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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表示，上个月他们在搜查一批来自中国的货物时，查获了价值超过 200 万加元 的 走私香烟。该货物在申报时声称是“电风扇”。 据介绍，这个集装箱在抵达卑诗省下陆地区（Lower Mainland）后，根据来自中国和美国执法部门的情报，被移交进行检查。 CBSA 在 9 月 15 日于本拿比（Burnaby）的一处海关监管设施内搜查该货柜时，发现其中装有 216 个箱子、共计 19,982 条香烟。 官方表示，这批香烟约有 400 万支，估值约 220 万加元，而逃避的关税和税款总额则接近 250 万加元。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 加里·阿南达桑加里（Gary Anandasangaree） 在声明中指出，贩卖走私香烟和其他非法商品所获利润是“有组织犯罪的资金来源”。 他说：“我亲眼见过 CBSA 官员的工作，我要感谢他们为保护边境安全、保障我们社区的安全与福祉所作出的努力。” CBSA 发言人向 CTV 新闻表示，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有人因此被逮捕，但该机构正考虑根据《海关法（Customs Act）》和《消费税法（Excise Act）》提出指控。 发言人补充说，被查获走私香烟的人可能面临“严厉的经济处罚”，并可能被判处 最高五年监禁。

像许多人一样，Natalie Crenna在疫情期间从大城市搬到了一个小镇，以获得更负担得起的住房，并能靠近家人。   可现在，她开始纠结：要不要搬回多伦多？这并不完全因为公司强制返岗，而是坐火车通勤的成本正变得无法承受。   图源：VIA Rail Canada   41岁的Crenna住在安省Belleville，那里距离多伦多约190公里。她称自己她每个月光火车票就要花费1,200加元。   她无奈表示：“明年我的房贷就要到期了，我一直在算是否还能承担得起。”   CBC新闻了解到，有几十名乘客表示，Via的动态定价模式正在影响他们的出行方式。许多人从较小城镇乘坐Via到多伦多上班。   虽然票价整体上涨幅度不大——魁北克城到温莎的平均票价从2022年的68.51加元涨到2025年的70.20加元——但由于动态定价、选择少、临时预订贵，让很多人不得不多掏钱。   Via Rail解释说，他们是根据列车满载程度和预订时间来定价，热门车次临时买票自然更贵。提前两周订票或避开高峰出行通常能便宜一些。   可问题是，有些人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   52岁的顾问Richard Stoltenberg说，他从Cobourg到多伦多120公里通勤，有时临时出差，一趟周中往返就要接近200加元。   他说：“我一直很支持铁路出行，因为它环保、舒适又方便。但现在真的是负担不起了，我都在考虑找别的出行方式。”   通勤族叫苦：早班车最贵   Via建议乘客避开高峰时间预订以获得更低票价，但对通勤者来说，这并不现实。   很多通勤族发现，最早的一班早晨列车通常最贵，但又是唯一能准时到多伦多上班的车。比如Belleville到多伦多的641次列车，早上6:59发车，每次比后两班贵3-9加元。   如果每周通勤三次，这笔额外开支累积起来相当可观。   Crenna地说：“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坐火车吧？可他们取消了灵活性和可负担性，让长期通勤几乎不可能。”   还有多名乘客表示，自疫情以来，Via的通勤服务变少，一些社区的列车和停靠站也减少了。他们还抱怨2022年取消的通勤卡。   Sonja Smith住在安省West Lorne，经常要去多伦多开会。她曾经可以用40加元买逃逸票（Escape Fare），现在至少要46加元，而且价格随时可能上涨。   她无奈感叹：“真的负担不起了。”  

一名 BC 省女子在加密货币骗局中遭受重大损失，但她起诉至 BC 省最高法院之后并没有挽回损失。根据BC省最高法院的判决，Y某是一名投资者，她与一位她无法透露姓名的人成为了朋友。原告最初被她的新朋友说服，向她汇款 500 至 1,000 加元不等的小额款项，这些款项最终以“丰厚的回报”返还给她。“在原告的信托建立后，原告被要求购买一大笔加密货币，并承诺如果投资，她将获得每天 1% 左右的可观回报”，勒布朗法官在判决理由中解释道。 为了获得加密货币投资所需的资金，Y 抵押了她的房子并向朋友借钱。2023 年 4 月，她通过该案被告卡尔加里的 NDAX 在线平台开设了一个账户。BC 最高法院表示，为了满足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 的合规要求，NDAX 要求她提供个人信息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并在开户过程中进行验证。判决书中指出：“开立账户时，原告收到了一份用户协议和单独的风险声明，以供审查和接受”。原告未阅读《用户协议》或《风险声明》，就点击了“接受”按钮开设账户。点击“接受”即表示原告同意已收到、阅读并理解《风险声明》，并同意《用户协议》的条款。原告在2023年4月至5月期间多次向其NDAX账户存款，总额达67.1万加元。这些资金用于购买加密货币以太币。BC 省最高法院概述了原告向诈骗者转账的时间表，以及 NDAX 从 2023 年春季开始向她发出的一系列警告。2023年4月18日，原告发起将以太币提现至外部钱包的操作。为了方便转账，原告向被告提供了一个个人钱包地址。“当收到原告处理第一次撤回的请求时，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一系列有关继续进行相关风险的警告和披露”。Y 收到了一份加密货币提现风险披露声明，其中包含几项警告，例如如果有人远程访问了您的设备，则不要继续提现，只将加密货币发送到受信任的钱包，以及注意高回报投资等常见的加密货币骗局。判决理由称：“原告通过点击这些平台页面上的“接受”向被告确认，她已收到并理解了《加密风险披露》。原告收到了第二次警告，并向被告确认她希望继续进行。警告中写道：“我确认我提供的信息准确、正确且完整。我理解加密资产的提取是最终且不可逆的。NDAX 不对因我信息不准确而造成的损失或因 NDAX 无法控制的网络问题造成的延迟承担责任”。NDAX 的一名员工直接打电话给 Y 某，警告她很可能“被骗了”，由于交易存在风险因素，她不应该继续进行。勒布朗法官写道：“我发现被告对原告的警告再明确不过了”。然而，在与被告员工进行电话录音后，Y 向 NDAX 发送了多封电子邮件，要求立即进行提现。第四次警告来自 NDAX 合规官员的另一通录音电话，该合规官员告知原告加密货币交易的风险，警告她可能成为加密货币欺诈的目标，并建议一旦处理，第一笔交易将不可逆转。BC省最高法院详细说明了 Y 的回应，包括“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人控制她”。她确认了继续进行第一笔交易的指示，NDAX 也遵守了。判决理由中指出：“尽管收到警告，原告仍将所有购买的以太币转移到第三方控制的加密货币钱包中，成为加密货币骗局的受害者，导致资金损失”。之后，Y 在 BC 最高法院声称 NDAX 违反了对她的注意义务，他们应该告知她收款人的钱包是一个“骗子”。然而，勒布朗法官不同意原告的观点，他指出，被告发现了骗子可能持有收款人的钱包，并将此信息通知了他们。“被告无视了原告的警告”，勒布朗法官写道，“没有任何证据或依据可以断定，被告的进一步警告能够说服原告，或者产生超出原告已经收到的警告的任何效果”。“除了拒绝处理第一笔交易（这是被告无权做的事情）之外，我认为被告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阻止原告遭受损失”。BC省最高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判给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如果一项投资方案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它很可能就是假的”，法官补充道，“原告就属于这种情况，她不幸成为了加密货币骗局的受害者”。

近日，Reddit论坛上有加拿大网友求助：我真是被 Enbridge 整得焦头烂额，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原因是，他收到了一笔近 43 万加元的天价燃气账单。 我查这个月的电子账单（e-bill）时，发现有一笔我不认识的账户转账（balance transfer）过来。我打电话去问，才知道这笔钱居然是我妈妈之前公司（2023 年已经解散了）的旧账户欠款。 图源：Reddit 因为当时公司负责处理的人（我叫他 J 吧）在公司成立后就一直没更新账户信息，所以账户名一直是我妈妈的名字，尽管我妈因为不太会说英文，从来都不负责任何账单事宜。 J 是唯一负责支付所有账单的人，每个月公司都会给他钱去付当月的费用。他不仅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也是我们 2023 年卖房时的挂牌中介（listing agent）。 这个燃气账户是用一个我们从来没用过、也没权限登入的 Outlook 邮箱注册的。J 之前向公司核实账单金额的方式，就是靠一句“相信我”加上一张写着金额的纸条…… 拜托，别问我他们当时怎么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真说不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我手头上没有 2021 年到 2023 年期间 Enbridge 寄出的任何账单。我已经发消息给 J 问他要这些电子账单或登录信息，但不知道能不能要到。 “我们以为这事儿解决了” 看起来，我妈当时把这件事（旧账户欠款）交给了 J 负责，J 告诉她会处理好，让她不用担心。除了去年 11 月底收到一封催收信（我妈也交给了 J），我们没有再收到任何关于这笔欠款的信件或通知。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这事儿已经解决、欠款金额也核实并付清了。直到昨天，这笔天文数字般的债务突然砸到我们的账户上！ 我今天联系了 J 问这个账单的事儿，他说 2023 年收到账单时他就已经联系 Enbridge 申请调查了，但一直没有下文。我不确定这个调查是不是搞了两年，但如果这笔钱真是合法欠款，为什么他们一直没交给收账公司（collection agencies）？为什么现在才把这笔欠款转到我的账户上？ 我们当初关闭账户的时候，已经结清了所有欠款，现在这 40 万刀（$400,000） 居然是凭空冒出来的一笔账单！ 图源：Dado Ruvic/Illustration 巨额欠款的疑点和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查了一些资料，知道有 “追补账单”（catch up bills） 和 “调整”（adjustments） 这回事儿，但那不是通常每隔几个月才会有一次吗？这笔钱是怎么在两年内积累到这么高，而我们却一无所知的？我们怎么可能付得起这笔钱？！ Enbridge 说，如果我们不开始付款，他们就会把这事儿交给收账公司，还说这会严重影响我妈的信用分数（credit score），而且就算账单金额不准确，也没有办法申诉。我们本来就负债累累，真不知道每个月能还多少，我不想让我妈的信用分崩离析！ 网友的建议和怀疑 我看到有人建议向监察员（Ombudsman） 和 安省能源局（OEB） 投诉，但我对这些一窍不通，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明白我们可能需要支付一定的调整金额，但绝不可能是这么大一笔钱…… 我有这段时间每个月的详细账单，如果需要可以提供。 我一开始也怀疑是不是 J 盗用我们的钱，但又觉得很奇怪。虽然我们一直没收到电子账单，但任何逾期欠款都会寄到我们旧的住址，以前从来没有超过 $2,000。我们关闭账户时还特地打电话给 Enbridge 确认，他们说我们已经结清了所有欠款。 我想强调的是，这笔账单是在我们关闭账户三个月后才寄到的，而且除了 11 月那两封信，Enbridge 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们。我们一收到那两封信就联系了 J，之后就没有再收到任何信件，所以我们才没有再管这事儿，直到昨天这笔钱被转到我的账户。 我知道如果这笔账单是真的，我可能得找律师，但显然，在花我们没有的钱之前，我要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情。 图源：Reddit 最后补充 我们家最近财务状况非常紧张，刚卖掉了住了 12 年的房子，因为实在住不起了。我和我弟还在上大学，我妈几乎是家里的唯一收入来源。因为她不太会说英文，我接手了她几乎所有的财务和业务，压力真的很大。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真的急需帮助。再次感谢！

