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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践行“动态清零”策略的国家，也是疫情控制最为有力的国家。而为这个全世界最牢固的疫情防控体系奠基的便是基层防疫人员，他们并不直接参与诊治患者，但每一个密接、次密接、感染者、疑似感染者都要由他们来筛查、采样、送检、转运、隔离、跟踪、调查。英雄的称号并不总属于这个平凡的群体，冲上前线时，他们总会被形容为高尚、无私、无怨无悔，但平常的日子里，他们是小题大做、死板、不专业、态度冷漠的基层工作者。更多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普通人，接触阳性感染者时会恐惧，白天黑夜连轴转时身体会吃不消，指令不明确时会抱怨，两年如一日的高压工作会摇动信念，耗尽激情。不能按时吃饭、连夜筛检送样、一天600个流调电话、累到躺在地上……只是基层防疫人员工作中可见的部分，我们看不到的是长达两年以新冠病毒为圆心的生活。感染者尚有康复日，防疫没有停歇时。就在前几天，著名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曾光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疫情中的个体权力是一个广泛的课题，不光针对病人，还有参加防疫的整体队伍……我就听说，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没死，但是我们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们不睡觉、连续超负荷地工作，我不赞成这样，应该讲究的是科学防疫”。本文的主人公李力是一名90后基层防疫工作者，他来自疫情反复无常、多次封控的边境小城，疫情前是一名普通医生，在新冠大流行的两年时间里，他辗转于各隔离酒店和城乡社区之间，负责采样相关工作，接触过守边“将士”、网格员、支援队伍、流调人员、公职人员、感染者以及被疫情影响的普通居民。疫情改变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试图还原这群不被看见的人们的真实生活。以下是他的口述。 712个日夜我是2020年1月23日开始加入防疫工作的，至今已经712天。其实，基层防疫人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算太高，尽管我们都有医学背景，但疫情需要我们做的，大多是枯燥乏味的重复性体力劳动，有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医生主要任务就是爬楼。我们要为片区内出行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采样服务，要是光采样也简单，难的是，要穿着笨重的防护服爬楼，爬楼半小时采样5分钟，20多位居民分散在十多个检测点，我们骑着小摩托穿梭在我们负责的片区内，跑来跑去，爬上爬下，就只为了二十管标本，这样的生活，两天一次循环了3个月。我们这里今年冷得晚，10月的平均高温还有27度，中午热起来后，不透气的防护服裹在身上，全身都是汗，热得难受，人一直是晕乎乎的，来来回回步子根本踩不实，随时都可能会晕过去。那一天，我们六个人从早上九点忙到了下午三点，终于能踏实吃了顿午饭。 7月又爆发了一轮疫情，被隔离人员的检测项目和频率增加了两倍，我被临时调到了隔离酒店采样。最令我头疼的工作，其实是填表。那时报表由5个变成了12个，收表的微信群有七八个，工作交流群有几十个，删也不能删，看也看不完，也没有一套通行规范，一下说这样报，一下说那样报，我每天都在报数据，头都大了。人总是越濒临崩溃就越容易出错，越出错就越容易崩溃，那时，我白天采样忙得脚不离地，晚上头昏脑涨地填表，夜里会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压力大到彻夜难眠。没有假期，连轴工作，通宵失眠，那段时间，我无数想着，忙过这一阵就离职，哪怕下海做生意呢。