯恩哈特列为被告。 宪法规定 21. 这一申诉依据是美国宪法《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 Clause）、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以及宪法《归属条款》（Vesting Clauses）和由此产生的三权分立。 22. 《剥夺公权法案》条款规定:“不得通过……剥夺公权的法案。” 23. 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规定:“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24. 宪法《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三权分立只授予国会有限的、已列举的“立法权”，并将“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授予总统和法院。 司法管辖权和地点 25. 根据《美国法典》第28编第1331节，本法院拥有司法管辖权，因为该诉讼是根据美国宪法提起的。 26. 法院有权根据《美国法典》第28卷第2201节《确认判决法》（Declaratory Judgment Act）、第5卷第702节及法院权力对相关内容作出宣告并解除禁令。 27. 根据联邦普通法，一方可以起诉“禁止……违反宪法的行为”，并且不需要放弃主权豁免，因为主权豁免权不适用于这种情况。此外根据《美国法典》第5卷702节，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主权豁免权。 28. 根据《美国法典》第28卷第1391节，本起诉的司法管辖权行使地点是正确的。因为美国政府以及以公职身份行事的美国行政机构官员是被告,而原告华为在美国的主要营业地点在该地，也就是华为美国的普莱诺总部位于该地区。本起诉不涉及不动产。 事实指控 一、华为背景 A.华为技术概述 2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其于1987年成立于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首批经济特区之一。 30.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由其创始人和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的员工共同拥有，并由其董事会控制，董事会的17名成员都是没有在中国政府任职的普通公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华为投资没有中国政府的所有权。 3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路由器和网络层交换机，能够对用户数据流量进行路由或重定向。 B.华为美国概述 32. 原告华为美国雇佣了大约250名员工，为85家现有美国有线和无线运营商、美国公司、学校和其他机构在内的众多企业客户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和服务。 33. 华为美国公司设立了一个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均未在中国政府担任任何职务。华为美国公司董事会负责监督和管理公司业务，并制定由公司高管执行的政策；批准和指导华为美国公司的高管；执行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提名、聘任、解聘、考核高级管理人员。 34. 华为美国市场销售的产品包括路由器和网络层交换机，能够路由或重定向用户数据流量。 二、美国政府对全球网络安全的调查 威胁 35. 美国政府20多年来一直在采取措施识别和降低网络安全风险，特别是供应链风险。 a.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了一项指示，阐释“美国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连续性和可行性的政策”，比如说消除电信网络应对物理和网络攻击的脆弱性。 b.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FISMA)，要求制定联邦信息系统安全的最低标准。（见《美国法典》第40卷第11331节）根据《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制定了两个标准，其中一个于2009年出台，特别要求政府机构采取措施保护其供应链。 c. 2003年，美国政府发布了第一个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该战略将电信视为关键基础设施，政府必须保护其免受网络攻击。（见《白宫网络安全战略》） d.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起“国家网络安全综合倡议”(CNCI)，呼吁制定“详细的战略和实施计划，以更好地管理和减轻供应链漏洞。” e. 200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进行一项审查，以便制定一项协调和整合政府应对网络风险的计划和活动的战略框架。（见《白宫简报:网络空间政策评论》）该报告承认，“全球范围内新制造、设计和研究中心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通过微妙硬件或软件操作颠覆计算机和网络可能性的担忧”，并呼吁“采取广泛、全面的风险管理方法……而不是大规模排斥外国产品和服务。（见《白宫网络政策评论》，2009年5月29日） f. 2009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了该报告的建议，随后将“国家网络安全综合倡议”细化为12项倡议，其中一项倡议呼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源自国内和全球化供应链的风险……以战略性和综合性的方式解决产品、系统和服务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问题。在这一倡议中，总统认识到“管理这一风险将需要对与采购决策相关的威胁、漏洞和后果有更高水平的认识；开发和使用工具和资源，从而在技术上和操作层面降低贯穿产品生命周期(的风险；制定反映全球市场复杂性的新采购政策和做法；与业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制定和采用供应链和风险管理标准及最佳实践。” g.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负责人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网络威胁对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有关网络威胁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是解决“与美国网络IT供应链相关的高度复杂漏洞”。 克拉珀于1月31日晚7点至8点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发表了一份关于美国情报机构全球威胁评估记录的非机密声明。 h.2018年，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发布了新版网络安全框架，对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各个组织如何评估和管理网络供应链风险提供进一步的指导。该框架解释说，降低网络供应链风险的步骤可能包括确定相关供应商的网络安全要求，通过合同等机制制定要求，并验证要求正在通过各种评估方法得到满足。 i.同样在2018年，美国国土安全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供应链工作组，以“研究和制定一致行动建议，以应对识别和管理与全球ICT供应链和相关第三方风险相关的关键战略挑战”。该工作组“旨在关注通过政策举措和创新公私伙伴关系机会管理战略风险的近期和长期解决方案”。 j.此外2018年12月，国会通过了《安全技术法案》，总统签署了《2018年联邦采购供应链安全法》。这一法案提供了相关标准和规则，用于识别、评估和降低任何全球供应商对政府构成的供应链风险。它还为可能被排除在采购之外的供应商提供了一系列程序保护，如通知、申诉和司法审查。 36. 在采取第35条所述的措施时，行政部门(偶尔也包括美国国会)认识到供应链是全球性的，但并没有声称、假装或暗示网络安全风险可以通过仅针对特定公司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而得到有效解决。相反，正如NIST所解释的，来自任何地方(国内或国外)的信息和通信科技产品或服务都可能存在漏洞，这可能为供应链的妥协提供机会。 37. 与这一做法相一致，专家们已经认识到，全球化电信供应链是复杂的、动态的，而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累积供应链，而不是碰巧出现在最终产品上的供应商。因此，除其他措施外，确定风险需要对开发和制造特定设备、组件和软件的公司进行个体化分析，包括开发和制造工作在哪里完成，制造工作安排(例如与国有企业合资亦或是由全资子公司完成），以及外国政府或其他恶意行为者给这些引入后门或其他漏洞的因素。 38. 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风险，华为以外的电信公司归中国投资者所有，许多其他公司在中国也有生产设施，并嵌入从中国进口零部件，使用由中国程序员编写的软件，或者与中国存在其他联系。举例来说，两家大型电信公司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合资企业，并在中国制造设备。在中国经营或与中国政府建立合资企业的电信设备行业中的非中国公司，也要受中国法律和监管机构的约束。 39. 尽管行政部门(偶尔还有美国国会)认识到全球供应链风险的广泛性和相互关联性，但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国会在这一领域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个别公司的不利待遇上，而这种方式未能反映全球供应链的分散性质。美国国会不是集中精力发展行政部门建议的“广泛、全面的风险管理办法”，而是选择“大规模谴责”行政部门所警告的特定“外国产品和服务”。这种有针对性的谴责是基于对某些外国公司的毫无根据的恐惧，而不是基于证据和事实。 40. 事实上，尽管(如上文所述)还有其他由中国投资者拥有或在中国运营的科技公司，但近几年来，美国国会专门针对华为进行了特别审查，并采取了不利行动，理由是据称华为存在未经证实、基本上未被阐明的担忧。 41. 早在2010年10月，四名美国国会议员就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递交了一封信，要求提供有关FCC保护美国电信网络安全的计划。信中断言，华为和另一家中国公司中兴通讯正在“积极寻求为美国电信基础设施提供敏感设备”。信中继续称：“美国国会议员对此非常关切，因为这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 42. 鉴于国会的上述担忧，华为在2011年2月发出的公开信中承诺：“对美国当局认为必要的任何调查保持开放态度，并与所有政府机构透明地合作。”当时，华为表示，对美国保持公平和公正充满信心。该公司还称，它“相信任何彻底的政府调查结果都将证明华为是一家正常的商业机构，仅此而已。” 43. 2011年初，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决定：“在没有对华为的企业活动进行全面调查的情况下，美国不能信任其在美国电信网络中使用的设备和服务。” 44. 作为回应，华为在2012年2月向美国国会提供了美方对其高管进行的“广泛采访”。HPSCI报告称，8名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华为位于中国深圳的企业总部会见了华为高管，包括华为全球安全官约翰·萨福克(John Suffolk)，还参观了华为的总部，评估了公司的产品线，并参观了一家大型制造工厂。华为轮值首席执行官、董事会秘书、其他公司高管以及前任和现任员工也参加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座谈”。 45. 2012年5月，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众议员德文·努内斯（Devin Nunes）、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荷兰·鲁珀斯伯格(Dutch Ruppersberger)以及亚当·希夫(Adam Schiff)，在香港会见了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 46. 2012年9月13日，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在国会举行听证会，华为代表出席作证。 47. 2012年10月，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发表了HPSCI报告。在报告中，该委员会承认，它“无法证明”华为存在不当行为。尽管如此委员会坚称，华为也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它未能“提供更多细节来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便缓解美方对安全的担忧”。 48. HPSCI报告特别指出，华为设备和服务构成的所谓安全威胁应归咎于华为与中国政府的所谓密切关系，以及华为被指控可能控制的潜在威胁。但报告中没有提到任何证据能证明，华为制造的任何设备或提供的服务曾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49. 此外，尽管缺乏实际证据证明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更不用说华为从事“不法行为”或其设备和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报告依然建议，“美国政府系统，特别是敏感系统，不应包括华为设备或部件”，当然，“政府承包商，特别是那些为敏感的美国项目工作的承包商，也不应该在他们的系统中使用这些设备”。 四、2019 NDAA 50. 从2012年到2017年间，美国没有采取任何法定行动来执行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51. 然而在2017年，尽管缺乏对华为不利的证据，也无视行政部门提出的采取“广泛、全面的风险管理办法”的建议，美国国会颁布了一项法定条款作为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组成部分，该条款禁止美国国防部使用指定的华为设备执行“国防部的核威慑任务”，或“国防部的国土防卫任务，包括弹道导弹防御”。 52. 2018年1月9日，美国众议员K·迈克尔·科纳韦（K. Michael Conaway）和利兹·切尼（Liz Cheney）提出了第4747号提案，该提案旨在阻止所有联邦机构的负责人采购、获取或与任何使用华为生产的特定电信设备的实体签订合同。 53. 2018年2月7日，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约翰·科宁（John Cornyn）和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在参议院提出了类似的第2391号提案。 54. 2018年4月13日，美国众议员迈克·桑伯里（Mac Thornberry）和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提出了5515号提案，该提案最终成为2019 NDAA。 55. 2018年4月18日，当这些法案悬而未决时，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华为和中兴都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他们想方设法进入美国市场的目的是窃取我们的私人数据和知识产权。” 56. 2018年5月15日，当美国众议院下属军事委员会将第5515号提案提交给众议院全体议员时，里面包含了与第4747号和第4747号提案类似的提议。 57. 2018年5月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9 NDAA的初步版本。该法案包括了一些空谈和不受支持的“结论”，比如华为“受国家影响”，并“与军方保持密切联系”。 58. 2019 NDAA法案提出的调查结果被纳入了HPSCI报告，即建议美国政府及其承包商都不应该与华为合作。 59. 与此同时，该法案建议要求各政府机构提交详细计划，包括他们计划如何应对白标技术对其供应链的影响，从而使最初的技术制造商不能很容易地被预订者或用户发现。 60. 2018年6月4日，美国参议院收到众议院转来的法案。 61. 2018年6月13日，科顿参议员在参议院表示:“这些公司(即华为和中兴）已经证明，他们自己当前是不值得信任的。我认为，应该把他们赶出去，禁止它们在美国做生意。” 62. 科顿在协助提交第5515号提案时称:“这是美国对华为和中兴采取的第一次真正、具体的行动，但我和本会议厅的参议员认为，判处‘死刑’才是适当的惩罚。” 63. 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补充说：“中兴和华为与政府长期以来都保持着密切关系。” 64. 2018年6月，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也曾表示，“我们应该把华为赶出去。华为是个‘特洛伊木马’，不应该以任何身份在美国做生意。” 65. 2018年6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5515号决议，并召开会议，就法案达成共识。 66. 2018年6月20日，美国国会正在审议2019 NDAA时，参议员科顿、卢比奥以及众议员科纳韦、切尼以及鲁珀斯伯格等人致函谷歌，表达了对其与华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表示担忧，称这种合作关系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风险”。 67. 2018年6月27日，美国众议员鲁本·加莱戈（Ruben Gallego）谴责“中兴和华为”，称它们为“中国的两个坏苹果”，并指出“美国两党对此达成共识”。 68. 2018年7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NDAA的最终版本。众议员史密斯对该法案针对华为实行的“严格限制”表示欢迎，确保该公司不能与美国政府或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做生意。 69. 2018年8月1日，NDAA的最终版本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70. 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总统签署2019 NDAA，使其正式成为法案。 71. 2019 NDAA第889条案文规定，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华为的设备或服务，禁止与使用华为设备或服务的实体签署合同，禁止联邦机构拨款或者贷款用于采购华为的设备或服务。第一条禁令自2019 NDAA颁布之日起一年后生效，第二和第三条禁令自颁布之日起两年内生效。 72. 这些禁令适用于行政部门所有机构的负责人。 73. 这些禁令禁止华为在大量设备和服务方面寻求或赢得与联邦政府相关的业务合同，即使是与国防、信息安全或国家安全没有重大关联的机构，如农业部内的国家农村发展委员会、内政部内下属印第安人事务局或鱼类与野生动物局。 74. 除了禁止华为为联邦政府提供设备或服务，这些禁令还暗含第二层禁令，实际上剥夺了华为向数以千计的私营企业出售其设备和服务的资格。具体地说，第889条禁令实际上禁止华为寻求或赢得与联邦承包商或接受联邦拨款/贷款机构有关的大量业务。 75. 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授予的合同总价值约为4396亿美元。鉴于这个市场的规模，迫使华为的客户在购买华为设备和在联邦合同市场上竞争之间做出选择，相当于是阻止华为完全不能与联邦承包商做生意，但这就华为而言设备。 76. 即使联邦承包商与国防、信息安全或国家安全无关的机构签订了合同，第889条禁令也适用。虽然法规中有一项单独的条款针对某些公司提供的视频监视设备，“以确保公共安全、政府设施安全、关键基础设施的实体安全监视和其他国家安全目的”，但此处所涉条款不包括这种“国家安全目的”限制。例如，从表面上看，第889条禁令将有效禁止与内政部下属印第安事务局或土地管理局或与小企业管理局签订合同的联邦承包商使用“规约”所涵盖的华为设备-即使这些机构也没有安全职能。 77. 此外，作为超越范围的一个特殊例子，即使联邦承包商将法规所涵盖的华为设备或服务用于与履行政府合同无关的职能，第889条禁令也适用。例如，如果一家电梯公司购买华为电信设备供其办公室使用，第889条禁令将有效地阻止它与农业部签订修理电梯的合同，即使办公室的设备与电梯维修合同的履行无关。 78. 除非有个有限的豁免条款，NDAA禁止采购和使用华为指定电信设备和服务的禁令是不可撤销的。关于大多数公司，该禁令规定，国防部长经与国家情报总监或FBI局长协商，可指定一个实体为“由中国政府拥有、控制或以其他方式与其有联系的实体”。如果有关事实发生变化，则可对该指定进行修改或撤销。但对于华为和中兴来说，即使国防部长、FBI局长和国家情报总监明确认定华为不属于中国政府所有或控制，或与中国政府有其他联系，但禁止使用其指定设备和服务的禁令将继续有效。 五.各机构采取行动执行2019 NDAA 79. 2018年10月17日，华为美国公司致函被告狄维士、柏都、威尔基以及当时的内政部长莱恩·辛克（Ryan Zinke），请求他们提供各自机构关于实施2019 NDAA的指导意见。信件提及第889条案文中与华为有关的禁令，并解释说，虽然禁令还没有有效的是，但它们“引起了华为及其客户的极大关注”，而且“已经对他们产生了负面影响”。按照《美国法典》第5章的规定，这些信件随后要求各机构发出相关指示、规则或命令，确认他们将拒绝执行NDAA第889条案文是否适用于华为，因为它违反了美国宪法。信中特别要求尽快获得答复，无论如何不能迟于2018年11月15日。然而截至2019年3月5日，华为尚未收到任何实质性回应。 80. 同样在2018年10月17日，华为美国公司向被告阿科斯塔、阿扎尔、柏都以及威尔基致函，要求他们各自的机构就他们执行2019 NDAA中关于华为具体事项的相关规定，提供指导意见。