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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打工人泽希是名副其实的“万辞王”。她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毕业至今三年，已经换了20多份工作，有的工作甚至干不到一周。说到自己辞职的原因，她直言：“老板找事儿，辞；干得不开心，辞；能力低下达不到要求，辞。” 网友在评论区夸赞泽希提离职很有勇气，她笑说：“不是有勇气，是没本事。” 两个月前，泽希通过街边的招聘信息找到一份烤鸭店的工作，整个店铺只有她一个服务员，她要负责清洁店面，客人点菜，还得在厨房片鸭子。她目前只想干到过年，攒点钱就辞掉，年后再寻找下一目标。和泽希一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在我联络到的4位“万辞王”中，有职校生，也有留学生，求职起点各不相同。但在面对压抑的职场环境和不确定的未来前景时，他们的选择几乎别无二致，那就是离开，寻找下一个栖息地，过上形同蜂鸟的生活。一名“万辞王”发帖展示自己做过的短期工作。（图/小红书截图）某种程度上，“万辞王”们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国考报名人数已经达到341.6万人，相较2024年的303.3万人增长了将近40万人。据多家媒体报道，很多高考生宁愿为了定向“编制”而放弃名校。一边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求稳的社会情绪，另一边却是一群年轻人将离职作为对抗有毒职场环境的最后武器，甚至是唯一武器。研究表明，00后在职场中的表现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社会学博士高夏丽发表论文称，随着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传统的劳动关系已经难以发挥效用，新的劳资关系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价值观。（图/《我们是大人》）具体而言，相比起80后的“唯唯诺诺、任劳任怨”和90后的“装模作样、摆烂划水”，00后则以“整顿职场”的面貌示人，他们对“无效加班”“无薪加班”摆出一副“老子不干”的姿态。但另一位“00后万辞王”阿福对此看得很清楚，所谓“00后整顿职场”始终是一场网络狂欢，绝大多数年轻人既无力整顿，也缺乏信心。“不适合这个环境，那就离开好了，让老板继续在这个环境里待着。整顿职场只是一时爽，但职场终究没有办法靠一两个人就可以改变。” “我为什么要忍？” 阿福是2022年大学毕业的。旅游管理专业出身的她，无论是找到的实习还是正式工作，都可以说和本专业毫无关系。她进大厂做过微博运营，尝试在国企做过管培生，也曾踏入教培行业试水。那是一家教培初创公司，包括老板在内只有三个员工，她负责社群运营。不料，行业环境迅速遇冷，她很快就离开了。带着迷茫，她辗转到一家主打网络文学的公司做账号推广，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正式的劳动合同。毕业两年，阿福尝试过不下10份工作，大多是新媒体运营岗。这类工作杂事很多，也常有突发情况。她还免不了总是被领导临时吩咐做职责范围以外的事，其中就包括直播出镜。有次她还没洗头就被叫去出镜，当和其他专业演员一同出现时，她光是想到这个场面便觉得羞辱。阿福的生活照。（图/受访者提供）在一家面向汽车领域的公司做运营时，老板临时安排她出镜，然而公司并未提供直播设备。她跟老板提出拍摄器材的需求，她甚至可以用手机直播，但起码该给她配一部云台（用来固定手机、摄像机的支撑设备）。听罢，老板反问了她一句：“这个，你不能自己解决吗？” 毫不意外地，这份工作她只干了4天。离职时，老板要求她把在试岗期间产出的视频脚本全部留下，但并不支付她任何报酬。无条件加班严重、缺乏上下班的边界，也是阿福难以忍受的一点。有阵子，她转行做娱乐圈影视剧宣发和艺人工作，领导要求她24小时都在线，甚至在凌晨两三点还会给她发工作私信。阿福彻底失去了对时间的支配，几乎无法安稳地吃饭和睡觉，就连上厕所的空当，都在和艺人对接杂事。（图/《装腔启示录》）对此，阿福也曾表达过不满，但丝毫不奏效，“在领导眼中，任何理由都没有办法成为理由。”她说。在阿福看来，这份工作连吃饭、睡觉这种“正常的生理需求”都难以保障，尽管这是第一次有公司给她上五险一金，她还是愤然离职了。在山东找工作这两年，阿福已经对一些企业的招聘套路了然于胸。比如，很多公司会要求应届生入职的一段时间内无薪上班，即免费试用——招聘方美其名曰“试岗期”。