现在想来，得亏没离职，身边做玉石生意的朋友到现在手上还压着货，交着店面租金，几个月没收入了。我的一位好友在应急采样队，他们第一天出门采样的目标，是连着的三幢出租房，每幢有四五十个房间，像这样的出租房，一般每个房间要采三四十管标本，别墅要采七八十管，取样点包括电话、手机、桌子、床、垃圾桶、烟灰缸、门窗、拖鞋、水杯、充电线......反正只要人摸得到地方，他们都要编好号，采好样并送检。人能接触到的并不只这些物品，听他讲，他们还采过猫、狗、兔子，年轻人把宠物们养得胖墩墩的，走路都困难。三四十斤的狗子看起来挺凶，我很担心好友被它咬到，毕竟要拿着棉签“侵犯”它的屁股、嘴巴、鼻孔、毛发，结果好友说，小憨包温顺得很，就是太胖了，得两个人才能抱得动。也有难缠的动物，7月，一位感染者在隔离治疗前把狗委托给朋友照看，结果后来朋友夫妇两人也确诊了，狗跑了出来，防疫人员不得不全城找狗。任何有可能出现病毒的地方，不管是自首回来的人，还是工地的砖头、边境的铁围栏、地里的青菜、缅甸流过来的河水，他们都采过样。我们基层工作者的待机时长是365天X24小时，被召唤的时间，可能是半夜三点，也有可能是烈日当头的正午。吃不上饭，睡不着觉是常态，我曾经在48小时内连续出了两次任务，最终只睡了一小时。作为医务工作者，为了结束疫情，短期高压工作是我们分内之事。只是谁也没想到，两年了，疫情并没有休止。巨变细数这两年来的经历，的确多有波折，无数个出任务或是辗转难眠的深夜，我如同阿庆嫂一般一遍又一遍地向朋友诉苦，但此刻静下心来问一问自己“累吗？”答案却不是那么肯定了。前几年，为了看一眼西湖，我攒了几年的年假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我先后坐了近六十个小时的汽车、火车，辗转了4个城市，最终见到了课本中的盛景，累得痛快。相比起来，每一次任务也不过是一次跋涉的经历，实话说，像我们这样处在当打之年的年轻人，少睡几宿、少吃几顿就叫苦连天，不免太过矫情。但逞强也没有意义，对于一座城市和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花费几个星期去控制一轮疫情，便可收获一次胜利，而对我们这样的防疫人员来说，新冠的另一个名字，叫生活。两年来，疫情侵吞了我全部的精神和现实世界，它将我从一个普通医生的生活中完全剥离出来，然后框死在了一个一切由新冠定义的时空里。两年来的每一天，我的每一顿盒饭，每一次任务，每一次谈话，我穿的隔离衣，住的隔离酒店，以至目光所及的一切都与新冠相关，甚至在国内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我依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搜寻着全球疫情和新冠药物、疫苗、策略的消息，我想知道新的一天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希望，能将我从疫情中拯救出来。希望并非没有出现过，从疫苗到药物，从封城到全员核酸，从阿尔法到欧米克戎，病毒一次又一次地击溃了我的信念。难得能让我逃离新冠的，是烟、酒和手机。在过去两年里，我只在家住过2个月，其他时间，都辗转于隔离酒店、方舱及城乡社区。我曾经呆过的隔离酒店楼下的一家小超市的酒，快被我的同伴们买空了。没有下酒菜，几人坐在一起，盒饭就酒，聊一聊今天的见闻，侃一侃大山，就能打发晚上6点以后漫长而又无聊的时间。我不怎么喝酒，偶尔喝一瓶啤酒，但我抽烟，疫情期间一天两包，抽的太凶了，跟人讲话直咳嗽，牙齿也变黑了。我仿佛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疫情前，工作之外我生活的关键词是，旅游健身社交，防疫生活里，取而代之的是，郁闷、烦躁、失眠、心慌，那些给予我精神慰藉的活动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我家里有哑铃，瑜伽垫，但3月至今，我回家的全部时长加起来不超一个月。实在闷得无聊的时候，我就抱着手机疯狂跟几十个朋友聊天。