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

挂了快一年，降了几轮价，虽然看房的人不少，但有意愿买的寥寥无几。慢慢地我心态开始有些崩了，心想不会第一套房子就砸手里了吧。 最近，各种楼市松绑政策频繁出台，又是“认房不认贷”，又是降低存量贷款利率，各地也陆续放宽限购政策，有些地方成交量开始有所回升。 只是面对这一楼市新动态，感觉跟自己已经没什么关系。这些年来，作为一个飘在北京的内容创业者，卖房变换房，南下变留下，来回“倒腾”房子的经历，让人疲惫不堪，同时又哭笑不得。 01 刚需“上车” 2015年，大学毕业5年的我，连着办了结婚、买房和生子三件大事。 对于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而言，一年之内完成这三件事，压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买房，彼时的北京房价虽然不比现在，但参照我的收入和积蓄，也算得上是天价了。 而我之所以决定出手买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即将出生的儿子促成的。我简单算了笔账，孩子出生后，家里老人来带，一家四口怎么也要租个两室一厅，即便是我当时租住的南五环，一个小两居的租金也得四五千，位置好一点、面积大一点，价格就更高了。 而买一个“上车房”，只要能凑齐首付款，用满120万公积金贷款，每个月还贷5200，基本跟房租支出持平了。而且结婚有了孩子，租房搬起家来也不方便，想想还是咬咬牙“上车”吧。 在跟媳妇取得共识后，我便开始在租住的亦庄及其周边看房，一边看房一边凑首付。 当时我们俩的积蓄，加起来满打满算不到60万，想要上车附近的小两居，还是有不小难度的。于是，我在管同事和朋友借钱的同时，也让在老家的父亲帮着想法子凑一些。 俗话说，求人办事矮一头，更何况是借钱这种事，所以我是两头准备着，两头也不抱大希望。即便如此，父亲在老家筹钱发生的一段不愉快，还是大大改写了我对人性的看法，也彻底打消了我借钱凑首付的念头。 “这钱要看借给谁，借的人将来还不还得起”，当父亲转述某个同辈至亲的这句话给我听时，我当即在电话里边告诉他，不用在老家凑钱了。 于是，我将看房的地点锁定在了亦庄附近的旧宫。这里号称北京房价的洼地，虽然在南五环里边，离城区也更近，但房价却要比亦庄便宜一些。更重要的是，就我们手头的积蓄而言，勉强能够得上这里的小两居。 ▲北京楼市（图/图虫创意） 在跟着中介看了一阵房后，北京楼市的情绪也开始起了变化，不少条件稍微好点的房子，挂出来没多久就出掉了，基本不给买房人考虑时间。就我们当时的预算而言，可选的房子实在是有限，加上房价看涨情绪愈来愈浓烈，我们最终定了旧宫一个板楼小区的顶层，而且没有电梯。 定这个房子的原因，除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一个小两居，然后之前业主家，也是一对夫妻加上一个小男孩，老人过来帮着带小孩。聊了几句，又看了看房子的格局和保养情况，感觉除了楼层高要爬楼有点烦人外，其他倒是基本满足我们的需求。 就这样，我们在办完过户手续后，赶在儿子出生前一个多月搬了进去。虽然媳妇挺着大肚子，每天爬楼很辛苦，但一想到总算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也就释然了不少。 美中虽有不足，但不妨碍苦中作乐。 02 折腾“换房” 2015年年底，北京楼市量价齐升，房价上涨开始传导到了旧宫片区。当时，因为儿子刚出生不久，一家人忙得焦头烂额，虽然心里庆幸及时上了车，但实在没有太多心思关注房价。 倒是在2016年年中，前业主发来的一条微信，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微信中说，“你们买房赶上了好时候，相当于少奋斗了10年”。 我能隐约感受到他没在高点出掉房子的失落，但转念一想，他卖房是着急给孩子换学区房，那买到的新房子涨幅应该更高啊。我没有回他的微信，因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尤其是那句“少奋斗10年”，更是让我无从回起。 在这个小房里边，我们一住就是7年，期间我们一家子大体还是比较顺的，用我媳妇的话来说，是这个房子还比较“旺”我，因为住进来后，我不论工作还是收入，都算有了不小的提升。 只是住的时间久了，房子作为顶层的毛病，也逐渐显现了出来，下雨天房顶上开始浸水，起初是次卧的一个角，再后来客厅也有了。