信件同样提及第889条案文中与华为有关的禁令，并解释说，华为最近向佐治亚州提交的投标书遭拒，因为该州认定华为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因2019 NDAA的签发而被禁止，美国政府和政府承包商将不再使用它们，以便从美国政府获得大量补贴资金。信中还指出，佐治亚州已经表示，当联邦政府解除对华为技术的禁令时，将重新评估华为的投标。鉴于这种情况，华为在信中要求就各机构2019 NDAA的执行情况提供“及时指导”。信中特别要求，根据《美国法典》规定，这些机构需发布指导、规则或命令，以确认它们是否认为NDAA的第889条案文适用于华为，理由是其违反美国宪法。这些信件特别要求尽快给出答复，而且无论如何不迟于2018年11月15日。但截至2019年3月5日，华为仍没有已收到实质性的答复。 81. 被告阿科斯塔、阿扎尔、狄维士、柏都、威尔基和伯纳哈德特都未能就上述信函给出实质性地答复，为此违反了美国法典规定。 82. 同样在2018年10月，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U.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发布了《Fall 2018 Unified Agenda》，其中指出，GSA、美国宇航局以及国防部“正提议修改联邦收购条例（FAR），以便实施2019 NDAA第889条的法规。国防部未了结案件清单表明，目前正在起草拟议的修正案。政府已邀请公众就落实第889条的工作提供意见。 83. 这些为修订FAR和执行第889条案文而采取的正式行动，构成《行政诉讼法》第5编第500节及以下所称“机构行动”。 六、2019 NDAA已对华为构成伤害 2019 NDAA已损害华为利益 84. 即使NDAA的禁令没有正式生效，但根据所涉的具体条款，第889条案文已经给华为造成了实际的、持续的和迫在眉睫的伤害。 85. 第889条规定损害了华为的利益，因为它剥夺了宪法赋予华为的不受《Bill of Attainder》约束的权利。 86. 此外，第889条规定正在造成并将继续造成(1)损害华为与竞争对手平等竞争的能力；2）以丧失商业机会和销售为形式的实际、直接经济损害；3)损害华为的商业声誉和信誉。 87. 2019年NDAA第88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并将继续损害华为与竞争对手平等竞争的能力。 a）政府承包商是华为客户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华为美国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分销商和经销商与联邦政府承包商做生意或试图做生意。在此期间，华为美国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分销商和经销商向此类客户销售或试图销售其指定的电信设备，如路由器和第3层交换机。 b）华为与身为联邦政府承包商的客户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在缺乏2019 NDAA第889条案文的情况下，预期日后会继续与这些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包括向他们出售“电信设备”。按照华为以往的惯例，该公司也将期待在第889条案文没有生效的情况下，继续寻求与美国政府承包商合作。 c）但是，根据第889条案文的规定，华为现有的和潜在的未来政府承包商客户正被迫做出选择，是继续投标和获取美国政府合同，还是购买或使用指定的华为设备和服务。从第889条的相关规定生效日期起，使用所涵盖华为电信设备的联邦政府承包商将不再有资格与政府机构签订合同，或获得延长或续签合同的权利。 d）第889条规定的强制选择已经并将继续给华为造成具体和特殊的伤害，因为它阻止华为在与其竞争对手平等的基础上与联邦承包商竞争业务。与华为不同的是，其竞争对手没有明确成为第889条规定的针对目标，他们可以向联邦承包商出售设备和服务，而不必让这些承包商在购买设备和与联邦政府做生意之间做出选择。 e）这种竞争性伤害在2019 NDAA颁布后立即显现出来，自那时以来始终在持续，并将持续到未来，只要第889条仍然有效。作为联邦政府承包商的华为现有和潜在客户，就像华为的绝大多数客户一样，正在考虑购买寿命超过两年的设备、服务和系统(即超过NDAA禁令的生效日期)。因此，一方面被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和服务，另一方面还要继续申请联邦合同，这影响了他们现在的决定。客户不希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投资购买华为的设备和服务，因为这会使他们丧失获得、延长或续签政府合同的资格。 f）与其他在竞争这些客户业务时不受同样法律限制的公司相比，目前的现实使华为处于竞争劣势。联邦政府承包商可以从诺基亚、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以及其他华为竞争对手处购买电信设备，同时又不会丧失在第889条相关规则生效日期后寻求联邦合同的资格能力。同样的劣势也将延伸到华为当前和潜在客户的未来采购决策上。事实上，随着两年生效日期的临近，华为的客户和潜在客户将感受到在寻求联邦合同和使用华为承保产品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压力。 g）在接受联邦政府拨款和贷款的实体客户方面，华为也遭受了类似的伤害。近年来，华为直接或通过其分销商、经销商与接受联邦政府拨款的客户开展业务。在此期间，华为美国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分销商和经销商向此类客户出售或试图销售电信设备，如路由器和第3层交换机。根据过去的记录，华为美国公司预计将继续向接受联邦拨款和贷款的客户出售覆盖范围内的电信设备。 h）但从第889条的相关生效日期开始，接受联邦拨款和贷款的承包商将不再能够使用这些资金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相反，即使在第889条的相关规定生效日期之后，接受联邦拨款和贷款的承包商将能够使用这些款项从诺基亚、爱立信和其他华为竞争对手处购买此类设备。因此，第889条禁令使华为在向联邦赠款和贷款接受者推销和试图出售电信设备时处于竞争劣势。 88. 华为还遭受了实际的、直接的经济损害，并有理由预期，由于2019 NDAA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该公司还将继续遭受更多的实际、直接的经济损害。客户已经拒绝与华为签订合同或有关购买华为设备或服务的合同，停止与华为或其经销商谈判，或以其他方式拒绝与华为做生意或购买其设备或服务。第889条禁令带来的直接结果包括： a）华为经销商表示，自2019 NDAA颁布以来，由于其禁令，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说服其客户购买更多的华为电信设备，可能包括路由器或第3层交换机，以满足其信息技术需求。因此，这些经销商购买的、用于向最终用户客户转售的华为设备比它们本来会购买的要少，支付给华为的钱也比本来要支付的更少，这对华为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b）华为最近针对佐治亚州发出的RFP提交了一份投标书。发布该RFP的目的是与一个或多个合格供应商订立一个或多个重要的、覆盖全州范围的合同，这些供应商可以向佐治亚州提供企业基础设施设备和服务，可能包括NDAA所指的路由器和其他“指定电信设备”。根据过去的做法，佐治亚州曾预测，这些合同的总价值可能达到每年约2000万美元。尽管华为有资格提供这样的设备，但佐治亚州拒绝了华为的投标，理由是华为“不负责任”。据佐治亚州称，做出这一决定的一个原因是，2019 NDAA出台后，华为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政府和政府承包商禁止使用”，而许多佐治亚州实体需要从美国政府获得大量资金。佐治亚州进一步表示，如果联邦政府对华为技术的禁令解除，他们愿意重新评估华为的投标。 89．2019 NDAA中的889相关条款，已经对华为的声誉造成了伤害，未来还将继续伤害华为声誉。 这些条款暗示华为隶属于中国政府，或和中国政府存在关联，暗示华为的设备构成了安全威胁，直接损害了华为声誉。 b.889相关条款对华为构成了污蔑，这一条款暗示华为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华为设备是一种安全威胁，并且进一步暗示和华为签署合同、和华为做生意是不爱国和不明智的行为。 c.对于华为声誉造成的损害，随后被美国国会议员不计其数的声明进一步放大，其中包括国会参议员Cotton和Rubio在相关条款制定过程中的言论。正如之前所说提的，参议员Cotton在参议院表态称“华为被证明是不可信任的，对华为最适合的惩罚措施就是（给华为）判处死刑”。 参议员Rubio也作出了类似表态，称华为是“一匹特洛伊木马”，“不应该以任何角色在美国开展业务”。包括他们在内，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均表达了类似观点，即华为和在美国运营的公司合作，将给“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d.另外，889条款实际上还要求政府承包商停止使用已经购买过的华为相关设备，这样才有资格继续获得联邦政府合同，或是对以往合同的续约。这种做法损害了华为的业务声誉和商誉，让华为面临未来潜在的索赔风险。 e.很明显，上述对华为声誉造成损害的行为已经产生了经济后果。比如在2019年2月29日，美国佛蒙特州数字服务局向该州所有的州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发出了命令，禁止他们采购、使用华为制造的设备，或者续签合同，理由是这些设备会带来所谓“风险”。这些内容可以参见佛蒙特州数字服务局秘书John Quinn有关网络安全标准更新（19-01）的备忘录（日期为2019年2月19日）。作为对相关评估和行动的支持，数字服务局明确引述或者依赖2019 NDAA.id中的内容条款。 90.上述对华为造成具体伤害的事例，以及华为今后即将面临的伤害，都可直接追溯到889相关条款的颁布，因为该法规中的禁令是所述伤害的最直接原因。 B.法院判罚将对这些伤害进行补救 91.通过对2019年NDAA第889条相关规定判定“违宪”，并禁止其适用于华为的判决，法院可以消除对华为宪法赋予权利的侵犯，消除对华为与其竞争对手平等竞争的阻碍，防止该条款未来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害，并且可以消除对华为商业声誉和商誉造成损害的源头。 92.具体来说，如果判定889相关条款中禁止采购和使用所涵盖的华为设备和服务违宪，并禁止执行这些规定，将消除该条款造成的“剥夺公权”和“正当程序”损害. 93.宣布这些禁令违宪并禁止执行这些禁令，也将同时取消其他政府机构所颁布的部分不可推翻的禁令： 采购所涵盖的华为设备或服务；(2)与使用所涵盖的华为设备或服务的实体签订合同；(3)批准将用于采购所涵盖华为设备或服务的奖励金或贷款资金。在另一方面，这将使华为能够与政府承包商以及贷款方竞争业务，而不会面临沉重的竞争劣势，即要求这些客户在购买华为设备、服务与保留与联邦政府签订合同或从联邦政府获得赠款或贷款的能力之间做出选择。 94.宣布这些禁令违宪并禁止其实施，还将通过允许华为实际或潜在政府承包商客户在购买华为设备和服务的同时，而不损害其保留、竞争政府合同以及获得联邦赠款或贷款的能力。 95.宣布这些禁令违宪并禁止其实施，也将消除华为商誉受损的一个源头。 第一项索赔请求 （剥夺公权法案） 96.如同在上述充分阐述的内容一样，原告确认并引用本申诉的所有陈述。 97.“美国宪法”中的“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条款规定：“不允许通过剥夺公权的法案”。 98.NDAA 889条款从两个方面对华为技术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包括美国华为）进行了立法处罚： 它将华为技术和一个其他实体与其他企业区分开来，有效地阻止政府、其承包商和联邦赠款和贷款接受者使用华为和另一个实体所生产或提供的设备和服务。 该法案将华为技术、旗下另一家实体从由中国政府控制、拥有或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政府有关的其他业务中挑选出来，其做法是在法规中永久禁止直接使用其涵盖的设备和服务，而不是通过受司法审查的自由裁量性行政裁决。 99. NDAA 889条款的这些特点在许多方面构成了对华为的惩罚。例如： a.他们让华为承受了一种负担——即被永久禁止向联邦政府、政府承包商以及贷款和赠款接受者提供某些产品，这一做法是惩罚性质的。排除华为在美国从事其普通业务的能力是889条款的一个公开目的：正如参议员Cotton （889条款的倡导者之一）坦率地建议的那样，这一条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惩罚华为，使（它）在美国停止营业”。 b.他们要求华为承担基于其身份的负担，而不是根据事实记录、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和司法审查内容，为行政部门和法院制定一个对华为和其他公司均适用的中立、一般标准。对于大多数电信公司，889条款规定了国防部长必须“合理地”确定一家公司是否“由中国政府拥有、控制或以其他方式有关”。这一决定随后须接受司法审查，以评估国防部长的决定是否“合理、武断或者反复无常”，否则即为非法的。但889条款将华为排除在这一程序之外，在没有证据、听证机会或受司法审查的行政判决下，断然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和服务。 c.它们给华为带来了沉重的、永久的、不可避免的负担。正如参议员Cotton所说，889条款的意图是在美国判处华为公司“死刑”：这无异于使华为美国公司破产，并将华为技术公司彻底排除在美国之外。而889条款对所涵盖华为设备和服务的采购、使用禁令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到期时效。尽管上述这些假设背后的事实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也没有任何的补救机制。事实上，即使华为的所有实体完全离开中国，在其他地方重新组建公司，并停止在中国开展任何业务，889条款中的禁令也依旧有效。 d.他们以一种标榜华为、子公司和附属公司为不忠的方式来点名华为。与大多数其他电信公司相比，华为所受到差别待遇的主要原因在于，所谓“华为是中国政府的工具，其设备是特洛伊木马，允许敌对外国政府渗透美国”。事实上，889条款立法中的许多声明都称华为“不值得信赖”，声称它是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e.他们制裁华为是为了达到惩罚的目的，尽管最高法院一再认为，以这种目的为动机的特别有针对性的立法是违宪的。 f.由于华为没有资格与联邦政府和美国经济的很大部分展开业务，他们对公司带来的巨大负担与任何其他非惩罚性目的是不成比例的，但同时却对许多其他来自中国或在中国做生意的电信公司没有立法限制。889条对华为的施加的负担过于宽泛，禁止其向承包商以及联邦赠款和贷款接受者出售所涵盖的设备和服务，而这些承包商和贷款接受者使用华为的设备与其履行政府合同的情况毫无关系。同时，889条对中国政府与其他电信公司的合资企业或在中国设有制造设施的公司生产的设备、从中国进口的部件或使用中国程序员编写的软件没有任何立法限制。因此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国会没有做出认真或可信的努力，以确保889条款可以合法的寻求问题改善。如前所述，美国政府本身一再认识到，电信供应链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几乎所有电信基础设施公司都是潜在的风险来源。然而，美国国会没有把精力集中在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上，而是根据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所谓的、未经证实的联系，选择华为作为替罪羊。 g. 众议院通过的法案版本的调查结果、众议员和参议员在该法案待决时发表的声明，以及国会多年来对华为的反复攻击，都表明NDAA是建立在明目张胆的惩罚意图之上的。参议员Cotton也坦率地表示，889条款的目的是“惩罚”华为。此外，立法记录中的许多声明表明，这种惩罚华为的措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即因为华为是一家在中国组建的成功公司，它一定是服从中国政府的指挥和控制。2012年的HPSCI报告已经表明，委员会无法“证明”华为存在不当行为。尽管如此，众议院通过的2019年NDAA版本调查结果并未因证据不足而改变，依然称华为“受到国家影响”。 h.他们对华为施加限制，但即使指控被证明是虚假、不成立的，或者在事实情况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也没有向其提供任何机会来避免或取消这些限制。 i.他们对华为施加限制，但没有提供任何程序保障，使其能够保障自己的权利。该法规没有给华为任何事先知会或陈述的机会，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公平的机制来对抗这些指控。 j. 尽管这两家华为从属企业都不属于真正的一类公司范畴，他们依旧对华为在立法上施加限制。 100.由于有选择地以华为技术公司和华为美国公司为目标并对其进行处罚的立法，2019年NDAA 889条款的有关规定是违反“剥夺公权法案”宪法规定的。 第二项救济索赔 (正当程序) 101. 原告确认并引用本起诉书的所有先前段落和以下充分阐述的段落。 102. 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103. 正当程序条款禁止有选择地剥夺自由。 a. 正当程序条款允许政府根据一般法律而不是选择性法规来剥夺个人自由。 b. 最高法院一再指出，只有根据一般法规实施的在法律上剥夺自由的做法才是符合宪法的。 104.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通过选择性法规将华为(和其他一个实体)单挑出来，并剥夺了它的自由。 a. 第889条禁止华为依法向联邦机构、承包商和受赠方出售其业务范围内的设备和服务，从而剥夺了华为的自由。 b. 第889条还剥夺了华为的自由，称其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尽管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在2012年的HPSCI报告(这也是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的根据)中承认，它不能证明华为与中国政府有联系，也不能证明它是一个安全威胁，但它还是剥夺了华为的自由。美国国会没有把这一结论放在心上，制定适用于所有与中国有关系的公司的通用标准，从而让行政和司法机构有章可循，从整体上应对全球供应链风险，相反美国国会加倍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并毫无道理地要让华为充当替罪羊。这样的羞辱加重了华为的法律负担，并阻止了华为向联邦机构、承包商和受赠方出售其业务范围内的设备和服务；以及阻止美国各地其他实体与华为开展业务。 105. 此外，第889条根据2012年的HPSCI报告中没有得到证实的结论通过纯粹的立法命令剥夺了华为的这些自由，并将其作为该法案早期版本的“调查结果”，而没有在剥夺自由之前给予华为任何陈述意见、提出证据或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这与正当程序条款保护通知和陈述机会的基本程序是背道而驰的。 106. 这一特定的立法实现没有经过适当的程序就剥夺了华为的自由。根据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这是违宪的。 第三项救济索赔 (权力分立) 107. 原告确认并引用本起诉书的所有先前段落和以下充分阐述的段落。 108. 宪法仅授予了美国国会有限的立法权。 109. 有限立法权只包括制定立法规则的权力，而不包括对个体适用立法规则的权力，因为对个体适用立法规则的权力属于行使行政和(或)司法权。 110.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违宪行使了行政和/或司法权力，因为它在立法上禁止购买或使用华为的设备和服务。 a. 由于美国国会指控华为与中国政府存在关系，并质疑华为是否有资格向美国政府及其承包商以及贷款和赠款接受者提供其业务范围内的设备和服务，因此它将华为(和另一个实体)单独列出来给予不公正待遇。第889条没有宣布有关公司不能向联邦政府及其承包商以及赠款和贷款接受者提供设备和服务的一般规则，而是强制执行一项立法裁决，规定华为不得提供此类设备和服务。 b. 虽然该法规责成美国国防部长确定其他实体是否由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或与中国政府有其他关联，并允许对任何此类裁定进行司法审查，但在华为的案件中，该法规拒绝授予国防部长和法院任何此类权力，而是明确规定禁止采购和使用华为的设备和服务。这就篡夺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应有的职能，剥夺了华为在宪法指定的机构行使这类职能时可享有的受保护权，如行政协商和随后的司法审查的机会，以及重新审议的可能性。 111. 因此，第889条违反了宪法的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权力分立制度。 请求救济 112. 因此，原告恭敬地请求发布如下命令和判决： a. 宣布适用于华为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A)-(B)、(F)(3)(A)和(F)(3)(C)条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 Clause)。 b. 宣布适用于华为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A)-(B)、(F)(3)(A)和(F)(3)(C)条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 c. 宣布适用于华为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A)-(B)、(F)(3)(A)和(F)(3)(C)条违反了宪法的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权力分立制度。 d. 禁止执行适用于华为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A)-(B)、(F)(3)(A)和(F)(3)(C)条。 e. 给予华为法院认为合适的任何形式的救济，包括费用。

