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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琴曾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证明所剩无几。父亲伍军在塑料袋里收纳的几张薄纸，概括了女儿25岁的短暂人生：中学毕业证、结婚证、死亡证明，以及一张白纸黑字的手写“保证书”。这是女婿徐林写给女儿的。短短九行字，男人先是道歉，愧疚自己做了“最不应该的事，不是人”，请求妻子看在孩子的份上，再给他“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结尾许下承诺，“会用行动来证明对她更好”。但徐林没能做到。婚姻生活，占据伍琴短短人生的五分之一，日常充斥着暴力与恐惧。她曾尝试求助，找村委会、报警、起诉离婚，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她选择逃跑，跑到在上海打工的父母家，但最终也没能躲过被杀害的命运。 2023年5月15日，徐林持刀前往伍琴一家租住的上海市松江某小区，破门而入，割喉、捅腹，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在保证书中称之为“最美丽的妻子，温柔可爱、有气质的老婆”。他们四岁的儿子，在现场目睹了一切。徐林随后自首。案发近一年后，2024年4月19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如下：徐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伍琴的父母始终深陷在自责中，自愧没能保护好女儿。对于审判结果，他们感到有些失望，表示接下来会抗诉。自案发以来，这对父母只有一个想法，“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开庭宣判的今天，伍琴的母亲还背着女儿生前给她买的小小帆布包，这是她留下为数不多的遗物。 “如果” 伍军和周琼至今还住在女儿被杀害的出租屋里。 60多岁的房东黄阿姨曾经劝夫妻俩别搬家，“死的是自家女儿，没什么可害怕的”。“家暴割喉案”发生快整一年，他们的生活仍旧破碎，未能重建和修复。审判前的这两天，有媒体来家里直播连线，周琼说起女儿没忍住情绪，一直哭，伍军在旁边抽闷烟。很多个晚上，周琼不断做噩梦，白天坐立不安，上班也忘带手机。开庭前一晚，伍军特意去买来妻子爱吃的米豆腐，她尝了两口就放下筷子，想到案子和女儿，没有任何胃口。老两口现在所居住的这套三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实际是搭建在房东屋外的一间偏房。这个迁建小区里有三百多户人家，租房的外来打工人口比上海本地人多。两张上下铺并列放置在光线昏暗的卧室，上铺塞满棉被、衣服之类的杂物，直抵本就低矮的天花板。下水道管横亘在头顶，总是冷不丁地响起冲水声。伍军夫妇挤在一张下铺睡，加宽床铺的木板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厨房和厕所离床只有一两米的距离，马桶也是坏的，要从水桶里舀水冲——但好在价格便宜，月租1800元，已经是老两口近几年在上海租到的最满意的房子。伍家在上海出租房，一共十来平米女儿在家里生活过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家具调换了方位，客厅的水泥地面被周琼拖扫得干净亮堂，早已看不出曾经凝固的血迹。被徐林砸碎的玻璃门也重新安装好。伍琴睡过的床，连同压坏的桌子被一起扔掉。她生前用过的东西，塞满整整3辆三轮车，被送到了废品站。只留有少数生前她添置的日用品，比如给厨房节省空间的置物架，方便母亲干活儿的迷彩腰包，以及儿子的两个小保温饭盒。女儿刚出事那段时间，周琼像失了魂一样，一回屋就哭。她在写字楼做保洁，在日行超过两万步、走过无数次的楼层里迷失方向。有时隔壁邻居陈姐路过，看到她在门厅坐着，“要么以泪洗面，要么整个人像木头一样呆住。” 在上海打拼的20多年，伍军先后做过保安、仓库管理员，过着出租屋与打工单位之间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为了女儿的案件，他最近半年一直奔波于公检法部门，不得不经常请假、换班，为此，他被之前的公司辞退，辗转到家附近的医院当保安。走路时，他的身体总是往右边偏斜——这是十几年前一场高空作业掉落事故留下的残疾，右腿外侧至今还打着两块钢板和十几颗钢钉，右手也无法伸直。他习惯把右手揣在裤兜里，隐藏起自己的残障痕迹。同事们称呼脾气温和的伍军为“老伍”。只有在说起杀害女儿的凶手时，伍军显得情绪激动。他避免提起女婿的名字，而是用“那个死男人”、“凶手”来称呼他。 2023年11月30日，伍琴被故意杀害案第一次开庭。伍军夫妇拒绝接受来自对方家庭的和解赔偿协议，希望凶手能够依法被判处死刑。 11月的上海，夜晚的气温已逼近零度。伍军和周琼回到家中，两人共用一盆热水泡脚，解乏取暖。如今，夫妻俩只要坐在一起聊天，谈话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死去的女儿，他们始终活在“如果”的猜想和巨大的愧疚当中—— 如果当时没有因为担心和凶手一起站在屋外的外孙，就不会打开卧室的那道铁门，给了凶手闯入玻璃门厅的机会；如果当时拿出工具箱里的锤子反击，说不定就能救下女儿；如果当时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呼叫周边邻居过来帮忙，别出去呢？再早一些的机会，如果女儿没有和凶手结婚，如果女儿能够离婚，如果当初搬家搬到更远一些的地方…… 女儿是不是就不会死？杀妻案发半年后的2023年11月30日，伍军在一审开庭现场，第一次直面杀死女儿的凶手徐林。那个男人被带上法庭，伍军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他。