在加拿大BC省西北部的小镇Smithers，无家可归者问题正持续加剧——这座仅拥有5400人口的小镇，其无家可归者的人均比例竟已达到了温哥华的四倍。 镇政府对面，那片不断扩大的帐篷群构成了最刺眼的景象，被当地人称为“帐篷城”。 据Global News报道，自2020年起，位于Veterans Peace公园旁的无家可归者营地持续扩张，随之而来的是治安隐忧与火灾风险的增加。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镇议会最近拍板，每年拿出$23.4万元请私人安保公司来维持秩序。他们的任务是看护“临时夜间庇护区”（TOSA），还要在镇中心来回巡逻。 镇政府表示，这项安保措施先试行半年。自10月1日起，两名来自Blue Hawk Security保安已经上岗：工作日的执勤时间为晚7点至次日早7点，周末及法定假日则实行全天候值守。此举目标明确——防止骚乱与火灾，保障营地居民与整个社区的公共安全。 七月那场夺命火 7月19日晚上，Smithers的“帐篷城”突然起火。火苗在黑夜里蹿得老高，还伴着爆炸声，把一排排帐篷烧得乱七八糟。 曾在Site C工地开过重型机械的工人Ron Aslin，是这场大火中受伤最严重的人之一。他全身多处烧伤，家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没了。 现在看到营地里巡逻的保安，他只能苦笑着说：“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防止再有人点火。” Aslin说起那晚的情况，手还指着身上的伤疤：“火一下子扑过来，把我的胳膊和腿都烧伤了。” 事发时，他先听到帐篷里传来“嘶嘶”异响，仔细查看发现一个丙烷罐正在泄漏。情急之下，他抓起罐子就往帐篷外扔，却忘了旁边还点着蜡烛。泄漏的丙烷罐在空中爆炸，火焰瞬间腾起约三十英尺（约9米），将他严重灼伤。 刚经历癌症手术的Aslin在酒店暂住几周后，最终因无处可去，只能回到营地边养伤边生活。 “在这里的日子……太难了，”Aslin低声叹息道。 从“帐篷城市长”到“纵火嫌疑人” 火灾发生后，46岁的Robert Nicholas被捕，并被控纵火致人伤害。他在Smithers出生长大，曾在营地断断续续住了四年。 营地里的人曾称他为“帐篷城的市长”，因为他帮忙维持秩序、照顾他人。如今却被视为纵火犯，他倍感落差。 Nicholas已获释，但必须遵守六项条件，包括不得接触Aslin，并与营地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虽然暂时住在亲戚家，但他坦言在镇中心骑车时常常低着头，害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 保安请得起，房子建不起 这笔安保费用并非镇政府自掏腰包，而是通过“BC西北部资源利益联盟”的省级资金协议支付。这个协议能把一部分本地产业赚的钱留在社区，用来解决眼前的麻烦。 镇长Gladys Atrill表示：雇保安不是个轻松的决定，但镇上既没有收容所，也没有支持性住房，没办法安置目前营地里的十几个人。“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用有限的资源，尽量保证营地居民和整个社区的安全。” 根据2025年的无家可归人口统计，Smithers的无家可归人数在四年间翻了一倍多，从2021年的33人增加到今年的77人。 Atrill强调，她最担心的是冬天来临时有人会被冻死。“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为了改善条件，镇上已经给庇护区放了储物柜和两个临时厕所，还准备花$12.6万元修围栏、铺地基、换新帐篷。镇政府也在想办法设立一个“极端天气避难所”，但能不能成还不一定。Atrill说：“我们会尽力的，但要是冷到零下二十度，这些措施还是不够。” 来自Hazelton的Brandi Forsythe在营地里已经过了两个冬天。她记得，第一年冬天，她的帐篷还被人用斧头砸烂过。眼看冬天又要来了，她最担心的还是取暖问题。 Forsythe说：“这里的人什么都没有，只能硬撑着过活。” Smithers的社区安全官Carl Chad表示，镇上必须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一个能过夜的安全地方。虽然这个营地只是临时的，但现实是需求会持续存在。 Chad接受采访时说：“在这里生活对谁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提供的，所以只能尽量把它改善到最好。” 在日常工作中，Chad更倾向于采取“教育优先”的方式，尤其在防火方面。他会耐心解释明火禁令的重要性，并提醒大家保持帐篷之间的安全距离。 除了管秩序，Chad还经常和皇家骑警以及一些社会救助机构合作，帮营地里的居民对接服务和治疗。工作虽然辛苦，但他觉得很有意义。 在Chad看来，很多人是因为上瘾或创伤才会来到这里，而在他的帮助下，已经有人走上治疗的路，不再待在营地。 戒不掉的伤，回不去的家 Brandi Forsythe决定离开Smithers的“帐篷城”，回家去戒毒。让她下定决心的，是马上要过19岁生日的女儿。 Forsythe说：“这两年我几乎缺席了她的生活。过去她的人生里，我几乎一直在她身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和Forsythe一样，Nicholas也在与成瘾作斗争。他坦言自己长期受酒精困扰，并说：“没有人可以轻易去评判别人。” 多年来，Nicholas因成瘾失去了许多朋友和亲人——2021年12月失去了挚爱，去年12月又痛失妹妹。 Nicholas觉得请保安可以提升安全，但花费过高。镇上更需要的是住房、工作机会和心理辅导，帮助人们真正走出成瘾，摆脱街头生活。最令他心痛的是，他20岁的女儿如今也常出现在市中心的营地——那个他被法院禁止靠近的地方。 Nicholas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大家都能改变，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虽然很难，但他仍相信还有希望。 信息来源：Global News

列治文一家餐厅的老板表示，从邮务公司、航空公司到省府雇员接连的罢工行动令他们损失惨重。他们因为加拿大邮务公司罢工，已经损失了2.5万元。 据Global News报道，列治文的“史蒂夫斯顿海鲜餐厅”（Steveston Seafood House）老板Shane Dagan表示，他们希望透过寄送邮件举办促销活动，与社区建立联系。   他们为此花费1.5万元制作传单，预付10,000元邮资，并于9月11日将材料送交加拿大邮务公司（Canada Post）寄送。 但加拿大邮务公司于9月12日开始罢工。 Dagan表示，“我们支付了1万元的邮资、预付邮资，以及1.5万元的印刷费用，”总共花费2.5万元，并透露，他们还雇了8名新的前台员工和几名厨师，打算举办一次预计会有数千人参加的促销活动，但最终未能如愿。 “当他们（邮务公司）宣布暂停派发传单时，我们请求他们能不能把传单收回来。”Dagan说。   他表示，他们原本打算取消促销活动，但评估之后发现不可行，他们也曾试图拿回钱，但没能成功。 7周后，第一批传单才开始派发，但促销活动只持续到11月底。 “这对员工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Dagan说。“就像我说的，我们专门为此雇了人，我们扩建了厨房。你知道，我们为此投入了各种各样的成本。现在我们只想要退还邮资。” 罢工导致投递延迟有条款保护 他表示，加拿大邮务公司援引了其客户指南的条款和条件，其中指出，由于天灾、疫症和劳工纠纷等原因，投递可能会延迟。 据称，这份客户指南长达110页，需要仔细阅读。 Dagan并补充，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和卑诗公共服务雇员工会(BC General Employees' Union，简称BCGEU)罢工，也对业务产生了影响。   “由于加航罢工，我们9月份原本有一个80人的旅行团取消了行程。”“所以这让我们周六晚上都没生意做，”他说。 加拿大邮务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邮政服务已经恢复，但“由于工会决定进行轮流罢工，邮务服务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会持续。” 并表示，所有滞留在网络中的本地包裹已经处理完毕，邻里邮件的投递工作也进展顺利。 Dagan仍希望退还已花费的款项。 “我们只是希望官员们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他说。“你知道，我们一直在一线工作。你经常听到渥太华和维多利亚的人说，他们支持小企业，服务于人民，是民众的后盾，但实际感觉并非如此。” 图：谷歌图片/Global News

2025年9月23日，BCGEU工人在温哥华的示威现场。 (CityNews 图片) 卑诗省公共服务员工协会（BCGEU）在经过八周的罢工行动后，已与省政府达成初步协议。 该工会的34,000名成员现在有机会审阅并投票表决这份为期四年的协议。 工会主席保罗·芬奇表示：“这份初步协议是BCGEU和PEA成员在全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补充道：“在这八周里，大家坚定立场，为自己、为家庭及那些在卑诗省生活所依赖的公共服务而斗争。这份协议表明，当工人们团结一致时，我们能够取得真正的进展。” 调解工作由调解员文斯·雷迪和阿曼达·罗杰斯负责，他们与省政府进行沟通。 协议的条款包括四年内每年三个百分点的普遍工资增长，针对低收入员工的工资调整，以及有关工作保护、远程办公、申诉流程、视力和心理咨询等一系列非货币福利。 芬奇表示，这份协议是“迈向公平的一步”，有助于留住有经验的员工，同时解决薪资与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之间的“差距”。 工会指出，专业员工协会的成员仍在罢工中。 公共部门员工于9月2日罢工，原因是92.7%的BCGEU成员支持罢工。当时，芬奇警告说，若工薪未能跟上通货膨胀，熟练工人将会流失，因为他们正面临一场负担能力危机。 酒店行业的艰苦工作才刚开始 在罢工行动期间，许多行业遭遇了困难，其中省内的酒店、葡萄酒、啤酒和酒类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本月早些时候，卑诗省餐饮服务协会的会长伊恩·托斯滕森表示，罢工将酒店行业逼入了绝境。 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行业正在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我们可能因此失去了10%到15%的收入。” “已经有一些裁员，特别是行业供应链方面的裁员。” 如今，他表示罢工的结束对行业来说是个好消息，但真正的艰苦工作才刚刚开始。 他说，他们已向政府提交了一项计划，以便迅速补充市场，避免在繁忙的假期季节出现短缺。 来源：《加拿大新闻》。 后续报道将进行更新。

2025年3月的德尔塔警察局徽标 (CityNews 图片) 德尔塔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一起夜间枪击事件，据信这是一起针对性袭击，并与敲诈行为有关。 警方于凌晨2:43接报，赶到78B大道与112街的住宅，发现了弹壳，并确认住宅遭到多次枪击。 事发时，住宅内有人，但没有报告伤亡情况。 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从一辆白色SUV中走出，向住宅开了几枪后逃离现场。 德尔塔警察局（DPD）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宗针对性案件，并与敲诈调查有关。” “调查人员将与警方合作伙伴及省级敲诈专案组联系，以确定是否与其他案件有关联。”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凌晨2:43，与位于素里市12个街区外的类似事件同时进行。素里警察局（SPS）工作人员林赛·霍顿告诉CityNews，SPS与DPD正在联络，查看这两起枪击事件是否因时间和地点上的接近而有关联。