这在根本上区别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试用期。实际上，招聘方要求劳动者无薪试岗，这本来就是不合法的。阿福现在的工作照。（图/受访者提供）刚毕业的那几份工作，阿福完全是裸辞，“一不爽我就提出辞职，当天就想走人，就哪怕不给我工资我也要走，就是接受不了那种环境。”她当时的想法也很单纯，在这里多待一天，找到下一份工作的机会就少一些。在被缴纳社保之前跑路，至少还能保留自己“干净的应届生身份”——这个想法现在在她看来虽然冲动，也有些幼稚，不过这个过程也让她越发深谙招聘方的各式套路。比如，她不再相信那些给她画饼的公司，它们承诺转正之后才给员工补缴前三个月的社保，那种公司她大概率根本熬不到转正那一天。（图/《完美的日子》）阿福也在身经百战中学会了维权。她的上一份工作在一家杂志社，当时她所在的团队还在推进项目，突然整个团队被通知解散，她也因此被老板辞退，没见到一分钱赔偿。很多老板心安理得地认为，公司就不给理赔，你能拿他怎么样？公司估计也没想到，阿福会果断地提起劳动仲裁，并最终成功拿回了一个月工资的赔偿金。做过的20多份工作里，最满意的是保安泽希是在河南长大的，这个人口大省向来以竞争激烈著称。中考那年，泽希的成绩离普高分数线差了十几分，本可以花点钱进高中，但家里觉得没必要了，“那你说一个女孩子能做什么？”她反问自己。后来，她在当地一间“3+2”的职业学院念了学前教育，由此选择走上幼师的道路。无论是对她还是对她的家人而言，这都是不假思索的正确选项。毕业后，泽希顺理成章被分配到了本地一家幼儿园。（图/《再见我们的幼儿园》）也就是那时，她才发觉自己根本不喜欢接触小孩，也对明争暗斗的职场环境感到厌烦。在同一批入园的新人里，副园长只逮着她频繁调班，在大中小班之间来回跳，离职前也不忘刁难她。她不明白何故针对她，但也会猜想是不是因为她说话直接，不懂讨好领导。复杂的人际关系是泽希最想逃离的，但不巧的是，往后无论干销售也好，当美术老师也罢，甚至只是进厂打工，她都无法避免卷入勾心斗角的人际漩涡中。最离谱的一次，泽希曾经把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介绍进了同一家工厂，她却没想到，对方有天会出于嫉妒跑到财务处查她的工资账单，俩人因此事断了联系。年轻人频繁地换工作，有时候除了难以忍受压抑的职场环境外，还有对自身工作能力的怀疑，他们在无法快速适应的越来越卷的竞争环境中产生挫败感。（图/《我破碎的真理子》）泽希后来跑到一家大型工厂，流水线上四人一组，但凡有人掉线，就会拉低整体效率。她常常赶不上速度，线长就会破口大骂。那段时间她每天超长待机近12个小时，没到工期就被开了。在另一家生产键盘的工厂，泽希领过200多元的日结工资，不过上夜班的时候，她只能直立站着，从晚上八点一直站到早上八点。离开工厂后，泽希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遭遇伴侣在情感上的背叛，她确诊了重度抑郁。但是在家待久了，爸妈也开始嫌弃她，因为他们不想让外人说闲话。父亲尤其看不惯女儿频繁换工作的行为，并将其归因于她能力不行，以此打压她。每次被说烦了，她就只能再硬着头皮出去找工作。“虽然每份都干不久，但一直在找工作的路上。”她苦笑说。（图/《再见我们的幼儿园》）在朋友推荐下，泽希找到一份在景区做保安的工作。没有任何培训，她在拼多多上买了一套保安服，第二天就上岗了。她的工作内容很简单：每天管管景区人流秩序，看看来往车辆，偶尔扯着嗓子警告乱停放的车主。 “太悠闲了，真的。”她告诉我，换过20多份工作，至今最满意的还是当保安。泽希直言，她是自己主动选择了那些被视为“不体面”的工作，但母亲对此很不满，希望泽希赶紧回到正轨上，这样她在与相亲的家庭提起女儿的职业时，就可以说是在幼儿园里上班，总比做保安让人有面子。（图/《爱回家之开心速递》）泽希也曾思考过体面是什么。比起一份工作被视为体面，她更关心怎么靠这份工作活下去。她说：“体面的意义就是，我可以不靠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男朋友和未来的老公，我依然可以生存，哪怕不稳定，但那就是体面。” 偶尔她也被欲望所困。每个月到手两千块的工资，一般是发完即清空。她平时会买化妆品，跟着博主买衣服。接下来她想攒钱买一件800多元的风衣，尽管这会让她当下的生活有些窘迫。除了上班，人生就没别的选择了吗？从几家大公司辞职后，迈克打开了另一条人生路径。他在小红书做自媒体博主，以“万辞王”为名发帖展示自己的辞职经历，很多迷茫的求职者纷纷找上门来，他开始发展私域，给一些网友做心理疏导和职业规划。