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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肿瘤免疫中心主任陈列平编者按：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肿瘤免疫治疗获奖，但遗憾的是，在肿瘤免疫领域做出突出原创性贡献的华人科学家陈列平被遗漏。当然，陈列平的成就治病救人，远比诺奖重要。陈列平在 1978 年文革结束后进入福建医学院读本科，后在协和医学院拿了硕士学位后去美国费城 Drexel 大学读博士。这样的经历让王晓东说陈列平“更让我们有亲切感和认同感”。然而，这位有重大贡献工作的科学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大众甚至科学界看清楚。 2006 年，陈列平的抗 PD-1/PD-L1 抗体药物在美国开始了I期临床试验。两年之后，I期临床结果喜人，陈列平回国开展研究却遭冷遇，甚至直至2012年，抗 PD-1 药物显示出对肿瘤治疗效果非常明显，陈列平回国组建团队寻求研究经费支持仍然铩羽而归。在2015年撰写的新年感悟中，王晓东不惜笔墨介绍了陈列平的工作。1993 年，陈列平就在 Cell 杂志上发表论文鼓吹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治疗癌症。1999 年发现人源 PD-1 的配体，本世纪初就把通过抗 PD-1 通路来抗癌的理论搞清楚了并在过去的几年身体力行推动 PD-1 在临床上的应用。PD-1 通过特异的调高被肿瘤抑制住的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杀死肿瘤细胞，比起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对肿瘤的长期疗效有着更好的效果。施贵宝和默沙东（美国两家大制药公司）据此研发的抗 PD-1 的抗体药被批准使用治疗黑色素瘤。使这个原来平均生存期不到一年的恶性肿瘤，变的可控。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陈列平在接受《知识分子》专访时自称是个“孤独的探索者”，并坚持“我不会成为一名主流科学家”。文 | 叶水送英国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 Aldous Huxley ）曾说过：“越伟大、越有独创精神的人越喜欢孤独。”不过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会将孤独拒之门外，并害怕被其他人孤立起来，能否进入主流学术圈被其视为学术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自然而然，这些学者也甘愿在主流学术圈里埋没自己的天赋，亦步亦趋，一生鲜有独特的科学发现。耶鲁大学教授、威廉·科利奖（ William B. Coley Award ）得主陈列平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不会成为一名主流科学家，如果有人说我是主流科学家，我倒要好好反思，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因为成为所谓的‘主流’科学家意味着我发现新事物的能力已下降，所以当大家在做主流的科学研究时，我会另辟蹊径，设定新目标，寻找新的东西”。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是陈列平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他自称是个“孤独的探索者”，但乐在其中。掀开肿瘤免疫治疗的新篇章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列平的实验室就揭示了肿瘤在生长过程中抑制免疫反应的主要机制并鉴定了关键分子——PD-L1 受体，从而为抗 PD-1/PD-L1 药物的研发打下坚实的基础。高中时代的陈列平，是篮球田径的好手，他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对数学的浓厚兴趣，曾一度让他理想成为“一名高中数学老师”，从没想过成为医生或从事医学研究。1977 年恢复高考后，他从插队的农村考进福建医科大学学医，用他的话来说“这是意外"。大学毕业之后，陈列平做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医生并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免疫学。1986 年他来美国攻读实验病理学博士学位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结业后并没有立即进入学术界，而是在制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从事基础和肿瘤免疫学研究以及药物研发工作。但 1997 年，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百时美施贵宝关闭了公司整个肿瘤免疫治疗研发部门，如果他选择留下，得放弃原先的研究，从事小分子药物的研发。当时肿瘤靶向药物的研发是肿瘤治疗的主流方向，如日中天，成为各大制药公司的宠儿，肿瘤免疫治疗的曙光暂未出现，被冷落一旁。陈列平毅然离开了百时美施贵宝，到梅奥医疗中心(Mayo Clinic)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之后又搬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实验室终于揭示了肿瘤在生长过程中抑制免疫反应的主要机制并鉴定了关键分子，从而为抗 PD-1/PD-L1 药物的研发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免疫学诞生之日起，其就是一门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并行的科学。