今年4月23日，对于居住在大巴黎瓦兹河谷省萨努瓦市（Sannois）的一个普通华人家庭而言，命运在这一天被彻底改写。 66岁的父亲Yue TAN从中国远赴法国，本打算在女儿Elsa家中暂住几日。   平日里，他总是早早就起床，然而那天直到十点，房间内依旧毫无动静。     Elsa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赶忙让儿子前去查看。   小男孩很快跑回，急匆匆地说：“爷爷躺在地上，看起来情况不太好。”   Elsa心急如焚地冲进房间，只见父亲倒在床边，眼神虽清醒，却无法言语，嘴巴动了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吃力地举起手，指向自己，似乎想要传达什么。   Elsa深知，这绝非普通的摔倒。父亲有心脏病史，还曾两次植入支架，情况危急，必须立刻寻求帮助。   Elsa首先拨打了18，这是法国消防员的紧急电话。在法国，消防员承担着多种紧急救援任务。     消防员了解情况后，迅速表示将立即派车，并建议她同时拨打15，联系法国医疗急救服务（SAMU），以便协调后续的医疗救治。   然而，拨给15的这通电话，却成为了这场悲剧的转折点。   电话那头，是一位女接线员。Elsa急切地描述着父亲的状况：“他倒在地上，说不了话，也动弹不得。”   可接线员的语气却显得极为不耐烦，态度令人难以接受：“他不能说话？你问问他叫什么名字！”   Elsa试图解释：“他现在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根本无法回答……”   话未说完，便被接线员打断，她的声音陡然提高：“现在就去问，女士！”   这质问来得莫名其妙，仿佛在责怪Elsa撒谎一般。几番沟通后，接线员终于弄清楚患者无法说话的事实。     紧接着，新一轮的质疑又接踵而至。接线员询问患者能否动弹，Elsa只能反复说明他无法动弹。   此时，接线员再次发火：“你刚刚不是说他动了，是想让你知道他哪里疼吗？那他到底是能动还是不能动？说清楚！”   随后，接线员开始发出指令，让患者指出疼痛部位，让他捏捏女儿的手，全然不顾Elsa之前描述的“无法移动”的情况。   一直被质疑的Elsa，此刻心中恼火、紧张、焦急与愤怒交织在一起，她忍不住问道：“你能派人来吗？”   话音未落，电话已被对方挂断。根据SAMU事后的说法，这只是一场“通信中断”，并无证据表明接线员是故意挂断电话。     不仅如此，他们还表示“相关上级已听取了她的意见，并提醒她要保持良好的沟通习惯”。   37秒后，Elsa再次拨通了15，这次接电话的是一位语气平和的男接线员。他简要询问后，确认消防人员已到达现场。   此时是10点24分。消防员抵达后，迅速展开了初步的救援工作，但现场并无医生。   12分钟后，他们尝试联系法国急救医生团队（SMUR）。这是一支由医生、护士和急救员组成的专业小组，专门负责处理危重病患。   此时，距离Elsa父亲被发现倒地已过去了近半个小时。然而，真正的等待才刚刚开始。     直到11点27分，SMUR医生才完成现场评估。此时，距离最初报警已过去了超过一个小时。   医生初步诊断，患者可能是脑中风。随后，他们将Elsa的父亲抬上了急救车，但车子却迟迟未动。   原来，他们还在四处寻找能够接收的医院。在法国，医疗系统相对分散，即便病人情况紧急，也必须先找到“有床位、有医生、有设备”的医院。   最终，Elsa的父亲被送往了Argenteuil医院。这并非一家专门治疗脑中风的医院，但因这里有空床位，只能先将患者送往此处。     在医院里，Elsa的父亲进行了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大面积左脑中风，颈动脉有血栓堵塞。   必须立即进行手术，但Argenteuil医院并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继续等待转院。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病情也在不断恶化。14点05分，Elsa的父亲被转送至巴黎Rothschild基金会医院——这才是治疗脑中风的专业机构。   然而，此时距离最初报警已过去了将近4个小时。     在脑中风的治疗中，这4个小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窗口。   医学界普遍认为，中风发生后三小时内启动治疗，患者恢复的可能性最高。   每拖延一分钟，都会导致大量脑细胞死亡。在Rothschild基金会医院，Elsa的父亲接受了紧急手术。   傍晚18点，Elsa终于见到了从手术室推出的父亲——他仍旧无法说话，半边身体瘫痪，眼神中透露出试图沟通的渴望，但语言系统已经崩溃。   这是Elsa最后一次见到他清醒的模样。两天后，父亲因脑损伤过重离世。     这段经历如同梦魇一般，久久萦绕在Elsa的心头。回顾整个过程，从报警到最终手术，共耗时4小时12分钟。   期间多次等待、信息传递迟缓、医疗分工混乱等问题，让人难以释怀。   她后来多次向SAMU提出质疑：为何一开始没有直接派医生？为何不一开始就送往专业医院？为何沟通中缺乏人性和判断？   SAMU回应称：“所有医疗流程都遵循现有规定，未发现操作失误。当消防人员已在场时，医疗调度员通常会等待初步评估再决定是否派出医疗队。”   而对于被挂断电话的处理，SAMU表示已对接线员进行了“沟通规范的提醒教育”，但并未承认存在责任。     Elsa听后，只说了一句话：“所以，四个小时，处理一个中风，是正常的？”   Elsa没有责怪医生，也没有责怪消防员，她甚至能理解系统下每个人的限制。   但她想问的是：这个系统里，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默认的“程序优先于生命”的逻辑？   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语言可能是障碍，文化可能是距离，而最致命的是：当他们需要紧急帮助时，是否真的能够被平等对待？  

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警方通报称，该州一名24岁男子迪伦·唐·朗（Dylan Don Lang），因发现母亲与55岁男子罗伯特·爱德华·哈根（Robert Edward Hagen Jr.）在自家车道的卡车中发生性关系，情绪失控持枪射杀哈根，目前已被指控犯有刑事杀人罪等多项罪名，被关押且不得保释。 据警方披露，案发时间为10月18日凌晨3点45分左右。案发前，哈根与迪伦的母亲、妹妹一同外出饮酒，返回住宅后，妹妹先行进屋，迪伦的母亲则留在哈根的卡车中与其发生性关系。 这一场景被迪伦发现，而他此前已对母亲与哈根多日的亲密约会感到不满。情绪崩溃的迪伦手持一把9毫米手枪冲出住宅，径直走向停在车道上的卡车。 根据调查细节，迪伦当时曾尖叫着要求哈根“离开母亲”，哈根随后回到驾驶座。迪伦试图将枪口从驾驶座车窗伸入车内，但因车窗开启幅度不足未能成功。随后，他砸破了驾驶座侧的后车窗，隔着座椅向车内的哈根连开两枪，子弹击中哈根的上半身。 中枪后的哈根试图将卡车倒出车道，却因伤势过重陷入昏迷，车辆失控冲进前院。迪伦的母亲见状立即将哈根的腿从油门上拉开，并用手按住刹车，才让卡车停下。 案发后，迪伦主动拨打911报警，在电话中承认“我在自家车道上开枪打了人，我搞砸了”。当被问及开了几枪时， 他回答“两枪”，并反复表示“当时完全失控了”。警方抵达现场时，发现哈根倒在卡车中，裤子褪至脚踝处，已无生命体征。 10月18日当天，迪伦被警方逮捕，警方以刑事杀人罪、严重袭击罪以及危害他人安全罪对其提起指控。目前，迪伦仍被关押在坎布里亚县监狱，不得保释，他的初步听证会将于10月27日举行。

最近纽芬兰（Newfoundland）发生的一起Lululemon盗窃案，让警方在一户人家里搜出了价值$10,000加元的赃物瑜伽裤。警方警告说，这只是一个大趋势的一部分——有组织的零售犯罪在全国范围内正在不断增加。 一宗偷窃案牵出万元赃物 纽芬兰皇家警察（RNC）已经对一名30岁的女子和一名35岁的男子提出了盗窃超过$5,000加元的指控。他们是在周二早上，有人从Avalon Mall的Lululemon店偷窃后，追踪到位于St. John’s郊区Mount Pearl的这户住家。 在这户人家里，警察搜查出了90条瑜伽裤、三把气枪、一把高速彩弹枪、两把弩和弹药。 图源：Royal Newfoundland Constabulary 犯罪新模式：社交媒体成了销赃地 RNC在新闻稿中表示：“刑侦部门认为，有组织的零售盗窃正在东北Avalon地区发生，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市场来销售大量从零售商偷来的商品。仅今年一年，RNC就收到了二十多起关于Lululemon的盗窃报告。” “RNC呼吁公众：请停下来，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向第三方购买这些高质量的产品。这样做有助于减少需求，切断流向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利润。” 警方预计会有更多指控，并相信“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加拿大零售业协会负责防损和风险管理的执行顾问Rui Rodrigues提醒说：“任何时候你在网上购买商品，如果不是来自官方零售网站或正规的电商平台，都要小心。” “如果价格好得让人难以置信，那么这些商品就很可能不是通过合法途径来的。” 疫情后乱象：犯罪分子从货车搬到网络 Rodrigues说，有组织的零售犯罪在加拿大全面抬头。 “后疫情时代，我们看到了有组织零售犯罪活动大幅增加。随着后疫情时代网络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交易和收货方式的改变，这无疑让有组织犯罪分子更容易躲在网站或配送系统后面。” 他说：“所以，那种‘在停车场、从货车里卖赃物’的旧模式，真的没必要了。” Rodrigues透露，零售商已经发现有组织犯罪分子直接搭建网站来打广告卖货：“当人们上网购买时，他们就派人出去把那些货偷来，然后再把货寄出去。”  加拿大出现了越来越多“最后一公里快递”服务，他补充道。“这样一来，犯罪分子就不用亲自和买家见面了。” 他对这次在纽芬兰查获的大批量Lululemon赃物并不感到意外。 “这种事在全国各地都在发生，无论是服装、杂货还是电子产品。有些人总会问：有没有特别喜欢偷的产品？其实没有。当然，我们看到在较大的店面里，更容易让犯罪分子偷到更多的货。”  图源：shoptwelveoaks.com 罪犯组成复杂：从国际团伙到弱势群体 Rodrigues表示，加拿大的零售商发现，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有来自东欧和南美的“专业盗窃小组”（booster groups），也有本地的盗窃组织。 “现在也出现了一个转变：以前很多大批量盗窃的货物会被运到海外，但现在有了这么多销售渠道，我们看到更多赃物在加拿大本地就被卖掉了。” 更糟糕的是，随着“边缘化的无家可归人士”（marginalized unhoused individuals）面临心理健康、吸毒和酗酒问题增多，“我们也看到有组织犯罪分子利用这些人，让他们代替自己去偷东西，然后把赃物收回来转手销售。” 他提到，去年温哥华的一次打击店面扒窃行动中，追回了近$700,000加元的赃物。 Rodrigues说，那次调查中，多人被捕，房屋也被没收。“这确实表明了与更大规模有组织犯罪的关联，”他指出，当时还查获了毒品和武器。 “所以，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店面扒窃问题了。它的复杂性还在不断增加。” 暴力升级：抢劫中出现武器 Rodrigues说，零售商也看到窃贼的“暴力和攻击性行为”有所增加。  “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的代价非常小，”他说。“我们的司法系统当天就释放了这些人，然后他们很快又会回去再次犯罪。” Rodrigues表示，零售商“目睹了很多起有人亮出武器的事件——防熊喷雾、砍刀、我们见过枪、刀、甚至是台球杆。这已经有点荒谬了。” 图源：Royal Newfoundland Constabulary 他说，在过去四年里，零售商看到的暴力事件增加了300%。 “今年我们看到白天公然抢劫的事件有所增加，通常是三到四个穿着黑衣、戴着面具的男性，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砸抢（smash-and-grabs），目标通常是珠宝店。他们非常大胆，直接冲进去，砸烂所有东西，而且都带着武器。”  Rodrigues说，有些被监控视频拍了下来。“我们有例子，当有人试图阻止他们带着赃物离开时，他们会从包里拿出砍刀，挥向店员，”他说。 “这绝对不是你在零售盗窃案中该看到的场景。” 期待严惩：不能再把偷窃当“小事”  Rodrigues对总理Mark Carney上周宣布对有组织零售盗窃实施更严厉的惩罚表示欢迎。 Rodrigues说：“我们倡议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听到总理关注零售犯罪，并开始做出一些改变。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这样犯罪分子就能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也能不再把店面扒窃当作没有受害者的犯罪。” 他说，零售业理事会的一项调查发现，2024年加拿大扒手偷窃的商品价值高达$91亿加元。 Rodrigues说：“有趣的是，我们在2018年做过一次类似的调查，当时这个数字是$50亿加元。” Lululemon仍然是经常被盗的高端零售品牌之一。  “这些都是在黑市上容易转手、价值又比较高的东西。人们喜欢这个产品，如果能低价买到——这就是供需关系，他们就会去寻找这些便宜货。” 图源：thecrimson.com  警方反制：科技和传统侦查结合 Rodrigues说，调查人员可以使用藏在商品里的GPS追踪器来追踪扒手。 他说，警察也可以从零售商那里收集关于惯犯的信息，并找出他们“作案的时间点”，然后部署卧底警员监视盗窃过程。  “他们不会在嫌犯出来时马上逮捕，而是会跟踪这个人，看赃物去了哪里，这样他们就能拿到搜查令。因为如果能确定最终目的地，法官就能签署搜查财产的授权令，这更有意义……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他是累犯。”  任何人有关于纽芬兰赃物或可疑销售的信息，请联系RNC，电话号码是709-729-8000。  

