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生活新闻，最新，本地，大温地区，列治文，素里，本拿比 - 温哥华天空

严青青所在的福清市江阴镇外坑底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全村大概一千五百人，出国的至少有六七百人，分布在全世界各地。当地人称，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福清人。早期去日本和欧美的多，现在更流行去非洲和南美的阿根廷等地。去欧美的在那边定居的多，回来过年的少。像严青青这些去非洲经商的村民能回来的都会赶回国内，和家人团聚。图为2月6日，福清市江阴镇岭口村，从非洲返乡过年的喀麦隆中华商会会长翁明发站在自家6层楼的阳台。每年回家，他都会到楼顶拍下江阴镇的“高楼大厦”，感受江阴镇的变化。出生于1989年的严青青，在村里还属于年轻一代，也是后辈。他在非洲待了九年，皮肤没有被晒黑。不像他的发小严延杰，一看就是刚从非洲回来的。但在非洲这几年蓄起来的小胡子又细又长，给他增添了几分沉稳。图为2月6日，福清市江阴镇外坑底村，从非洲返乡的严青青给长辈递上一包他从喀麦隆带回来的香烟。著名非洲问题专家、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中国“新移民”及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带来新的移民潮。福清人最早去非洲闯荡也大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千年之后逐渐多起来。福清人在海外经商挣了钱，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图为当地随处可见的别墅。早一辈在海外积累财富和地位的同时给后人们带来了示范效益，而福建沿海地区比较强烈的家族式观念，让这种示范效益得以巩固。一批批的年轻人跟着家族里的人出海“讨生活、发大财”。图为2月11日，福清市江阴镇，一名从非洲返乡的女子在高处眺望家乡的海景。严青青所在的福清市江阴镇就是“中国民间走出去”的典型。只不过是，他们去得更远一些，成为了“非漂”。图为2月8日，福清市江阴镇，一户从海外返乡过年的家庭正在举行婚礼宴席。目前，福清人已经成为活跃在非洲华人华侨当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在非洲大多开店，或组建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少数人在当地打工；近年投资建厂也逐渐兴起。据福清市侨联江阴镇侨联分会2016年12月数据统计，江阴人在南非8996人、喀麦隆480人、毛里塔尼亚306人、摩洛哥292人、阿尔及利亚163人。算上短期的流动性人员，江阴人在非洲的数量更大。图为镇上打击偷渡行为的宣传语。 2018年春节前夕，像严青青这些去非洲经商的村民能回来的都赶回了国内，和家人团聚，“非洲那边没有过年的气氛”。图为严青青在检查女儿的作业，女儿嘟着嘴玩耍。由于常年在非洲经商，严青青很少有时间照顾女儿，现在女儿大了，辅导孩子的作业也越来越吃力。严声2003年去非洲喀麦隆经商，是村里最早一批去非洲的人。在外人看来，严声是去非洲的成功人士代表。严声在2009年回家盖起这栋五层的洋楼，当时花了200多万。“只有盖了房子，才觉得有个窝，有了根。平常就算不住，大家至少也会盖一栋像样的房子摆着。”严声感叹，这才几年，他的房子已经没有别人高大上了。他的资产在村里也只属于中等水平，村里的首富也是“三年一变”，竞争激烈。图为福清市江阴镇外坑底村，十几名从非洲返乡过年的村民聚在严声（左一）家里喝茶。去非洲的福清人普遍认为，非洲的竞争比国内小，工作挣钱快，生活节奏慢。而在国内，年轻人即便上了大学，找份稳定的工作，在小地方不过三五千元。像福清沿海农村地区，考上大学的人数并不多。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合适工作挣钱，对他们来说无疑更难。所以大多数年轻人中学毕业后跟着家族里的人去非洲闯荡。图为福清市江阴镇岭口村，四位老妇人坐在门口聊天。村里年轻人大多出国经商，平日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的身影。严青青很自豪地说，江阴镇就像美国一样，人民比政府有钱，而且大家干什么都不会想着靠政府。中央电视台曾在2012年援引中国人民银行福清支行提供的数据报道， 2006-2010年福清市的个人外汇收入始终保持在14亿美元以上。2011年，福清市的个人外汇收入更是高达16.53亿美元，在福建省位居前列。图为从非洲返乡的严青青和发小严延杰在村里溜达，两人分别在喀麦隆和马拉维经商，只有过年才有时间相聚。改革开放前江阴镇是福建出名的“地瓜乡”，农民人均收入仅137元，现在却早已号称“小香港”。今年，江阴镇推行填海造地工程，每年的海蛎产量都在减少。政府给予渔民补贴，鼓励他们上岸发展。图为渔民在打捞海蛎。在江阴镇，花上15块钱包个三轮车，15分钟之后就能达到外坑底村。