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科学家就发现人体的免疫系统可对生长的肿瘤产生反应，并可抑制其生长。这些反应具体表现是，在肿瘤中常常可以看到大量的淋巴细胞存在（或浸润），并且在病人血液中也可分离到有能力杀死肿瘤的淋巴细胞。然而令科学家困惑的是，这些免疫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扼制肿瘤生长。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你打你的，我长我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肿瘤免疫逃逸”。近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也证明，肿瘤免疫逃逸是绝大多数免疫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阐明肿瘤免疫逃逸的分子机制不仅仅是肿瘤免疫学的理论问题，还和临床肿瘤治疗密切相关。因为当时肿瘤免疫逃逸的关键机制不清楚，免疫学的主流研究集中在用增强免疫反应的办法来克服肿瘤免疫逃逸，包括肿瘤疫苗、细胞因子、转输细胞治疗、去除调节淋巴细胞等。上世纪90年代早期，陈列平就提出肿瘤微环境中存在免疫逃逸关键分子的假设，并集中力量鉴定这类分子。1999 年到 2002 年间，陈列平和他的团队率先发现肿瘤微环境中，特别是肿瘤细胞上过度产生一个免疫球蛋白样的分子，将其命名为 B7-H1（现在又称 PD-L1），并证明此分子的过度表达，选择性地抑制了肿瘤微环境中淋巴细胞的免疫反应。他的实验室还和其他实验室共同发现 B7-H1 (PD-L1) 通过结合 PD-1 对免疫细胞的激活起抑制作用。根据这些发现，陈列平及其团队首先发明用单克隆抗体阻断 PD-1/PD-L1 的结合，发现其在小鼠模型中可抑制肿瘤生长，这为抗 PD-1/PD-L1 抗体药物的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到这些发现的鼓舞，2006 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发起并帮助组织了第一个抗体治疗的临床实验，由此掀开了肿瘤免疫治疗一个划时代的篇章。现在，PD-1/PD-L1 抗体被誉为“肿瘤治疗抗生素”。孤独的科学探索者 “你要想在一个领域里有所成就，就不要过于考虑别人对你的评价。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不要老想进入主流科学，因为一旦成为‘主流科学家’，那说明你的创新能力可有问题了。" 十余年弹指一挥间，夹杂着挫折、艰辛与成就，陈列平已是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开路先锋。是何种动力在激励着他卓尔不群？陈列平回忆起 1989 年博士即将毕业，他的导师 Frederick Earle Wheelock 曾对他讲过的一席话。 “Wheelock 教授对我说，一个领域的科学家，能独立思考、独立做出重大发现的只占 5%，另外有5%是不合格的科学家，他们的思路有问题，随时可能被淘汰，而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属于中间的那部分，他们不断地跟踪前面 5% 科学家做出的发现，但平时他们会打击两边的 5%，他们既瞧不起底下 5% 的科学家，又在大多数时候对前面 5% 的科学家不屑一顾，因为这些科学家的新发现暂未出现。‘我知道你终有一天会独立研究，你如何选择：是前面的5%，中间的 90%，还是后面的 5%？’” 尽管 20 多年过去了，陈列平对这句话仍铭记于心。他认为，“要成为前面5%的科学家，需要毅力，对来自主流领域的冷嘲热讽、不支持、不予以奖励，要有良好的心态处之”。如今细数起来，他的研究经历也在诠释着前面5%的科学家会有哪些不同的境遇。由于肿瘤疫苗在临床治疗的失败，该领域在 2000 年初处于低潮中。2006 年，经过了多年的艰辛筹备，抗 PD-1/PD-L1 抗体药物在美国开始了I期临床试验。两年之后，I期临床结果喜人，陈列平就回国，跟国内同行交流这方面的研究，但当时很多学者并没有听过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也不关心。有学者甚至反对他，认为“这项研究样本数量太少，纵然实验结果不错，但是范围太小”。还有些学者抱有谨慎的乐观，认为“这个临床实验只是运气比较好"。原本陈列平打算在国内尝试开展类似的研究，然而国内学术界对此项研究反应冷淡，从他实验室回国的博士后也在经费申请上遇到很大挑战。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中国失去了一次赶超世界水平的机会。 2012 年，抗 PD-1 药物 I/II 期临床试验结束，结果显示抗 PD-1 药物对肿瘤治疗效果非常明显。彼时广东省召集国内外学者回国进行大型科学项目转化研究，于是陈列平回国组建创新团队，打算试一试。“当时我希望从基础研究、转化医学到临床研究，把美国的经验放到中国来"。然而十多个评委中一半以上都是院士，并没有认可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结果是申请的经费被砍掉了 90% 。受挫之后，陈列平来到了福建，希望当地政府和母校能支持他的研究工作，好在最后他在这里获得了支持。目前陈列平在国内的实验室已建立起来，主要从事转化医学、临床研究和肿瘤免疫药物开发方面的工作。 “科学研究的过程，挫折会一直存在。因为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做错的时候要比做对的时候多得多。”陈列平感慨道，“遇到挫折你会很难过，平时我的学生们有挫折都会来找我，于是这些挫折也会变成我的挫折。我的作用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及想办法让他们从挫折中走出来"。