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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yi 撰文丨张洁琼编辑丨金四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世博方舱像若干个网格的嵌套，上下两层，四个病区，区内再划分为若干个方格，每一小格有2个床位。隔断是一块1米高的白色复合板，对着走道的一面没有遮挡，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敞开着。24小时通明的白炽灯悬在天花板上，不需特别留心也能从声音判断出旁边的在做什么，呼噜声、磨牙声、手机里抖音主播的说话声、“吃鸡”的游戏声、女人的聊天声。上海世博方舱是今年上海疫情爆发以后，建成的第一家方舱医院，3月26日正式开舱，收治的大都是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作为一个临时落脚点，方舱只有水池，不能洗澡，人们用毛巾擦拭身体。你自然会想，住在方舱的人应该每天盼望结束这样的生活，回归正常。微博ID号为“zhuyi”的美食博主，在世博方舱医院隔离了11天，他“诧异”地发现了一群不愿意离开方舱的人，有个被房东收房的哥们，出了方舱没有地方住，回老家回不去；有顺丰快递员，“问院方是否需要临时工，开价300/天。”有装修工人，“做这行本来就是带一床铺盖卷睡在工地，现在就算出院也回不去工地，居委会不可能接收他们，如果自费住隔离酒店费用是400以上/天。” 他还见到一个带着工具来方舱的理发师，“我看他是真不想离开方舱。这位Tony老师最早是挨着床位巡回，见人就说理发可以找他，结果上门生意络绎不绝，客流好像就没断过，收费是20元，不要问我会不会交叉感染，我也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会一门手艺真是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电推子和电吹风陈朝松我找到了那个带着装备来到方舱，准备充分，在里面生活得游刃有余的理发师。他叫陈朝松，今年52岁，湖北人。我拜托他拍摄一些生活照片，他用一个旧款手机变换角度，尝试多次，发来的照片还是有些模糊。住进方舱医院第15天，他第一次主动找医生询问自己的核酸结果，医生回他，连着两次检测都是阴性。他满足了出院条件。医生帮他联系了他所在地方的居委会，安排他出院。他的出院诊断书上写着：神情、气平，一般情况可，自诉无咳嗽、流涕、咽痛等特殊不适。他向我讲述了他在方舱的生活：在方舱里给人理发，20一位我在浦东世博方舱住得蛮好。一日三餐都是送过来。早餐是一个白煮蛋，有时候是烧卖，有时候是馒头，还带一瓶牛奶，就那种简便包装的。中午是两荤两素，晚上也是。你要是没吃饱，就可以找医护人员或者志愿者。你可以跟他们说，或者跟他沟通，就说我没饱，我再来一份。吃完午饭，我会把地扫一扫，因为我理发，地上有头发。给椅子擦干净，准备工作要做好。看一下我理发的工具，洗一下，擦一下，消一下毒。晚上收工以后，盆子里面放毛巾，再倒点热水，加点盐。我连盐都带着。我平时刷牙，炒菜的盐，刷牙牙膏放一点，上面放点炒菜的盐，对牙齿好，也可以消毒。烧水烧两次，刚好可以给毛巾盖住，毛巾要多烫一下。等个二十分钟，水不烫手的时候，我再给盆子洗一下。我早上醒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五六点钟，有人就起来接水、锻炼身体。他们起得早，因为水不方便，热水口像茶壶口一样，流得太慢，每次都要排很长的队。我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电饭煲，我可以用它烧热水。我就一个箱子，里面是我换洗的衣服，春装毛衣T恤都有，还有我理发的工具，香皂、洗发膏、两个脸盆，一个玻璃杯，一个保温杯，还带了大米、花生米、白糖。