严青青和严延杰坐在三轮车上讨论，江阴镇的物价比国内很多大城市高，比他们在非洲也高。严青青所在的喀麦隆的出租车，8公里内，按人头3块人民币一个人，包车12块人民币。严延杰所在的马拉维也有三轮车出行，起步价8块人民币。图为严青青开车经过镇上的火电厂。近几年，江阴镇发展迅速，货运码头、火电厂和大型工厂逐渐发展起来。从镇上到村里的路边景色，和网络上形容的福建沿海农村一样，豪宅随处可见，而且都是一片连着一片。外坑底村也是如此。在外坑底村口的水泥路边立有一块去年新修的界碑，选用的纯天然整块石头打造，材料费和建造费总造价二三十万。常年在湖南办厂的严青青父亲说，这在湖南农村能盖一套很好的房子。 “这几年村民都抢着盖房子，房子越盖越大，而且喜欢盖在路边，公家的路都被占的差不多了。”严青青称。在江阴镇的农村，越是有钱的村房子盖得越多。严青青家的房子位于外坑底村尾，是他爸在1993年盖的四层小洋楼，当时是村里最亮眼的房子之一，现在看起来已经是“老古董”。图为从非洲返乡过年的喀麦隆中华商会会长翁明发站在家里的大厅打电话。翁明发2014年盖的别墅，大厅层高8.1米，当时花了500多万。但现在款式已经落后了。村民海外经商带来财富的同时积极反哺家乡建设，当地的乡村公益和民俗信仰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外坑底村，村民每年都自主捐资几百万，支持村建事务。村里由老一辈主持，成立生产队。近几年，新建和翻修了村道、风雨亭、文化娱乐中心、影剧院和寺庙等，年轻人还倡议盖了标准化的塑胶篮球场，每年还会组织和其他村组进行篮球比赛。图为一位老人躺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椅子上休息。老年人活动中心是村里的华人华侨捐资建设。春节前夕，村尾的闲居寺还在进行最后的翻修。在正月十七的上元节，村里会举行盛大的祭神活动。江阴镇属于客家人地区，村民的祖先们以前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过来的。村里信传统佛教、道教人士居多，严青青就是其中之一。他走在庙里，看见菩萨都会双手合十拜一拜，许个愿。图为严青青在村里的寺庙参观。从非洲返乡过年的喀麦隆中华商会会长翁明发给搞卫生的工人发工资。翁明发每年只回来一趟，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搞卫生。今年请了6个工人搞了整整两天卫生。近几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冲击非洲经济，针对华人的犯罪活动也日益增加，从非洲尤其是南非撤回来的江阴人不在少数。由于家里在国内的事业发展处在上升期，严青青属于“回得来”这类人。事实上，很多从非洲回国的人都很难找到好的机遇和平台。在异乡生活多年后，回国反倒成了“水土不服”。图为翁云玉和婆婆、女儿站在门口送别前来慰问的江阴镇侨联人员。2017年，翁云玉的老公和弟弟在南非不幸遭枪击事件死亡。严延杰选择在马拉维发展。马拉维是非洲经济发展倒数前二的国家之一，当地物质极度稀缺，市场竞争也相对小很多。前几年生意一直很好，赚了钱之后严延杰多开了一家店，但近几年生意下滑，他只好关掉一个。不过，他说，总体上一年还能够挣五六十万。“在那边能做多少算多少。回来也不是好办法。我们在等着它（市场）上升。”严延杰相信古人的话，既来之则安之。图为严延杰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行李去赶车，他在过年前要赶回马拉维和留守的妻子团聚。 1990年出生的姚江龙，和严延杰是初中同班同学。2006年，他跟着家人去南非开超市。受汇率下跌和南非局势动荡的影响，在非洲待了八年后，2014年姚江龙回国。姚江龙称，“这几年从南非回来的同学很多。”春节前，他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十名老同学中有六人在非洲或者去过非洲发展，年后只有一人选择返回非洲。图为姚江龙参加从非洲返乡的同学聚会。他四年前从南非回到国内工作，但仍有回南非经商的想法。回国这些年，姚江龙的不适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强。在感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他更对自己有深深的焦虑：没学历，没技术，还有逐年增长的年纪。这种对现状、未来的不安感，加剧了他对非洲的留恋。“有时候还会和同学开玩笑，要是在家混不好，还会选择再去。”目前，姚江龙在家待业，他说自己在寻找新的机遇。而严青青春节后就去家族在湖南的工厂开拓新的市场。“很忙很忙，能者遍地金”，严青青如此感叹。图为一艘木船停泊正在进行填海造地工程的在海滩。因为放不下留在马拉维看店的老婆和小儿子，在短暂返乡后，办完事情的严延杰在春节前返回马拉维。2月6日中午，严延杰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去赶车。临走前，严延杰叮嘱9岁的大儿子在家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儿子的小手拉着他的大手，嘟着嘴不肯放开。岳母在一旁抱怨，“在非洲能赚多少钱，孩子都不要了。”图为严延杰去马拉维前和儿子道别。