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要有恒定的信念。“你要想在一个领域里特立独行，就不要过于考虑别人对你的评价。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不要老想进入主流科学，因为一旦成为‘主流科学家’，那说明你的创新能力可有问题了。反过来，如果你不是主流科学家，你可能不被认可、获得支持甚至是被人信任，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好的心态：我是在探索一个全新的科学发现”。古今中外，大多数科学家都愿意待在一个主流的学术圈里面，这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也因为这个缘故，绝大多数的重大科学发现只会光顾那些孜孜不倦、孤独地上下求索的先行者们。所谓的主流科学，只不过是主流科学家在先人已开辟出来的领域里，走完他们未尽的道路。当谈及获奖时的感受时，陈列平表示“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抗 PD-1/PD-L1 药物在肿瘤治疗中已表现得非常出色，获奖并没让我感到惊讶。不过有一点感触是，在获奖之前，没有多少人关注你，虽然那时候我们已经发表了上百篇相关的文章。直到临床结果出来以及获奖之后，很多人的态度才有所转变，这些文章才被关注和大量引用”。科研如何与产业有机结合 “如果我只专注基础研究，那么我可能会发表比现在多一倍的文章，因为我有50%的精力花费在转化医学上。做研究、做临床、做企业，需要了解三种不同的‘语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最近几年，转化医学在国内特别火热。但是实际上，很多科学家可能并不擅长这方面的工作。一个科研项目的成功转化，其实是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设计好。 “我是一个比较另类的科学家，做过医生，还在药厂经过一番历练，对药物的研发流程比较清楚。我的实验室也比较另类，与其说是一个实验室，还不如说是两个实验室：一组做非常基础的研究，如免疫逃逸、分子机制等；另一组则属于应用型，这里有医生，也有药物研发的研究人员。”陈列平表示，“不仅是学术界，我与医院、产业界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当不同学术背景和兴趣的人，从各种角度讨论一个科学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结合是陈列平理想的实验室模型，但真正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基础和应用研究需要从不同渠道申请经费，我们既要在基础领域，同最好的实验室比较，也要在应用领域，与这个领域最好的实验室竞争，只有两方面做得最好，才可能申请到经费。” “对我来说，只要有机会转化基础发现成为药物，我就不会放过转化的机会，“陈列平表示，”如果让其他公司或研究人员来转化，因为研究的深度和角度不同，他们有时在转化过程中出现错误，这样一个好药也会被他们弄坏。转化医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十分费时、费力。“你必须要花费很多时间，甚至是牺牲个人的研究兴趣，把精力集中在转化医学上，在这个过程中， 80% 的工作是非科学部分，例如商业模式、经费管理、和临床医生交流、说服投资者等。如果我只专注基础研究，那么我可能会发表比现在多一倍的文章，因为我有50%的精力花费在转化医学上。做研究、做临床、做企业，需要了解三种不同的‘语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目前，基于陈列平实验室的发现，除了 PD-1/PD-L1 抗体外，还有至少有 6 个蛋白药物已进入临床I期或是临床II期实验，用于治疗晚期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国内科研缺乏原创环境 “很多中国科研人员都是在追踪热点研究，中国相关政策亦在鼓励跟进，这可能是方向性错误。此外相关制度缺乏耐心，也是对原创研究极为不利的。“ 陈列平坦言，中国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落后国外很多年。“我走访了国内一些高校和企业，目前他们也在密切关注这一领域，但做得比较深入的研究几乎没有。很多中国科研人员都是在追踪热点研究。中国相关政策亦在鼓励跟进，这可能是方向性错误。” “事实上，一开始我想把早期的一些基础肿瘤免疫研究拿回国内来做，然后再很快地转化到应用上来，但中国的科研环境以及相关政策似乎并不鼓励这样做。”陈列平无奈地表示，“我会很有耐心做这件事情，但是其他人可能没有耐心等待，也许是制度没有耐心，这对原创研究是极为不利的。” “在耶鲁大学，我可以建自己心中理想的实验室，做想要做的研究，没有很多行政干预。这一点在国内却有些不同，如果国内科学家这样做，需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科研政策的导向性很强，今年做什么，明年做什么，都已经设计好，否则很难拿到经费。在你被孤立的时候，是否仍能做出新的东西，这需要经受极大的考验。纵然科研的行政导向也有必要，但是如果给研究者更高的自由度，这会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陈列平说，“美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的大学科研环境不尽相同，但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地方。我是一个很‘孤独’的科学家，在耶鲁大学，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正所谓物以类聚。平时我们会各做各的研究，但会相互欣赏，如有可能也会互相帮助”。如何创造环境鼓励科学家做原创研究，这样的曙光似乎已在国内渐次浮现，不过仍然很遥远。