意大利西西里岛女孩玛丽·加拉蒂的平静生活，被一张手机截图彻底打破。她的生活照，竟出现在一个“仅限男性”的色情论坛上。 在2023年遭遇这场突如其来的数字暴力后，玛丽被迫成为一名“侦探”和“战士”，用男性身份潜入充斥着偷拍影像、深度伪造和系统性侮辱的女性“猎场”，目睹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数字地狱”。 两年时间里，玛丽在投诉与沉默、抗争与孤立之间反复挣扎。2025年8月，风暴升级。反对党领袖、明星、学者，甚至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都沦为平台上的“战利品”。在名为Phica的“意大利版N号房”中，她们遭遇窃取影像、技术伪造、统一编码、匿名意淫。 一场席卷意大利全国的反数字性暴力运动，就此引爆。 噩梦 2023年5月，24岁的玛丽·加拉蒂收到一条来自朋友的讯息，附着一张截图。她的照片，被公然挂在一个名为Phica的“仅限男性”色情论坛上。图片下，是数百条充满侮辱与性暗示的评论。 “就像陷入了一场噩梦。”玛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道。 当时，玛丽生活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奇尼西镇，从事餐饮工作，热爱自然与音乐，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和深爱她的男友。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与无数年轻女孩一样，只是记录生活与分享自拍的角落。 “朋友也是女性，她自己并没有登录那个网站。”玛丽解释说，“那是男性的领地，她是通过一位浏览过该平台的男性拿到截图的。” 经历了恐惧与不安后，玛丽决定潜入网站。在家人的帮助下，她用男性身份注册登录。当页面加载完成的那一刻，看到屏幕上的画面，她如坠冰窟。“我看到的是一个令人作呕的世界。”玛丽说。 那是一个系统化、分门别类陈列女性“战利品”的数字地狱。网站被细致地划分为“我的妻子”“我的女朋友”“我的姐妹”“我的女儿”等版块，甚至设有专门的“偷拍”区，其中还有帖子教人如何安装隐藏摄像头。有人问：“我要去这家店，你能告诉我怎么把摄像头装进试衣间吗？” 玛丽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在酒吧工作的女孩，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拍。她的照片连同工作地点一起被发布，引来更多人前去“打卡”，再添加更多带有暴力与性侮辱的评论。在另外一些版块中，女性或许知晓自己被伴侣或亲人拍摄，却从未意识到这些影像会流入如此的空间。 在Phica的扭曲语境下，最寻常的生活照片都被重新定义。论坛上，丈夫分享的妻子照片，兄弟分享的姐妹照片，甚至是父亲分享年幼女儿的照片，都能成为“讨论素材”。 “即便是你清晨煮一杯咖啡，这样的照片也能成为性化评论的素材。”玛丽说。 “我还看到有父亲上传女儿穿泳衣的照片，问别人‘你们觉得我女儿怎么样？’。”玛丽哭了，“那一刻我意识到：从小女孩到80岁的老奶奶，没有女人是安全的。” 在社交平台上，玛丽分享的只是些穿着普通服装、日常生活的影像，也被窃取并搬运到论坛中。“那些只是我普通的生活照。”她反复强调，“我从未拍过裸照或任何特殊照片！” 真正的恐惧，是在玛丽发现自己被一个名为“NESSUNO27”的用户长期盯上后。这个人频繁发布玛丽的照片，冒充她的前男友，并公开她的全名、住址与工作地点。“他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玛丽回忆起来，声音依旧颤抖。 事后她才意识到，2023年有一段时间，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突然出现了很多陌生男性的关注请求，或许正源于此。 对于玛丽来说，超过400条充斥着威胁与粗俗言语的评论，如同一场“数字时代的凌迟”。“有一条写着：真可惜啊，我不是西西里人，不然我一定要去找她。”看到这条评论后，玛丽冲进洗手间，呕吐出来。 “我害怕那些网站上的男人就潜伏在我身边，甚至开始怀疑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男性顾客，他们是不是就是为了‘围观我’而来。”玛丽说。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反对党领袖施莱因。图/视觉中国 反击 “我无法选择沉默。”玛丽先后与父母沟通，并与镇上另一位受害者结伴，收集截图和证据，向当地宪兵队及邮政警察局递交了投诉材料。 但投诉如石沉大海，她们从未收到任何实质性回应。 自2023年起，玛丽从未停止投诉，并不断提醒那些身处相同处境的女孩，让她们知道Phica论坛的存在。她还主动联系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受害者，鼓励她们共同投诉、彼此支持。让玛丽感到有些失望的是，很多女孩知道这个网站，却拒绝投诉。“她们害怕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被牵扯进去，也害怕被熟人指责。” 玛丽渐渐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只是恶意的用户，还有更深层的制度性忽视。“这个网站自2005年就存在，2023年用户已达数十万。” 2023年，玛丽发起了一份线上请愿，呼吁关闭Phica网站，但最初几乎无人响应。 更早之前，意大利人工智能取证研究员、性别社会学者西尔维娅·塞门津与同事露西亚·贝诺蒂就已关注到Phica的存在。塞门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时，网站已有超过十万注册用户，她们向邮政警察投诉过，相关研究报告里也写了，但没有任何机构真正重视。 塞门津指出，意大利政治层面上长期存在“刻意回避”的态度，“当时相关部门的应对方式是，他们只想处理个体案件，而不愿承认这是系统性问题”。 2019年，米兰大学的研究已显示，意大利有五分之一的女性曾遭遇非自愿亲密影像传播。 “当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时，愤怒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行动。”塞门津说。同年，她发起了“亲密暴力”运动，从一份线上请愿书发展为全国性政治倡议，最终推动意大利在刑法中新增条款，将未经同意传播亲密影像定为犯罪，最高可判六年监禁。这项被称为“色情报复法”的条款，被视为意大利女性数字权益保护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塞门津强调，单一条款的出台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保护。她解释：“根据这一条款，受害者必须证明发布者存在‘伤害意图’，这在匿名、群体性的网络环境中几乎不可能。” 她还举例称，法律对“受害者是孕妇时加重处罚”有所规定，却从未提及未成年受害者，这在她看来是“立法视角的严重失衡”。 Phica的存续与扩张，正暴露了法律的空白与局限。2019年“色情报复法”通过后，网站虽删除了“色情复仇”版块，却保留了其他内容。短短几年间，会员数量从10万暴涨至70万。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威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级。早在2019年，塞门津调查时就发现，已有AI程序可自动“裸化”女性照片。随着生成式AI的爆炸式增长，深度伪造色情内容在近几年内激增超过500％。“只需点击几下，就能生成逼真的假色情视频。” 在塞门津看来，问题从来不是技术，而是社会意愿与政治行动的缺乏。塞门津组织召开过相关研讨会，邮政警察也参加了会议，并与议员劳拉·博尔德里尼讨论过此事，但从未有人采取实质行动。“若高层在六年前听取警告，像玛丽这样的许多女性的痛苦本可以避免。” 玛丽选择做那个继续发声的人。自2023年以来，她开始了一场孤独的“数字排雷”行动，持续投诉、收集线索，并主动联系在Phica上被曝光的受害者。两年间，她联系了超过1000名女性，帮助其中约300人删除了被盗影像。 让她愤怒的是，Phica的运营者甚至推出“删除服务”，要求受害者支付145欧元（约合人民币1100元），才能移除被侵犯的内容。“明明我们什么都没做错。”玛丽说，“可在这个系统里，连讨回自己的尊严，都需要付钱。” 风暴 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8月。这场数字暴力，蔓延到“权力中枢”。 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到反对党领袖施莱因，超过20位女性政要成为受害者。她们的面孔被粘贴或被合成进色情影像，被数十万人围观、转发与嘲弄。 事件由两位民主党女性政客率先揭开。议员亚历山德拉·莫雷蒂与瓦莱丽亚·坎帕尼亚公开指控，自己的照片出现在Phica的“热门政客”专区，该专区内甚至还有以她们名字命名的子版块，内容从泳装照、私人生活照，到被放大、篡改的合成影像，配文赤裸地展露着侮辱与物化：“我想看看她的腿”“她的胸部状态真好”。 “我感到恶心、愤怒、失望，但我绝不能沉默。”坎帕尼亚写道，“因为这不仅关乎我个人，更关乎所有女性能否自由、有尊严、无恐惧地生活。” 莫雷蒂同样发现，她多年来的电视公开影像被截取、篡改并上传至该平台。她随即提起刑事诉讼，成为首位以法律行动回应此事的女性政治人物。 随着舆论迅速发酵，警方在短时间内接到数十起投诉，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愤怒与声讨。进一步调查显示，受害者远不止两位女性政客。Phica的所谓“VIP专区”中，不仅包括梅洛尼、反对党领袖施莱因，还涉及二十余位女性部长和议员的照片。知名演员、《还有明天》导演宝拉·柯特莱西等文化与娱乐界公众人物也卷入其中。 “这些平台不仅煽动强奸与暴力，更直接威胁女性安全，必须被彻底关闭。”莫雷蒂在声明中愤怒地写道。 面对舆论的质疑声浪，梅洛尼打破沉默。“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2025年的今天，仍有人披着匿名的外衣，肆意践踏女性尊严。”她在采访中直言，“那些看似无害的照片，一旦落入恶意之手，就可能成为可怕的武器。” 梅洛尼呼吁所有女性勇敢投诉未经同意传播私人影像的行为，并补充道：“我对这一切感到极度厌恶。我向所有在这场数字暴力中遭受侮辱与伤害的女性致以声援。我们必须找到肇事者，并施以最严厉的惩罚。” 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沉默的受害者终于开始发声。借助政客效应和社交网络的放大，从权力高层到普通女性，受害者开始团结起来。“这次不同了。”塞门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玛丽也意识到，机会终于来了。她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经历，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高频发帖，几乎每天发布20条信息，讲述自己的遭遇，推动请愿书的传播。 在一家网络平台上，呼吁关闭Phica的请愿书在不到一周内收集到17万个签名。来自意大利各地、不同年龄与背景的女性纷纷留言，讲述自己的经历。愤怒与共鸣，如野火般蔓延。 8月28日，玛丽终于等到了一份官方声明：Phica网站因违反隐私与性暴力相关法律，已被永久关闭。 隐忧 但Phica网站的关闭，并未驱散玛丽心中的阴影。她清楚地知道，Phica网站只是庞大色情暴力网络中的一环，还有无数未被曝光的网站和社交媒体群组，仍在暗处生长。 更令她不安的，是Phica关闭声明的姿态。平台将一切归咎于用户的“恶意行为”，声称其“扭曲了平台的初衷”，并承诺删除所有内容。然而，这份看似悔改的声明，却以一个哭泣表情和一句“很快再见”收尾，“轻佻、冷漠，甚至带着一丝嘲讽”。 这种暧昧的“告别”，无法为任何受害者带来慰藉。作为受害者之一，民主党议员劳拉·博尔德里尼直斥这份声明“令人难堪”。在她看来，运营方对长期存在的侵害行为心知肚明。问题不在于个别用户，而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有毒文化。这些论坛，则是为这种文化推波助澜。博尔德里尼还表示，自己将再次提起诉讼，并呼吁意大利社会不再对厌女暴力保持沉默。 在舆论的压力下，9月17日，意大利议会通过了《人工智能框架法》，规定未经同意传播AI生成的图像或视频，如造成损害，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 但在玛丽·加拉蒂看来，这项法律很可能不会真正落实到任何人身上。 塞门津持相同看法。她指出，该法案仍“缺乏实质性的数字与性别视角”。这类立法往往是丑闻发酵后的应激反应，旨在平息舆论，而非保护女性。如果缺乏受害者保护机构与女权组织的深度参与，法律只会成为一纸“象征性的安慰”。 此外，即便有法可依，司法实践仍将面临举证困难、“色情内容”界定模糊、责任链条难以追溯等障碍。 “简而言之，受害者可能迷失在法律的漏洞中，而加害者却依旧逍遥法外。”塞门津认为，受到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引发轩然大波的网站，但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影像正通过不为人知的网站、社交媒体上的足球群、公司聊天群、健身群悄然流传。背后的驱动力，是赤裸的利益，如流量、点击、广告与数据交易等。 在塞门津看来，真正的出路在于系统性改革，“我们迫切需要一部针对数字性暴力的综合法案”。英国已将未经同意制作深度伪造色情内容列为刑事犯罪，而意大利还没有开始认真讨论这个问题。 “Phica的关闭，或许只是一次微弱的胜利。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塞门津说。 越来越多受害者选择删除账号、退出网络，但经历两年多抗争的玛丽选择继续。“我理解她们，但我不能退。”玛丽说，“我们不该害怕过自己的生活，也不该害怕分享照片。该感到羞耻的，从来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利用我们恐惧的人。我们必须团结，阻止这些‘恶魔’继续存在。” 目前，玛丽仍在等待着一项结果。在收到当地邮政警察局的初步报告后，罗马检察院才会就玛丽的上诉正式立案。