对于印度的感受，待两周与待两个月，感受会不同；待两个月与待两年，感受会进一步不同。同样待两个月，以一种被呵护得很好的方式进入印度，和自己独闯印度，对印度的感受也会不同。同样是独闯印度，深入社会的内部运作，和在外围观察，体会到的印度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在印待三年以上的中资，通常会感觉那些短期旅游的游记，或者学生学者短期访问的观察，或者那些远程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作品，离现实太远。而印度的处处矛盾，也会让人对印度的感受有很多分歧。每一种视角都不多余，也没有什么正确或不正确，所有的观察都在丰富着中国对印度的了解。以前很多人有种假设，甚至包括我自己，中印两个古老文明，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交流，同属于东方文明，中印的民间交流，应该比中美等更容易。我在美国前后生活了近三年，在印度生活了近四年，从我个人的体会看，中印文化的差异，一点不比中美少。对于商界而言，在印度文化中从商，可能要比在美国文化中复杂好多倍。这也是为什么在中资群里，你会经常听到中国商人各种伤痕累累的经历。我本人来印度是基于好奇，也没有很明确的利益目标，如果说有目标，也是想更好地了解印度。所以，我乐观地认为，负面的或正面的经历，都在帮我了解印度，也就没有明显的受伤害之感受。我对印度社会了解的深度肯定是不够的，但是通过学校这个系统的运转，以及深度接触上到学校管理层这样的印度精英，下到没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来自本地村庄的家政人员，再加上我对印度宪法治理及运转的研究观察，个人认为，以下三点文化对比，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人与印度人打交道的常规性难题。群体文化的概括，本来就是基于类型或规律，落实到每个具体个体会有差异，所以，以下内容不会精准解释每个人的每一次具体经历，但希望可大致可解释大部分人与印度人打交道经历背后的逻辑。 1 一诺千金 v. 随意积极表态先说一个相对浅显的文化差异。中华文化是一种自省和自制文化，如何对待自己的承诺，往往被被看作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我们将诺言的兑现当作是考察对方人品的组成部分。“言而无信”是要被鄙视的，“一诺千金”是美德。所以，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老子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约束，不论在商务谈判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轻易表态或承诺，往往通过潜台词表达一个大概。当我们说出什么时，那意味着，我们是一定要去实现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项责任，那就是不要轻易误导别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影响其他人对自己生活的规划或行为的设定。所以，做不到的，我们要让对方明白，我们做不到。当然，我们的拒绝也会是含蓄的，比如说，“我再考虑考虑”，或者“我们再研究研究”。（就这含蓄程度，美国人也很煎熬了。有一次跟美国律协一个中国项目主任聊天，她说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我们再研究研究”，是拒绝的意思。）在印度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听到拒绝，哪怕是含蓄的拒绝。你听到的更多的是，“没问题（No problem）”，“好的（Teek）”，还有无数多的“一分钟就好”或“五分钟就到”，或者明天、下周等时间承诺。观察久了，你就发现，印度人喜欢给满满的正能量的回答，其实，在表达时，他们不是当承诺，当然也不是基于未来能否落实来做出的。很多时候，只是表达热情，或者一种托辞或口头语。比如，印度朋友给即将来访的中国朋友的答复往往是，“来吧，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这只是用来表达满满的热情态度。如果一个印度人到中国拜访老朋友，中国人会说：“来吧，我们会努力接待好”。在印度人看来，这很不热情啊。他不明白，中国这口头上的70%的承诺，实际上意味着，此人已经打算承担90%的接待任务了。至于印度文化里，为什么不拒绝，文化根源在哪儿，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据说，一种解释是，印度人把精神平静（peace of mind）看得很重，见不得别人着急。