“AI女神”李飞飞告别Google。这个长于四川的”辣妹子“在1993年便跟随父母去往美国新泽西州。2017年初，李飞飞入职Google，成为Google云首席科学家。为推动Google重返中国，去年12月，李飞飞在上海宣布成立谷歌AI中国中心，被称为谷歌与中国的“关键中间人”。如今，Google重返中国尚未有实质性的大动作，李飞飞却选择离开。Google中国最早起源于宓群和李开复，但也在李开复任内的2009年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尽管Google重返中国之事多次被外界提及，却总是草草收场，一次又一次。反观历史，曾供职于Google的华人却没有因离开而被遗忘。相反，他们过去几年在中国从事创业或投资，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小米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林斌、小米联合创始人洪锋、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知名VC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宓群、兰亭集势董事长郭去疾、宝宝树创始人王怀南、淘宝总裁蒋凡等均是Ex-Googler（前Google员工），我们不妨称他们为“谷歌帮”。壹 2016年8月，Uber撤离中国，员工却事没有先收到消息。当时Uber旧金山总部还要求中国区所有员工必须安装一款名为「Global Protect」的软件，“可令办公环境更安全”。收购消息公布那天上午，软件发威，所有员工电脑里的文件，商业合同、工资单、甚至私人照片都全部被销毁。Uber员工们，从网上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自己被“卖”了。直到第二天滴滴总裁柳青来到Uber北京总部演讲，这些中国的Uber员工才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心中五味杂陈，顿觉前程散落，于是各奔东西。滴滴只是买了个“空”Uber······ 2010年，Google公司因内容审查问题与中国政府交涉，并最终关闭中国版网页搜索服务。撤离大陆那天，五道口的总部楼下挤满了来献花的网友。警戒线拉起后，摆纪念蜡烛、组织合唱的网友们还跟安保人员发生了争执。熙攘喧闹，高调退场的Google背后，员工们收获着同样的苦涩和无助。 Google是个工作的好地方，优渥的工作环境能让工程师们全心投入研究。最“爽”的工作体验，也很难让人萌生创业的激情。即使在中国，Ex-Googler们也多半被国内的互联网巨头搜罗走，选择创业的人很少，闯成功的更是屈指可数。在Google的工作经历是异常光鲜的事。2008年，周杰离开谷歌创办浪淘金。招人时，亮出“谷歌最年轻华人总监” 的金字招牌，比他讲的一切商业愿景都更有说服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家公司也为工程师们戴上了沉重的枷锁。Google的工程师们有一个理念：研发产品的方向，千万不要听用户的需求。因为用户是不知道未来的，只能由你去引领未来。这个理念有助于创新，但可能无助于创业，甚至是一种束缚。所以，相比于做产品，Ex-Googler更擅长投资，但是到了2018年，两家带有Google血统的公司IPO多少改变了一些状况。贰 2000年，加入微软两年的李开复，成为了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是比尔盖茨的高层智囊之一。期间的一次机会，李开复到伊利诺大学演讲，事后一位名叫郭去疾的实习生发来邮件反驳他的观点。李开复让秘书送了他一件T恤衫并推荐他去微软面试，在此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那一年，李开复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急需一名中国区研发经理，最终相中了林斌。1990年，林斌去往美国费城攻读计算机的硕士学位，3年后就拿到了微软的Offer，任职软件开发工程师。加入李开复“麾下”的林斌与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王坚四人并称“五大门徒”，位列首位。 5年后，李开复宣布辞职微软，站队Google。这样的公然“背叛”，让科技领域的霸主微软难以接受。时任微软CEO鲍尔默气得砸了桌子，以违反非竞争协议为由一纸诉讼将李开复和Google告上了法庭。当时郭去疾已在斯坦福念完MBA，在Google任产品经理一职。看到老师被铺天盖地的舆论缠身，便通过内部调动到李开复身边做起公关总监，并跟随着一起回国处理官司。 2006年的夏天，在湖南大学外的一家小餐厅内，李开复和林斌约在一起吃饭。林斌题外话说到自己想做用户交互和体验的项目时，李开复很欣喜：“MM（Music & Mobile）最适合你了，你来做吧。”当时李开复正忙于组建团队，早就有拉拢林斌之意。那年，Google为李开复派来了一个名叫黄峥的技术大牛，林斌也在年底正式加入。彼时的李开复已是大中华区总裁，但“Google中国第一人”却是另一人——宓群。当谷歌只有19人时曾主动邀请宓群加盟，却遭到了拒绝。2003年，宓群正式加入并开始考察中国市场，两年后代表谷歌面试李开复。回国的这两年时间里，宓群一直劝说Google创始人在中国“本土化”，组建中国团队，亲近政府，做品牌推广。直到听闻百度上市，Google高层才让宓群面试李开复并着手组建中国团队，但一切为时已晚。不过幸运的是，在同一时间，宓群成功说服了Google创始人和李彦宏达成了谷歌历史上第一笔投资。在那之前，骄傲的谷歌只完成并购，从不投资。李开复带着郭去疾回国后，开始大张旗鼓的招聘宣讲。郭去疾常常先飞到一个城市做好准备工作，李开复错开一天再来。每天清早，郭去疾总会兴致冲冲的跟同事讨论“我们今天要飞哪个城市”，“当地有什么特色餐馆”，曾经留学时他还随身带了一本《川菜菜谱》。虽然两人祖籍都是四川成都，但李开复生在台湾省，念完小学以后就出国留学了。谷歌当时的愿景是：“依赖其中国背景来搞好与中国政府特别是监管机构的关系。”