澳大利亚悉尼一辆公交巴士上发生一起“随机捅人案”，一名中国留学生目睹全程，饱受惊吓。 “魂儿都吓没了” 据报，10月23日凌晨，在图书馆自修完的悉尼大学中国留学生Boris，搭乘428路公交车回家。当时车上有十几名乘客，他上车后径直走到最后一排。 一名亚裔男子在Marrickville区的Addison rd上车。虽然有座位，但他选择站着，同时不断环顾左右。 “他上车时我就感觉不对，他一直在瞟其他乘客。”Boris回忆道，该名亚裔50岁左右，高约1米65，头戴深棕色棒球帽，露出花白的头发，身穿深灰色连帽衫。 毫无征兆！突然掏刀！他拿着一把大约10厘米的水果刀，快步走到车厢中部，猛刺一名亚裔乘客。 “他往那名乘客的左胸和胳膊那里扎了三、四刀，血马上就流出来了。他什么都没说，他好像并不认识那名受害者。那个人完全没有防备，只是下意识地用手去挡……” 车内乘客惊呼起来，尖叫要求司机停车。行凶男子则走到前面，示意司机开门，随即下车逃跑。 “我马上掏出手机报警，期间，我看到有乘客去帮助伤者，用皮带为他包扎止血。” “流了好多血，地上两大滩，每滩都有脸盆那么大……后来我发现我的鞋底都是血，很恐怖。” 5分钟后，警察赶到，封锁公交并将伤者送医。乘客们则留下配合调查，直到凌晨3点半才陆续回家。 “要是坐在前面或中间，我就完了。”Boris至今仍心悸不已，直言“魂儿都吓没了”。 据Boris回忆，当时坐在巴士前半部的乘客中只有这名受害者是亚裔。“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亚裔下手，我感觉是随机的，他在报复社会。” Boris坦言，袭击画面在他脑海中不断重播，精神状态持续紧张……“我现在听到关门声，心里都会猛地一紧。” Boris表示，他已有计划寻求帮助以尽快走出心理阴影，但他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摆脱心魔，他直言：“这血腥的一幕着实令人难以忘怀。” “这种亲历的恐怖感太强烈了！我连着好几天都是打车出行，我真的不敢再坐公交！” “公交系统监管完善” 据澳媒报道，受害者是一名54岁男子，手部、胳膊和面部都被刺伤。他在现场接受了紧急救治，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他性命无虞，伤情严重但稳定。 凶手51岁，案发不久后很快落网，警方同时捡获一柄刀具。凶手的袭击动机目前仍在调查中。警方初步判断“行凶者与受害者互不相识”，该次袭击属于“随机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被捕前，嫌烦赤裸上身、穿着短裤、光着脚在Illawarra Road步行，一名巡逻警员经过那里并认出了他，随后将其带回警局。 警局监控画面截图 尽管“袭击性质随机且暴力”，但警方仍强调“悉尼公共交通总体安全”—— “凶手很快被捕，正在Newtown警局接受调查，公众可放心乘坐公共交通，总体来说，这个系统监管完善。” 月初才刚发生一起 近期在澳大利亚发生的随机捅人案不止一起——就在本月初，墨尔本市中心CBD发生一起随机捅人案，受伤者为华人女子Lai。 10月2日清晨约7点40分，Lai沿着Little Bourke St步行上班，西女Lauren Darul从后接近，持刀刺向Lai的胸肋部。Lai倒地呻吟，幸得路人施以援手。 Lai因“肺部被刺伤”住院治疗，并进行胸腔引流手术。目前正在康复。 凶手稍后被捕，因涉嫌在保释期内作案而被控多项罪名。10月21日出庭时，她多次对着镜头微笑并摆弄自己的头发。 此事引发公众对墨尔本治安的担忧，但维州州长Jacinta Allan坚称“市中心是安全的”。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被爆非法赌博丑闻。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NBA总裁亚当·萧华当地时间周五（24日）就此首次回应称，他对相关指控“深感不安”，并向球迷道歉。 “我最初反应是深感不安。”萧华当天在纽约尼克斯队主场对阵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比赛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联盟和球迷来说，没有什么比比赛的公正性更重要。所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非常难过。” 法新社称，萧华为赛季一开始就出现相关指控和丑闻表示遗憾。“我向我们的球迷道歉，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一问题。”他称，“但就场上的比赛而言，是非常精彩。” 综合多家外媒24日报道，NBA 30余名球员及教练因涉嫌参与非法赌博，目前正面临执法部门的调查和起诉。美联社称，这一系列案件将是NBA“史上规模最大”的赌博案。 美国《纽约时报》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大规模调查发现，NBA分别有两类非法赌博。一类是球员“打假球”和出售球队内部信息，通过操纵比赛帮助自己在赌博中投注获利。另一类则是与黑帮共谋，用高科技手段从地下赌场窃取资金。据报道，NBA目前已发布通告宣布波特兰开拓者队主教练比卢普斯等相关人员已被停职，并表示将以最严肃的态度面对调查结果。

多伦多警察局今天（10月25日）发出一条寻人启示，称一名22岁女子在约克大学附近失踪，希望公众提供协助。 失踪者名叫Vivian，22岁， 最后一次露面时间：10月25日星期六1:20，地点：Keele St. 和 Finch Ave. W 附近。 图：失踪地点距离约克大学范围内。 失踪者的外貌特征：身高4英尺11英寸（1.50米），身材瘦削，肤色较浅，棕色眼睛，黑色长直发。 失踪时穿着：一件左上角带有紫色标志的深蓝色连帽衫、浅蓝色运动裤、白色阿迪达斯运动鞋（adidas sneakers）。 还有一件蓝白格子夹克，戴一条蓝白相间的项链。 警方担心其安全，希望公众提供信息，尽快安全找回失踪者。  