在生活中，如果你着急地找一个印度人问路，即使他不知道路，也一定很肯定地给你指一条错路。对中国人而言，你暂时不着急了，但马上就发现自己更苦恼了。日常生活中，真正需要拒绝时怎么办。据我观察，主要靠拖。在印度同事看来，中国人太直接了。同办公室的印度同事要离开时，我让他给我点反馈。他说，你对学生的反馈非常一针见血（bloody），意思是太直接了。他说，印度老师很难做到。我回想给学生的反馈，也都是客观公允的，而且还算很注意方法了。但该说的问题，我还是要说出来。不能答应的，当然，我也就拒绝了，怕误导别人。但在大多数印度老师跟学生的沟通中，真是很少听到拒绝类的言辞。我也曾经尝试过，但是发现结果很混乱。以学生迟到为例，一开始，也试着去理解学生们的那些理由，并给予通融，结果发现，每个学生都会有一大堆理由，课堂很难维持。再后来，我试着按照程序公正逻辑，跟他们解释清楚，然后透明公允地执行这个政策。有些印度学生就不适应了，好像丢了面子。从观察印度老师我发现，他们的基本策略很可能是，晃一下脑袋，说，好的，那你给我写信吧。实际上，80%的情形下，没有学生再写信追这事，也就是说，80%就算分流掉了。即使那20%的较真儿学生再写信，印度老师会选择不回。此后，能有1%再写信就不错了。印度的拒绝，就是在这种看上去很友善、但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情形下发生了。当“一诺千金”的中国人，遇上了不把“承诺”当回事或者用很肯定的态度表达“拒绝”的印度人时，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在日常生活中，会时时感觉手足无措，无法计划下一步。我心里经常呐喊的一句是，“痛快点儿，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或者到底几点能到？”我现在听到同事或学生的承诺，如果对我下一步的计划有直接影响，都要半开玩笑加一句，“请问你这五分钟是印度五分钟还是国际五分钟？”或者“请问你这是一个被理解为你要兑现的承诺吗？”好歹让对方过一下脑袋。缺乏承诺敏感性和时间观念问题，在有国际化经历的印度人或印度机构中会有所淡化。随着印度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改善。就像俄罗斯同事跟我说，改革开放初时，俄罗斯人感到跟中国人打交道很头疼，约见面一小时，55分钟都寒暄其他的，在最后五分钟才说要讨论的重点，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而大部分的中国人，今天已不再是这种风格。如果说这是印度文化中相对好改变的部分，接下来说的第二个文化差异却要复杂一些。 2 只问结果 v. 无结果责任意识中国整体上是一种大一统文化，看重内省和自制，关注程序公正的压力小，形成了重实体的传统。改革开放后的实用政治，进一步强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结果导向。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人的衡量，也是结果导向，基本上以成败轮英雄。对官员，我们也是有一套结果导向的政绩考核。单纯以程序瑕疵为由，为一个嫌疑人做无罪辩护，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压力重重。不同于中国的融合文化，印度是一种多元化共存模式，一直是各种宗教和文化并存。印度和国际学者普遍认为，印度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通过政治建国去缓慢实现文化构建（state nation）。但即便历史上相对统一的盛世阶段，如阿育王朝和阿巴克大帝时期，也主要是实现了文化“共存”，即搭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机制，并不是文化的融合。虽然说印度80%的人算是印度教的人，但是，印度教本身就是个共存模式，即使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印度教的神也有3000多万个。相信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社会基础，也是独立后印度选择自由民主政治立国的现实要求。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共存模式，让印度人不得不重视程序，重视参与过程；但想构建普遍有约束力的道德标准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基于有共识的文化身份认同。缺乏一种普遍有约束力的文化认同，也让界定和衡量什么是满意的结果变得困难。独立后印度，在政治上选择了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加司法审查模式，靠强外部制衡机制运转，政治思维上沿程序正义的思路越走越远。