对方只是低着头。他被高高的围栏和法警包围，头发已经剃光，长胖了些，穿着一条牛仔裤。四个多小时的庭审中，伍军手里一直紧紧握着一支笔，几乎快将笔捏断。开庭前，工作人员特意强调了法庭纪律，他尽量控制着情绪。周琼则在庭外观看转播视频——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刺激，伍军和法院工作人员没有让她进入现场。法院当庭播放了伍军家门口的监控视频，徐林杀妻的整个过程被清晰记录。当晚20时42分，徐林带着儿子到达伍琴家门口，先是用脚踹玻璃门，伍琴没有开门，站在门口让他离开。随后，徐林拿起门口的砖块（注：实际为磨刀石），砸碎了玻璃门，冲进伍琴家里，并将她按在门厅的小方桌上，拔出别在腰间的刀，对着伍琴的脖子、肚子捅了数刀。周琼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看到徐林背朝着她正按着女儿，她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害怕，本能地去拉他的衣服，想把他扯开。但身高一米五的周琼根本拽不动徐林，“他像个石头一样的”。等徐林撒开伍琴往外走，周琼才惊觉女儿浑身是血，“脖子不断往外喷血，洒得到处都是。”周琼的睡衣被血染红，玻璃门渣碎了一地，也混杂着血液。伍琴喉咙里的血止不住地往外冒，发出“呲啦啦”的声音，说不出话。周琼扶着女儿往外走，刚走到门外的盆栽旁，伍琴站不稳了，像喝醉酒的人一点点无力地瘫软下去。女儿指着门外停着的一辆白色轿车，周琼猜，女儿可能是想找车去医院。徐林杀妻只用了二十多秒，从进门到离开。根据检方起诉书上的法医鉴定结果，“伍琴颈部见巨大创口，符合生前被他人用锐器切割颈部，伤及左颈内静脉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在法庭上，带血迹的尖刀、刀鞘、砖块等物证被展示。三十公分长的尖刀很锋利，两面都是刀刃。判决书的记录证明显示，徐林于2023年2月18日购买屠宰刀一把；2023年5月期间浏览“杀人犯的后代有哪些害处”“电击棍会不会电死人”等内容。同时，检方起诉书也表示，“徐林作案时及目前均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在法庭审理环节，徐林认罪，承认杀害伍琴，但否认故意杀人。据伍军回忆，徐林称自己带刀只是为了吓唬伍琴，“说在房间里面看不清楚，只是轻轻地划了几刀。” 心事重重的周琼，血压经常降不下来房东黄阿姨，是在听到巨大的玻璃碎声响后下楼的。她原本在二楼看电视，先是跑到窗口，“看到一个男人提着什么东西正往外走。”连忙下楼后，看到伍琴和周琼在全是血的地上，赶紧让老公打了120和110。整个过程，伍琴和徐林四岁的儿子一直在门口，孩子亲眼目睹爸爸冲进屋里，杀死了妈妈。黄阿姨和周琼都记得，小孩看到妈妈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在一旁吓得呆住了，挪不动步子，小手捂着嘴巴，哭着喊“妈妈”。周琼来不及照顾外孙，找来一件衣服把女儿的脖子捂住，但是血还是一直往外冒。那天现场一片混乱。夜里，黄阿姨只能把伍琴的儿子带回自己二楼的家照顾，孩子一直说，“我要妈妈”。小孩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到深夜12点，后来太困了趴在沙发上睡着了，黄阿姨把他抱回了床上。案发第二天，伍家门口小路上的大摊血迹已经黏稠，扫把也扫不掉，黄阿姨戴上手套穿上雨靴，拿钢丝球使劲儿擦，又接来几盆水才冲掉。就在徐林杀妻当天，他曾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危险的信号”。 18时38分，徐林发了一张和儿子的自拍照。照片里，父子俩笑着站在一块玻璃地板上，身后是高大的建筑物，配文如下： “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 此时他的IP属地显示在上海。两个小时后，他杀死了孩子的母亲。据伍军回忆，在案发前一天，徐林和伍琴因为孩子生病的事情有争执。案发当天，徐林先来伍家接孩子，准备回去自己带，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和姐姐让她们帮忙照顾，但被拒绝了。随后他又回到伍家门口。检方起诉书中描述，徐林是“因伍琴拒绝开门，导致他情绪激动，在门外与伍琴发生争执。” 已经死去的伍琴再也没有机会说话，和徐林当面对质。居住在附近的另一位邻居刘芳，恰好在事发前几小时碰到了伍琴。当天傍晚，刘芳到路口扔垃圾，看到伍琴坐在家门口，正准备给孩子剪头发。她和伍琴打招呼，伍琴也笑盈盈地回，“阿姨好”。刘芳问她，怎么这么晚了还给孩子剪头发？刘芳记得伍琴说，“阿姨，明天我就上班了，没有时间啦。” 暴力与控制伍琴被杀时，她和徐林的婚姻还不到五年。两人于2017年相识于媒人的婚姻介绍。“男孩学挖掘机的，会一门技术，能挣钱，家里有房子有存款，你家女子正合适。”媒人这样告诉伍家父母。当时伍琴只有21岁，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店做销售，和父母住在一起。徐林比她大三岁，两人一开始通过远程聊天，后来徐林也到上海打工。伍军说，自己一开始并不喜欢徐林，“他双眼眼角往上翘，看面相就是个很有脾气的人。”他提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细节，比如徐林到家里来也不爱和人打招呼。伍军提醒过女儿要谨慎，但当时女儿正在热恋中，很喜欢这个对她宠爱有加的恋人。结婚前，两人闹过一次分手。徐林的姐姐打电话过来，说弟弟在桥上站了一夜不睡觉，是真的很喜欢伍琴。连周琼都跟着女儿心软了，“我们都以为他真心喜欢她，会对她一生好啊”。 2018年10月18日，两个年轻人结婚。婚礼在重庆老家办得还算隆重，女孩穿着浑身红色的婚纱，坐在铺着白色棉被的大床上，笑得灿烂。婚后，伍琴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老家待产。