多伦多一位难民女子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奋战在一线，为长期护理机构清洁消毒。但她的雇主错误地将她归类为独立承包人、剥夺了她的加班费和员工福利，在安省劳工厅裁定一年多之后，她仍被拖欠近6000加元工资。 图源：51记者拍摄   从“员工”变成“外包合同工”，她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据《星报》报道，这位37岁的墨西哥难民Julieta Morales Trejo于2022年以为自己被“全国高端清洁服务供应商”——Alpine Building Maintenance雇用。该公司当时承接了多伦多市的清洁合同。 然而，她后来才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为Alpine外包给的另一家公司工作，层层分包的复杂关系让她根本搞不清到底是谁该付工资。 她说，自己有时连续工作四个月没有休息一天，完全遵从公司排班，使用公司设备，接受主管指令，对工作几乎没有自主权，这完全与“独立承包人”的法律定义相悖。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权要求加班费或休假工资，”她用西班牙语通过翻译说，“我只怕失去工作……我只是想活下去。” 图源：AI 工人被“层层外包”，企业却逃避责任 Julieta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越来越多的雇主通过错误归类工人或多层分包来逃避支付工资与法律责任，这种做法在清洁、建筑、外卖、运输甚至医疗等行业正越来越普遍。 这类手段让雇主大幅削减成本，却剥夺了工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警告，安省的劳工法规未能跟上零工经济与复杂分包链的变化，导致工资盗窃（wage theft）的现象愈演愈烈。 根据工人维权中心（Workers’ Action Centre）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的劳工厅数据，过去十年安省共有近2亿加元工资被正式认定为“未支付”。   “工人往往甚至不知道自己被错误归类了，这让他们难以维护权利，”该组织律师Ella Bedard说，“雇主正越来越多地躲在一层层公司外壳后面逃避责任。” 追讨无门：被拖欠工资近八成难追回 案件的复杂性和执法弱化，使这类申诉越来越难解决。 劳工厅若在30天内未收到雇主付款，会将案件转交省财政厅追讨。 但政府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3年间转交追讨的1.024亿加元工资中，仅追回不到四分之一，仍有约7990万加元“追不回来”。 Julieta的雇主在付款期限内未履行。她于2024年11月联系劳工厅，被告知案件已移交至财政厅催收。但之后她多次致电财政厅，却始终无人回复。 “真的太令人沮丧了，”她说，“我提供了一切证据，案件也胜诉了，可我还是拿不到钱。” 多层外包，责任无人认 在劳工厅下达付款令前，Julieta的案子就已经陷入一团外包迷雾。 根据多伦多市的签到记录，她多次以“Alpine公司员工”名义签到上班。 但劳工厅调查报告认定，她的真正雇主是Xela Construction Inc.，依据她所收到的支票。 调查确认该公司才是运营实体，负责人是Veronica Aguilar。报告指出，阿吉拉尔曾称会联系调查官，但至今未回应。 报告同时认定Alpine是“客户公司”，调查官于2024年6月曾尝试联系，却未获得任何回复。 星报向Xela及Alpine发出询问，均未回应。Xela员工的电子邮箱甚至无法送达。 劳工律师Ryan White指出：“如果雇主设置一层层‘中间公司’来规避责任，员工要逐一去追查谁是真正雇主，既耗时又昂贵。” 他呼吁政府加强执法，包括罚款与主动调查，而不是让弱势工人独自承担维权重担。 然而，自福特省长于2018年上台后，安省劳工厅就暂停了主动预防性劳动检查，以“临时措施”为由停止针对工资盗窃的调查。 律师表示，这让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尤其对移民和临时工等弱势群体造成严重打击。 76%“合同工”，其实都是被误分类 工人维权中心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13名低薪工人中（多数为移民或身份不稳定者），被当作“独立承包人”的人中有76%其实被错误归类。 律师Bedard强调，大企业包括像多伦多市这样委托Alpine的机构也必须为分包链中的欠薪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多伦多市政府回应称，确实与Alpine签有疫情期间清洁合同，但“无记录显示曾外包给Xela Construction”。 采购主管Geneviève Sharkey表示，市府正在审查此事，“若发现违规，将采取适当行动”。她补充说：“市府要求所有承包商及分包商遵守劳动法。” 律师Bedard指出，当企业在分包链中互相推诿时，责任追究几乎无从下手。“所有分包层级的雇主都应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分包体系像瀑布一样层层下泄，最底层的小公司往往毫无资产、没有实体办公室，也没有公众记录——一旦消失，根本无法执行追薪令。” “最后，工人手里只有一纸‘应付工资命令’，却永远拿不到钱。”

今天温哥华市中心将因葬礼仪式封闭道路 据dailyhive报道，今天早晨至下午早些时候，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VFRS）的一名殉职成员的葬礼队伍将导致温哥华市中心的部分道路封闭。   VFRS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告知公众，消防队大队长肖恩·博兰（Sean Bolan）因“与职业癌症进行的艰苦斗争”去世。 温哥华警察局（VPD）也对博兰表示哀悼，称：“我们向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的同事、朋友及博兰的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他对社区的奉献和服务将永远铭记。”   VFRS向公众提供了关于道路封闭的相关信息，预计市中心地区将在早上7点至下午2点之间受到交通影响。 今天早些时候，早上7点至9点，1000号斯密斯街（Thurlow到Burrard）和1000号哈罗街（死胡同到Thurlow）的道路已被关闭。 在早上9点至10点之间，800-1000号Thurlow街（Rosemary Brown Lane到Henshaw Lane）将会封闭。 最后，从早上10点至下午2点，1000号纳尔逊街（从Thurlow到Burrard）及800-1000号Burrard街（从Nelson到Smithe）将会封闭。   VFRS还分享了一张关于葬礼队伍和当天将封闭的市中心道路的地图。   其他人在VFRS的推文下回应以表达哀悼，其中一位网友提到，温哥华市中心的道路封闭完全值得为博兰致敬。

近日，郑州的韩女士求助@小莉帮忙称，自己工作了一年多，只领到了5500元的工资不说，还倒贴了580000元！这是咋回事呢？ 韩女士介绍，自己是一名月嫂，去年5月份跟着一个雇主到浙江去带孩子，当时说的是月薪15000元，在去的当天雇主就发了5500元的工资。 等6月初该发工资的时候，孩子奶奶说她的男朋友刚在上海买了房子和车子，消费过高正被派出所调查，孩子爸爸在上海给他交保证金。“宝奶奶求着让我给他们帮帮忙！”   为了让韩女士放心，孩子奶奶还给自己看了银行卡存款余额，显示可用余额还有2100多万元。“她说他们不差钱的，就是卡限额取不出来，她说等事儿办好之后，就把钱还给我。” 韩女士表示，从去年的8月份到10月1号，雇主一直以这个理由隔三岔五说要交保证金，希望自己能帮帮他们。“刚开始我也没钱，他们骗我给他们弄网贷，还卖路虎车说还钱，又骗了我十几万！” 月底，韩女士向雇主要钱，对方发了一张转账50万元的截图，可直到现在，自己的账户里都没有收到这笔钱。 韩女士说，前前后后自己一共借给了雇主85万多，而这些钱都是自己借亲戚朋友的钱和网上贷款。今年6月2号，雇主一家人都去了上海，等了4个月也没等到人！“娘俩骗我一个月嫂，叫我借外边的钱，现在我身无分文......” 8月7日，韩女士在浙江报警，雇主还了一万多块钱，现在还有84万没有还上，希望通过小莉协调对方尽快还钱。 对此，雇主表示之前确实承诺给韩女士15000元的月薪，但因为有事情所以到现在只给了5500元的工资，等等后面会一起支付。同时，也已经给韩女士打了借条，月底会处理好。 小莉提醒：在进行大额借款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基本情况，预判借款风险，量力而行，避免给自己造成财产损失！

坎卢普斯法庭。Dave Eagles/KTW 一名坎卢普斯的父亲因在其12岁儿子的脖子上留下明显的吻痕，被判处一年缓刑。 这位38岁的父亲在法律禁止公布其名字的情况下接受了审判，以保护他儿子的身份。周三，他在坎卢普斯省级法庭上对此次袭击罪认罪，并被判刑。 控方检察官埃玛·佩恩表示，这名父亲与他12岁和9岁的两个儿子于2024年9月28日站在客厅里，谈论他们最近参加的音乐会。 “他对儿子说了类似的话，‘这就是和女孩子一起去音乐会的后果。’随即他抓住12岁的儿子，把嘴放在儿子的脖子上，造成了被控方描述为吻痕的伤痕，”她说。 佩恩表示，孩子们的母亲在不久后注意到了这个伤痕。儿子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最终她报警。 男方最初被指控性侵犯，但他对此次较轻的袭击罪认罪。认罪是在原定审判的当天进行的。 “这避免了孩子们必须出庭作证，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有很大压力的，”佩恩说。 “尽管如此，受害者未满18岁这一法定因素使案件更加严重。” 辩护律师内森·约翰逊表示，自从他于1月份被指控以来，这名父亲与任何孩子都没有接触。 “他对这次事件感到懊悔——他和儿子在音乐会上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说。 “他感到惋惜并后悔。他为此感到抱歉，但他期望能够认识到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并希望能够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 坎卢普斯省级法庭法官克里斯·巴利森同意了佩恩和约翰逊提出的联合建议，即给予一年缓刑，并要求这名男子接受个人及家庭辅导。 他缓刑的另一项条款将禁止他在未得到同意的情况下与他的长子（受害者）联系。

 当疫情初期封锁刚开始的2020年春天，来自大温哥华地区的姐弟俩 Jessica 和 Andy Nguyen 在自家厨房里创立了 Bak’d，他们原本只把这当作一个小副业，帮弟弟攒点大学教材费。 那时，Andy 17岁，还在上高中，并在一家派店兼职当学徒面包师；Jessica 22岁，正在攻读市场营销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大学学位，准备毕业后入职一家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然而，当封锁让他们双双暂停工作时，这对姐弟便决定用烘焙来打发时间——也借此在那个充满不确定的时期能有点事情做。 Andy 当时定下的小目标是：到年底赚到 1000 加元就算成功。 于是，他们与温哥华一位美食博主合作举办了社交媒体抽奖活动，一下子吸引了 700 名新粉丝，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 结果，他们仅用 12天就达成了1000加元的销售目标。 几年来，这个因疫情诞生的“副业”逐渐成长。姐弟俩一路摸索，在多重挑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如今，他们的团队已有 30人，还开设了自己的门店，预计今年的营业额将达到 200万加元。 Yahoo Canada 在十月推出的 “In Good Company” 专题中，对 Bak’d 的成长故事进行了报道，以庆祝加拿大小企业月。 “他负责所有和饼干有关的事，而我负责饼干之外的事。” Jessica 解释说，Andy 负责配方、生产和库存；她则管理销售、市场推广、客户关系和批发渠道。 与此同时，Andy 还凭借全额奖学金，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商科专业，一边念书一边打理公司。 在疫情最初的日子里，随着社交媒体影响力扩大，Bak’d 成为了许多被社交距离分开的人的一份“甜蜜慰藉”。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人们带来一点安慰——在那个充满未知、艰难甚至有点可怕的时期。” Jessica 说。 Bak’d 的饼干在疫情隔离期间成了热门的“治愈系食物”。 许多顾客会在朋友生日或特殊日子时，订购 Bak’d 的饼干礼盒送给亲友。 姐弟俩还会亲手写上温馨的贺卡，一并送出。 在疫情限制最严格的时期，连“送饼干”都成了挑战。 Jessica 决定亲自送货，只收 3加元配送费，大温地区都能送达；如果顾客想省下运费，也可以选择到她指定的路口取货——那是一处靠近商圈和高层公寓的繁忙街角，Jessica 总是严格保持社交距离完成交接。 这对姐弟用一块块饼干，把温度送进了隔离中的城市。 “我们后来听到很多反馈，说大家会上 Zoom 或 FaceTime，一边视频一边一起吃饼干——哪怕只能在网上分享。” Jessica 回忆说。 当 Bak’d 于 2024 年 6 月 在 新威斯敏斯特（New Westminster） 开设首家实体店时，Jessica 担心没有人会来。 在开门前大约 30 分钟，Jessica 望向窗外，只看到几位朋友和家人。她记得当时感到很尴尬，确信不会再有人出现。  但当上午 10 点大门正式打开时，队伍竟然绕了整整一圈，把整栋建筑都包围了。 “那天我们迎来了 800 位顾客，人们排队两小时只为买饼干、并向我们祝贺开业。”Jessica 说。 Bak’d 的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Andy 和 Jessica 计划开设第二家门店，并考虑推出一辆餐车，作为与顾客互动的新方式。 Bak’d 不仅是一门生意，更是一段关于亲情、坚持与希望的故事。  