在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印度大部分的精力耗在程序正义上，最近大学申请类似于中国985的评审，一次性提交的材料就达4000页，方方面面都要完备。在很多讨论中，也会有很多精彩的讨论和闪光思想出来，但是，热热闹闹散场后，很少有人关心执行。这种不关注结果的文化，除了受政治文化影响外，是否也有传统文化根源，还不得知。看到薄伽梵歌中有句话，“关注行动本身，不要关注结果（On action alone be thy interest, Never on its fruits.）”，跟中文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类似，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印度不关注结果的文化根源。结果责任意识的缺乏已经投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维中。说个很具体的笑话，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大学的事儿，不妨给这个故事命名为“真的有空调”。在北印度40多度高温的6月，校长请了一个知名美国学者来访。校长叮嘱他的助理，一定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这位教授。助理给大学的合作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也的确排了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当校长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位西装革履的美国教授全身湿透了。校长从他那儿了解到，他根本没有享受到空调服务。校长非常生气，质问助理，助理很明确告诉他，要的是空调车。校长又给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对方也明确说，排的是有空调的车。校长非要弄明白，又给车的司机打电话。司机说，我的车上真的有空调，只是那天坏了。校长无语了。这么多人介入，似乎没有人思考，他们到底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服务。但凡有人有结果责任意识，这教授也不至于汗流浃背。但在一个关注程序要求的语境下，遇到类似情形，实际追责似乎也很难。校长的应对办法只能是下次派车时，把指示进一步严谨化，如“请派一辆当天空调能运转的空调车去接某某教授”。如果文化中普遍缺乏对结果负责任的意识，一个想做成事儿的人，日常生活中就得有强迫症，必须关注程序中的每个细节，而且得反复问。一个印度教授到中国出差，经常反复问接机的事，就是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思维结果。从中国人的角度，会感觉完全没必要。在这种缺乏结果责任意识的文化中工作，当你需要团队配合时，会特别操心受累，很容易陷入被动。说说我最近一次很类似的经历。组织召开个研讨会，会议室临时紧急调换，9:00钟开会，我8:30告诉负责会务的国际办公室的人赶紧在原会议室门口贴个条儿。她很肯定地答应了，然后我就忙活其他的了。8:55经过原会议室，发现上面什么都没贴。我质问她，她很平静得告诉我，她已经跟学校负责会务的行政人员说了，但是，对方说，时间太紧了，贴不了。我哭笑不得。当着她的面，快速从本上撕了一张纸，写下了会议室变更的内容，然后自己赶紧跑去贴上了，两分钟不到就完成。真是程序限制了想象力！这么紧急简单的事情，她还非要走一个程序，就不能自己撕下张纸贴在门上。我期待的结果是，实际提醒了潜在参会者会议室变化的事实，没必要非要带着大学logo的很正式的精美的提示。更严重的是，此人没有基本的结果责任意识，即使对方说做不了，她也应该及时反馈给我。她履行了简单吩咐任务就认为履行了自己的程序义务，根本没考虑我工作面临的被动性。当“只问结果”、缺乏程序意识和经验的中国人，遇到了只在乎程序参与、无结果责任意识的印度人，前者会感觉自己的工作完全陷入了不确定性，焦虑感十足，后者会感觉前者的态度太累人，明明自己已完成了责任链上属于自己的程序部分，至于结果走向何处，与自己根本无关。无结果责任意识，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有学者在比较中印的腐败问题时就发现，中国腐败也是很结果导向的，搞定特定有决策权的人，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而在印度，腐败也是民主化的，把整个链条上的人都行贿了，也不见得解决问题，除非你要解决的是一对一的小问题。 3 礼尚往来 v. 得寸进尺印度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比较明晰的分为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家族内，是一种基于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家族财产通常不分割，家族成员间的身份和财富高度依赖，家族成员间存在非常强的互助关系。