次年三月，她生下儿子。第一次家暴来得猝不及防。婚后，伍琴没有工作，徐林在老家开挖掘机，收入不稳定，两人时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在周琼的印象中，女儿生完孩子二十来天，两人因为小事有矛盾，徐林对着伍琴踹了两脚，还打了耳光。那时，周琼正在女儿家照顾月子，她循声过来，看到女儿在哭，一边安慰女儿，也说了女婿几句，但并没什么威慑力。没过多久，周琼返回上海打工。另一次，是伍军接到了女儿求助的电话。电话里，伍琴向父亲诉说委屈，起因是小孩生病就医，伍琴在医院抱孩子十几个小时，因为手酸，就让在旁玩手机的徐林来接手。 “他疯了一样突然一耳巴子打过去”。伍军说，他劝女儿干脆报警，女儿说自己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伍军又让她去找村委会。 “她也去了，正好人家家里没人。刚好’那个死男人’把她找到了，又是下跪，又是求情，来软的，她就又回去了。”伍军说。徐林写给伍琴的其中一份保证书姐姐伍蓉说，她不止一次告诉妹妹，被打时要么还手，要么报警，得做出反应，而不是记在心里，秋后算账没有用。在伍蓉的印象中，妹妹倔强和隐忍的性格，使得她一直没能下决心彻底离开徐林，“我们都是留守儿童，小时候连手机都没有，出现问题习惯自己解决，而不是靠父母或者是靠亲戚。我们的性格都会有这样一些隐忍的特点。” 长期帮助被家暴妇女的公益律师李莹认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权力控制，它不会自动停止。许多女性难以摆脱暴力环境，一是现实条件限制她们的选择。包括经济实力不足、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等等。其次，长期遭受家暴会导致受害者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心理，表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家暴受害者在意志摇摆中无法离开暴力环境，甚至在离开后可能再次回归。据美国家暴热线的统计，一个受虐者平均要经过7次的努力尝试离开，才能真正离开一个施暴者。在徐林老家的重庆市和谦镇某村，一位住处和徐家相距几百米的男性邻居对这家人印象深刻。据他讲述，徐林的父母早年离婚，徐的母亲“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不讲理”，“午饭或者晚饭，一句话不对劲就打起来，他们家吵架也不关门。” 他家和徐家做了多年的街坊，平时会避免和这家人结交。前年，这位邻居看到伍琴出门洗衣服时脸上带着乌青。周琼和小两口一起生活过。在她眼里，除了暴力，她觉得徐林对女儿的日常生活也多有控制。伍琴曾在镇上的幼儿园当幼师，她喜欢带着小朋友排演节目，每天跳跳蹦蹦。徐林看到伍琴手机上小孩的跳舞照片，“说要一家家地去调查，看她有没有乱来。伍琴穿裙子、染头发，他都要管。” 2024年4月19日审判结果宣布后，《凤凰周刊》记者拨通了徐林母亲的电话，她说，徐林的姐夫去了庭审现场，她通过电话得知了儿子被判死缓，但她不太清楚死缓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2024年1月3日，本刊记者也和她有一次简短的通话，她的语气听起来疲惫而无奈，只说，“现在事已至此，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们也很少在家里面。感觉这一塌糊涂，反正很寒心的。”随后挂断了电话。截至发稿时，我们也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徐林的父亲，但未收到回复。被困住的女人在伍琴的老家，二十岁的女孩结婚成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伍蓉也很早就结婚了。她们拥有几乎是复制粘贴的相似人生轨迹——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在老家是由奶奶带大的留守儿童，读完初中就到上海跟随父母打零工，学一门电脑的基本技术，找个人结婚，回老家生娃——最大的不同在于，伍琴姐姐的丈夫和婆婆，待她如自家人。由于伍琴和丈夫都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每个月养孩子的钱主要靠广东打工的徐林父亲汇款两千。用伍军的话说，伍琴长期过着“手心向上”的生活，很憋屈。“有时候连家里买盐、出门打几块钱的车，都只能找徐林或婆婆开支。因为钱的事情，他们经常吵架。” 到后来，伍蓉发现妹妹生活都成问题了，“只有出没有进，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家人借三五百。” 在重庆老家和江苏昆山打工的婚姻生活时期，争吵成为常态。周琼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吵架后伍琴从昆山跑到上海父母家。徐林的姐姐带着全家人来到伍家，再次为弟弟道歉。有邻居看到，周琼那会儿忙前忙后做饭招待，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吃饭——矛盾看似解决了，但伍琴回去之后，又陷入之前的恶性循环。作为年轻的妈妈，伍琴的生活枯燥而简单，她没有什么朋友，微信通讯录里只有几十个好友。她在重庆老家的朋友，也是全职妈妈，和她聊天也几乎都是是分享带孩子的经验。在上海的出租房附近，曾和伍琴一起遛娃的大姐杨海慧记得，伍琴买东西很节俭，在超市里看到超过两百块的东西，就会放回货架。单位发的零食，她都省着带回家给孩子。在弟弟伍豪眼里，姐姐伍琴很有自尊心，“虽然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经济困难，她还是会尽力给孩子提供别人家孩子也有的东西。” 伍琴的生活轨迹几乎都是围绕着孩子。