因为我都是在外面，平时赚点辛苦钱，样样都要打理一下，就像特种兵一样。我带了十多条毛巾，自己用的单独放，一个洗脸，一个擦脚。其他都是给客人带的。这（方舱）里面有消防带，消防带有个箱子，靠墙壁的，我可以打开盖子，挂在盖子上面晾毛巾。我来的第一天去水池洗头，顺便刮面，我就拿推子从左耳朵刮到右耳朵，刮一转，是个V字形。我理好以后，回床旁边，我对面那个男的，三十多岁，他看见了，他问我，你这个头谁给你理的，我说我自己理的，他说你不忙的时候给我头发也剪一下，我说可以。我弄好以后就给他剪，大红围裙围好，拿梳子给他一梳。我说：“帅哥你的头形怎么理，理哪种发型？”像我们一般都问一下，一刀子一剪子下去基本都成型，成型以后你要再修，别人都不乐意。剪完我拿我那个不锈钢小圆镜子给他看，他说：“你剪得蛮好啊。”我理发的时候，好多人在那里看，医生护士从那儿走的时候，也拿手机拍照片。所以我理好一个客人，另一个就上来了。剪完头就让客人去洗，我用电饭锅烧好水，他们拿着热水去水龙头那里洗，这里面每个人都有盆子，有的人讲究一点，就用自己的脸盆，有的无所谓，就用我的。来找我理发的人，状态都蛮好的，年龄大一点，男的女的，阿姨都有。有的是两口子来的，有的是工友，有的是邻居，忙的话，一天十二三个人，不忙的话就是五六个。在这里我剪了有五六十个人，剪一次是20，赚了一千二三。外面肯定赚不到这么多。在方舱里给人理发陈朝松 “相当于休息” 我来方舱所有（理发）工具都随身带着了，因为（原来住的地方）人多，自己不收好，可能人家拿来用了不还给你。所以我住的地方，所有自己的东西就放在眼前，全放一个箱子里。我是湖北荆门人，以前算水泥厂的职工，我自己想出来打工，不想再上班了。那时候还跟孩子妈一起，后来她嫌弃我，我说不想过就那个（离婚），她也同意，孩子判给了她，是个女儿，五六岁。我本来想学开车的，跟我哥哥开了一段时间，开的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又不能喝酒，只能抽烟。2000年，我就出来打工了，出来前，我心想学个手艺，最起码不饿肚子，就跟我师父学了理发。我的刀子、剪子、梳子、电推子都是我师父送我的，用了都有二十年了。我师父（现在）82岁还干这个。到上海以后，我业余才做理发，都没想过专门租个门面房去做，因为手里没有本金。我四处打工。在餐馆打工时，一般就是在后厨给朋友、同事他们理个发。他们给钱我都不要，他们就买瓶水，或者拿个苹果，拿个梨给我。做餐饮一般都是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点钟，13个小时。太累了，想剪剪不了。还有你烧菜，身上那股油烟味、汗味，你给人家剪头发，像我们师傅讲的，得做什么像什么是吧，你最起码得自己洗干净（再剪发）。而且厨房光线不好，我们剪发都喜欢赶早不赶晚，白天做跟晚上做的光线两个样子。晚上黑洞洞的，剪不好人家还跟你吵。你像在这里（方舱），它的光线好，上面有几个大灯，就跟个小太阳似的，都是白炽灯，知道吧。方舱里的医护人员陈朝松平时下班以后，我就在住的小区楼下摆摊子。拿把靠背椅，弄个脸盆，再放个洗脸架子，后面用泡沫板或者纸板，拿红笔写个“理发”。去方舱之前，我在仁济医院做外围，相当于物业。就是在别人承包的公司里打工，哪里岗位缺人就去顶哪里。活不多，一天就2、3个小时时间，其余时间搞搞卫生，倒倒垃圾。事情干完，你自己坐着站着玩手机都行。我在这才干了两个月不到，2月16号去的。干这个不管吃不管住，拿三四千块钱。我就跟我几个朋友合住一起，他们都是做衣服的，江苏人，还有一个送外卖的，河南人。那个房子相当于三室两厅，以前国营单位的房子，做得高，最少有四米，他们自己隔的（两层），一般干活都在下面，晚上睡觉在上面阁楼，那房子住了我们八个人。周五（指3月25日），主管在群里说：“小陈，明天星期六，你休息。”第二天，我一觉睡到快中午了，我起来看，他在工作群里面发的信息，说谁住的小区要48小时核酸的，就去仁济医院做核酸。