根据蒙特利尔经济研究所（MEI）周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加拿大在留住年轻护士方面遇到了大麻烦。报告显示，每年选择离开这个行业的35岁以下年轻护士人数，跟新入行的人数相比，比例正在不断增加。   图源：CTV News   到底有多严重？   在2023年，全国范围内，每新招进来100个35岁以下的护士，就有40个人离开了这个行业。   在魁北克省，数字稍微好一点点：每新进来100个护士，有37个35岁以下的护士在2023年选择不续签执照。   全国趋势：离开的人越来越多了   倒回十年前，魁北克省还是每100个新护士流失40个。   报告作者、MEI经济学家Emmanuelle B. Faubert解释说：“看看全国的趋势，在2014年，每100个35岁以下新入行的护士，有36个没再注册；而到2023年，这个数字升到了40个。”   她承认：“虽然有些省份最近有所改善，但全国总体的趋势还是在上涨。”   她的分析是基于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CIHI）收集的、各省最新的执照申请数据。   数据小插曲：跨省流动不算流失   Faubert特意指出了一个数据上的小细节：有些护士如果拥有第二执照，可以在两个省执业。   CIHI的数据只统计他们居住地的执业执照。   Faubert说：“举个例子，一个护士从魁北克搬到安大略省工作，对魁北克来说是流出，但对安大略省来说是流入。所以，从加拿大全国层面来看，这个数据是持平的，没有影响。”   学习榜样：BC省模式值得借鉴   Faubert认为，要更好地留住护士，必须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她说：“把人吸引来之后，我们得确保给他们提供能让他们留下来的工作条件。这才是最关键的。光把人招进来不够，还得留得住。怎么做到呢？我们可以看看BC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做法，他们的模式非常值得参考。”   报告显示，2023年，BC省年轻护士流失率是全国最低的，而且他们在吸引和留住来自全国各地的护士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那一年，超过9,200名在其他省份毕业的护士获得了BC省的执照。   相比之下，只有3,100名BC省护士去加拿大其他地方注册执业。   Faubert说：“我们联系了BC省的护士协会，想了解他们是怎么留住护士的。”她指出，其中一个很突出的点是，得益于“排班共享池”（job-sharing pools），护士们能有更灵活的排班。   她解释：“简单来说，护士们被分成小团体，他们可以互相调班，不用经过繁琐的行政程序和层层上报。这些小方法能让护士们对自己的时间表有更多控制权，提供了灵活性。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   魁北克的私营机构争议   不过，Faubert补充说，魁北克政府想在公共医疗系统中减少对私营中介机构的依赖，这方向是错的。   MEI认为，这些中介机构能给护士“更多排班的控制权”，并促进“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限制使用中介机构一直是魁北克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医疗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措施。   通过2023年通过的《第10号法案》（Bill 10），厅长表示他希望中介机构的员工能回归公共系统。   根据Santé Québec的最新数据，自2024年春季以来，减少使用独立劳动力已经节省了6.97亿加元。   到目前为止，5,500名中介机构的员工已经加入了公共医疗和社会服务网络。  

他刚满13岁多一点，而她则差一点才满12岁。 两人在社交媒体上认识，并约在中学附近见面，最终发生了性接触。事后，他们都对对方说了“我爱你”。 两天后，这名女生指控男生性侵犯，但男生否认了这项指控。 示意图 图源：scitechdaily.com 加拿大的“性同意年龄”法律 随后的审判结果令人意外：这名男生被判无罪。这个案件凸显了加拿大未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以及性同意年龄的法律例外问题。 案件详情包含在今年七月公布、但最近才在网上发布的省级法院裁决书中。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法院和事发城市（卑诗省某地）的名称均已被隐去。 加拿大的法定性同意年龄是16岁。不过，任何未满18岁的人都不能同意与处于权力地位或涉及剥削活动的人发生性关系。 为了承认现代生活的现实，加拿大国会制定了同意年龄的例外条款，适用于年龄较大的被告与受害者“年龄相近”的情况。 《刑法》规定： 14岁和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同意与年龄相差不超过五岁的人发生性关系。 12岁和13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同意与年龄相差不超过两岁的人发生性关系。 未满12岁的儿童不能同意任何性活动。 然而，在这个卑诗省的案件中，这名男生辩称他以为女生的年龄超过了11岁。 图源：Global News 法官Danny Sudeyko表示，尽管这名女生所指控的“未经同意的性接触”“可能”发生过，但男生的证词“直接坦诚”，再加上短信及其他证据，使得法庭对于性侵犯是否发生存在合理疑点。 至于同意的问题——尽管女生只有11岁，法官最终认定控方未能证明男生知道她未满12岁。而且，他们的年龄足够接近，这使得被告可以辩称他认为她已经大到可以同意。 社交媒体相识与接触细节 根据裁决书，两人于2023年4月底“在社交媒体上认识”，他们就读不同的中学。 男生读七年级，女生读六年级。 法官Sudeyko写道：“除了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聊天’之外，[男生和女生]还在他人陪伴下见过几次面，并有一次或两次短暂的独处。” “他们亲吻过。[女生]形容这是一种‘算是约会’，但‘不是真正正式’的关系。” 示意图 图源：vidcdn.123rf.com 2023年5月底，两人在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和另一栋建筑之间的区域见面。因此，接下来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被闭路电视（CCTV）拍了下来。 根据裁决，两人在第一次接触中“亲吻和拥抱”，并且“[男生]还触摸或用嘴唇触碰了[女生]的胸部并摸了她的臀部。” Sudeyko写道：“最初的这次性接触大部分被拍了下来，并且影片在法庭上播放了。”他指出，影片显示女生注意到了摄像头的存在。 “闭路电视也捕捉到了这一发现，[女生]指了指他们上方的摄像头给[男生]看，随后——看起来有些尴尬——他们就离开了。” “强行行为”的争议 第二次接触发生在楼梯间，闭路电视只拍到了一部分，画面显示两人进入、离开，以及“站在楼梯上一起看手机”。 在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女生声称男生露出了下体，拉下了她的紧身裤，“将他的下体推或拍打到她暴露的臀部，是皮肤对皮肤的接触。” 法官写道：“[女生]说，除了双方同意的亲吻和拥抱外，[男生]对她的行为是强迫性的。有一次她想离开，但她说男生不让。” “[男生]则说，他没有强迫[女生]进入或留在楼梯间，所有发生的性接触都经过了她的同意。” 根据裁决书，“[男生说女生]在离开时说了‘我爱你’，他也回了‘我爱你’。”女生最初告诉警方情况并非如此，但在交叉盘问中承认了这一点。 事发第二天，女生的朋友暗示男生出轨了，并转发了一段显示他与其他女生在一起的视频。男生否认了这项指控。 再过一天，女生向她的祖母谈论了发生的事情，祖母带她去了警察局。 法官写道：“进行讯问的警官似乎没有考虑到她的年龄以及无法提供同意的能力，而是将重点放在性接触过程中主观同意的问题上。” “（讯问中）没有提到她的年龄，也没有提到她是否告知[男生]她的年龄或年级。然而，当警官问及[男生]的年龄时，[女生]说他‘刚满13岁’。” 相比之下，女生的年龄——以及男生认为她多大——却成为了审判的焦点。 “年龄相近”的例外原则 尽管法官Sudeyko表示，控方未能证明男生“鲁莽或故意不理会[女生]缺乏同意”，但检方仍辩称男生未能采取合理步骤来确定女生的年龄。 男生和女生都没有“直接告知或直接讨论彼此的年龄或年级”，但Sudeyko表示他相信男生声称女生告诉他她已超过11岁的说法。 即便如此，控方仍声称，当投诉人未满12岁时（法律规定中最低的同意年龄），“年龄相近”的例外条款不应适用。 但Sudeyko认为，该法律的制定是为了防止被告与他们“知道或相信是11岁”的人发生性关系。 这不适用于一个“真心”相信他在社交媒体上认识的女生“至少12岁”的13岁男生。