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承诺为在2019年4月开始施行的碳排放税向4个没有施行本省碳排放税的省份居民提供财务补贴，以帮助这些省份居民应对联邦碳排放税施行后会发生的能源等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 为此，自由党政府确实在2018年联邦个人所得税税表中把第449行设定为“气候行动补贴Climate Action Incentive”，但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行是为没有实行省碳排放税的安大略省、新布伦瑞克省、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4个省份居民专门设置的。 大多数加拿大人选择不用专业报税人员而自己填报税表，他们或者是自己书面填写税表、或者使用网上报税软件自己报税。 会计师Leslie Crompton认为，对那些自己填报税表、特别是那些没有使用报税软件自己手填税表的加拿大人来说，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补助项目。 另一个会让加拿大人糊涂的因素是，加拿大联邦碳排放税在2019年4月份开始实行，但联邦政府的气候行动补贴从2018年税表就开始实施。 比如，安大略省一个四口之家一年能够得到的气候行动补贴是307加元。 加拿大国税局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说，气候行动补贴栏目已经在T1税表“新变化What’s New section”栏目中列出，在“附表14 Schedule 14”中也列出并解释；并会向每个安大略省、新布伦瑞克省、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居民家庭寄出信件对“气候行动补贴”加以解释。

3月1日，加拿大方面宣布，将开启对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流程。为帮助民众更好地了解引渡流程，司法部制作了一张简易流程图，供公众阅读。 大体来看，引渡流程总共分为七步，三大部分。三部分分别是开启流程、司法审议、以及部长审议。 引渡流程的第一步为逮捕涉事嫌疑人。但在正常的引渡流程下，只有在紧急情况当中，才会在没有得到引渡请求的情况下先行逮捕嫌疑人。通常，只有在另一国提交引渡申请，且加拿大官方决定开启引渡程序后，才会逮捕嫌疑人。 就孟晚舟案件的情况来看，孟晚舟在12月1日被逮捕前，美国司法部并没有提出正式引渡申请。这意味着孟晚舟的逮捕，在加拿大方面来看，属于紧急情况。 流程的第二步，为另一国向加拿大发出正式引渡申请。在1月下旬，美国司法部在截止日前向加拿大正式提交了申请。流程的第三步，为加拿大司法部决议是否进行引渡流程。在3月1日，加拿大司法部已经决定开启引渡流程。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加拿大司法部拒绝引渡，那么整个流程到此就会结束。如果决议开启引渡流程，那么就会进入到第四步，决议引渡案件的庭审事件。目前，孟晚舟引渡案件的审议时间为3月6日。就此，关于引渡流程开启，以及嫌疑人逮捕的部分将会完结。 在第五步当中，加拿大的法官会就引渡申请进行审议。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对当事嫌疑人所犯罪行的审判，而是对当事人是否将被引渡至另一国做出审判。以孟晚舟案件为例，加拿大法院只负责审理孟晚舟是否会被引渡至美国，而不负责审议孟晚舟及其旗下公司是否违反伊朗制裁禁令与构成欺诈。 在此，法官将主要以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决定。法官将审理，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如果发生在加拿大，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法官决议控方证据不足，那么嫌疑人将会被当庭释放。如果法官认为案件构成引渡条件，将会批准引渡。 但在这一阶段，法官的决议并不代表着当事人一定会最终被引渡。嫌疑人可以对判决结果提出上诉、申请司法复核、或者同时做出这两项申请。上诉人可以将案件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注：加拿大最高法院有权利决定是否受理上诉，如果加拿大最高法院没有审理，那么案件的结果将以上诉法院的判决为准）。 如果孟晚舟能够在整个司法链条中获胜一次，不论是初审、上诉、还是司法复核，孟晚舟都可以重新获得自由。如果孟晚舟和她的律师团队穷尽了所有法律途径也没能“脱罪”，那么引渡将会进入到司法部长决议的流程。司法部长将成为整个引渡流程的最后一环。当然，在这个环节，被引渡人依然可以申请司法复核。只有在穷尽所有法律途径后，被引渡人才会被移交至申请引渡的国家受审。 自12月1日到3月1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加拿大方面走完了这一流程的前四步。在3月6日，引渡的聆讯将会正式开始。孟晚舟是否将被引渡仍然存在很大的变数。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家廉曾说，孟晚舟的案件将会持续“长达数月”。这一切，只能算是刚刚开始。  