晚上主管打电话催我去，他说你快点，我说我还有2分钟就要到了，他说来不及了，医护人员不等你的，来不及了。他后来在手机上帮我搜索的，好几个地方白天有（做核酸），晚上都关掉了，只有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有，那时候都快12点了。回来以后我就在家里玩，我平时出门一般都戴口罩的，以防万一。隔了一天半，28号中午，我们黄浦区防控办的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就在家里，不要出去，等会有人来上门给我做核酸。 28号做的，29号出来了，医生说还是异常。我当时还问：“我天天在仁济医院上班，天天做核酸的，为什么会异常？” 他说：“我不知道，你这是无症状感染者。” 他还说：“你自己把东西收好，等下会有车接你去医院。” 然后我就被接到这儿来了，我来的时候，这里面人不多。（在方舱隔离）就跟那个普通医院看病一样的。因为平时比较忙，现在对我来说，你让我去方舱医院，那就相当于休息。你看其实我们说话精神都好得很，没有他们说的那个症状，什么头疼脑热。我说话也一直是这样，要是生病的话，最起码精神状态没有这么好是吧？（查出来阳性）我不担心的。因为我本来都一个人。微型社会方舱里面是封闭的，只有医护人员能出入。我住的是世博园的地下车库，很大，分11个区，一个区里面就接近200人。像我住的是A区408，床号是19，它一排一排从401、402、403这样过来。卫生间是一排集装箱，有时风大，会倒灌，路过的时候，烟味、厕所味都冲过来，味道特别大。声音也很吵，玩手机的，散步的，打牌娱乐的，手机听音乐的，有的还争两句吵两句。他们讲方言，别人听不懂，也不知道具体说什么。我的床位陈朝松我在这里遇到的人，基本都是打工的，大家都是一面之交。前几天碰到一个女的，她老公在我这里理发，两口子安徽人，在菜场里卖水果，做老板。他们可着急出去了，跟我说，小区里还可以卖水果，卖完了以后少赚点，最起码不亏本。后来她老公出去了，她没出去。我隔壁床睡的是个小男孩，十八九岁，兰州的，在闵行的一个工厂打工。天天早上睡到十一二点起来，早饭中饭一起吃，然后玩手机，都不下床，就这么呆了十几天。有时候别人送饭来了，他还在睡觉，我就喊他，我说，快起来吃饭，小兄弟。小男孩走得急，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平时洗衣服就找我说，叔，洗衣粉借我点。他把他身上的衣服洗了，光着身子捂在被子里，衣服晒干了第二天再穿。我对面是个做酒店保洁的，六十多岁，他自己不抽烟，但他在里面卖烟。像中华烟，听他们讲，要卖七八十。他卖烟的时候，我都看得见，四五个人围着，一包一包卖。他的烟不在他手里，得先说好了，半个小时后他把烟取来才给你,我也不知道他藏在哪。来方舱之前，我也想到了烟，但不敢带，按我们老家话讲的话，他赚的这是快活钱。这个老头平时就在玩手机、喝水、散步，不吭不唧的，他连手机充电器都没带，就借我的充。我（和他们一样），来上海这么多年，也是打工。去年我还在做餐饮，因为疫情影响，以前还可以堂吃，后来堂吃不让吃了，人家打包，再后来打包也不让了，没办法。我都五十多了，换个行业就要从头到尾再学，跟猴子掰苞谷一样，看到芝麻捡芝麻，看到西瓜要摘西瓜，看见桃子又想摘桃子，一个也没弄到。但没办法。餐饮行业生意没那么好，还是要按那个时间上下班，卫生也要搞好。生意不好，老板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像我们这些打工的，来自天南地北，有的人会看察言观色，跟他们一起干，精神上就有点压抑，我就想我惹不起但躲得起啊，我干脆换个别的事做。不久前我们还在说，在里面有吃有喝的，都不错，出去以后不见得有吃有喝的。我们在外面干活，都自己去买的。想省点钱嘛，就肯定要苦点，就买馒头啊，烧饼啊，粥啊。也吃快餐，15块钱，两素一荤。但一天不能吃两餐，吃两餐就30，你总共一天才（赚）一百多。