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工作本身真的称不上累，但我的精神力已被耗尽，饭菜不合口味导致的腹泻，心慌失眠、抽烟喝酒以及无处排解的精神压力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最近，我的老毛病湿疹复发了。倦怠用“崩溃”这个词来形容基层防疫工作者的心态，未免太激烈了，一个更为贴切的词是倦怠。两年来，基于对病毒威力的感知、缺乏激励以及价值感的消解，大家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些“默契行为”。以我自己为例，比起测体温，我会更看重核酸和抗体检测，因此如果出现体温漏测，我并不会十分在意。在采样时，我的同伴们曾指责我不注意个人防护，在他们看来，穿双层防护服、摘下手套后用七步洗手法洗手、像用水一样使用酒精喷防护服，是彻底切断传播风险的关键。但在我看来，如果取样操作过程规范，并不需要过度谨慎。我也曾见过流调人员，只戴着n95口罩与被排查人员对话，比起物品，人的传播风险显然更高。我和我的同事均未被感染，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能感受病毒“传播力”的一群人，大多数阳性感染者，都要由基层防疫工作者经手检出，而两年来的直接接触经验，构成了我们对病毒的理解的一部分。疫情初期，我也曾畏惧感染，但两年下来，再高的R0值也吓不到我了。另一个倦怠之处表现在“不求甚解”，我们当地已经进行了几十次全员核酸检测，但仍有检测者因不了解双采双检是采了鼻咽拭子后置于一单管中，而按照混检的旧例，将三五人的标本置于同一试管中。在我们的培训指导课程上，各级专家给出的规范并不统一，但这样的差异只有这些我们上课的“学生”知道，我也曾试图指出这些不同之处，但很多朋友提醒，作为执行者，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并不在我们职责范围内，我就是纳闷儿，专家之间难道没有交流吗？自参加防疫工作以来，我本人并没有获得额外的补贴，但有坚守在隔离酒店的朋友获得了300元补助，高强度的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激励是群体性倦怠的原因之一。但这些补助或许应该给临时工和失去生计、被隔离在家的普通民众。毕竟公职人员虽然辛苦，但却是这座城市中收入最稳定的群体。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反而是我工作逐渐丧失激情的关键原因，比起其他已经或正在“战胜疫情”的城市，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让这座边境小城的居民生活得更幸福。我也体会过那种为一座城市“清毒”的自豪，最开始的两轮疫情，我们控制得很好，那时候我一门心思想着把病毒赶出去，让所有人恢复正常的生活，后来的8个月里，虽然有过混乱，但大多数城市采用的管控与全员核酸的通用策略，我们也施行了，而且时间更长、检测更频繁，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却是我参不透的，这让我时常感到很挫败。时间线一拉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基层防疫工作者都很难获得价值感，敲门的网格员、填表的社区工作者、排查风险的疾控人、以及像我一样的医护人员，大多是为防疫贡献分母，而分子的发现对我们而言，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我经手的成千上万份样本中，一份阳性样本与其他阴性样本也没什么不同，我的工资也不涨一分钱，第二天的我们仍要照常工作。和解许多自然规律是我们、专家甚至全人类都无法左右的，病毒要变异迭代，要逃逸免疫，要变得更具传染性，我们累了，疲了，倦了，但它依然在乐此不疲地冲击防线，挑战我们的认知。我渐渐明白了，我不是在短道冲刺，甚至也不算是打持久战，客观地讲，我就是在过一种叫“新冠”的生活，新冠短期不会结束，疫情随时可能发生，但日子还长着呢，不可能靠激情硬撑，我，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与自己和解，将防疫当成生活来经营。