加拿大司法部1日签发授权令，允许法院启动有关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一案的引渡聆讯，意味加拿大法院已获得授权令，完成引渡法律程序三阶段中的第一个；未来的两个阶段，包括正式聆讯，以及最终由加拿大司法部长作出决定。今年1月才上任的加拿大司法部长拉梅提(David Lametti)上月表示，在决定是否引渡孟晚舟至美国一事上，将会考虑外交因素。   熟悉加国引渡法的律师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司法部长可推翻法庭的引渡裁定，包括涉嫌的罪行"具有政治因素"。预料孟晚舟的律师也会以此作为反对引渡的理由。   BBC中文网引述卑诗省刑事律师德毕奥(Greg DelBigio)分析，有三种情况下可能终止引渡，包括美国检察官撤销对孟晚舟的起诉，加拿大引渡法庭法官决定不予引渡，或是加拿大司法部长不批准引渡。   根据加拿大的引渡法与《美加国际引渡条约》，被引渡人涉嫌的罪行需是美加两国都认定为犯罪的行为，这一原则被称为"双重犯罪"(dual criminality)。   另外，被引渡人涉嫌的罪行在加拿大会被判处一年或以上监禁，才符合引渡的要求。   另一位律师博廷(Gary Botting)就孟晚舟案表示，大约有90%的引渡请求最终可获得加拿大法官的批准，又指被告人提出辩护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的证据不被采纳，除非涉及是否犯罪的问题，"大多数案件其实都是法官盖橡皮图章"。   加拿大的引渡程序可以持续相当长时间，在聆讯期间，若被捕人不服，也可就引渡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会交予上诉法院审理。若被捕人认为上诉判决不合理，可再次提出上诉，最终交由终审法院定谳。   华裔商人苏斌2014年7月遭加拿大警方拘捕，被控窃取美国战机资料等间谍罪。经过一年多的缠讼，他在2016年2月才引渡至美国。   英国广播公司指出，部分引渡程序的个案，更曾拖延超过十年之久。   孟晚舟案目前正处在加拿大政府陷入涉嫌干预司法独立丑闻的非常时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前不久被指涉嫌向前司法部长威尔森芮博(Jody Wilson-Raybould)施压，要求她帮助国内大型工程企业SNC-Lavalin免遭刑事检控，威尔森芮博拒绝妥协，因此在1月政府改组内阁时，遭降职为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威尔森芮博2月中宣布辞职。杜鲁多从此成为众矢之的，加拿大政坛动?也可能影响孟案的走向。   川普总统自2018年12月以来也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他认为对国家有益、可有助美中贸易谈判，在必要情况下，他会介入孟晚舟案。这也让外界联想孟案有很大的政治操作空间，最终是否会被引渡到美国，还在未定之天。  

　　代表原诉人李静的本国着名维权律师Joseph Arvey连续第四日在庭上举例分析指省府征收15-20%的房屋海外买家税违反本国宪法规定。   　　他指出，省府以解决住房危机为目的，限制海外资本，但是就假设某一个种族人士推高本省楼价，然后向所有非公民征收重税，是样板化和歧视行为。   　　Arvey向法官解释，如果省府是向黑人，女士或者伤残人士征收买家税，肯定会被否定，但是他提醒，现时向非公民额外征税和上述行为性质一样，都是歧视，属于违宪。   　　Arvey又提出，住房是生活必需，和烟酒不一样，不应该用加税的办法剥夺这种基本需要。     　　Joseph Arvey是本国着名维权律师，曾参与多宗涉及公民自由和宪法权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包括2011年打赢安全注射屋官司，令北美唯一合法毒品注射设施继续在温哥华开放，其后又在2012年和BC公民自由协会打赢安乐死合法化的官司。   　　这一宗挑战省府海外买家税的案件从原诉人入禀法院开始已经持续三年，今次是继去年七月之后再开庭，今个星期一连五日都是控方陈词，下星期将会由代表省府的律师进行辩护，案件正等待法庭核准转为集体诉讼。  

陪审团经过两天的审议后判定，遭控浴室杀孕妻的前多伦多牧师格兰定（Philip Grandine）误杀罪名成立。 检控官指，格兰定给他当时怀孕20周的妻子安娜（Anna Karissa Grandine）服用抗焦虑药物Ativan，是为了他继续与情人幽会时，她不会那么警惕。检控官称，2011年10月的案发当晚，格兰定没有阻止安娜在她无行为能力的状态下洗澡。后来的血液检测显示安娜体内含Ativan，而她从未向医师开过这款处方药。 格兰定的律师在庭审上辩称，安娜自己服用了药物，或者在浴缸中滑倒，撞头溺毙，或者是自杀身亡。 高级法院法官麦克瓦特（Faye McWatt）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表示，为了作出有罪判决，陪审员必须认定格兰定的行为是导致其妻子死亡的一个因素，即使不是唯一或主要原因。 麦克瓦特称，如果陪审团相信格兰定给妻子服用了Ativan或者将药物提供给她，那么他就可以被判过失杀人罪成，因为两者都可以被视为犯罪行为。 麦克瓦特还称，陪审员如果认为格兰定因未能保护安娜免受药物影响的伤害而犯了刑事疏忽罪，也可以认定他的罪名成立。 检察官表示，格兰定在他担任多伦多一家老人院护士长的工作中，有机会接触Ativan。这对夫妇的电脑上还有搜索如何获取该药物以及什么是致命剂量的记录，这些搜索应是格兰定操作的。辩护律师则称，是安娜在搜索Ativan的讯息，表明她试图通过药物来缓解不幸的婚姻生活带来的痛苦。 陪审团周四最终裁定，格兰定的误杀罪名成立。

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公共安全事务部长Ralph Goodale星期三发推特说，他准备很快通知联邦议会要推出免费和快速处理加拿大人要求赦免自己大麻轻罪申请的法案。 目前加拿大人要想申请大麻轻罪赦免不但需要缴纳631加元的费用，而且要等待5年到1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赦免证书。 大麻轻罪指的是因为被发现拥有少量大麻而被裁定触犯法律的行为。2014年的调查显示，加拿大有至少50万人因为身上携带少量大麻而有犯罪记录。 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的上述法案还没有推出就已经受到反对党之一的新民主党的抨击。 新民主党认为自由党政府准备推出的赦免大麻轻罪的法案走的还不够远，应该销毁所有加拿大人的大麻轻罪犯罪记录而不是只给赦免；因为在赦免犯罪的情况下其犯罪记录仍然继续保留。  