基本就一天一顿饭，在外面吃，可能早饭和晚饭自己煮一煮米汤。现在上海有好多超市，菜场都关掉了，封掉了，因为疫情嘛，花钱还买不到吃的。告别的那一天 15号早上十点多，医生来我床边说：“把东西收好，赶紧到护士站集合，不要乱跑。”说完就走了，我手里还拿着剪刀，正在给一个客人剪头发，接着帮他把胡子刮了，也就五分钟。全弄完客人扫码付了款，跟我说：“谢谢你啊，老板。”那天早上我剪了三个人，这是最后一个。剪完，我把剪刀、刮胡刀、电吹风收进我的帆布袋子，那是我找朋友用细帆布帮我缝的，军蓝色，已经皱巴巴的了。我的行李箱子前一天都已经装好，帆布包往拉杆上一放，我就走了。我的理发工具陈朝松旁边的人都在玩手机，有一个旁边的病友看我要走了，开玩笑说，别出去了，在里面还能理发赚钱。我说：“我回去还有事做。”其实我心里知道，即便不想走也得走，外面还有人排队进方舱呢，不可能凭着我的性子。然后我走到对面的床边，跟卖烟的大哥打声招呼，我说：“王哥我先走了，你后面也快了。”大哥正喝水呢，跟我说：“慢点走，有空去我那里玩。”我俩那天早上才加上微信，我发现他打工的地方离我挺近的。我们走得挺急的，到大巴上没十分钟车就开了，我在复兴东路下了车，又走了一个小时才回到住的地方。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扫地的在扫街，大马路上也空空的，偶尔几辆防疫车和警车经过。店门也都是关着的，有的上面贴着封条，有的前面隔一层板子。有好几栋楼会在外围立一圈简易木板，两米多高，再铺一层假草，就把楼和外面隔起来了。那天下午，房东打电话不叫我住了。我就带着行李去了小区旁边的拆迁楼，人家说这个地方住也要交租，还要按年付，五百块钱一个月，一年要交六千给他，我就又搬走了。现在我在广西南路这边的一个菜市场门口。晚上就睡在台阶上，下面垫几个黄板子，上面再垫个海绵，好在现在上海的天气不冷不热。我去商店问了一下，现在一箱泡面要一百多块钱，我就没买，我袋子里还有米，用自己的锅煮粥喝，还能坚持坚持。我睡的地方旁边有个垃圾站房，分类垃圾的，里面有水管。在我前面三四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停车棚，很多送外卖的睡那边，都打地铺，有的铺自己衣服，有的铺纸板，有条件的弄个小帐篷。他们那个地方好啊，有电有水的。我不过去那边，因为他们先去的，地方占得差不多了。我头顶上有个像棚子一样的东西，它是门往外多延伸出来的三四米，晚上下雨，我本来睡在对面，被雨淋醒了，赶紧搬到了这儿。我在外面生存能力都比较强。（在上海这么多年），有时候我去麦当劳、肯德基体验生活，那里面有一帮人吃啊住啊，他们是到上海来流浪的。我就跟他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以前有的麦当劳有沙发一样的、靠墙的长椅，你去晚了就抢不到了。我一般会找偏一点的、光线暗一点的墙角坐着。有的老板管吃管住，有的管吃不管住的，不管住的，我就在朋友那住，有时候也在公园里住。那时候年轻抵抗能力强啊。有几年我住在南京东路，老板租的房子，20个平方不到，上海好多都是老房子，地板不是水泥地板，是木头的，回去走路得垫脚，不能劲大，因为楼下有人，你回去晚了，别人休息，会投诉你。上海这个地方呢，不像在家里，碰到长辈、左右邻居，还打个招呼。有时跟别人讲话别人睬也不睬你。我一般在外面租房，他们（室友）吃的时候喊我吃饭，我就说谢谢你们，你们先吃。我已经好久没做菜了，锅啊灶啊，不好找别人借。以前是在后厨，用老板的锅和灶自己做了自己吃。我喜欢唱歌，没事唱两句。我朋友总说：“老七，你可以上《星光大道》，要不我帮你打电话，去上面搞个笑星。”我在家排行老七。我会学鸡叫、猫叫、狗叫，因为我小时候跟我三哥一起在农村长大，我学得很像，平时他们听完以后都很开心。到上海以后，我一般不叫，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有高血压、心脏病，你学那个猫叫狗叫，给别人吓一跳。