但是从成长经历来看，李开复并无太大优势，甚至可以说是选错了人。叁 “若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我就不会拥有在计算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我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李开复总是很自豪地说。李开复刚上大学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专业，但是它渐渐的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法律，就在刚上大二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法律系已经修完的学分，转入计算机系学习。在那个年代，计算机还属于新事物。相对于法律，人们也并不看好计算机科学。从受人尊敬的律师到一个前途不明的“计算机工作者”，很多人都不理解，劝他慎重考虑。一刀富贵一刀穷，计算机尚且前途未卜，更何况从头学起得考验天赋。李开复是命运的宠儿，很有计算机天赋。就在读博士期间，他开发了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并在1988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当年最重要的科学奖。自从邓小平同志在南行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国内很多大城市少年宫内的电脑就派上了大用处。宓群和郭去疾两人便是从小在少年宫里学起的计算机。除此之外，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和去哪儿网创始人庄辰超，一前一后在上海少年宫学会了敲代码。梁建章初中的时候是上海滩远近闻名的“电脑小诗人”，庄辰超小学毕业时就能用Apple敲出几十个程序。说到有计算机天赋，还是当属宓群和郭去疾。小学五、六年级这两年，郭去疾每天放学回家吃完方便面后总会走半个小时到成都少年宫学电脑。在高中毕业以前，他参加的三十余次竞赛几乎次次获奖，被评为“蓉城十佳未来建设者之星”。李开复后来写过“年轻朋友郭去疾”200多封出国求学信的故事，说的正是郭去疾大学时的事。故事的最后，郭去疾收到了资助出国的教授回信。不同于郭去疾写信盼复，在高中时就自学完大学计算机课程的宓群虽想出国但家庭条件有限，最终决定要自谋出路。他看中了物理学的李政道奖学金，为了拿奖学金，大学便去了复旦物理系，两年跳级念完物理系大学课程，最终顺利出国。在普林斯顿念完硕士，等待读博的那个暑假，他心血来潮拨通了Intel的电话，获得了一个暑期实习工的机会。百科对“闪存存储”的解释中，有一句“Intel 提供了一种形式的闪存，它在每个存储单元保存2比特而不是1比特”，这项技术就是宓群在Intel实习期的发明。《纽约时报》将它登在头版头条，称作突破性技术，而这只是宓群持有的十二项技术专利之一。 1999年美国硅谷，一张乒乓桌旁，宓群拒绝了Google创始人的加盟邀请，拿着800万美金的A轮融资自己创业。在创业期间，谷歌创始人多次向他抛出橄榄枝，2003年他终于同意。2005年百度上市前一个月，宓群代表Google面试李开复并投资百度。没有热闹的欢迎，因为放假，百度摆的办公室空无一人。谷歌的创始人则基于安全考虑，拒绝了百度提供的午餐。当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询问百度的标志是否是一个狗爪子时，李彦宏也当即反驳说：“那是熊爪！” 基于双方的不信任，宓群说服百度的措辞是“认可”，说服Google高层时说是为了收购做铺垫。通过这件事，宓群从此发现了自己另一天赋和爱好-投资。他说服谷歌高层在中国展开投资，并自己担任总监，后又投出了赶集、大众点评、迅雷、天涯。而他对于腾讯和高德的投资意向，被Google总部拒绝了。这些投资经历为他后来离开谷歌并创建光速中国埋下了伏笔。肆李开复带着官司舆论回国，吸引了很多人关注。但是这一年，Google的“关键先生”却是王怀南。在读研期间，王怀南和李开复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内各自做过一个人机交互的研究项目。当时两人并不认识，李开复用的方法是技术，王怀南用的方法是心理学。 “我喜欢充满战斗和机遇的硝烟味。如今中国的互联网就像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样硝烟弥漫，这时候更要全力以赴。”毕业后先后就职于麦肯锡、美国宝洁的王怀男最终看中了互联网，并在2001年成功跳槽到雅虎，担任雅虎高级营销总监。多数创业者都喜欢硝烟弥漫的“战场”，王怀南外表温文尔雅外表下也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2004年，王怀南获得了全球最高营销奖—EFFIE奖。他对于雅虎的贡献可以简单概括为：通过营销，帮助雅虎搜索成为仅次于Google搜索的第二。 2005年7月25日，王怀南被雅虎本部派回中国，出任雅虎和新浪合资成立的电商公司一拍网CEO。总部告诉他：“做事不需总部意见，直接由你自主决定。”他觉得这是一个大展拳脚、实现抱负的好机会，誓言将在C2C电商领域背水一战。王怀南卖掉了在美国西雅图的房子，带着老婆孩子回了国。一个月后，阿里巴巴全线收购雅虎中国，马云喊出了做起了“搜索市场第一”的目标。阿里巴巴着手收编雅虎中国的所有资产、人员、包括王怀南。百度、雅虎、Google三分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率先出局的偏偏正是雅虎。很快雅虎市场份额跌至冰点，吃下几乎所有好处的是百度。来到雅虎中国，本想大展拳脚的王怀南沦为戏台上最尴尬的一角。并购案当晚，雅虎总部打来电话让他回美国。正愁怨气难消的王怀南在电话中怒气冲冲地回答说：“回家？房子都卖了，还回什么家！” 雅虎中国被阿里巴巴收购之初，整合极度困难，矛盾重重。领导团队一换再换，过程反反复复。