因为最近加拿大警方为了打击那些，十恶不赦的人口贩运活动和无耻的猥琐嫖客，决定开始放大招了！ 只要一旦被警方抓到涉嫌嫖娼，他们就会把你的所有信息公布到网上，让你无地自容...... 为了全面打击那些买淫嫖娼的嫖客 警方的方法就是 一旦嫖客落网将直接公布所有 那些购买性行为人的姓名 嗯，还有他们的照片 公布在互联网或报纸上 甚至连家人和亲戚 也会收到政府所发来的通知信函 以示羞辱 哇~警察叔叔你们也太有趣了吧~ 事情是这样子开始的 由于安省的一支警察部队 正试图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罪犯 所以决定采取更进一步措施 他们将开始公布被指控购买性行为的嫖客名字 也用来帮助打击人口贩运 据新闻报道 这一次的抉择 是在安省警察局举行的会议上 所作出的决定 在此次演讲当中还解释了 为什么安省的伦敦市会被视为 “人口贩卖的中心” 伦敦警察局长John Pare在会议上说道 此次的决定 是为了降低并且防止此类行为发生 所有购买性行为的嫖客 他们的名字都将会与公众分享 当然如果会影响到受害者隐私 和有出版禁令的嫖客的情况下 将不会与公众分享。。。 我们也将会保护所有受害者的隐私权利 其实 人口贩卖不只在安省是个问题 在全加拿大都是个严重的问题 最近警方数据显示 加拿大93％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是女性 大约一半都是原住民 而伦敦成为人口贩运的“中心”原因是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夹在美加两大城市 多伦多和底特律之间 以上调查结果是从 最近的警方的一次钓鱼行动中所取得的数据 而这向钓鱼行动显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警方在卖淫人使用的网站上 刊登了一只钓鱼广告 最后在一周内获得 高达 9,000 次的浏览率 最后 也有女性团体对此次警方的举动表示不满 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举动 只会让嫖客们的行为更加地下化 反而造成更多女性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 而在温哥华嫖妓问题也不见得比多伦多小 根据以往经验来看。。。 温哥华警方估计很快也会实施这种惩罚 以减少非法性交易的行为。。 昭告天下，让你丢脸。

温哥华警方在去年（2018年）的放蛇行动中，一共拘捕了47人，他们罪名是企图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除温哥华前学务委员黄启民（Ken Clement）早前出庭否认控罪外，案件押后至今年10月29日续审，预计审讯三日。 黄启民（Ken Clement） 而另一名36岁华裔译音姓何的被告Jun Jie He，昨天亦上庭受审。他被控一项企图要求18岁以下人士提供性服务，但他否认控罪，法官将案件押后至明年3月3日续审，预计审讯4日。 该企图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的放蛇行动，警方就案件至今向7人落案及提出起诉，除上述二名华裔外，另有5名男被告包括：58岁温哥华着名女子私校Little Flower Academy前教师Nikolaos Dais丶45岁Jim Malmros丶49岁Mario Celo Amistad丶51岁Mehran Arefi及61岁Donald Hugh Schroeder，各人正等待排期出庭。 至于其他涉案人士，警方继续搜集证据及在稍后陆逐将他们提出起诉。 温哥华警方是在去年6月及11月展开行动，在网络及社交平台刊登广告，假扮年龄介乎15岁至17岁的少女从事卖淫活动，结果成功吸引47名涉案男士提出要求。而警方其后采取行动逐一将各人拘捕归案。

在三年过后，多伦多One King West Hotel and Residences电梯砸人致死案终于宣判。一家公寓管理公司与一家活动策划公司被判处各10万罚金。 劳工部方面认定，参与建设的已经组织活动的这两家公司在均违反了职业健康与安全法（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导致在2016年11月，一名35岁的宾馆员工被掉落的电梯门砸伤头部，随后不治身亡。 根据劳工部的调查显示，当时遇害的员工正在帮助装扮节假日装饰。随后被掉落的电梯门砸中。调查发现，原本固定电梯门的零件并不是出厂时的原始部件，而在事故发生前的两周半，相关部门就知道电梯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并没有及时修复。 面对来自劳工部的指控，两家公司均认罪缴纳罚款。 除去每家10万元的罚款外，法庭将征收额外25%的资金，这笔资金将会进入省府管辖的资金池内，用于救助在案件中死伤的劳工。

12年前发生的华人钓鱼遇袭案有了新进展，安省高级法院最近做出裁决：肇事司机所驾驶的肇事车的车主要对受害者的伤势负责，这意味着车主的保险公司要付赔偿责任，此案受害者索赔高达1700万加元。 被告Trevor Middleton（中）早已出狱 此案发生于2007年9月16日清晨，中国移民柳若珩出庭作证时说，当天他与6名包括白人及南亚裔人的老同学钓鱼，但当地白人偏偏选他查钓鱼牌及推他落水。柳若珩称，他不是钓鱼常客，案发当晚，他是首次到该镇近Jackson's Point湖边的Mossington Park蓝色桥上垂钓。他说，他们钓鱼约2小时后，便见到3辆开篷小货车驶至，跟着有15至20人走近包围他们，其中1名白人男子对他说他要尽加拿大人责任，所以要查看他的钓鱼牌，随即将其推落水。 被推落水的柳若珩出庭（王伟成摄影） 检控官Amit Ghosh称，案发当晚约凌晨2时，此案被告Trevor Middleton与大批朋友总共驾3辆敞篷小货车去“派对”，被告的不少友人已经喝醉，但被告可能只喝了少量酒。在推人落水后，Trevor Middleton驾驶其货车与柳若珩驾驶的本田车相撞，接着被告驾驶货车高速追逐本田车，并曾撞本田车尾。其后再有2辆开篷小货车加入追逐，此时本田车内有人致电报警。   受害者Shayne Berwick的父亲（本网资料图片） 在追逐过程中，本田车撞到大树全毁，该车后座2名乘客弹出车外，其中柳若珩的朋友，当时23岁白人男子Shayne Berwick弹出车外，头部及身体撞中大树而严重受伤，曾在医院昏迷了3个月，他断了10条肋骨。现在脑部永久受伤，连说话都有困难，同时要坐轮椅。柳若珩的另1名朋友Charles Hogan被弹出车后则跌落湖中，他头部及右手受伤。 Trevor Middleton最后被判入狱两年少一天，在被拘5个星期后获保释。此案主控官Alex Alvaro指被告罪行严重，造成他人身体永久伤害，要求判被告入狱八至十年，但法官量刑时仅考虑被告年轻，应有改过自新机会。Berwick的父亲表示，Berwick要在轮椅上度过一生，再也不能走路，他认为无论判被告多少年刑期，也不能补偿其儿子的损失。 Shayne Berwick（中）与父母在一起 Berwick的父母其后向柳若珩及被告的汽车保险公司索取合共1700万元的乘车受伤赔偿。2017年7月7日安省最高法庭做出判决，确认Trevor Middleton所驾驶汽车的车主身分为其母亲，从而免除了柳若珩的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由被告的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肇事车的车主Linda-Sue Pearce与其保险公司Wawanesa对此判决不服提出上诉，Pearce为自己辩护说，她只是皮卡的注册车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车主。皮卡的保险是以她儿子Middleton的名义办理的，车保费也是从她儿子的账户中扣除的，平时都是她儿子驾驶这辆车。但是安省《高速公路交通法》规定，任何人因疏忽驾驶，给他人造成损失或伤害后，肇事车的车主要对事故负责。为此安省高级法院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保险经纪人陈勇介绍，一般人购买的汽车保险都选择100万或200万，保险公司最高赔偿就是这么多，像本案高达1700万的索赔，大部分都要由车主本人赔偿，如果赔不起，就只有宣布破产一条路。 本网民调显示，只有超过10%的人购买了大于200万的保险，90%的人选择的是200万以下的保险。

卑诗省府在去年5月22日入禀阿省法院，挑战"限油令"，卑诗省府认为阿省的法令违反宪法且只为惩罚卑诗省在跨山输油管项目的取态。日前，卡加利法官R. J. Hall宣布裁决指，基于法令尚未宣布和生效，驳回卑诗省的诉讼。     阿省和本省就跨山输油管发起的其中一场诉讼，在刚过去的星期五有裁决。省律政厅长尹大卫(David Eby)在去年5月22日正式入禀阿省Court of Queen's Bench，认为阿省第12号法案(Preserving Canada's Economic Prosperity Act，俗称"限油令")违反宪法。   而阿省省府在订立12号法案的时候，正是与卑诗省以贺谨(John Horgan)为首的政府处于针锋相对的时候。   虽然两省省府均有新民主党的背景，但在跨山输油管项目上，阿省省长诺特利(Rachel Notley)坚决支持兴建跨山输油管以振兴省内经济，而本省省长贺谨则关注跨山输油管对原住民群体及环境带来的影响。   而在去年，阿省宣布订立12号法令，赋予阿省能源部长Margaret McCuaig-Boyd权力决定油公司是否需要领取牌照以输送原油到阿省省外。这项权力可以令阿省运输到卑诗省的原油供应出现紧张。而卑诗省府认为这项措施是带有惩罚性，并且违反宪法。   卡加利法官R. J. Hall 在星期五否决卑诗省提出的诉讼，认为这项法律尚未正式生效，因此现在并非一个适当的时候提出诉讼。法官又认为，倘若12号法令生效，卑诗省府仍然可以再次提出诉讼，挑战该条法令。   阿省能源部长Margaret McCuaig-Boyd对法官裁决表示欢迎，并提到阿省会继续坚持争取公平的能源输出 。而他们也期望会在兴建输油管之前，落实就现有设备上增加更多的原油供应。   而在同一日，国家能源局(National Energy Board)建议批准跨山输油管项目，并认为这项目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能源局亦向联邦政府提出了超过16项建议。不过，国家能源局同样认为跨山输油管项目将会为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然而，能源局依然认为应该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

听说今年3月份开始育儿假再加5个星期是真的的吗？ 真的真的是真的！ 2019年3月17日开始父母假（也有人叫它育儿假，爸妈一起共享的parental benefits）将延长。只要申请者的孩子是在2019年3月17日（包括17号）之后出生或收养，都符合这个新福利。 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产假EI其实是指EI maternity benefits和EI parental benefits。 【怀孕津贴-Maternity Leave】 EI maternity benefits只有妈妈可以领，又叫怀孕津贴。这项福利一共是15周，最早在预产期前12周可开始，产后17周必须用完。也就是宝宝出生5周后再申领就没办法拿到满额的怀孕津贴。 换言之，怀孕津贴最多只可领取十五个星期，但会在婴儿出生后十七个星期停止发放。但有一个例外，若婴儿因健康问题要住院，这十七个星期的期限可延长，直至婴儿出院回家，但不可拖延至超过婴儿出生后的五十二个星期。无论如何，怀孕津贴最高也只可领取十五个星期。 【育儿津贴-Parental Leave】 EI parental benefits是爸爸妈妈都可以申领的福利，很多种叫法：育儿假、父母假、育儿津贴等。 父母假顾名思义就是爸妈都可参与进来。如果妈妈的工作时间不符合申请或是妈妈没有工作，那么符合要求的爸爸可以申请。很人性化，有木有！ 17年年底，父母育儿假经历第一次重大改革，原本父母假只有一个选择，改革后有两个选择：标准父母假和延长父母假。 标准父母福利Standard Parental Benefits 标准父母福利延用修改前的旧福利：在12个月(52周)内有最多35周的带薪假，每周平均可以拿到以往工资的55%，最高不超过547加元/周或是51700加元/年。娃他爹、娃他妈可以共同分享这35周的带薪假！ 2019年3月17日第二次改革：标准父母假将延长至40周。（适合3月7日之后出生的孩子，目前已经申领或是孩子在3月17日前出生不符合新福利。） 延长父母福利Extended Parental Benefits 在18个月(78周)内有最多61周的带薪假，每周平均福利为以往工资的33%，最高不超过328加元/周。父母可以分享这61周的带薪假！ 如果家庭年净收入少于$25921，可以申请额外的EI家庭补助(EI Family Supplement)。 第一次改革：在2017年12月3日之后出生或是被领养孩子的父母可以申请61周延长父母假！ 第二次改革：在2019年3月17日之后出生和收养孩子的父母可以申请61+8周的延长父母假。 【WHO可以申请】 【HOW申请】 【所需材料】 这里再说说ROE的种类，ROE有很多的code，一般我们经常会用到的有以下几种： Code A: 这个表示Lay-off、工作短缺（Shortage of Work）、合同到期、工厂关闭、雇主倒闭、工厂装修重建等并非你的原因被迫离职。只要代码是A，几乎100%批EI的。 Code D：表示生病illness或受伤Injury，暂时不能工作（有些妈妈怀孕时同时生病，也可以申请，有15周，但要有医生证明） Code F： Maternity 这就是产假EI了，这个只适用于怀孕妈妈，包括代孕妈妈。孩子爸爸和领养妈妈没有资格申请。一共有15周，预产期前八周开始支付。如果妈妈是在怀孕之前或怀孕的同时生病了，请用代码D，就是申请病假EI，之后政府会给你转成产假EI。 Code P：Parental，就是父母照看新生儿EI了，一共有35周。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可以申请，也可以分享着用，就是一人用一部分，也可以一个人用完。这个是可以出境的，就是你回国一样可以拿。（如果妈妈没有工作，爸爸需要申请育儿假，就需要问公司要Code P的ROE） Code Z：Compassionate Care。这个是照顾重大病患亲属，而且这些亲属在未来六个月里有死亡的危险。比如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等。但是一共只有六个星期。这个EI是可以出境的，比如回中国去照看重病的父母，可以领六个星期，必须要有医生填表签字。 理论上，以标准父母假为例，一个妈妈生病了，拿15周病假EI，再拿15周产假EI，生完宝宝再休35周（马上就40周了）照看宝宝的父母假，如果拿完了，刚好自己的重要亲属又生命垂危，又可以拿6周照看父母EI，总共最多可以连续拿71周。但一般没这么拼命的对吗？一般都是没有前面的15周病假，也没有后面的生命垂危，一共50周。当然，那照看孩子的35周，你可以给老公分一点，让他也在家呆一呆照顾一下孩子。 休完假了，家里没有婆婆妈妈来照顾的，基本就是送去daycare了，你差不多了就去上班。当然很多妈妈就选择不上班，在家带孩子了。然后想想三年生俩才合理....