时间与经验，已然打磨出了一个配合越来越默契的合作体系，我无法评估它的质量，只能说，以满足要求为衡量标准的话，基层防疫体系也在自然进化。以前转运小哥来取样，最长耗时五六个个小时，得等我们完成采样后才能把标本拿走，但现在我们采完样后会把样本放在一个固定场所并通知他们，这样他们就能省点时间。工作之外，就像从学生步入社会的转变一样，我需要重构自己的世界。想明白之后，我又开始徒手健身，还买了炊具，自己开火做起了饭。我发现了另一个打发空闲时间的好办法，那就是刷视频领红包，挣得不多，但长年累月做下来，肯定要比补助多，我有点后悔，要是把去年以来所有的失眠和无聊时间都用来挣钱，那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呢。健身和饮食恢复后，我的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我准备把烟戒掉。唯一的问题，就剩下了基层防疫的未来，在前几天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著名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曾光教授说，“疫情中的个体权力是一个广泛的课题，不光针对病人，还有参加防疫的整体队伍......我就听说，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没死，但是我们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们不睡觉、连续超负荷地工作，我不赞成这样，应该讲究的是科学防疫”。动态清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难处不在于科学原理，而在于如何自上而下、保质保量地传递和执行“科学”，试问，哪一位决策者、哪一位基层工作者不曾羡慕、不想学习那种按部就班就能筛出感染者且不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科学”精准防疫策略呢？我的想象中，每一座城市的防疫体系都应该是一台适合自己的“防疫机器”，这台机器可以是冷冰冰的，但一定是精密的，常态化疫情中，可以挂一档，大规模疫情可以挂二档，从关键零件到每一颗螺丝钉都知道每一个档位自己该怎么运行，但这台机器的最高能力等级可是是三级甚至更高，这样才不至于用一次就报废。但一座城市手里有什么样的零件，能组装成什么样的机器，难度如何，并不是我一个螺丝钉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问我“作为基层防疫人员，最需要什么样的关怀和支持”，我还是想告诉做伙房师傅，把饭做得好吃一些吧。毕竟日子还长着呢。

在温哥华的新移民是被吓大的。例如，一下雪，老移民就会告诫新来的：“记得要扫雪哦，万一有人在你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滑倒了，能赔得个倾家荡产！” 这位本那比的华人房主叫老张，他从善如流——买了房子还没入住就积极跑去给新房子扫雪。不料，咕咚一声，一个老人滑倒在地，原来雪扫了，路上有黑冰，更滑了。啥也别说了，当被告吧。这官司最近被卑诗省法院一锤定音，从此“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事儿没那么吓人了—— 祸从人行道上来 2017年9月，老张在本那比买了一个house，房子靠着学校和公园，而且是个conner house，地大增值潜力也大。老张打算圣诞节前搬家。 12月19日，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突降本那比。虽然还没搬进去，但老张又看书又看报，知道扫雪是自己的责任，在买雪盐时本来买了小袋，想想不够，又加了一个大袋。 12月21日是预定的搬家的日子。他中午先和妻子开车去扫雪，免得搬家的人滑倒。铲完雪再撒上雪盐，两人撒盐时不惜工本。期间，妻子留意到，人行道有的角落还有冰，于是她还特意地在冰上撒上几把盐。