有几次雨下得大的时候，浸水的地方都开始往下滴水了，给物业打电话要求维修，答复的话术就是各种推脱。 好在北京的雨不算多，浸水对我们生活的整体困扰倒是还好，就是楼顶浸水的那几块地方实在有碍观瞻，然后我和媳妇也有些担心这个因素会影响后边卖房。 时间来到2020年年底，我们的房子满了5年，交易的时候，没有个税和营业税，加上孩子快上小学了，我们又都没有北京户口，想赶在这之前出掉房子离开北京，于是委托中介挂了出去，只是没想到这一挂就是一年半。 我们也知道顶层房子，不论流动性还是价格，都要比其他楼层差一些，但想着毕竟是北京的房子，价格挂低点，卖总归能卖得出去吧。而且，为了顺利出房，我自掏腰包，请师傅给屋顶做了防水，室内也做了粉刷，房子还没卖出去，就已经花了一万多。 挂了快一年，降了几轮价，虽然看房的人不少，但有意愿买的寥寥无几。慢慢地我心态开始有些崩了，心想不会第一套房子就要砸手里了吧。更让我忧心的是，这套房子卖不掉，按各地的限购政策，我离开北京不论去哪个大城市，手头积蓄都买不上什么过得去的房子。 当时，心里边想得最多的是，怪只怪当初买房的时候“人穷志短”，没有多借点钱，哪怕多借个十几万，买一个楼层好一点的，也不至于如此被动，但世上没有后悔药，我们只能进一步降价，静候有缘人了。 直到2022年4月份，在比最初的挂盘价低了40多万后，房子等来了新的买主，最终以264万元的价格成交，虽然比小区同等条件房子高点差了50多万，但这套房子我们还是赚了些钱，只是远没前业主说的“少奋斗10年”那么夸张。 虽然房子卖掉的时间点略显尴尬，因为没几个月小孩就要读小学了，我们要离开北京南下买房定学校，时间上已经很仓促了，但在房子出掉的那一刻，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房子卖掉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南下的目标城市苏州，紧跟着上海也封了，短时内不要说过去买房，就是进去也费劲。 ▲合肥城市景观（图/图虫创意） 于是，我们又想起了备选的合肥。我和老婆都是安徽人，回老家省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一番问询，按合肥当时的限购政策，我们是没有购房资格的，而在不久前，我们是能走人才落户购房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合肥前几年房价涨太猛，还是什么其他因素，这个政策当年到期后不给续了。 两个目标城市都买不了房，但两个地方的入学政策，又都要求学校跟房子挂钩，临时过去租房更是来不及。那时候，我真的有一种被各种“政策”精准针对的感觉，限购、防控、入学，哪一个关卡能通，都不至于那般被动。 犹疑了几天后，我们被迫放弃南下打算，开始匆忙在北京看房，因为按北京的入学政策，名下没房的我们，租房时间来不及，不买房，孩子就没学校上了。而且，就算是买房，时间也很急，北京幼升小5月份就要做信息采集了，我们必须赶在这之前把房子敲定。 03 有了资格，没了买房的钱 因为时间紧急，我甚至来不及抱怨，就定下了要买的房子，而且这次看房的时间，比第一次还要短。从卖出前边的房子，到买进新的房子，两次交易时间相隔不到两周，以至于后来跟朋友们提起，他们笑我买房跟买菜似的。 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我们也就不去考虑什么学区房了，毕竟买了也没法在北京中高考不是？新买的房子，最终定在了离公司不远的东四五环之间，孩子也就近入了学。 吸取首套房子教训，我们这次选了带电梯的次顶层，算上中介税费，我们不仅掏空了家底，而且还从外边借了不少钱。 买房的时候，虽然疫情比较严重，但从房产交易中心排队过户的情况看，整个市场还算热闹。多年打拼的那点积累，换来这么一套房子，换了孩子一个入学资格，内心可谓五味杂陈。 而且，因为第一套房子没加杠杆，买了顶层，导致最终出手困难，再买房的时候，我选择了加杠杆，过上了每天睁眼就要还钱的日子。 现在想来，当时之所以出手，除了情势所逼外，对未来个人收入，多少还是存有一些侥幸心理的。在这一点上，自己的见识，甚至不及在农村的老父亲，他劝我实在不行，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买房、换城市都是大事，后边观察观察再做决定。 后来发生的一切，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而言，父亲给出的方案是最为合理的。