BC省政府星期二（2月19日）提交预算报告，宣布将增加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贴，增加原住民社会福利，免除学生贷款利息，并增加对预制房项目和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 BC省财政部长詹姆斯（Carole James）宣布说，该省本财政年度将有3亿7400万加元的财政盈余，2019-2020财政年度将有2亿7400万加元的财政盈余。BC省是唯一一个获得最高信用评级的加拿大省份。“但是只有所有人都能分享财富，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繁荣的省份。” 自2020年10月起，BC省现行的育儿津贴（BCECTB）将被新的儿童福利项目B.C. Child Opportunity  Benefit取代。新项目将惠及全省60%的有十八岁以下子女的家庭。现行育儿津贴止于六岁。预计新项目将使省政府一年增加2亿5千万加元的支出。 福利金的数目仍将根据子女人数和家庭收入计算。年收入超过9万7487加元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年收入超过11万4487加元、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无权领取。

曾经犯案4次，于本月11日从温哥华中途宿舍逃出的一名联邦囚犯，昨日清晨于魁省落网。根据温市警方提供的资讯，该名联邦囚犯名为戴维斯(Joseph Davis)并有逃出中途宿舍前科。他在2017年曾逃离中途宿舍，在沙省驾驶一辆平治汽车的时候被拘捕。而上星期戴维斯逃离中途宿舍后，在魁省并同样地在驾驶一辆平治汽车时被捕，戴维斯正被当地警方扣押。 戴维斯曾经干犯性罪行而被判入狱4年及长期被监视。他在转到中途宿舍之后，曾于2017年成功逃离温哥华的中途宿舍。他其后被发现在沙省一个小型社区Langenburg中，当时正在驾驶一辆灰色的平治汽车，被途人发现报警将他拘捕。   而在上星期一，戴维斯再次逃离位于温市的中途宿舍，警方在本月14日情人节当日根据线索，得悉戴维斯驾驶了一部灰色的平治汽车离开卑诗省，因而发出全国通缉令。   警方在新闻稿中提到，戴维斯从媒体中知道自己被通缉，而这次他驾驶一辆2001年平治四驱车，并走到更远的魁省逃避追捕。 昨日清晨，魁省警方发现正在驾驶的戴维斯于是将他拘捕。他现时正被当地警方关押。

  据英国报章《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报道，苏格兰场正调查卑诗省前省长金宝尔被指在出任加拿大驻英国高级专员期间，性侵一个高级专员公署女职员的事件。不过，即使该宗投诉被认为应提出起诉，金宝尔是否会因此被控以刑事罪仍是疑问，这是因为被指事发时，金宝尔作为加国驻英高级专员，享有外交豁免权。   根据54岁女事主所指，事发于2013年，当时金宝尔仍出任加拿大驻英国的高级专员。 金宝尔已坚称，加拿大政府的调查已查明，该宗指他非礼一个女职员的投诉无根据。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迄未明言，假如金宝尔被指性侵的投诉被警方认为需要起诉，加国是否会取消金宝尔的外交豁免权。  

加拿大两名穷凶极恶的罪犯，Bruce McArthur与Alexandre Bissonnette将会在监狱内度过共计510年的时光。这样长的刑期足够确保两个人都会死在监狱当中。不过，在安大略和魁北克省，法官并没有让他们死在监狱当中。两名法官都为他们开出了保释期，这意味着，在服刑一段时间后，他们将会有机会保释出狱，回到我们所处的世界当中。   这样的行为让诸多民众感到不解。在加拿大刑法2011年的修改当中，两名罪犯都可以被判处长达100年不得保释的刑期。在此之前，谋杀的最高刑期为25年，而在修改后，犯连环谋杀案的罪犯将会以每一起谋杀罪审判。这意味着，谋杀两人的嫌犯会得到50年的刑期，谋杀三人的罪犯会得到75年的刑期，以此类推。     然而，Bissonnette在服刑40年后将会有可以被保释的机会。那时的他将会是一名67岁的老人。McArthur在服刑25年后就会得到保释的机会，那时的他将会是91岁。   在魁北克，法官Francois Huot还修改了刑法，以便自己能够开出40年的保释期。在原有的规定当中，保释期只能是25年不得保释与50年不得保释。Hout法官以此项规定残忍为由，减去了10年的保释期，最终给出了40年不得保释的量刑。   这两起判例给人们带来了一条讯息：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在量刑时，法官也会留给他们最后一丝重获自由的生机。   这样的态度让人们感到不可理解。但根据阿尔伯塔大学刑法学教授Steven Penney的介绍，如果将这些罪犯的最后一条希望打破。他们将会成为监狱系统当中制造问题的人们。   作为定罪的罪犯，这两人都已经得到了终生监禁的刑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监狱里度过一生。这意味着，如果他们得到保释的机会，他们将会需要定期报告。   当然，这些罪犯得到的这仅仅是一个保释的机会，而不是一定重获自由。连环杀手Paul Bernardo就没有获得被保释的机会，在第一次保释听证会上，他的保释请求被拒绝。   当然，也有杀人凶手获得保释的先例。在1984年造成魁省议会惨案的Denis Lortie在1996年就获得了保释。1980年温哥华随机射杀三人的Steven LeClair在2014年也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在加拿大的案例判决中，量刑的度量并不一致。相比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加拿大的刑法相对宽松，而法官又有很大的权限去决定如何量刑。法官可以通过多种因素的考量，还会考虑道德因素。这使得每当判决作出后，人们对量刑的公平性都有着很不同的看法。   倘若是另一名法官来审判这两起案件，他们可能会给出完全不同的量刑。   不过，如果说McArthur与Bissonnette所犯下的案件是在加拿大西部发生的。那么很有可能他们会死在监狱当中。虽然加拿大全国的刑法是通用的，但在加拿大西部的省份，量刑的严苛程度要比魁北克与安大略高出很多。   但这样宽松的量刑制度使得加拿大人民对本国的司法体系开始产生不满。根据Angus Reid Institute在2018年作出的民调表示，仅有41%的人们对省级刑事法庭的裁决抱有信心。而62%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的司法系统过于仁慈。   在2012年的民调当中，还有63%的民众支持恢复死刑。这样，例如Bissonnette与McArthur这样的罪犯将会直接面对电椅、毒气室、或者行刑队的枪口。   当然，在目前的主要政党当中，恢复死刑并不是各党眼中最重要的问题。加拿大相对宽松的量刑制度，在短时间内，恐怕并不会被改变。

　　真的是好羞耻有没有?! 　　多伦多一个28岁，毕业于Seneca学院的男子 　　竟然试图引诱一名11岁的美国女孩进行性行为! 　　而且还是自我伪装成一个14岁的小男孩去欺骗这个小女孩! 　　真的是很心机很猥琐。。。   　　这名28岁的多伦多男子毕业于Seneca学院，   　　名叫Daniel Wnek。 　　他现在被判11年监禁， 　　并且获释后还需要接收长达10年的监控! 　　据CP24报道，控方认为Wnek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判决。 　　即使辩方声称Wnek患有自闭症，智力方面有所问题， 　　但是控方认为自闭症和这起案件并无关联。 　　据了解，Wnek通过网络两个不同的平台， 　　给未成年女孩发送了无数的性照片， 　　并且如果女孩们不遵循他的要求，他还会威胁她们! 　　而让Wnek恶心行为曝光的这个11岁小女孩， 　　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 　　这个小女孩来自美国俄亥俄州。 　　该女孩的父母偶然发现Wnek竟然试图和她们的孩子进行性接触。 　　报警后，警方通知了联邦探员， 　　他们随后在网上假扮女孩接管了调查。 　　Wnek随后在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被捕， 　　被控强迫，引诱和传播色情材料给未成年人。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Wnek在被捕后承认， 　　他的确有意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 　　可能甚至还有她的朋友! 　　随后Wnek在俄亥俄州法院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认罪， 　　并被判刑11年。 　　此外，Wnek在从监狱释放后还必须注册为性犯罪者： 　　他被禁止与未成年人沟通，除非有监护人在场。 　　他还被罚款5,100美元， 　　并需要将他的iPhone，iPad和iPod交给当局。

  　　这名叫做Sepehr Motevalli的男子在去年10月被判有罪，他于2015年8月在列治文的一家披萨店里遗落了有一把上了膛的Ruger 9毫米手枪。   　　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当时莫特化里正于列治文市内一家Boston Pizza餐厅贴身保护一对母女及一些小童。在离开餐厅时，他把装有上膛手枪的袋子遗落在座位上。在列治文市内，一共有两家Boston Pizza餐厅，分别位于Ackroyd Rd. 和Steveston Hwy.，而法庭文件未有显示案件在哪一家餐厅发生。 不过，法庭文件提及莫特化里在离开该间列市的Boston Pizza餐厅时，在椅背上遗下了随行的背包。而背包内，则被发现藏有一支已经上膛的Ruger 9mm手枪，内有10发子弹。     他的辩护律师表示，Motevalli是一名私人保镖，持有枪支属于自卫防身的目的。有证据显示当时莫特化里正在贴身保护的一名女子，其丈夫捲入洗黑钱罪的疑案中，当时正在被皇家骑警调查。莫特化里在被捕后，拒绝向警方透露任何有关他如何获得该支手枪和为何在当时带备枪械。而莫特化里在庭上依然对这方面的问题保持缄默。   而莫特化里的代表律师则在庭上表示，莫特化里配备枪械是为了自卫。但法官认为，莫特化里带备枪械的意图未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配备枪械，对公众造成了重大威胁。法庭最终判莫特化里监禁30个月。   　Motevalli和家人1998年从伊朗移民到加拿大，此前并没有犯罪记录。