和其他靠一腔热血冲动辞职的“万辞王”不同，迈克声称自己每次下定决心辞职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即认为自己在这份工作上的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我不想做这种亏本买卖。” 离职后，迈克用攒下来的积蓄做股票交易，趁着前阵子火热的美国大选做短期交易，实实在在地赚到了一笔。大学时他就开始自学期货交易和投资市场。他自信地告诉我，这两个月赚的钱，已经高于他上班两年的工资，这笔钱足够让他悠闲地度过很长一段时间。 “万辞王”迈克经营的小红书账号。（图/受访者提供）留学生王璐的故事则代表了另一部分人的困境。还在英国念书时，王璐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过美好的构想——要么找家清闲的国企，要么就去互联网大厂拼一阵。硕士毕业回国后，她在一年内辗转了三座城市，换了三份工作。在朋友眼中，王璐向来求稳，性格甘于忍耐，能让她提离职的，那一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王璐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出海科技公司做海外发展。那半年里，除了一两次溜出去摸鱼，她从未见过夕阳的样子。她听同事说，领导一般只要三个月就能判断员工能否留下，但非得让员工熬满六个月的试用期。（图/《天堂之日》）她和同事逐渐发现，工作中处处卡点，是系统性的管理问题——每个人的肩上都背负着不可能完成的KPI。每次开周会，她还得接受上司的拷问：为什么没完成？她无法回答。转正答辩结束的后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和老板提离职了。当时她手上还有未完成的项目，这些经历放在简历上并不好看，相当于沉没成本。她说：“我什么都没拿到就走了，这也太亏了。”有时她也怀疑，是不是自己承受能力真的太差了？不过在提离职后，她仍然坚持把项目做完再离开。同事知道了王璐裸辞的决定，都说她很勇敢，还说从她身上获得了勇气。她有点想笑，其实她内心只有一个声音：“再在这里干下去，我要发神经了。”这不关乎勇气，只关乎本能。王璐找到了新工作，闲时去看海。（图/受访者提供）如今王璐和伴侣一起在另一座城市找到了新的工作。她告诉我，正因为体验了不同的环境，她逐渐明确了职业方向和自身忍耐的极限，也让她明白了一个正常的职场环境应该是怎样的。

几年前，多伦多一位华人母亲李女士因病打911急救，家中只留下年迈且不会讲英语的母亲和12岁的女儿，在警察的劝说下她同意由儿童服务机构暂时照顾女儿几天，没想到女儿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图源：AI 孩子成为CAS的自动提款机经过长达28个月的折磨，李女士先后求助省长、议员、媒体、教会、社工和各界人士，女儿终于在2024年4月第一次回家探访，趁此之机孩子坚决拒绝回CAS寄养家庭。女儿告诉李女士，CAS和寄养家庭非常残酷地虐待她，让她心理和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只能为了生存而活着，她永远不会再回CAS。CAS多次要人不果，再次威胁和恐吓李女士说她绑架女儿和藐视法庭，母女俩为了躲避CAS的纠缠和骚扰，只有逃离自己的家，在另外一个城市租房子住，女儿也不敢上公立学校，被迫进入一所私立学校，以此躲避CAS的追查。这一拖到现在就是35个月，李女士说，CAS在整个案子中捏造事实，多次向法庭提交虚假信息，目的是利用孩子骗政府，申请经费。原本CAS想继续纠缠，但是现在突然主动关了案子，李女士说这可能与安省政府发布新闻要审查CAS有关，CAS为了躲避省政府审查李女士的案子，于11月14号快速关案。李女士说，李女士说，我给福特省长写信，直到关闭案子在长达35个月时间里CAS拿不出任何证据我虐待我女儿，但我有证据CAS虐待我女儿。现在母女俩不用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生活了。这位母亲表示，她要联系安省政府调查组，要向福特省长反映，把CAS如何折磨孩子和家人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汇报上去。女儿也给省长福特写信，说CAS利用她的名义向政府申请经费，她成了CAS的自动提款机。意外在不经意间到来据李女士介绍，事发时她在多伦多生活了16年，住在士嘉堡，她与前夫离婚，与自己的母亲和12岁的女儿住在一起。 2022年1月24日晚上8点40分，李女士突然感到胸口疼痛难忍。她马上打了911，很快救护车、两名救援人员和三名警察同时到场，李女士被送到医院重症监护室。图源：AI 李女士记得当时女儿和母亲都吓哭了，李女士的母亲不会说英语。