一位曾在雅虎任职的高级员工曾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极度混乱又极度自由，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的领导是谁”。就像Uber中国最高负责人柳甄不接受滴滴收编一样，王怀南也拒绝了马云的挽留。这时，善于挖人墙角的Google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来吧，担任亚洲区的首席营销官” 。没变的是在谷歌中国，李开复干的还是技术活，而王怀南做的还是市场活。当时为了尽早实现中国市场“本土化”，所有人绞尽脑汁想着Google的汉字翻译。“借宿”Google的王怀南加入了起名队伍。王怀南捡起地上将现有的纸片拼来拼去，“谷歌”的组合跃然纸上，谐音相似又寓意“丰收之歌”。可惜随着Google在中国市场的败退，这丰收之歌也流产了。 2006年底，王怀南告别谷歌，他在谷歌任职时间很短，短到最大的贡献就是造出了“谷歌”这个新词。因为起名，王怀南被称作“谷歌之父”，但是谷歌没有带给年至40的他归属感。反倒是和老朋友邵亦波家庭聚会时交流育儿经，给了他创业的灵感。当时国内的80后年轻妈妈缺少育儿经验，通过网络获取知识杂乱并且错误太多，王怀南甚至一口气写了12个创业项目。老朋友易趣网创始人邵亦波当时快要和张颖组建经纬创投中国团队，他很激动地问王怀南：“什么最热血沸腾？”“当然是为年轻父母搭建交流平台。”两人一拍即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就是它了！”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创业方向。邵亦波、孙至俊和王怀男“三个男人一台戏”，一家名叫“宝宝树”的公司在一个油烟笼罩的厨房里中正式成立。第二年的妇女节，宝宝树网站正式上线。王怀南从此有了另一个温柔而又不失霸气昵称——“妈妈教主”。 Google的工程师们主张千万别听用户想要什么产品，因为他们不懂未来。“假”Ex-Googler王怀南创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亲朋好友找来了近百位妈妈，问她们需要什么。答案是知识、交流、记录、购物，这四大需求的定位帮助宝宝树一点点坐上了母婴市场的王座。过去几年间，在创投市场声名显赫的资本大鳄红杉中国、今日资本、经纬中国、晨兴创投等将大钱砸向辣妈生意。作为国内最“不喜欢钱”又最能掏空女士们钱包的男人，“辣妈”群体是马云绝不愿意错过的。过去3年，宝宝树净亏损超过20亿元。谁家的孩子都是宝。可以预见的是，即使资本涌入，母婴市场也绝不会陷入像外卖和共享单车一样的混乱。在宝宝树创办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低调发展积累的的是“妈妈们”沉甸甸的信任。在这个领域，信任更显得难得、珍贵。道阻且长，且行且珍惜。二十多年前，怀揣着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刚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王怀南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参照最近大火的刘强东，哥伦比亚和社会学这两个标签，可能是跟电商平台有不解之缘。伍 “2005年后归国的，占了大部分，这一年是海外人才大量回国的起点。”郭去疾在生日宴会上说到。在场的徐小平也陷入回忆：“在红酒、伏特加、香槟里，我感觉到历史长河溅起一朵浪花的一瞬间，值得纪念。” 跟随李开复回到中国后，郭去疾发现很多在国外可以买到的性价比很高的国货，但是在国内却根本买不到。这才得知很多企业只是为外国做OEM代工，所有权不属于中国企业。时值2008经济寒潮，倒逼着传统做外贸的代工厂转型，而这将是一个机会。年底，郭去疾辞去Google中国首席战略官的职位，正式加入兰亭集势担任董事长兼CEO，而此前这家公司只是刘骏创办的一家小网站。刚开始，兰亭集势很多商品的产地都在低矮脏乱的作坊，伴随着大功率电风扇轰隆轰隆响。郭去疾经常去这些地方，跟各种人打交道。由于父母是成都铁路医院的医务人员，从小就见惯了火车站的三教九流。所以他早练就了一种本领：“既可以在高端酒会上穿燕尾服讲英文、喝香槟，也可以在路边摊跟华强北的供应商喝啤酒、吃烧烤。” 这是很多Ex-Googler所不具备的品质。谷歌的离职员工们时常组织聚会，他们经常聚会的目的除了团结、联络感情、分享信息和技术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想获得创业知识和能力。刘骏也是谷歌的前员工，常和李开复、郭去疾、林斌等几人喝咖啡，但很少参加酒会。据传，Ex-Googler举行聚会的频率保持着每季度一次，组织者正是宓群，而买单最多的是宓群和李开复。宓群和郭去疾是同一年年底离开谷歌，此前因为Google高层的束缚而错过了对腾讯和高德地图的投资，后来到了美国光速创投。三年后，宓群开拓中国市场，创办了光速中国，决策和运营完全独立。2017年底，8天内上市3家公司，宓群是最能同时为创业者提供战略规划和技术指导的投资人。就在这两人离职的下一年，美国安全局传出Google所受攻击来自山东蓝翔的情报，堪称年度最佳闹剧。李开复适时离开谷歌，带着老部下汪华、王晔和王肇辉在中关村鼎好大厦创办了创新工场，“办事不利、临阵脱逃”的质疑紧随而至。曾经在比尔盖茨面前紧张到说不出来话的李开复，在“背叛”微软闪现加入谷歌后，谈及加盟Google的根本原因时说了句：“思念故土，思念中国的青年。这些年，我写过4封信、很多文章，过段时间还要出一本书，这些都是为了中国的青年。” 初入谷歌时，李开复显得很兴奋“在谷歌这个富有创意的团队里，我看到了创意的价值、年轻的力量，20个人花了6个月的时间设计了全新的技术，这是一个奇迹，我为我的选择感到自豪。”然而，他还是倒在了“跨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必败”的魔咒之下。2010年，Google宣布撤离中国。谷歌“大厦”轰然倾塌，李开复全身而退安然无恙，甚至可以说大有收获。他离职时带走的前Google公关经理崔瑾，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创新工场市场总监后，创建了豌豆荚。