中国人在加拿大买房怎么可能会坐牢？那要看你的钱是怎么汇出来的。如果走地下钱庄的路，就真的可能会坐牢。 在中国通过合法渠道换汇到海外买房是明令禁止的，大量国内资金想带出国门只有地下钱庄一条路，这条路一直就是非法的，只不过此前被抓到处罚一般较轻。比如此前公布的香港籍华人陈某，2015年将1700万元人民币打入地下钱庄控制的境内账户，用于购买境外房产，陈某最终被罚款153万元人民币。 现在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从2019年2月1日起，超过500万人民币就可能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除了罚款，还可能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超过2500万人民币的，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通过地下钱庄换汇到加拿大买房的路可以说是彻底被堵死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9年1月31日晚上8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公布，并于2月1日凌晨开始正式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截图 这份文件的核心有如下几点： 一，“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二，明确了什么是“非法买卖外汇”的“情节严重”，比如“非法经营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就算。按照刑法，就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明确了什么是“非法买卖外汇”的“情节特别严重”，比如“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千五百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等就算。按照刑法，就可以“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按照今天公布的1:5.09元的汇率计算，如果倒卖98.2万加元（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外汇，就符合“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条件；如果倒卖491.2万加元以上的外汇，就符合“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份详细的文件说明，没有明确指明非法外汇买卖的用途，也就是说买卖外汇超过法定的每人五万美元以上，都是非法的，当然也包括买卖外汇用于购买海外房产。 因为目前国内居民购买海外房产，基本都是通过地下钱庄，地下钱庄非常容易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而国内居民通过地下钱庄的购房行为就属于这种非法买卖外汇罪或者变相买卖外汇。 而本次文件打击的重点是“变相买卖外汇”。所谓“变相买卖外汇”，就是境内境外的资金互换，不涉及资金的直接流出，往往交易更加隐蔽、金额更为巨大。很多海外房产的售楼处在国内通过收人民币来转移到国外的做法，就是通过这种资金互换，也就是“变相买卖外汇”成为了打击对象。 比如，一个中国内地居民用1000万人民币，购买加拿大的房产。按照现在外汇管理制度，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在国内找地下钱庄换成美元，那么就是非法外汇买卖罪获刑。 而这位中国居民用于购买加拿大房产的资金其实就是通地下钱庄对倒货币互换，这种“货币互换”实际上是把流入中国的外汇截留在了加拿大。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套汇”，没有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但逃离了国家外汇管理的监管，阻止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的同时，造成国内资金的短缺，更没有流入中国的实体经济。 购汇用途有限制，境外购房一直就是不允许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6年最后一天发布公告，宣布自2017年1月1日起，个人申购外汇需要填写《个人购汇申请书》，明确填写购汇用途和用汇时间。个人申购外汇须明确更多法律责任，如果违反境外买房、洗钱等六项禁止行为，将被列入“关注名单”，个人当年及之后两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 《个人购汇申请书》需填写的内容包括：购汇人姓名、身份证号、人民币账号、外汇账号、币种、预计用汇时间（精确到月）、购汇用途等。 购汇用途分为因私旅游、境外留学、公务及商务出国、探亲、境外就医、货物贸易、非投资类保险、咨询服务和其他总共九大项。 《个人购汇申请书》还明确列出了境内个人在办理个人购汇业务时的6项禁止行为： 1.不得虚假申报个人购汇信息； 2.不得提供不实的证明材料； 3.不得出借本人便利化额度协助他人购汇； 4.不得借用他人便利化额度实施分拆购汇； 5.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 6.不得参与洗钱、逃税、地下钱庄交易等违法违规活动。 非法买卖外汇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对非法经营罪的处罚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解释》提高了非法买卖外汇“情节严重”的数额认定标准。 此前的规定出自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根据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计算约相当于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 《解释》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此前没有规定非法买卖外汇“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解释》按照“情节严重”数额标准的五倍确定“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即非法经营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同时，《解释》还以“数额+情节”的形式，规定了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四种情形：曾因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受过刑事追究的；二年内因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拒不交代涉案资金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赃款无法追缴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非法经营数额在25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且具有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 “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在125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5万元以上，且具有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广强律师事务所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曾杰表示，此前我国只规定了非法买卖外汇“情节严重”的情形，这意味着即便是非法买卖外汇达到千万、数亿的被告人，也只能认定其为“情节严重”，最高刑在五年以下，此前国内很多案件都是如此处理。《解释》出台之后，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有了明确规定，达到数额或者情节标准的案件，可以在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间量刑，这对于打击该类犯罪无疑具有强烈的震慑作用。 另外，单位犯罪适用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单位实施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依照《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地下钱庄更具隐蔽性，为《解释》重点打击对象，从重处罚 曾杰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从当下的司法实践来看，非法买卖外汇大都通过地下钱庄以“对敲”方式进行，具体手段是把人民币和外汇的直接交易隔离，人民币只在境内交易，外汇在境外交易，没有发生物理流动，以对账的形式来实现“两地平衡”。这样，地下钱庄的境内账户和境外账户之间没有资金往来，表面上没有倒卖行为，实质上却完成了非法的换汇活动。这种模式更加方便不法分子将境内的资金转移到境外。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很多地下钱庄还会采取虚拟货币的方式进行支付和购汇，从而更加具有隐蔽性。这也是《解释》出台的一个关键背景。 2015年11月浙江金华市公安机关侦破一起通过非居民账户（NRA）实施资金非法跨境转移的地下钱庄案件，即为“对敲型”地下钱庄。据媒体报道，该案涉案金额达4100余亿元，后公诉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对犯罪团伙提出指控。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年报，借助现金交易躲避监管是地下钱庄呈现出的新特点之一，即在境内接收人民币现金，境外提取外币现钞。此外，地下钱庄还利用国内外设立的空壳公司，在多地、多家银行开立账户，资金操作手法复杂多变，隐蔽性强；非法活动区域不断蔓延，通过异地资金频繁划转；非法经营活动范围扩大，一些地下钱庄不仅进行资金流转汇兑，还开展为虚假招商企业提供虚假发票、为出口骗税企业提供虚假出口单证、为企业和个人代办境外开户手续等非法活动，危害程度不断加大。 2016年，国家外汇局等相关部门共查处涉及地下钱庄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400余起，共处行政罚款近亿元人民币。2017年查处案件数量和罚款金额均大幅增加，共查处涉及地下钱庄交易对手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1400余起，行政罚款数亿元人民币。 两高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走私犯罪和跨境毒品犯罪增加，以及我国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从事非法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等涉地下钱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涉地下钱庄刑事案件不断增多。地下钱庄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洗钱和转移资金的最主要通道，不但涉及经济领域的犯罪，还日益成为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转移赃款的渠道，成为贪污腐败分子和恐怖活动的“洗钱工具”和“帮凶”。 《解释》中还明确了非法经营罪与洗钱罪或者帮助恐怖活动罪竞合时的从重处罚原则。司法实践中，对于地下钱庄实施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行为，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或者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构成非法经营罪，同时又构成洗钱罪或者帮助恐怖活动罪的，按照竞合犯处罚原则，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非法买卖外汇：有人买房有人还赌债 从2018年外汇局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非法买卖外汇为个人外汇违规行为的重灾区。根据新京报记者统计，2018年全年，外汇局共通报了130起外汇违规典型案例，36起涉案主体为个人，其中15起案由为非法买卖外汇，罚款金额共计3904.87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个案件罚款260.32万元。 通过地下钱庄买卖外汇的常见手段是：将人民币打入地下钱庄控制的境内账户，通过地下钱庄兑换外汇汇至境外账户。15起案件中有2起案件涉案金额超过1亿元。 个人非法买卖外汇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目的包括购买房产和偿还赌债。有3起非法买卖外汇案是为了购买境外房产，其中金额最大的为香港籍陈某。2015年1月至8月，陈某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目的，将1700万元人民币打入地下钱庄控制的境内账户，通过地下钱庄兑换外汇汇至其境外账户，用于购买境外房产等。最终其被罚款153万元人民币。 还有人的目的是偿还境外赌债。2012年6月至2016年9月四年多时间内，浙江籍夏某将14188.45万元人民币打入地下钱庄控制的境内账户，通过地下钱庄兑换外汇汇至境外账户，用于偿还境外赌债。夏某被罚款1418万元，是2018年外汇局通报的所有非法买卖外汇案例中被罚款金额最高的，也是所有个人外汇违规案例中罚款金额最高的。 另外，有两起案例的通报中直接点明是在澳门赌场的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江苏籍徐某、辽宁籍冯某均为在澳门赌场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买卖港元，二人违规金额折合人民币分别为265.98万元、1081.79万元，分别被处以罚款32万元、130万元。 2018年12月6日外汇局的违规案例通报中，首次披露个人的外汇违规行为处罚信息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违规个人还被实施“关注名单”管理。这意味着，自此以后，非法买卖外汇的个人除了被处以罚金外，还会被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央行征信。 曾杰对记者表示，《解释》出台后，对于普通的境外旅游、求学这类人群影响不大，但对于有大额购汇、外汇收支需求的国内商户而言，他们应该更加严格地遵守外汇管理方面的法规，在指定的场所换汇和购汇。“因为的确有很多进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接收外汇或支付外汇时，都是通过地下钱庄进行，逃避外汇监管，获得非法利益，特别是在境外有经营实体的中国商户，要更加严于律己，不能以‘亲友互助’的名义帮助收汇、换汇，否则极易陷入刑事犯罪误区。” 而对于普通人而言，总体的原则就是只能在指定的场所即外汇指定银行进行购汇，不能通过其他非法的方式，比如通过私人、地下钱庄购汇。 早换的也要追溯 国家外汇局已经表示，对于过去利用分拆汇款，蚂蚁搬家形式到境外购房产的中国公民，将依法进行外汇追回并罚款，若不能按时还回款项者，将判以刑法骗汇罪论处。 去年9月，国家外汇局就通报了一则违规案例，显示当事人是在2016年犯事，涉及金额250万英镑，构成逃汇行为，被罚150万元人民币。 外汇局早前也通报，2018年上半年，共查处外汇违规案件1354件，罚没款达到3.45亿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19.7%和59.5%，显示国家打击蚂蚁搬家逃汇行为已经向广度和深度进行，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两高的最新文件显示，目前打击重点已经转向非法买卖外汇和地下钱庄交易，华人想要违规境外汇钱的路径基本已经都堵死，没招了。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外籍人士特别是海外华人，希望到中国投资、工作和生活，最方便的当然是获得在中国永久居留的资格，也就是有一张中国绿卡。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这张小卡片被外界调侃为世界上最难获得的“绿卡”。目前在华常住的外籍人口有60万，十几年间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不足5000人。 新西兰籍的中国小伙等了5年终于拿到中国绿卡 Aric Z Ding（中文名：丁喆） 今年35岁的Aric Z Ding（中文名：丁喆）是新西兰籍的东北人，丁喆来自沈阳，14岁时跟随父母移民新西兰，3年后入了新西兰国籍。 在新西兰，他学习的专业是美发时尚造型，于2004年前往英国伦敦深造。毕业后，宝洁P&G公司向丁喆伸出了橄榄枝，于是他便前往宝洁位于上海的沙宣美发学院当美发导师。 对于丁喆来说，虽然新西兰国籍给他带来了很多便利，如去英联邦国家工作没有太多限制和要求，但回中国工作生活就障碍颇多了。 丁喆最初去上海是申请的旅游签证，后来被宝洁公司聘用为导师后，公司便帮他申请了中国工签。但每年丁喆都需要重新办理工签，手续繁琐，很不方便。 后来，丁喆在上海投资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这需要办理的材料证明更多。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关于中国PR的事，可能是我经常跑上海出入境管理局办理签证，我慢慢获悉了关于申请中国绿卡的消息。” 2009年，丁喆将所有材料递交到了上海出入境管理局，包括在中国居住满5年的证明、在中国连续工作满5年的证明、结婚5年的证明（Aric的太太是上海人）、个人存款证明、暂住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纳税记录等等，凡是能够提供的材料，Aric都一并交了上去。 从申请到最后获批，丁喆一共等待了5年时间。 外籍华人可无条件获5年“准绿卡” ，回国养老方便啦！ 2018年1月22日，中国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集中推出八项出入境便利措施，于2月1日起施行！ 八项措施中与海外华人息息相关的就是这一条： 为外籍华人提供签证、居留便利 对来华探望亲属、洽谈商务、开展科教文卫交流活动及处理私人事务的外籍华人，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可按规定签发5年以内多次入境有效签证； 对在当地工作、学习、探亲以及从事私人事务需长期居留的外籍华人，可按规定签发有效期5年以内的居留许可， 相当于发5年＂准绿卡＂啦！ 这一项措施对于我们加拿大华人来说真的是大大的福利啊！ 近年来，国内不同的城市陆续推出一系列的便利外籍华人来华政策，但大部分人想回国探亲旅游的话，申请的签证最长是1年多次有效，居留许可期限最长也不超过3年。 但现在，将签证有效期以及居留许可期限都延长到了5年，极大地方便了想回国的外籍华人。这意味着今后华人朋友们回国，最长可待满5年不用出境哦。 华人最久可在国内待5年：但你得先把户籍注销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 好消息一出，华人欢欣鼓舞，5年内无需出入境的特点，极大方便了已入籍加拿大的华人回国探亲甚至养老。当然，意的是每一位申请5年居留期限的海外华人都要先注销个人户口哦！ 加籍华人“5年居留许可”申请流程如下： 第一步，申请中国签证。 所有外籍华人回到中国前都需在当地中国使领馆申请Q类签证。加拿大籍华人可申请到最长10年有效多次往返签证，每次停留180天，这是中加两国政府根据外交对等原则签订的签证互惠协议，已经是所有外籍华人中条件最优厚的。具体办理方法可以登录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网站查询： https://toronto.china-consulate.org/chn/HQGR/。 第二步，入境中国。 持有中国Q类签证（如图所示包含Q1Q2签证）的加籍华人入境中国默认的停留时间是180天，理论上在到期前离境前往中国香港、韩国、日本、泰国等近邻国家和地区，短期旅游几天再返回中国就可以重新获得180天的停留时间。但对希望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加籍华人来说，这种方式涉及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大。 图片来源：中国签证服务中心官网 第三步，申请5年停留期限 2013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生效的时候，外籍华人在中国境内向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最长3年的居留期限。很多媒体提到的5年期限是错误的。 这一次，中国公安部正式把3年居留期限升级到5年。申请理由可以是“投靠”、“置房”、“赡养”、“寄养”等。目前，中国公安部还未统一申请5年居留期限的材料标准。各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流程和要求会有差异。需要申请人到当地公安部门咨询。 通常来说赡养老人和回国抚养孩子等理由基本都能获批。 举例而言：夫妻二人都已是加拿大国籍，他们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也是加拿大国籍，想持签证回国后想交给居住在中国的老人抚养，就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5年居留期限。这种情况下，只要材料齐全，申请一般都会被通过。再比如加籍华人想回国长期照料老人，只要客观情况属实，申请5年居留也基本能够获批。 但买房置业、开公司做生意等理由就需公安部门审批了，申请者可以申请最高5年的居留期限，审批部门有权力决定给予几年。 办证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办结。 收费标准： 3年（含）-5年（含）：1000元/人次