2022年上海疫情结束后，她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找到一家工厂的文员工作，周一到周五上班、接送孩子，周六日就在家洗衣服做家务，带孩子逛逛公园。生活好像正在回到正轨。伍军记得，伍琴会给同事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有一次她的女领导结婚纪念日，开玩笑说了一句“老公没送过我花”，伍琴第二天就带给她一朵毛线编织的花。闲下来的时间，她会在网上找教材，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送给同事们。她跟妈妈说，“一直织毛线，是不想让双手和脑子停下来。” 伍琴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总是在编织毛线娃娃在最后的凶杀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伍家都受到徐林的骚扰。男人以各种借口出现，有时候是找伍琴要回孩子的旧手机，有时候是要电瓶车。他会突然出现在厨房的窗外或大门外。周琼记得，有一回没关大门，他静悄悄地走进来，站在正在炒菜的伍琴身后。还有一次他来家里争抢一个红色的行李箱，拖着就往外跑，周琼跟在身后边骂边追。 “之前说他，不能打人，夫妻间吵架正常，但打人就是违法的。后来也劝他，好聚好散，离婚、好好商量孩子怎么带。”伍军说，他察觉到危险，开始报警。至少有三次，伍琴见到徐林来了，打电话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来过最久的一次，待了十多分钟，劝俩人和和气气地说话。由于没有实质性冲突和伤害，社区民警只能调解，并未正式立案。这些年来，伍军记得，徐林写给女儿的保证书原本有三份。除了保留下的这一张纸，之前两张被徐林偷偷拿回去撕掉了，没能成为家暴的证据。因为长期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伍琴患上了胃溃疡。在老家的婚姻时期，伍琴曾告诉妈妈，不想活了。“说出门看到河，甚至想跳下去。我害怕得睡觉不敢关手机，每天都和她打电话确认安全。”周琼回忆道。失败的逃离离开并没有想象容易。 2023年2月，伍琴向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离婚请求被驳回。她在离婚起诉书中表达了对这段婚姻的失望：徐林多次实施家庭暴力，还虐待孩子，无故骚扰其父母。徐林否认。他称，双方感情一直很好，夫妻关系没有破裂，伍琴所说的是编造和虚假内容，提出离婚也是一时冲动，年轻夫妻之间偶有摩擦争吵属正常现象，他坚决不同意离婚。当时为伍琴代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伍分泉记得，伍琴要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但是男方态度反复，“一会儿说愿意离婚，过会儿又说不愿意，变去变来的。他真实的想法在法庭上表达出来，是不愿意离婚。” 伍琴提交给法庭的家暴证据不多：下巴流血的自拍，房间地板上的血迹，以及一段她说是徐林掐儿子脖子的视频——是2022年夏天双方分开生活期间，徐林发给她的。这段只有9秒的视频中，儿子的脖子被一双手掐住，小孩痛苦到紧闭双眼，两只小手试图扒开脖子上的手，他只有3岁，被紧压在床上，挣扎呜咽着，甚至说不出话。 “从证据的完整性角度来看，自拍不能说明是徐林打的，虐待孩子的视频里只有手没有徐林的人脸，显然都不足以被法官所采纳和重视。”伍分泉说。什么样的家暴证据才可能让法官考虑？律师李莹给出的答案是，“第一，家暴的受害者要达到鉴定的轻伤程度，构成刑事责任标准；第二，需要充足证据，比如能证明是同一个施害者打了多次，还要有全面的报警记录。” 在对家暴证据的认定上，律师李莹形容其严格程度是，“严到我们在实践中几乎很难看到被认定。”她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在提供家暴证据的离婚案件中，不到20%能够被法院认定构成家暴。在伍分泉接触的离婚案件中，伍琴的结局是“最极端的”。震惊之余，他也在思考，即便是伍琴离婚成功，就真的能彻底逃离凶手吗？ 2023年初，离婚请求被驳回之后，他曾告诉伍琴，如果还想离婚，就彻底分居，为第二次提起离婚做好准备。伍琴被杀害前不久，还在咨询他离婚的一些问题。伍琴试过很多次逃跑和离开。伍军和周琼回忆，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伍琴至少有前后两次，分别从重庆老家、昆山，逃到过父母家。2022年是最彻底的一次。那个3月，她简单捎上衣服和日用品，跨上电瓶车，独自骑着车从昆山开往上海。出走应急的钱是从爸爸那儿借的。半天骑行，电瓶车的电用光，她在中途住了一晚宾馆，充电，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彼时，上海因疫情还未解封，伍琴被拦在父母租住的小区外，在外漂泊了几个月。据周琼表述，女儿生前说过，她先是到一家职业介绍所，缴纳五百块钱，被介绍到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卖五金，住在一辆厢式货车里。厕所在货车旁边，吃饭得去超市抢购面包。过了几天，又去了浦东区一个职业介绍所里帮人找工作，拿提成。为了多挣些钱，她瞒着妈妈，去方舱医院当志愿者，一天能赚两百块钱，虽然辛苦，但她说“这是自食其力挣的钱”。 2022年5月，伍琴总算结束漂泊，和父母团聚。为了住得宽敞些，也为了躲开徐林，他们搬到同一个小区，也就是现在的住处。但不到一周时间，徐林还是找了过来。他偷偷地把孩子单独留在了门口。周琼和来串门的邻居聊完闲天正送人离开，开门就看到外孙在门口，仰着头看着她。“就像扔一个小狗一样扔在门口”。周琼心软，决定帮女儿负担起抚养外孙的责任。 2023年5月下旬，伍琴的尸体火化后，还是被安葬在徐林的老家。在她的墓地旁，有青山流水。周琼对此解释称，两人的老家离得很近，就在一座山的两侧，“伍琴和凶手离婚没离成，理论上还算那家的人。” 