网络流传的湾区“渣男”照片日前，网上一条消息引起美国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应，热议甚至延烧到中国。故事发生在加州湾区，妻子D女士病逝，丈夫Y先生九天后火速再婚，迎娶新妻J某进门；此后Y某又与同住在家中的前岳父母发生纠纷。两老希望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与前女婿发生了冲突；Y某报警驱逐，并要求两老回国。此事被D女士的友人爆料到中文网上，引起华人的口诛笔伐。许多华人产生疑问：Y某再婚是否违法？前女婿是否有责任赡养前岳父母？Y某能否将两老赶出美国？有纽约律师表示，Y某再婚并不违法，只是与华人传统道德习俗不符；Y某没有责任赡养前岳父母，但若已故妻子有遗嘱，Y某有责任运行遗嘱；Y某可以将前岳父母赶出家门，但无权要求他们回国。挑战道德底线遭谴责纽约财富传承信托规划律师冉燕飞说，中文网上讨伐“湾区再婚男”的舆论很多。但从一个律师角度来说，Y某的做法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他的问题是挑战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底线，所以才引起舆论一边倒的谴责”。她说，Y某在美中引起的反应这么强烈，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妻子刚去世丈夫就再婚有些“不近人情”。她说，Y某与妻子结缡20多年，并生了两个孩子。妻子刚病故，他立即上网交友，并在九天内再婚，这种行为与中国的传统道德相悖。她的客户中也有这种情况。有位男客户的妻子2020年7月去世，客户在第二个月就给律师打电话，请她帮助办理结婚手续。她认为这与男性本身情况有关，许多男人的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差，一般需要女人照顾。“不过，因为客户处理好女方的事情，就没有这些负面的舆论。” 其次，Y某对两个正处于青春期孩子的成长问题考虑不周。她说，一般来说，孩子与妈妈比较亲近，妈妈去世对孩子打击最大。孩子刚刚送走妈妈，又要面对新妈妈，对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挑战。如果新妈妈与孩子相处比较好，孩子还可以健康成长。“如果相处不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一生的负面影响。” 对待岳父母斤斤计较？最后，Y某对待亡妻父母几近吝啬让网友更为不满。据爆料，Y某在高科技公司任资深工程师，收入非常可观。而D女士生前在另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工资很高，发生意外之后的福利也很丰厚。他们住在几百万的房子里，经济条件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女婿却对岳父母极其抠门。她说，根据爆料，从2006年开始，D女士的父母每半年来美国一次，帮助女儿带孩子，并倒贴美中之间的旅行费，“对岳父母的付出，女婿应该感激，而不是与两老斤斤计较。”而网上流出Y某为自己申辩的帖子，详细枚举了他给岳父母购买有机牛奶和鸡蛋、托朋友购买打折的iPad等等，“他不写还好，写了反而证实了自己的吝啬。” 冉燕飞说，虽然他们的房产有死者的一半，但是D女士已经去世，按照透露出来的资讯，D女士遗产做了信托，受益人是孩子和先生，跟其父母没有关系。在美国多数州，子女本来就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更不要说赡养岳父母。由于岳父母与女婿一家住在一起，难免发生冲突；即便没有冲突，女婿也有权不让前岳父母继续居住。“如果岳父母不离开，女婿有权将岳父母赶出家门。” 