看上去满意之后，两人就搬家去了。不一会功夫，76岁的西人德先生和妻子从杂货铺回家。走到老张家门口，看到人行道干干净净，“就像铲雪机铲的一样干净”。于是他放心迈步，一脚踩到黑冰上，仰面滑倒，头和背都磕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等救援队到的时候，都不敢用担架抬，只能用毯子把老先生兜起来。德先生瘫痪，接下来还做了脊柱手术……。 conner house的人行道有两条。德先生就在这滑倒了。图源：谷歌街景等德先生缓过神来，他把老张两口子告上了高等法院。“作为业主，老张夫妇违反了本那比的bylaw，没有维护sidewalk的安全，导致他滑倒，生命质量严重下降。” 老张人还没在住进新家中，祸就从人行道上来了。这医疗费不说，护理费和生活质量下降的补偿费，恐怕能比这house还贵。只有请律师了。按照大温地区的行情，每小时300刀算是便宜的。为啥不告市政府？接着德先生也告本那比市政府，因为这人行道是市政的人行道。不知为啥，等到市政府派员来应诉，德先生却宣布撤诉。于是这人身伤害的责任，就牢牢追着老张两口子了。在法庭上，德先生的律师手上拿着两个法规。先说占有者责任法（Occupiers Liability Act），业主就该对自己财产内的人身伤害承担责任。这不需要你有过错，就凭你是财产的主人就够了。在律师看来，老张两口子过错也是有的。律师把本拿比的bylaw一亮：“业主有义务在每天早上 10 点之前清除人行道上的雪和冰。” 31. 任何人行道上的任何积雪或冰…..应由此类财产的所有者或占用者在每天上十点前（包括节假日）清除。 31. Any accumulation of snow or ice upon any sidewalk:…shall be removed by the owner or occupier of such property not later than t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every day, including holidays. 再然后，一个事故重建专家出来作证：“路面有黑冰，这黑冰难以察觉。因为积雪已经被清除，没有任何摩擦力，所以很容易滑倒。如果维护者撒更多的盐，这路面就不会结冰，不会变得危险湿滑了。” 旁听业主欲哭无泪：“合着是业主不该铲雪太干净，该留着点雪提供给行人摩擦力的。” 老张辩解：“我除雪了呀，那点冰确实除不掉，我太太也撒了盐，我们还能怎么办？” 律仿效言法语地告诉他：除不掉冰，那就业主就有了新的注意义务，该想办法去除冰，总之不能留着个湿滑危险的人行道在自己门口。总之，人行道是在老张门口的，就该老张除雪除冰。如果老张两口子实在拿冰没办法，就该在路上立个牌子，提醒行人走路注意。所以老张的过失（没有除冰/没有像商场一样来个警示）导致了德先生摔倒瘫痪，该赔。旁听群众听得心里堵，又掰扯不出来个道理。法官先把逻辑问题挑出来了。他一针见血：“你说业主要对财产上的人身伤害负责，那，这人行道是本拿比政府的，也不是老张的呀。” 德先生的律师拿出bylaw一挡：“人行道是本拿比政府的，但政府bylaw规定——除冰雪的责任在房子的业主，所以冰雪没除导致的摔倒就该业主赔。” 法官一晒，悠悠地扔出一句：“就算bylaw规定了除雪除冰是house业主的责任，市政府还是人行道的owner，总不能出一条bylaw就把民事赔偿责任分配给了house的业主。本拿比的bylaw可管不了法院。我要翻案例。看看之前出现这事怎么判的。” 旁听的华人听众精神为之一振：“门口人行道摔了人该业主赔，这事好像理所当然的。现在有翻案可能？” 谁维护谁负责，有先例？律师们赶紧去翻案例去了。在中国打官司，翻法律条文可以了。加拿大是海洋法系，法律条文是最基础的，真的打起官司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过去的案例可成为法官判决的依据。在加拿大的法庭打官司，除魁北克以外，就是双方用案例来相互砸，说服法官采用自己找出来的案例判决。德先生请的律师先找到个案例砸了出来：“高速养护公司对路面的黑冰承担责任。” 案例是这样的： 2007年冬天，卑诗省内陆地区也是下着大雪。 