其实，离伍家在上海租出租屋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松江区反家暴庇护中心”，设置在松江区救助管理站内。救助站一共五间房，主要是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但伍家人并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对后来律师提及的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一无所知。对于25岁的伍琴来说，她的生活中曾短暂出现过希望。伍琴的手机里，留下许多日常生活场景的照片 2022年的那个春天，伍琴逃到上海之后，父母记得，女儿曾表达过决心，谁都不要再劝她，她宁愿死，也不会回去。这是她决心最大的一次逃离，未曾想也是最后一次。女孩喜欢看晚霞，那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很多橘色绚烂的云彩。在朋友圈里，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为数不多的分享是祝父母生日和节日快乐、孩子的点滴进步、自己又新尝试了哪些美食菜谱、学习英语的打卡记录等。姐姐记得，抵达上海后的伍琴曾剪掉及肩长发，留起一头利落的红褐色短发。还发自拍问她，“帅不帅？” 那时，妹妹说，要用新发型来迎接新生活，从此独立坚强起来。

网络图片“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不开来当保洁了？”几乎每个转行做保洁的年轻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质疑。毕竟在世俗观念中，保洁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干的都是些脏活累活，如果不是别无退路，很难想象有年轻人愿意主动投身其中。但事实是，年轻的从业者，甚至是年轻的高学历从业者，正不断涌进家政行业。保洁的脏和累是真的。入行一年九个月，“90后”江岳数不清自己打死过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闷热的夏天遇上难度系数较大的单子，垃圾发酵的味道几乎要将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对于入行兼职刚满三个月的“95后”研究生张晓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态。由于过多接触清洁剂，他的双手经常脱皮，指肚上的指纹都快被“烧没了”。陈浩凡仍记得第一单收费的单子是2000元，他和三个伙伴连续做了三天三夜。张晓的手/受访者供图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江岳觉得，他们这帮做保洁的年轻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过各种各样的苦后，他们变得更加务实，最终在保洁的“苦”中收获到了自己渴求的价值。 1、一份“纯粹”的工作走进厨房，映入眼帘是瓷砖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点以及大片黄色油污，然后是锈迹斑斑的灶台；随手翻开一个纸箱或挪动一个架子，十几只蟑螂逃窜四散，随之而来是尖锐的爆鸣声。这是陈浩凡团队2021年年底在B站上传的第一个保洁视频。三四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统一的黑色短袖与深色背带裤，手脚麻利，分工明确，视频里的短短一分半钟，屋子便焕然一新，变得既整洁且温馨。陈浩凡今年27岁，安徽人，2018年从部队退伍。在进入保洁市场之前，他在教培行业做过几年销售。据他观察，退伍军人选择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练或销售。不久疫情来袭，教培行业生存困难，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长们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卫生方面有更高的诉求，而传统家政无法满足，于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艾媒咨询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776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亿元，增长近3倍，未来将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2027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000亿元。据行业协会测算，我国家政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实际需求超过5000万，是较为少见的供不应求的行业。年轻的保洁员们与堆满垃圾的屋子/图源：马俐管家保洁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陈浩凡觉得，这一行的发展潜力大，门槛相对较低，况且部队卫生要求严苛，搞卫生恰巧又是他擅长的领域，值得一试。2021年，他拉了三个退伍的朋友一起，筹了十几万，注册了“超级管家”公司，并经营起自媒体账号，将清洁过程配上欢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进而获取客源。