谷歌双雄之一的蒋凡，加盟创新工场，创立“友盟”。这是创新工场迄今最成功的投资之二。时至今日，创新工场一直战力不强、倒是李开复化身青年导师，讲述着他曾在苹果、微软、谷歌收获的成功哲学。至于在自传中将助教身份描写成副教授，有模有样得“伪造”了和奥巴马同班念书的经历等事件。风风火火，毁誉参半。陆今年开年第一周，在淘宝打假宣传上，拼多多被阿里巴巴“点了名”。阿里巴巴自称淘宝平台上的制售假货商家正在向“微商”和“拼多多”转移，拼多多被淘宝网官方标记为重点关注的竞品。随着平台竞争彻底公开，两人刀兵相向，站在背后的正是被称为“谷歌双雄”的黄峥和蒋凡。 2007年前，被Google派去协助李开复的黄峥常常在美国和中国两地之间来回奔波。步步高、OPPO和vivo幕后老板段永平曾经指导黄峥在谷歌“呆三年”的时间已到，便带着他和巴菲特共进午餐。不久后，黄铮离开谷歌，专心留在国内，开始了创业之旅，此时正是蒋凡在谷歌的第二个年头。黄峥注定不会在谷歌待很久，从一开始就只是把谷歌当作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充电桩。离开谷歌的黄峥南下投奔恩师段永平，接收到步步高的一块电商业务，成立了自营电商欧酷网。但是很快黄峥发现欧酷网已经很难战胜京东了，于是转手将欧酷卖给了另一位谷歌“老学长”——郭去疾。在这次交易中，Ex-Googler聚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早在读大学时，黄峥就一路高举学霸光环。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修完计算机科学时，结识了“落魄”的丁磊，在丁磊的引荐下与恩师段永平结缘，段永平更是对黄峥关怀备至，在黄峥课外教他一些投资的事情。蒋凡没有黄峥的“奇遇”，不爱说话，既不是MBA也不是技术大牛，却肯埋头苦干。加入谷歌后，复旦大学本科生的蒋凡虽毫不起眼，但是一路却参与了谷歌地图、搜索和内容广告的研发。随着谷歌在中国市场的败退，2010年蒋凡从谷歌中国辞职创业，追随老领导李开复，加盟创新工厂，创立“友盟”。蒋凡曾这样说：“我刚从谷歌出来，创业其实还是缺乏很多东西。创新工场刚好可以弥补我去创业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借助创新工场李开复的这个品牌，也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才。”创新工场给了蒋凡想要的东西，但他依旧“心有猛虎”，在做友盟期间跟各种开发者保持着频繁接触，全面认知了移动产品发展和技术演变过程。 2013年11月，阿里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友盟，蒋凡从创业者一下变成阿里的员工，一时无所适从。他感觉阿里也不是自己的主战场，只想待一段时间就走。这时候，一个不速之客找上门来，他就是花名“逍遥子”的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张勇看中了蒋凡的帅才，顿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想要挽留。两人简单的喝了次茶，张勇问了一个问题：“想不想咱们一起折腾点事情，在阿里这个舞台上来表演一下，留下一点记忆？以后你可以讲故事给孙子听。”蒋凡被打动了，最终决定留了下来。阿里也给了蒋凡很高的待遇，跳过了入职前的培训、起花名等流程，直接走马上任，主导改造手机淘宝。阿里很少做亏本生意，以九牛一毛的8000万美元不光买到了友盟手中的大量应用数据，完善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布局，还“拐”来了一位淘宝掌门。两年后，手机淘宝日活用户数达到1.1亿人，成为全球少有的亿级APP之一。这一年黄峥也开始自己的第四次创业，推出生鲜电商“拼好货”，同时投资第三次创业的寻梦游戏内部孵化的平台电商“拼多多”。 2016年9月，“拼好货”和“拼多多”合并，并在一年后，将“砍价”根植到10亿微信用户。另一边，在手机淘宝改造中功勋卓著的蒋凡被任命为淘宝总裁。面对拼多多的异军突起，没有防备的阿里和京东被打得措手不及。马云曾说腾讯用微信钱包对支付宝搞了一次“珍珠港事件”，如今拼多多剑指淘宝，腾讯故技重施。在这个过程中，黄峥在谷歌的前同事宓群创办的光速中国也参与了对拼多多的投资。 “精神洁癖”的大强子频繁冷嘲热讽：“当一种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便宜，但对消费者来说却没有任何好处，这是浪费钱而不是节约钱。”一个好事的网友在头条上这么说了一句，“如果不是你出人头地了，你可能也在用拼多多”。这种心情倒也不难理解。京东20年浴血厮杀，靠着占据城市中心的战略才伺候好中产消费者，而拼多多短短三年时间里就俘获了底层人民的“芳心”。其实拼多多标榜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京东而是淘宝。“逍遥子”张勇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专访时曾表示：“我们不可能再走回到三块九卖一双日抛型的鞋，还包邮。” 而拼多多的很多商品追求的是价格比淘宝更低，而且还包邮。今年3月，善于打太极的马云在蒋凡的陪同下考察了即将上线的“淘宝特价版”，随后支付宝首也推出了“拼团”功能。与拼多多类似，支付宝的拼团窗口是与淘宝合作推出，商品全都来自十多个品类的淘宝店家。但拼多多很快再次降价，甚至“再打五折”。京东尾随其后，和淘宝站在了同一阵营怼拼多多，上线了一款名为“京东拼购”的小程序。这款程序基于京东商家，也走的拼购和社交的路子，刺激用户分享裂变。为商家低成本引流，主打“低价不低质”。《末代皇帝》中陈道明说过：“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终有一天他们会上山取代你。正在上山的人，也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他风光时你还在山下。” 黄峥和蒋凡无疑都是在努力“登山”的人，作为电商平台，“廉价”和“假货”的标签迟早是得撕掉的。