她说，岳父母住在女婿家中，并无租赁关系，如果岳父母交了房租，属于租客，屋主就不能随便赶人。他们应该不是租客。她说，女婿作为房主，赶出岳父母有许多理由，如不喜欢岳父母住在自己家里，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伤害等，甚至无需理由。赡养义务法律未强制纽约刘瑛与凯萨律师楼律师凯萨（Carolyn Shields）说，许多华人指责Y某，是因为他没有赡养D某的父母。她说，如果有人问前女婿是否有责任赡养前岳父母，她的回答是“不”，即使已故妻子可能在遗嘱中要求他这样做，或者遗嘱中的条款将财产留给他、条件是Y某支持D女士的父母，“如果D女士有遗嘱给父母留下一些东西，且丈夫是遗产的运行人，他可能有一些作为运行人的义务。” 也有华人最关注的问题就是Y某是否有权要求前岳父母合法离家，这位哈佛大学前法学教授的回答是“可能”。还有人问：前岳父母是否有权从Y某的家族信托中获得一些钱？她说，基于媒体提供的有限事实无法判断。她表示，这里还有一些人们不知道的重要附加事实可能会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例如，他们处于什么状态；是否有遗嘱；D某是否有明确说明，如果她的父母若来照顾病重中的她，她离开后会将房子财产给他们（经常发生）等等。此外，谁是人寿保险单的受益人？丈夫还是已故妻子的遗产？这些目前都不清楚。纽约华人律师邱慧英从事遗产规划法律事务已经25年了。她表示，当她看到标题为“妻子死后很快再婚，并将岳父母赶出家门”的网文时，就知道文章的大概内容了；她后来查看了内容，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配偶去世再婚男高于女来自台湾的她说，她见过有些人在配偶过世后，获得了大笔财产，突然间有了时间和财务自由。于是，他们与许多异性交往，换了一个又一个异性朋友，开心地挥霍“前夫或前妻的财产”，仿佛真是如人们常说的，“死者在棺材里都要气得翻身了”。她也坦承，从业这么多年，她见到过许多夫妻分分合合的故事，也有人离婚后迅速结婚，但是没有见过Y某这么快再婚的。美国人口统计局网站（www.census.gov）统计显示，大多数男性和女性在离婚后会在五年内结婚。一般来说，男性在五年内再婚的比率“高于女性”，不过，离婚后五年内再婚的比率自1950年以来有所下降。统计数据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在配偶去世或离婚后更容易再婚。丕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丧偶或离婚男性会再婚，而女性只有一半。邱慧英说，许多美国华人买房子时，都是写上“夫妻共同拥有”。如果其中一人去世，房产就归在世的一人所有。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可以凭着死亡证书去银行、房屋注册机构等，将死者除名。这样，这些财产的所有者只有在世的那个人。如果再婚，可以把新人的姓名加进来。如果丈夫先去世，那些房子就完全属于新太太，前妻的儿女继承不到什么。孝道法多处于休眠状态维基百科网站介绍，美国的孝道责任法（filial responsibility law）通常规定成年子女有义务赡养贫困的父母。在某些情况下，该义务延伸到其他亲属。此类法律可能由政府或私人实体运行。虽然大多数孝道法律都考虑民事执法，但有些法律包括对成年子女或近亲在家庭成员经受困难时未能提供帮助的刑事处罚。截至 2019年，26个州和波多黎各仍然有这样的法律。孝道责任法是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济贫法的产物。过去，美国多达45个州制定了该法规，规定成年子女有义务照顾他们的父母。但是，在医疗补助（Medicaid，俗称白卡）设立后，一些州废除了孝道支持法，而有些州虽然没有取消，但该法律在书籍上仍然处于“休眠状态”。