年轻人爱看这类视频，能从清洁前后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压”，“90后”江岳也爱看，尤其爱看“马俐管家”的视频，他喜欢看把东西打扫干净的过程，也喜欢里头年轻的保洁员们轻松自在的相处氛围。2022年7月，他决定加入这个保洁团队。江岳厌倦了复杂的办公室生态。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设备公司做销售，对错综复杂的职场关系怨言颇多。譬如，A领导跟B领导不和，但是两个领导同时安排下来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没法不得罪任何一方，总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有同事间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下级巴结上级，类似的事见多了，他觉得没劲。他很喜欢目前的状态，虽然身体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纳师，实际做了清洁师，享受把脏乱的屋子收拾整洁带来的成就感。他这两年被调到了运营岗，但单子多起来，他也常去一线参与保洁。两份工作薪资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区间内，但做保洁“更纯粹一点”。他的同事也都是“90后”“00后”，彼此玩得来，偶尔干活会开启“PK模式”，看谁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数量更多，无论输赢都觉得开心。“没有那么多组织框架，大家就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客户的单子做好，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对应的回报。”垃圾旁，墙面上爬着几十只蟑螂/图源：马俐管家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截图“（他们）基本都是看过视频，觉得工作很解压，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江岳的同事来自各行各业，除开占相当大比例的退伍军人，还有搞销售的、搞业务的、外卖骑手、进厂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员构成中，本科生的比例达到了50%，大多有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经历。江岳没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转行的原因，但要说这群人有什么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体很累，但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他们乐意吃保洁的苦。 2、研究生，上岸保洁在“乐意吃保洁的苦”的年轻人中，张晓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张晓是“95后”，目前在广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专业读研究生，兼职做个人上门保洁已有三个月。在他接触的做这个兼职的人中，老一辈居多，本科以上学历的几乎没有。他刚开始兼职保洁时，是跟着家政团队一块，“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压榨得很厉害”。他一边做一边留心别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学懂了便决定脱离团队，自己单干。再加上本身当过兵，又爱整理，他一路收获了很多好评，如今已积累起稳定的客源，时薪能达到50——60元，“算是比较高的”。他有一个黑色的大双肩包，平日里装的是电脑、充电器和书本，做兼职时则装满了除胶剂、除油剂、小苏打、百洁布、地刷等各类清洁工具，大概“两个西瓜重”。周边同学中知道他在干保洁的不多，常调侃他又“出门钓鱼”。张晓发布的小红书帖子张晓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六点起床，吃过早餐，七点前抵达离学校１公里的地铁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在客户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到达。跟客户确认过需求，张晓便进入房间，从天花板、墙壁，再到柜子、各种死角，最后再进行收纳、收拾垃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得搞干净，到用白手套随手擦拭都不见灰尘的地步。有时上午搞完卫生，他下午就得赶回学校敲论文或参加学术讲座。得知张晓在读研究生，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诧。有一次，一个老客户对他说：“只要愿意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你一个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洁？”在更新保洁日常的小红书账号里，评论区也充斥着不解的声音，甚至质疑他故意造人设。他明白对方没有恶意，也猜测自己的选择在别人看来或许是无能的表现。事实上，张晓主动选择保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次尝试，吃过许多保洁之外的苦。他本科读的是工科专业，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役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跑去国际物流公司做过半年销售。