由于疫情限制，她们没有和李女士一起去医院。李女士说，在医院的时候她给女儿的父亲打了电话让他暂时照看女儿。但当父亲来到李女士家时，李女士的女儿已经被CAS接走了。李女士与女儿的父亲很多年前就离婚了，他住在万锦。李女士说，当时陪同她去医院的有华人警察，警察和护士都劝她，因为暂时不能回家，可以让儿童服务机构暂时照看孩子几天，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养病了，李女士心里非常感激，就同意了。因为身体问题不大，李女士住院第二天就回家了。她满以为CAS会送女儿回来，谁知CAS告诉她，她的女儿投诉李女士和她的父亲虐待她，CAS将展开调查，在此期间她的女儿由CAS照顾。流血流泪与CAS抗争李女士说，自从CAS取得女儿的监护权以来，两年多过去，CAS一直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李女士虐待自己的女儿。而李女士却要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有抚养孩子的能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可靠的母亲，为此李女士找了女儿学校的老师、女儿的同学、家庭医生、朋友等写了26份证明书。然而这些似乎远远不够，CAS和他们的律师采用各种手段拖延法庭审理，这一拖就是28个月。提起女儿和自己在28个月里遭受的折磨，李女士泣不成声。女儿告诉妈妈，她刚被带走时就被关进精神病院两周，孩子问为什么？工作人员说她有自杀倾向。李女士说，自己的女儿从来没有过任何自杀倾向。女儿告诉妈妈，精神病院里的人非常可怕，一直哭喊，大笑，她吓得不敢睡觉。CAS工作人员竟然当着女儿面撒谎说李女士在医院里抢救无效死了。在后来的法庭审理中，CAS工作人员还曾毫无根据地指控李女士也有自杀倾向。而李女士的心里话是，幸亏自己足够坚强，稍微软弱一点的人说不定真的会被CAS逼疯的。李女士说，女儿在寄养家庭里经常生病，无法上学，想吃顿中餐的基本愿望都得不到满足。女儿告诉妈妈，她住在福利院期间，和其他孩子一起被迫吃发霉的食物。当她告诉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食物发霉时，他们扒拉掉最上面发霉的部分，然后让她继续吃。工作人员没收她的电子产品，以防止她与家人联系，并砸了她的iPad。当她提出这个问题时CAS工作人员说这是寄养父母的规则，这是对做错事的惩罚。寄养家庭给孩子们的食物经常是一次做很多，吃不完就不再做新的，孩子们不爱吃就只能经常挨饿。寄养家庭自己使用一个冰箱，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冰箱里有专门给寄养孩子准备的食物，在他们自己的冰箱里肉鱼都有，但孩子们只能看不敢吃，因为一旦被发现偷吃这些食物，孩子们会被惩罚不准吃饭，或者禁止使用WiFi两天到一周。李女士说，很难想象自己一向健康的女儿到了CAS手里之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女儿生病长达6个月，多次生病危险，但CAS拒绝带女儿去医院做检查，还骂女儿装病，CAS想办法控制女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直到女儿大量吐血，而工作人员立刻命令女儿自己察掉…….女儿有一次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给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救我。即便此时李女士也不敢轻易去帮女儿，因为CAS明确警告这个母亲，未经许可接近孩子就会报警告她绑架。等到女儿回家探视时，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李女士马上带女儿去看急诊。医生责问李女士，为什么现在才带孩子来看病？检查结果显示，女儿有很严重的肺炎和甲亢，血液检查13项指标不合格。李女士说，CAS根本不给女儿看病，甚至扣留女儿的医疗卡，她只能撒谎告诉医院卡丢了，她甚至做好了自费看病的准备，无论如何女儿的健康是第一位的。医生告诉李女士说，她女儿为什么得甲亢，这是因为长期受气，情绪压抑，营养不良导致的。李女士说，我女儿这个病就是CAS虐待造成的。李女士说，在她一再坚持下，CAS拖了17天才把女儿健康卡还回来。女儿在CAS期间，CAS扣留了女儿70天的牛奶金，到现在都没有给。李女士打电话给税务局，税务局说CAS领走了70天牛奶金，税务局要李女士自己找CAS要回来。孩子受到的虐待令人发指李女士说，冬天里孩子一直喊冷，只有一床薄薄的被子。