万圣节本是北美人民相当喜爱的节日，但就在这个本应充满着欢乐的日子里，华人男子小张（Samuel Chang）却遭受了末日一般的恐怖：被多名消防员围殴打致昏迷，脑震荡，肾衰竭，学业因此中断，至今病痛缠身。 时隔三年多，小张终于在最近得到了公正的裁决，并获得740万美元赔偿金，案件至此也告一段落。 案件回顾 据报道，22岁的小张是加大圣芭芭拉分校的研究生，原本可以顺利毕业并拿到硕士学位，但是2015年的万圣节发生的一幕，让这一切都变得那么的艰难。 那天晚上，小张去探望住在Chatsworth街的祖母以便能发糖果，而40岁的洛杉矶消防员卡蓬特（Eric Carpenter）也住在那里。 就在小张正在分发糖果时，Carpenter看到了他，带着一群人一直紧追其后，并盘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该社区，以及糖果里是否有毒。 小张坚决的否认了，还反问卡蓬特为什么盯上他。然后小张一边请围观者报警，一边试图跑开。 但是没跑多远，小张就被卡蓬特一行人追上暴打。 右侧身穿“肌肉男”装扮的男子是卡蓬特，他用前臂卡住张的喉咙，左侧深色衣服男子则将张的腿按在地上。 然而被两人重重压在地上的小张，几乎无法从视频里看到他。 在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推断出，一行几人都是住在这个社区的居民，他们以为小张来到自己的社区，发给自己的小孩毒品糖果，是他们感到非常危险。 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被误解的小张，因为被扼住喉咙长达6分半钟，给他的身体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伤。 以至于到视频的最后，围殴他的几个人也察觉到不对劲，开始给呼吸薄弱的小张做起了心肺复苏！ 据警方调查显示，动弹不得的小张当时几乎窒息死亡，身体也出现多处重伤，包括肾衰竭和严重的头部创伤。 张的律师David Ring也表示，“我的当事人在医院疗养了数周，并因这场袭击而落下后遗症，几乎让他失去了生命。” 漫长艰难的起诉之路 2017年Samuel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起诉施暴者，并在诉讼中提到了五名男子，但只有三名男子被指控犯罪。 根据法庭纪录，卡彭特本应面临长达7年的监禁，但最后竟与检方达成协议，以承认轻罪换取缓刑3年和135天的社区服务。 维塔尔和莫尔纳同样以承认轻罪，获得3年缓刑和90天社区服务。 而卡彭特和维塔尔也在社区服务结束后，又恢复了消防员的职务以及相关福利。 辩护律师David Ring认为本案涉嫌权钱交易，正是由于被告律师曾是地检署检察官，和当地检察长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才使得三名被告获得轻判。 但是小张遭到了非常残酷的殴打，“我们非常失望，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没有让被告对这次可怕的攻击负责。” 又过了两年的时间，在4、5家保险公司的介入下，才得到了740万元的赔偿。但是，几个被告仍然强调，相关解决方案并不代表承认任何罪行。 现在，虽然小张已经拿到了自己应得的赔款，但他的另一位代理律师Brendan Gilbert表示，时至今日他仍然饱受重伤后遗症的困扰。 他的脑部遭到重创，脑出血，导致记忆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表达沟通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与受伤前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小张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当你想到消防员时，你会想到英雄，你不会想到那些暴力袭击别人的人"。 而他正是被这些看似正义的人和行为，毁掉了整个人生。 事实上，小张遭遇殴打的社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以为住在附近的华裔保险经纪说，他的妻子几个月前驾车出行时，竟被一名白人男子尾随至家门口。 那名男子出言不逊，嚷道东方女人开车是奇事。夫妻二人立刻向社区警卫人员报备，让那名男子的车辆从此不得进入此区。 保险经纪表示，在一些以中产阶级白人为主，华人家庭占少数的社区，如果华人冒然进入确实有可能被当成“入侵者”，所以华人在遭遇类似事件时，一定要懂得反击，保护自己的权益。

自中加税务信息公开之后，加拿大政府近期又祭出一狠招，这一下，许多华裔移民老人吓得连养老金都不敢领了！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老人福利还是很好的，65岁退休后可申请政府老人金（OAS）以及低收入补助金（GIS）等各种福利，算下来，每名老人可领到的老人金及补助金折合人民币接近￥10万。 2019父母团聚移民一开，只是11分钟，27000个名额就一抢而空。可见移民加拿大受欢迎的程度。 然而，自从2018年8月27日开始，加拿大联邦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开始改用全新的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的申请表格，并要求申请人填写其在原居地的身分证号码，与此同时，还要申报全球收入。 这一下许多华裔老人慌了。 部分华裔老移民因为担心自己之前很多年从来没有申报过海外收入，很可能被税务局追讨欠税，甚至被控诈骗和逃税，索性就自动放弃申请这项年近10万人民币的福利。 要填写身份证号码 据悉，原来的老人金(OAS)和保证低收入补助金(GIS)是单独申请的，现在两个申请表合二为一后，方便了不少，但要求填写原住地的身份证号码和全球收入。 一家志愿机构过去一直协助不识英语的华裔老人填表申请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 一名女职员说："从去年8月27日开始，填好新的申请表格后，只要申请人符合领取保证入息补助金的资格，将会自动获得，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另外填表申请。" 但是，"申请人在填写表格时要自行申报来自其他国家的收入，包括退休金、养老金和租金等。至于申请人的配偶是否在原居地有收入，也要申报，之后必须在签名一栏，宣誓自己填写的信息全部是真实的。" 投资收入也要申报 女职员还透露，自从增添了此部分内容后，不少原来计划申请这两项福利的华裔老移民决定放弃，前来寻求帮助填写申请表格的人数也明显减少。 这些华裔老人绝大多数是通过家庭团聚的途径，在子女担保下从中国移民加拿大的，他们在加拿大已住满了10年，很多人在原居地依然领取金额可观的退休金和养老金，有的还拥有房产，有房屋出租的收入和其他投资收入。   如果他们填写了原居地的身分证号码，联邦政府可以很容易根据银行资料查出他们的收入情况。 她说："很多人可能已连续10多年在报税时没有申报过自己的海外收入，他们害怕在申请表中填写了原居地的身分证号码后，联邦税务局追讨欠税，甚至被控诈骗和逃税，那还不如自动放弃申请。" 她还透露，据她所知，有人被追讨已领取的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追讨金额高达数万元。 有些老人在被政府通知追讨已发放的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后，一走了之回到中国不再回来。 她说："申请人在提交了申请表格后，通常会在3周至3个月内获批。如果等待审批的时间愈长，说明问题可能愈多。" 追溯期达10年 这位女职员说的案例其实早前就出现过。2016年，加拿大法庭就判处了一对在加拿大领取老年金福利的华裔移民夫妇，因未申报在境外的收入，要退还和扣减在加国领得的福利。 会计师表示，有人对漏报、瞒报在中国的收入，还抱有侥幸心理，但其实中加不仅有税务协定，而且也开始交换税务资讯，因此希望透过隐瞒收入来逃税是愈来愈难。 事实上，如实报税并不一定会被征税。因税务协定避免了双重扣税，因此凡在境外已缴税的收入，在加拿大其实是可以免税的。 然而，如果瞒报被税务局查出，则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要补交税款，还要交罚金，再加上所欠款项的利息。 最主要的是，税务局可以追溯10年的纳税情况，如果有多年的欠税情况，则将要付出数额巨大的利息。 如果交不出款项，可能被判以其他财产抵偿。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可能坐牢。 老人金领取攻略 从会计师的话可以看出，如实申报可能也没有那么恐怖。 加拿大老人福利好，去年联邦政府更是再次上调了养老金福利。最高可以额外享受$1,728.84的补助。 根据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每年收入$0.00 - $23.99的老人最高每月可以领取1,499.77加元。 如果在国内每月领取人民币4000元退休金，一年收入大约1万加元。总额将减少至942加元。 但是，如果年收入超过17000加元，低收入补助金（GIS）则接近为零。每月领取的老人金（OAS）只有600多元。 通常，申报者需要是年满65周岁与加拿大公民（或居民）。如果是随子女移民而来，就多一条在加拿大境内住满10年。 如果不是子女担保过来的团聚移民，比如如果是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他们能够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是逐年累计的。 即便这些人没有在加拿大居住满10年，只要他们曾供职的国家拥有与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协议，他们仍旧有资格申请领取部分养老金额。 另外，属于他们的低收入保证金（GIS）也会随着来加的年数而递增。 小知识 加拿大养老金实际上指老年人保障金（OAS Pension）、老人福利金（Benefits）、低收入保证金（GIS）和津贴及生存者津贴(Allowance and the Allowance for Survivor)。这四项福利来源于政府的税收，与申领人是否有过工作无关，也没有供款要求。但这项福利是需要主动申请才能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