比如大哥去世了，叔叔抚养侄子侄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往往是按照抚养自己子女的标准来抚养。家族内，人际关系和财富配置，是基于威权决策，由家里非常资深的长者做决定，非常可预期。这种威权决策甚至有时与社会中民主人权的理念相违背，如离婚的家庭成员可能被排除在家族保护网之外，他或她在家族中的财产份额也自动丧失，但印度人很尊重家族内的这种决策模式。印度人在家族外的人际关系却受其民主政治文化影响，存在明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抗争性特点。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市场化思维，即基本假设也是基于理性人，即理性的人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最佳利益，每个人都在理性追逐自身利益同时，选票政治会让每个人的利益在政治上实现比较好的反映，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如何界定理性人也是比较难的，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不能说没有影响。印度之所以被称为最大胆的民主实验，就是因为其在80%人口还是文盲且极为贫困时实行了选票政治。多党制和政治承诺空洞化，让其选民特别看重短期利益。利益碎片化和高度竞争化，制造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分蛋糕思维。没有受过教育的不是更淳朴，往往更赤裸裸。来自周边村里的打扫卫生的家政人员，日常工作时经常稀里糊涂，但是，在要工资的时间和数额计算上，以及要求加工资的积极性上，从来都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算错的时候，都是让对方吃亏的错。一些研究印度治理的知名学者就曾经提出，印度民主之谜是，为什么在大选中如此有主见的贫困选民，却不会惩罚那些始终解决不了贫困、疾病和文盲问题的政客？这与短期利益关注不无关系。印度精英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权利本位，没有义务概念，也没有权利义务对等的意识。在印度，解决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权利。以扫盲为例，印度人非常自豪的讨论都会落脚于，受教育权是如何从宪法第四章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策转化为第三章的“基本权利”问题。他们会很自豪的讨论教育权利法案的通过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我问他们，如果一个孩子不去上学，或者父母不让其上学，法律管不管？他们都说，上学的权利是针对政府，即政府要提供免费受教育的机会，至于他们是否去上学，政府不能强制。公民接受义务教育，怎么可能只是个体权利问题，他还是公民对国家的一项义务，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如此。缺乏义务观，也就缺乏责任意识。这也可以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印度人喜欢关注程序而不愿意关注结果。关注程序，容易取悦权利。一旦关注结果，是需要做价值判断和利益取舍的，往往会涉及到追责和强调义务，这是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印度人不愿触碰的。印度这种关注短期利益和过分强调权利，跟中华文化形成了强烈的两种文化反差：没有礼尚往来的思维，在家族之外缺乏忠诚文化。中华文化倡导家国一体，实际上不存在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而是早已将家庭礼仪社会化。礼尚往来，是我们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中国文化里也有爱赚小便宜的，但终究会有文化上的愧疚感。以印度人的视角，在家族外相处就像交易，是一次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努力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成功或失败她也就认了。中国人可能想，初次相处不必斤斤计较或这次做点让步，为下次交易打个好的基础，那就错了。印度人得到好处，不会感到亏欠，也会不会想着回报，她或他只当作是个交易结果。如果你给连续给他两三次好处，他或她便认为，那已经成了她或他的权利。接下来不给，他或她还会问你要。