因为就算我能顺利在苏州或者合肥买房，过去一年多光景，这两座城市绝大多数房子，也都是在震荡下行。至于我在北京的房子，那肯定也是逃脱不了这波大势了。 难怪老话总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这回算是有了切身的体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到了2022年8月份，合肥开始放松限购，我突然又有了在那里购房的资格，可惜有了资格，我却没了买房的钱。前不久，这座屡屡因房价涨幅出尽风头的城市，又全面放开了限购，苏州的情况也差不多。 北京楼市虽然明面上价格跌幅不大，但挂盘越来越多，成交量越来越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房子在链家的维护人，常常跟我感慨，今年是她从业二十年，最难做的一年，她本人连着两月没开单，带的两个徒弟也因为业绩惨淡先后辞职。“现在不要说卖房了，就连往外租，都比往年差了很多”。 图/图虫创意 “在中国买房能致富，这个信仰算是崩塌了吧？”深夜，朋友圈一个雪球大V发了这样一条状态，我默默点了个赞。 其实，在2019年后很多人买的房子，搁到现在都不赚钱的，甚至不少还亏了。只是在今年之前，大家虽然眼下亏了钱，但始终相信终有一天，房价还能涨回去，但今年以来，这么想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 在这一涨一跌的楼市大浪潮中，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被动地跟着逐浪前行呢？毕竟在中国，房子除了居住属性外，还牵连着其他很多你人生中无法舍弃的因素，比如说孩子教育。很多时候，我也不想折腾，但总有一些不可控因素，不由得我不折腾。 北京新买的房子，换来了孩子暂时入学的资格，但长远而言，我还是要因为户口因素折腾一次，只是那一次要是再涉及到房子，我真的没信心能折腾好了。

身陷债务泥沼的中国大陆地产巨头“中国恒大”公告，中国恒大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恒大系”包括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均“再度”在香港交易所暂停交易。 陆媒今(29日)披露，许家印前妻丁玉梅7月下旬得知中国有企业家因许家印被边控后，已买机票离开香港，更透过“技术性离婚”，拿走恒大数百亿分红。有目击者表示，许家印被捕时甚至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可见其涉案程度严重。 根据陆媒报道，在有有关部门通知的情形下，所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先前外媒所称的“居住监视”有所不同。 中国刑事法律专家解释，所谓“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为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 中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5种。如果被刑事拘留，应该会羁押在看守所。 目前，中国官方对于许家印具体控诉的罪名还不清楚，但由于许家印的犯罪对恒大以及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推论可能涉及多项罪名，案情非常複杂，可能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釐清。根据了解，在相近时间段内被带走的恒大核心成员，还包括许家印二儿子许滕鹤(Peter Xu)，他曾主导恒大财富的工作；主要负责恒大系资金运作的恒大前CFO潘大荣；恆大地产集团、恆大物业集团前董事长甄立涛。