《不止不休》剧照销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资和无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积金到手2600元，再减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个月挣来的钱恰巧只够他“拮据”地活着。电话推销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拨50个电话，只能加上两三个客户。他本身不抵触这份职业，但被拒绝多了，每回准备拨打电话时，他甚至暗暗地祈祷对面不要接听。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户维持联络，两人交谈甚欢，以为马上要谈拢了，到头来发现对方业务与公司产品不匹配，只能空欢喜一场。当时受疫情影响，他感觉物流行业在走下坡路，决定另寻出路，辞职备考。张晓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本”，选择了“多线作战”，同时准备了省考、国考、军队文职考、研究生考试，“几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四点起，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中途还去摆摊卖过“黄酒”，最终意外上岸了花费心思最少的研究生。张晓选择保洁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时间分配和相对丰厚的收入。他的同学大多在大厂实习“镀金”，为日后找工作做准备。对张晓而言，实习需要坐班一整天，时间不自由，补贴少，难以养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单位会给他交社保，让他失去应届生的身份。《不止不休》剧照他做过考研咨询老师，但机构太远，需要坐班，遂放弃；他还做过家教，每周给四个学生上课，时薪在80——150之间，但学校课程和授课时间相撞在夜晚，再次放弃。“在很多人看来（保洁）是比较低贱的”，但张晓对“现实的考虑更胜一筹“，而保洁这份工作确实能够帮他更好地处理当下的状态。他能够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自由协调工作时间，时薪较高，他手脚勤快些，每月能赚六七千。这笔钱足够生活，还能额外给家人一些帮补。“别人能干，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张晓的想法很简单。毕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后都是会感到疲惫的”，保洁也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不想让父母觉得自己很辛苦，并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洁的事情告知他们。２月的最后一天，张晓在自媒体账号上写道：“不管怎么样，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钱多钱少不重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什么都干，存钱最重要。” 3、酸痛，臭味，与成就感入行保洁的年轻人会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苦。身体上的疲惫是显而易见的。张晓爱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两个西瓜重”的书包背多了，再加上搞卫生时需要持续地弯腰，他经常感觉腰酸背痛。有时太痛了，叠衣服时他会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这样的姿势能让他舒服一些。由于经常接触清洁剂，他的手经常脱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纹都被烧没了”，指甲旁还常长出倒刺。常规单是三四个小时，但碰上开荒保洁或面积特别大的单子，需要连续干八九个小时，更夸张的时候，他一天的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会早点睡，早点睡觉就是我消除疲惫的一个方法。”另一个变化是，饮食不再规律。由于体力下降或复杂的现场情况，花在某一单的时间经常会比预想的要长，他只能过了饭点再吃。有时是两个单子时间挨得近，他需要赶去下一单；有时是单子结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铁站搭末班车，张晓总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赶不及吃饭是常事，他一般会到便利店买一两个菠萝包，或者干脆不吃，“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时候都有过，不停地在做”。为了赶上下一单，张晓买了两个菠萝包在路上吃/受访者供图陈浩凡对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强度深有体会。他至今记得第一个收费的单子，他和另外三个创业伙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两点，睡四个小时，然后五六点又起床赶路到客户家中接着干。这一单的收费是两千元，验收完成的那天夜里，四个人又饿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边摊有卖烤全羊，于是花一千多点了一只羊，全吃光了。