蒋凡甚至还要“感谢”黄峥，淘宝这么多年投入巨大人力和资源打假，还是摆脱不了“肮脏的出生”。直到拼多多崛起，淘宝售假问题好像突然消失了，舆论调转枪口，一齐指向拼多多。拼多多刚刚上市后的第五天，满脸疲惫的黄铮出现在拼多多媒体沟通会上，本不善言辞的他变得格外健谈。当有记者问他如何理解拼多多的假货问题时，黄峥一本正经：“今天其实是把山寨问题和假货问题混在一起了，当舆论进一步提高的时候，把所有问题都变成了假货问题。打假，我们一直是特别认真的，山寨不是假货，消费者在进步。” 不愧是技术宅，还真是敢说啊······ 柒两个月前，小米走完“八年抗战”，在香港迎来了自己的成人礼。从银谷大厦喝粥到触底反弹，直到港股敲钟的那一刻，疯狂的造富行动开始了。在小米持股超过两位数的只有两位，一个是雷军，另一个是林斌。雷军持股31.41%，价值约1400亿人民币，林斌持股13.33%的股份，价值592亿人民币。还记得IPO路演当天，“不想开价”的雷军将公司定价在550亿美元。 “小米是全球罕见的，同时能做电商、硬件、互联网的全能型公司。总不至于连550亿美元都不值吧？”雷军发着牢骚。递交港股书的那晚，雷军亲自拜访香港首富李嘉诚。上市当天，港交所特地准备了“加大版铜锣”，期间还专门打造“厚道”文化衫，只可惜到后来还是破发。看着小米市值相比于千亿美金几乎折腰，雷军应该能找回2004年2月心痛的感觉。当时卓越网四轮融资，亚马逊抛来橄榄枝，最终7500万美金的并购100%股权。卖掉自己的心血，雷军用酒精麻痹自己，醉生梦死的过了四天，“像卖掉了自己的儿女”。当时在斯坦福读MBA的郭去疾，作为亚马逊并购部唯一的华人全程参与了这场7500万美金的并购案。跟着李开复回国，郭去疾见到了“首席门徒”林斌。林斌2000年被李开复挖到微软亚洲研究院，2006年又被李开复挖来谷歌中国研究院。郭去疾肯定没能想到，当时醉生梦死的雷军和眼前的这位师兄会创办出一家名为“小米”的公司。 1998年，蔡崇信放弃了70万美元的年薪带着怀孕的老婆去杭州创业，马云为表诚意每月照特例发了500块钱工资。2010年，林斌放弃千万年薪，卖了手中谷歌和微软的股票，不拿一毛钱工资登上小米战舰。如今，两位大咖均身家数百亿，一个成为阿里的二当家，一个成为小米的二当家。 2015年7月10日，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林斌曾谈到一句：“无论小米未来怎么样，这一定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没有之一。” 更善于做投资的其实是蔡崇信，林斌是技术大牛出身。初三那年，林斌成为中国最早接触电脑的一批人，因为计算机成绩优异而被保送中山大学电子系。拿到offer加入微软以后，遭遇了李开复的第一次“挖墙脚”。雷军和林斌最早相识是在2009年，当时金山已经成功上市，雷军半赋闲的状态时投资了几家公司，UCweb便是其中之一。在推动Google和UCweb合作时，雷军结识了“下功夫”的林斌。从此两个大男人经常彻夜长谈，心中都酝酿着一股创业的冲动。当林斌透露自己想做“互联网音乐项目”时，雷军满心欢喜地说：“音乐我们投点钱，别人干就可以了，没意思。咱们一起做点更大的事情。” 当时三星和苹果逐渐崛起，移动互联网初见苗头。然而在中国还没有手机主导厂商。林斌当时在谷歌做移动开发，雷军对移动领域颇感兴趣，每人随手带着一大堆手机，自然而然地讨论起智能手机的事。两个人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最终确定公司的定位。创业之初，本来想给公司起名“红星科技”，无奈因为二锅头而被工商局否了。林斌不仅为小米卷入全部家当，还拉来了微软的KK（黄江吉）、谷歌的洪峰和从摩托罗拉退休的周广平担任联合创始人。后来，前Google全球副总裁Hugo Barra也是在林斌的说服下加入小米。说林斌是雷军背后的男人，这一点也不假。为纪念小米400万台销售的里程碑，林斌带领高管裸奔庆祝。2015年4月，小米网手机销售打破新的里程碑，林斌再次选择裸奔庆祝，此后小米却惨遭滑铁卢。2016年雷军的一封公开信掀起了内部架构调整的风波，周广平鸟尽弓藏，林斌全权接手小米新零售战略。一年后，雷军再次宣布林斌将担任总裁兼手机部总经理。为了实现雷军立下一个个目标，“斌总不吃饭”成为助手最常说的话。从最初只爱编程的技术男，到后来的招贤纳士、管理运营，再到后来掌舵小米新零售，林斌身份也实现了完美转换。如今，“小米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没有之一”已然得到应验。终宓群的光速中国和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做的都是投资；“妈妈教主”王怀南被Yahoo出卖后只在谷歌“借宿”过一阵；郭去疾的兰亭集势从开盘时11.16美元/股跌到如今的1.40美元/股；黄铮是段永平门徒，加入谷歌都是段永平推荐的；蒋凡在阿里旗下掌管着淘宝网；林斌的人设是小米的二号人物······ 这些离开谷歌的精英们，在创业的赛场上被中国“草根”们打的找不着北，却在投资人和高管方面显得格外出彩。在Ex-Googler的聚会上，也能时常听见新人向前辈请教：“到哪儿租房子划算，如何办执照，怎样合理避税，政府关系该怎么维护呢？” 2018年，中国“谷歌帮”终于迎来大爆发，他们也真正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黄峥的拼多多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市值一举超过200亿美元；林斌和洪锋参与创办的小米登陆港交所，市值超过500亿美元；宓群创办的光速中国，过去一年有4家参投公司完成IPO，其中就包括拼多多、拍拍贷和融360等；今年6月初，宝宝树宣布获得来自阿里巴巴的新一轮融资；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参投的知乎和VIPKID等明星项目，再度完成巨额融资…… 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段曾共同供职谷歌的历史已逐渐远去。好在，属于他们的故事仍在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