加拿大爆发住房危机以来，那些被闲置，数年甚至数十年无人居住的房产被指责是原因之一。在温哥华列治文市的一个社区，就有一座豪宅已经施工将近20年了，但一直无人居住荒废至今。 图源：Google Maps截图 这座多层楼独立屋，部分仍然被包裹在防护物之下，窗户被防水布覆盖。地址为4171 Dallyn Rd.，距离Cambie和No. 5 roads不远。 从2022年6月的Google街景照片，与上周拍摄的最新照片的对比可以看出，至少有一年时间，两辆白色卡车似乎一直停在有围栏的房子前。 城市记录显示，这个占地9500平方英尺的房产目前总价值为2,330,000元，税金为6,781.37元。 列治文市发言人Clay Adams说，自2004年以来，这个房产一直在缓慢的装修。 他说：“最后一次市政检查是在六个多月前，所以现在轮到房产所有者列出下一步的建设计划了。” 图源：RichmoodNews 财产搜索显示，该物业在2000年12月以现金方式出售，价格为23万元，目前显示有两名房主，他们住在BC省的Delta。 Adams证实，由于过去六个月内未对这座房产进行重要工作，它的建筑许可已经失效，如果业主希望继续建设，他们将不得不重新申请许可。 他补充说，为什么物业没有“按时”完成可能有很多原因是跟城市无关的，包括财务问题、个人健康和家庭纠纷等。 然而，城市鼓励房主“尽力完成项目，而不是半途而废”，并与法规团队合作，确保4171 Dallyn Road等地的场地保持清洁，符合城市法规。 Adams说：“我们尽量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同时也认识到对邻近社区的影响。” 上周，新闻报道了另一座似乎被抛弃的在建房产。 位于7931 Sunnymede Cres.的价值390万元豪宅，市政四个月前最后一次检查过。 如果未来两个月内不进行建设，它可能也会失去建筑许可。

温哥华市政府正考虑检讨为受保护景观免被遮挡而对建筑高度设限的一些指引，以扫除发展住房和经济的障碍。 市议员裴智励（Peter Meiszner）提出动议，指示市政府检讨其「视野锥保护指引」（ View Cone Protection Guidelines），以「衡量受该指引影响而潜在可以增建的额外住房、工作空间和公共设施的数量」。 该份指引的部分内容被指已经不合时宜及／或不切实际。 有关动议预计将会顺利获得通过，市政府将分别于今年低及明年第二季，完成中期及最终检讨报告。 视野锥保护政策制订于1989年，原意是确保市内一些重要的公共场所，可以观赏到北岸（North Shore）的山脉景观，例如从女皇公园（Queen Elizabeth Park）山顶，经百老汇中区（Central Broadway ）及市中心眺望，被列为「3号视野锥」（View Cone 3 ）。 视野锥政策凌驾于市内的社区规划和一些在特准指定地点兴建较高建筑的条例政策，并且一直是市府在审批建筑计划申请时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 这些视野锥限制了建筑物的潜在高度和形状，从而影响了住宅和商业楼宇的密度，以及各种建筑用途的财务可行性。 裴智励指出，部分视野锥已经不合时宜，例如景观可能已被大树遮挡。 「我们希望确保真的能够实现目标，即提供更多的住房，同时又能兼顾保护温哥华的自然美景。」 图：温哥华市政府

 温哥华一名租客表示，业主是一家拥有63个单位的物业公司，他日前接到对方通知，声称公司一名物业经理的子女需要入住其公寓，因此他必须迁出。 马田（Ron Martin）居于温哥华希瑟街（Heather Street）的公寓单位已有十多年，他刚收到业主以挂号信向他发出搬迁通知，指示他要在11月30日之前搬出，因为业主的孩子需要入住该单位。 单位业主是一家名为Hardy Enterprises的公司，拥有该公寓整幢合共35个单位的建筑物，以及另一幢位于基斯兰奴区（Kitsilano）的公寓大楼，两处合共有63个单位。 「所以，他们想赶我搬走是荒谬的。」马田说：「我的业主显然是有动机的。」 他认为业主希望把租金提高到市价水平，因为他现在每月需支付的租金仅 1,056元。他指出，同一大厦的类似单位，租金高达2,000元。 尽管马田每月是向拥有该单位的公司交租，但该公司在驱逐通知书中，把物业经理赫维茨（Kathryn Hurwitz）列为业主，并指她的子女将会入住该单位。 田土厅文件确认，单位的业主是Hardy Enterprises公司，而非赫维茨。 该名物业经理向马田提出，在同一柏文有单位空出时，可安排他入住，但需要重新签订租约。 按本省租务规例，业主与租户在同一单位续租时，需受政府所定的加租上限约束，但如果租户搬迁到另一单位，租金加幅则不受限制。 马田已向住宅租务处（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提诉，聆讯将于明年1月4日举行，他暂时不用搬迁，但假如聆讯结果是业主胜诉，他就要在48小时内搬走。 他指双方有约在先，业主的行径令他感到不满。「我已经按承诺准时向他们交租，那他们的承诺又如何呢？」 (网上图片)