中国语境下的礼尚往来，或者放长线钓大鱼，在印度语境里不好用。印度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思维，也导致社会上的忠诚文化很弱。印度议员Shashi Tharoor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也很遗憾的指出，印度的忠诚文化就是“谁出价高跟谁”。印度不是民族国家，在家族外的文化身份认同，始终是困扰印度人的一个问题。现有的人民党在努力寻求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文化整合，但也困难重重。所以，印度的忠诚度，还主要是以家族为基础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政党、大的企业、律所等始终走不出家族。在家族之外，印度的忠诚度主要靠短期利益维护。A企业给2000元，B企业给2200元，印度人会很快跳到2200的那家企业。若A企业再给2300元，他还会跳回来。政客们在各政党间来回转换，也是其中的体现。在印度人的视野里，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与道德无关。而具体到企业，也是尽可能在雇佣期间最大限度使用一个员工，却很少考虑为一个员工的长期培养进行投资。因为企业知道，投资培养后，这个员工要么大涨价码，要么很快跳到给他工资更高的企业。当然，但这绝不意味着，印度人没有爱心。在世界慈善捐助排名中（包括帮助陌生人、慈善捐助和志愿服务），印度的表现一直要比中国好很多。目前中国的慈善捐助仅占不到GDP的0.2%，而印度相对稳定的占GDP约1%。当然，很多数据也显示，印度的慈善捐赠，70%还是因为宗教信仰。 4 总结总结一下，中国人把承诺看得很重，把结果看得很重，把互惠和忠诚看得很重，这已经是一种文化共识，并进而转化成了社会道德约束，我们非常习惯在这样一种有预期的规则下生活、工作和交易。不可否认，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也在打破一些传统的东西，如出现的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就说明“一诺千金”的根基在受到侵蚀；过度追逐利益和所谓的结果，让我们可以把家庭高度边缘化，甚至于自己的健康不顾；无原则的忠诚，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和寄生关系。但整体上而言，中国人对待承诺、对待时间的严肃性，浓烈的结果责任意识和礼尚往来的人际交往准则，还是有相对好的代际传承。印度人长期的被殖民历史，让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对接面临着断层，传统的“德”消失，或只限于家庭，社会上也没有构建起普遍有约束力的职业伦理，乐观的信仰并没有帮助建立起一套法律之外的行为规则。政治程序化、政治市场化，是其为应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社会而不得以的现代政治模式选择；利益短期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应对这种市场化政治模式的最理性个人选择。这造就印度人很在乎家庭，也很在乎自己，出发点往往人情味儿很浓。当然，在家庭（家族）之外，印度人缺乏文化认同或道德约束，人际交往中，情怀、忠诚都不好使，只在乎能抓到手的利益。关注程序正义，让这个社会的很多决定得到了更充分的讨论，不至于冒进。但只谈权利，只谈程序，也让这个社会缺乏大局观、责任意识和结果意识。当中国人遇上印度人，一般会出现四种神态：喜欢、焦虑、失望、愤怒。印度人爱微笑，不拒绝，中国人第一感觉是，喜欢印度人的热情。但不久后，就发现，印度人时间不确定、承诺不确定，很认真走程序却对结果不负责任……都是不确定啊，开始焦虑。热情的承诺都不兑现，自己作为礼仪的一片礼让，却被对方用来“得寸进尺”，失望情绪油然而生。还有极少数的印度人，外表傲慢无礼，做人做事斤斤计较，让有些中国人愤怒。（最后一种类型，目前我还没遇到过。）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国际化发展，印度的文化也在适当改变，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人，三种文化出现的概率就越小些。对于文化的差异，很难用优劣去评价。实际上，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需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但在不同文化中生活，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文化差异及其背后的逻辑，这有助于我们在交流中减少预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