被大尺度解压清洁视频吸引前来的江岳，发现实际面临的工作环境比视频中“还要恶劣几十上百倍”。同事们做过最夸张的一单，垃圾在门口堆得半人高，搞卫生得爬进去，由于老鼠太多，屋里甚至还有蛇。最可怕的是气味。高温的夏天，狭小的空间，垃圾发酵的味道直窜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没法阻挡。一整天待在里头，人几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实打实的。张晓在进行清洁工作时，时常会遇到害虫/受访者供图张晓本身有通过打扫卫生消除坏情绪的习惯，工作时也“把别人家当作自己家”，每当看到焕然一新的整洁房屋，看到客户满意的笑脸，张晓“看了也觉得开心”。客户特别满意时，还会额外给他转个几十块甚至一百多块。成果是可见的，反馈是即时的，干得多挣得就多，干保洁的年轻人喜欢这套简单的逻辑。对于江岳而言，保洁的意义还在于增长见识和帮助他人。虽然是只占极少数的情况，但他确实遇到过一些需要帮助的个案，譬如患有囤积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着许多动物尸体的中年男人，长期闭门不出、家中堆满外卖垃圾的年轻人。他起初觉得不解，怎么会有人把家弄成这样？后来发现各有各的难处，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他碰见过一个住在老小区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保健品、洗衣液、调料品，光是酱油、生抽就几十瓶，许多早已过期变质。他站在那里，看到老人的手机屏幕里充斥着各种买东西的群，“很明显就是上当受骗那种”，后来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沟通问题。那一单做了三天，老人不愿意扔东西，他们就把上面的灰尘擦掉，摆放整齐，又细细地叮嘱对方如何维持卫生。张晓从客户家中清理出来的垃圾/受访者供图后来他们陆续回访过几次先前服务过的屋主，发现一些人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一个家里脏到“包浆”的老爷爷有意识地改变了卫生习惯，不再被邻居抱怨。习惯是很难扭转的。相当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洁过后又囤积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内，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4、留下的，离开的，徘徊的近几年，随着服务者地位与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务行业正逐渐被人们重新定义，从业人员开始迎来年轻力量。《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月嫂、外卖员、保洁等中国蓝领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蓝领与白领群体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并不乐观的就业环境中，年轻人四处碰壁，变得更加务实，努力地为自己寻求更多可能性和后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视角下“不体面”的保洁。但真正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多。陈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过一位，上一位干了几单后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早早地离开了。“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丝总数超过一百万，和江岳一样带着憧憬前来求职的年轻人很多，但大多数人试岗几天便离开了。大概每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留下来。张晓暂时没想过放弃保洁，但在心里悄悄崩溃过。《不虚此行》剧照一天早上，张晓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为了履行提前几天约好的订单，他还是一大早就背着“异常沉重”的双肩包出发，搭乘一个多小时地铁跨越三个区。抵达客户楼下时，他发现对方给他留的钥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当于白跑一趟。对方提出给他转20块钱，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感觉，很难受，但“再累也得继续完成已经规划好的东西”。他赶在下午前回到学校，把双肩包放回宿舍，买了面包，然后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当没有事发生那样”。他有往保洁方向创业的想法，但更优的选择依旧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间很抗拒考公，闯社会这几年，想法有所改变，在他的预想中，“考上了不说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小康”，公务员的稳定性优于其他行业。张晓在客户家中清理阳台灰尘/受访者供图今年３月，他还去考了传说中的“妈妈开心证”——教师资格证，一是满足妈妈长期以来的愿望，二是给自己多留一条出路。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