Goodwin先生开着皮卡在坎贝尔的高速公路上，一打方向盘，车压上了黑冰，嗖的一声滑出去15米，撞在路边。这能忍？Goodwin先生把高速养护公司告上了法庭。理由也是明摆着：你是政府委托的养护服务公司，那路面上有冰不找你找谁？高速养护公司撞天叫屈：“虽然我们合同是收费养护，但是你滑倒的路面并不包括在内，政府没对这个路段付费。” 意思就是——这路段是个三不管，冤有头债有主，请你去告坎贝尔市政府。也是古怪，接下来，Goodwin先生和政府也达成协议，偏不告政府，偏要告养护公司。 “你说没收费就没义务吗？收费不收费，对哪条路收费还不是你说了算？法官大人，我就要告高速养护公司，请审查合同，确定他的义务。” 一来二去，皇家骑警被传宣过来作证。原来就在那天，有个车在附近的路段因为黑冰滑了，出了事故。警察一巡逻，发现黑冰，马上给坎贝尔市政府警告，有黑冰，快派人来维护。政府办公室一推三六五：“请你通知高速养护公司这一情况。” 于是骑警又给高速养护公司打电话，高速养护公司接电话的人满口答应，要给政府说这事，结果是没说。不过，政府也发现了高速养护路段中不包括这段路，于是一个雇员亲自出行，去给这路段撒了雪盐。撒盐的工作人员还没回办公室呢，哐当一声，Goodwin一家的车又滑撞到马路牙了。一审法官认为：找高速公司没道理呀，人家没对这路段收费，为啥要找人家。二审法官一看，哈，高速养护公司和政府在内部义务怎么分配是你们的事，总之在黑冰上滑了高速养护公司跑不了。于是发回卑诗高等法院重审。（重审查不到结果，大概是两边达成协议了。）旁听席上华人业主听众纷纷为老张抽了口冷气——这案例威力大。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有约束力：既然“有黑冰就该养护者赔”，老张这责任就跑不了。老张的律师战斗力也不弱，哐当一声把一个安省的案例怼回去：“高速公路维护公司那是收费的，业主可没向政府收一毛钱。这责任义务能一样吗？要参考，就要按同样在人行道上滑倒的办。” 在人行道上滑倒，告政府告业主的案子，安省比卑诗省多得多，人家雪下得多。安省的法官也是个“市政府的bylaw可管不了法院”的耿直人。他不说这么多，判决第一段就写：“市政府的bylaw是要求居民清除市政道路的积雪，但当行人在人行道上跌倒受伤而起诉时，市政府不能依据bylaw把民事责任转交给居民。” 总之，请行人出门右转直接去告政府，house的业主不背这个锅。峰回路转：业主们松了口气就算安省的判例管不了卑诗省，挡不住卑诗省法官自己就要找本省的参考。接下来，法官自己去卑诗案例库里一顿翻，也翻出来个2000年的本省案例。 2000年的一个冬夜，乔治王子城的伊丽莎白穿着长靴在雪地里走。这家人行道旁边的业主别说除冰了，雪都不除一下的，雪盐不撒，连沙都不铺。人行道上大坨大坨的冰块，就跟个河道一样。饶是伊丽莎白小心翼翼，还是扑通一声摔倒了。伊丽莎白老公看到鼻青脸肿的老婆非常气愤，打电话给市政府投诉，这条路如此危险，竟然没人管！市政府的雇员熟练的回答：“找业主，人行道维护该业主的。” 于是伊丽莎白一家把市政府和业主一起告上法庭，一个都跑不了。这次没有放过市政府。法官一看，直接判决：“乔治王子岛政府该赔伊丽莎白的损失。它是人行道的所有者，它没能保证人行道的安全。业主不该承担责任，市政府的bylaw不能转移民事赔偿责任。” 既然于法有据（案例法也是法），卑诗省的法官理直气壮地判了：“人行道是本拿比市政府的，它不属于老张夫妻，老张夫妻对人行道没有管理责任。人行道上的黑冰普通人难以察觉，老张夫妻对黑冰一无注意义务，二不能预见到可能发生的损害，所以老张夫妻没责任，休庭！” 德先生一看不服了：“你们这样判，以后业主们还要除雪吗？公序良俗哪儿去了？” 他上诉了，上诉法院又写了一万字，从普通法到判例法引经据典，浓缩起来仍然是这一句话：“市政府凭bylaw想把民事赔偿责任卸给业主？没门。” 维持原判。打了3年的官司，老张两口子和广大house业主们终于长长松了口气。除雪，撒盐，这是好市民应该做的。但从此，House业主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竖起耳朵，生怕市政人行道上传来咕咚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