有人为了让子女卸责，就把资产送给子女，然后自己申请政府的白卡。于是，联邦法律规定，任何申请白卡的人，都要检查他们过去五年的财务纪录，以确保该人不是为了获得白卡而放弃资产。一些州则法律规定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有义务为其贫困的父母、亲戚支付食物、衣服、住所和医疗需求。如果孩子不能提供足够的服务，法律允许疗养院和政府机构提起法律诉讼，以收回照顾父母的费用。在某些州，如果成年子女不提供支持，甚至会入狱。这些州包括阿拉斯加、阿肯色、加州、康州、特拉华、乔治亚、印第安纳、肯塔基、路易斯安纳、麻州、密西西比、内华达、新泽西、北卡、北达科他、俄亥俄、俄勒冈、宾州、波多黎各、罗德岛、南达科他、田纳西、犹他、佛蒙特、维吉尼亚、西维吉尼亚。爱阿华在2015年废除了孝道责任法，但2019年仍被列入名单中。父母晚年应作妥善安排福布斯（Forbes）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母债子还”的案例。2012年，宾州居民皮塔斯（John Pittas）的母亲在一次车祸后受伤，并在宾州一家专业护理机构接受了护理，然后搬去了希腊，留下9万3000元的帐单。这个妈妈申请了医疗补助，但未获得批准。于是，疗养院起诉了她的儿子。宾州有“孝道责任法”。不过，这些法律很少运行。疗养院决定起诉皮塔斯，而不是让白卡计划支付。初审法院裁定儿子必须支付母亲的费用。皮塔斯提出上诉。上诉法院不仅同意疗养院不必等到白卡解决，而且支持疗养院可以选择它想要的任何家庭成员支付。冉燕飞说，她的业务主要就是做财富传承规划，帮助客人做信托、遗嘱。执业过程中，她也见到一些类似“湾区再婚男”的案子。这些案子不是人死后出现预料不到的变化，而是把资产转移给孩子后，孩子却提前去世，导致自己流离失所。例如，一位单身母亲为了获得白卡，在2019年把自己唯一的公寓转到女儿名下。不幸的是，她的女儿在2020年4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去世。不到一个月，女婿要赶她出门。这个单身母亲给她打电话，哭诉女婿将自己赶出家门。“她想不通，这套房产是自己送给女儿的，女儿死后怎么就归了女婿。” 她说，法律就是如此。“这个母亲痛哭，我也没有办法，只有跟着哭。” 她说，纽约州的法律规定，若是已婚夫妻，一方去世，如果只有配偶，财产就全部归活着的配偶。女婿直接告诉岳母：“你的女儿没有立遗嘱，房子是她的，她走了，房子就是我的。我当然可以让你出去。” 房产出手老人沦落街头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一位99岁的老人与妻子拥有一套公寓。他们为了拿到白卡，就决定把这套房产送给女儿。实际上，他们有一儿一女。他们的女儿也把弟弟的名字加在房产上。2019年，他的妻子和女儿相继去世，同时儿子成为植物人。她说，老人的妻子和女儿刚去世，儿子躺在病床上，女婿和儿媳要把老人赶出家门。她说，这名老人也想不明白，这本来是自己和妻子的房子，自己都快百岁了，能去哪儿呢？老人给律师打电话表示，“我哪都不去，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房子里”。但老人的儿媳和女婿坚持说“这套房子是他们俩的”。现在，老人、女婿、儿媳三人争夺这个房产。从法律上讲，老人把房产转给女儿后，就与这套房子没有关系了。后来，教会出面调解，让老人继续住在房子里，直至去世。她估计，老人去世后，女婿和儿媳还有一次争夺战。她说，“在平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如果涉及到利益，就会原形毕露。“因此，大家不要考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