出来玩谁差这几块钱？差的是那份被尊重的感觉。”这句话，来自一位刚结束蜜月旅行、心情却大受影响的杭州女孩。 刘女士是位程序员。10月初，她和丈夫选择在新西兰南岛度蜜月，原本以为是一场浪漫的收尾，却在最后一站基督城，遇到了一件“让人又气又无语”的事。 小红书   1 “Are you Chinese？”   10月的基督城，阳光明媚。刘女士和丈夫在Colombo Street的一家泰餐厅门口停下脚步。那是一家当地人推荐的“高分餐厅”，Google上评分接近4.5颗星，环境整洁，生意兴隆。 图源：the press “吃了几天西餐，想换点亚洲口味。”刘女士回忆。两人走进餐厅，店员微笑迎上来。刘女士用英文说：“Table for two, please.”服务员点头，递上两份英文菜单。 一切都很自然，直到服务员又走回来，问了一句：“Are you Chinese？” “我当时还挺感动的，”刘女士说，“以为对方要推荐中国游客喜欢的菜，结果人家只是默默地换上两份中文菜单。”原本温馨的小插曲，就这样变了味。 图源：the press 刘女士做程序员，对数字非常敏感。她随手翻了一下菜单，眼神立刻停住——同样的菜品，中文菜单比英文版贵出不少。 她举例说：“Massamum Beef，英文菜单25纽币，中文的27纽币； Pad See Eiw with Prawns，英文23纽币，中文27纽币； Duck Rolls，两份菜单都是15纽币。” 两个主菜，差价总共6纽币——看似不多，但问题在于：为什么？ “我们留了个心眼。”刘女士说，“点菜时我直接指着英文菜单上的名字下单。”服务员点头记下，看起来一切正常。 直到结账时，小票金额让两人彻底无语——账单依旧按照“中文价”结算。 图源：the press   2   “装傻”“推诿”：从尴尬到愤怒   刘女士说，他们提出疑问时，店员一度装作不明所以。 “我问为什么金额不一样，她就说可能我们换了炒河粉。” “我说没有换，她就把收据拿走，改了一个菜，再拿回来，另一个还没改。” “我们又说了一次，她才全改。”整个过程拖了近十分钟。 小红书 刘女士回忆说，那一刻，她感到的不是气愤，而是一种被敷衍的侮辱感。“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好像被别人当成冤大头——不是明目张胆宰你，而是算准你不会发现。” 图源：the press 他们最后还是付了钱，但在Google上留下了一星评价：“餐厅口味不错，但看人下菜的做法非常不公平。同样的菜、不同的菜单、不同的价格。这是钱的问题吗？不是。这是尊重的问题。” 这件事并没有止步于刘女士的社交平台，《The Press》的记者注意到这条差评后，展开了调查。 图源：the press 很快，他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另一位本地顾客也表示，自己在同一家餐厅 Krung Thep Thai Street Food 吃饭时，被收取了与英文菜单不同的价格。 甚至在Google评论区，也有人留言警告：“这家餐厅有两份不同菜单，中文版本更贵。” 记者联系餐厅后，对方承认确实存在中英文两份菜单，但坚称那是“误会”。 图源：the press Krung Thep Thai Street Food 是一家连锁泰国餐厅，母公司是新西兰Potharam集团，在奥克兰、陶朗加、Ashburton及基督城都有分店。 面对舆论质疑，餐厅区域经理Oliver Duangjit回应：“这是一次印刷错误和操作失误。我们没有也不会有歧视性行为。所有顾客都执行统一价格，无论语言或背景。” 图源：the press 餐厅方面解释说，当时午餐时段只有英文菜单，中文版的菜单是另一版本的“晚餐价”。员工误用了旧版价格标签。目前，所有菜单已重新印刷为“中英双语合并版”。 他们还发布了一封道歉信，称已改进内部流程，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3   一场关于“尊重”的旅行课   新西兰这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阴阳菜单”对游客来说早已不是新词。 在日本、泰国、越南等国，类似的投诉屡见不鲜。 有游客在东京发现，日文纸质菜单比中文电子菜单便宜10%。 图源：fox   在曼谷，一些路边摊的中文菜单价高一倍，理由是“游客不会讲价”。 小红书   在越南下龙湾，导游提供的“中文菜单”与本地价差近30%。   小红书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形式：扫码点餐陷阱。游客扫二维码进入中文界面时，只显示昂贵套餐；而切换为本地语言后，才看到平价单点菜式。 这些“信息差陷阱”往往建立在心理默认上：——游客不懂当地语言，不会多问。——而中文，成了一种“消费信号”。 据新西兰旅游局数据，2024年以来，中国游客已重新成为当地主要游客群体之一。但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在浮出水面：语言障碍、文化误解、甚至潜在的价格歧视，“阴阳菜单”的存在，本质上是对市场信任的破坏。 图源：newzealand   新西兰消费者协会（Consumer NZ）对此表态称：“若商家根据顾客的语言或族群收取不同价格，可能违反《人权法》（Human Rights Act）与《公平交易法》（Fair Trading Act）。” 消费者若遇到类似问题，可向新西兰商务委员会（Commerce Commission）或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举报。 刘女士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她其实并不是在意那几纽币。“我们在南岛租车、自驾、住民宿，花的钱远超那几块。让人难受的，是那种被区别对待的感觉。我们花上千纽币来度蜜月，却被这样对待——不是贵，而是不配。 图源：ndragontraile   在社交媒体上，事件被转发近万次，它触及了一个全球旅游的隐形议题——价格公平与文化尊重。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商家可以基于时间、成本、促销设置价格差，但不能基于“种族或语言”。 如果说“阴阳菜单”是营销策略，那它同时也是信任危机的引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心理机制——当一些商家默认“中国游客不差钱”，中国游客就是好坑，那种歧视就不再是偶然，而成了结构性偏见。 图源：the press 中国游客并非“冤大头”，他们更在意的是平等被对待的尊严。毕竟，花钱买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旅行体验。 尊重，是双向的。中国游客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懂得维护自身权益；而对世界而言，也该学会一件事：语言不该决定价格，肤色不该定义待遇。 真正的文明，从一份诚实的菜单开始，看来大家以后出去玩都得长个心眼了！  

前两天，多伦多市长邹志蕙宣布10月20日为“排灯节（Diwali Day）”，这是多伦多历史上首次正式设立“排灯节日”。   排灯节是印度教的重要节日，为期五天，一般在每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每年的具体日期根据印度教农历而定。   此举引发很多民众抱怨，甚至有人嘲讽“印度的Canada Day是什么时候？”就连加拿大的一对印度家庭也因为排灯节崩溃了。   埃德蒙顿消防救援局表示，周一晚间 Mill Woods 地区有人非法燃放烟花，导致邻近房产遭受约 17.5 万加元损失。   图源：CTV   埃德蒙顿警方在声明中表示，三名男子已被控纵火罪，并补充道：“点亮你的家，而非邻居的屋顶。”   目前，三名涉事纵火罪被告的姓名尚未公布。   图源：timesofindia   周一全市消防部门共接到 22 起与烟花相关的投诉，其中出警处理 2 起；周二接到 60 起投诉，出警处理 7 起。   消防局周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三起烟花燃放事件引发了 “严重草地火灾”。   埃德蒙顿市上周已向市民提醒无证燃放烟花的相关规定，周二警方进一步呼吁市民安全庆祝排灯节。   自 2023 年起，未经批准持有烟花许可证的燃放行为均属违法。违规燃放烟花者可被处以最高 1 万加元罚款，或面临刑事指控。   埃德蒙顿消防部门指出，Mill Woods 地区这起房屋损失本可避免。   该火灾事件在 Mill Woods 社区的 Facebook 群组中引发热议，众多印度裔居民对此发表了看法。   图源：CTV   当地印度裔居民 Teena Andrews 称，她的房子是两栋起火房屋之一。在详细描述这段令人揪心的经历时，她表示自己和丈夫彻夜未眠，至今仍处于震惊之中。她指出，该区域房屋均为木质结构，在木屋附近燃放烟花极不安全。   图源：timesofindia   “我和丈夫从那以后就没合过眼，身心受创且至今惊魂未定。没错，我是印度人，但今天我却羞于承认这一点。这根本不是什么文化，纯粹是粗心大意和愚蠢之举，”Andrews 写道。“如果你的烟花最终烧毁了别人的家，那庆祝排灯节还有什么意义？其中又何来喜悦与光明可言？” 她还表示，若无法负责任地庆祝节日，那不如干脆不庆祝。   “排灯节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另一位印度裔居民 Mohit Vig 在公开社区中评论称，烟花与排灯节庆祝活动并无关联。“我是印度人，为自己信仰印度教而自豪。排灯节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但请允许我澄清，烟花与排灯节庆祝毫无关系，” 他写道。   图源：timesofindia  

如果立遗嘱人比其受益人、遗嘱执行人和备选执行人都更为长寿，财产分配会遇到怎样的麻烦？看看安省高等法院怎么判！   安省一位女性于 2016 年去世，享年 91 岁。她在离世前 19 年立下的遗嘱中，指定女儿为唯一受益人。然而，其女儿先于她去世。   由于遗嘱条款存在表述冲突，Frieda Holzgethan 遗产的执行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裁定遗产归属：究竟应由五位姐妹的全部遗产继承人继承，还是仅由唯一比 Frieda 长寿的姐妹 Hilda Oswald（Hilda 于四年后去世）的遗产继承人继承。   安省高等法院于 9 月 19 日就 “Pierce 诉 Oswald 案” 作出判决。   图源：theglobeandmail   1997 年，Frieda 在丈夫去世后立下遗嘱，指定女儿 Magrid 同时担任遗嘱执行人和唯一受益人。   遗嘱中写明，若 Magrid 先于母亲离世，则由 Frieda 的律师担任备选执行人。不幸的是，该律师也先于 Frieda 去世。   Magrid 与 Frieda 的一位家族友人 Mary Pierce 同意担任 Frieda 的遗产执行人 —— 此前，Frieda 居住在奥地利的 10 位侄孙辈均拒绝了这一职务，并认可了这位家族友人的任命。2021 年，Mary 正式成为遗产受托人。   按支系继承 vs. 按人头继承   Frieda 的遗嘱包含一条分配条款：若 Magrid 先于其离世，遗产应 “按支系” 平均分配，五位姐妹各得一份（Magrid 无子女）。   “按支系继承” 指某一类受益人中的每人各得一份遗产，若其中有人先于立遗嘱人去世，其份额由该人的继承人继承；与之相对，“按人头继承” 则规定，仅在立遗嘱人去世时仍在世的受益人可获得遗产份额。   Hilda 的一名子女通过奥地利律师发函主张，由于 Frieda 去世时 Hilda 是其唯一在世的姐妹，Hilda（及其子女）应继承全部遗产 —— 按照这一解读，先于 Frieda 去世的四位姐妹的子女将分文不得。   法院的介入   收到函件后，遗产执行人向法院申请裁定遗产分配方式。包括发函者在内的所有 Frieda 侄孙辈均未委托加拿大律师，也未出庭参与诉讼。   法院认可执行人的主张，认为遗嘱中的相关分配条款存在多种解读可能。   尽管条款明确注明 “按支系继承”，但同时列出了每位姐妹的姓名，并写明 “每人各得一份，完全归其个人支配”。   法官在判决中指出，“该表述虽未明确说明，但可能被解读为‘第一代按人头继承’，即仅在世姐妹可获得遗产剩余部分，其家族分支无权继承”。   推定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通过分析遗嘱全文，法官认定 Frieda 的真实意愿是让五位姐妹平等受益，包括先于她去世的姐妹的家族分支。   法官表示，尽管分配条款存在表述冲突，但 Frieda 明确使用了 “按支系（per stirpes）” 这一术语，且遗嘱中无任何相反的明确表述，这表明她希望若姐妹先于自己离世，遗产份额可由下一代继承。   法官还指出，遗嘱中包含关于未成年受益人遗产管理的条款 —— 这一内容暗示 Frieda 曾考虑过遗产可能会传递给姐妹的子女。   “若 Frieda 的意愿是按人头将遗产剩余部分分配给姐妹，这些条款便毫无必要且不具任何效力，” 法官表示，“立遗嘱时，所有姐妹均非未成年人。”   最后，法官提及安省遗产法中的 “反失效条款”—— 该条款规定，若指定受益人（特定家族成员）先于立遗嘱人去世且留有配偶或直系后代，其遗产份额不会失效。即便法官认定先于 Frieda 去世的姐妹的遗产份额已失效，依据该条款，最终分配结果仍将一致。   由于五位姐妹的配偶均先于 Frieda 去世，按照 “反失效条款”，Frieda 的遗产仍将以相同方式分配给姐妹的子女。   何时更新遗嘱？   多伦多 Aird & Berlis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Demetre Vasilounis 建议，人们应每 3-5 年或在重大人生事件（如出生、结婚、死亡）发生时回顾并更新遗嘱。   “随着人类寿命延长，定期规划遗产及无行为能力时的财产安排变得尤为重要，”Vasilounis 表示。   多伦多 de Vries 诉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Diane Vieira 对此表示认同。   她指出，在 “Pierce 诉 Oswald 案” 中，遗嘱指定的执行人和备选执行人均先于立遗嘱人去世，这可能是导致遗产管理人任命拖延五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Vasilounis 表示，Frieda 在女儿和律师去世后，本可考虑指定专业信托机构担任遗嘱执行人。   专业信托机构具备处理涉及外籍受益人的复杂遗嘱的专业能力，但立遗嘱人需在其优势与潜在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Vieira 认为，本案中的遗产执行人明智之处在于，就存在争议且可能引发诉讼的遗产分配问题向法院寻求指导。   “作为遗产执行人，若分配方式不当可能需承担法律责任，而这类问题往往极为复杂，” 她表示，“凭借‘Pierce 诉 Oswald 案’的判决，执行人获得了完全保护 —— 如今她可依据法院指令分配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