房间非常冷，孩子每天会冻醒，而寄养家庭自己房间有暧炉。孩子衣服小了，没有人给买衣服，裤腿遮不住脚踝，孩子冷就不停用手往下拉裤腿。而李女士给女儿买的衣服却被无故扣押不给女儿，偶尔给一件还不告诉女儿实情，只说是社会捐赠的。当母亲质问时，被寄养家庭告知CAS没有给这笔预算，要她去问CAS。李女士写给福特省长的投诉信李女士期间给女儿写了12封信，但女儿一封也没有收到。李女士说，寄养家庭抢孩子们的手机，按住孩子的头，强行扫我女儿的脸打开女儿手机，查女儿是否传播出去自己生病的消息，女儿不准寄养家庭抢手机，寄养家庭就威胁女儿，说她欧打寄养家庭的人，而且还说警察不会相信女儿的话，肯定相信CAS和寄养家庭。有时寄养家庭把女儿关起来，还在半夜把女儿拉到大马路上吓唬…… 因为李女士探望女儿时给女儿一些钱，女儿有能力在母亲节时给母亲买了一条金项链，委托CAS工作人员转交。但是直到第二年母亲节，女儿问妈妈喜欢不喜欢她买的金项链，此时母女俩才知道金项链不知被什么人私吞了。李女士说，在长达28个月的时间里，CAS只为她和女儿安排了几次电话交谈和三次面对面的会面机会。事实上，即便是在CAS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李女士和女儿之间所有的电话交谈和面对面的见面都是愉快而顺利的。在一些电话交谈和亲自拜访中，女儿多次表示她想回家。李女士说，在被CAS临时监管的28个月里，她女儿在电话里说了9次想和妈妈见面。CAS只安排了见面3次。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女儿说想和妈妈一起吃中式自助餐，女儿还说想吃中国饺子，但CAS工作人员完全无视这个要求。 2023年12月6日，女儿与她的父亲通了电话。这期间CAS在28个月内三次安排女儿和父亲电话交谈。女儿和父亲的谈话愉快而顺利，彼此表达了爱意，女儿在电话里说了好几次她同意与父亲见面，但CAS工作人员最终却说因为女儿自己不想见面所以不安排父女见面了。最终女儿在CAS照顾下一次都没有和父亲见面，但女儿回家以后告诉父母，CAS想尽各种理由阻止女儿和父母见面。并且CAS写下一些内容，命令女儿在电话里说一些对父母不礼貌的话，特别是CAS工作人员教女儿写信伤妈妈的心，而这些内容里一些复杂的单词女儿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都是CAS逼迫下写的。不写就惩罚，CAS搞很多不同的人在精神上折磨女儿。特别是让普通的人充当心理治疗师，普通人一个小时工资$25，而真正的心理治疗师是$300一个小时，CAS就用这样的办法申请政府更多的钱。李女士在探访女儿时遇到另外一个与女儿同住的12岁白人女孩，女孩因父母闹离婚被CAS收养。这个女孩见到李女士时说她很饿，李女士就带她和女儿一起去吃饭。女孩求李女士把她也带走，可是那时自己的女儿仍在CAS手里，李女士不敢答应。现在女儿回家了，李女士打算向福特省长求助，救救这个可怜的白人女孩。图源：安省政府一家人的噩梦李女士说，她的女儿恨死CAS了，经常会做噩梦。有一次女儿梦见CAS工作人员把她绑到一栋高楼扔下摔死，当场吓醒。女儿在写给法官的信中说：CAS的唯一目的就是破坏我的生活，给我带来麻烦和伤害。我坚决反对CAS的任何计划和想法。我现在已经15岁，是加拿大公民，我足够聪明和独立，知道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我目前在最近的暑期学校班上获得了最高分，我定期上学。这是因为我的父母一直在鼓励、关心和帮助我。我的意见如下: 1)、我拒绝CAS让我休学的要求，拒绝再介入我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我的学习和生活。2)、我拒绝CAS与我的学校、我的医生、我的朋友联系。3)、我反对CAS利用我申请任何政府资金。4)、我反对CAS侵犯我人权和自由的意图。女儿告诉法官：当我遇到CAS的工人时，我想起了在他们照顾下我所遭受的虐待和凌辱，以及在我需要时没有提供支持。我只会受我母亲的监护，因为她会照顾我。我不想与任何来自CAS的人见面。李女士说，就在关案前3天，CAS又发来邮件，让李女士签字承认女儿生病是在李女士照顾下发生的，并说签字后就可以关案，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遭李女士拒绝。虽然李女士没有签字，但CAS还是在3天后通知李女士关案了。 51网记者就此联系CAS，得到答复是由于《2017 年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法》的保密性和规定，无法提供个案相关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